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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教授马秀山:金一南讲西路军历史的若干谬误㈠

马秀山 · 2018-10-11 · 来源:双石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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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回避西路军坚持的“根本大计”,西路军不愿东返问题以及西路军历史问题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金一南是原国防大学教授,以研究国际关系起步,继而专注党史军史研究,《苦难辉煌》使其名声远扬。近期网络上连续发表金一南著《心胜(3)》关于西路军历史的文章,纵观其文,其研究立场不仅背离党和军队的原则纪律,立意荒谬、故弄玄虚;其研究方法完全不懂作战原则,鱼目混珠,因果颠倒;其依据史料,多以编造西路军历史之人之语为据,严重失实,混淆是非。自称是局外人,能公平公正的研究西路军问题。但观其全文,完全附会编造西路军历史之人所需,其意完全是试图推翻中央决议对西路军失败的结论,为张国焘及张国焘路线“洗地”。全篇尽显其选择性使用历史文献,甚至改造历史文献的“不凡功底”,得出符合自己需要的结论。金文谬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文立意是极其荒谬错误的

 

  金文开篇讲到:“西路军的征程,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开宗明义,义错则其文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

  金文立意是一个悖论。金文意指,党为实现金文所讲的“三统一”,就一定会有一个“艰难痛苦的蜕变”过程。意为西路军的失败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党在实现“三统一”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在同一历史时期,党中央与陕北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实现“三统一”,“艰难痛苦”吗?三个方面军会宁会师之后,党中央与红二方面军实现“三统一”,也“艰难痛苦”吗?难道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三统一”,只有“艰难痛苦”这一种方式和途径吗?为什么只有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经历这一“艰难痛苦的蜕变”过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既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也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开始新的征程。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是客观需要和历史的必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这一过程中,以张国焘为首的个别人,与党中央离心离德,不接受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听从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是导致“艰难痛苦的蜕变”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10月14日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1)

  时任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讲到:“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青海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则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保存六、七万人,红军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区的。那么,我们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就要优越得多。”(2)

  西路军失败正是由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党有党纪,军有军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私人军队,更不是土匪军阀。西路军问题研究绝不能脱离党的纪律和军队作战的根本原则,随心所欲的谈什么“分歧”,这是大事大非问题。西路军问题的实质是党指挥枪、还是张国焘的枪指挥党的问题;是张国焘退却路线对西路军的决定性影响而导致失败问题;是张国焘及西路军是否服从党的领导和军委统一指挥的问题。按照金文“三统一”之意,如果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能遵守党的纪律、服从中央意志、听从军委指挥,还会导致“艰难痛苦”吗?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者难道不清楚吗?是党为实现“三统一”,客观形成的“艰难痛苦”;还是张国焘破坏“三统一”,人为制造的“艰难痛苦”?

  金文所讲的“三统一”,把党中央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张国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谬解为党为实现“三统一”,从而导致西路军失败“艰难痛苦的蜕变”过程。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立意荒谬,颠倒是非,意在推翻中央决议以及张国焘的历史责任,其意图昭然若揭。

  在西路军历史问题研究上,凡背离党的纪律和军队作战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二、金文对西路军的总体评价是错误的

 

  金文概略讲西路军征程后,继而讲到西路军问题的复杂性。先讲到1951年《毛泽东选集》注释中对西路军的一段评价,由此讲到1991版《毛泽东选集》经修改后新的评价。金文对这两段评价都不认可,从而提出自己对西路军的评价。

  金文讲:“西路军是指1936年10月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组成的西征队伍,因种种复杂因素在河西走廊发生重大牺牲,到1937年3月分路突围被迫终止使命。”

  金文对西路军评价的核心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方针”,刻意混淆战略上张国焘路线与中央路线的根本区别,刻意混淆战役上三个方面军按中央意图共同进行《宁夏战役计划》与四方面军按张国焘意图先违令全军渡河、然后独立西进组织《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继而再按张国焘命令弃凉继续西进的区别。这与某些人坚称“渡河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西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计划”的说法没有任何区别。

