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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时苏联远东军队对日本的牵制

叶劲松 · 2018-11-08 · 来源: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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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苏联远东部队的存在,既保卫了苏联的边境,也牵制日本陆军最强大的关东军集团,减轻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军事压力,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侵华时苏联远东军队对日本的牵制

  日本侵华时苏联远东军队能对日本形成牵制,根源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而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仇恨,以及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状况后仍继续高速发展并使国力急剧强大,都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相当大一部分军事力量用于准备同苏联作战。这就对日本军队形成强大的牵制,使日本不能集中全力对中国实施侵略进攻。

  197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曾经搜集资料并将其编译为一部名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的资料书。复旦大学可能本意主要是收集那段时间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政策和决定等方面的资料(从资料的时间段来看,是从9.18事件发生的1931年年开始),但是该书的许多资料也显示了当时日本与苏联的关系。

一、日本一直将在满蒙对苏作战视为重要战场并投入大量兵力

  9.18事件前的1931年3月,日军大佐板垣征四郎(此人后在战争期间曾担任过日本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等要职)写了一篇名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准备在日本步兵学校所作的报告。报告结尾讲道,

  【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的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板垣征四郎报告这里不仅表现出日苏对立的历史事实,也表现了他和众多日本高官“所周知”的问题:应该将相当部分日军部署在满蒙这个对苏作战的“主要的战场”。

  当然并不是只有日本高官才有这样“所周知”的认识。西方和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也有这“所周知”的认识,即也能够认识到“满蒙”是日本对苏作战的“主要的战场”。张友坤发表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上的《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对蒋介石的评价》中,张学良说:

  【“蒋先生那时认为,他的第一位的敌人是共产党,不但中国共产党,还有外国的。”】

  也就是说,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苏联也是蒋介石的第一敌人。所以,国民党对日本的不抵抗和西方对日本侵华的纵容和放任这些绥靖行为,都是为了让日本顺利进入“满蒙”这个对苏作战“主要的战场”,方便日本对全世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第一位敌人——苏联的大举进攻。蒋介石和西方帝国主义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仇恨,必然集中主要军事力量对付苏联,这必然对日本向关内侵略的企图形成牵制。

  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名为《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时局处理方针》的决定。在决定的附件乙号(对各国的政策)中谈道:

  【“关于最近北满方面的形势,在日本苏联之间包藏着相当的危机。我方为了应付万一,必须努力在军事、外交和其他内外各方面做好准备,并且鉴于目前的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至少要在这个时期避免与苏联冲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一1945》第145页)】

  这个政策证明,日本政府不想在1932年侵华军队数量不够,从而对苏联作战准备还不充分的情况下陷入与苏联作战的状况。但是也要为与苏联作战抓紧做好准备:在我国东北对苏作战方向增加军队和财力物力准备。而这必然对日本当时入关侵略企图形成了军事力量的牵制和分流。

  由日本人森松俊夫编著的《日军大本营》写道:

  【从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度起,以四年计划进行了旨在充实驻满洲兵力、改善装备等应急的军备建设。

  但是,苏军从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春开始构筑坚固的边境阵地,同时迅速增兵。据估计,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六月份远东苏军已有十一个步兵师、二个骑兵师、六百五十辆坦克、五百架飞机,总兵力约二十三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有十几艘潜艇。而我驻满兵力只有三个师、一个机械化旅、骑兵集团、三个独立守备队、约八十架飞机,兵力约五万人,即使加上驻朝兵力,也不及远东苏军的十分之三。

  日苏战备上的均衡濒于破灭,重建我大陆国防成为当务之急。因而,参谋部认为,在与苏军远东兵力的对比上,驻满洲和朝鲜的兵力至少要始终保持相当于苏军的十分之八,并尽早将航空兵力增强到相当干苏军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为目标,迅速扩充军备。】

  以上内容说明,苏军加强了对日关东军的防范,增加了苏联远东红军的兵力和装备。日本为了准备对苏作战,继续扩大日本关东军的兵力和装备的投入。

二、苏联对日本的牵制态势是蒋介石意图推动日苏矛盾、以此消极抗日的客观基础

  9.18事件后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外交部长的顾维钧谈到1933年下半年苏日关系时说,

  【“当时正以巨额经费扩充军备与发展海军的日本,比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地想与苏俄在西伯利亚决一雌雄”(《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版第274页)。】

  1934年2月19日,作为中国驻法国大使的顾维钧拜访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顾维钧对拜访莱热的会谈情况写道:

  【根据“我国政府得到的情报,俄、日在该地区的关系令人十分不安。尽管两国间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我担心那可能只是暴风雨前的暂时平静。我曾对他(即莱热——笔者注)说,日本在立即对俄作战的问题上意见似有分歧:据我了解,文职官员对苏俄交战的后果甚为担心,他们之中包括金融界和实业界。东京的军界则一如既往希望尽早开战。……当时莱热告诉我,法国外交部所得的远东情报也表明日本军界急于发动对苏战争,他们认为,进一步拖延会对日本不利,特别是因为苏俄一直在积极准备自卫。”其后,“5月4日我告诉莱热,据我所知,苏联政治家虽然目前似已一致认为最近不可能打起来,但他们仍认为与日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298页)。】

