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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论毛泽东时期生产发展的伟大成就及原因

迎春 · 2018-09-2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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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期工农业生产得到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条:一是走逐步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不断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为毛泽东时期。在这短短的近三十年,我国生产的跨越式发展,接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四百年的历程。原因就是毛泽东时期的生产建设,走的是发展公有制经济、逐步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道路。

  一.伟大成就

  以1579年荷兰资产阶级革命,或者以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到1978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历经三、四百年,经过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到以核能、航天工业和计算机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阶段。而毛泽东时期仅仅用了不到三十年就接近了现代化的工业阶段,不仅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还放了人造卫星,生产发展的这种成就,是在原有基础差,外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取得的,应该说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1,实行农业集体化,发展协作力

  实行农业集体化,不仅解放了几亿私有制束缚的个体劳动,形成了集体劳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更由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实行了集体所有,为充分发挥协作力准备了物质条件。

  旧中国遗留下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一家一户是一个经济单位,使用的是手工工具,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这种“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已经停滞了千年以上。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提出“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最后落脚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把几亿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协作”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力(参看《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协作、第十二章分工与工场手工业),打破了几千年农村“田园风光”的宁静,对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在一家一户的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大自然的奴隶,小农经济根本无力改变自然面貌,只能“靠天吃饭”,不可能进行“改天换地”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现集体化之后,劳动力组织起来,土地又实现了公有,出现一个“改天换地”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在毛泽东革命路线和“农业学大寨”口号的指引下,我国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

  A,兴修水利

  修水库。短短的二十多年,8万多座水库拔地而起;以北京的十三陵水库为例。整个库容6000万方,比颐和园的昆明湖大20倍,需动土石方230万方,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条件下,由于先后集中了约40万人参加劳动,形成规模庞大的协作,仅仅用了160天时间就胜利完成。这样的大工程,在土地私有条件下的小农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即使是像大寨大队筑坝造梯田那样的工程,小农经济既没有那么大的劳动能力,也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实力完成。只有在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加上集体经济统一使用劳动力,形成成百上千人的劳动协作,才能够实现这种“改地换天”的大工程。

  扩大灌溉面积。农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近2亿公顷,增长到1978年的4.5亿公顷,翻了一倍还多,(《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97页)就是说几千年积累的灌溉面积,还不及毛泽东时期二十几年建设的成绩大。

  治理大江大河。我国是一个农业国,水患一直困扰着农业生产,尤其是黄河、淮河的水患特别严重。“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是普遍、严重而有历史性的。据历史记载,我国自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共二千一百四十二年间,发生过较大水灾1031次,旱灾1060次,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大水灾或旱灾。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28年华北、西北、西南等区十三省普遍遭旱,受旱县占全国县份1/4强。灾民达1.2亿人,农产品收获量不足二成,很多地方颗粒无收。1931年全国大水,仅长江、淮河流域即有1.2亿亩,水稻损失占常年总产量的38%,棉花损失占常年总产量的24%。清代267年中间,就发生了旱灾201次。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水利失修,山林破坏,旱灾更加严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2日)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经过亿万农民的奋战,“长江、黄河、淮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治理。”还有林县修建红旗渠之类的伟大的工程。农民群众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农业集体化以后,几乎每年冬季都有大量民工上堤修堤筑坝,投入了大量的“活劳动”,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

  秦朝的李冰父子领导修建了都江堰,灌溉了川西平原,受到人们的千年赞赏,但是,和毛泽东时期水利建设的成就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这些成就,不仅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增长提供了条件,而且造福后代,直至今日,我们还在“吃”着当年农田水利建设的“老本”!

