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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新生活”实践 —— 以工读互助团为中心的考察

李培艳 · 2018-10-08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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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以《青年杂志》的创刊为契机,陈独秀等将塑造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目标。在新文化召唤下,大批新青年成为新文化理念的追随者、启蒙理念的实践主体及新文化困境的切身体验者。伴随无政府主义的流行,追寻乌托邦式的新生活空间成为一代青年改造社会的驱动力。然而,从传统地缘、血缘等家庭人伦共同体出走的新青年却面临着结构性的困境,在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中进退失据。

  1920年代,受新文化运动感召,大批接受了新思想的新青年开始摆脱家庭的束缚,另谋新生活。然而,从传统家庭出走的新青年却被现实的读书与生计等问题所困扰。针对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1917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左舜生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小组织的提倡》一文,提出可以通过“组织青年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的方式“改革青年生活”。左舜生的主张很快得到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的回应,二人就“小组织问题”展开讨论,为了引起广大青年关注,王光祈等将相关讨论的通信汇集,刊于《少年中国》杂志第一卷第二期。此次讨论后,少年中国学会即将“小组织”设想付诸实践,召集青年建立“小组织”,践行半工半读的互助生活。回到1920年代的历史现场,本文拟在五四家庭伦理革命与青年问题讨论的时代背景中,追溯1920年代少年中国学会所发起的工读互助运动,进而通过“新生活实践”方案的失败反思新青年的困境与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危机。

关于“小组织问题”的讨论

  众所周知,为了呼唤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现代“个人”,家庭伦理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思想命题1。陈独秀、李大钊等纷纷从个性、伦理等角度批判家庭制度,认为封建家庭是束缚个体人格独立的一大桎梏,主张废除家庭,认为青年只有彻底摆脱与传统家庭的关系,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2。然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从传统的家庭人伦共同体中出走的新青年,同时也意味着失去血缘、地缘与文化之根,失去与乡土社会的有机关联,失去共同的知识框架,面临着新的自我认同危机。因此,青年向何处去,成为一代新青年所面临的根本困境。针对这一困境与危机,五四前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曾有大量关于青年家庭、婚姻恋爱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正是在这一文化与社会语境下,左舜生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提出以成立“小组织”的方式“改革青年生活”,解决青年的精神、学术与经济困境。他认为,“小组织”是青年的“精神的立足地、学问的立足地、生计的立足地”,不但可以使青年摆脱家庭的苦恼,从根本上改善生活,而且可以使青年“处现在的恶社会”,保持“人格的价值”不堕落,出了学校依旧可以求得学术上的互助3。而对于具体的“小组织”的“新生活”形态,左舜生的设想则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他提出了六条基本原则:

  (一)本团团员劳力所得的收入即为本团的共有财产。除维持本团团员极淡泊的生活和必要的设备(如家具图书仪器等)与财蓄(最要的如死亡医药等费用、次要的如留学旅行等用费)外悉以充公益事业的用费。

  (二)本团的会员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者为限。

  (三)团体不限于男子。凡已结婚者亦得偕其妻加入。惟男子对于本团应具的资格,女子亦必具有之。本团认女子为团员的一员,不与男子有何连带的关系和责任。惟所生的子女,本团为根本的改良人种计,得支出其生活和教育的用费。

  (四)团员与团员间,要互有人生观的了解。对于恶势力的扫除、精神上要归于一致。(方法不必相同)

