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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 | 抗战时期毛泽东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智慧

李振 · 2018-07-09 · 来源:湘大毛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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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预见、底线思维、应变意识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智慧的几个侧面。回眸历史,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对美外交工作的过程中,发挥了务实性和灵活性的原则,根据不同时期美国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不断地修正认知,适时转化应对策略,一度取得中美军事和政治合作的良好效果,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贏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指导中共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彰显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毛泽东所表现出的对世情时局的战略预见、自力更生的底线思维、审时度势的应变意识等政治智慧,是值得认真学习和总结的。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抗战过程中,美国给予了中国很大的支持。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保持高度关注,在指导中共开展对美外交工作的过程中,彰显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度的政治智慧。 

战略预见:窑洞谈话,预言中美抗日格局

  战略预见是着眼于事务和时局发展的前景来做决策,要求决策者具有见微知著的判断力和预见力。毛泽东是党内的战略预见大师,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兵民是胜利之本”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的战略预见一再被中国革命的进程所证明。

  美国记者斯诺把毛泽东称为“窑洞里的预言家”“红色预言家”,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与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便预见到中美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日作战有关。

  1936年时,中国还处于局部抗战时期。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破坏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门户开放格局的行径,美国一方面希望可以限制住日本的进一步行动,维护在华的门户开放格局,另一方面则极力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所以,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在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不干预”的“孤立主义”。

  伟大的战略预见,需要的是那种“起于青萍之末”中看到“风暴”可能来临的判断力。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取得“落脚点”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有了系统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条件,进而开始独立自主谋划党的各项工作的政策和方针。在国际形势的研判方面,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与中共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指出,美国几乎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

  有了“太平洋战争”的必然性判断,毛泽东和中共自然提前预见到美国对华政策由“孤立主义”向“援助中国”的转变。在那个时候中美合作抗日”的战略格局,便开始在毛泽东心中筹划,所以,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中,毛泽东很自信的表示,“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并相信美国届时将会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

  历史的发展进程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预见。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不久,以中、美、英、苏为首的26个国家在1942年1月1日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美成为了战时盟国,开始共同对日作战,毛泽东在六年前即已预见的中美抗日格局确立了。

  抗战时期,毛泽东战略预见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对美国在二战中“先欧后亚”战略的洞察。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述中日战争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时,指出:“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在战争前夜和战争爆发时,“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毛泽东所指的“欧洲第一、东方第二”,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二战中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实行,对美国制定对华外交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得出这一前瞻性的战略预见,比1941年3月英美两国正式明确执行“先欧后亚”战略,早了两年半的时间。

二、底线思维:自力更生,明确抗战的基本支点

  底线思维,是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估计到最坏的结果,做好最坏的准备,就能够在困难真正来临的时候,比较从容的找到解决办法。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待“美国援助”的态度是,一方面积极争取,另一方面强调中国抗战的基本支点是“自力更生”。

  1938年时,毛泽东在堪称“中国抗战大战略”的《论持久战》中,驳斥了“亡国论”的“速胜论”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条件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和“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而在这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当属“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进一步把“自力更生”凸显为中国抗战的基本支点。

  对于中国能够“自力更生”进行抗战,毛泽东是有信心和底气的。在1937年1月与美国记者史沫莱特的谈话中,针对记者提出的在没有国际帮助的情况下,以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和“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的问题,毛泽东回答道:“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抗战时期,类似“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外国的帮助我们需要,但中国还是以自己为主,人家的帮助为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的表述,在毛泽东和中共所作的指示中多次出现,可见,毛泽东和中共在对待“抗战”和“外援”的关系方面具有清晰的底线思维。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底线思维,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之一,是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十七种困难”。七大召开时,抗战即将取得胜利,党内一派欢欣鼓舞,这时候,毛泽东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会上,他先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接着给大家分析了“十七种困难”,而头一种就是“外国大骂”,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扶蒋反共”。居安思危,越是在形势乐观的时候,底线思维的价值和意义越显珍贵。有了对困难的估计和准备,当困难真正到来的时候,就有了很大的可能去加以应对和克服。

  得益于毛泽东的底线思维,在中国抗战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及其军队在没有获得美国援助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敌后抗战,一度抗击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更具意义的是,抗战胜利时,中共自身力量大大增强,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还创建了19块革命根据地,从而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应变意识:审时度势,转化中共应对之策