  这一切表明,9.18以后,日苏两国军队在中苏东北边界处于对峙状态。这种状态客观上形成了苏联远东军队对日本陆军在东亚大陆的主力的牵制。国民党政府、西方和日本军方都认为,苏联和日本之间极可能发生战争。

  这表明,不管国民党和西方都知道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敌对性和两国军队在边境的对峙,并且知道这种敌对性和军队对峙使苏联和日本之间极易发生武装冲突,甚至可能发生战争。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让日本军队顺利进入便于进攻苏联的东北和华北北部,以及西方对9.18事件之后侵略中国的日本一直不予以制裁并在外贸、投资等方面给予日本经济上的支持,其实都是希望让日本向苏联发动进攻,促使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发生。国民党和西方都想借日本之手来进攻他们所仇恨的社会主义苏联。

  1934年1月,日本《荒木陆相至斋藤首相的信及紧急措施基本方案》中写道:

  【“分析国际形势,特别是对苏、对美、对华方针为出发点,决定对世界局势方针。为此,决定以下政策:

  1.以国际间思想的对立为中心的对苏政策;

  2.以满洲问题为中心的对中、苏、美及国际联盟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04页)】

  1936年8月7日,由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组成的日本最高军政联席会议——五相会议,通过名为《国策基准》的决定,决定在谈到“扩充国防军备”时讲,

  【“一,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特别应充实在满洲与朝鲜的兵力,使在开战初期即能对其远东兵力加以一击。”(同上书第135页)】

  对此,由国民党起义将领(其后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的郭汝瑰和黄玉章共同编写的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写道,

  【“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通过《国策基准》,确定其对外扩张的战略方针是:“北上”进攻苏联,“南进”夺取南洋,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 [ 注: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卷第226页。]”】

  1937年6月9日,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代表关东军向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呈上了《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意见书写道:

  【“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如为我武力所不许,则使既成事实保持下去,下定决心,不让中国方面染指……”(《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年》第228页)。】

  不管是1934年日本陆相的《基本方案》和1936年的日本《国策基准》,还是七七事变之前的东条英机代表关东军的意见书,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政府、日本陆军以及作为日本陆军的精锐力量——关东军,都要求日本陆军主要作战方向和目标是针对苏联的。

  当然,这从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和朝鲜部署约20万军队,而在平津周围的华北地区只有1万人左右的日本军队(日本资料是只有几千人)的部署中,可以看得出来日本陆军的重点在哪。苏联军队的强大,以及国民党不抵抗(这体现在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里,日本仅以少量军队在华北的侵略及武装威胁,就迫使国民党不断退让,使华北的北部被日本完全占领,其他地区的不少地方处于由汉奸把持而日本实际控制的华北“自治”状态),是形成日本陆军这种兵力部署的重要原因。

  2014年7月6日,即七七事变77周年的前一天,cctv在播放吉林档案馆的有关日本关东军罪行资料时讲,关东军从1934至1945年一直在中苏、中蒙边界上修筑军事工事,修建所谓亚洲的马其诺防线。在同一天,新华网的《侵华日军档案:日军在中苏蒙边境修秘密军事工程》也写道:

  【“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日军曾在中苏蒙边境地区秘密修筑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军事工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立峰介绍,从1934年到1945年间,为防范苏联进攻,日本采用摊派、抓捕劳工和非法使役战俘等手段,在中、苏、蒙边界地带修筑了绵延数千里的军事工程。

  在1940年《通信检阅月报(三月)》中,珲春煤矿会社的田中操三写给长野县半田彦七的信件中提到:从张鼓峰到东宁的国境线地下,修筑了不逊于马奇诺防线的重要要塞。《通信检阅月报(四月)》中记载:“为预防对苏战争,正在全速修筑军事工事,特别是机动车道、铁路、其他还有飞机场、"碉堡"等。”】

  cctv节目和新华网文章主要是讲日本关东军在中苏、中蒙边界上修筑军事工事时残酷对待大批修建工事的中国劳工,但这也间椄表现苏联红军对日军的强大牵制,表现出日军大量人力、物力被牵制在对苏联作战的准备方向。

  由日本人岛田俊彦编写的《关东军》一书也写道:

  【“由于满洲事变和其必然结果满洲国的建立……使得边境直接和苏联与外蒙的边境联结在一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东军原来就有的‘对付北方敌人’的性质,在与苏联直接接境后直接与苏军对峙,更变得现实了。”】

  这个道理不仅是日本人知道,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和国民党也知道。让日军“与苏联直接接境后直接与苏军对峙”乃至直接发生武装冲突,是西方国家和国民党共同希望。