  (五)团员对于家庭须不负经济的责任。并且绝对不得承受家庭的遗产。

  (六)团员有职业的,指(有报酬的)可从事职业。一时无职业的、可从事学问的潜修,或不要报酬的社会事业。4

  左舜生所理想的“小组织”应该是一种独立于旧社会与旧家庭的全新的空间,且追求团员精神上的一致,已具备“共产共有”的乌托邦公社实验的雏形。从《少年中国》杂志关于“小组织问题”讨论的文章可知,左舜生的主张很快得到王光祈、宗白华的积极响应,两人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实行办法——“菜园子的新生活”与“山林社会”。王光祈对“小组织”的“新生活”的规划是:在离城市不远处租一可供十余人种植的菜园,建筑十余间房子,以做书房、阅报室、办公室、藏书室之用,在乡间实行半工半读生活。在王光祈的理想中,这种耕读生活,“不但是要求物质上的适宜的生活,而且是要寻精神上的快慰生活”,既可以革新人的思想,又能解决青年具体的生计问题,而且,青年“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头脑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纯洁青年”可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以谋求中国的改造5。宗白华的回应更具体阐述了“小组织”的“新生活”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革新主张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创造少年中国“并不是用武力去创造,也不是从政治上去创造”,乃是“从下面做起”,“用教育实业去创造”,“从社会方面去创造”,即“跳出这腐败的旧社会以外,创造个完满良善的新社会,然后再用这新社会的精神与能力,来改造旧社会”6。因此,完全可以“脱离了旧社会的范围,另向山林高阔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通过“合力工作”的方式,“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感情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和一个“经济独立与文化独立”的新生活空间7。在1920年代“注重实行”的社会氛围中,在“小组织问题”讨论不久,为了避免流于“只说不做”,王光祈主张以工读互助团方式付诸实践。他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提出以成立工读互助团体的方式培养青年“独立生活”与“互助劳动”的习惯,为新社会建立基础。在他看来:

  现在青年男女受家庭种种压迫,欲脱离家庭另谋独立生活,但是一个少年人初离家庭,四顾茫茫,社会黑暗又胜过家庭百倍,大有穷途之叹。我们若先有一种适当的组织,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胆子大了,便可踊跃前来,与黑暗势力奋斗。这是第一个理由。现在青年男女大概皆依赖家庭生活,一方面为家庭之累,一方面养成依赖习惯,终身不能独立生活,为社会之蠹。若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可以训练他们的独立生活。这是第二个理由。现在社会制度不良,平民生计日艰,虽有优秀青年,亦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若是有一个互助组织,便可自由读书。这是第三个理由。我们大家的脑筋中都希望将来有一个新社会实现。但是若要新社会实现,必先养成一种互助劳动习惯。若有了适当组织,便可以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这是第四个理由。我们天天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这是第五个理由。有了以上五种理由,我们便应该计划一种实行的方法。8

 

  从王光祈列举的五点理由来看,他对“城市中的新生活”的倡导,延续了“小组织问题”讨论的基本主张。“城市中的新生活”的提出,将五四家庭伦理革命的理想推进到了现实的实践层面,以“小组织”的“新生活”为实践路径,“思想启蒙”不但是一种精神的乌托邦,也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尝试。相近的生活革新、家庭改良与社会革新主张同样出现于青年恽代英、邓中夏与毛泽东关于未来生活的乌托邦构想中。恽代英在1919年前后同样萌发在乡村组织新村的希望9,后与原互助社成员余家菊、林育南等成立了集商业、共同生活与传播新文化为一体的利群书社,在武昌青年中间实践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10。大约1919年秋季,邓中夏召集到20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近似的实验新生活的组织“曦园”11。青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也曾有成立“新村”的计划,因对“新村运动”感兴趣,曾专门跑到八道湾拜访鲁迅与周作人,他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对新村理想有详细的阐述。同王光祈相近,毛泽东同样认为改良家庭和社会的根本在于改良生活,为了“创造新生活”,“创造新学校”与“施行新教育”是切实可行的起点,“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12。此后,他还提出了创办在实践模式上与工读互助团更为相近的自修大学的主张。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里谈到: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的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以定为下列几种:(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3)编书。(编写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13。

  由此可见,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代初发起的关于“小组织问题”的讨论,并非孤立的行为,而是当时新文化界的普遍诉求。在王光祈等人的议论中,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宏大构想被落实到新青年的生活革新,新文化运动不但意味着个体精神与思想层面的革新,同时也意味着日常生活方式的重塑。据美国学者德里克研究,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里,得益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新文化界存在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新生活运动”,“在探索文化解放的过程中,新文化青年找到了他们能自由生活的社会空间,无政府主义者在为青年提供这样一个空间方面,比其他任何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所做的贡献都大。无政府主义者许诺:他们新文化思想要改变的不是思想,而是最基本的生活、每天的生活。他们发起的工读机构,甚至包括工团,都代表着年青人可以在其中发现新生活的空间,就如王光祈1920年所说的那样,工读团不是简单的实用主义机构,而是逃离家庭的青年的避难所,他们在这儿可以自由、平等地生活。”14无论是王光祈、左舜生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提倡的工读互助团式的小组织,还是毛泽东等湖南青年倡导的工读同志会与自修大学,以及恽代英与武昌青年群体发起的利群书社、邓中夏等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曦园,都隶属于这样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新生活运动。

