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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

谭其骧 · 2018-06-03 · 来源:保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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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了山西在国史中的重要地位。文章体现了谭其骧先生历史地理之学胸怀家国天下的唯物主义知识本色。柳宗元有名篇《晋问》,盛赞晋之山河金铁名马盐宝,文公霸业,唐尧遗风,谭先生本文堪称现代《晋问》,为我们展示了三晋大地最凝练的千年历史画卷。

  保马编者按:

  山西历史悠久。在历史上,山西曾多次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为谭其骧先生应山西史学会之邀在山西大学所作报告的记录。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了山西在国史中的重要地位。文章体现了谭其骧先生历史地理之学胸怀家国天下的唯物主义知识本色。柳宗元有名篇《晋问》,盛赞晋之山河金铁名马盐宝,文公霸业,唐尧遗风,谭先生本文堪称现代《晋问》,为我们展示了三晋大地最凝练的千年历史画卷。本文原载于《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感谢作者授权。

  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

  ———应山西史学会之邀在山西大学所作报告的记录

  现在的山西,在全国,在华北,都不过是一个一般的省份,并不突出。但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好几次,山西在全国,至少在黄河流域,占有突出的地位,其重要性有过于今天的山西。

  首先应该从远古时期说起。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一可以证明山西在远古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在国内已发现的七八十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山西占了二十几个。从南边芮城县的合河遗址,襄汾县的丁村遗址,一直到北边朔县的峙峪遗址,阳高县的许家窑遗址,都是旧石器时代有名的文化遗址。到了新石器时代,山西境内的文化遗址就更多了。仰韶文化遗址遍布全省。雁北地区又有一部分细石器时代的遗址。这说明山西在石器时代是全国的一个文化中心。

  再从传说中的古史来看,唐尧、虞舜、夏禹时代的首都都在今天的山西南部。尧都平阳就是现在的临汾,舜都蒲坂就是现在的永济县蒲州,禹都安邑在今天的运城县境内。关于尧舜禹的都城虽然还有各种不同传说,有的说在山东,有的说在河北,但在山西的传说却比较可信。因为有关他们的活动范围的传说主要在山西。比如传说夏禹出于西羌,那个时候的西羌应该就是指今天山西境内的羌族。整个夏朝的主要活动范围,就在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所以,从尧舜一直到夏朝,山西,主要是晋南,是当时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

  商朝起于东方,它推翻了夏朝后,山西就失去了重要性。到了西周初年,周成王将其弟唐叔虞封在山西,旋改国号为晋。不过西周时的晋国并不很重要。到了春秋,晋国就发展成为黄河流域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

  春秋初年,黄河流域的强国是郑国、齐国,到了中期和晚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晋国则是黄河流域第一流的强国,率领华夏诸中小国和长江流域的霸主楚国相抗衡,这就是历史上著称的“晋楚争霸”时期。而晋国的中心就在山西,前期的首都在绛,亦称翼,在今翼城县东南,后期迁于新田,亦曰绛,故址在现在的侯马。

  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是谓三晋。三晋都是当时的大国,初期的魏和中期的赵还是数一数二的强国。三晋的首都初期都在山西,赵在晋阳(今太原市晋源),韩在平阳(今临汾),魏在安邑(今夏县北)。只是到了中期以后,才先后离开山西移向河北、河南的平原地区。魏国由安邑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赵国由晋阳一迁中牟(河南汤阴),再迁邯郸(河北邯郸市)。韩国由平阳一迁宜阳(河南宜阳),再迁阳翟(河南禹县),再迁郑(河南新郑)。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和战国初期,山西在华北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战国中叶才稍形衰落。

  到了秦汉时,山西在政治上就不太突出了。但是晋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还是比较发达的。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讲到当时各地的民风习俗,认为三河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三河即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河东郡就是今天山西的晋西南一带。这一地区地狭人稠,可见经济文化是比较发达的。太史公还特别讲到杨和平阳两县的人特别会做买卖。杨就是今天的洪洞县,平阳即今天的临汾。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山西境内有许多少数民族在活动,山西又显得重要起来。这种变化,渊源于东汉时代。