三、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仍然牵制了大量东北日军,客观上支持了中国民众抗战

  地球人都知道1938年慕尼黑协定代表的对德绥靖政策。但是在这之前的9.18事件之后到我国进入全面抗战前这一段时间,国民党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美英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日本侵略的纵容,使亚洲的东方在世界上最先开演绥靖政策。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和国民党对社会主义苏联有着共同的仇恨,他们企图通过放任日本侵占与苏联、蒙古接壤的中国东北和华北北部,为日本入侵苏联提供地理上的方便,以便日本顺利进入进攻苏联的“主要的战场”(其后,西方在欧洲通过慕尼黑协定放任德国侵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通过“静坐战争”放任德国占领波兰,使德国军队能够比较顺利地冲往苏联西部边境,为德国入侵苏联提供地理上的方便)以促成日本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发生。但日本向平津及以南的地区的扩张侵略,表现日本的侵略方向并不是向北进攻苏联,而是向南进攻国民党的基本地盘。国民党绥靖政策的破产和日本日益向南侵略扩张以及西安事变发生,促成了国民党向抵抗日本侵略的转变。

  当然,国民党的这种转变并不彻底。例如,面对日本的全面入侵,蒋介石不敢公开对日本宣战。蒋介石这样搞,仿佛中国与日本之间战争只不过是两国之间的一个局部武装冲突似的。这样就为蒋介石留有与日本随时谈判妥协的可能(例如,据196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库达科夫著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第514、515页资料,1938年5月宇垣担任日本外相,时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与蒋介石很接近的张群,给正在同中国作战的日本外相、他的旧友宇垣发了一封“非官方”的贺电。这证明国民党高层打算与日本重新建立联系。其后,中日两国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中国方面主持这一谈判的是行政院长孔祥熙,日本方面是外相宇垣。孔祥熙请求英美进行调停,不久日本也同意接受任何第三国的调停。当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私下秘密联络和谈判远不止这一例。有不少文章都谈到这种私下的秘密联络和谈判)。而日本也很乐意接受这种状况。日本可以掩饰说,我们没有全面侵略中国,甚至我们和中国之间没有全面战争,我们与中国之间只是一个武装冲突。我们如果是全面侵略中国,中国肯定对我们宣战。因此当时日本经常将对中国的战争称之为“事变”(“事变”一般理解为: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在蒋介石跟随美国在1941年12月对日宣战之前的几年,日本一直称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为“日支事变”、“支那事变”等而不称为日中战争。

  2014年5月15日,人民网刊登了《日本称抗日战争为:支那事变或大东亚战争等》的文章,文章讲:“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习惯将七七事变至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侵华战争,称之为“支那事变”,这是日本人对侵华战争最初的称谓。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之间的侵华战争虽也往往被日本人称为“支那事变”,但已经融入他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之中”。1941年7月以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以中国日本双方并没有宣战并有时还有谈判为借口,继续向日本提供武器装备和工业原料、石油及产品,以支持日本战争力量的扩大,希望日本壮大的武装力量能够攻向苏联(“七七事变”后的张高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日本都是先向苏联发动进攻,使美英等西方国家看到了日本进攻苏联的意愿。两次事件日本军队的失败,使美英等西方国家希望用向日本加大提供武器装备和工业原料、石油及产品来支持日本战争力量的壮大,以增强日本军队因为战事失败而受挫的对苏进攻的意愿)。一直到1941年7月24日,日军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在实际上明确表明日本放弃北攻苏联,而开始准备南进东南亚。美国这个时候知道放纵日本以使日本北攻苏联的绥靖政策失败了。第二天,即1941年7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本贸易实施禁运。随之,英国和荷属印尼宣布了类似措施。美英对日本绥靖政策才结束。因此,蒋介石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时仍然长期不敢宣战,客观上掩饰了日本侵略的严重性,也适应了蒋介石准备随时与日本妥协以及美英继续推行放任日本的绥靖政策的需要。

  不管怎么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开始在华北等地抵抗,共产党发动群众在华北、华东等地抵抗,我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中国对日本侵略抵抗的加强,日本仅以少量军队就能够像以前一样逐步占领中国领土不可能了。日本军队开始大量从关外派兵侵入关内。

  但是,即使这样,苏联军队对日本军队的这种军事牵制,在我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仍然存在。百度百科《东北抗日联军》讲:“1938年1月至1939年10月,这一时期是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时期。自1937年以来,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不断往东北增兵,关东军由20万猛增至40万。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并有伪军和警察大队数万人。”当然,东北并不是如百度百科《东北抗日联军》所说日本主要是“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不断往东北增兵”。日本关东军主要是针对苏联红军远东部队的(当然在与苏军开战之前,关东军也要围剿东北抗日联军)。日本在全面侵华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东北的“关东军由20万猛增至40万”。东北关东军增加20万,意味着入关侵略的日军就少增加了20万,从而减小了日本对关内中国军队的军事压力。

  日本关东军的增加主要是针对苏联红军远东部队,这可以从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参谋本部于1937年7月29日作出的名为《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的决定可以看出。决定谈到:

  【“对第三国,应严密警戒,逐步动员必要的兵力,派到满洲”(《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38页)。】