工读互助团的新生活实践

  钱理群曾谈到,在20世纪初的历史舞台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扮演着“唐吉诃德”的角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部分领导人”和“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不但梦想要在中国“造一个圆满快乐的黄金世界”,而且,他们“不满足于纯思想领域的鼓吹与批判,他们更重视将‘思想’(‘理想’)变为‘现实’的实践,注重于社会的实际改造(而且是全局的、根本的改造)运动”15。在工读互助团的倡议发起不久,王光祈等很快付诸实践。1919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王光祈先后联络了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陶履恭、程演生、王星拱、高一涵、张崧年、李辛白、孟寿椿、徐彦之、陈溥贤、罗家伦等人列名发起工读互助团,还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商议具体办法,又邀请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在《晨报》、《新潮》、《新青年》等刊物或广告宣传或演讲介绍或著文呐喊,进行社会动员,扩大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影响。据李璜回忆,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运动,‘一时蔡元培、胡适都为文或助之鼓吹,或加入设计,竟促成当时北京、天津、上海的少数穷学生向工厂、商店去觅工作,而若干工商界的开明分子也曾特别为这类穷学生设备半工半读的位置’。”16

  实际上,王光祈之所以在“小组织讨论”后,迅速规划工读互助团的实践方案,虽与他个人早年的勤工俭学经验、五四时期的工读思潮相关,但最直接的动因是当时青年自杀事件的刺激。据孟寿椿回忆,王光祈“对于一般贫寒子弟最为同情,一次在李超女士的追悼会里(李女士系女高师高材生,因受家庭的经济压迫而自杀者),他带着很兴奋的样子向我说到:‘我已想得一法,使寒士能够读书’,回寓后,即草拟工读互助团的办法”17。李超由于封建家族制度的压迫与求学的挫折,积愤成疾,患病后无钱治疗于1919年自杀身亡,引起极大的社会震动,蔡元培、李大钊、梁漱溟、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等知名学者与青年学生参加了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举行的李超追悼会。胡适认为李超“可以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产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18。

  同样引起新文化界广泛关注的还有北大学生林德扬的自杀。1919年11月16日这位法律系三年级学生,因实业救国尝试失败,精神受刺激悲观自杀。频发的青年自杀事件使新青年与家庭、社会的矛盾以极端方式呈现出来,引发了新文化界关于“青年自杀”问题的讨论。由《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刊载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关于“青年自杀”原因的讨论来看,时代文明、社会制度、人生观问题、国民性缺陷、社会生活缺陷、经济问题等因素都被考虑到19。其中,陈独秀敏锐地意识到了新思潮的危险性,认为新思潮“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进而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并因此呼吁新文化运动应该向“实际的改造事业上发展”20。与王光祈以工读互助团作为“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起点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因此,工读互助团的“新生活”主张很快得到新文化界的积极回应与支持,认为这是塑造理想青年、解决青年困境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那么,对于五四前后遭遇精神与现实困境,在新旧文化、都市与乡土社会之间“进退失据”的新青年而言21,工读互助团的新生活实践提供了哪些可能性?

  据史料记载,工读互助团“成立之初共分三组:第一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共十三人;第二组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共十一人;第三组全是妇女,所以又名‘女子工读互助团’,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也有十余人。到1920年2月,约有十个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法文专修馆学生组织起来实行工读,于是增设第四组”22。由第一组的简章可知,工读互助团的宗旨为:“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以达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23。其团体活动的核心在于以“做工”与“读书”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成员的“互助劳动”习惯。在“工”的层面:以石印、洗衣服、制浆糊、印信签、装订书报等简单的手工劳动为主,工读互助团第二组的计划较为完善,拟开办平民消费公社(以贩卖新式书报和小型日用品为主)、平民补习学校(由会员担任教员)、平民洗衣局(即洗衣店)、平民工厂(计划主要出产浆糊、墨水等简单的化学工艺品)、食堂(承包法文专修馆的寄宿食堂)。在“读”的层面:以成员到北京大学旁听,或在团内图书室和研究室自修24。而由团员的构成情况来看,工读互助团所吸纳基本是脱离家庭另谋生活,且心怀社会改革理想的新青年,其成员构成大体如下:

  工读互助团主要成员的基本情况 25

  由表格中成员入团前后的社会活动来看,工读互助团的成员基本上是五四学生一代,虽远离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北京,但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多持激进与纯粹理想主义的态度。部分成员深陷婚姻与恋爱困境,是反抗包办婚姻,脱离“顽固家庭”的“娜拉”,例如女子工读互助团的易群先、李欣淑等都是“娜拉的姊妹们”,都是为“家庭的顽固——婚制的黑暗——和社会的麻木”,而出走加入工读互助团。26在日本学者清水贤一郎看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工读互助团的理想目标,在追求自由恋爱和参与社会改造这两者紧密结合的意义上是‘同构’的,标榜‘新生活’的工读互助团,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是个追求恋爱和革命同时实现的乌托邦。”27还有部分成员是思想激进并面临失业失学困境的无政府主义青年,渴望通过工读互助团实现社会革新的理想。据工读互助团第一组成员傅彬然回忆:

  大概在《浙江新潮》被查禁之前,我们就从报刊上看到北京创办工读互助团的消息。这消息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一则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我们向往已久;二则我们早就受了从西方介绍进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更由于受了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工读互助”的生活,正是我们渴望实现的理想。因此我们就和北京大学的有关学生联系,要求参加,结果居然获得了同意。于是《浙江新潮》被查封以后,俞秀松、施存统、周柏棣和我,就离杭去北京。这时我已经是本科四年级生,离毕业只有半年了。到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已经成立,我们参加的第一团,地址在北京东城骑河楼斗鸡坑七号。28

  简言之,新青年无疑把工读互助团当做实现个体与社会理想的手段,无论对于俞秀松、施存统、周柏棣等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对于易群先、李欣淑等“娜拉的姊妹们”,工读互助团具备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双重解放意义。在个体层面,对于深陷新旧文化、个体与社会冲突的新青年而言,工读互助团意味着与启蒙理想相一致的新生活。这一点施存统很有代表性。在他那里,对家庭的反抗直接引发的是改革社会的激情,工读互助团则与其“非孝”的主张声息相通。他说:“我非‘孝’的目的,并不只在一个‘孝’字,而是要据此掀起更大的波澜,从根本上颠覆家庭制度,然后建设新社会。”29而且,他将工读互助团当成是“将个性发挥到极致”的地方,认为“我即是团,团即是我”,团员之间是不分彼此的“精神上的朋友”,彼此奉行精神上的“纯粹的爱”30。因此,对于施存统而言,工读互助团意味着从反抗家庭到改造社会的实践尝试,意味着个性的极致发挥与精神共同体的实现,在工读互助团理想的新生活中,无政府主义的纯粹自我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张力得到化解。

  在社会层面,工读互助团意味着革新社会的一种可能性。“工读”被认为既可培养“新人”,又能创造“新生活”、“新社会”,这与少年中国学会通过“团体生活的训练”与“劳动习惯的培养”塑造“新人”谋“中国民族复兴运动”的诉求是相一致的。31“工读”不但是培养互助与劳动习惯,塑造理想青年的一种方式,也是创造少年中国的立足点。在现存史料中,缺少关于成员“工读”的内心体验的回忆文字,但叶圣陶写于1921年的一篇名为《苦菜》的小说,传达了近似的知识者通过“劳动”创造“新生活”的体验。小说追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一次种菜体验,确切地讲是一次幻灭的劳动体验:“我”雇来农人福堂,在屋后的一亩空地上一起种菜,因“我”将“劳动”当做“人生的真义”与“新生活的源泉”,相比较和我一起劳动的农人福堂,“我”对种菜持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劳动的过程近于艺术的过程,“劳动”所带来的是身体感觉的恢复,自我与外部世界分离感的克服。32叶圣陶虽未明言,但实际上通过主人公的种菜体验所连通的是“劳动”与“新人”、“新生活”的关系,与王光祈所倡导的“菜园子的新生活”的内在机理是相通的。

