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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戈里 | 国民党长春杀民养军铁证如山:纪念长春解放70年

高戈里 · 2018-10-19 · 来源: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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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公知、果粉刻意回避1948年长春被围期间国民党当局杀民养军导致饿殍遍城的罪行,其实质,是要掩盖国民党政权盘剥、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进而彻底否定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必然趋势!

  2018年10月17日和19日,是长春起义和长春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日。

  这些年来,不少公知、果粉拿1948年长春被围期间饿死人说事,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在诋毁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刻意回避并极力掩盖了导致饿殍遍城最直接的原因——国民党当局杀民养军!

  我采写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期间,收集国民党当局在粮食问题上立法搜刮、枉法徇私、违法倒卖、持法劫掠、合法挥霍的史料如下:

一、立法搜刮——出台杀民养军之法

  1948年5月24日,我东北解放军攻占长春大房身机场,对长春国民党守军完成合围,随后,改用“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位一体方针,对长春实施严密封锁。

  无粮不聚兵。长春城被围之后,守城的先决条件是屯粮。

  当时驻防长春的是新七军和第六十军两个正规军,还有吉林省保安旅、吉林省师管区所辖的“志愿兵团”和骑兵旅、省警察总队等地方部队和游杂部队,共计10万人。新七军原驻长春已经储备了一大批粮食,可以维持过冬,第六十军和地方部队、游杂部队只能现购现吃。长春被围困期间,守军士兵虽然吃不饱饭,但至10月19日长春解放,“没有听说饿死士兵的事”。

  至于长春被围期间不同阶段城内居民有多少人,放出城多少,饿死多少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主要揭露长春党政军警官员在粮食问题上,是如何对待老百姓的,缘由何在。

  据时任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回忆:

  为确保守军粮食供给,国民党长春市政府于4月中旬进行了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统计结果,市内存粮只能吃到7月底。

  长春粮源断绝后,尚传道市长向长春最高军政长官郑洞国请示供粮大计。时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出示了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内容是命令将长春城里老百姓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

  对“粮食完全收归公有”方案,尚传道坚决反对,并力陈己见:“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

  郑洞国沉默良久后说:“命令中所说尽收民间物资粮食一项,决定不办,我负责电复总统,但对粮食还应有一个管理办法。”

  于是,尚传道等执笔起草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简称“战时粮管法”),规定只准许市民留自吃粮食到9月底,剩余粮食应一半卖给政府作军粮,一半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余粮一律由市政府“议价收购”,“以供军需”;买卖粮食均应按照政府议定的价格,不许哄抬粮价;凡违反本办法的,得处以极刑。

  以下,让我们看看《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颁布后,中饱了谁的私囊?壮了何人的贼胆?扼杀了多少百姓的生命?

二、枉法徇私——最高长官“不敢招惹”谁

  坦白地说,最初研究《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我的关注点是比较哪一种战时粮食管制办法更坏,是寻找蒋介石关于民间粮食一律归公不准私卖的电令。

  然而,当我再次阅读尚传道的回忆文章时,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尚传道写道:

  【“实际上,在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的情况,一般市民已无存粮,能囤积大批粮食的仅是驻军中上级带兵官和军需人员,以及和他们勾结的大粮商。对于这些人,郑洞国和我都有所顾忌,不敢招惹他们。”】

  一部完整的历史,是由许许多多历史片段整合的。不同历史片段对历史的反映,有些是表象的,有些是本质的。

  尚传道的这段文字,有三个关键词语:仅,带兵官,不敢招惹。

  第一个关键词语“仅”字说明:《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一出台就没有正当的法律效力,因为它对一般老百姓虽能约束,但“无存粮”即无约束之必要;而“能囤积大批粮食”的,虽“仅”是少数人,但却“不敢招惹”。

  第二个关键词语,尚传道用的不是“中上级军官”,而是“中上级带兵官”。

  在国民党军队的官佐阶层中,有一个当代人很难理解的现象——比如,愿意当团长,而不愿意当职务相对高一级的副师长、师参谋长,各级都这样。

  原因,不是当代人想象的那种“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之英雄情结,而在于赤裸裸的物质诱惑——用旧军队当年的军旅行话来说,当带兵主官“有经济权”。