  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军队被日本中央统帅部“派到满洲”“严密警戒”中日之外的“第三国”就是苏联。“派到满洲”加强对苏联的“严密警戒”,才是日本关东军军力增加主要原因。而这也是苏联军队对日本军队牵制并减小了日本对关内中国军队的军事压力的表现。

  《回忆乾岔子岛战斗 七七事变前日苏曾险些全面开战》的文章中讲: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P·比克斯撰写的《裕仁和缔造现代日本》一书称,七七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比起中国北部的日中冲突事件(即七七事变——笔者注),日本天皇裕仁当时更关注苏联的可能威胁。

  【“苏联人会沿‘苏满边境’发起攻击吗?”裕仁天皇带着这个疑问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载仁亲王却闪烁其词。裕仁对载仁的报告很失望,他最终还是批准了近卫内阁做出的向中国北部增兵决定。于是,七七事变演变成了中日全面开战。”】

  由于对苏联军队的担心,虽然日本为了扩大侵略向华北增兵,但是为了对付裕仁天皇更关注(实际其他不少日本高官也很关注)的“苏联的可能威胁”,日本不得不也向中国东北对付苏联的方向增兵。这使日本同时向东北和华北两个方向增兵。而向东北增兵必然使日本向中国华北增兵数量受到了限制。

  我国的一些文章讲,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官方人士中有所谓“扩大”对华侵略和“不扩大”对华侵略两派的分歧。例如2014年6月26日,刊登在新浪历史的《论七七事变时期日本的“不扩大方针”》就谈到此事。其实,所谓“不扩大”对华侵略派并不是不侵略中国,而是担心在东北的日本军队大举侵入关内之后,造成东北日军力量空虚时苏联军队可能乘虚而入,出兵东北(上述裕仁天皇的担心也表现出了这一点)。2009年8月21日网易历史的《郑浪平:从失败的南京保卫战到残暴的南京大屠杀》也表现了所谓“不扩大”对华侵略派的这一点担心。

  《郑浪平:从失败的南京保卫战到残暴的南京大屠杀》写道:七七事变后,

  【“日本政府与军部中,有不少负责的官员,包括首相近卫、大本营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都认为这次对华战争,必须要适可而止,只要能够在局部冲突上取得胜利,并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日军就没有必要继续在中国深入作战。因为日本资源有限,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到与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最后决战。所以在淞沪会战中,日本大本营早就划下日军在上海作战范围的“制令线”,所有部队不得越过苏州、嘉兴以西的地区作战,因为日军大本营就是担心日军会在中国的战场上,越陷越深。

  日本政府认为,当时它已占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平与天津,以及控制了山西的战略高原与黄河以北地区,加上在淞沪会战中,几乎击溃了中国的主力作战部队(特别是蒋介石培训之德式装备的中央军),因此日本政府与军部都曾考虑,无需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进一步对中国首都南京发动攻击;日军认为,中国在遭到如此重大的作战损失之后,中国“应该”会接受日本的和谈要求。而日本若进一步进攻中国首都南京,有可能会使得中国政府陷入决心抗战到底的心理反弹之中。……日本政府也根据情报判断,蒋介石正与苏联进行军事联系,苏联甚至有可能会投入战场,以对日军造成背后攻击。所以日军最好能够见好就收,集中足够实力,来防范苏联偷袭。何况日本一直认为能以分期的方式蚕食中国,比较有利。

  当时,苏联是唯一以武器公开支持中国作战的国家(当然还是要中国出钱买),而苏联准备随时对日本作战的传闻又很多,国民政府还特派孙科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军事合作的交涉。为此,日本大本营曾经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紧急电令关东军进行戒备,同时下令华北方面军停止沿津浦路南下渡过黄河的攻击行动,以保留兵力,在必要时支持关东军与苏联军队作战。所以日军并不希望与中国继续战下去”。】

  从《郑浪平:从失败的南京保卫战到残暴的南京大屠杀》以上表述可以看出,七七事变后,日本所谓“不扩大”对华侵略派一直忧虑苏联远东军队对东北关东军的威慑。这种威慑使日本大本营对大力对华进攻心存分歧和疑虑。日本大本营“下令华北方面军停止沿津浦路南下渡过黄河的攻击行动,以保留兵力,在必要时支持关东军与苏联军队作战”,既表现了日本大本营的这种疑虑,也表现了苏联远东军队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对关内日军的牵制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百度百科《东条英机》也讲述了七七事变后一批日本高级军官对苏联的担心。百度百科《东条英机》讲,

  【“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军部中央形成了强硬派与谨慎派两大派别,前者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及参谋本部第3课课长武藤章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参谋本部第1部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为代表。两派对时局的分析迥异。强硬派认为,中国已是不堪一击,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时机。而谨慎派则坚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日本须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贸然发起对中国的大举进攻,有可能泥足深陷,这样不仅不会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同时也有可能使对苏作战处于被动地位”。】

  互动百科《东条英机》讲:

  【“事实上,更加顽固主张要‘对苏支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却是陆军次官东条英机(当时普遍认为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是板垣征四郎的左右手),而这一念头,东条英机早在关东军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他心中的想法是,若想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日本长期霸占中国的野心,就必须先扫清道路。而苏联正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它使日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战场,同时又会对中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日本”谨慎派”认为“由于日本须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贸然发起对中国的大举进攻……可能使对苏作战处于被动地位”; 似乎是“强硬派”的东条英机认为“苏联正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它使日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战场,同时又会对中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援。”日本“谨慎派”和作为“强硬派”的东条英机等日本高官的以上认识,不过都是客观现实中苏联远东军队对日本军队巨大牵制的反映。

  由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控制下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在1938年6月作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也认为:

  【“对于苏联,由于它和我国有着严重的对立关系,它在远东西伯利亚有着强大的军备,以及它对中国采取积极援助的政策,我国为了稳定东亚并推行我国的大陆政策,对苏联的防备当然一天也不应该放松。”(《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266一267页)】

  这可以看出,日本智囊团的专家教授们认为:日本苏联的“严重的对立”、苏联在远东的强大的军备和苏联对中国的“积极援助”(日本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积极援助”也表现出苏联站在日本的敌人——中国一边,这更使日本觉得苏联危险)都要使日本对之严加防范。而这必然需要大量日本军队去对付(或去作侵略苏联的准备)。

  苏联远东军队对日本军队的威慑和牵制,不少西方高官也是知道的。例如,七七事变之后,顾维钧去会见法国前驻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瓦伦纳说,

  【“在目前情况下,寻求苏联的军事合作对中国是重要的。他说,苏俄对日本的利害关系和中国是一致的。苏俄所受的威胁的确比在远东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直接。据他了解,苏联在满洲和朝鲜整个边境都驻有重兵,海参崴还集结有大量军用飞机,以海参崴基地去空袭大阪、神户那样的城市,会对日本有很大的牵制和震慑作用。他觉得中国可以直接和苏俄洽商,并建议我去见驻巴黎苏联大使”(《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429、430页)】

  法国前驻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不过是西方国家中众多知道苏联军队“对日本有很大的牵制和震慑作用”的人士之一。在本文的后面还可以看到,战后由多名英美历史学合作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2卷》也讲到:

  【“苏联是一个西方国家而在远东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由于这支军队的存在,也就牵制了兵力雄厚的日本部队”。】

  在日本和德国签订条约后,身处欧洲的顾维钧给中国外交部发一份报告。报告中引述了欧洲媒体的判断。报告说,有欧洲媒体讲,日德这个新条约在“日本继续试图解决中国问题时,要德国牵制苏联在远东的行动”(《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363页)。这说明日本切实感受到远东苏军对它企图“解决中国问题”形成的严重牵制和阻碍。日本希望德国在欧洲加强对苏联欧洲部分的压力,使更多苏军调往欧洲地区,从而减轻远东苏军对自己的压力,以使日军能放心进攻关内中国军队。

  由抗战老兵、解放军空军沈阳宁山路干休所离休干部王辅编著的《日军侵华战争》一书(书的内容也刊登在了网络上)写道,在1938年日本和苏联发生的张高峰(张鼓峰)事件中,日本除调动关东军的部队赶往张高峰支援日本“朝鲜军”的参战部队之外,还

  【“另调华北方面军野战高炮1队,归‘朝鲜军’指挥,这些炮兵于8月7日晚和8日上午到达了图们。……调驻大连地区三宅俊雄的第104师团,到图们地区集中(这个师团已领受进攻广东的任务,在大连待命出海,该师团8月12日到达图们地区)……对张鼓峰事件,日军参谋本部及部队的指挥官们认为,这是苏联在外交上、军事上支援中国抗日,用军事行动,直接牵制日军向中国内地的武汉、广东发动进攻,以图继续增强苏、中两国关系和进一步鼓舞中国的抗日信心。”】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联在张高峰对日本的反击,迫使日军从华北调动炮兵部队来支援,并且将原来准备调往广东进行侵略的第104师团转而调往张高峰方向准备参加对苏联的作战。因此苏联的远东部队限制了关内日本军队的增强,减轻了关内中国军队的压力。日本军队的高层也认为,苏联在张高峰的行动及力量显示,牵制了日本当时在武汉、广东的进攻行动,并且提高中国抗日信心。

  《日军侵华战争》还讲,由于日本认为苏联在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日本在张高峰的行动失败后,日本军方制定了苏联参加中国对日作战时的应对方案。“日军的参谋本部,在1938年9月5日”制定第三国参加中国对日作战时的日本反击方案。”其中对苏联参战时的反击方案是:首先由关东军从东部的正面,越过东宁、绥芬河、乌苏里江一线,击溃苏军,占领兴凯湖沿岸与双城子地区。然后再从北部的布列亚河、捷亚河地区击溃苏军,占领海兰泡及其附近一带。关东军的另一路,从大兴安岭以西出击,占领至赤塔附近。

