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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鹏程《战争日记》看中国当代文学生成的 “社会”维度

何浩 · 2019-06-10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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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讨论以杜鹏程《战争日记》为中心,试图打开的正是政治原则和文学赋型之间的这一被遮蔽了的历史实践经验,并将这些环节从历史暗影中剥离和辨认出来,将之问题化,希望有助于我们重新建立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维度和构架,在政治与文学的二维之间,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实践经验上,打开一个历史-社会的实践性和思想性空间。

  引言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发表以后,并没有马上涌现与之相应的重要作品。相反,不少作家或觉得与自己之前的创作道路不冲突(如草明),或仍处于延续之前创作状态的阶段(如杜鹏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8)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都是时隔6年之后才创作而成的。《林海雪原》(1956)、《山乡巨变》(1958)、《创业史》(1959)等都是建国之后创作完成的。赵树理在1943年5月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彭德怀为该书的出版题词:“象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1943年10月他又创作了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话》,此外还创作有《孟祥英翻身》(1944)、《地板(1944)、《李家庄的变迁》(1945)、《福贵》(1946)、《小经理》(1947)、《邪不压正》(1948)、《传家宝》(1949)、《田寡妇看瓜》(1949)、《三里湾》(1955)等。但他是在《讲话》发表之后才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式,还是早于《讲话》便摸索出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对此一直都有争议。而且,赵树理的创作方式是否就代表了《讲话》所开展出来的中国革命文学创作机制,这也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另外,虽然《讲话》之后,秧歌剧作品大量出现,如《兄妹开荒》(1943)、《夫妻识字》(1944),但这些作品无论在突破既有创作方式方面,还是在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深度及广度方面也都有各自的限度。

  那么,在《讲话》与实际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没有被学界充分问题化的晦暗地带?革命的理论命题经由何种历史实践来缝合这一物质和思想的距离?作为中介的作家又如何在这一实践中去感知、捕捉、把握革命理念及其实践形态,并最终以某种特定的文学形式转换、构造出他对革命实践的再理解?革命实践问题长久以来被“政治与文学”这一解释构架所遮蔽,而杜鹏程的《战争日记》恰恰记录了他在《讲话》之后,投身戎马,几经生死,亲历了革命从微澜到巨流的过程。而中共革命在这一时期的展开、对社会-军队-革命者的再形塑,以及杜鹏程对这一实践经验的捕捉和认知,正是他书写革命战争小说《保卫延安》(1954)的重要前提。2从某种程度上说,《战争日记》中革命经验被感知和被捕捉的方式、程度、范围,体现了《讲话》中的诸多理论原则在实践中被落实和被具体化的形态。这些经由各个实践层面转换了的观念意识的形态,正是《保卫延安》的文学创作机制、文学话语方式得以运转的后台模板。它是当代文学生成机制的历史内核。

  政治-社会-文学之间的复杂转换,实际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其挑战性之所在。本文的讨论以杜鹏程《战争日记》为中心,试图打开的正是政治原则和文学赋型之间的这一被遮蔽了的历史实践经验,并将这些环节从历史暗影中剥离和辨认出来,将之问题化,希望有助于我们重新建立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维度和构架,在政治与文学的二维之间,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实践经验上,打开一个历史-社会的实践性和思想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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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前后的杜鹏程

  杜鹏程,原名杜红喜,出生在陕西韩城县夏阳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3岁丧父,幼年上过私塾和基督教学校,后因生活所迫到韩城县一家店铺当学徒。1935年,他经人介绍,来到韩城县西庄镇学校半工半读。期间,他很快加入了由一些进步教师在该校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还接触过鲁迅、蒋光慈、范长江、邹韬奋、高尔基等人的作品。1938年6月,他先是考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不久又被抗大分校选送入鲁迅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延川县农村工作,几年后又奉调到延安大学学习。1947年3月他调到边区《群众日报》当记者。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战斗打响后他撤离延安,6月,他被派往部队当随军记者。此后,一直跟随西北野战军第二军转战西北战场,经历了粉碎胡宗南进攻延安和解放西北的整个战斗。1949年随军进驻新疆喀什。在西北解放战争中,杜鹏程经常在连队活动,同战士一同行军,一起蹲战壕打仗。

  杜鹏程做记者时,仅仅25岁,距离《讲话》发表已有4年。不过他已有近10年的革命经历,做过农村工作,包括给老乡娃娃教字,收公粮,收军鞋,征兵等等。后来,他在延安一个工厂管文化教育工作,给工人上课,办墙报,读报纸。这期间,他也曾尝试写过诗歌、戏剧,先后写了几十首民歌和《反击》《抗敌》《打击敌人》等秦腔剧或眉户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他在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新闻专业班学习。他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但有关方面的“速记稿”他很快就读到了。据他回忆:

  1942年夏天《讲话》发表前后,我正在当学生。置身延安,当时环境的艰苦及人们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有深切感受。《讲话》前后的情况全知道。而《讲话》尚未正式发表,便用粗黑的马兰纸印出来,供大家学习。不是一般学习,而是结合检查自己的思想意识,我大受震动,似乎是在这时才懂得革命及文学是怎么回事。大约是44年,我离开学校到延安一个工厂去工作,我在《讲话》精神指导下,认真研究生活和读书学习,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3

  杜鹏程这里所说的他对“人们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有深切感受”,具体指什么状况?“《讲话》前后的情况全知道”又是指什么情况?他这个时期通过《讲话》所理解的“革命及文学”究竟对应于他的什么经验或构想?之前他的理解又是什么?他说自己“在《讲话》精神指导下,认真研究生活和读书学习”,他所理解的“《讲话》精神”,具体指什么?跟其他作家或文艺工作者所理解的《讲话》精神有区别吗?我们又如何理解杜鹏程所说的“一生的转折点”?是《讲话》中所说的“与人民群众结合”,“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部分”吗?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一个更大的历史构架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杜鹏程在延大学习《讲话》的情况,他当年在延大的同学杨楷亦曾有过说明:

  对于主席的《讲话》,我们当时学得很认真,窑洞讨论,山坡讨论,开会学习,不开会也学习。不仅联系文艺界实际,也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不论搞文艺不搞文艺,都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当然,我们那时都是20来岁的青年,学习一般都肤浅。延安就是那么大个地方,对文艺界的人和事,大家都熟悉。主席的《讲话》,这话说谁,那话指谁,大家都清楚。对《讲话》的普遍意义,一般地说,认识还不够。老杜当时爱读书,有理想,喜欢写作,而且立志将来当大作家,大学教授,他当时对《讲话》的认识,要比我们深刻。4

  杨楷的这段话谈到了当年学生和文艺青年们对《讲话》的理解层次和认识状况,这或许就是杜鹏程所说的“《讲话》前后的情况都知道”。但是,杜鹏程所了解到的“《讲话》前后的情况”,真的就是毛泽东写作《讲话》的情境吗?我们看到,在杜鹏程和杨楷等人的理解中,《讲话》针对的仅仅是当时已经进入文坛的、创作上存在种种不合时宜因素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而杜鹏程等人则还只是青年,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创作放置在《讲话》所批评的文艺创作方式、艺术风格的结构之内。作为《讲话》的赞同者,他们也不存在《讲话》所批判的主体状态问题。他们似乎是清白的,在意识方式、感知方式、情感结构上与《讲话》不发生冲突。《讲话》开篇谈道:“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但对杜鹏程这些没有国统区经历、一直在延安上学、工作的青年们来说,似乎提前完成了这种结合。在他们的理解中,《讲话》就仅仅被当作是与艺术创作有关的文件,而不是一个需要主体自我再造的原则性文本。这种对《讲话》过于具体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限制了将其放置于更广阔的结构中,进而妨碍了其发挥校正主体认知方式的积极功能。虽然杜鹏程等人也会积极学习和认真研究《讲话》,但这种学习对于突破自我边界的可能性,一开始就被杜鹏程等人的理解方式限制住了。这至少说明,要充分理解《讲话》,本身就要以突破杜鹏程的自我状态为前提。

  我们看到,即便是杜鹏程这样“立志将来当大作家”的青年,也并未意识到自身与《讲话》所要求的革命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下面这段话也可以作为证明: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我是20出头的青年,正在延安学习。那时虽然衣服破烂,饥肠辘辘,捧读的是粗码的马兰纸印的小册子,可是满腔热情地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略知献身人民是人生最高境界。这时,延安文艺界,一扫过去那种沉闷的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以大秧歌为发端的群众文艺运动蓬勃兴起,搞得热火朝天。我也在这时参加了秧歌队,扭遍了延安山城,写出了一些反映工厂生活的秧歌剧,演出的有十多个,是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和活跃的时期。5

  从中可以看出,杜鹏程虽然深感《讲话》一扫雾霾、激奋人心,可并不觉得《讲话》所要求的作家的实践方式和文艺道路,跟自己之前的知识状况、意识结构、感觉方式有什么冲突。在他满腔热情追求知识和真理的人生轨道上,《讲话》不过是强化了他“献身人民是人生最高境界”的价值感。他毫无障碍地投入以大秧歌为代表的群众文艺运动之中,颇为兴奋。《讲话》的一个重点是反对脱离现实和群众,而他参加秧歌队,创作秧歌剧,投入群众运动之中,并将这样的实践方式作为他对《讲话》的个人诠释,作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肯定。他进工厂、办墙报、读报纸、写戏剧,看起来,他的人生节奏与《讲话》的要求相当吻合,剩下的只是继续努力。

