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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贵生:回忆母校天津铁一中八年的学习生活

郝贵生 · 2018-10-2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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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客观认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现状,认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质,现将拙文《回忆母校八年的学习生活》发到网上,供各位网友学习、研究、借鉴和参考。

  回忆母校天津铁一中八年的学习生活

  按语:我的母校天津铁路一中(原名天津扶轮中学,解放后改为天津铁路中学,天津铁路一中。10年前又改为天津扶轮中学)1918年10月建校。原著名数学家陈省身20年代曾就读于这所学校。我于1960年入该校初中学习,1963年入高中学习,因1966年准备高考时,开始了文革。1968年9月到内蒙古科左中旗插队落户。今年我已经70有余,回顾自己一生的学习和工作,有两段年轻时代的经历对我影响极大。一段是中学八年的学习生活,再一段就是我四年的农村插队生活。2013年我曾写过“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一文,回顾农村插队生活对我一生学习、工作的影响。但对中学生活从未认真回顾过。今年是母校诞辰百年。去年,母校要求毕业校友撰写回忆录。我响应号召,同时借此机会认真总结母校对我的教育和影响,于是写了《回忆母校八年的学习生活》一文。我感到,我中学的学习生活,实际是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教育对我的影响,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影响。至今我对那段学习生活还印象极其深刻。今年10月19日,我出席了校庆百年活动。同时拙文也收集在校方主编的《永恒的记忆》和老三届同学主编的《扶轮情怀》两本书中。为了客观认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现状,认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质,现将拙文《回忆母校八年的学习生活》发到网上,供各位网友学习、研究、借鉴和参考。

  郝贵生

  2018年10月26日

  回忆母校八年的学习生活

  郝贵生

  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因文革原因在铁一中生活学习了八年。这八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一生的学习、工作、生活影响极大。

  “为祖国而学习”

  我是1960年从铁一小毕业考入天津铁中(后才改为天津铁路一中)的。当时的初中一年级在分校,记得第一次到总校进入校门就看见左侧一排平房的墙壁上有六个并排用水泥抹成的圆形红底平面,共有六个黄颜色的金光闪闪的大字“为祖国而学习!”这六个大字我印象极其深刻。在铁一中学习时间越长,六个大字对我的影响越大。

  一是激励努力认真学习。铁一中当时也是天津市重点学校。在小学时就听说其校风特别好。进学校后,果然如此,学校抓学习非常紧,老师们教学非常认真。同学们学习也都非常努力。由于我在学校8年,学校几乎所有的老师大都非常熟悉,教过我的老师的教学特点至今历历在目。同时,老师不仅教知识,也教学习方法。如初三教物理的刘志广老师上课教导我们对所学过知识要经常“砸滋味”即不断思考消化。这一方法我不仅应用于物理学,几乎所有学科学习我都应用之。这种科学的学习方法使我掌握知识更为扎实、牢固、深刻,同时也很轻松。高三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无论在班里还是年级都名列前茅。这一学习方法也延续到我的大学生活中。我后来做教师后,不仅教给我的学生,而且把它更加细化具体化,并成为我写的大学教材《大学学习学》重要内容之一。我高中毕业时的志愿就是北大、清华,若不是文革原因高考取消,我认为自己考上的希望还是较大的。

  二就是激发我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说小学时只知道要努力学习,要考出好成绩。但究竟为什么要好好学习,似乎很朦胧。进入中学后,有专门的政治课教育,老师经常讲新旧社会对比,讲新中国建立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讲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这种教育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极大。我们这一代都是新中国前后出生的,在红旗下长大,受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教育。革命前辈、先烈流血牺牲打下了江山。同时老师也讲到,我们国家当时还是一穷二白,也有许多困难。我们这一代人就要继承他们的遗志,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我出身于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家庭,家庭的新旧对比也使我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做更大的贡献。这就成为我奋发努力学习的强大的内在动力。“为祖国而学习”这一口号与周总理少年时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完全一致的。它不仅是我中学的学习动力,也成为我大学学习生活和终身学习生活的内在动力。它不仅培育了我的学习价值观,也培育锻造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为我1963年加入共青团和1974年成为共产党员,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奠定了思想基础。

