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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里的穷人

张怀英 · 2019-05-20 · 来源:激流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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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同意陈永贵搬出钓鱼台的请求后,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积极给陈永贵找房子。1975 年 8 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分为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后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警卫参谋张银昌、炊事员郭石头、司机汤占祥。这些人中,除了司机以外,其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去的。小院房间很多,足可供几十人居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那个时代的家具一应俱全。中央给陈永贵配了两部车,一部大红旗,一部日本进口小车。

  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 :“来一个年轻姑娘很不方便的。”管理局说 :“也可以派一个岁数大一点的。”陈永贵说 :“岁数大一点儿照顾我更不合适,就我这几个人一块儿过吧。我就一个人,用不着那么多人照顾我。”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青一色的男人世界。

  陈永贵因为是副总理了,所以周总理曾建议让他拿工资。但他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还是不拿工资好。中央又考虑到陈永贵的家属远在山西农村,理应转成城市户口,搬到北京住。陈永贵经过再三考虑,觉得把家搬进北京来不是办法,留在村里还可以参加劳动,自己回去还有住处,因此坚决不干。他说:“我住在北京,家里人还住在农村,还可以参加劳动,喂喂猪、喂喂鸡,挣大寨的工分,靠劳动吃饭。不仅他们的户口不能转,我这个副总理也不转城市户口,还是在大寨分口粮。”

  为此,大寨还是照陈永贵在大队时那样,一年给他记一个出满勤的劳动力工分,一个劳动日分 1 元 5 角钱。这 1 元 5 角钱当时可以买 3 斤猪肉。大寨村干部知道陈永贵在外面花销大,曾打算给他补助 40 元钱,他坚决不要,说 :“我拿了省里的就不能再拿村里的。吃双份粮是剥削。”

  陈永贵要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加上不断有客人来,靠工分分红显然不够用。1974 年以前,山西省委考虑到陈永贵兼着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经常到省、地开会,又要到外省去作报告,光靠大寨工分这几个钱是不够花的,就按省级领导干部待遇,每月补助他60块钱,后来又提高到 100 元。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每天的生活补助是1 元 2 角,这样陈永贵每月就有了 136 元钱的补助,外加大寨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就是全部收入。这钱由警卫员张银昌管理,到月底就掏出一个本子给他算帐,买了什么,花了多少。

  陈永贵住到交道口小院后,人们去看他比在钓鱼台方便多了。大寨、昔阳到北京去的人多想去看看他,山西省的一些老同志到中央开会,也经常去看望他,有人去了甚至就住在那里。客人去了吃饭、喝茶、抽烟都是陈永贵管,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又加上北京的一些老同志经常到他家去,喜欢吃他家厨师做的山西拉面,这样一个月下来,他那几个工资显然应付不过来,常常是入不敷出。工作人员想按中央规定申请一点客饭补助,陈永贵不让,说 :“我个人的客人,怎能让公家出钱?”

  有时政治局、国务院开会,中午不能回来,到了月底,不是怀仁堂,就是中南海的账单子就送到“陈办”来了,上面列着“首长本月开支”:某月某日,烟一盒,× 角 × 分 ;某月某日,午饭一顿,多少多少。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民大会堂每月都要开出收费单来。这都得由张银昌登门付帐去,一分也少不得。有时陈永贵也对着这些账单说:“我就知道进了北京费钱!

  这还是家没有往北京搬。要是一起进了北京,那麻烦可就大了。”

  1975 年 10 月,我到北京开会,顺便去看陈永贵,觉得陈永贵比在钓鱼台住着时情绪好一点,生活也比在钓鱼台方便,能吃上家乡饭。我说 :“你这缺什么,我给你弄一点来。”陈永贵说 :“你可不要给我捎东西了,捎来倒是添麻烦。前一段你给我捎来莜面、荞面,陈锡联、纪登奎来看我,我留着他们吃莜面推窝窝、荞面饸饹。他们说‘多年了没有吃上这饭’,以后过两天就跑来改善生活。不光他们来,还带着别人来,哪能应付得了?”

