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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自愿当俘虏参加红军,为抗法援越不惜与妻子离婚

夏明星 朱雄南 · 2019-02-28 ·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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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民军队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将军:

  他,通过自愿当俘虏参加了红军队伍;作为红军一员,他拿笔杆子时间远远超过拿枪杆子;

  他,在八路军、新四军都战斗过,与黄克诚、刘少奇、陈毅、邓子恢朝夕相处过;

  他,在华东解放战场纵横驰骋,对于华野第2纵队成长壮大厥功甚伟;

  他,在抗法援越战火中穿梭,对于越南人民军战时政治工作及和平时期政治建军出过大力!

  他,就是被陈赓戏称为“邓大员外”的开国中将邓逸凡。

  一、“之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之后是‘当了红军好好干’!”

  邓逸凡,原名邓福坤,又名邓国雄,曾化名邓惠民,1912年6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水口镇峭峰堡(今小丰村)一个贫农家庭。

  邓逸凡之父邓官叔,读书不多,务农为生,年轻时到过暹罗(泰国),见过世面,曾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引导农民抗租抗税。父亲的革命义举,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年幼的邓逸凡。

  1919年秋,邓逸凡进入私塾启蒙;五年之后,他开始接受新学教育,相继入读本村尚友小学、水口区立高小。他深知穷人家孩子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27年9月,邓逸凡考入兴宁县立兴民中学,逐步接触进步思想熏陶。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公开称青年改造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次年春,中共兴宁县委转移到峭峰堡活动,秘密出版县委机关报《红旗》及其他宣传品,邓逸凡主动帮助印刷、分发,引起地方当局注意,下令通缉法办。不得已,他揣着大姐给的20个小毫洋,披着朦胧月色,开始背井离乡。他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23年!之后,他辗转汕头、潮州一带,学做过竹籐箱,叫卖过麦芽糖,还在刻印铺当过学徒。一年下来,他仍然饥寒交迫。

  1928年冬,抱着扛枪吃粮的念头,邓逸凡进入潮安靖卫团当兵。不到两个星期,他看到靖卫团专门欺压农民,遂转投粤军徐景堂部第5军独立团学兵连。由于个头较小,招兵人员不愿搭理。邓逸凡愤愤不平,操着一口客家话,与招兵人员理论起来。这时,学兵连连长邱少郊恰巧经过(邱是广东梅县人,说客家话),听见乡音备感亲切,适时发话:“把他留下吧!”就这样,邓逸凡投身粤军,在邱少郊手下当了二等兵。

  

  ◆邓逸凡

  1929年5月,粤军徐景堂、陈济棠两部火并,徐部大败解体,邓逸凡所在连队投降了陈部,驻兵广东阳春,邓逸凡升任中士班长。不久,邓逸凡所在部队反陈事败,他拿着5块银元遣散费,只身一人来到广州,又过起流浪生活。

  1930年春,邓逸凡又投粤军第八路军,在总指挥部警卫队当了一等兵。不久,他听说邱少郊已经升任副营长,就在第八路军第63师教导团(驻广州沙河)工作,就去找邱并当上了中士班长。

  1930年3月,粤桂军阀大打出手,双方激战广西梧州。这时,邓逸凡升为代理排长,风闻即将开赴前线。他不愿横死军阀混战之中,就找到邱少郊说:“到那里打仗我不去,死了也不明不白的,太没有意思了。”邱少郊告诉他:“你们不是去梧州,而是到临近江西的南雄、大庾一带布防,再开过去,就是共产党了,要防他们到广东来。共产党不是土匪,很厉害。你们去了以后不要大打,主要是提防他们打过来。”邓逸凡闻言,心中大喜:原来,那里有共产党!自己正愁找不到共产党,原来就在江西!

  邓逸凡一行20多人在粤赣边界中站街布哨的第二天,他们驻守的山岭就被红军包围了。有人提议由邓逸凡指挥冲出去打,被他坚决制止了,20多人一枪未开,全部缴械投降。一路上,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是共青团员,早就想投奔党的怀抱了,能留下来参加红军吗?