  今年我已经退休整整十年。但我的社会责任意识没有退休,我的学习生活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还在继续。我形容我的十年退休生活是“三个不完”即读不完的书,想不完的问题,写不完的文章。

  南仓和下乡劳动

  铁一中对学生的教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进行劳动观的教育。那时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即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学校在南仓有一个种植蔬菜的农场,农场除有一两个固定的职工外,主要是各年级学生每两周轮流到农场劳动清整土地、播种、施肥、浇水、锄地、采摘等。有时我们早晨7点多在北站坐通勤火车南仓站下,下午5点多再坐火车回学校。有时就直接步行从学校过法政桥、京津铁路,沿铁路线经过仓联庄直接走到南仓农场,时间约1个小时。逐渐很多同学就喜欢步行到农场,因为它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也为我文革初期到延安的步行串联打下了基础。我和很多同学一样,也喜欢到南仓劳动,一是可以暂时放松一下紧张的书本学习,二是可以熟悉部分农业劳动,三是每次劳动后农场都以极低价格卖给我们一些蔬菜,因为那个年代副食店蔬菜供应比较短缺。

  我还记得得高中阶段学校还组织下乡参加春播、秋收劳动。如1963年参加根治新开河劳动,1964年和1965年10月曾经两次到东郊区赤土公社赤土大队参加水稻秋收劳动。1965年4月到河北霸县(现霸州市)城关公社朱庄大队参加清整土地、播种、种山芋及其它劳动,同时还参观过霸县的四清展览。1966年春天到西郊区木厂公社宣家院参加挖台田劳动,以及参加过城市掏粪劳动等等。1962年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时,政治课老师讲过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思想。所有这些劳动都增强了我对恩格斯思想的理解,初步感受到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伟大意义。同时也开始建立和增强与普通农民、普通劳动者的感情。如我们在赤土大队所住的房东主人叫魏同升。他解放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曾随部队一直打到海南岛。后复员回乡。晚上我们经常聊天,他给我们讲参加战斗的经历,讲赤土村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他特别谈到赤土村解放前的土地全是盐碱地,根本种不了水稻,就是普通庄稼产量也极低,正是解放后,党领导赤土村农民改造盐碱地,引入水源,栽种水稻,亩产达到1000多斤。他谈起这些来,特别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这些谈话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他也特别赞扬我们同学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记得文革初期,我和我班的郭宏毅同学曾经专门骑50多里(一多半路还是土路)的自行车到赤土村探望魏大叔。我们与霸县朱庄的乡亲们感情也很深。他们到学校看望过我们,与他们在学校石头楼前的几张合影至今我还保存着。1966年11月我们步行串联去延安路过霸县时,我们几个同学也还专门到朱庄看望乡亲们。

  1968年9月,我下乡到内蒙古科左中旗插队落户。几年的农村劳动更使我加深了对人类“劳动”活动意义的认识。我后来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母校所有这些“劳动”课程以及我下乡的劳动实践中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感性经历,都极大地浸染、熏陶和促进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劳动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思想的深刻理解,进一步加深了对唯物史观认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深刻认识。这种内在素质在我一生的工作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参加国庆民兵受阅和民兵训练

