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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教授马秀山:金一南讲西路军历史的若干谬误㈡

马秀山 · 2018-10-12 · 来源:双石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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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金将军一句话:名气虽大,莫毁一旦,名为专家,尚需深研。

六、金文在“西路军为什么损失惨重”问题上完全回避西路军坚持张国焘错误路线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金文讲述了“西路军损失惨重”的三条原因:一是轻敌;二是高层决策的分歧;三是错判。金文在前文评价西路军讲到,西路军失败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这三条原因无疑就是金文所讲的“种种复杂因素”

1.关于“损失惨重”与“全军覆灭”

  金文在前文称:“我们不能讲西路军全军覆灭。为什么?成建制地突破到星星峡,最初统计403人,最后统计为470人,这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唯一成建制保留的力量。”中央决议指出西路军是“严重失败”,金文称为“损失惨重”。在金眼里,西路军不是失败,而仅仅是“损失惨重”。这与金文的脉络是一致的,因为西路军还保留唯一一个所谓成建制的力量。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辞,是有的人标榜其“功绩”的一种说法。

  一支2万余人的队伍,仅约2%的人员脱离险境,到达新疆,其中大部分是西路军的干部和机关人员,这是什么建制?西路军石窝会议作出决定,西路军分散突围,西路军解体,已经宣告西路军失败,只有李先念支队即左支队有400余人最终到达星星峡。从金文可以看出,这400多人也是陆续到达。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决定攻打安西失利之前,还有近千人,被马匪追击到红柳园最后一仗,这个所谓的成建制也解体了,各自逃命,完全不成建制,丧失战力,人员零零散散汇集到星星峡。一支军队遭受重大损失而解体,无法完成既定的任务而失败,西路军不存在了,难道不是覆灭。难道只有全部牺牲或被俘即被马匪全部歼灭,才可称之为全军覆灭。照金文逻辑,被俘的西路军也是一股保留力量,这些俘虏在关押期间还成立党支部,一部分人最后回到陕北,这些力量比到星星峡的力量大十倍。

  金文称“我们不能讲西路军全军覆灭”是与“损失惨重”相呼应的。中央决议中指出西路军“严重失败”,金文并不认同这一结论,从而提出西路军“损失惨重”的“新说法”。

2.原因之一:关于轻敌

  每一次作战失败,无一没有轻敌的因素,都可以从轻敌方面找到原因。也就是说,轻敌是作战失败的共性因素。金文讲“损失惨重”的首要因素是由于轻敌,掩盖西路军“损失惨重”的根本原因。

  金文对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只字不提,是认识不清,还是有意回避。金文在前文中讲到,西路军有三次东返机会。如果西路军抓住其中一次机会,西路军的失败就不会“损失惨重”。第一次,西路军命名当天,西路军如能听从军委意见,择机东返,四方面军渡河部队即刚命名的西路军可基本保存;第二次,西安事变后,西路军如能按照军委意图坚决东返,西路军可大部保存;第三次,西路军高台、临泽作战失败后,西路军如能按军委意图和西路军最初决心,克服困难果断东返,西路军可以部分保存,西路军也就不会“损失惨重”,遭到灭顶之灾。

  金在文中刻意喧染五军军长董振堂对西路军领导的“误导”作用,是造成西路军轻敌的重要原因,唯独不讲张国焘和西路军主要指挥员为实现张国焘既定方针而坚持西进,是其“损失惨重”的根本原因。

  金文极尽“茶馆艺术”演义之能,指责董振堂“误导”。一如金文一贯特色,不给董振堂“误导”的出处。徐向前回忆录虽然有执笔者的诸多编造和谬误,也没有提到轻敌是董振堂“误导”;陈昌浩在延安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书,也讲到轻敌,也没有把责任推给董振堂。反到是张国焘11月3日给徐、陈的电文中指出:“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 (19)11月12日,西路军回复军委决心西进称:“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指挥亦差,”“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20)