  执行这一计划日军所使用部队,除关东军外,华北方面军则为该作战的左翼;华中派遣军则收缩战场,仅留3个师团控制上海地区,其余部队调至东北参加对苏作战。”

  随后在1938年11月18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及省部作出的名为《(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的决定讲道:

  【“军备的充实是以处理事变和准备下次对苏中两国作战为基调。”(《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78页)】

  1938年9月和11月这两份日本军方文件都表明,即使在我国全面抗战的情况下,日本陆军也不得不向对中国进攻和准备对苏联的下一次作战这两个方向来进行“军备的充实”。向两个方向分流兵力和军备物资,必然造成日本陆军向中国关内进攻方向的兵力和军备物资的不足。

四、诺门罕战役,苏联痛击日军与对日本兵力分布格局的影响

  在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和苏联之间发生的诺门罕事件中,日本战事不利,被迫从关内向东北调去大量日本部队支援。苏联红军的胜利有力的支援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业。《日军侵华战争》一书写道,

  【“在诺门罕事件刚发生时,日本陆空军在我国东北的为仪峨彻二中将之第2飞行集团所属的4个飞行团、10个飞行战队(第59战队在武汉参战),其中8个战队先后参加了诺门罕地区的空中作战。

  当空、地战事渐趋激烈时,日军大本营逐次向东北增调陆空军,其中有国内的战斗机第1飞行战队,在我国关内华北的航空兵团及在华北、华中、华南的8个飞行战队,在朝鲜的战斗机第9战队。这样关东军的飞行战队则有18个。当时日本陆空军共有36个飞行战队,而在诺门罕地区竟动用了一半。”】

  诺门罕战事中,日本除了从关内向东北调去航空部队之外,还从关内向东北调去了大量的地面部队参与对苏联的作战。而这极大地减轻了关内中国军队的军事压力。诺门罕战役的第二阶段,日本“从内地调来独立野战重炮联队,……8月29日(这时已经属于诺门罕战役最后阶段——笔者注),鉴于日军在诺门坎地区的不利情况,日军大本营决定在我国关内战场调集:第5师团(驻青岛),第14师团(驻河南开封、新乡),野战重炮兵第9、第10联队,速射炮9个中队,16个野战高炮队,1个飞行战队,22个汽车中队到达我国东北,以增强诺门坎地区。……诺门罕战争期间,正值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战使日军向关内增兵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诺门罕战争后,一贯骄狂的日军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日本基本死了与苏联再战之心,东京最终决定调转枪口袭击英美”。

  由美国人约翰·托兰所写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书的内容也刊登在了网络上)写道,一九三八年夏,日本和苏联“两国军队为了争占满洲和苏联边界上的一座小荒山而大动干戈,红军陆空军狠狠揍了日本人,因此不到两星期,日本就同意停战。约十个月后,在比较接近北京的满蒙边界的诺门坎附近,又发生另一场争吵。几个星期的工夫,这场争吵发展成全面战争,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战。俄国人再次击败了日本人,日本伤亡五万余人。”

  诺门罕战事日本惨败,使日本采取更加加强关东军力量来加大对苏联军队的应对。例如,据《日军侵华战争》讲,关东军航空兵部队由诺门罕战事后“1939年底的9个师团,至1940年底则增为11个师团航空兵部队。在诺门罕事件结束后,除战斗机第9战队回朝鲜的会宁、第59战队回武汉之外,其余的战斗机第1、轻轰炸战斗第27、轻轰炸战斗第31、战斗机第64、重轰炸第98这5个战队,都留于东北转属关东军,依次驻于接近苏联……以增强空中对苏的作战力量。

  日本的中原茂敏在其所著的《大东亚补给战》写道,1938年7月日本关东军在张高峰被苏军打击后,日本“陆军才痛感弹药生产能力之低下;以我第19师与优势火力的苏军相比,则痛感我军装备之低劣。”1939年诺门坎亊件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沉重打击,使

  【“中央和关东军在此次战斗中吃尽了苦头,再次痛感飞机、大口径火炮和坦克之不足……继1938年张鼓峰事件以后,我国再次亲自感受到苏军的强大及其装备重型化。……

  我国在诺门坎事件中领略了苏联的强大。关东军仅11个师,而远东苏军的兵力为30个师,火炮、坦克和飞机也都超过关东军多倍。我国虽想尽快解决日中战争,但战线却越来越长。鉴于这两种情况,陆军继续执行一号军备,兵力将严重不足。幸而军用物资生产在1939年底达到了能保障在华日军作战需要的目标,所以我国想双管齐下,一面进行日中战争,一面加强时刻不容忽视的对苏战备。……

  削减在华兵力是从现有的80万人逐年削减,其指标为第一年度(1939年度)减至70万人、第二年度(1940年度)减至50万人、第三年度(1941年度)减至40万人,并在这一前提下加强对苏作战兵力。……