  “工读”与“劳动”是当时新文化界普遍接受的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可行路径。究其思想渊源,除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造思潮,还融合了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人道主义、工团主义,以及“世界大同”、“劳工神圣”等混杂的社会思潮。33当然,在众多驳杂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工读主义的影响应该是最核心的。所谓工读主义又称工学主义,一般来讲,“工读主义者把劳力与劳心的分离看作社会不良的根源,因此主张劳力与劳心结合,人人劳心,人人劳力,终身作工,终身读书,实行工读互助的新生活来改造社会,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的新社会。”34这一思潮最早源于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无政府主义者李石在1915年组织“勤工俭学会”时,就曾提出“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的工学主张。五四运动后,在“劳工神圣”、新村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社会改造思潮的影响下,工读主义更是大为流行,知识界普遍认为工读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条可行路径。35在海外勤工俭学以及工读互助团的实践之外,国内的其他小团体也纷纷倡导工读主义。青年毛泽东在与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一再谈到工读习惯的养成对于新民学会会员的重要性,在给罗学瓒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写到:“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36以青年周恩来为核心的天津觉悟社,将《工读主义》作为觉悟社的纲领性文献,认为工学主义是“实现人类进化,到达理想社会的基本途径”,且将工读主义与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并列为觉悟社研究的三大问题。37此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部分学生更是成立了宣传“工学主义”的工学会,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工”与“学”并行,“作工”的人要“读书”,“读书”的人要“作工”。

  工读主义思潮背后所蕴含的个体与社会实践意义,使新青年的觉醒由思想意识层面落实到现实的社会改造层面,无疑让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可实践的面向。工读思潮影响下的新青年,不但是从传统家庭出走的具备现代精神的独立个人,而且是具备“读书”与“做工”能力的“新人”,与青年的个人的觉醒相伴随的是“社会”的自觉。在无政府主义社会改造思潮的影响下,新青年的自我觉醒是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密切关联的,青年对家庭的反抗冲动被直接转化为社会改造的动能,其自我觉醒背后蕴含着对一个理想的公平正义社会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新青年以成立工读团的方式塑造“新人”,培养“社会生活”,打造“共同体”的尝试,既是对一种实践性社会主体的重塑,又是追求乌托邦理想的社会革新历程。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与论争

  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后,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城市也纷纷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一时间,运动从北京扩展到全国。由工读团具体的实践来看,现实与理想相距遥远,不但团员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工读”的意义,洗衣、石印等简单的手工劳动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也无法维持团体的正常运转。而且,相对于“作工”,成员更倾向于“读书”,他们对“劳动”与“做工”的理解远远达不到无政府主义者所理想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层面。在经济困境与情感纠纷等因素的影响下,不到半年时间,各地的工读互助组织纷纷宣布解散,在1920年代新思想界引人瞩目的工读运动很快烟消云散。在现代中国社会运动与青年运动的思想脉络中,工读互助团的小组织实践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是有限的。然而,其规模虽小,但失败本身预示着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危机与更大的社会变革的来临,同时,这一实践行为本身对于理解新青年的困境、新文化运动的危机以及现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转折也有着启示意义。

1921 年 7 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会议合影,前排左二为恽代英

  工读互助团失败后,王光祈、陈独秀、恽代英、施存统等发起者与实践者纷纷就失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与论争。作为工读团发起人的胡适将失败归因于对“工读”理念的背离:“工读互助团的计划的根本大错就在不忠于‘工读’两个字。发起人之中,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因此他们只做了一个‘工’的计划,不曾做‘读’的计划。开办以后也只做了‘工’的一小方面,不能顾全‘读’的方面。”38从纯粹工读主义的立场出发,胡适从根本上否定了工读互助团新生活实验背后的社会革新与乌托邦追求。王光祈、陈独秀则与胡适截然不同,他们延续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新立场,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在“人”的问题,而非“组织”问题,新生活实践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小组织”的社会革新思路有问题。王光祈将失败归因于团员“不善经营、不善计算、不善办理”与“内部情感不洽”39。陈独秀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团员“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认为是“人”的暂时失败,而非工读互助团本身不能办40。