  金文的结论,由于轻敌,结果分散了兵力,未能集中力量歼敌,一次次的吃亏。轻敌绝不是“损失惨重”的首要因素和主要原因,一次轻敌造成损失,还不接受教训,全程轻敌,导致“损失惨重”,这就不是轻敌能够解释的,更不是董振堂“误导”所能起到的作用。金文回避西路军路线错误是根本性错误,回避西路军坚持张国焘路线,数次不愿东返是导致西路军“损失惨重”的根本因素。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包括一方面军一部)南下,百丈关一仗损失惨重。四方面军南下及北上,在草地上涮来涮去(有的部队三过草地),8万余人的队伍,到会宁会师时不足4万人,损失大于西路军一倍,为什么没有人揭密清算张国焘,为什么没有人研究“损失惨重”的原因,因为这与中央和毛泽东无关。大肆吵作西路军“损失惨重”,刻意寻找中央之误和毛泽东之错,甚至改造历史文献,歪曲历史事实,把西路军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一定要编造成执行中央方针,其用心不就是为某些人鸣冤叫屈,意在颠覆西路军历史吗。

  轻敌是并不是什么新说法,只不过在金文中,上升为西路军“损失惨重”的首要因素。这是西路军绝大多数将领都不会认同的说法。

  时任九军参谋长李聚奎,在1937年7月写下《关于西路军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指出:“失败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军事力量的不够,而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与一贯的退却路线及军阀主义的单纯军事观点。”“对军委和党中央抱着仇视的成见,军委给西路军的命令是没有执行的。”(21)

  时任三十军军长的程世才,在1945年2月写的《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中指出:“西路军失败最主要的是主观原因,由于路线错误才产生大失败,客观原因有,但不是主要的。”“主观原因主要在什么地方呢?”“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产生西路军的失败……”。“总之,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主观上的原因,错误路线产生失败的结果”(22)

3.原因之二:关于“高层决策的分歧”

  金文这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是文章的核心和要害。金文立意提出的“三统一”,为什么“艰难痛苦”,要在此寻找答案,这也是金文区别与其它搞乱西路军历史个别人的“独门绝技”。

  金文特意讲到一段话:“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切忌“大翻烧饼”。过去讲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损失,今天又讲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的损失,两种讲法都有问题。”金文对上述两种说法都不认同,要寻找第三种说法,把西路军这张“饼”要立起来“烙”,或者撕开了“烙”。这就是金文从“高层决策分歧”,印证党为实现“三统一”,导致“艰难痛苦”立意的由来。

  金文讲:“共产党的力量、红军的力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不同山头形成的。”“不同的力量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通过磨合、斗争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意志,那是非常困难的,必须付出代价的。”金文所指的“代价”,实际指西路军“损失惨重”,而且还是“必须付出”。这种说法比“阴谋论”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一是中央为实现集中统一指挥,明确朱德、张国焘的指挥权限。

  金文为了论述“高层决策分歧”,特意把朱德和张国焘拉入中央决策层,即“高层”。金文讲:“实际上,当时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分歧是很大的,而我们也不能说张国焘完全不服从中央指挥。因为张国焘时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第二领导者,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金文言外之意是指,中革军委第一、第二把手都在,张国焘无疑就是“高层”。简言之,金认为朱、张也可称之为“中央”。

  金文把张国焘与中央及军委的领导认定为同一层次,形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央”。二、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已经放弃“伪中央”,表面上接受陕北中央的领导。张国焘的“伪中央”、“伪军委”已经不复存在。一、四方面会宁会师之后,11月11日,中央对红军的指挥关系进行明确。

  中央及军委在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的当日,中央书记处对朱德、张国焘的指挥权限与中央及军委的指挥关系进行了明确:“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新的伟大战斗即将开始,为统一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23)

  徐向前总指挥在回忆录中记述:党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24)

  朱德、张国焘只是中央及军委决定的执行者和战场指挥者,而不是决策者。

  金文刻意混淆中央及军委决策与张国焘战场指挥的关系,统称之为“高层决策”,意把中央及军委与张国焘混在同一层级,张国焘也具有“中央”的职能,把张国焘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称之为“高层决策的分歧”

  现今,军队每一个干部战士都知道,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服从中央军委的绝对指挥。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根本制度和最高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军从战争实践血的教训中得来最为宝贵的财富。而金文却将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决定、不接受军委指挥、违背党和军队纪律的行为称之为“高层决策分歧”。形成金文特色的第三种说法。

  二是张国焘违背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在渡河及西进问题上施展阴谋对付中央。

  朱德、张国焘得到中央授权之后,又是如何执行和指挥的,“高层决策分歧”又是如何产生的?