  战略目标明确以后,需要去部署、去实施。在战略落实的过程中,能够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与时俱进,探索出更好的方式方法,关系到应变意识的问题。抗战时期,毛泽东审时度势,根据中国抗战的进展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指导中共进行应对,将战略认知的决策力转换为应对策略的执行力,展示了高超的应变意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为战时盟国,美国对华采取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加强了对华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开始积极寻求与美国政府的直接接触。由于中共当时所处的“非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加上国民党反共宣传和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开始阶段,中共与美国的接触局限于接受西方新闻记者采访、在重庆与美国驻华低层级官员会谈交流等途径,双方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联系,直到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才得以建立。对于美军观察组的来访,毛泽东提出了“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强调“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中共中央也作出指示,把争取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任务作为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在“放手合作”的方针指导下,沿海根据地军民为美军积极收集日本海军的相关情报,为迎接美军登陆作战积极做着准备。为了更好的组织中共力量进行抗战,毛泽东在给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的指示中强调,在谈判中,中共代表应该主张按照抗战需求,以抗战成绩为标准,争取美国援华物资的公平合理分配。

  在中共与美军观察组建立实质性接触和初步的军事情报合作的过程中,美军观察组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抗战意愿和抗战成绩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向美国政府建言,要求在华美军与中共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合作,把部分对华武器援助分配给中共军队,以此推进对日作战。遗憾的是,由于美军观察组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所起的实质性作用有限,主张与中共合作的史迪威将军被迫调离中国,此外,在战争后期,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采用了“跳岛”战术,使得中国战场的地位有所下降,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最终,中共与美国的战时友谊没有建立起一个牢靠的基础,中共期待的美援分配也没有如愿。

  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进展,对美国而言,中国战场的作用不再那么重要,美国对华政策开始由“扶蒋用共”向“扶蒋反共”转变。毛泽东审时度势,将自己对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认知,在全党上下进行宣贯,指导中共转化应对之策。

  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飞抵延安,与中共进行了历时三天四轮的谈判。11月10日,双方签订了一项以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为中心内容的“五条协议”。对于这份协议,美国代表和中共均感到满意,然而蒋介石却断然加以拒绝。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将于同年11月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以此对抗中共方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的一系列反动举动,使毛泽东和中共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试图使蒋介石作出实质性让步的条件“根本谈不到成熟”。赫尔利一度试图用美国的军事援助来换取中共的妥协,遭到了中共的果断拒绝。赫尔利调处的失败,既宣告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所进行的谈判的终结,也使毛泽东逐渐感到:“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的”。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对美国再次以“帝国主义”相称,并对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加以批评,明确指出“美国反动派的猖狂”和“注定要失败”的命运。会后,中共开始着手调整对美外交工作的政策方针,根据时局的变化,逐步限制美军在中共控制地区的活动。比如,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为了防止美军利用与各抗日根据地间已经建立的联系进行破坏活动,不再准许美军在各解放区建立通讯机构,停止供给美军机密情报。对于擅自空降到解放区的美军人员,各解放区应解除其武装,不准其通讯和监视其行动。

  抗战胜利前后,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毛泽东和中共积极配合美国调停活动,希望能够通过中立美国,促其赞成中共方面“联合政府”的主张;一旦将来国共内战,也希望美国采取“不插手”政策。后来,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悍然发动内战,最终,政治解决的流产,停战的土崩瓦解,局部战斗发展成全国规模的内战,加上美国放弃了调停国共矛盾的努力,在对华援助分配、运兵抢占战略要地等方面客观上站到了国民党的一边,使得毛泽东和中共对美国的态度由战时“友谊”转变为“直截了当的敌意”,中共与美国的直接外交联络停止了。三年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打败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结语

  战略预见、底线思维、应变意识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智慧的几个侧面。回眸历史,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对美外交工作的过程中,发挥了务实性和灵活性的原则,根据不同时期美国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不断地修正认知,适时转化应对策略,一度取得中美军事和政治合作的良好效果,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贏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

  中国革命的胜利,则充分证明了抗战时期毛泽东应对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整体正确性和实效性。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所表现出的对世情时局的战略预见、自力更生的底线思维、审时度势的应变意识等政治智慧,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总结的。

  (作者简介:李振,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科员,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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