  但沿着这种人生轨迹一直向前的杜鹏程却时有困扰:

  1947年6月18,今天行军,心里很羡慕人家骑马,作文化工作的人,显得贫困可怜,但回头一想,觉得这种想法不对头。6

  在杜鹏程进入人生“转折点”之后的五年里,他“从未放松过读书求知”。他看似做到了《讲话》所要求的“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人民群众完全结合”呢?在物质享受和地位差异方面,他似乎还有动摇。面对个人名利与“献身人民”之间的冲突,他不断警醒,努力修复。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从不放松认真学习、在革命道路上浸润五年的革命者,他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作?如何构建自我与现实的关系?革命者到底该怎样构成?

  2

  1947年3-9月杜鹏程的空间感觉变化

  解放战争始于1946年。但直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杜鹏程才真正开始面对战争。不过,杜鹏程最初对战争氛围的理解、感知和记录,并未体现出一个一无所知者的无所适从,而是带有高度的空间设计感。比如1947年3月3的日记里,他这样记录撤离延安:

  庆阳已失,延安紧急,昨天二次疏散令已下,延安全市进入紧张的备战疏散中。

  外面远处传来驼铃声,下边搬运东西,脚户呐喊,骡马嘶叫,狗吠声,灯火齐举,人们紧张地来回走动。延安——中国的圣地亲临大战了吗?悲叹生于这交替时代的我辈青年。

  打算明天收拾一下,到母亲那里去。唉!多愁不安的脆弱的灵魂啊!7

  第二段的描写自远而近,由景到人,在空间结构和视觉层次上都很注意体现历史事件的开阔度和情感提升带来的纵深感。虽然是日记,但杜鹏程的整理方式是高度文学化的。从这种整理方式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对延安充满感情,为之担忧、焦虑;另一方面,在杜鹏程的意识结构中,他对战争氛围的空间处理又非常类似于郁达夫、巴金等人笔下的现代文学青年的感觉结构。看似有相当的现实感,但这种现实感又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在这样的感觉方式中,空间的远推依赖于西北的地域文化符号“驼铃声”,而它与凌乱的近景关联甚少。更重要的是,这个抒情者本身也缺乏与各个地理位置的连带关系。这只是一个“交替时代”的青年,他与战争其实是疏离的,他与这场战争的内在逻辑之间是断裂的。这种断裂和疏离使得他的情感空泛而漂移。“圣地”、“大战”、“悲叹”等抒情性词语与它们所对应的情感因为得不到空间结构的有力支撑而无法获得有机升华,空间结构也因得不到充实的情感支撑而不能获得富有层次感的饱满度。

  6个月后,杜鹏程在一篇日记中再次总结了军旅途中的空间感受:

  1947年9月21,行军中,我常有一种感受,觉得自己在这样优美的国度,这广阔的土地上行走,从南到北数千里还出不了一个省的界域,从延安出发,而后子长、陇东、三边、榆林、绥德约两千余里,祖国有多么广大啊,多么丰饶、可爱。她使我心里常常升起一种激情,一种自豪。亲爱的祖国,我们为你,愿意流尽最后一滴血,绝不让任何人污辱你。8

  这是在巨大的历史变动中,积极构想自己成长为一个饱满主体以支撑这样的历史空间的人的誓言。时隔6个月,杜鹏程的空间感觉,随着军旅征程的远涉而变化。他开始有意识地借助具体地理距离来拉出空间的延展度。“从延安出发,而后子长、陇东、三边、榆林、绥德约两千余里”,在“这广阔的土地上行走,从南到北数千里还出不了一个省的界域”。这种空间感觉既不是建立在个体凭借阅读并经由想象所生产出的认知和感觉方式上,也很难说是基于新的认识装置从而有了对风景的再发现。那这一空间感觉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与1930年代郁达夫作为游记作家对风景的重新发现在构成方式上有何不同?