  在上古时代,山西境内就有过许多少数民族。甲骨文里有许多“羌”,可能就在山西境内。西周时,山西也有很多少数民族在活动。见于商周记载的燕京之戎在今晋中太原附近一带,条戎在中条山一带,余无戎在晋东南一带,西落鬼戎在晋西北。春秋时,晋中、晋南到处分布着赤狄惑咎如、东山皋落氏、潞氏、留吁、铎辰等部落,此外太行山中还有骊戎和长狄瞒,三门峡的北岸还有茅戎。西周时的晋国并不太强大,到了春秋时逐渐把山西南部、中部的戎狄并吞,才成为中原最大的强国。但雁北一带还有代、林胡、楼烦等戎狄,到战国时又为赵国所吞并。经过长期的接触兼并,戎狄羌胡逐渐同华夏融为一体,因此到了秦和西汉时,山西境内基本上都是汉族了。

  东汉初年(光武帝时),又有新的兄弟民族进入山西。这时北边的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部分,南匈奴投降汉朝,东汉政府就让他们入居汉朝境内。从此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沿边八郡都分布着匈奴部落。八郡中雁门、定襄两郡在今山西雁北、忻县地区,代郡一部分在今山西忻县地区,一部分在今河北张家口地区。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一部分匈奴南向抄掠,随即定居在河东,即今晋西南一带。献帝建安中,曹操分其众为五部,使散居于“晋阳汾涧之滨”,共有三万余落。

  西晋初,又有大批匈奴人从塞外搬进山西。这时山西全境共分为七、八个郡,差不多每一郡都有匈奴杂居,北部诸郡,甚至“胡多于民”。

  在封建时代,当汉族所建立的王朝比较稳固时,对境内的少数民族总是剥削、压迫得很厉害,因此一到汉族王朝的统治势力衰落下来,少数民族当然就要起来造反。西晋末年就是这种状况。西晋末年,就是公元四世纪初,山西境内的匈奴酋长刘渊首先起兵发难,造西晋统治者的反。304年刘渊起兵离石(今离石),建号汉,不久即迁都平阳(今临汾)。刘渊死后,其子刘聪在311年攻克了西晋首都洛阳,俘了怀帝,西晋被迫把都城迁到长安。316年刘聪又打下了长安,俘虏了藩帝,灭亡了西晋。这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从此开始了一百几十年所谓“五胡乱华”、五胡十六国各据一方的局面。

  结束这一黄河流域战乱局面的,也是以山西为根据地的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

  鲜卑族原来居住在蒙古高原,分成好几支,其中拓拔鲜卑这一支逐渐向南迁移,到了曹魏时代,已把重心迁到了盛乐,即今内蒙的和林格尔。西晋末年,乘中原大乱,又继续向南扩张,占领了雁北地区,338年建国号为代,376年为前秦所灭。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386年拓跋部复建代国。复国后当年就改国号魏,398年,把首都从盛乐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北朝的第一个朝代——北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439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到了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才把首都从平城搬到河南洛阳。这是由于孝文帝热心汉化,想消灭南朝,统一全国,而雁北地区长期为少数民族所居住,北魏时,已经基本上没有汉人了,都城建在此地,不利于他的汉化政策,所以才决心排除保守势力的抵制,毅然把首都迁到了黄河流域的汉文化中心洛阳。但在此前半个多世纪,在今山西的平城一直是整个北朝的统治中心。

  迁都洛阳后不久,只隔三十多年,北魏的实际统治中心又回到了山西,这是由于山西境内,又有一种少数民族——契胡兴起。契胡到底是一种什么民族,现在还搞不很清楚。北秀容(今朔县一带)契胡尔朱氏为领民酋长,至六世纪二十年代魏明帝时,尔朱荣以功都督并、肆、汾、唐、恒、云六州,驻晋阳,这六州差不多就等于今山西全省。

  528年,北魏发生宫庭政变,胡太后杀了明帝,另立幼主。尔朱荣乘机举兵自晋阳南下,立孝庄帝,沉太后及幼主于黄河,杀朝士二千余人,进入洛阳,控制了朝政。他一度想迁都晋阳,后来又放弃了这个主意,留下几个心腹把持朝政,自归晋阳。于是北魏的实际政治中心从河南的洛阳转移到了山西的晋阳。不久孝庄帝诱尔朱荣入朝杀之,荣的从子尔朱兆又从晋阳起兵入洛,执杀孝庄帝。荣部将高欢又起兵讨灭尔朱氏,立孝武帝于洛阳,自为大丞相,居晋阳,仍然是尔朱氏掌握政权时的格局。534年孝武西奔长安依宇文泰,高欢改立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高欢仍以丞相居晋阳,留亲信于邺执朝政。欢死子澄继,澄死弟洋继,所以东魏一代十六年,魏帝虽都邺,实际政治中心一直在晋阳。550年高洋篡魏,史称北齐。