  金作为一个研究者,无视、回避、不认可中央1937年3月《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失败的结论。中央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无视和回避张国焘路线与中央路线的根本区别;无视和回避张国焘路线对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决定性影响;无视和回避西路军主要指挥员一心按照张国焘既定方针坚持西进,不接受中央军委正确指挥的历史事实。

  金文所讲西路军失败是“因种种复杂因素”,究竟是什么因素?有没有一个主导性、关键性、决定性因素?金文在其后“西路军为什么损失惨重”得出几条结论,根本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也没有回答路线错误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根本性错误这一根本因素。

  西路军历史本来是清楚的,中央早已有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当年以及此后一个较长历史时期,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军队的团结,维护四方面军的形象和一些领导的威信,对这一段历史并没有广而告之。这些历史伤疤,不仅是共产党之伤,红军之伤,更是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之伤,保护了一大批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这成为个别人口中所谓刻意的“尘封”。在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去世之后,个别人结起伙来编造西路军历史,从而演变成西路军问题,导致西路军历史问题的复杂化。

  西路军历史演变成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是“去张化”和“奉命说”。即: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没有关系,西路军是按照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金文不论其如何修饰对西路军的评价,其结论,西路军失败是执行中央方针,这与意图颠覆西路军历史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金称自己身处局外,与身在局中之人不同,能公平公正的评价西路军。金文在意图推翻中央决议及对西路军的评价上,与翻案者如出一辙。

  在西路军历史问题研究上,凡任何回避张国焘以及张国焘路线的说辞,都是违背历史事实,是不可能“公平公正”的,只是掩人耳目的说辞,也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三、金文在“为什么渡河”问题上刻意混淆战略方针与作战指导(方针)的区别

 

  金是一名军人,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和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者,但金在这一问题上与普通人的认知没有什么区别,与颠覆西路军历史个别人的言辞如出一辙。

  金文在“为什么渡河”问题上,结论“就是要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用较大篇幅讲述了这一战略意图的由来,即“长期以来打通新疆、接通苏联联系,一直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

  金文从长征途中中央的设想,到一、四方面军会合,再到分裂,一直到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叙述长达一年多时间,中央关于接通国际打通苏联方针的提出酝酿、努力和批准,以及中央下达《宁夏战役计划》的过程。

  金文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前,中央已经定了,就是打通苏联路线,占领新疆,从新疆获得苏联援助,这是我们重要的方向”这种说法,与某个领导人所讲:“打通国际,是中央在长征途中就定下来了”的说法别无二至。实际上,接通国际打通苏联的想法,很早就是由苏联人提出的,并不是什么突发奇想,只不过在长征途中困境之下把这一目标提到议事日程。

  金文称“中央已经定了”,但金忽视了一个问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为什么无法执行这一计划。很简单,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同时说明,此前的一个战略设想和意图,还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作战目标。当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战略方针是要通过具体的作战行动来实现,不论是战略意图、战略规划还是战略设想,还是最后确定的战略方针,也不能替代作战行动的具体指导即作战方针,军队的行动必须要由作战指导(方针)和作战命令来确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必须接受和听从中央决定及中央军委的指挥。这既是党的纪律,也是军队作战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而金文恰恰无视和回避了这一纪律和原则。

  金文与西路军历史的颠覆者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回避中央及军委的《宁夏战役计划》,并没有认真研究渡河行动是违背中央军委确定的“先南后北”作战方针的违令行为,以战略方针取代作战指导(方针),似乎只要符合战略方针总意图就是正确的,大而化之的得出渡河为执行“接通国际打通苏联”方针的结论,混淆战略与作战指导两者在作战行动中的区别和各自的地位作用。金文的表述,只能说明四方面军并未执行中央宁夏战役作战方针,因为金以战略方针取代了作战方针,从而其军事行动脱离作战指导,直接以战略方针代之。某些人在回顾历史时,尚借渡河是为执行宁夏战役的说法,为渡河行动提供理由和借口。金文干脆直接用“接通国际打通苏联”方针代之。