  B,耕地改造

  耕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实现了集体所有,为改造土地提供了可能;而集体经济统一使用劳动力,又为改造土地提供了物质力量和条件。农业集体化以后必然出现改造土地的高潮:平整土地、修筑梯田、洼地改造、改良土壤,合理深翻,建设“海绵田”等,各种改造土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大寨大队虎头山的梯田、海绵田就是改造农田方面的典型代表。我曾在山东省安丘县石家庄大队进行过调查,对该村的生产发展、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成就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附录1),可供大家参考。

  这些农田水利建设都是在极端落后的手工工具条件下完成的。当时,不仅没有机械,没有现代的运输工具,就是最简单的轴承也很少,全靠农民肩挑人抬(叫“扁担炖肉”)的简单协作完成。资产阶级学者把我国农民群众污蔑为“蚁群”,把农民群众的简单协作叫做“人海战术”等。亿万农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要依靠协作力量,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初步控制了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和兴修了八万多座水库,扩大了灌溉面积,完成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样的奇迹,不仅在我国的农业史、而且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C,农业生产的增长

  我国的农业总产值(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副、渔的产品总量)1949年仅326亿元,1978年达到1459亿元,增长了3.48倍。其中,我国的粮食产量1949年为11,318万吨,1978年增长到30,477万吨,增长了约1.7倍,年平均增长3.5%(《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49、158页),基本上解决了我国9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1949年,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说过:“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0页)而毛泽东时期,我国的农业沿着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发展,不仅解决了建国初期5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而且基本解决了二十世纪70年代9.6亿多人的吃饭问题,生活水平还逐步提高,并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条件,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D,农业现代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52年我国农业机耕面积仅13.6万公顷,1978年扩大到4067万公顷,增长了298倍;1952年,灌溉面积中机电灌溉面积为31.7万公顷,仅占1.6%。到1978年机电灌溉面积达到2489.5万公顷,比1952年增长了77倍还多,机电灌溉面积在全部灌溉面积中达到了55.4%;1952年,我国化肥施用量仅7.8万吨,那时广大农民还不“认”,被称为“肥田粉”,到1978年,化肥施用量达到884万吨;1952年农村用电量仅0.5亿度,到1978年则达到253.1亿度。

  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不仅逐步实现机械化,而且科学实验也在农业中逐渐普及。一些公社、大队、小队纷纷建立了科学实验队、组,科学种田得到了推广。山东省石家庄大队的实验队购置了仪器,可以对土壤进行定点化验,帮助队长指导生产,年均亩产稳定在1800斤的水平。

  总之,农业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取得了长足进步。

  E,社队企业的发展

  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生产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大队、公社还促进了农村工付业的发展,一批社队企业迅速崛起。队办工业的产值由1971年的38.8亿元,增至1978年的170.1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3.6%,上升到11.7%(《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50、151页),开创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转移到工副业,但人不离开乡镇。

  总之,短短的二十几年,我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一个“死沉沉”的小农经济海洋,逐渐转变为机械化、现代化的繁荣、幸福的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公有制、农业集体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发展,还使农村中的一些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并就地发展了农村的社队企业,大大地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水平。

  2,现代工业的发展

  旧中国的现代工业基本上是空白,连火柴、钉子也叫洋火、洋钉。1952年全国仅生产自行车8万辆,连手表也生产不了。(《中国统计年鉴》1983 242、243页)短短的二十几年,我国由“工业几乎等于零”,仅有一点点轻工业的国家,发展成为轻重工业并重,能够独立装备像攀枝花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等这样的大型企业,而且成为世界上能够生产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的少数国家之一。所以说是:“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参看《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A,发展速度快

  从产品总产量看,工业总产品1952年为100,1978年为1598.6,增加了将近15倍,年均增长11.2%,这是非常高的发展速度。

  当时的高档生活消费品“三转一响”:自行车由1952年的8万辆,增长到1978年的623万辆,增长了近78倍;缝纫机由6.6万架,增长到424万架,增长了64倍;收音机由1.7万台,增长到1167万台,增长了686倍;手表由无到有,1978年生产了1351万只;生产资料产品:钢产量由1952年的135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了23.5倍;原油由0.66万吨,增长到10,405万吨。总之,无论是生活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有飞速发展。(《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4、243页)

  短短的二十几年,就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这种发展速度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属罕见!