  北齐一代二十七年,以邺为上都,晋阳为北都,皇帝经常来往于两都间,晋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有过于邺。故周武帝伐齐,以重兵直指晋阳,晋阳既克,太行山以东也就一举而定,北齐就此灭亡。由于晋阳在北朝后期地位极为重要,所以北周灭齐之初,还在晋阳设置了并州宫和六府。并州宫是皇帝的行宫,六府是仿照中央政府的规制设置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分设机构。到形势稳定后,才予以撤销。

  可见,从四世纪初刘渊起兵一直到六世纪后期577年北周灭北齐,山西在北中国的地位一直很重要,平阳、平城、晋阳,先后更迭成为很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中间间断的时间极少。

  隋唐大一统时期,山西的地位虽没有南北朝时重要,但仍有相当的重要性。

  隋代的并州(治晋阳),是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政治军事中心。隋文帝初582年,置河北道行台于此,以次子晋王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为尚书令。“河北道”指整个大河以北地区,包括今山西、河北、北京、天津二省二市和河南、山东的一部分。589年罢行台,改置并州总管府,晋王广、三子秦王俊、五子汉王谅相继为总管。史称谅为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距黄河,五十二州皆隶焉。”改行台为总管,只是一种体制上的改变,辖境当仍旧。其时并州不仅是大河以北的政治中心,并且是“天下精兵处”(《隋书·汉王谅传》),所以文帝一死,炀帝即位,汉王谅遂发兵反。杨谅虽然失败了,十三年之后,太原(607年改并州为太原郡)留守李渊乘隋末大乱起兵,很快就进兵攻克长安,并终于完成了统一,唐朝取代了隋朝。

  唐朝一代都很重视这个王朝的发祥地并州(618年改太原郡为并州)。初年置大都督府于此,690年武则天(她是并州文水县人)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之外又建并州为北都。795年中宗即位,罢北都。723年玄宗又升并州为太原府,复置北都。此后二百年太原一直是全国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政治中心。

  山西继两晋南北朝之后再次对全国历史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其所以到这时又重要起来,还是由于此时山西境内又兴起了一个少数民族。

  东汉魏晋时匈奴、鲜卑等族迁入山西,匈奴建十六国中的汉,即前赵,鲜卑建北魏,还有一个跟着匈奴迁入山西的羯族,也建立了十六国中的后赵,对四至六世纪的历史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唐朝初期,匈奴的后裔稽胡,还有在山西一带活动的。但此后这些少数民族即不再见于记载,想必是已同化融合于汉族。可是旧的少数民族融合不久,唐中期以后,又有一支新的少数民族——沙陀族,进入山西。

  沙陀本是西突厥的一支。突厥族原来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阿尔泰山区,公元六世纪五十年代灭柔然,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六十年代西破犷达,疆域展至中亚的阿姆河流域。八十年代分裂为东、西突厥。西突厥占有今新疆及中亚西亚地,并有一支移殖到今天的新疆东北角天山东端的北麓,和当地的土著印欧语系白种人融合在一起,形成沙陀族。这些沙陀人还保持着白种血统的相貌。

  唐朝前期,沙陀人属唐朝统治。到了“安史之乱”后三十余年,即八世纪末,唐朝在新疆的势力被来自西藏的吐蕃逐出,沙陀便成了吐蕃的属部,并被迫迁到河西走廊张掖一带。九世纪初,沙陀人不堪吐蕃的压迫,举部东走,投奔唐朝,唐朝政府就把这支沙陀族安置在今陕北的定边盐池一带。不久,又进一步内徙今山西太原和雁门关南北定襄、朔县、山阴一带。从此山西北部就有了沙陀族,代北沙陀军在当时是最雄劲的部队。

  沙陀酋长本姓朱邪,由于投奔了唐朝,屡立战功,唐朝赐姓李,官至节度使。九世纪末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朝统治者慌了手脚,下诏赦免沙陀酋长李国昌、克用父子杀害云州防御使之罪,使“讨贼(指黄巢起义军)赎罪”。李克用终于在883年收复长安战役中功居第一,父子二人一个做了代北军节度使(镇代州),一个做了河东节度使(镇太原)。国昌卒,克用又南取昭义(治潞州),北取大同(治云州),以太原为中心,占领了山西的大部分,895年进爵晋王,建立了唐末和五代后梁时代的晋国。