  但是,1939年9月4日成立的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鸟取县人,曾任参谋次长、教育总监;后于1944年7月任第一任东京都长官)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岩手县人,曾在第一次近卫内阁和其后的平沼内阁任陆相,后升大将,战后被国际法庭判处死刑),在削减在华兵力问题上始终与陆军中央持不同意见,成了悬而未决的最难协商的问题。……

  当时的一大难题是解决日中战争还是加强对苏军备。齐头并进,国力不容。陆军尚未消除诺蒙坎事件(1939年5月至9月)沉痛教训形成的军备方面的恐苏感,亟须加强对苏军备。……

  加强对苏军备很重要,但必须减少在华兵力。解决日中战争也很重要,但削减在华兵力有困难。结果,我国于1940年6月10日通过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即三号军备),使二号军备计划推迟二、三年完成。”】

  从日本书籍《大东亚补给战》的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苏军在诺门坎之战痛歼日军之后,日本陆军中央对苏联军队战斗力非常恐惧。日本陆军中央甚至考虑削减关内几十万兵力来充实对苏联作战的兵力。这一考虑最终因为关内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极力反对没有得以实施,但是其后日本增加准备对苏作战的兵力和物资,极大的限制了关内日军兵力、物资和装备的增加,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国抗日的压力。

  由英国的资产阶级学者阿诺德·托因比主编,多名英美历史学家合作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2卷》就写道,

  【“9月初日本人遭到失败(即日本在诺门坎的失败——笔者注)后,看来这两个主角就要亲自出面进行直接的和大规模的冲突了。大批关东军部队迅速集结,准备收复诺门坎阵地,这时在满洲国境内的防空和其他紧急措施也得到了加强。在重庆,人们热切期望一场全面的俄日战争即将开始。”】

  该书还写道,

  【“实际上,日本军队首脑是在利用中国事变来为他们的国家卷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作好准备,他们倒也并不掩盖他们的这种意图。在193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最有可能成为敌人的似乎是苏联,日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是最坏的了。1938年11月28日,当时的陆军省次官东条中将曾在一次日本企业家的集会上警告说,日本可能不久就会发现它自己在同苏联和中国打仗,战时生产计划的制订要估计到这种可能性。

  ……日本统治集团,无论是军界、实业界或官僚,都害怕和憎恨共产主义。……而对中国这一整体,俄国人则正在运用他们的影响来支持重庆和扶持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战略上说,苏联是一个西方国家而在远东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由于这支军队的存在,也就牵制了兵力雄厚的日本部队。苏联拥有日本海的西伯利亚海岸,这就使日本海难以完全成为一个日本湖,并使日本面临可能遭到的空中和潜艇的袭击。……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它正在建设日本的武装力量,准备打一场有可能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交手的战争。”】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认为应该为比“中国事变”“更大规模的战争”—— 对苏联的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以及苏联远东部队的强大,使英美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对日本军队形成巨大的牵制。

  对于日本陆军的这种在对苏联和对中国两个作战方向分流兵力和物资的做法,在1939年日苏的诺门罕之战刚开始大打的时候,日本海军就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日本

  【“海军省认为,陆军目前首先有必要对‘对华处理的根本指导方针加以重新检查',‘使之从对苏、中两国正面作战的迷梦中摆脱出来,以便倾注其全力于结束事变'”。(《蒋家王朝》(第三卷)第146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也就是说,日本海军认为日本陆军集中了相当部分的军力和装备于关外对付苏联,使日本陆军不能集中兵力于关内以实现侵略的完成(即不能够 “结束事变”)。

  毛泽东在1938年曾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面抗战起来以后,

  【“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毛泽东选集》 第2卷,第416页)。】

  同样,苏联军队将日本陆军最精锐的关东军和大量飞机、坦克等现代武器装备钳制在东北“使之不能入关南下”,也是对中国整个抗战增加了很大的力量。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从1941年6月25日到7月1日多次讨论日本对此的立场和应采取的政策。力主避免和美国开战的日本外相松岗,坚持马上进攻苏联。但是,松岗的观点未能得到军方的支持。军方认为,苏联在远东驻有大量的兵力,并且日军在诺门罕之战的惨败中体会到苏军的战斗力,认识到在北方与苏军作战将非常困难。二战后,由英美学者合编并由托因比主编的《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也写道:

  【“日本军队1939年8月在诺门坎(即哈拉哈河)的惨败给了日本一次教训,使得它不敢跟着德国一起进攻苏联”。在德国进攻苏联后,由于进攻不如原来设想的顺利,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代表德国要求日本配合德军,从西伯利亚进攻苏联。后来“奥特汇报说,日本参谋本部由于诺门坎战役的惨败记忆犹新,认为只要有苏联的远东军存在,就反对进攻苏联。”(《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14页、987页)】

  日本军方认为,除非德军在苏德战场进攻能够迫使苏联远东红军调走一半以上兵力,从而使苏联远东红军大幅度削弱,日本军队才参加对苏联的进攻。因此日本军方决定需要继续观察苏德战争下苏联远东红军力量变化。