  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此时的杜鹏程某种程度上再次完成了《讲话》中所说的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完成了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一部分的改造。但首先,这种再次完成的身心状态处于何种特定关系结构中?它们所对应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是什么?再者,在这一完成过程中,杜鹏程的空间感觉变化所对应的历史经验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3

  1947年3-9月行军所见闻的新现实与杜鹏程的再思考

  杜鹏程说他在行军中“时常”感受到这是一个优美的国度。可实际上,杜鹏程这半年的一路行军非常艰苦,所见所闻也不尽如人意。杜鹏程在日记中写道:

  1947年8月27,下午动身经过张家山清泉寺向东(镇川以北三十里)插过去,一直走到二十八日上午十点钟,走了一百多里,翻了十五架山。肚子饿,腿软眼花,唉呀,饥饿多么可怕,而整二十四小时的行军又多么紧张。9

  陕北长期穷困,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经常脱离根据地,后勤补给非常困难,经常挨饿。尤其对于杜鹏程这样连游击战都未经历过的人而言,这更难以忍受。

  困难之处不只有饥饿。运动战的性质规定了部队必须大面积远距离地徒步行军,这与游击战可以根据天气环境变化而因时变易非常不同:

  1947年9月11,头痛,可能是凉了。因为自打榆林以来没脱过衣服睡觉,盖不上被子,虱子如蚂蚁,横行已极,颇觉不适。10

  虽然虱子横行,但毕竟能有时间睡觉。更难熬的是浑身湿透、彻夜不眠:

  1947年9月15,晚枪声密集,半夜大雨直泼,大雨中整夜枪声剧烈,敌人是逃不了。而战士们在衣单被薄,连绵的秋雨中,彻夜不眠,淋得精湿,天又黑得伸手不见掌。11

  还有飞来横祸:

  1947年9月16,夜里我们往回走,我从陡立的山崖上滚下来,简直变成一个泥人,浑身疼痛难忍。12

  这些全都是杜鹏程即便在艰苦的延安,也完全没有经历过的新状况。就在杜鹏程感叹“美丽国度”之后的几天,日常行军仍然非常困难。饥饿、坏天气全碰上了:

  1947年9月24,连阴雨。这几天天阴有时下雨,今天正式下起来,食物困难,以玉米棒子维生。今天或许不动,真是太好了。没有烟抽无聊得要命,此时我愿拿被子换一盒纸烟。13

  1947年9月28,雨。讨厌的天气,昨夜还一直下雨,午饭后雨停了,天还阴沉沉的,饥饿咀嚼着人的心。14

  虽然手握武器,但野外行军,仍会担心野兽出没:

  1947年9月25,南泥湾一带的山沟。想不到在这遍地森林荒凉的山沟中住了两天,雨越下越大。在这小山沟破窑中挤了十四个人,听说这里豹子很多,睡觉也提心吊胆。早晨起来雨依然不止,现在唯一问题就是没饭吃。15

  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点吃的,但又难以下咽。即便是中秋,仍然无法奢望一顿饱餐、一个安稳觉,甚至连喝水都困难:

  1947年9月29,雨(古八月十五)。天似乎没有晴的意思,生活品更为困难,旅政治部用毛驴换了一头病牛,实在难吃,又酸又臭,但有什么办法。今天是古历八月十五,夜半吃罢饭便急急地出发了。一路上泥泞不堪。……从金盆湾之塔宝峪出发进沟经南泥湾,翻过大山经石家岔又上山,行九十里,宿富县牛武区东北三十里之鞍子上村。部队所行的地区完全是大梢林,荒无人烟。一路上不见村庄,走上二三十里偶尔见一残破的窑洞,但似乎断炊已久。敌人把一切均放火烧毁,老百姓被强令集中在牛武镇,庄稼全部荒芜。今天是中秋节,在此荒无人烟的山野露宿,睡在深秋雨后的湿地上。昨晚三时出发,原本没有吃饱,一上路就更加饥饿、疲劳和口渴。16

  无论是荒无人烟的大梢林,还是残破断炊的窑洞和荒芜的庄稼,这些都是反风景的存在。当杜鹏程一边频频遭受这样密集的身体煎熬,一边却不断感受到对这广阔土地、优美国度的激情和自豪,这种困顿处境和饱满情感的并存所对应的历史实践状态是什么?这种特定身心状态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结构关系中达成的呢?

  除了身体煎熬,自3月起从延安一路撤退的行程中,杜鹏程不断听到和观察到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相对和平时期所产生的新的混乱与腐败。他日记中特意记录下了不断从报纸上看到、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陕甘宁边区的腐化问题。

  1947年3月23,十年和平生活,有些人开始盲目乐观,现在又张皇失措,固然事情有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干部之张惶是不可宽恕的。此时我深感宣传工作的薄弱。17

  战争突然来临,社会上有慌乱情绪是正常的。但对陕甘宁边区这样的革命根据地,杜鹏程有别样的期待,觉得应该有不一样的面目。尤其是干部,干部一旦慌乱,所有的组织工作都会乱。

  1947年3月28,上午派我到乡政府去交涉粮食。十年和平生活,战争袭来后有些张惶失措,民兵、自卫军很多,但找不到负责人。路口的村子负担重,老百姓都跑了,结果过往军人找不到抬伤员的人和带路的人。很混乱……根本上是干部首先惊慌,如果是区、乡干部层层抓紧,那么混乱的情况就会改变。18