  公元十世纪初,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初期,主要是沙陀人的晋国和汉族人的梁朝之争。梁朝的地盘很大,但晋国的武力很强。最后还是晋国打败了梁朝,建立了后唐朝。后唐首都虽然在洛阳,但仍把太原府建为北都,又叫北京。后晋、后汉的首都在开封,太原仍为北京。

  五代的五个朝代中,有三个朝代都是以太原府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建立的。第一个是李克用之子存勖建立的后唐,第二个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石敬塘建立的后晋,第三个是刘知远建立的后汉。而这三个小王朝的创建者在称帝之前,都是前朝的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乘机夺取黄河流域的大部分,从而一幕一幕地演出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剧。

  在宋太祖所进行的统一战争中,曾两次派大军攻打自后周以来割据山西的北汉,两次兵临晋阳城下,但都未成功。直到其弟宋太宗时(公元979年,即宋太祖开国称帝后的十九年),才攻下晋阳,灭了北汉,完成了统一事业。

  如上所述,可见在唐末五代,山西在黄河流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五代中的三个小王朝,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建立的。有两个割据政权,五代初的晋国和五代末的北汉,也都在山西建国。而晋阳城在这一时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宋王朝完成统一事业过程中,晋阳是最后一个割据势力的中心,也是最顽固的一个城堡,宋军费了很大力气才攻下来。又鉴于唐末五代的教训,中央政府内部一乱,总是以晋阳为根据地的一个新的势力建国割据,进而争夺天下。因此在宋太宗打下晋阳之后,就烧毁了这个千年古都晋阳城。但这个地区又不能没有一个行政中心,就改太原府为并州,移置阳曲县的唐明镇,这就是今天太原城的所在。至一O五九年复改并州为太原府。

  由此看出,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这是因为,山西处于黄土高原的东部,它对河南、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而言,都是居高临下的,这在过去一刀一枪打仗时,是很占优势的地势。又因为盘踞山西的割据势力大都是强悍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武力很强,因而能攻则取之,退则守之,长期割据称雄。

  北宋王朝统一中国后,山西不再是割据中心了,这和分裂时期比起来是比较不太重要了。但宋以后的山西,也有很值得讲的地方,特别是在金元时代。这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形成中心,而是因为在经济文化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元时代,山西的经济文化比它邻近的地区发达。金朝统治着秦岭和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金史·食货志》中特别提到:“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山西西南部在金时称平阳路)。它是金朝境内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拿《金史·地理志》中各路的户口来比较,当时的户口密度比河北、陕西都高,可见那时山西的农业比河北、陕西发达。

  经济发达自然要推动文化的发展。当时,统治南方的是南宋,统治北方的是金。南宋的印刷业中心(也就是文化中心)在首都临安(今杭州),金的印刷中心却在平阳,而不在首都中都(今北京)。

  再就金国科举制度来看,金全国分十九个路,凡文化发达的地区,一个路设一个考区。文化不发达之处,到临近的考区去考试。当时的山西分为三个路,晋北地区称西京路,晋中地区称河东北路,晋南称河东南路。(辽改云州为大同府,建西京,领西京道。金改称西京路,辖境为以今大同市为中心的雁北地区。雁门关以南的地区称为河东,河东分南北两路,以太原为中心的地区叫河东北路,以平阳为中心的地区叫河东南路。)全国十九个路,共设十个考区,而山西的三个路,每一路都设有考区。

  《金史·文艺传中》中记述金朝一代的文人、学者,山西人占的比重很大。特别是金末元初,山西出了两个全国第一流的文人。一个是元好问,一个是刘祁,这两个人不仅当时很有名,而且到后代也很出名。元好问是秀容人(今忻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刘祁是浑源(今浑源县)人,刘家在金朝一代出了好几代由科举入仕的文人,时人称刘家的家乡为丛桂窟。到刘祁青年时,金朝灭亡了,入元后他著的《师潜志》这部书,很有史料价值,后人修《金史》多取材于此。

  现在讲一讲元代。商税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与否的一个标志。我们看《元史·食货志》中的商税记载:晋宁路(元代把河东南路改为晋宁路,河东北路改为冀宁路,西京路改为大同路)的商税,在华北一带仅次于大都路(元代首都,今北京),远在其他诸路之上,不论是山东的济南,河北的真定、大名、保定,都赶不上它。冀宁路的商税比晋宁路稍差,但和真定、大名差不多,而在保定、顺德、广平等路之上。可见金元时山西的经济在华北地区是比较发达的。