  我校是全国民兵先进单位。1960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还亲自奖励参加全国民兵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的我校代表一支半自动步枪。每年国庆节我校都派男女民兵方队参加天津市国庆民兵受阅和群众游行大会。我上初中时每年9月都看到高中同学肩背79步枪参加方队训练,特别羡慕。希望自己到高中后也能够参加。1963年9月升入高中后如愿以偿,以后连续参加了三届。每年9月一开学,就开始了紧张的训练,几乎每天下午4点以后及星期天都进行。那时河北区武装部的武科长和齐参谋天天到我校指导训练,几乎是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持枪、如何走步特别是走正步、如何持枪转入正步、如何排列整齐。同学们也相互纠正错误姿势。我第一年参加训练时,完全不摸门,高二、高三同学也耐心帮助我们。我们升高年级后,也帮助低年级同学。那时整个社会、整个学校政治氛围非常浓厚,都以能够参加方队训练为自豪。单纯的方队训练确实很枯燥,也很累,但同学们的情绪却非常高涨,休息时高唱革命歌曲。国庆节前几天,都要参加全市民兵检阅预演。每次预演后,我们学校的男女方队都受到表扬。10月1日早5点,我们都穿着整齐的深蓝色制服到学校集合,背枪步行来到河北区光复道等候。检阅10点开始。当我们在雄壮的军乐声中雄赳赳、气昂昂,迈着整齐的步伐、持枪正步走过检阅台,接受河北省和天津市党政军领导检阅,心里特别高兴,也好像我们如人民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一样。非常遗憾,我们受阅的黑白照片一张没有保留下来。

  铁一中的军事活动还表现在组织同学们参加刺杀、射击等军事训练活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刺杀训练。平时训练用木枪,区武装部的武科长、齐参谋经常到到学校训练我们。从最基础的动作预备用枪、前进、后退、跃退、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突刺刺、防左刺、防右刺、防下跃退刺、向后转刺、打击、侧击等等进行练习。待我们刺杀的基本动作较为熟练和规范后,就开始发带刺刀的真枪。这种枪是日本人的38大盖,女同学用的是国产762步抢。38大盖以前只是在电影上看到,这次才看到真枪。它比79步枪枪身稍瘦,但比其高约10公分,装上明晃晃的约50公分的刺刀后,比我的头还稍高。用真刀练刺杀比木枪难多了,我们都一一克服。当年铁一中组建了两个刺杀方队即男方队和女方队,平时利用下午课后或星期日训练。这两个方队经常参加市里和区里重大活动时的刺杀表演。多次受到市、区领导及天津警备区和区武装部的表扬。此外我还多次参加过枪支分解、实弹射击、战术演习等民兵训练活动。

  那时我们参加阅兵和军事训练活动,客观上确实占用了很多学习时间。但因为那时学校教育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帝国主义还要侵略我们,蒋介石还要反攻大路。毛主席号召全民皆兵,我们青年学生今天参加民兵活动,就是将来能够为保卫祖国做贡献。同时这些活动不是一般中学都享受到的,作为铁一中的学生就感到特别自豪。由于我中学的的学习方法较为科学,又合理安排好学习时间,因此丝毫没有感到这些活动对学习有多大影响,反而更加激励自己努力学习。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活动本身在以后的人生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我觉得学习了那么多的军事知识,在训练中培育的吃苦精神、认真精神、责任意识、纪律意识、规范意识、国防意识等对我的人生历程还是起到较大的积极作用的。

  政治课也是一门科学

  升中学后开始有政治课。那时初一政治课主要讲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很多同学对这们课不感兴趣。说心里话,我不仅对政治课,对文科包括对语文都不感兴趣,但我不怵文科。政治课我也特别注意听讲。他对我了解一些政治历史知识特别是党的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初二政治课是《社会发展史》,初三是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高一、高二还是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三是讲哲学。这几门课程印象最深的就是初二刘良臣老师的《社会发展史》。这门课程从劳动创造了人开始,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说,这门课程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些最基础的知识。同时刘老师讲课一是有激情,二是声音阴阳顿挫,三是条理思路非常清晰。我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的最初启蒙就是刘老师的这门《社会发展史》。我也了解社会上包括学校领导和其他学科老师对政治课的偏见,主要就是认为政治课不是一门科学,今天可以这样讲,明天也可以那样讲,而且谁都可以讲。特别是文革后,这种偏见更严重了。产生这种偏见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讲课老师自身的理论知识和素养。我从事这门专业以后,回顾刘老师的课程,其最大特点就是把政治课讲成了一门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内在逻辑性极强的一门科学,它不因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印象极其深刻的最主要原因。刘老师后来调回太原了。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谈起中学政治课来,经常赞扬刘良臣老师。几十年来,我曾两次到太原看望刘老师,至今我们之间还有联系。