  美国的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曾经长时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化工业革命时期为这个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这和散布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谬论相比,更符合事实,更科学。

  我们不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而运用物质产品的指标: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等,是因为物质产品的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等指标,反映的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增长。而西方经济学的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反映的是货币支付的活动:包括纸币、有价证券的倒买倒卖,甚至包括了国家机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货币支付,这些根本就不属于经济领域的活动。可见,国内生产总值是非常错误的指标。有人说:“1952年至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45亿元。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很高,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当时我国根本没有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人民公社生产的粮食等农产品,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算入国内生产总值没有?计算了多少?亿万农民改土治水的劳动,怎么计算“服务费”?计算了多少?等等。总之,我们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根本不是科学指标。对于这一点我们专门有文章批判,这里就不多涉及。

  B,产业结构合理

  毛泽东时期不仅发展了轻工业,而且发展重工业;工业内部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工业总产值由26.4%,上升到56.9%;轻工业的比重则由73.6%,降至43.1%;(《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0页)不仅发展了消费品的生产,重点发展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用现代机械武装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双手,用机械代替了手工工具,为不断扩大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短短的二十几年,我国由一个消费“洋”货的国家,发展到能够自己生产钢铁、原油,能够生产机械设备,自行建设和装备攀枝花钢铁企业、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成昆铁路、襄樊铁路,建设西昌、酒泉火箭发射场,能够制造运10型大飞机、人造卫星、原子弹、氢弹的工业大国,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C,地区分布向中西部转移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仅有的一点工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等几个沿海城市。毛泽东时期的工业建设,逐步向中西部转移,“国家在主要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规模史无前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引自《毛泽东时代的大三线建设》)四川、贵州等三线地区的工业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见附录2),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平衡、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

  D,最重要的是发展了高新技术产业,自主掌握核心技术。

  旧中国既不能造汽车,更不能造飞机。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工业发展,我国既能制造汽车,也能够制造飞机,而且试制了与当时世界水平相当的大型客机运10,并试飞成功;发展了电子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还生产了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等军工产品,开始进入了世界高新技术的行列;特别是自主掌握了这些产品的核心技术,不用仰人鼻息,也不怕别国制裁。总之,我国的工业发展,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广阔的自主发展的前景,说我国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飞跃,一点也不夸张。

  综上所述,毛泽东时期的短短二十几年,我国的经济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农业国。工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发生了变化: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58.6%,下降到1978年的22.9%,而工业则由的25.1%,上升到59.4%。(《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5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不仅发展速度很快,而且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里要重点说明生产发展速度快,质量高,与生产水平高低是不同的两回事。尽管毛泽东时期生产发展很快,但是,由于我国原有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基本上还处于古代手工工具的水平,再加上人口、劳动力的急剧增长,由1949年全国5.4亿人,到1978年的9.6亿,增加了4.2亿,增长78%;劳动者数量由1.8亿,增长到3.0亿(《中国统计年鉴》1982第103页)就是说在中华大地上,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发展,才繁衍、集聚了5亿多人口,而新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短短二十多年,就增加了4亿多人口,劳动者则增加了2.1亿,这在中华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繁荣景象。但是,从经济发展方面看,又增加了很多困难,特别是这些都是社会的主人,必须为人们提供就业、居住、医疗、上学、等基本工作、生活条件,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扔在贫民窟,任其自生自灭。因此,尽管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但是,从生产、生活水平来看,与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尽管机械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仍然还有大量劳动者使用手工工具,进行集体劳动时,被资产阶级学者嘲讽“蚁群”;从消费水平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普及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的阶段,而我国还处于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的阶段,而且有的商品还要凭票供应,被嘲讽为“短缺经济”等等。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时期生产高速发展的事实,而否认生产、生活水平仍然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不能因为生产、生活水平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而否认毛泽东时期生产高速发展的事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有意混淆生产发展速度与生产力水平高低,大肆贬低毛泽东时期生产高速发展的事实,说什么毛泽东不注重发展生产力;说什么毛泽东时期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等,这些都是严重违背事实的谎言。

  二,根本原因

  毛泽东时期工农业生产得到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条:一是走逐步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不断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

  1,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逐步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在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实行了土地改革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到1956年,我国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上就没有拿利润的资本家了。企业领导都和普通工人一样,一律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领取工资,企业盈利全部上缴国库;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与队领导,凭劳动记工分,根据工分分配劳动果实。正是因为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者不存在解雇、失业的威胁,而且保障了劳动者居住、医疗和受教育的权利;企业盈利全部归公;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水平随着提高等等,才会出现亿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局面;才可能有“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大三线建设;才可能会有工农群众积累大量物质财富,不断扩大工农业生产规模;才可能在短短二十几年,把“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上能够生产大飞机、原子弹、人造卫星的第六大工业国。