  社会机体要日常运作并应对突发事件,则需要干部在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面起到结构性的功能作用。一旦作为工作枢纽和发动机的干部出现问题,则整个生活秩序很可能会迅速崩溃,社会成员或者会六神无主(老百姓都跑了,伤员无法安置)。但边区干部在新局势下的表现令人失望。更让人失望的是和平时期干部的分化,很多干部开始贪污腐化。这方面杜鹏程有许多记录:

  1947年4月13,看新察哈尔报的合订本,其中思想漫谈一项很好,而谈到干部“享受、享乐”的文章颇多。真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很容易腐化,这样例子很多。因贪污而脱离革命的亦不少,这或者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多年艰苦中见了稍优裕的物质生活,便为之陶醉。这难道不可避免吗?19

  1947年5月9,老陈告我说很多工农干部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坚持斗争,英勇牺牲,但在和平环境里有的则贪污腐化,为美色所腐蚀,脱离革命。这样的事我也见过,将来我们到了大城市,这事情还会发生,虽然始终是个别的。20

  不只是工农干部,十年和平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社会后果,是不少阶层中的干部和党员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腐化。当初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在逐渐松懈,在新的战乱临近时,之前被革命实践打造出的运转良好的社会结构暴露出它内在已然被侵蚀的纹理。当革命组织没有及时对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化做出各个层面的调整时,一旦遭遇战争,组织混乱就难免了,甚至出现了叛变、投敌。

  1947年5月23,由于十年和平生活,在部分干部和党员中,思想蜕化,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使党发生脱离群众现象。由于和平,养成阶级观点模糊,对敌麻痹,不能看清暗藏的敌人。战争以来情况变化,党组织工作方式不能适应,党群中发生严重混乱。民兵未组织好,游击队有些是强制拉来的,甚至混进坏分子,出现投敌现象。战勤工作混乱,粮食供应不上,伤病照顾不周,甚至我军所至,干部群众相继逃跑。后方混乱,说明党与群众工作的薄弱。21

  杜鹏程这里谈到的“十年和平生活”,指的大致是1937-47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局势大变。其中一个巨变,就是中国共产党短时间内变成一个全国大党,陕甘宁根据地的面积也在扩大。中共在革命实践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总结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而如何吸收抗战后涌入延安的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将这些有热情有理想的青年和知识分子组织和转换为中共所希望的、能与之配合的干部,并通过包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在内的各个层次的干部去组织和带动农民,这正是“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所对应的历史内容之一。《讲话》所强调的与人民群众结合,其实应放在这个大背景中来理解。22

  贺照田曾分析过共产党在抗战及解放战争后期急速扩张却并未被涌入的社会力量败坏的历史原因。他认为关键是要追问中共有没有找到和建立稳定的制度与组织,找到有召唤力、说服力的论述,可把涌入的有朝气有责任感的力量不断转化为自己可以依赖的组织和实践机体,从而使得各种不可避免地带有投机性的力量不会左右党内氛围。23《讲话》前后杜鹏程在延安时期所感受到和被激发出来的朝气和活力,正是中共以各种革命实践活动所共同激荡出的时代氛围,包括积极从思想领域回应社会各阶层的困惑、从工作方式上摸索新的有效途径、从多方面丰富日常生活等。不过,当这些干部在历史变动中出现问题时,中共又该如何有针对性地展开调整和教育?

  杜鹏程在行军途中所看到的这些,正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转变时,中共面临的新的严峻形势。他所强调的工农干部的腐化堕落问题,其实正是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阶段遇到的新问题。虽然毛泽东等人在延安时期尝试过很多努力,进一步将这些知识青年和各阶层人士有效组织和转换到中共所希望的系统之中,但历史条件不断变化,这些努力需要不断调整和加强。如果这些步骤没有相当程度的完成,就会出现杜鹏程所看到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等等,新问题会层出不穷。

  在撤离途中,杜鹏程的见闻使他看到,最初他所感叹的圣地延安,其实已在历经十年和平之后略染灰尘。24这些新的历史状况:贫瘠而千疮百孔的大地、备受煎熬的行军、腐化堕落的工农干部、散漫混乱的组织工作,与杜鹏程对祖国的自豪感同处于一个特定时空之中,这种特定空间下的自豪感如何才能与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历史条件构成互济相生的关系呢?