  国民党军带兵主官“有经济权”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吃空。所谓“吃空”又叫吃空额,就是虚报兵员人数并冒领、贪污其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国民党军各级带兵主官能吃多少空额,没有完整的资料记载,只能根据一些零星文献、口碑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了解一个梗概。据记载,与郑洞国同一级别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吃800个空额,新七军军长李鸿吃300个空额,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吃142个空额。我采访到的情况,连长一般能吃到十来个空额。

  国民党军带兵主官“有经济权”的第二个好处,是所属部队的账务不分公私,可以“正当”肥私。以暂编五十二师的特账为例,其制作符号款、购买大车款、行军锅灶款、犒赏费、防寒费、招待费、补贴部分军官的医药费、副官处购买汽车材料汽油费等公务收支,师长李嵩的伙食费,购买服装、留声机、俄国毛毯、字画、鹿茸等私人物品的费用,均混在一起。

  第三个好处,是部队经费归部队长一人任意支配。比如,部队长可以“拖饷”方式,即长期拖延一两个月下发部属的薪饷,这样,就可以长期挪用一个月甚至数月所属部队官兵的全部薪饷,用于个人经商。又比如送钱,一般是送副职或没有“经济权”的军官,至于送给谁,送多少,无一定之规,完全凭部队长个人的喜好,想送谁就送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

  如此一来,第三个关键词语“不敢招惹他们”也就好理解了——这些“驻军中上级带兵官”,只要不被“招惹”,都能发大财!

三、违法倒卖——各级长官发大财

  “不敢招惹他们”最典型的一例,是《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颁布后,警察第三分局查获大东粮行三名商人故意抬高粮价抢购,予以扣留,经查悉该行系代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买军粮的。省保安司令官由郑洞国兼任,实际由副司令官李寓春负责。尚传道市长虽然坚持要“杀一儆百”,但请示郑洞国同意后,仅将这三名商人枪毙了事。

  当年,长春地下党组织根据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的指示,在长春城内开办了富源长制米厂。结果发现:在军粮方面,新七军不仅有大米、白面吃,存粮也比较多。新七军所属部队,尤其是新三十八师的军官,来长伊始,营、连主官就大量克扣士兵的口粮,师、团长则多半在名册上留有空额,军官们还通过少报战斗减员和抢来的粮食为自己增加私人积蓄。这些粮食存放在部队伙食单位,军官们发财的方法,通常是将伙食单位账面上的粮食通过米厂帐面买走,并开具发货清单。然后,再将米厂账面上的粮食卖给原伙食单位,由原伙食单位支付现款。最后,米厂再将该伙食单位一卖一买粮食赚的钱,交还给倒买倒卖本单位粮食的军官,或代为购买黄金、金银首饰等便于携带的贵重物品。整个经营过程,粮食放在军方仓库里不动,完全是空买空卖。由于军官们贪图钱财,卖粮时漫天要价,市场粮价很快就被抬高了上去,根本制止不住。

  在国民党的军队,违法之事一旦被查获,通常要找下级作替罪羊——新七军军部粮食仓库的5个军需官盗卖了500包大米被发现,结果,仅一个上士被处极刑。

  没有存粮的部队、分队,其“带兵官”也有生财之道,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普遍的积重难返的恶习——克扣士兵粮饷。

  原暂编五十二师第三团通迅排士兵齐云阁记得,那段时间,长春一个玉米面窝头能卖18亿元东北流通券。排长家在长春城内,经常背着大家偷偷把克扣下来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去换金银首饰。起义后,排长带着这些不义之财开小差了。

  长春被围期间,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级带兵长官发粮食财的太多太多了,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各有各的门道。

