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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邓小平到底参加过遵义会议没有?

老田 · 2018-06-2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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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说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就已经开始在第一层次领导人圈子内外晃悠过,后来甚至还指挥过“淮海战役”什么的、亲自履行过第一圈层的决策职能,多年来所做的“肯定论证”工作不少,似乎未能提供使人信服的过硬依据。

图片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在党史研究出现“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争论,应该说这个问题是邓小平自己亲自出马造成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大体上与毛后时代共产党内部出现“个人与组织关系颠倒”的大格局有一致性,这个时期很多高官选择性地忘记了是个人首先要服务于组织目标,反过来强调共产党组织或者组织历史要服务于个人积累政治资本的需要,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历史重写事件。

  在现实世界的一切组织中间,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政府机关,单独的个人都是低于组织和要服务于组织目标的,但是,特殊时期会出现各种把过去的组织历史服务于个人资本积累需要的潮流,从而在根本上颠倒个人与组织的各系,这个特殊时期通常总是会在历史剧烈转轨时期出现。所谓的西路军问题,乃至于遵义会议出席人员的争论,无不与个人与组织关系颠倒有着因果关系:现在组织的历史要更多地服务于个人政治资本积累需要——这往往体现为炫耀“老子一贯正确”或“老子从前就很牛”。

  在个人高于组织的颠倒性关系确立之后,许多原本极为明晰的事情也会被搅得云遮雾罩,甚至,有时候进行拨云见月据以澄清史实的努力,反而是不对的了。

一、话题和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在1957年之前,不存在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话题和问题,遵义会议现场经过多方取证的布展内容,也不包括邓小平的位置。

  1958年邓小平首次在遵义会议现场,提出自己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意见,在1965年邓小平第二次到访之前才在会议布展中,匆忙加上邓小平的位置,由此才产生了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的疑问。文革期间清北的大学生进行过调查取证,做出了“否定论证”;到了1980年代官学党史机构则反过来进行“肯定论证”,此后出版的回忆录中间多有附和“肯定论证”的响应文字,但在说服力方面大有欠缺。

  据文革期间新北大公社相关大学生的调查取证,1958年邓小平到遵义会址现场参观,首次提出自己参加过遵义会议。事后,展览馆方面多方求证未获证实,七年时间内未修改布展内容。1965年9月中旬,地方官员在得知邓小平即将再次来访,在此压力下才匆忙依据邓小平个人的意见,在会场布展中间加上了邓小平的位置。[1](详细内容见附录)

1967年清北大学生调查取证形成的两份文献,对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事均做了“否定论证”。

  在官方党史界做出“肯定论证”之前,文革期间的大学生造反派曾经做过较为详实的“否定论证”,依据清华大学一些战斗队的大学生调查核实,遵义会议之后确实对“为受王明路线错误地打击的同志平了反”,“在江西反‘立三路线’时,‘毛、谢、古、邓事件’的受害者也得到平反。”虽然邓某“一向是‘立三路线’的信徒,可这次却得以沾他人之光,滥竽充数,挣得一笔政治资本,成为军团政治部属下的宜传部部长。”[2]这个大学生调查取证形成的文献,说邓小平受到打击并非因为是站在毛主席正确路线一边,而是受到李维汉的“宗派主义”打击,也还是有旁证的。1939年毛泽民去苏联治病期间应季米特洛夫之邀,阅读文件并就李德问题向共产国际提交书面报告,报告中间指出:“搞宗派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罗迈(他是湖南人,即李维汉),当时他任中央组织部长,是博古最出色的助手。”[3]在宗派问题之外,似乎还有着个人之间的冲突在内,邓小平的前妻金维映(李铁映母亲)被李维汉挖了墙脚。

  在后续的官方党史写作中间,为了给邓小平参加过遵义会议做“肯定论证”,党史官学界给邓小平安上“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头衔,说他是以这个名义出席了会议,甚至还给邓小平安上一个职责“担任会议的记录”,1935年“1月15日-17日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通称为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的记录。”[4]

二、亲历者回忆资料的相互校验及其问题

  从各种党史文献可知,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之外,还“扩大”了各军团的司令员和政委,邓小平恰好不包括在这两类人当中。由于邓小平明显不属于这两类正式代表,因此即便是他出席过会议,也肯定只能是列席人员,有些历史文献就是这么定位的——“邓小平、伍修权和李德列席了会议。”[5]

  在出席过遵义会议的人员19人(加上邓就是20人)中间,很多人写过回忆文章或者回忆录,1935年陈云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间提到遵义会议,但没有提及与会者名单;刘伯承在1962年军事学院谈话中间,较为具体地回忆了毛泽东与教条宗派的分歧,也没有提及与会者名单。[6]《彭德怀自传》中间没有提及与会人员,李卓然回忆文章《参加遵义会议》(1986年)也没有提及与会者名字。

  1980年代之后有机会出版回忆录的高官,多有响应“邓小平出席遵义”的文字,但也存在着种种区别。《聂荣臻回忆录》说邓小平出席过会议(2005年出版),伍修权和杨尚昆的回忆录都提到邓小平出席过遵义会议,但说法上差异不小。相关人士回忆录,在出版前需要通过党史官学机构的审核,这些回忆录中间包含邓小平出席过会议的响应文字,并不奇怪。