  发展公有制经济、逐步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是促进生产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1959年至1962年间,我国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和苏修逼债等原因,我国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及农产品供应十分紧张。如果不是实行公有制,一律凭粮票供应粮食,体力劳动者三十斤以上,机关工作人员二十八斤以下,各省市情况不同,供应数量有所区别,总的原则是体力劳动高于非体力劳动等具体措施,当时如果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买卖,整个社会早就“天下大乱”了,怎么还可能取得以后生产发展的伟大成就呢!由于毛泽东大力纠“左”、反对浮夸,把人民公社落实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仅三年时间就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2,不断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

  实现农业集体化,逐步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有苏联的成功范例,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中还比较容易统一认识。但是,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还有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还存在不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只有具备精深理论素养,并且具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马列主义者,才能看清楚实际生活中的两条道路斗争,才能够预见到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广大群众,包括大量参加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党员、老干部,受几千年的私有制影响,却看不到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又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3、487页)指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再国际上的资本主义的影响,所以,毛泽东不断地发起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包括“三反”,“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反对党内外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反攻,巩固、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取得了上述生产飞跃式发展的伟大成就。

  我们必须继续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附录:

  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实现集体化

  ——石家庄大队经济调查

  (注:1980年,《农业经济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的文章说:“风驰电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其说是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发出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一些农民出身、受农民意识影响严重的干部蕴藏的农业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发出来的结果。”并说:“恩格斯在阐述共产主义原理时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我国的合作化运动却不完全是这样---------由此可以断言:一些贫苦农民办起的合作社,不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第二期)为了批评这种观点,我于1981年写的一篇调查报告,主要说明我国农业集体化是有生产力基础的,批判农业合作化是“农业社会主义”观点。由于当时正值社会上大力宣扬“包产到户”,这篇调查报告一直没有面世。现将它上网,通过解剖典型,看我国农业集体化有没有生产力基础?是不是农业社会主义?原标题为《不断改变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经济高速度发展》。)

  安丘县石家庄大队是山东省一个富裕的大队。全大队三个自然村,五个生产队,一个农科队,一个林业队,一个副业队,共八个单位。全大队237户,1191人。有整半劳力484个,耕地1190亩。解放后,尤其是集体化以来,生产迅速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昔日贫穷破落的佃户村,今日已成了富裕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刚解放时,这里的生产水平很低,生活很贫困。1949年粮食亩产只有96斤,全村年末存养生猪仅21头。全部耕地几乎都种粮食,还填不饱人们的肚子,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才199今。去年,在人口增长83%,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占有量上升到1623斤。这一年向国家交售小麦43万斤,比194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还多30万斤,平均每人交售360多斤。去年年末存养生猪1204头,当年交售生猪688头,共14。8万斤,平均每人110多斤。另外,平均每人还交售了60多斤鸡肉。成立高级社的1956年,集体经济总收入仅6。11万元,去年总收入达101。9万元,增长了15倍多,人均分配水平也由30。29元,上升到300。6元。解放前全村有72户逃荒要饭,21户卖儿卖女,52人冻死在外乡。现在,人们不仅不愁吃、穿。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已经普及,而且有十几户买了电视机。过去农户住的是又矮、又黑、又潮湿的小土屋,全村仅有三间青山屋,还是地主收租的帐房。现在已有60%的社员住进了集体盖的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每户一个院落,有院墙、门楼、影壁、厨房、厕所、猪圈、鸡窝等配套的楼房或平房,解除了社员生活上的重大负担,为社员提供了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

  短短的三十年,石家庄大队的经济面貌,不论是生产或生活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原因是什么?