  严重的粮荒导致长春市粮价暴涨。每斤高粱米3月份值东北流通券1000元,10月中旬涨至3亿元,上涨了30万倍!一个金镏子只能换到一个馒头,一捆钞票甚至买不到一捆马草。银行为解决军队“购粮”开支发行面额1万元的钞票,没几天就不管用了,于是,被迫发行大额本票。本票最初面额100万元,后来逐渐递加到数百亿元。“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抽出上百名职员通宵达旦开本票,还是忙不过来,因为今天开的本票,明天就不能用了。在我采访到的历史当事人中,不少人不懂什么叫本票,至今还认为当年银行发行的是“写钱儿”——在一张纸上,银行给你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据《民国日报》驻东北特派记者杨治兴回忆,长春滥发大额本票坑害了老百姓,而国民党在长春的高级军政头目却大发横财。他们通过长春银行,把成百亿、上千亿的款子汇往北平、上海、南京、湖南等地,在长春只值几斤、百斤高粱米的钱,竟可以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

  中下级军官也有此事——第六十军输送营营长兼代军部人事课长尹秉义于6月24日向昆明家人一次电汇国币2.76亿元,让父母在昆明城内买一栋房子开商号。

  据史料记载,长春3家银行仅1948年6月1日至7月3日,就往关内汇出款项18990亿元。后来,关内银行无法继续支付如此巨款,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严令郑洞国自1948年9月起不准再向关内银行汇寄此类款项,才堵住了这条发战争财暴富之路。

四、持法劫掠——纵兵抢粮滥杀无辜

  40年后,郑洞国先生回忆道:“那时,最头痛的是粮食问题。”

  据郑洞国回忆:守备长春的兵力,两个正规军及兵团部所辖直属部队约6万人,地方游杂部队及后勤人员约4万人。长春城东、西守备区分别由第六十军和新七军负责。对于游杂部队,郑洞国只将其中素质较好的编成两个骑兵旅,使之参加市区防务,其余的一律挡在城外,任其自生自灭。这些游杂部队都是地主、流氓、胡匪凑成的,军纪很坏,郊区人民因此被他们劫掠一空。

  长春被围困后,由于无法出城抢粮,国民党吉林省政府组建“军粮筹购委员会”统一组织在城内“挖粮”,以供军队食用。7月份后,索性把毫无信用的大额本票发给军队,任由军人去老百姓家搜购粮食。

  我采访到到一些起义官兵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惭愧:那时,连队隔三岔五地派一些士兵闯到老百姓家里搜粮,搜到粮食,丢下谁都不肯要的“写钱儿”,把粮食留下一半,拿走一半。老百姓家里的存粮本来就不多,今天这个连队来“搜购”走一半,明天那个连队来“搜购”走一半,没几日就所剩无几了。

  驻扎在警察第三分局管辖区内的暂编五十二师的一些士兵,专门观察老百姓的烟筒,发现有冒烟的,就三五成群地闯进去把锅里的饭哄抢吃光。

  本来,军粮就供应不足,士兵的粮饷被长官克扣后,饥饿难耐。在这种情况下,让士兵为了自身的生存到老百姓家里去“搜购粮食”,军纪荡然无存,长官对士兵只能放纵,“搜购粮食”变成血腥的抢夺粮食,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一八二师某士兵起义后在“阶级自觉运动”中反省:“当兵前,父母再三嘱咐我不要干坏事。我在长春时,拆房子,打老百姓,把一户老百姓的粮食全部抢走后,这家两口人都饿死了。我犯下滔天罪行,应该受到人民法律的处罚!”

  国民党军队执法抢粮劫财还有一种方式——巡查。

  东北地区各大城市的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都是军统特务机关。在特务眼里,“办理政治案件可以升官,办理刑事案件可以发财”。督察处通常内设巡查队,其职责除了搜捕“共匪”、检查过往行人的国民身份证及有无携带违禁品外,还包括取缔黑市、没收东西。没收物品拍卖后,按惯例可提百分之二十奖给检举人和检查有功人员,其余充作警备司令部的经费开支

  不难看出,巡查队即便“秉公执法”,也是个很肥的差事。长春警备司令部第二巡查队潘队长随军起义后,一位同学提醒他:“你那个包袱还不拿去甩呀!当解放军,可跟国民党不一样喽!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里,一尘不染,说走就走,说干就干,哪让你拖拖拉拉带根尾巴呢!”于是,潘队长留下两皮箱随身物品,领着传令兵,带上其余财物直奔吉林市。之后,又将未卖脱的4皮箱财物寄存吉林市的老房东家中。一年后,听说这4皮箱财物被起义后离队定居吉林市的一位中学同学全部骗走。

