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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的山东籍开国中将,杨得志写信为其强渡大渡河勇士身份正名,死后骨灰埋在了戈壁滩

谢浩 · 2019-05-16 · 来源: 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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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期间,红军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故事广为流传,然而有另一个人也跟随十七勇士渡河,而且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却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是大渡河勇士,连杨得志将军都曾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信证明他也是大渡河勇士之一。

  这个人就是当时带领十七勇士一起渡河的红1团第1营营长,后来的开国中将和我国首个导弹基地司令孙继先。

 

  为缅怀先烈,他不承认自己是勇士

  孙继先,1911年出生于山东曹县尖嘴刘庄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习武,练得一身好武艺。19岁那年,国民党第26路军到曹县招兵,他被招兵连长王树亚一眼看中,于次年成为了第26路军第73工兵营的一名二等兵。不久,蒋介石调第26路军前往江西“围剿”红军,孙继先就随军来到宁都。1931年12月14日,著名的宁都起义爆发,孙继先受到红军政策感召,参加了起义,后来被编入中央红军第5军团,并于1932年2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孙继先先后在红22军第64师、红1军团第2师第6团担任连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孙继先调任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第1营营长。长征途中,红1团很多时间都在担任先遣队的角色。红1团第1营更是先遣队中的先锋队,经常负责为整个红军开路。10月21日,红军开始冲击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红1营担任主攻,孙继先带领全营如饿虎扑食般向敌人发起进攻,不到3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为后续部队顺利突进提供了先决条件。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中央决定改变战略方向,决定强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乌江江面虽然不宽,但是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峭壁,堪称天险,当时正值冬季,江水冰冷;加上敌人在红军到达之前就将村庄和可用船只捣毁,渡江任务十分艰巨。12月底,作为先遣团的红1团迅速占领了乌江边上的余庆县城。1935年1月1日,红1团赶到乌江渡口回龙场,根据团长杨得志指示,孙继先和2营营长陈正湘带领红军战士扎竹排作为渡江工具。当日下午,8名勇士突击渡江,没有成功。红1师又挑选熟悉水性的36名同志在晚上进行武装偷渡,突击队在孙继先的指挥下迅速抢渡乌江,冒着夜色成功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乌江,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为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计划,中央红军4月24日由贵州南下进入云南境内。此时一个重大困难摆在红军面前——红军没有云南的军用地图。行军没有地图,对云南的道路地形都不清楚,红军上下都非常着急。4月27日下午,红1团由曲靖向马龙进军途中与国民党军遭遇,孙继先带队俘获了一辆敌军汽车,发现车内装有20余份1:10万的云南军用地图和大量物资。原来,国民党中央军指挥官薛岳此时正欲率部进入云南“追剿”红军,但同样苦于不熟悉云南地形,所以向龙云索要云南的军用地图,这辆车正是龙云给薛岳送军用地图的车辆。截获地图,全团官兵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红1团立即将地图送给中革军委,毛主席称赞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武器还重要。”

  中央红军随后北渡金沙江,以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族区,准备抢渡大渡河。大渡河是岷江支流,宽约100多米,周边多峡谷,水流十分湍急。历史上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边安顺场被清军包围,由于数次抢渡大渡河未果,最终被清军消灭。此时红军面临十分危急的形势,川军在前,占据着所有的渡口;数十万追兵在后,有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可能。5月24日,红1团赶到安顺场,决定抢占安顺场渡口,夺取船只。团长杨得志命令孙继先带领1营执行夺取安顺场的任务,为强渡大渡河打开通道。

  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十分关心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他们趁着夜色,冒雨赶到前线。在一个简易的草棚中,刘、聂两位首长向孙继先布置了任务,指出这次渡河任务关系数万红军的生命,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闪失。领受任务后,孙继先带领全营突袭了安顺场守敌,并成功发现敌人唯一留在南岸的船只。由于夜间条件不佳,水流湍急,无法渡河,刘、聂决定次日早上强渡。次日清晨,孙继先挑选了17名勇士,分两批渡河。第一批由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队,共9人先行强渡;第二批由孙继先带领8名勇士渡河。7时,在火力的掩护下,第一批勇士迅速冲上对岸,经过激烈的战斗初步占领了对岸渡口。小船回到南岸,孙继先带领另外8名勇士迅速上船向对岸划去。登岸后,孙继先指挥勇士们完全攻占了渡口,成功完成了强渡任务。后来,红1军团的政治机关报《战士》报道了强渡大渡河勇士们的光辉事迹,但新闻中刊登的是十七勇士,孙继先并未列入勇士之列,之后的历史资料也都是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进行宣传。知道内情的指战员建国后纷纷出版回忆录,特别是当时红1团团长杨得志写的《大渡河畔英雄多》等回忆文章力证孙继先是渡河的指挥员,应当也是勇士之一。后来杨得志还给中央军委写信澄清这段历史,建议对之前的资料进行修改,提出“如能恢复‘十八勇士’则最好,若确有困难,是否可考虑改为‘十七勇士在一营营长孙继先的带领下强渡大渡河’的提法。”