  在南雄附近,全体俘虏集中起来,听红4军军长朱德讲话。讲话最后,朱德不无幽默地宣布:愿留者,革命队伍欢迎;想走者,3块大洋饯行。这时,邓逸凡兴奋地高喊:“我不回去了,我要留下来当红军了!”这一喊,他的那帮兄弟都留下来当了红军。这一刻,邓逸凡就快18周岁了,他终于告别了浑浑噩噩的扛枪吃粮生活,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

  回顾这段跌宕人生,邓逸凡曾戏言:“之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之后是‘当了红军好好干’!”

  二、“负责担架队政治工作算不上大事,但更不能算作小事!”

  邓逸凡加入红军后,看见一些宣传员在墙上写大字标语,便主动跑上去帮忙。这时,一位红军干部过来问:“你当红军想干什么?”

  邓逸凡正忙着,不假思索就答:“就当宣传员。”

  “宣传员?你会写字吗?”红军干部又问道。

  得到肯定回答后,红军干部立刻找来一支毛笔,递到邓逸凡手中。邓逸凡本来字就写得不错,于是乘兴挥毫写了几个字。红军干部喜出望外,说:“你不用当宣传员了,就当文书吧,我们正在找一位文书呢!”原来,这位红军干部是大队教导员,正在为大队部寻找一个笔杆子。可是,等大队部把报告打上去后,支队领导听说邓逸凡有文化,直接把他截调到支队工作。于是,邓逸凡便在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第一支队(支队长王良)当上了文书。

  1930年4月,红军攻占会昌之后,邓逸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调任支队党委秘书(党委干事),表明上级对他的信任与欣赏。作为党委秘书,他组织直接参与布置工作和总结工作的会议,并整理记录与起草决议,工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那时,红军名将陈光(时任副支队长)文化水平不高,时常向他请教。

  1931年3月,邓逸凡调任红4军第10师(原第1纵队改编)政治委员办公室秘书。同年9月,红10师成立政治部,他改任师政治部秘书。作为红10师政治部门笔杆子,他为总结、推广该师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做出了贡献。

  1932年冬,邓逸凡又改任红10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常常直接奔赴作战一线。那时,国民党军正对中央苏区展开第四次大“围剿”,红10师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投入反“围剿”作战。这年12月,为加强支前工作,邓逸凡调任农民担架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由于战斗激烈,红军伤亡不少,抢救任务十分艰巨,而农民担架队员闻枪炮而惊,故邓逸凡总是亲率担架队员上前线,从火线上抢送伤员到简易包扎所,再组织人力把伤势严重的火速转送后方医院。虽然邓逸凡临危而上,有些体力不好的担架队员还是叫苦叫累,他就耐心细致地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终使担架队无一人逃亡,出色地完成了战地救护任务。对此,邓逸凡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红10师师长李赐凡评价很高:“负责担架队政治工作算不上大事,但更不能算作小事!伤员如果不能及时后送,那会影响军心士气的!”

  邓逸凡因为组织领导担架队火线救护伤员受表扬,也因没有在担架队实现全员参加红军挨批!

  1933年6月,由于没有成功争取全部担架队员参加红军,邓逸凡谪任红1军团第2师参谋处文书,专门做军事统计工作,不但工作接触面变小,而且还被人监视。可是,他不以为意,积极主动完成本职工作,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如规范军事机关的统计表格,建立统计报告制度,改进统计方法,确保统计准确性等。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途中,红2师的统计工作更为繁杂、艰苦:掉队的、逃跑的、打伤的;丢失的东西、补充的东西、缴获的东西……都要一一统计报告。邓逸凡尽职尽责,从无一丝懈怠。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转战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地区,整日与敌交兵。由于取消了勤务员、运输员,邓逸凡除了自背行李物品、枪支弹药外,还携着红2师的全部统计资料。实在不堪重负之下,他便向上级申请免背步枪。结果,不仅没有获得上级批准,还视他为“动摇分子”,令特派员进行监视。他气愤之余,并不沮丧,咬牙坚持。谁也没有想到,过金沙江后某日,上级组织清点人数,大惊:监视邓的特派员早已逃之夭夭,而被监视者邓逸凡负重而行,精神十足!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邓逸凡随军转战。同年5月,他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担任调查统计科科长、巡视员。这时,他已经重新受到组织信任,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1936年6月,红1军团西征宁夏,俘虏回族士兵1000多人,遂建立了5个回民连,邓逸凡临时调任回民连政治指导员,专门做争取回民工作,深受左权、聂荣臻好评。