  金文关于“高层决策分歧”讲道:“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对红军发展方向和方式各执已见:先河东还是先河西,先向南还是先向北,先建立根据地还是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还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调不一致,缓急不一致,方针不一致。西路军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艰苦作战的。”金文以此证实其所说:“所以当时对西路军行动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

  在四方面渡河时期,张国焘施展阴谋,阳奉阴违,六次采取“先赞同、后变更”的手法欺骗中央,指挥下令四方面军部队渡河。

  在四方面军主力渡河之后,张国焘更是变本加厉,采取不请示、不报告、不理睬的态度,下令指挥四方面军主力西进。

  金文承认并辨解,“在过河这个问题上,九军、五军都没有得到中央认可。中央后来追认了九军过河,但一直没有认可五军过河,简单说它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不服从中央指挥,也不太对。”金文给出的理由,“问题在哪里呢?从中央层面看,要求九军、五军不要过河它却过了,可以说违背了中央的意思,但从它的指挥程序来看,当时中央还不能够完全指挥调动红四方面军,他们一直是服从张国焘指挥的,具体行动也得到了中革军委的背书,所以也不能够简单的说成是擅自行动。”金文很清楚的表明红四方面军渡河,“违背了中央的意思”,既然红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命令渡河,那无疑就是张国焘“擅自下令”。

  金文遗漏了一项,四方面军指挥部渡河既没有报告,也没有得到军委批准,更没有得到军委“追认”。

  金文关于“高层决策分歧”偷换概念。一是把的张国焘列为“高层”即“中央”,张国焘这个“高层”与“中央”这个“高层”,只是“高层决策分歧”,而不是违纪违令;二是把四方面军的渡河行动和张国焘擅自下令混为一谈,把张国焘擅自下令,转嫁为红四方面军“擅自行动”;三是把张国焘对抗中央、违背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的行为称之“高层决策分歧”,并称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只是个人之间的“分歧”,把张国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变成毛、张之间“决策分歧”和权力争夺,也就是金文立意“三统一”的根本所在。这就是金文第三种说法的新创举。

  历史事实证明,是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渡河,是张国焘擅自,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命令渡河;历史事实同样证明,是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西进,红四方面及西路军依据张国焘命令坚持西进而不愿东返。

  在四方面军渡河以及西路军问题上,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绝不是什么“高层决策分歧”, “分歧”客观存在,行为却是违令,中央事后仅追究张国焘的责任,金文却将其转嫁到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张国焘既不是什么“中央”,也没有中央授予其决策的职能,张国焘违背中央及军委的决定命令,是违纪违令。

  三是关于“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自相矛盾。

  金文称,“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这与前文“为什么渡河”问题上所述,“就是要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的说法相互矛盾。究竟“为什么渡河”?结论就是金文不论事实、不讲是非、不顾逻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金文称,“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他积极指挥四方面军部队抢先渡河,主要是为了在河西找一个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陈述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取得物资后,再与主力回击深入之敌就更有把握了。”

  金文认为,张国焘这一部署只是高层分歧。金文再述:“张国焘的意思是先到宁夏,先拿装备。中央的意图是一、四方面军共同取装备,包括二方面军也共同到定远营。如果不明白当时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分歧,和来自不同的根据地、不同山头之间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难明白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后来错综复杂的行动。”

  金文居然把张国焘这种欺骗中央的“鬼话”,当作“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的依据。学问作到如此地步,真叫人无言以对。

  金文一如继往的混淆概念,把战略方针与作战方针混为一谈。张国焘处心积虑的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被金贴上“支持宁夏战役计划”的招牌,只是执行中有“分歧”。宁夏战役计划目标及步骤是“先南后北”,方向是向宁夏,渡河地点在靖远至中卫段,力量是三个方面军合力,预定渡河时间是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张国焘指挥四方面军可有一处按宁夏战役计划执行,“支持宁夏战役计划”又从何说起。金文不仅改造了张国焘电文的原意,而且回避张国焘给红四方面军的西进命令。张国焘说给中央是假,发给红四方面军指示其向甘北并前进是真。真假都分不出,还搞什么研究。难道只有一句先到宁夏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话,就变成支持宁夏战役计划,进而变成执行中央计划,只是在如何执行上有“分歧”。这与金文渡河西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方针是一个路数。

  金文一如继往颠倒是非,“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他积极指挥四方面军部队抢先渡河,主要是为了在河西找一个全新的安身之地。”这还是宁夏战役计划吗?宁夏战役有向西发展的计划吗?金文已经道明,张国焘支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计划,是西进计划还是中央宁夏战役计划。

  金文一如继往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称“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另一方面讲到:“10月26日,张国焘命令九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就在渡河当天,中央以绝密电致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金非常清楚的写道,“凉州在西面,宁夏在北面,张国焘有意向西不向北。”金文自己已经否定了“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的说法。