  二战后(包括现在),有些人说,假若日本在苏德战争后选择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而不是偷袭珍珠港,日本就能和德国一起击败苏联并最终取得二战的胜利从而改变二战的历史。其实当时的日本怎么不想参加德国对苏联的东西两个方向的进攻?但是,如文章前面的资料所显示的,经历过诺门罕之战惨败的日本都认为自己的陆军根本不是苏联远东部队的对手。因此日本才不敢配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

  当然,日本军方也为苏德战争使苏联远东红军力量大幅度削弱时参与进攻西伯利亚,进行了兵力、装备和军事演习的加强。

  日本的桑田悦和前原透两人合作编写的《简明日本战史》(书的内容也刊登在了网络上)写道,

  【“日本因诺门坎事件,自感军备不足……陆军在中国事变中逐渐得到动员,至1940年(昭和15年)已达50个师,空军106个中队,总计135万人。1941年通过关东军大演习约动员了55万人,加强了在满洲的陆、空军兵力。”“加强了在满洲的陆、空军兵力”】

  这就意味着向关内增加派遣战斗部队和装备受到限制。关东军大演习的兵力就达55万人,加上没有参与演习的关东军人数,那么被拖在东北而不能进入关内作战的关东军人数,应该远远超于55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是假设西边德国向苏联的大举进攻迫使远东苏军大量西调时,日本对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进攻而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

  《特别演习——日本被迫放弃进攻苏联的夙愿》讲,“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日本“经过秘密集结,日军最后开进东北的兵力约有74万人,14万马匹,600架飞机,300辆坦克,这是正在进行侵华战争的日本陆军,所能拿出来的最大家底”。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算出来,当时在东北的日本陆军占据了日本陆军的大量资源,这极大的限制了日本在关内的兵力投入。

  但是,日本希望德国的进攻使苏联远东部队大量削弱的状况,根本没有出现。2010年9月25日,凤凰历史刊登了名为《诺门坎之后的远东形势与兵力部署》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说明文章资料来源于曾任二战时日本军官的林三郎在战后编写的《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一书。《诺门坎之后的远东形势与兵力部署》写道:

  【“诺门坎的炮声虽然停止……事实上,从头到尾,斯大林都没有相信过日本人,虽然远东战火熄灭,可是苏联始终在远东地区驻扎着重兵”

  即使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之后,苏联远东方面军虽然曾经向抗击德国侵略的西部战场调拨了一些兵力,但通过大量招收新兵和组建新的部队,苏联远东兵力总体仍是增加的趋势。《诺门坎之后的远东形势与兵力部署》讲道:“到1941年7月,远东方面军增编诸兵种合成第25和第35集团军,到1942年8月,又编入由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方面军航空兵组建的空军第9和第10集团军。1943年7月起,诸兵种合成第16集团军亦属该方面军建制。1941—1945年,远东方面军所属部队和太平洋舰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进行军政训练,并根据国境掩护计划构筑了防御地区。在日本发动战争的威胁最严重的时刻(1941—1942),方面军第1梯队各兵团占领防御,准备抗击日军入侵。卫国战争年代,远东方面军向苏德战场抽调23个师(其中步兵师16个,骑兵师2个,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1个)、19个旅(其中:步兵旅3个,空降兵旅3个,炮兵旅13个)和航空兵部队,总兵力约25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3300门、坦克约2000辆和其他技术装备。此外,开赴前线的补充兵员有10万余人。

  即便是在莫斯科最危险的时刻,远东方面军主力也没抽调,相反的,在西线最紧张的时刻,远东方面军还不断被编入新型技术兵种,使之实力更强,可见其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

  至于远东地区苏军的兵力,根据林三郎的《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一书中记载,从1941年到1945年,分别为

  41.6.22,703714

  41.12.1,1343307

  42.7.1,1446012

  42.11.19,1296822

  可以看出,从战争爆发后,远东苏军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连年增加,足见斯大林对远东的重视,对日本军队的警惕。”】

  从《诺门坎之后的远东形势与兵力部署》的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西线反击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战争爆发后,“远东苏军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连年增加”。德国进攻苏联的1941年6月22日,远东苏军人数为70万人;到珍珠港事变前几天(也是莫斯科保卫战最激烈时期)的1941年12月1日,增加到134万人;到1942年7月1日增加到144万多人。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处于被动的1942年11月,苏联远东部队人数才下降为129万多人。但其后一直到1945年出兵东北,苏联远东部队都保持100多万人,这既彻底断绝了日本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梦想,也使日本并不敢将关东军大量调入关内参战。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一直保持庞大的部队。

  由法国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谈到苏军出兵东北时写道:

  【“关东军约75万人,另有飞机1000架”(见该书下册41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而苏联书籍里记载的关东军人数与飞机数量更多一些)。】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时候,除少量关东军部队通过朝鲜和华北逃跑之外,被苏联红军打死和俘虏的日本关东军68万人。

  因此强大的苏联远东部队的存在,既保卫了苏联的边境,也牵制日本陆军最强大的关东军集团,减轻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军事压力,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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