  一,把劲使在改变生产条件上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集体化以来,石家庄大队的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地改变生产、生活条件,从而使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刚解放时,石家庄的生产条件很差。一千五百多亩可耕地分成八百多块,高洼不平,没有一亩水浇地,完全是靠天吃饭。靠汶河南岸的地,大风起时,黄沙压田,要用筢子扒沙才能见苗;村北沙土地漏肥漏水;村南粘土,“下雨粘,干了硬,失了火色耕不动”;当时全村仅有七头牲口,二十多头猪,种地没有肥料。在这种生产条件下,粮食亩产仅一百斤左右,更没有力量发展规模较大的副业和购置机械了。

  集体化以后,尤其是1964年以来,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群众在党支部的率领下,用了十年时间,首先改造了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在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和资金,进行了改土、治水的农田基本建设。

  在改土方面他们主要做了三件事: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平整土地;改良土壤。

  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这个大队地处汶河南岸,由于河岸没有植树,每当冬春季节,狂风起时,黄沙滚滚。天长日久,在河岸上堆积了26个大沙丘,480亩良田几乎被沙子淹没,庄稼十年九不收。为了制止风沙的危害,大队组织了一支由妇女、学生为成员的采集种子队伍,采集了大量刺槐等树种,育成树苗。第二年又发动360多人植树造林,在汶河沿岸建造了一条三、四华里长的绿色防风林带。这些树木现已成材,不仅为集体创造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财富,而且也锁住了风沙,保护了农田,改善了农作物的生长条件。

  平整土地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这个村的北面有26个大沙丘,小的一市亩,大的占地11亩,不仅种不了庄稼,而且威胁着耕地,还有17座古坟;村南有一条臭水沟,长达三华里,平均宽26米;全部耕地分成八百多块,高洼不平,不利于灌溉,不利于耕作,不便于统一管理。大队干部率领着广大社员,硬是用小车、抬筐和铁锨等简陋的工具,搬掉了沙丘和古坟,填平了臭水沟,把高洼不平的工地,按千分之二的比降整平,做到“寸水棵棵苗”;将八百多块土地整成了十八大方。

  改良土壤。这个大队有三百多亩沙土地,有二百多亩粘土地,都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他们对这些土地“开膛抽筋”,从村北把沙土运到村南,又把村南的粘土运到村北,使村北的沙土地和村南的粘土地都变成了壤土地,改变了土壤的理化性状,能够保水、保肥,又易耕易种。

  除了改土外,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原来全村没有一亩水浇地,以后经历了打小土井、引汶提汶灌溉和打机井三个阶段。现在大旱之年,也能保证五、六天之内全部灌溉一遍。集体化以后,陆续打了38眼小土井,买了25部水车,水浇地由无到有,发展到八百多亩。但是靠“手摇辘轳头”灌溉,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也低;六十年代中期,他们开挖了一条五华里长的引汶渠道,并修了闸门及配套建筑,大大提高了灌溉能力和效率;以后又在汶河岸上修了一个提水站,提水灌溉;随着邻近各队引汶灌溉面积不断扩大,汶河常常断水,无法灌溉,他们又先后打成18眼机井,平均每60亩地一眼,从而解决了农作物的用水问题。

  增强土地肥力是他们改变生产条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大队在农作物产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还保持土地肥力的稳步提高。肥料供应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开始由于经济力量薄弱,靠“七挖八换”,挖老墙土、老街土作肥料,以数顶质;以后发展到造肥、沤肥;随着粮食产量的稳步上升,饲料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养猪、养鸡业有了很大发展,每年能供应一万多车优质的农家肥,地力有了可靠的保证;现在除了农家肥外,还根据土壤养分和农作物生长的需要,有针对性施一些化肥,使土壤中含有的氮、磷、钾元素的比例逐步协调。

  由于改变了科学实验的物质条件,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水平也有显著变化。过去由于没有科学实验的条件,全凭经验指导生产;六十年代中期,大队划出29亩地,选拔了十几个有生产经验的社员组成了农科队,进行了品种、耕作制度等方面的对比实验,根据实验结果指导生产;1974年以后大队投资六千多元,购置了土壤化验等一批仪器,培养了一些技术人员,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建立了土壤化验室,每年对十八大方土地定点化验两次,建立了田间档案,根据化验结果和实验结果,安排作物种植计划和决定管理措施,使科学种田的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石家庄大队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逐步由手工工具转变为机器,由人力、畜力转变为机械力和电力。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购置第一台拖拉机,到现在已拥有各种类型拖拉机十台,汽车两辆,各种动力机共1347马力,平均每亩地一马力多;农村用电量也从1972年的5万度,上升到1980年的28万度。目前,从耕作、排灌、运输到农副产品加工等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采用机器,不仅节约了劳动,而且能起到人力所达不到的效果。以前靠小推车和马拉车,一亩地一年只能拖几千斤、万数斤土杂肥,用拖拉机每亩能施土杂肥三万多斤;用机械播种,可以争农时,枪火侯,适时播种。过去种七百亩小麦,男女老少一齐干,要种45天,从白露一直种到霜降。现在种一千亩,从倒茬到下种,只要十天就行了,而且质量有保证;过去靠镰刀、碌碡,收的慢、打的慢,不能保证丰收,眼看要到手的粮食,给大风刮掉或被雨淋坏;现在有了机械,可以及时收割、脱粒、归仓,基本上消灭了灾害的损失。