  这就是金文混淆概念、颠倒是非、自相矛盾的所谓第三种说法。

  四是关于集中统一指挥问题。

  金文称,党为实现“三统一”,造成“艰难痛苦的蜕变”,在这一部分中给出了答案。

  金文讲:“毛泽东设想通过组织宁夏战役,实现统一指挥,获得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召开会议让各方面把指挥权交来,而是通过一次实际作战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号令。”

  金文所谓第三种说法,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一是中央及军委把战场指挥权交给朱德、张国焘,难道不是解决统一指挥;二是当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计划,中央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关桥堡会议,河东部队达成统一,彭德怀指挥河东一、二、四方面军部队共同作战,打赢了山城堡战役,通过实际作战真正实现统一;三是大敌当前,当时的战场形势谈何以开会方式解决统一指挥,把四面军指挥员叫回来开会吗?渡河期间,彭德怀试图找四方面军指挥员开会协商,可人家早已渡河而去。实际作战行动是实现统一指挥的最佳途径,开会只是表面的统一,行动才是真正的统一。

  金文指责毛泽东为什么不用开会方式解决统一指挥。中央自会宁会师前后,就酝酿召开一个会议,最后把会议地点落实到彭德怀指挥部所在地打拉池,在张国焘精心谋划下,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主要指挥员直接渡河,根本没去参加。中央把前线指挥权交朱德、张国焘,徐向前讲“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金难道不知道,张国焘还用杀人的办法解决统一指挥问题,难道毛泽东的设想不对吗?金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金文也指出,中央及军委意图集中力量先打胡敌,后取宁夏,可张国焘一心向西,这就是金文所指的“高层决策分歧”。金文的结论是:“因步调不一致,中央的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作战新计划等需要一、四方面军配合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实现。这是我们今天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却是当时存在的非常复杂的的问题,就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尤其是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也不能直接指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军之间的误解交叉其中。由此造成西路军后来的命运。”

  金文称:“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谁指挥一目了然,红四方面军执行谁的命令不是很清楚吗。金文称:“当时存在的非常复杂的的问题,就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真的很复杂吗?仅仅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吗?四方面军听谁指挥,按谁的命令行动复杂吗?金前文讲了张国焘与毛泽东的那么多“分歧”,现在只承认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西路军问题确实很复杂,复杂之处在于,从金文中清楚的表明,由于“高层决策分歧”“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只听从张国焘指挥,而不接受中央及军委指挥,致使中央及军委正确的决定计划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从而导致西路军后来“损失惨重”、“艰难痛苦”的命运。而这一切,被后来改造西路军历史的人冠以“执行中央打通国际方针”的名义。事实上,西路军以执行中央“打通国际”之名,行张国焘“占据一方”之实的张国焘路线。而这一切,被金文称之与毛泽东意图实现“三统一”有关,导致西路军问题人为的“复杂化”。

  按金文逻辑,如果中央和毛泽东不实行“三统一”,又没有用开会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那只有由张国焘统一指挥西路军一条途径,西路军的结局才不会“艰难痛苦”。这就是金文所创的第三种说法。

4.原因之三:关于中央错判

  金文称“不仅张国焘发生了错判,中央也发生了一些错判。”金文并没有触及张国焘有哪些错判,重点叙述中央错判。张国焘错判为虚,中央错判为实。这就是金文的第三种说法。

  金文叙述了中央两个方面的错判。“错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难度,毛泽东同志也低估了。”“错判之二,高估了东北军对西北军阀的影响。”中央一个低估,一个高估,两个错判,意指对西路军无疑是致命的。

  任何一次作战的失败,无一不存在主观指导上的错判。实在无意去驳斥“两个错判”谬论,在此请教金将军一、二。

  请问,一是张国焘错判了些什么?二是张国焘错判与中央错判,谁的错判对西路军失败起着决定性和关键性作用;三是西路军主要指挥员有没有错判?