  虽是当事人之一,孙继先看到外界这些争论并未发表任何言论。孩子们也一直不解,便向父亲追问这段历史。孙继先动情地说了一席话,让孩子们瞬间感受到了父亲人格的伟岸。他说:“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文章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了,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

 

  战斗在山东,他是名将们手下的“虎将”

  1935年10月,孙继先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孙继先担任第129师第386旅第772团参谋长职务,先后参与指挥了长生口伏击战、黄崖底伏击战等战斗。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太原后,继续沿铁路干线向内陆进攻,华北大部领土落入日军之手。毛泽东根据形势判断,国民党在华北的正规抗战模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将进入八路军主导的游击战争阶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要挺进敌后,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立刻着手成立一支精干的挺进支队,深入到冀南地区,开辟新战场,担任探路先锋的角色。在长征中习惯为红军开路的孙继先再一次挑起了重担,刘伯承亲自挑选48名人员,任命孙继先为支队长,亲自为挺进支队送行,并对他寄予了厚望:“到敌后平原地区作战,我们没有经验,你带出的这支挺进队,就是我们八路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探路先锋,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孙继先想起了大渡河边的情景,同样是刘伯承的亲自叮嘱,才让他将责任和压力化为勇往直前的动力,他下决心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嘱托,在敌后战场再强渡一次“大渡河”!

  孙继先率队挺进冀南后,迅速着手发动群众,平息局势,稳定秩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政权。由于八路军的政策深得民心,广大百姓对日军的残暴行径早已深恶痛绝,仅一个月左右,挺进支队就发展到了千余人。为加快建立抗日根据地,刘伯承又派陈再道带队成立“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东纵)开赴冀南,领导孙继先的挺进支队迅速打开冀南地区的大门。1938年2月,东纵扩编,成立东纵第一团和津浦支队,孙继先任津浦支队支队长。随后为开辟冀鲁边抗日新局面,孙继先率领津浦支队进入鲁西北作战,回到了自己阔别7年之久的故土。

  孙继先生于山东,长于山东,在山东参军,东征西战之后,最后又回到山东,在山东离休。孙继先与山东的不解情缘不仅仅在于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土,更在于这是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挺进鲁西北,他带领津浦支队掀铁轨、炸车站、毁碉堡,令日军苦不堪言。至1938年11月,鲁北三县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游击区也随之扩大。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进入山东,津浦支队为接应师部,向泰西地区转移。八路军的主力进入山东,犹如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日军决定集中兵力将115师及接应部队在泰西肥城的陆房山区围歼。在这危急时刻,115师代师长陈光决定组织部队突围,命津浦支队打前卫。经过数日激战,部队终于突围成功,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的企图,连蒋介石听到陆房突围成功的消息后都来电表示“殊堪嘉慰”。

  作为第一个进入平原地区的八路军游击队,津浦支队这个响亮的名字在1938年10月4日正式载入史册。就在这一天,津浦支队划归八路军山东纵队建制,与原山东纵队第2支队成立新的第2支队,孙继先担任支队长。划归新建制后,第2支队一连打了几个漂亮仗,继续书写着他在山东的“光荣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孙祖战斗。1940年3月,在徐向前担任总指挥的孙祖战斗中,孙继先率领第2支队作为主力在决胜点九子峰设伏,2支队指战员面对日军强大火力,个个勇往直前,共毙伤日伪军190余人,赢得了孙祖战斗的胜利。徐向前后来评价孙祖战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9月,第2支队、第9支队、第1支队2团组建山东纵队第2旅,孙继先担任旅长,进入鲁东南滨海地区开辟根据地。担任旅长期间,孙继先还执行了一次“特殊”任务,就是接应1942年8月在莒南县起义的国民党鲁苏战区第57军第111师。关于这次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带队起义的郭维城回忆这段历史时曾动情地说:“当时是孙继先同志率山东纵队2旅接应的我们。”