  不但之前的干部精英变成了堕落分子,即便是下层的农民,杜鹏程也发现他们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状况百出,很难认为他们可爱可敬。

  1947年4月2,大多数老百姓则毫无办法,农民群众那种个体经济造成的散漫,无纪律,各人只顾各人,如果有一个拿枪的人,全村就像绵羊一样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我想封建势力能凭很少的力量镇压为数最大的农民,大概就是利用了农民这些弱点。25

  “散漫,无纪律”——杜鹏程对农民的这一判断延续了马克思关于农民像麻袋里的土豆的逻辑,这也是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比较流行的观念。

  1947年7月21日,……农民是善良的,这个地方有个大地主平时略给农民施以小惠,农民都说他好,这次被逮捕,农民纷纷替他求情。善良的农民总是看不远,很容易受骗。26

  1947年9月3,这院子住几十个担架队,吵得天翻地覆,互相依靠,耍小狡猾,你不担水,他不烧火,七嘴八舌,充分表现了农民的散漫。27

  《讲话》要求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结合,但面对这样的农民,怎么结合呢?杜鹏程在行军途中不断走访,还了解到战争发动后,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引发了农民当中更为复杂纠缠的情况。比如1947年3月17日,他写道:

  土地在老区比较麻烦,因为大多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办法解决。牵扯到内部就复杂了,想法也多了:1、土地怕打乱分,慌恐,雷坪塌有个老乡说:“这地谁知分给谁,先把树砍掉烧了,免得分给人家。”2、有些人土地革命分的地多,现在这里难民多,必须往出调剂他不愿意。3、是受命运等旧思想束缚,比如有太黄塌村宋冒和李树发,到王岔来,分地之前非常高兴。但后来见人家窑洞地那么好不敢住,“怕自己服不住,咱们穷人没那好命”,怕和地主住在一块抗不住人家。有的还觉得“平白无故就分人家的地和粮食,有点‘亏心’。”有的不敢斗争。数千年的压迫奴役,农民在精神上翻身多么不易。

  我曾想在修路、植树、改良农作上想些法子,老百姓却敷衍应付,这方面农民很保守,个体活动的农民缺少公共观念,眼光短浅、自私,因之在植棉纺花等事上推进也较困难。28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1946年5月以前,中共不再施行土地革命时期的激进政策,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全面实行减租减息。1946年5月4日《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也称《五四指示》)的第一条,便规定“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解放区土改正式展开。

  但在这一规定中,首先展开的应该是反奸清算。这一点主要针对的不是老区,而是新区或日本与中共、国共拉锯的边缘区。比如《五四指示》中第十四条就规定:“凡我之政权不巩固、容易受到摧残的边沿地区,一般不要发动群众起来要求土地,就是减租减息亦应谨慎办理,不能和中心区一样,以免造成红白对立及受到摧残。但在情况许可的地区,又当别论。”

  杜鹏程意识到,老区农村状况不同于新区或边缘区,不能用阶级斗争方式展开土改。新土改引发的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新状态也绝不是依赖《讲话》中所谈到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就能理解。他敏感地觉察到许多中共政治思想所不能容纳的新的异质现实,也意识到以往的解决方式在新状况下已经不适用。

  但是,1947年3月的他仍会将农村社会组织、伦理关系的复杂性直接简化为“数千年的压迫奴役”所导致的觉悟不够。这种理解背后的意识结构仍延续了五四启蒙以来把握中国农村问题的方式。虽然杜鹏程读书期间接触过鲁迅、蒋光慈、范长江、邹韬奋、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他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中国农村,这一点是存疑的。五四启蒙的理解方式,使得杜鹏程即便看到了农村问题的复杂层面,也无法将之有效纳入他的意识结构之中进行整理,进而成为突破自我认知框架的契机。或者说,他沿着自己理解到的《讲话》所要求的“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这一方向努力,却看到了《讲话》所不能规定的现实状况,但他还无法将这些现实状况转化为自己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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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部队,新战士

  不只是乡村干部、党员、农民,部队也在新的历史局势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军队一直是中共的核心力量之一。毛泽东说中共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武装斗争。军队建设也一直是中共的创造性实践之一。但杜鹏程的日记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军队的不良情况,比如,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战士们并非全都意志坚定、坚韧不拔。

  1947年7月18日:有些战士,尤其是新战士有些迷信,他做了梦很疑心,甚至在战场上造成一个“该死”“不该死”的宿命观点。这是因为战乱中一些奇怪的遭遇或巧合所造成的印象。有时在弹如雨降的情况下却未负伤,有时在后梯队反而负伤了。这种离奇莫测的生活现象,造成了一些人的宿命的观念。但是老战士则很少有这些念头。29

  1947年7月20日,昨日改选支部,选举模范党员,中农以上家庭出身的有些人不让参加,使这些同志情绪不高。30

  这些新战士与红军长征革命战士的经验和感受大有出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在充满偶然性的战争中,军队干部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些“新战士”的“迷信”?处理方法能挪用土改经验或革命教育吗?如何带领这样的新战士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而不丧失斗志?