  金文称“中央错判”。既然认定“中央错判”,一是需拿出“中央错判”的事实依据;二是需提供“错判”导致的事实后果;三是需得出“错判”依据与事实后果之间存在某种直接关联。简单讲,就是讲述事实,提供证据。一是不能把其它人的“错判”转嫁中央;二是不能把不相干的事实后果与“中央错判”相联系;三是不能时间混乱,因果颠倒。

  关于“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难度”的错判。金文仅以1936年6月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为据,指责中央和毛泽东错判。金作为军人,又是专家,难道不知,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战略意图、方针是通过具体的作战指导和作战行动实现的,这正是战略意图、方针与作战指导的各自作用。作战指导分敌情、分战场、分时间、分地点、分方向、分目标、分步骤、分力量,作战指导在实现战略意图、方针的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和变化的。不是西路军按照张国焘既定方针,不管不顾,“一根筋”坚持西进建立根据地。这与前文犯的同一错误,即以战略意图、方针取代作战指导。且不讲张国焘命令指示红四方面军在河西“站稳脚根”的意图,中央总的意图是先取宁夏,以此为据,再视情向西发展。先取宁夏立足之地,获得援助,解决供给。在此情况下,再组织力量向西发展建立根据地。此时有枪有炮,有可靠的根据地为依托,有主力红军的支援,在河西建立起安全、可靠、通畅的国际通道。战略意图只意向,以此提出确定战略方针;作战指导依据战略方针,制定指挥具体作战行动。两者吻合,主观指导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向西发展建立根据地是有条件的,金文所讲的错判,混淆战略意图、方针与作战指导的关系,与其前文所述“为什么孤军深入”也是相互矛盾的。

  “中央错判”导致的后果是什么?金文并没有以事实为依据表明“中央错判”造成的后果,更没有给出这个后果与“中央错判”有什么关联,武断的得出结论:“实际上在甘、凉、肃三州的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根据地非常困难。这是中央发生的第一个错判。”

  中央三次(不止三次)提议西路军东返,西路军三次丧失免于“损失惨重”的机会。这难道是“中央错判”的后果,难道是导致西路军三次不接受中央意见,拒绝东返吗?事实上,中央在宁夏战役被迫终止之后,已经考虑战略重心转移,河东击破胡宗南是战略全局的重心,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西进在甘北建立根据地与战略全局背道而驰,这将中央置于一个非常无奈的地步,命令不听,征求其东返意见,红四方面军执行张国焘意图决心和信心,迫使中央不得不接受其西进建立根据地的现实。

  鉴于篇幅,不再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一心在甘北建立根据地的电文一一摆出。金文自己文中有两点就可驳回关于“中央错判”的谬论:一是中央三次指示西路军东返,西路军坚持不返,是张国焘和西路军“低估”,还是中央“低估”?二是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多次要求援军援助,甚至要求红军“主力速来”,战胜二马不成问题。2月24西路军提议:“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25)是西路军“低估”,还是中央“低估”?金文指责“中央错判”,不讲条件、不述背景、不计后果,没有事实依据,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西路军历史的编造者,将张国焘和西路军主要指挥员“错判”转嫁到中央的手法而已。

  至于中央“高估东北军对西北军阀影响”的错判,更是胡咧八扯。一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这绝非中央即毛泽东所依,但尽一切可能去争取,则是中共即毛泽东所为;二是依靠东北军制约马家军,无疑是天方夜谭。金文既没有给出东北军如何影响西北军的直接证据,仅以间接的西安事变后,中央12月27日同意西路军西进电为据,便指责“中央高估东北军对西北军阀影响”。金文不提此电的来龙去脉,便称中央“高估”。中央根据张学良、于学忠提议,西路军东返意在牵制胡宗南,策应东北军。此电是在西路军回复中央有条件东返的情况下,中央按照西路军西进意愿作出的。此时,东北军急需红军援助,根本谈不上什么“高估”“影响”

  “中央错判”导致的后果是什么?金文称由于“中央错判”“这样就出现了西路军忽西忽东的拉锯局面。”“反复拉锯”的局面。中央提议西路军前两次东返,西路军根本没有任何行动,也就不存在“拉锯”之说。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作战失败后,根据中央第三次东返的提议,开始有实际行动的第一次东返行动,返回倪家营子后,西路军出现金文所讲的“反复拉锯”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央错判”没有任何的关联,完全是西路军自己主导的行动。西路军组织四次突围:第一次,即东返,又返回倪家营子;第二次,向西北方向的威狄堡突围,再返倪家营子;第三次向西方的三道柳沟突围;第四次因三道柳沟坚守困难,折转经梨园口向祁连山转移。