  国共内战爆发后,孙继先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所属鲁中军区第4师师长,参加了胶济沿线铁路阻击战、淄(川)博(山)保卫战、孟良崮战役。这时间中,与聂帅好像无直接关系,孙继先在山东战斗的这些日子一直在名帅帐下攻城拔寨,名帅们把他当作能征善战的“虎将”,他在名帅们身上学习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管理经验和巨大的人格魅力。

 

  战场到学校,他从“大老粗”变成“好教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范围的战事逐渐结束,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和指挥人才培养摆上了军委规划发展的日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立为解决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平台。1950年11月,刘伯承被任命为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负责组建学院班子。正如大渡河旁的险境,又像挺进敌后时的前线,刘伯承再次想起了自己的老部下孙继先。

  此时的孙继先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带领第22军刚刚结束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正在华东一带剿匪,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一纸调令:命孙继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战史教授会副主任。

  就这样,孙继先从战场来到了学校。初到军事学院,孙继先感到十分不适应。他觉得自己是个只读过一年私塾的“大老粗”,在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担任战史教授会副主任,思想上的担子突然沉重了许多。从宁都起义到万里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已经熟悉了南征北战的日子,觉得自己应该待在战场,突然来到这学术氛围浓厚的环境,心中十分茫然。当时由于教员缺乏,刘伯承大胆启用很多原来国民党投诚的高级将领给大家传授经验,然而这些被称为“旧军官教员”的教官要给那些老红军传授知识,教员和学员双方都产生了不小的芥蒂。想到自己之前也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孙继先心中不免有些矛盾。可是这一切的复杂心理经过院长刘伯承的开导,统统一扫而光。刘伯承让孙继先观摩实战演习,让孙继先切身体会到军事学院不是单纯学习的场所,而是为实战服务的,自己在战场上身经百战,这是他的宝贵财富,但是自己理论层次还不够,需要继续深造。针对“旧军官教员”的思想担子,刘伯承现身说法:“我刘伯承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我们学院的‘旧军官教员’是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积极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重他们,协助他们搞好教学。”一席话让孙继先心中的石头落地,他也在教授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学员和教员的矛盾逐步得到了缓解。

  思想上的担子刚卸下一半,一个新的挑战又落在了孙继先头上。学院规定,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必须上台讲课。当前的教学任务是军史教授会要给学员讲授三大战役,包括孙继先在内的教员们畏难情绪很大,因为底下坐的学员有很多赫赫有名的战将都是从三大战役中走出来的高级指挥员,说起三大战役,有些学员比教员都有发言权。面对这种现状,刘伯承亲自到军史教授会做工作,点名让孙继先带头讲好淮海大战这一课。孙继先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在三大战役中起到的作用有限,没有资格讲这一课,刘伯承鼓励孙继先,说他在淮海战役华野和中野的协同作战中起过重要作用,认为他完全可以讲好这一课。孙继先在老首长的鼓励下,“硬着头皮”准备了一课,主题是“佯攻邱清泉兵团”的战例与经验。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台,孙继先略显紧张,他的授课思路清晰,生动活泼,中间穿插一些战斗故事,受到了学员的广泛好评,看到这样的效果,孙继先如释重负,心中十分欣慰。孙继先就这样逐渐由“大老粗”变成了“好教员”。

  1955年,在军事学员工作学习5年之久的孙继先迎来了他一生中难忘的时刻。11月29日上午8时,华东地区的授衔授勋典礼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伯承元帅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命令,孙继先被授予中将军衔,还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一直在战火中历练成长的孙继先此时百感交集,回首宁都起义奔向光明的喜悦,强渡大渡河时的艰险及在故乡战斗的岁月,想起那些与自己一起浴血奋战却又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他在心中叮嘱自己:这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一定要永远牢记和忠实践行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1956年1月,孙继先调任战役系副主任。1957年6月下旬,战役系学员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学习,顺利毕业。已经送走四批学员的孙继先这一次也“毕业”了,“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7年8月30日命令:任命孙继先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自此,孙继先结束了他在军事学院长达6年的工作,从学校又回到战场,虽然朝鲜半岛已停战多年,但战备和重建任务依然艰巨,孙继先听命奔赴朝鲜,开始了人生新旅程。

 