  不仅如此,作为革命主体核心的党员,也同样产生了许多杜鹏程意想不到的新的历史复杂性,比如部队中的“抗日党员”。在1947年7月的日记中,他写道:

  1947年7月14,安边。看一份总结材料,上面反映部队干部中的集中思想问题:

  一、“抗日党员”:从抗日转入解放战争基本是游击战转到运动战,从此产生了大兵团配合。长途行军,部队多没房子住,要攻坚,斗争复杂了,尖锐了。有的同志在这形势下转不过来,熬不下来,有的强调身体不好,在野战中干不了(过去大都是地方性),有的要到地方上工作,有的要退伍。有的说:“我为党干了七年,辛辛苦苦工作,对得起人民了,现在叫我回去。”“我也当兵十来年,内战打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过去说打败日本享太平,现在我向组织保证干一年回家,我一定好好干,不答复今年一定回家。”有的甚至说:“我是抗日党员,不是阶级党员。”有些曾经是很好,很勇敢的人,但现在怕艰苦、畏缩。

  二、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因目前战争太残酷,有的同志悲观,说:“干了几年是这个样子,再干下去还不是这个样子,还是回家吧”,有的和别人比名誉地位,有的追求个人享受,甚至于腐化堕落,灰心丧气,失去上进心(如晋绥枪毙了一个贪污腐化包庇地主准备拐公款逃跑的人)。其原因是对时局悲观,把个人前途与革命前途对立起来。

  三、家庭观念:家中有困难未得到解决不安心,有人说:“我家就是我一个人啊,该叫我回家去吧,要留个根呀,不能绝后。”

  四、婚姻问题:革命多年还没有老婆,甚至因女人而脱离革命。

  五、自由主义:什么都不满,都怪上级,看不见成绩,只看到缺点。31

  抗战结束后,解放区的很多部队和机关单位都有人认为,应当开始和平建国,因而无法接受内战。“我是抗日党员,不是阶级党员”,这一说法就是代表。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而中国共产党没有海军、空军,只有陆军,其总兵力约127万人。再加上美军对国民党的支持,严峻的时局引发了很多人的悲观,开始区分个人前途与革命前途,认为革命方向未必就是自己的前途所在。这些都是抗战时期未曾遭遇的新状况。

  除此之外,解放战争爆发后,土改的展开分化了党员的构成结构,党员中出现了一部分“地主党员”。

  1947年7月12,安边。巩某是参谋,家系地主,工作老不安心,甚至于思想蜕化,觉得党内到处是黑暗,又说战争没意思,厌战。抗战时日本逼得没办法而革命,而加入党,可是现在反封建,触及到他家的利益,他就觉得没意思,不安心。其原因是他有不少幻想,觉得“自己家庭好,为什么还要这样奔波、艰苦”。可是生活中是没第三条路可走的,像他说的“到处都在打仗”,就是他不革命,回去蒋介石还要强迫他去打仗。

  我们党有不少地主家庭的同志,他们能坚持革命,像王同志,他在部队工作出色,在县上时发动大家斗争他父亲。巩这类人是认识水平低。32

  随着军旅行程的渐行渐久,杜鹏程对部队实际状态的认知也在加深。他的大量日记都反映了他对新的复杂现实的某种敏感性和开放度,比如“抗日党员”、“地主党员”都是解放战争所连带出的新变化。怎么理解和应对这些新问题?杜鹏程一开始显得比较简单化。

  这些不能被之前的阶级论、英雄主义、革命理想等概念简单回收的、历史结构变动后产生的新的异质现实,被杜鹏程逐一呈现在日记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看出他的思想活力。这种不断将复杂现实纳入意识之中的思考活力,以及对现实状况的敏感性的形成,大多来自于《讲话》关于“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的要求,“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的要求;来自于延安时期他对群众路线、《实践论》等中共思想的学习实践经验;来自于现实主义文学对作家与现实关系的要求,这种要求会培育作家关注现实的眼光和构架。

  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提供如何应对和调整这些现状的现成办法。不但《讲话》中没有,《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宣言》中也没有。我们也的确看到,虽然杜鹏程始终保持某种开放性,但他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常常缺乏进一步整理这些复杂性的理解架构。他只能简单说“巩这类人是认识水平低”。可仅仅提高这些党员的认识水平就够吗?

  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转变、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的转变,引发了新的结构变动,这些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又会进一步连带各个阶层人员在思想、精神、生活形态、工作状态上的波动。对于杜鹏程而言,如何理解这些新变化新问题在部队中的表现形态?部队干部又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孤立的思想认识水平教育,真的能有效吗?