  由于经济发达,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金元时代山西的戏剧事业也很繁荣,现在研究戏剧史的人都要到晋南去找金元时代的戏台,这是保留至今的最古的戏台建筑。

  过去几千年历史,都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在正常情况下,平原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要比高原地区好,那为什么在金元时代,山西高原的经济文化反而要比邻近的河北、关中平原地区发达呢?这种情况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由于宋金、金元时期,平原一带受战争的摧残比较严重,山西受的战祸则比较轻,比较太平,所以在这一段时期内,山西的经济文化比邻近的平原地区发达。

  由于在金元时代山西始终是华北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很稠密的地区,且元末明初的战乱也不严重,所以到了明代初年,就显得人口特别稠密;而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地区,经兵炙之后,人口很稀少,于是就发生了明初的大举移民。

  关于明初的移民,见于《明史·食货志》记载的有洪武年间曾迁山西北部(山后)和东南部(泽潞)民于河北,又曾迁山西民于安徽江淮间和河北、山东,河南一带。永乐间又曾迁山西中部、西南、东南部“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河北)”。明初山西移民的出发地见于历史记载,虽然晋中晋南晋北都有,可是根据民间传说和河北人的家谱,则河北人极大部分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还不太清楚。有人推测,可能是当时山西大部分移民在搬迁之前,都在洪洞集中,然后出发,当然不可能都是洪洞人。除洪洞县外,还有一部分河北人认为祖先来自“山后”,山后指今天的雁北地区。这可能反映当时晋北的移民直接搬到河北,不经过晋南。

  明清两代基本上是全国统一的时代,所以山西在政治军事上并没有多大重要性。农业也不突出,邻近的平原地区赶上来了。这时山西好象不太重要了,但在工商业方面,山西的商人在明清两代是很出名的。山西人善于经商,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有记载。到了明清两代,山西人会做买卖的这个传统更进一步发展,对全国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许多明清时代的笔记里,都提到山西的富商。例如《五杂姐》里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府),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渔盐为业,藏银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广志绎》里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山西的商人靠贩卖什么呢?主要是把山西解池的盐、潞安府的潞绸,还有煤、铁等运出去,把长江下游的布运进来。潞安府的潞绸是从明代开始兴起的。山西当时的冶铁工业也很发达。明代全国有十三个冶铁所,山西就占了五个。

  在明代,山西的边境城市大同的繁华也是很有名的。谢肇制《五杂姐》:“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陲所无者。……谚称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大同的妇女何以以美丽著称?显然并不是明以前大同妇女不美,到明代时变美了,而是明代大同的都市经济发达,妇女的穿戴也讲究起来了,所以看上去很美。促成大同繁荣的有二个原因:一是由于大同是边境城市,驻扎了大批军队,所以全国的财富大量输往大同消费。二是对蒙古的互市。明朝和蒙古和好时期,大同是对蒙古贸易的主要市场。明朝设有防边九镇,称为九边,大同是九边中最繁华的。

  明代的山西人做生意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明代商人经营的范围只限于当时在明朝版图内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到了清朝,随着王朝版图的逐步扩大,山西商人的经商范围也扩大到了东北三省和内外蒙古等边远地区。甚至远达俄罗斯的莫斯科。因为这种跑北路边疆和国外的商队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骆驼,被称为骆驼帮。

  由于山西商人经常出远门经商,要走很远的路,带很多的银子不方便,也不安全,特别是到了清中叶以后,地方不靖,携带现金更感困难,于是山西商人经营的汇兑业便应运而起,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山西票号。开设票号的多是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的商人,全国各地,主要是黄河流域,还有长江、珠江流域,到处都有他们的分号。这些票号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经营官商汇兑。到清代后期,山西商人的票号基本上控制了全国金融,所设分号远至日本、俄国。每年获利约达五百万两。山西的票商在清代是同盐商、行商(广东十三行)齐名的全国最富有的商人。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银行发展起来了,票号才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票号大部分相继倒闭,少数几家则一直存在到三十年代。如上所述,可见明清两代山西在全国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

  今后的山西再不可能成为全国政治上的中心,因为全国统一,再也不会分裂了;山西也再不会成为黄河流域农业上的重心了,因为和平时期高原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总比不上平原优越。但是山西今后还是会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的,因为山西的煤最多,铁很多,发展重工业的条件是很优越的。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山西的煤、铁工业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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