  此外,当时在上海参与编辑《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以及亲身参与工读团新生活实践的施存统则跳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新思路,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革命的立场对工读团的失败做了相对客观的分析。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的意义在于解决青年“思想”与“生活”不一致的困境,当以“自由恋爱”与“协作共享”为标识。对于工读团的失败,他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出发,根本否定了工读互助团的可行性。在他看来:“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以世界的强力压迫着自由劳动者的时代,无论什么人,没有不受这一强力的支配。威迫个人的社会生活,妨碍学生的自由思想,为主的并不是家庭,不是官厅,不是学校,只是资本家生产法所代表的财产私有制。在这一种社会组织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作生产的工,一面达求学的目的,在事实上是作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练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产机关,要想独立回复资本家生产制所侵蚀的‘剩余劳动时间’,更是作不到的。”41

  戴季陶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特性出发否定工读互助团的可行性,而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至少证明脱离原有社会“另立新生”式的社会革新方法是不可行的,青年要改造社会,必须“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厂去”,与真正受苦的劳动者团结和奋斗,寻找研究的材料,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而非乌托邦式的社会革新实验。

  施存统与戴季陶持大体相近的判断,他从自身经验出发,强调青年参与新生活实践的自主性,以亲历者身份,对工读互助团的理念、实践与社会革新理想做了归纳,认为工读团是“做人的团体”,实验新生活的目的在于“做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得一个改造社会的方针”,终极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42施存统重申了王光祈、左舜生等倡导“小组织的新生活”的初衷,将工读团定位为培养“新人”、“实验新生活的团体”,但他并未简单将其失败归因于团员能力的薄弱与外在经济的压迫,他总结了两大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实验新生活”43。施存统与戴季陶一样,否定了工读互助团式点滴社会改造的可行性,认为青年的出路在参与到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中。

  由工读团的失败看,“小组织的新生活”虽然给了青年暂时追求自由平等生活的避难所,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启蒙困境与新青年的生计、学术及事业问题,“做工”与“读书”的结合不足以成为培养“新人”的可行路径。某种意义上,“小组织”的“新生活”所焕发的“新人”是空洞而不及物的,无政府主义无法解决新青年的困境,新青年的失败、新生活的幻灭,以及“新人”的危机,预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危机以及新青年的转折和真正意义上社会变革的来临。实际上,以工读团的失败为契机,1920年代初,原本支持新生活实验的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邓中夏、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等纷纷放弃“小组织大联合”的点滴社会改造主张。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究竟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的问题,在工读团失败的论争之外,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还发生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论争最初发生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最终波及整个新文化界,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与王光祈的少年中国学会都曾参与讨论。44而且,伴随着个体反抗与群体实践的失败,大约在同一时期,因十月革命的影响,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天津的觉悟社、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发生团体理念与实践方式的转变。以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实验新生活的“曦园”为例,成立之初是一个相对纯粹的研究性小团体,其后逐渐由学校拓展到工厂农村,主要成员介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继而主要成员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45。因此,可以说“1920-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是以在‘五四’初期激进运动和文化中产生的学生团体为基础的”46。

小结

  1915年以《青年杂志》的创刊为契机,陈独秀等将塑造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目标。在新文化召唤下,大批新青年成为新文化理念的追随者、启蒙理念的实践主体及新文化困境的切身体验者。伴随无政府主义的流行,追寻乌托邦式的新生活空间成为一代青年改造社会的驱动力。然而,从传统地缘、血缘等家庭人伦共同体出走的新青年却面临着结构性的困境,在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中进退失据。王光祈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提出的“小组织”的“新生活”正是针对新青年的这一困境及有关中国社会变革的思考而提出的。工读团的新生活实践虽然失败了,但呈现了一代知识青年思考与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动性,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践性层面。而且,“小组织”实践的失败不但使自下而上的社会革新路径被检讨,同时呈现了五四新文化无法“及物”的困境,新青年走出思想启蒙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开始重新审视自我与社会之关系,意识到在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之前,五四启蒙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不过是一套虚空的知识结构,这一结构缔造了新青年的纯粹自我,使其与整个社会秩序发生冲突,但缺少真正“及物”的现实土壤。那么,在乌托邦消亡之后,新的历史可能性在哪来,未来“新人”该如何形塑?1920年代中后期列宁式政党的思想、组织与行动方式的引入,将给新青年的自我革新带来新的实践动能,“而新文化运动以及运动所培养的新青年正是为一种新型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47

