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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谣:党性强的刘伯承元帅不会给华国锋那种“特殊遗嘱”

李克勤 · 2018-12-03 · 来源: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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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同志在道层面,对党的事业有着非同一般的领悟,他是坚强的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是不可能对党组织提出什么个人特殊要求的。

  济学:2014年我在北京受一位新华网版主之托,写了这篇文章,当时在新华网首页登出,阅读量极大。没有想到,关于刘伯承元帅的那个“特殊遗嘱”的谣言,还有人在传,真是相当奇怪了。

  刘帅的儿子刘太行在《人民政协报》上发文专门辟谣。刘帅在道层面是个光明磊落,党性极强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怎么会有那样的“特殊遗嘱”?

  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离不开言语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因此,言语成为人感情和思想交流的常用工具。尽管人们说出来的只是对事实的感觉印象、自己的想象,而不是事实本身,可是按照一般人的心理习惯,听者往往倾向于相信听到的内容。这样,谣言就有了可乘之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总是利用造谣,来误导普通听者的判断,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道器变通之变——导致社会性的错误的认识、决定、和行为。

  等到人们明白过来的时候,那些造谣者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我们中国的老话“谣言止于智者”,这对于社会的健康运行是十分关键的。

  毛主席一生反反复复强调独立自主,强调遇事要问个为什么,不要盲从。

  毛泽东文化具有启蒙意义,毛主席领导老一代无产阶革命家的道器变通,值得我们感悟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李克勤(jixuie)题记:最近这两年一个关于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的谣传,又流行于一些媒体,甚至还是比较正规的媒体。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有必要在这里再次辟谣。

一、先看看刘帅家属为此事怎么说的

  在2006年7月20日《人民政协报》上,刘帅的儿子刘太行曾经郑重其事的发表过一篇辟谣文章《从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全文如下:

  近一段时间,有些媒体以讹传讹,发表了一些不合史实的文章。如6月8日《春秋》周刊刊登的“太行老区———邓小平的第二故乡”(作者尚荣生)一文,即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毛主席召刘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据历史记载,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6日这段时间,刘伯承未回过延安,他回延安的时间是1943年10月,因而与毛主席的谈话没有发生过。

  刘伯承同志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认真,对事业极端负责任,不随波逐流,而这个特点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不了解的情况除了尽力去了解外,从不表态。刘伯承同志是1923年受伤的,在四川养伤,熊克武以升官为诱饵,请他出山带领部队,他回绝了,因为他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认识到他们的本质。后来四川共产党领导人吴玉章、杨音公请他参加共产党,因为他当时不了解共产党,所以他没有立即答应,只是愿意随吴玉章出川,到贵州、湖南、上海、北京和广州考察,考虑成熟后,于1926年5月才决心加入共产党。

  在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前,他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129师政委。

  二、大家都知道,刘伯承同志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这时我听见哭泣声,一看是卓琳阿姨来了。显然她是代表邓小平同志来的。

  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

  三、我的名字叫刘太行,是1939年3月在山西辽县出生的,我出生时,父亲刘伯承不在妈妈身边,他写信给妈妈给我起名叫“太行”,后来他告诉我:根据我家的家谱,你是太字辈,又生在太行山,所以起名“太行”。

  那时邓小平与卓琳还没有结婚,他们是1939年9月结婚的,第一个孩子是1941年生的,叫邓林,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胖胖是1944年出生,也生在辽县。关于胖胖取名一事,尚荣生的文章中说:那是1945年的一天,闲聊时,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的孩子快两岁了,总叫胖胖可不行,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儿子取名叫‘太行’吧,‘邓太行’。”刘伯承在旁边笑了起来,邓小平觉得不妥,师长的儿子已经叫刘太行了,于是对刘伯承说:“不能都叫太行,师长,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字。”

  我是1940年11月从太行山出发,由徐向前和杨尚昆带到延安,交给朱德同志带养,我叫朱德为朱爸爸,后来1943年10月父亲回到延安,把我接回家,我很不习惯叫爸爸,而叫刘爸爸,1945年夏季父亲又到太行山,把我又交给了朱德同志,一直到1946年4月从延安来到河北省邯郸市,那时我是第一次见到邓胖胖,当时他两岁左右,只有这一个名字,根本没有“邓朴方”这个名字。