  由于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农作物的产量才能不断上升,由亩产一百斤左右,上升到千斤以上。自1975年以来,粮食单产始终保持在1800斤左右,总产在160万斤以上。今年又遇大旱,小麦产量仍然是大丰收。

  种植业的发展,为多种经营提供了物力和财力,饲养业成了这个大队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全大队集体、社员家庭养猪一直保持在1200头以上,每年向国家交售生猪600多头。仅此一项,大队每年要提供几十万斤饲料粮;大队、小队都有养鸡场,仅大队养鸡场就有一百多间房屋,占用32个劳动力,每年向国家交售40吨鸡肉,纯收入五万多元。没有种植业的发展,没有充足的饲料供应,饲养业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饲养业的发展,不仅给集体和社员增加了收入,也为种植业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农家肥。

  这个大队加工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也不断改善。过去面粉加工需要人抱棍子推磨、推碾;1964年以后安装了粉碎机;1975年建立了面粉厂。面粉厂现有楼房17间,平房15间,仓房7间。有清杂机、打麦机、洗麦机、风机、磨头、太平筛等设备。全部建筑和投资达六万多元,生产能力为日产面粉3。5万斤,质量达到了国家标准。近两年来发展的工业品为原料的皮件加工厂,也是以机械加工为主。总之,这个大队的各项生产、技术装备、生产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石家庄大队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农业生产和其它物质生产一样,也是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一种形式,没有充足的水肥条件,农作物的产量不可能很高,即使氮肥充足,但磷、钾不足,施氮肥再多,不仅浪费了肥料,反而会使农作物倒伏、减产。“农作物也同样遵守着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输入’和‘输出’是成正比例的。因此,要想‘产出’的多,‘投入’的物质和能量也要多”;(《人民日报》1981年3月19日三版)没有足够的饲料,饲养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发展畜牧业,饲料是物质基础。肉、蛋、奶是用饲料换来的。”(同上)加工工业的发展,除了设备、动力等物质条件外,原料供应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石家庄大队办的塑料加工厂,就是因为原料不足,今年将大幅度减产。总之,农业生产是物质生产,要想发展生产就必须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要想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就必须不断改变生产条件,或者说提高技术构成。不改变生产条件,不提高技术构成,不管人们主管上多么想提高生产水平,不管人们的积极性多高,生产也不可能有较大发展。

  石家庄大队首先从土、水、肥入手改变生产条件,带有必然性,是由当时当地的物质条件决定的。解放后,这里的群众面临的生产力就是一百多个劳动力和几头牲口;拥有的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一千多亩耕地。要迅速发展生产,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劳动改造土地,提高土地的质量,这也是我国农业集约化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还必须逐渐增加积累,提高技术构成,改变各业的生产条件,这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石家庄大队党支部在率领社员改变生产条件、促进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又率领社员改善生活条件。由于生产发展,生活逐步改善,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解放后盖的第二代房也不能满足要求了。党支部在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后决定,在农业、副业生产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战线——新村建设。他们对新村进行了统一规划,从1975年开始了新村建设。现在,一个整洁、优美的新型村庄已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学校、卫生所、商店等公用建筑早已交付使用;60%的社员已搬进了集体盖的新房,社员们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短短的三十年,石家庄大队的生产、生活条件变化这么大、生产发展这么快,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能量?哪里来这么大的生产力?