  1   参阅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3、4期。

  2   参阅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变革》第七章《“五四”向传统家庭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左舜生:《小组织的提倡》,《小组织问题讨论》,《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4   同上。“指(有报酬的)可从事职业”,不甚通顺,原文如此。

  5   若愚:《致左舜生书》,《小组织问题讨论》。

  6   宗白华:《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小组织问题讨论》。

  7   同上。

  8   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晨报》,1919年12月4日。

  9   恽代英在1919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与香浦谈,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所以需费不多。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举一人做会计,专管对外金钱出入事,举一人做买办,专办向外处购买或出售各事。村内衣服都要一致,能男女都一致更妙。会食在一个地方。设图书室,工作厂。对内如有女子儿童的教育事业,应该很注意,因为是新村全体幸福所托。对外鼓吹文化,改造环境的事业,亦很要注意。我想,我们新村的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兼种果木,并营畜牧。这样做去,必然安闲而愉快。”见《恽代英日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52-653页。

  10  李培艳:《从自我养成到社会改造——对恽代英五四时期“小团体”实践的考察(1915-1921)》,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11  马元材:《曦园回忆录》,《团结报》,1982年10月16日。

  12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1919年12月19日。

  13  毛泽东:《毛泽东给周世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4-65页。

  14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15  钱理群:《“五四”新村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唐吉诃德气》,《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6  李永春:《〈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17  孟寿椿:《五四运动时代王光祈先生的奋斗生活》,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王光祈先生纪念册》,出版地不详,民国25年,第61页。

  18  胡适:《李超传》,《新潮》第2卷第2号。

  19  关于1920年代青年自杀现象与原因的分析,可参阅刘长林、钱锦晶:《论五四思想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王桂妹:《自杀:五四时代的一种精神症候——〈新青年〉关注的两起自杀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颜浩:《“五四”青年动员的话语策略与价值取向——以“林德扬自杀”为中心》,《青海社会学》,2014年第3期;刘长林:《林德扬自杀的意义》,《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0  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新青年》第7卷第2号。

  21  关于五四青年面临的“进退失据”困境,有研究者以五四时期暴毙的无名诗人李芳为个案做过研究,参阅瞿骏:《一个五四青年的生与死》,《文汇报》,2016年12月16日。

  22  参阅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卷),三联书店,1979年,第367页。

  23  参阅《工读互助团简章》,《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卷),第373-380页。

  24  参阅《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二组之进行》,《晨报》,1920年2月15日;傅彬然:《忆北京工读互助团》,《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卷),第493-496页。

  25  工读互助团成员的事迹多无法查考或信息不实,故只列举北京工读互助团中情况相对确定的成员。

  26  李永春:《〈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第179页。

  27  清水贤一郎:《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吴俊编译:《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东洋文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28  傅彬然:《忆北京工读互助团》,《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卷),第493页。

  29  施存统:《回顾看二十年来的我》,《觉悟》,1920年9月20-24日。

  30  同上。

  31  参阅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书》,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

  32  叶圣陶:《苦菜》,《隔膜》,商务印书馆,1923年。

  33  关于工读互助团成立的思想渊源,姜涛、吴小龙、潘正文、清水贤一郎都曾有过专门研究。参阅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59页;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63-78页;潘正文:《“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27页;清水贤一郎:《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东洋文论》,第200-222页。

  34  郭笙:《“五四”时期的工读运动和工读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35  当时报刊上刊载了大量宣传工读主义的文章,“例如1918年3月创刊的《劳动》月刊,先后发表了《留美工读会纪略》、《在美之工读见闻》、《论旅欧俭学之情形及移家就学之生活》、《工读主义与教育普及》、《为盛倡职业教育者进一筹》、《留法勤工俭学会》、《勤工俭学序》等多篇文章”。转引自张媛、建农:《简论五四时期“工读主义”思潮》,《黄淮月刊》,1990年第2期。

  36  毛泽东:《毛泽东给罗学瓒》,《新民学会资料》,第120页。

  37  二八:《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卷),第306-314页。

  38  胡适:《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载《工读互助团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5号。

  39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同上刊。

  40  陈独秀:《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哪里》,同上刊。

  41  戴季陶:《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同上刊。

  42  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经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43  同上。

  44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参阅罗志田:《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145页)、《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45  参阅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1-203页。

  46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83页。

  47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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