  1937年1月,邓逸凡重回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担任组织科科长。

  三、从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科长到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

  1937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实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邓逸凡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团长。他积极当好师首长参谋、助手,为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并积极巡视各部队,鼓舞军心士气。

  1938年5月,邓逸凡调任第115师教导大队工作,担任教育处处长。教导大队开设政治、文化等课程,也开设刺杀、投弹、越障、篮球等室外课,是第115师培养班长、排长的熔炉。虽然没有教育经验,但他在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启发下,一边干一边学。除召集教育会议、制定教育计划、组织政治测验等行政工作外,他还亲自讲授政治课,介绍政治形势及党的政策。每当朱德、罗荣桓、左权到教导大队或附近单位视察,他都邀请他们给教导大队上课,借以提高学员军政水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读书、看报、抄笔记、写心得,思想理论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1939年2月,邓逸凡调任第115师第344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这时,第344旅政委黄克诚恰巧拟在该旅开展3个月整军计划。为了推动完成整军工作计划,邓逸凡协助黄克诚组织召开了全旅宣教工作会议,研究制定教育计划,讨论教材编撰,改进旅机关报《战友报》内容,利用各种机会教育部队。在邓逸凡建议下,旅政治部还组织各团宣传队互相参观标语、漫画、街头诗及开展演讲比赛等情况。在邓逸凡组织协调下,第344旅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邓逸凡(右)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时,与参谋长赖传珠(中)、一师政委刘炎(左)在盐城合影。

  1940年4月,第344旅受命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邓逸凡时任第344旅教导营政委,他率领教导营追随黄克诚南下,途经河北省永年县辛寨村时历险。这次历险,《黄克诚自述》记载如下:

  我们这一路有一天晚上在永年县辛寨宿营,险些吃了大亏。驻永年县城日军侦知我们无主力部队,便于清晨出动向我进攻。我指挥仅有的少量部队与敌人打了起来,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企图攻入村寨将我们消灭,但终未能得逞。傍晚时分,日军向寨内施放毒瓦斯。我们猝不及防,不少人中了毒,我亦被毒昏迷过去。同志们一边在面部围上毛巾,抢救中毒战友,一边继续坚持战斗,敌人数次冲锋都被击退。天黑时,日军害怕我方有增援,便抬着被打死的日军尸体撤回县城。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天,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伤亡,算是打了个平手。

  对于这次“打了个平手”的遭遇战,《邓逸凡传》所述与黄克诚自述一致:

  邓逸凡和(教导)营长一边指挥教导营指战员围上毛巾,抢救中毒战友,一边指挥部队继续战斗。

  由于此时黄克诚身边部队不多,教导营实是此次遭遇战不败的保证!黄克诚能于辛寨全身而退,邓逸凡功不可没!

  1940年7月,黄克诚部与新四军彭雪枫部会师,成立八路军第四纵队,邓逸凡升任第344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高农斧)。8月,黄克诚部主力东移皖东北,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另兼纵队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升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10月,为驰援陈毅、粟裕决胜黄桥,八路军第五纵队火速南下,于新四军先头部队会师江苏东台白驹镇。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刘少奇当家主持工作,邓子恢担任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由于邓一直在安徽工作,政治部尚未建立起来,但相关工作千头万绪,时不我待。12月,华中总指挥部遂建立后方政治部,由邓逸凡担任主任。在他有力领导下,后方政治部适时开展了华中总指挥部所属部队团结友爱教育、互帮互学教育、杀敌立功教育,部队军心士气大涨。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邓逸凡升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是军政委刘少奇的笔杆子,是军政治部两任主任邓子恢、饶漱石的得力助手。

  邓逸凡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共5年之久,虽然没有前线将领野战摧敌之功,但是对于锤炼部队军魂实有不遗余力之劳。