  

  二,集体劳动创造了新能量

  石家庄大队改变生产条件的能量来自集体劳动,来自社会劳动。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思所说:“----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石家庄大队的生产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生产大幅度增长是从1964年(农业学大寨)以后开始的。解放后,个体劳动阶段生产虽有发展,但生产条件变化不大,生产水平也较低;集体化初期,生产条件有变化,如打了一些小土井,大牲畜和生猪都有所增长,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从1964年以后,由于充分发挥了社会劳动——简单协作的威力,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大大地改善了土地的质量,并在简单协作的基础上,实行了分工分业,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并采用了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机器,把潜伏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充分挖掘出来了。

  简单协作与个体劳动相比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在工程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在季节性强的农业生产中,简单协作的威力就显得尤为突出。

  从石家庄大队修筑引汶灌渠看,全长五华里的渠道,修闸门108个,大建筑24个,采石1000多方,不依靠集体劳动,靠个体劳动,不仅不能短期内建成受益,甚至根本就建不成。

  平整土地也是这样。仅搬沙丘、平整村北480亩土地,就投工26200个;填南沟、平整沟南360亩地,动土64200方,投工30000个。这些工程也是靠发动群众,用小车推、抬筐抬,在你追我赶的集体劳动中完成的。

  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公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资本论》第一卷第364—365页)

  简单协作不仅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且在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也能发挥个体劳动所达不到的能量,不仅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是如此,就是在基本实现机械化的条件下仍然是这样。1980年7月25日,一场大风雨,石家庄大队840亩玉米倒了一大半。风雨过后,全大队一半左右的户锁门,560多人顶着近40度的高温,打了一场扶栽玉米的人民战争,仅两天时间就把倒伏的玉米全部扶起来,并且重新培上土,保证了当年玉米的丰收。“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紧急时期,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一定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必须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时间开始并在一定时间结束----------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量来补偿。”(《资本论》第一卷第364—365页)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对生产力的发展也作过详尽的分析。他在分析简单协作时指出:“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石家庄大队改变生产条件、促进生产迅速发展的能量,首先是来源于社会劳动的初级形式——简单协作。

  石家庄大队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逐步形成了专业分工。截止1981年,全大队除了五个农业队外,还有一个农科队,一个林业队,一个副业队。仅副业队就有14个项目,占用212个劳动力。这些副业项目除少数几项是季节性生产外,大多是常年固定生产项目,如养鸡场、养兔场、面粉厂等。由于专业分工的出现,大队内部的劳动进一步社会化,生产力又提高了一步。

  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劳动者既要经营农业,又要经营副业;既要饲养牲口,又要养鸡、喂猪等等,根本不可能进行专业分工,当然更难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目前,有些地方出现一些专业户,也是一种专业分工,但是,这些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必须以保证粮食及原材料(或饲料)供应为条件。没有这种外部条件,专业户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专业分工是一种客观趋势。养鸡的专门养鸡,养猪的专门养猪,磨面的专门磨面,农科队的成员专门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在长期从事同一种劳动中,易于积累经验,可能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并且能够采用专门的工具或机器,这就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巨大的能量。石家庄大队养鸡场的技术人员,由于专门从事养鸡劳动,不仅了解鸡的主要疾病及其防治方法,而且对鸡的生育发展各个阶段的生理状况都有所了解,因此能比较科学地饲养。尽管养鸡场的规模较大,年养鸡三万多只,但是生产一直比较顺利;“养猪迷”吴树芬长期从事养猪,积累了丰富的养猪知识,并能治疗猪的一些疾病,饲养的猪不仅膘肥体壮,而且费用也低;农科队长吴树成,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又经过一年多培训,已经掌握了万分之二点五的分析天平、蒸镏离子交换器、电子烘干箱、千倍显微镜、微量滴定管等等仪器的性能和原理,并能熟练使用,对指导大队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资本论》第一卷第376页)可见,专业分工是石家庄大队改变生产条件、促进生产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能量来源。

  分工分业使农业生产分解成不同种类的劳动,使劳动过程分解为局部劳动,这就为采用机器提供了条件。机器的使用,不仅巩固了原来的分工分业,而且能进一步将劳动过程分解。机器能带来巨大的能量。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们都熟悉的,这里就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从石家庄大队看,采用机器的条件,一般都是在劳动量大的生产环节。大体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长年生产,如磨面、饲料粉碎等等;一种是季节性劳动,但是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对生产成果有重要作用的劳动,如耕地、灌溉、收割、脱粒等等。正是由于使用机器,对石家庄大队的生产发展、生产条件的改变起着重大作用。