  我说 :“这用不了几个钱。”

  陈永贵说 :“我现在当了官了,你看看,房倒住得不错,可什么贵重东西也没有。其他东西我什么也给不了你,我知道,就是有,给你你也不要。书倒是发得不少,你爱看书,你看看愿看什么就拿上看吧。”

  我到书架上看了一下,说 :“你这书我都有。就是有套《张国焘回忆录》没有读过,我拿上看看。”

  中央规定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由北京市二商局发给特供本,拿着这个本差不多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陈永贵说 :“特供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买过,你跟银昌要上,看需要买什么东西,买一点儿。”我说我什么也不买。

  陈永贵的嗜好是饮酒、抽烟。高兴了,一次能喝二斤酒。烟瘾特别大,靠他那几个钱是买不起好烟的。在家时,陈永贵是种烟好手,也是炮制旱烟的专家。大寨大队当时也像其他大队一样,每年总要种烟,然后分给村里的烟民自己炮制。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进了北京,经常在政治局开会,接见外宾,总不能在脖子上再挂上一条旱烟袋,就只好买纸烟了。他的经济收入不允许他抽好烟,有一种烟 1 角 3 分钱一包,在北京买不到,只有太原一家宾馆有,所以陈永贵每次到太原就买一大包带回北京。后来这种烟没卖的了,他便买3 毛多一盒的“前门”烟。这样,他的收入还能应付过去。

  陈永贵抽烟的方法与众不同 :划一根火柴,点上没有过滤嘴的烟,第一支快抽完了,离手指不远的时候,就把第二支在桌上顿一顿,上截就有一个口口,把前一支塞在里边,动作非常准确、连贯。他这样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抽上半天,烟抽了有七八支,也只留一个烟头。外国人看了非常惊奇,国外不断有报纸报道陈永贵的抽烟法。

  陈永贵还要考虑儿子在村里念书,要出学费 ;还有孙子,爷爷回去不能不给带点玩具 ;还有邻居亲戚,也得买点吃的、穿的。俗话说开门七件事,陈永贵却不止七件。这样一来,问题可就大了。张银昌是管帐的,知道他的家底,就想了一个办法,每次回大寨就把永贵家里的棒子面、小米塞进卧铺车厢,跟农民赶集一样,一包一袋把软卧车厢塞得满满的带进北京。按照陈永贵的级别,即使坐火车也是一人一节软卧车厢,他却说 :“讲那个排场干什么?一起坐。”

  首都人吃饭也凭粮票,总不能把大队分的玉米也往北京拖。怎么办?张银昌将玉米拖到县城粮食局去换粮票,一斤换九两,还得是全国粮票,到北京再换成面票。面条是两角五分钱一斤,有时回大寨,还从北京买了带回去。

  陈永贵带的第一个厨师是他旧社会认下的一个做饭的朋友。陈永贵进了北京,难忘旧情,就带在自己的身边,想让老朋友跟上享几天福,见见大世面。虽然这个厨师人品好,手艺也不错,但毕竟是老了,而且只会做昔阳风味,最要命的是他用北京的富强粉拉不成山西拉面。无奈之中,身边人建议另换一个年轻些的、手艺高些的,于是从大寨接待站调去了郭石头。后来,石头想转户口,吃供应粮,陈永贵说 :“我还是农村户口,你转什么户口哩?”

  人们到北京去看陈永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是时间多了没有见面,正好到北京有事,就想去看看他,有的是得了重病,让陈永贵帮忙找医生检查、治疗。一去了就在他家吃饭或是住下。大家知道他的钱不多,有的去了也带点吃的,交给大师傅或是张银昌,一般是不让陈永贵知道。可是有时候也瞒不过他,一经发现就要追问个水落石出,再三叮咛一定要给人家付钱。过几天他又会问钱给了人家没有,张银昌只好说“付了,付了”,其实并没有付。这钱是无法付的,带东西的人怎肯再收这点钱?

  陈永贵在北京的饭食很简单,早上喝小米稀粥,啃个馒头,吃点老咸菜,中午最多两个菜。有时他也买点猪肉或者羊肉,基本不吃鸡、鱼。有一次算帐时,他见账单上有鸡,就问 :“什么时候吃过鸡?”张银昌只好如实回答 :“有一次 ×× 首长来不是加了个菜?”

  人总是有来往的。住在北京的老同志来了,有时也给他拿点东西,可是不能只来不往呀,人家给他送了,他也得给人家送一点。没钱买,他就想出了一个穷办法 :东家送给他的礼物他送给西家,西家送的他送给东家,只要不原物奉还就行。

  1979 年,陈永贵请求辞职。他的辞职申请批下来后,国务院那 36 元补助便没有了。接着,根据中央安排,国家把他和他的老伴及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孙子四口人的户口转到了北京。他的工资定为 200 元,一家四口都要靠那 200 块钱生活。这时,他就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早先挂在脖子上的烟杆。

  陈永贵是中央高层领导里的穷人。他从当支部书记起,到离开副总理的职位,没有改变冬天黑马褂、夏天白布衫,头扎白毛巾的装束。这件事情曾让毛主席很感慨,一次开会时,意味深长地说 :“永贵哪,你的官做得那么大了,还是那个装束!”

  来源:《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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