  我中学的真正兴趣是理工科,若不是文革,我一定能够考上国内一所知名的理工科大学的某一专业。但阴错阳差,1972年我被选调上大学,就被招到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后留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直至退休。如果说,大学学习期间对这一专业还没有真正发生兴趣,那么留校后随着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兴趣越来越浓厚,而且越发感到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的内在逻辑性、深刻性、科学性、阶级性等显著特点及其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地位。我本身给学生讲课包括我带学生到中学实习,都要求学生特别讲清楚这门学科的科学性特征。我目前已经退休十年,但我的教学研究工作始终没有间断。一方面出自于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就是极其浓厚的兴趣。而这种责任感和兴趣的最初的源泉就是以刘良臣老师为代表的六十年代铁一中政治课老师对我的影响。这里向教过我的六位政治课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革中的学习

  自1966年6月文革开始至1968年9月我上山下乡,学校始终没有真正复课,但我的学习生活并没有停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长征串联。1966年10月以后,全国掀起了步行大串联。11月初,我与我们班及初三等共7个同学步行长征到延安。经过40多天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我认为这一路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学习的一路。从中学到了许多书本和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做人的基本素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收获主要有四点:

  一是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我们长征路上经过和参观了河北安新的白洋淀、清苑的冉庄地道战、石家庄的白求恩墓、山西昔阳的大寨村、寿阳县城的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尹灵芝烈士纪念馆和纪念碑、文水的刘胡兰的家乡云周西村、汾阳的原电影《扑不灭的火焰》中抗日英雄蒋三的家乡(村名纪不清了,其母亲1966年还健在,我们与其进行了座谈)。延安保卫战中的主要战场陕北青化砭等,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延安的杨家岭、枣园、七大会址、张思德墓、延河、宝塔山等。这些革命遗址及其相关故事大部分以往从书本、老师讲课和报纸上也了解一些,但亲临其地参观,亲临当事人讲当年烈士英雄事迹,无疑更为震撼,更深刻体会到新中国来之不易,其思想和英雄行为更深刻隽刻在自己的头脑中,也成为自己一生的崇拜偶像和学习榜样。包括参观大寨,我们登上了虎头上,亲眼目睹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美景。深为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也暗下决心,工作以后,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奉献。现在回顾起来,几十年来如果说自己为党为社会主义做了一些该做的工作和取得一定成绩。这些英雄人物及其思想无疑起了极其重要作用。

  二是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精神的培育。文革以前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知道很多,特别为“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所感动。我们的步行长征串联与当年红军的长征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在大城市中长大的小青年能够敢于学习红军精神步行远道长征串联,不仅当时,现在看起来,也很不简单。这种主要依靠双腿走路走了二千多里路,而且很多是山路也非常艰难和辛苦。没有一定的毅力和吃苦精神也是做不到的。其中的酸甜苦辣太多了。但一想到当年的红军,想到毛主席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寄托,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脚下。记得我们长征的最后一段路,距离延安还有180里。我们几个人商量,发扬冲刺精神,坚持昼夜连续行军。从早8点出发,除路上吃饭短暂休息外,沿着到延安的公路一直走到转天6点钟到达终点,虽然极其困乏和劳累,但精神上太兴奋了,如同一个运动员经过拼搏拿到金牌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怎么就那么大的精神和毅力?确实锻炼人呀!这能对我们人生不发生影响吗?