  作战是有原则、讲规矩的,凡违背党的纪律以及作战原则和规矩的研究,大多不明就里,有的则是强词夺理,愚弄世人,误导大众。金文关于“为什么渡河”结论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是荒谬的。

四、金文在“为什么孤军深入”问题上完全回避红四方面军按张国焘命令和意图坚持独立西进的历史事实

 

  金文在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为什么孤军深入”问题上称:“为什么一支部队要走那么远,一直走到几乎全军覆没,一直往西走”。金文的结论:“为了取得援助”

  金文一是刻意回避张国焘蓄意破坏宁夏战役,于1936年11月5日,命令渡河的四方面军主力向西发展,在甘北建立根据地的命令;二是回避红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的命令,11月6日制定的《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三是更恶劣的是颠倒时间及因果关系,编造了“宁夏战役计划终止之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远营改到安西,后来又改到新疆的哈密。”意指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孤军深入”,完全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使命。

  我们有必要把西路军西进的时间关系进行一个梳理,以正金文谬误。

  1936年10底,红四方面军主力(总指挥部、三十军、九军、五军)渡过黄河,击破南敌的海打战役遭到张国焘破坏,无疾而终。红四方面军在等待后续部队渡河之时,依据张国焘向西发展的既定方针,提出向西发展的设想。

  10月30日,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军委屡次命令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由于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3)

  11月1日,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彭德怀以及当天赶到的林育英,在关桥堡召开统一作战思想和作战指挥的会议,根据中央意图,欲击破南面追敌之后,再向宁夏方向发展。

  同日,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依得实际配合一、二方面军,我们拟在现地向凉州、平番扩大活动区域,准备尔后待机向大靖、古浪、凉州发展 (4)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宁夏战役计划并没未终止的情况下,提出向西发展的计划。

  11月2日,军委毛、周致电红四方面军徐、陈,一是通报河东情况;二是纠正徐、陈的西进计划。告之:“朱、张、贺、任、彭昨日在关桥堡开会,坚决主张打胡敌,首先消灭其二三个师。三方面军在河东兵力统受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调遣,现准备作战中。”指示四方面军:“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5)中央的意图河东积极寻求击破胡敌,尔后三个方面军再向宁夏发展,即大的方向仍前不变

  当日,张国焘指示四方面军,提出与中央军委完全相反的意见,即“出宁夏三条件”,指示红四方面军“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能单独解决二马”,“即迅速准备完成新任务” (6)张国焘口中的“新任务”,与军委大的方向仍前不变,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11月3日,红四方面军徐、陈根据张国焘的“新任务”作出决定:“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7)

  同日,军委接四方面军徐、陈此电后,对四方面军的行动进一步作出具体指示:“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8)军委并不赞同渡河部队全部西进。

  同日,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改变援助方向、地点的电报。

  11月4日,红四方面军徐、陈再次向朱、张提出四军、三十一军渡河和西进建议。(9)

  11月5日,由于四军、三十军位于河东,被敌切断渡河通道,且受彭德怀指挥在河东作战,无法渡河,张国焘背着中央及军委,向徐、陈下达最后命令:“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并指示:“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10)

  11月6日,红四方面军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11月7日,张国焘批准这一计划,指示“迅速执行为好”。 (11)

  同日,红四方面军为独立行动,向中央提出组成新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议。

  11月8日,鉴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张国焘及四方面军西进决心、共产国际援助方向改变,迫使中央不得考虑新的战略计划。在这个“新计划”中,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在这个“新计划”中,提出西路军的任务。中央“新计划”只是一个提议,征求主要领导意见进行酝酿,即“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最后决定之。”(12)

  当夜,红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以迅速执行为好”的指示,提前向西开始进军。

  历史文献和事实证明:

  一是在共产国际改变援助方向之前,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决心西进。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西进最初的意图并没有金文所讲的“为了取得援助”

  二是在宁夏战役终止之前,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已经对西进计划进行了协商,并作出西进决定,完成了西进作战计划提出协商、调整部署、下达命令、拟定计划、组织筹划、准备与实施的全过程,从而导致宁夏战役计划彻底终止。

  三是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央正在酝酿“新计划”。中央此时并没有把共产国际改变援助方向、地点的情况通报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也就是说,此时红四方面军西进与中央“打通国际”方针没有关联。只不过此后某些人为达到改造西路军历史的目的,把中央酝酿中的“新计划”,当作“作战新计划”为行动依据,从而把西进行动,由张国焘命令转嫁到执行中央方针。

  金文同样采取这种嫁接之法,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坚持独立西进的决心和行动,改造成执行中央“打通国际”方针。

  金文编造了宁夏战役终止时间和历史背景,颠倒了西进因果关系。宁夏战役在金文里提前终止,张国焘及四方面军西进才具有某种合理的成分,意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符合中央“打通国际”的方针,进而演变为执行中央方针。

  金文“为什么孤军深入”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历史事实。凡回避张国焘的西进命令,把中央“新计划”当作“作战新计划”为行动依据者,把中央酝酿中的战略“新计划”当“作战新计划”而称执行中央方针者,无一不是试图搞乱西路军历史。“孤军深入”是张国焘“独立行动”的命令和红四方面军自己的意愿。

五、金文在“为什么没有东返”问题上完全回避西路军按照张国焘意图所坚持的“根本大计”

 

  金文讲到西路军有三次东返的机会,但都丧失了。“为什么没有东返”,金文只叙述了表面原因,回避了西路军不愿东返的根本原因和实质问题。

  金文叙述第一次未能东返的原因,是“西路军指挥部放弃了”,理由是“有轻视马匪的因素”;第二次未能东返的原因,金文的理由是“但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央取消了东返的命令”;第三次未能东返的原因,金文讲到的理由是,中央授予“行动自决权”,于是“24日西路军在威狄堡受阻,又回到倪家营子,丧失东返最后一次机会。”

  这三次东返,当事人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都有记述。第一次未能东返是徐向前坚持西进;第二次未能东返是徐向前不愿东返,在陈昌浩坚持下,提出有条件东返。军委只能同意其继续西进。金文与搞乱西路军历史的人一样,把责任推到中央,是“中央取消了东返命令”;第三次东返未成,金文同样着了朱玉(《历史的回顾》执笔人)的道,地图都不看,不仅把方向地点搞错了,把战场情况也没有搞清楚。威狄堡与第三次东返没有任何关联,威狄堡(今新华乡)在倪家营子的西北方向。第三次东返,西路军高台失守、临泽作战失败,五军董振堂率五军主力在高台全军覆没,西路军决定突围,东返进至西洞堡、龙渠一带,在西洞堡打一胜仗,歼灭马匪宪兵团和手枪团一部,龙渠会议决定返回倪家营子。返回原因金文只讲“受阻”,可见金文对西路军的研究浅薄到何种地步。

  如果不了解西路军的“根本大计”,也就不可能得出西路军不愿东返的真实原因。

  12月6日,西路军第二次西进至永昌、山丹一带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向中央提出其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总路线、总方针。此电全文如下:(13)

  洛、毛、朱、张、周:

  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以下意见:

  1.抗日形势仍未取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

  2.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

  3.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

  4.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

  5.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卫(原文为丑)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着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