  较为详细地列举遵义会议出席人员名单的回忆录有两本,伍修权和杨尚昆的。与伍修权(1991年回忆录)完美响应说邓小平是以“党中央秘书长”出席遵义会议不同,杨尚昆回忆录则指出邓小平是以“中央队秘书长”身份出席会议的,响应不够完美。1991年出版的伍修权回忆录是这样说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和刘少奇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和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以党中央秘书长身分参加了会议。李德也被通知出席,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7]

  伍修权在较早时期,还提供过另外一个“更完美”的说法——“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8]与伍修权的两种说法均有不同,杨尚昆回忆录是这样说的:

  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遵义会议之外,其他的参会人员是各军团“被扩大”的与会人员,“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富春同志代理);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我;五军团的李卓然(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湄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八军团已经撤销,没有人参加);还有担任《红星报》主编、中央队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9]

  邓小平本人说法前后差异甚大,直到1968年7月,他所写《我的自述》中间,说他自己直到遵义会议之前职务,一直是说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没有提及他担任所谓“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的只言片字,也未提及他参加过遵义会议。(见附录)据邓小平文革前的自述中间的职务定位,对照他在长征早期所履行的职责(办油印《红星》小报),能够较好地与文革时期清华大学生做出的“否定论证”吻合。清华大学学生在文革期间做出的“否定论证”认为:在遵义会议之后,邓小平获得平反和一次提职机会,从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提拔为宣传部长,这也比较吻合遵义会议纠正教条宗派的状况。

  拿官学机构的“肯定论证”结论,对照文革时清北学生们做的“否定论证”成果,以及邓小平《我的自述》内容,显然,“否定论证”在逻辑和事实上较具可信度。

三、作为中介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问题

  在邓小平是否出席过遵义会议的“肯定论证”中间,一个重要的中介问题是他的任职职务,从这里可以观察到职务和职责的对应性,恰好,这也成为“肯定论证”的最大逻辑短板。结果邓小平是否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就一同成为疑问,综合各种证据分析,邓小平担任过中央直属队秘书长的可能性较大,在“教条宗派”手下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相比较而言,清华大学学生在文革期间所做的“否定考证”结论,说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之后荣升“军团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长”职务,还比较靠谱,下图是小平同志当年负责出版的油印小报一份,时间是红军进占遵义之前且在突破乌江天险之后。

邓小平办的《红星》油印小报,转引自《红军在黔北》(画册)

  至于伍修权同志说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严重不靠谱。遵义会议批评意见严厉、被批评者一概不认账,由此导致会议气氛紧张,虽然为团结同志只涉及军事问题而回避政治问题,但人事变动问题并不适合一次解决,连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的人事调整也是挪后到“鸡鸣三省村”政治局会议上才完成的,怎么可能为一个“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单独举行选举呢?这看起来很有点“高级黑”的感觉。

  从邓小平自身的处境来说,显然,在遵义会议之前是受到批判打压的人选之一,在“教条宗派”那里邓小平并不吃香——说邓小平在教条宗派手下还得到了空前重用,甚至还当上“中共中央秘书长”什么的,不太容易让人相信了。不过有史实可查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邓小平确实担任过一次,这是中共八大之后担任的“总书记”职务——等同于秘书长。但是,有些党史官学机构硬说邓小平不只是担任过这一次秘书长,而是先后三次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这就只能够先打个问号了:

  “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后,二十三岁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他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留在国内的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遵义会议前,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10]

  后来说邓小平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此类“肯定论证”的“主要根据是:第一,邓小平在填写的履历表中,这一时期一直填写的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第二,邓颖超说过,遵义会议,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第三,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中国主要领导人的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本人,邓小平说他是1934年底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这个有关部门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传略内容中文版于1988年正式出版——《邓小平传略》,上述所引内容就是出自这本书,主要证据来自邓小平自己填写的简历和口述内容。此外还有一条旁证是“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刘英,刘英说,遵义会议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往作战部队,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工作由她接替。”[11]但在索尔兹伯里自己的书中间,说法有所不同:“据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或按照刘英的说法,他担任‘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索尔兹伯里准确地指出:就职务和职责进行对照而言结论会大有不同:“这个职务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12]

  据陈云在共产国际的汇报材料,《红星》报是红军机关报,假如官学机构说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可信的话,显然就出现了严重的职务与职责之间的不对称状况,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长期越俎代庖去办军队机关报,长期从事职务“中共中央事务”岗位职责之外的办报业务,完全没有留下中共中央秘书长应履行业务的任何证据——“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若其为真,则明显是匪夷所思的长期严重越位和串岗行为。

四、“肯定论证”自身诸种证据的相互检验

  从官学机构自身考订的党史线索对照,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除了“特意”出席过遵义会议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并未参加此前政治局召开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此后政治局在鸡鸣三省村和扎西开会,邓小平也未参加,同时各次会议均未请邓小平从事秘书记录工作。不过,有一个伍云甫同志,倒是真有很多次记录重要会议的工作经历,其职务是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他本人的长征日记也是考订长征期间很多史实的重要文献依据。