  “反复拉锯”“涮来涮去”的翻版,并强拉硬扯的认定是“中央错判”,这个罪名安不到中央头上。

  金文标新立异的第三种说法,既不是什么新说法,更没有事实依据,也与所谓“错判”没有关联。

5.关于经验教训

  金文称:“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很多失败,西路军是其中一个重大失败。怎么总结出经验教训来?经验教训总结来自于它的客观,指挥层面、统帅层面都有问题,都有加以检讨的必要。而我们不能用统帅层面的问题掩盖指挥层面的问题,也不能企图用指挥层面的问题掩盖统帅层面的问题。”

  洋洋洒洒,金文此段看似公平公正的话,有三点疑问。

  一是金文没有回答主次关系。指挥层面和统帅层面都有问题,这毫无疑义。任何一次失败,都存在这两个层面问题,但任何事物都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哪个层面的问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个是次要方面。金文自己在此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二是金文全篇刻意以战略方针替代作战指导。在此看来并不是不懂,前文混淆战略方针与作战指导之区别,在此特意强调“指挥层面”“统帅层面”都有问题。这两个层面,一个是战略指导,一个是作战指导,全文刻意混淆两者区别,从而得出““高层决策分歧”、渡河执行中央“打通国际”方针,以及“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这样的荒唐观点。在此又对两者进行了区分,充分说明前文是有意混淆其区别。

  三是金文没有回答哪个层面起了决定性作用。金文讲了那么多“高层决策分歧”,又讲中央对红四方面军“不好直接指挥”,那谁在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行动的决策上起到“统帅”作用,谁在西路军“损失惨重”的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金文没有回答。

  金文自己没有回答,却借用徐向前回忆录的几点教训回答了这几点疑问:

  第一、任务多变。

  第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

  第三、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

  第四、对蒋介石的轻信。

  第四条,回忆录并没有单列,金文专门把这一条单列,是何含义。中央及毛泽东“对蒋介石轻信”,有事实依据吗?你信吗?

  这几条教训,从表面上看,似乎讲的都是“统帅”层面的问题。详观其内容,印象最深就是徐向前称“不想吭声”。(26)按金文两个层面分析,这三点教训(金文分解为四点),“统帅”层面的问题,属中央即毛泽东;“指挥”层面的问题,属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徐向前总指挥只是“不想吭声”,两个层面问题不仅均与其无关,也与张国焘无关。从徐向前回忆录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路军三次东返问题上,徐向前那一次“不想吭声”?第三次东返虽然记述的不清不楚(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修改之故),但前两次,无疑是按徐向前坚持西进的意见而不愿东返;在西路军是否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指示,徐向前称两次与陈昌浩发生激烈争吵,这难道是“不想吭声”

  《徐向前回忆录》(即《历史的回顾》)的执笔人,在西路军这段历史的记述上,编造历史事实,选择使用历史文献,甚至改造历史文献,颠倒是非,搞乱因果,其谬误多达几十处。研究西路军问题时,要长点心,分辨一下正误,只可为参,不可为据。凡以徐向前回忆录关于西路军历史记述为据者,无一不错上加错。

  如果说中央和毛泽东有错判、有失误,最大的错判和失误就是:高估了张国焘以及西路军领导层一些人的党性觉悟,低估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以及造成的严重危害。

  中央于1937年3月底,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历史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正确无误、准确无误。任何推翻这一结论的企图,都是不会得逞的。

  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及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使我们从中得到最为宝贵的经验教训就是:对异心之人不可放权,对下级非为不能迁就,对外力援助不宜依赖。

  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中,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坚决维护党的纪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服从中央军委指挥。

  金文引用习近平主席(时为副主席)2010年在党史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讲话:“要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金文讲:“摘几份于已有利的电报,得出自己的结论。于已不利的电报,一概不引用。这是在研究历史、思考教训吗?”请金将军按此对照一下,以免着了别人的道。

  金文所讲的“三统一”也好,“高层决策分歧”也罢,以及所谓第三种说法,无一不试图说明,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及毛泽东为取得对红军统一领导指挥的“必然代价”,这与“阴谋论”有何区别。金文的所谓公平公正以及所谓第三种说法可以休矣。

  送金将军一句话:名气虽大,莫毁一旦,名为专家,尚需深研。

  (未完待续)

  注释:

  (19)1936年11月2日,《朱德、张国焘为林育英到关桥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9页

  (20)1936年11月12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情况致致中央军委、总部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1页

  (21)李聚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

  (22)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印

  (23)1936年10月11日,《中央书记处请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指挥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第289页

  (24)《徐向前回忆录》第378页

  (25)(17)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

  (26)《徐向前回忆录》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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