  徐、陈、李

  六日十五时

  这封西路军关于“主力行动建议”的电报,现在的人读起来不知所云,权当解读:一是说抗日形势没有进展,逼蒋抗日希望不大,蒋介石目前的重点不是“剿赤”,而重在“关防阻”。其意:关键是防范和阻止红军打通国际,从而形成共同抗日的局面。因此向西接通远方显得无比的重要,西路军的责任显得无比的重要,打通远方才是全局,中央及军委没有把打通远方摆在重要的位置;二是说红军主力在河东很难在站住脚跟,徐、陈也意识到红军主力在河东地区的困难和危险局面,指出目前的形势只有先积蓄力量再图发展,红军主力随同西路军一同向西,向西取武器再图发展是红军唯一出路;三是说河西条件好,是再图发展的极佳地区;四是蒋大军不便来此,我主力红军对付“二马”没有问题;五是说主力速来的路线已经帮中央想好,早来早好。这个“主力速来”的建议电,表明了西路军主要指挥员忠实执行张国焘错误路线,是张国焘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高涨之间”理论的军事版,避战求安、静观国内局势的变化、等待抗日高潮的到来。不仅西路军要这么做,而且中央和红军主力也要这样做。怀疑中央统一战线,怀疑中央团结抗日方针,怀疑红军的前途命运。这份电报西路军表达的西进意图,清晰地反映出西路军西进是借“打通国际”之名,行占据一方之实的张国焘路线,这既是西路军行动的总方针,也是西路军为中国革命即中央和主力红军设计的行动总纲领,是西路军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根本大计”

  西路军提出这个“根本大计”与张国焘路线有什么关联?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14)

  西路军这份关于“主力行动建议”的电报,无疑是张国焘路线的继续,三次东返未果的根源即在此。

  西路军不愿东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月7日,西路军返回倪家营子后,提出新的行动计划,并对东返行动及返回原因作出解释。“目前在(东进时)取敌有利条件下,目前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15)此电,西路军认为此时向东进,如果击敌条件有利,不难做到,但延搁“根本大计”。这说明向东不是不可能,而是违背了西路军西进的既定方针和目的,这是西路军坚持不愿东返的根本考虑。

  当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陷入“严重困难”的时候,西路军与中央及军委的根本性分歧彻底暴露出来,三次提出“根本大计”的主张。

  第一次,2月7日,西路军第一次重返倪家营子后,遭敌围攻。西路军向军委提议:“为长久根本大计,当在奠定甘北抗日根据地,接通新苏区,必速灭‘二马’,始能实现。”“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为妨碍。”(16)

  第二次,2月24日,西路军第二次突围再返倪家营子之后,再次向军委提出援军八个团“向凉州进攻”。提议:“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17)

  第三次,3月4日,西路军第三次突围进至三道柳沟地区又陷入重围。西路军向党中央及军委及各方面军提出:“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以)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18)

  西路军三次东返机会,但与张国焘为其制定的“根本大计”不符,这是西路军不愿东返的根本原因。而金文完全回避了西路军的“根本大计”,对西路军丧失三次东返机会的认识,不仅是片面的,结论也是荒谬的。凡回避西路军坚持的“根本大计”,西路军不愿东返问题以及西路军历史问题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未完待续)

  注释:

  (1)毛泽东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文

  (2)《彭德怀自述》第218页

  (3)1936年10月30日《林武关于红军部署致共产国际转王明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8页

  (4)1936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红四方面军电报,军档复(319)第206页

  (5)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暂以现地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828页

  (6)1936年11月2日,《朱德、张国焘为林育英到关桥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9页》

  (7)1936年11月3日,《徐向前、陈昌浩请示行动方针致朱德、张国焘并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8页》

  (8)1936年11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河西部队行动部署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0页》

  (9)1936年11月4 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1页》

  (10)1936年11月5日,《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4页》

  (11)1936年11月7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为迅速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9页》

  (12)1936年11月8日,《中央提出新计划致朱、张、彭、贺、任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74页》

  (13)1936年12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等对目前主力行动的意见致中央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5页

  (14)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130页

  (15)1937年2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目前情况力量之估计与西路军之行动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2页

  (16)同(15)

  (17)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

  (18)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要求速派援军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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