  下面我讲讲邓朴方名字的来由:那是1950年,重庆已经解放了,胖胖也该上学了,一天胖胖找到刘伯承家,他说,我要上学了,我爸爸请刘伯伯给我起个名字。刘伯承考虑了良久,他认为,中国人有个习惯,孩子上学前应该父亲给起个学名,那就要按胖胖这个小名来起学名,胖的声母和朴的声母是一样的,胖的韵母和方的韵母是一样的,因此就构成了“朴方”两个字,既体现了父亲给亲生儿子起名的传统,又寄托了刘伯承对下一代的期望,希望孩子朴实、方正,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1952年,邓小平同志调到北京工作,我父亲在南京工作,我当时在北京读中学,就把我交到他们家,卓琳是我的监护人,她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对我像对他们的孩子一样,我上中学时害了一场重病,至今还记得,卓琳阿姨在给我妈妈打电话时的那种凝噎神态。

  前几天我才知道,解放后工程兵副司令王耀南的儿子也叫太行,如果非说谁抢谁的名字,依我看,我们都抢了太行山的名字———老区的名字,大家都沾了老区人民的光,是老区人民养育了我们。我对老区是很有感情的,自从退下来以后,我每年都要去老区———太行山,看到老区的变化,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但是,也有不少不正之风侵袭着部分干部,例如,×县设了一个129师司令部旧址,我参观若干次,当然,司令部旧址体现共产党、八路军抗战的精神是主要的,但是在那个院子里,把首长住房的位置变了,我告诉他们:“搞错了”,他们不予理睬,后来我妈妈也去了,告诉他们:“你们搞错了”,他们还是不予理睬,过了很久他们才承认错误。

  笔者借此回忆的一些往事,一方面可以再次重温革命先辈们的奋斗历程,另一方面也希望各媒体不要再以讹传讹,要正确地对待历史。

  原文网址 http://www.rmzxb.com.cn/jrmzxbwsj/wh/ws/t20060724_94379.htm

刘伯承元帅晚年和家人在一起

二、我们完全可以判断,那个所谓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是纯属谣传

  这份“特殊遗嘱”内容是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不久,刘伯承曾经在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对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我在上初中时,就听说过这个。

  实际上,对于这份“特殊遗嘱”的真假,即使没有刘帅儿子的辟谣文章,也不难分辨其编造的显著痕迹的。

  因为刘帅不是一般的人,那可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也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1948 年5月底,中原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在中原军区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伯承同志因去前方指挥作战不能来,本来他要再来作一次报告,临走前刘司令员嘱咐一个中心意见,就是“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革命军人”。伯承同志还说:“不管你是好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可以骄傲的。你如果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向军阀主义倾向,那你就要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个革命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

  朱老总说过:“我与伯承同志大部时间曾同事军旅,服务革命,深知其为人。我觉得伯承同志的光荣事迹和他的革命品质,有许多值得我党同志和革命军人学习的地方。”

  刘帅在党内拥有崇高的威望,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1956年的八大,到1977年的11大,刘帅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间断过。

  共产党员最基本的组织原则是服从组织安排,哪怕思想一时想不通,在组织上也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否则就是过去人们常用来批评人的一句话——“无组织无纪律”。

三、谣言止于智者,关键是要自主——自己给自己做主

  我们要特别注意刘太行文章的这一段:

  【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 】

  我们需要问2个为什么

  1.为什么有人要造这样的谣言?

  2.为什么这样的谣言能够传播40多年?

  康德在《何为启蒙?》一文中指出:【启蒙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导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我造成的,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没有他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Sapere Aude![要勇于认知]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老话说“谣言止于智者”。

  这个智者的智,也可以看做一种悟道的过程,如同俗话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主要是要求个人能够独立思考,就是要能够自主——自己给自己做主,而不是把对事物判断的权力交给别人。

  毛主席教给我们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即遇事问个为什么。

  因此在当代中国,自主的重要性,看来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李克勤(jixuie)后记:刘伯承同志在道层面,对党的事业有着非同一般的领悟,他是坚强的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是不可能对党组织提出什么个人特殊要求的。

  如果刘帅有那样的“特殊遗嘱”,那完全是说不通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无法解释刘伯承同志一生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出生入死,道器变通。

  制造这份谣言,实际上是对刘伯承同志极大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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