  我们看看官学机构编撰的《邓小平年谱》,所记录的邓小平在长征那段路上的工作内容,以及政治局各次会议的状况。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进行战略大转移。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被编在第二野战纵队,该纵队也称红章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共青团等单位组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10月20日主编《红星》油印版第一期。27日出油印版第二期。11月9日出油印版第三期。14日出第四期。25日出第五期。27日过湘江时扔掉笨重的油印机,此后依靠手摇油印机了。12月上旬过老三界后出第六期。12月11日或12日通道会议召开邓小平未参加。12月15日黎平会议召开邓小平未参加。在此期间,军委一二纵队合并,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据说邓小平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13]

  1月19日随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北上。1月26日随军委纵队到达土城。2月5日随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政治局开会邓小平未参加,也未作为记录人员出席。2月9日随军委纵队到达扎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邓小平未参加,也不是记录人员。[14]

  关于邓颖超和刘英都担任过中央秘书长这样的职务,也很是出人意料之外,多次受人驳斥。为此圆此一说,有人撰文说邓颖超和刘英担任过的是中央直属队秘书长职务,如果此一说成立的话,显然,邓小平充其量是接任过直属队或者军委纵队的秘书长。不过,这个职务级别甚低,合并前的“第二野战纵队”(红章纵队),邓小平是处在老对头李维汉手下(江西苏区整邓小平的就是李维汉具体下手的);合并后的军委纵队,纵队一级主官有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叶剑英和政委陈云等人,正职主官刘伯承和陈云受邀参加了遵义会议,副职叶剑英则未曾受邀。从叶剑英副司令员未受邀与会的状况看,军委纵队或者中央直属队秘书长受邀出席遵义会议的可能性,即便是有也不会太大。而军委纵队的下一级主官如李维汉(合并后是军委纵队下属三梯队主官),就低于遵义会议扩大范围(军团长或者军委纵队主官级别),故此未曾受邀参加遵义会议,他的直接下属邓小平(假定他未担任过直属队秘书长职务)反而出席了,这个可信度有多高,可以继续争论下去。

  也就是说,无论邓小平是否担任过中央直属队秘书长职务,受邀参加遵义会议的可能性,都不会太高。

  如果甩开是否出席遵义会议的具体问题,直接从邓小平一生的职业生涯着眼看问题,就会发现他原本资历很老,属于建党时期的老人,在法国入党还在莫斯科的党校短训班培训过。红军草创时期,他作为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和红军的头号政治领导人,很接近于共产党第一层次领导人圈层的边缘。他回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之后,其地位显著下降了,这主要是受到1931年“崇义开小差”政治污点的影响,在被作为“罗明路线”代表人物批判之前,就早已经跌出了第一层次领导人圈子了,当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能否达到第二层次领导人圈层都不无疑问。长征开始时,他本人是被总政治部提名“跟到走”,[15]这说明他的命运是操在第二层次干部手上的,地位不会高于第三层次。真正使得邓小平党内地位重新跃升,是从1938年红军东渡山西开始的,他先是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担任129师政治委员(邓之受到快速提拔肇因于他是与一大群“受到张国焘错误路线牵连”的高干混在一起故很容易脱颖而出),这就近乎一路诸侯的领军人物了,这才使他回升到第二层次领导人地位上。等到建国之后,邓小平1952年作为“五马进京”之一并于1956年八大会议上,成为总书记(这倒是相当于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才初步靠近第一层次领导人圈层。

  邓小平在职业生涯中间靠近第一圈层,是经过了1938年和1956年两次“坐直升飞机”完成“两级跳”之后才形成的,硬说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就已经开始在第一层次领导人圈子内外晃悠过,后来甚至还指挥过“淮海战役”什么的、亲自履行过第一圈层的决策职能,多年来所做的“肯定论证”工作不少,似乎未能提供使人信服的过硬依据。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初稿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修订

  附录:相关文献摘录

  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消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邓小平的《我的自述》(摘录)1968.07.05,引自宋永毅等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第三版,2010年】

  注释:

  [1] 新北大公社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邓小平》,一机部材料研究所科技造反队,上海市业余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财革会市百公司科室造反队等联合翻印,一九六七年五月上海,第17-19页

  [2]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老实话》《遵义曙光》编:《邓修外传》,一九六七年六月,第4页

  [3] 毛泽民:《关于博古、李德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给共产国际委员会的书面报告》,载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4] 杨胜群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6页

  [5] 徐占权编著:《解读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6] 刘伯承:《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提纲节录)》(一九六二年七月刘伯承在军事学员的谈话记录稿),原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

  [7]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0-121页

  [8] 伍修权:《生死悠关的历史转折》,载星火燎原编辑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9]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10页

  [11] 徐占权编著:《解读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12] 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电子书,第十三章“绵里藏针”

  [13] 杨胜群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1-114页

  [14] 杨胜群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6-117页

  [15] “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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