  四、“共军2纵的政治攻势真是无孔不入,他们连姓名、家世都很清楚”

  1946年1月,北移山东的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的指挥机构,邓逸凡调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罗炳辉)政治部主任。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他协助新任纵队司令员韦国清指挥部队,参加了朝阳集战役、宿北战役,或攻坚,或打援,取得出色战绩。

  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改称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韦国清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邓逸凡仍任政治部主任,韦、邓等指挥部队迭创佳绩:

  2月间,先奔袭白塔埠,活捉叛将郝鹏举;继转兵临沂西南,阻击敌军精锐第整编11师;再飞兵北上,攻歼敌军溃逃之师;

  5月间,参加孟良崮战役,主要任务是在青驼寺设防,阻击敌军第48、第83师及第7军,不让他们北援第74师。《邓逸凡传》记载,“邓逸凡和纵队其他首长指挥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激战两昼夜,使援军毫无进展。”第74师最终灰飞烟灭,韦、邓指挥的第2纵队出力甚多。

  

  1947年10月,第2纵队(时在东线兵团编成内,留置山东坚持内线作战)在安邱进行了20天休整。其间,邓逸凡组织部队开展“评指挥、评动作、评伤亡、评思想、评纪律”的群众性战评活动,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发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并组织开展群众性大练兵。在开展练兵活动中,各师将连以上干部分批集中,由师参谋长任连长、政治部主任任指导员、团的干部任排长、营的干部任班长、连长当战斗员,先讲授理论后实际演练,以战教战。参加集训的团、营、连干部,用同样的方法对排、班干部及全体战士进行训练。这次大休整,为纵队尔后成长为山东战场的雄师劲旅,在思想上、战术上、技术上作了充分准备。

  1948年1月,第2纵队移驻山东诸城以南地区开展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邓逸凡协助韦国清,针对部队特点,通过控诉旧社会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检查官兵阶级出身、工作表现、战斗意志,促使指战员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工作作风明显改善,战斗意志极大增强。

  1948年2月,为进一步分散敌军,第2纵队南下苏北地区,会同第11、第12纵队,组成苏北兵团,韦国清担任兵团司令员(仍兼第2纵队司令员),担负华中战场作战。在半年多南下作战中,由于韦国清指挥兵团全局,邓逸凡等更多地负起第2纵队指挥作战事宜,较好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牵敌任务。

  1948年11月,韦国清、邓逸凡等指挥第2纵队投入淮海战役:先阻击徐州之敌东援,保证全歼黄百韬兵团;再沿津浦铁路南下,追歼敌军第6兵团直至淝河边;又挥兵北上直抵永城,参加包围杜聿明集团。对此,《邓逸凡传》记载:从11月6日战役发起到12月5日,行程约600余公里,有时一昼夜行军100多公里。由于战场形势变幻多端,指战员有时担任进攻追击任务,有时又担任坚守防御的任务,吃不上饭,睡不好觉。邓逸凡带领政治工作干部深入到一线,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使指战员在艰苦的战斗中始终保持了连续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旺盛的士气。

  

  ◆1949年5月,邓逸凡任三野21军政治部主任时,出任温州市军管会副主任,与21军政委康志强主任及龙跃、李培南副主任等合影。

  为不使北平傅作义集团决心南撤,中央军委决定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歼,暂以政治瓦解为主。于是,邓逸凡组织了纵队政治攻势指挥部,负责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12月25日,天降大雪,整个战场银妆素裹,被围敌军缺柴少米、饥寒交迫,邓逸凡抓住机会,组织部队向敌军散发毛泽东主笔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根据掌握的情况,给纵队当面之敌营以上军官每人送去一封劝降信。在对阵日记中,敌军团长李振龙心惊胆战:“共军2纵的政治攻势真是无孔不入,他们连姓名、家世都很清楚,这样单刀直入的做法,的确令人害怕。”20天内,当面之敌投诚人数竟达1000多人!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命令,第2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邓逸凡担任军政治部主任。4月20日,他和其他军领导一起,指挥部队飞渡长江;5月间,他们又挥师解放浙东、浙南地区,红旗插上杭州城。

  1949年9月,邓逸凡调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驻南京)政委,妻子周志中也从上海来到南京。他们还打算,把两个在上海寄读的女儿接到身边,一家人好好品味新中国的和平生活。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新的任务等待着邓逸凡。

  五、“逸凡兄,你援外最坚决,就叫你‘邓大员外’吧!”