  三是农民的深厚情感的教育。当时步行长征串联,大城市一般都有接待站,但我们大多路上住宿在农民家中。说心理话,住在老乡家实际是给他们添麻烦。但他们接待我们毫无怨言,而且特别热情。这是经历那段长征的同学都亲身体会到的。我记得我们第一天长征住宿在霸县堂二里一个老乡家里。听说我们要走着去延安特别高兴。他给我们做饭就是贴最新的玉米面饼子。我们吃着黄澄澄的饼子那个香呀!除新棒子面的清香原因之外,就是我们人生第一次走了六七十里地,太累了,肚子也饿极了。我们吃起来狼吞虎咽。饭后又给我们烧了一大锅热水供我们洗脚。还关心我们脚上打泡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挑泡等。到山西、陕北之后,已经是冬天了。房东都把热炕烧好。一路上,真心感受到普通农民的待人真诚、实在、热情、无私奉献精神。同时我们也学习当年老八路精神,早晨一起床就帮助老乡扫院子、挑水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影响了我的一生。

  四是爱国主义的教育。长征之前,我除回过农村老家外,基本上没有离开大城市,祖国河山的美好都是从书本、电影、画报上获得的。这次长征,亲眼目睹了现实生活中的祖国的大好河山:一望无极的华北大平原、陡峭峻美的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波涛汹涌的黄河、连绵起伏的陕北高原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由此想到了无数革命前辈、先烈为了保卫这美好的江山而流血牺牲。这些都加深了我对祖国一山一水的挚爱的情感。同时一路上也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贫穷、困苦和一些地区经济的落后,如陕北很多村落都有“为亩产百斤而奋斗”的标语。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激发我奋发向上、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强大的内在动力。

  第二是我们自发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1967年下半年,社会上各种武斗、游行示威基本平静下来。学校虽然也号召复课闹革命,但实际上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文革的原因我们对毛主席思想更加热爱和崇拜,特别是对毛主席教育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社会上各种小报和印刷品特别多,其中刊载了毛主席六十年代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因文革的原因,学校已经完全打破了年级、班级的界限。我们高三3班部分同学与其它班级、年级,从初一到高三都有一些人经常聚在一起聊天,议论国家大事。不记得是谁的倡议了,我们组织了一个毛主席教育思想学习小组,有约近二十人,主要负责人是我们班的谢宝有同学。我记得当时有这样几项活动:一是不定期学习讨论,要求大家不仅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还要学习毛主席青年时代如何学习马列主义、如何组织《新民学会》、如何调查研究、如何批判现实的事迹和精神,学习毛主席诗词。大家特别对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感受特深。二是办一个刊物,刊名取于毛主席1957年莫斯科接见留学生讲话中的一句话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意寓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的希望,把他老人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稿子除转载之外,主要都是同学们自己写的稿子。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刊物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三是组织调查研究。到工厂、农村、学校调查建国以来教育发展史、教育现状,特别是农村教育现状、农村农业技术学校和城市半工半读学校等。我记得1968年春节时,我回老家还专门找到所在乡初中校长了解农村教育状况。春节后,我和郭宏毅同学还到河北永清县一个大队搞农村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

  虽然这段同学们自发的学习研究毛主席教育思想活动并没有真正留下系统的学习研究成果,但对我个人来说,收获是极其巨大的。我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我在从事我的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外,也拿出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中国教育及学习问题,研究的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中学那段时间积累起来的毛主席教育思想。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教育的基本矛盾,研究教与学的辩证关系,研究学习的本质、学习价值观,学习主客体、学习环境、学习方法等。并以人们的学习现象、规律和方法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大学学习学》教材(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撰写了几十篇有关教育、学习方面的论文。2008年以《哲学·教育·学习》结集出版。该书我自己写的《序言》中谈到为什么要研究学习问题的其中重要原因时说:“革命导师和杰出教育家对我的影响。”其中谈到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影响时说:“文革期间,又读过毛泽东论教育的有关论述,曾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教育思想、中国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改革问题。我们还一起到农村搞过调查,办过教育革命的刊物。”这里谈的主要就是这段期间学习研究毛主席教育思想对我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研究学习问题所起的重要作用。

  写于2017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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