五、合法挥霍——饿殍遍城养奶牛

  国民党军队在长春贪赃枉法纵兵抢粮,有道德问题,但本质上不是道德问题,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

  从德国留学回国后曾在胡宗南部任基层指挥官的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在“看清楚了”国民党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之后,对国民党军队的阶级压迫有过很直白的经典叙述——“老百姓被当兵的欺负,当兵的又被当官的欺负”!

  国民党军队的历史事实确实如此:“老百姓被当兵的欺负”,是因为当兵的被当官的克扣粮饷百般盘剥虐待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偷、抢,不能不宣泄;而“当兵的又被当官的欺负”,则是因为当官的要维持并延续其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

  原国民党第六十军1948年10月17日反蒋起义后,于17日午夜撤出长春城,移驻九台地区。时任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副团长的地下党员赵国璋在18日清晨刚到驻地,等候在那里的解放军围城兵团联络部工作人员就将赵国璋带到联络部。随即,联络部部长刘浩向赵国璋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立即返回尚未解放的长春城,进驻军统特务机关,清理特务档案。一定要把这支起义部队清清楚楚地交给人民!

  1948年夏,赵国璋驻防长春时在宿舍前留影。赵国璋的这处宿舍,也是当年10月17日曾泽生军长率第六十军反蒋起义的临时指挥所旧址。

  本来,赵国璋清理敌特档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搞清楚东北滇军地下党负责人杨重(回到解放区后改名杨滨)和张士明被清洗的原因,以及地下党员范啸谷、地下党交通员阎其铭牺牲的内幕,但清查结果却出乎意料——这帮无恶不作却又酒囊饭袋的特务,对地下党的情报没搞到多少,却通过收买国民党将领身边亲信等办法,大量搜集了国民党将领贪污腐化的事例,连嫡系将领也不放过。有史料为证——比如,某长官“亦蓄日女数名”等。国民党历来缺少廉洁自律方面的法纪约束,特别是对带兵的高级将领。从处理结果上看,老蒋让特务搜集长春守军将领们的贪腐证据,显然不是为了查处并制止其贪腐行为,而是为了利用、控制他们。

  如此一来,长春守军将领们何不滥用职权花天酒地醉死梦生?

  史料记载,长春军政官员纳妾讨小,胡吃海喝,纸醉金迷,非常普遍。不少将领每周在自家公馆举办跳舞晚会,通宵达旦。中共叛徒、军统特务头子项乃光围城期间大摆“全羊席”,出尽风头。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上校督察长关梦龄在第六十军反蒋起义的前一天,大摆33岁生日宴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烟酒饭费高达900亿元……

  据赵国璋生前回忆,国民党守军在长春粮荒十分严重的1948年9月17日,居然在兵团部郑洞国公馆举办了一次中秋晚会,摆上罐头、洋酒等美食,有乐队助兴,晚会上还放了不少花炮,极尽奢华,与当时长春饥民哀嚎饿殍遍城的凄惨景象,对比非常强烈!

  我的同学赵俊达在整理父亲赵国璋地下工作笔记时发现,赵国璋生前曾经打算写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标题是《中秋月夜开花炮 庆祝郑公馆舞会》,可惜因故未成。

  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当年10月19日郑洞国兵团部和新七军宣布投诚后,赵国璋奉命进驻郑洞国兵团部,接管并清理档案,结果,他意外发现兵团部的院子竟然养了两头奶牛。一问才知道,这奶牛是专门保障郑洞国等高级将领每天喝牛奶而专门养的。为了保障奶牛足量产奶,豆饼等精饲料管够,兵团部特务团的士兵每天还要外出割草……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本文结束之时,再次强调:这些年来,公知、果粉刻意回避1948年长春被围期间国民党当局杀民养军导致饿殍遍城的罪行,其实质,是要掩盖国民党政权盘剥、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进而彻底否定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必然趋势!

  注释:19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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