  1950年夏,根据越南方面请求,中共中央决定援越抗法,特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由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部组成顾问团团部,韦国清担任顾问团团长,邓逸凡担任副团长。当年8月,他们一行抵达越南广渊地区人民军前线指挥部驻地,韦国清宣布了组织分工:顾问团下设军事、政治、后勤3个顾问组,邓逸凡担任政治顾问组组长。一个月后,为打通中越边界交通,人民军发起边界战役。为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邓逸凡率领中方政治顾问组成员,与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共同研究了此次战役的政治工作部署,帮助总政治局起草了战役动员令,阐明战役的作战目的、重大意义,号召参战官兵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夺取全胜。经过边界战役的政治工作实践,人民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锤炼提高,这对人民军政治工作建设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0年11月,为帮助人民军培训政工干部,邓逸凡与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阮志清讨论研究,确定由中方政治顾问组协助人民军总政治局拟定培训方案,负责整个教学工作。根据《邓逸凡传》记载,这一培训对于人民军意义重大:训练班结合越南人民军的实际,着重解决人民军队性质,建军宗旨、方针、原则,党对军队的领导,党政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军政工作关系等重大问题。在越南期间,邓逸凡领导政治顾问组协助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陆续举办了8期干部培训班,基本上将越南人民军北方部队的连以上干部轮训了一遍,南方部队部分团以上干部也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越南人民军干部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部队在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和纪律、作风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四首长。左起:梅嘉生、邓逸凡、罗贵波、韦国清。

  1951年7月,人民军胜利结束红河中游等三次战役后,主力部队转入休整,邓逸凡及时提出了加强对部队思想领导和政治教育的意见。同时,他还建议建立时事报告和政治课制度,使人民军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被人民军总部欣然采纳。

  1952年4月,人民军总军委开始对全军进行政治整训,邓逸凡领导中方政治顾问组起草了政治整训计划,并全程指导整训。这次整训历时5个月,人民军总部各机关、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都参加了整训,总计轮训连以上干部4634人。这个政治整训,是人民军空前的一次大规模思想改造和政治教育运动,为后来决胜西北战役、奠边府战役打下坚实基础。

  1953年9月,人民军在越北根据地举行隆重的授勋大会,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亲自向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授勋,邓逸凡被授予人民军二级军功勋章。

  

  ◆中国顾问团运筹帷幄决胜奠边府战役。

  1954年7月,经过8年多血战,法军最终罢战撤兵,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随后,为加强越南人民军和平时期建设,邓逸凡又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帮助人民军总政治局起草了《越南人民军政治工作条例》,还协助完成了《越南人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政治工作的任务》,对人民军长期建设影响深远。

  1955年9月,邓逸凡功成归国,阮志清难舍难分,一直送行到睦南关(今友谊关)。

  1955年9月27日,人民军队首次评授军衔,邓逸凡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同年12月,他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历任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为人民军队政工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9年12月,邓逸凡遭到错误批判,谪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虽然身处逆境,他依然醉心本职工作,为广州军区创下丰厚身家。

  

  ◆胡志明亲自为邓逸凡授勋。

  1975年7月起,邓逸凡历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军区顾问、军区副政委,为军区政治建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4年2月,邓逸凡离职休养。1988年7月,他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4年9月3日,一代政工名将溘然长逝于广州,享年92岁。

  在抗法援越战场,陈赓、邓逸凡多有接触。陈生性幽默,出言机巧:“援外,员外!乖乖,大家都成‘员外’啰!”邓逸凡因为坚持援越而与妻子离婚,陈赓便亦庄亦谐地说:“逸凡兄,你援外最坚决,就叫你‘邓大员外’吧!”

  于是,“邓大员外”不胫而走,成了邓逸凡别具深意的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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