  献身戈壁滩,他决定“埋在青山头”

  1957年10月下旬的一天,还未在朝鲜待满3个月的孙继先接到了让他回国的通知。孙继先以为要去打台湾,兴冲冲地回到国内领受任务。谁知这个任务却令他不知所措:中央军委让他去搞导弹,筹建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和未知的领域,孙继先既彷徨犹豫,又兴奋不已。彷徨犹豫是因为自己虽然身经百战,但是搞尖端武器,还要跟苏联专家打交道,自己不在行,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兴奋不已是因为中央英明决策发展导弹,中国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尖端技术了,这对我军来说如虎添翼。孙继先虽然信心不足,还是毅然决然接受了任务。

  早在1957年6月,中央军委就决定要筹建一个综合性导弹试验靶场,并成立了总参靶场委员会。当年12月底,以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陆续抵达北京,开始帮助中国进行靶场选址工作。经过考察,最终选定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绿园、青山头方圆数万公里的戈壁滩作为我国首个导弹基地的场址。为了尽快启动靶场建设工作,中央军委指定陈士榘为工程勘察组组长,孙继先任副组长进行工程的具体组织指导,并将孙继先在朝鲜的第20兵团调回国参加建设任务。

  戈壁滩源自于蒙古语,意思是“难生草木的土地”。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戈壁滩气候环境恶劣,荒无人烟,夏天炎炎烈日下,荒漠好似一个巨大的蒸笼,令人窒息。这个地方一年到头狂风不断,风起时顿时漫天黄沙,天昏地暗。更要命的是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在这种条件下施工建设如此庞大的工程,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孙继先曾问苏联专家盖杜柯夫需要多久才能建设起这座靶场,盖杜柯夫不假思索的回答:“15年”。孙继先听到这个答案频频摇头,心想中国的导弹发展等不起这15年。他并没有迷信苏联专家的论断,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决定用3年的时间将这个靶场伫立在西北荒漠上。勘测、施工、钻探,没有水资源广大官兵就自己打井;为了抗击风沙,官兵们就栽树种草;帐篷不顶用,官兵们就挖半下沉式的地窖……至1960年初,经过仅仅两年零四个月的艰苦建设,中国第一座导弹试验发射靶场建成了,而且通过年底的军委验收,被评为“优秀工程”!

  由于靶场是以第20兵团为家底建设起来的,国防部批准靶场对内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训练基地”,对外代号第0029部队。到1959年底,第20训练基地司政后机关和7个技术部门组建完毕,逐步开展导弹技术试验和技术训练工作。基地党委班子主要领导到位后,孙继先给他们上了一课,号召大家以戈壁滩为家,学习刘伯承元帅在军事学院发出“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的号令,孙继先提出“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口号。他也一直将这句话奉为圭臬,家人在他去世后,根据他的遗嘱把他埋在了戈壁滩的青山头,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面对我国人才技术的缺乏和中苏关系不稳定的情况,孙继先对症下药,适时应变,早日让基地“上岗”。一方面,苏联在基地筹建早期派导弹部队和装备来到中国,为中国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孙继先提出了“边组建、边建设、边训练”的方针和“随到随学”的要求,综合培养我国首批导弹技术人员和专家。随着基地的建成和技术人员的逐步成熟,国防科工委决定1960年5、6月间用苏联地地导弹进行第一次发射试验,代号“101任务”。但此时中苏关系已起波澜,苏联借故称不能将之前答应给中国的推进剂按时送到中国,他们不但拒绝提供燃料,还说中国已经研制出液氧推进剂不合格。面对发射任务迫在眉睫的情况,孙继先坚持要求用中国国产的推进剂执行发射任务。针对这个问题,周恩来、聂荣臻等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同意用国产液氧进行发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苏关系风云突变,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然而基地官兵不为所动,仍然成功用国产燃料试射第一枚苏制地地导弹。有了这个经验,基地开始着手准备第一次国产导弹试射,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可以发射的条件。11月5日上午9时,聂荣臻、钱学森、孙继先在基地指挥所目睹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成功发射升空!聂荣臻激动地拉着孙继先的手宣布:这是我军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自己的导弹了!

  1962年3月,孙继先调往北京,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1970年5月,孙继先回到故乡山东,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82年6月在济南离职休养。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因病离世,享年79岁。家人遵照其遗嘱将他的骨灰埋在戈壁滩上青山头的烈士陵园,兑现了“埋在青山头”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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