  石家庄大队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使生产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经济面貌迅速改观,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力量来源于集体劳动(仅就企业内部的生产力而言),如果是个体劳动,生产条件、经济面貌都不可能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资本论》第一卷第684页)

  以上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石家庄大队生产条件、经济面貌迅速改观的原因。但是,石家庄大队的生产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进行的,这种经济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不分析经济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就不能科学地说明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下面就对经济关系的作用进行粗略的分析。

  三,根本的原因在于实现了集体化

  土改以后的小农经济与个体劳动相适应,小农经济阻碍了劳动的社会化,首先是阻碍企业内部的劳动社会化,束缚着生产的大发展。恩格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疑问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12页)如果土改以后,石家庄一直沿着小农经济的道路走,生产条件难以有很大的改变,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提高得这么快。

  有一条劳动社会化的道路,就是解放前出现过的富农经济的道路。富农雇工,特别是农忙季节雇佣较多的工人,也是要发挥集体劳动的威力,争取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但是,这种协作的规模发展很慢,因为,“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同时,“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资本论》第一卷第366—367页)在农业生产方面,协作的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本家使用土地的规模。要使富农发展到拥有或使用一千多亩土地,雇佣几百个劳动力的规模,那将不是短时期达到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何况在富农经济的制度下,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是作为资本与雇工相对立,两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可以认定,如果走富农经济的道路,石家庄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经济水平。

  石家庄大队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于1956年成立高级社,实现了集体化。当时135户农民,198个整半劳动力,带上个人所有的1560亩耕地入了社,这就为集体经济内部实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化劳动提供了人身和土地条件。集体经济单位可以在一千多亩耕地上,组织近二百人的协作劳动。和富农经济相比,集体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形成较大规模协作劳动的条件。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集体经济拥有的生产资料,不是以资本的形态与社员对立,而是直接相结合。

  正是由于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直接与社员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对立,所以集体经济还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适应规模不同的社会劳动。

  石家庄大队存在着两级经济:农业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一些小型副业属生产队;一些大型的副业单位、农科队、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新村建设工程,则属大队经济和大队组织。如养鸡场规模较大,仅房屋就有一百多间,用劳动力32个,占资金几万元;又如面粉厂,需资金几万元,用劳动力17人;农科队服务能力强等等,一个只有几十户的生产队,要兴办这些企业,无论劳力、资金、技术、物资等条件都有困难,所以属大队一级所有就比较适合。石家庄大队根据物质生产条件的不同、社会化程度的差别,实行两级核算,使经济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充分发挥了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潜力,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

  必须指出,石家庄大队不仅发挥了社会劳动的潜力,而且也充分利用闲散劳动的力量;不仅充分利用了集中的、大量的物质资源,而且也利用了零碎、分散的物质资源。这集中地表现在大力扶持社员家庭副业、尤其是家庭养猪业的发展上。大队为社员家庭养猪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在饲料方面,社员每交售一斤生猪,大队补二斤半粮食;每售三斤生猪,记猪肥分12分;在仔猪供应方面,生产队按低于市价10%的价格,供应仔猪;同时新建的房院都有猪圈等等。正因为这样,自1977年以来,社员养猪年末存栏数一直在1200头以上。1980年全大队共卖生猪688头,其中社员交售的就占548头。全大队卖猪肉14。84万斤,其中社员交售的是12。07万斤。社员仅卖猪收入就达8。2万元,人均收入达70元。大队还扶植社员家庭养鸡。大队养鸡场供应社员优良品种的种鸡,社员将种蛋卖给大队养鸡场孵化。每个受精蛋三角,不仅给社员增加了收入,也解决了养鸡场种蛋的来源问题。石家庄大队利用集体经济的力量,帮助社员更好地把零星的资源和闲散的劳力充分利用起来,对迅速改变经济面貌也起了一定作用。

  综上所述,石家庄大队能够高速度发展经济,原因在于不断地改变生产条件;改变生产条件的能量来源于集体劳动;而集体化又为集体劳动创造了条件。如果不实现集体化,石家庄就不可能迅速实现劳动的社会化,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改变生产条件,经济面貌当然不可能迅速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家庄大队生产高速度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了集体化。

  198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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