  种种问题与杜鹏程的爱国热情,并存于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之中,而这个社会历史结构已经不同于他刚到延安的时候,而演变为一个在历史变动中充满杂音、凹凸不平的空间结构。腐化的工农干部、农民、新战士、抗日党员、地主党员等等,各种新的力量、欲求、情绪、矛盾充斥其间。那么,杜鹏程如何能在新的历史结构中不断感到这个具体空间的“丰饶”、“可爱”而不陷入悲观苦闷?他崇高激昂的爱国热情如何才能扎根于新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空间?如何将爱的情感植根于形形色色的地主党员、抗日党员、农民、担架队、解放兵、伙夫,在爱国的同时,也爱这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这个新的空间,到底可爱在什么地方?

  结语

  虽然《战争日记》随后对革命实践经验的记录实际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本文篇幅所限,不能再展开。本文重点不在于如何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这些提问,打开之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构架(政治-文学)下的褶皱,并初步揭示,对这些褶皱内里的展现将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学开拓何种视野。

  我们看到,杜鹏程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抽象的作家如何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而是通过行军走访,他发现了许多《讲话》所不能涵摄的复杂现实。当杜鹏程考察这些新的历史状况中产生变化的农民、工农干部、党员之后,他怎样才能找到与人民结合的新途径与新方式,再次成为革命队伍中充满活力的一环?

  在《战争日记》中,杜鹏程曾为农村出谋划策,包括修路、植树、改良农作、增强农民公共观念等等。他与当时初到农村、不了解农村状况而遭遇种种挫折的知识青年不同,他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农村生活的复杂层面,并对自己所具备的一定程度的现代眼光和政治意识感到自信。但在他这种现代眼光和中国农村的复杂现实之间,仍然缺乏有机关联。这使他试图将自己的现代改良思路落实到农民的生活之时,“老百姓却敷衍应付”。他试图与人民群众结合,但并不完全成功。一旦他无法通过新的实践建立起有机关联,并对这种有机关联在历史中的变化保持充分敏感,那在他与革命现实之间,就仍然会存在意识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断裂。

  如何缝补这一裂痕,《讲话》并没有指出具体途径。如前文所述,杜鹏程对《讲话》的理解颇有限度,认为《讲话》只是针对延安时期的文艺状况,针对知识青年与中国现实之间的脱离和断裂。而且,他随军转战时,《讲话》已经发表五年,整个历史结构的变动释放出大量新的不确定因素。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杜鹏程如果不再直接依赖《讲话》等文本作为实践指导,又该怎么重找出路、调整自己,再次与人民结合,重建富有生机的历史空间,并以此经验感知为基础进行新的创作?

  《战争日记》中所记录的这些经验信息恰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讲话》的政治要求与触发作家书写革命的内在动力之间,到底存在何种晦暗不清的历史内涵。我们看到,《讲话》对作家创作实践的调整影响巨大,但这一调整也可能仅仅是方向性的,它并不能直接帮助作家辨认和感知具体现实。真正触发作家创作热情、形成特定现实感知方式的,恰恰是与《讲话》有关、又在《讲话》之外的革命实践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重塑,是革命实践不断进取、不断砥砺前行、不断创造新胜利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些实践重构了杜鹏程对革命的认知,重构了他对《讲话》所指称的人民群众的认识。这种重构方式不同于他对《讲话》原理的直接运用,而是以他在革命实践中的自我重构重新理解和阐释了《讲话》。而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构成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中国革命文学创作机制的内核之一。

  也就是说,将革命实践打造中国社会的过程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对《讲话》之后的当代文学的讨论,重要之处还在于,它触及和打开了革命文学历史生成的内在特征。《讲话》之后的中国革命作家的一个特点在于,他们首先不是作为旁观者的作家来叙述革命,而是跟随革命实践的开展,在它所打造出的社会氛围、群体状态、社会情感、伦理状态中身体力行,身心被重构,被激发,再以文学机制为革命经验赋形。正因此,我们在讨论《讲话》之后的作家创作经验和文本形态时,必须讨论作家在《讲话》之后,如何重新投身革命实践之中,在革命实践对社会的再打造中重建自己与革命现实之间的感知意识,再以这些被革命实践重构了的感知意识为基础,经由文学创作机制去叙述革命。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往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分析,尤其是将之封闭在文本话语构成方式的内部33来考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则对当代作家整个创作活动与革命政治、革命实践关系的重要性关注不够。我们需要拓展视野,将作家如何在革命实践打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获得社会认知、重构自我感知的过程,作为理解当代文学的前提。

  文学与政治的解释构架——无论是讨论政治压抑了文学,抑或挖掘文学面对政治时的挣扎与反抗——实际上抹杀了中国当代文学扎根于社会现实的精神底色。再加上1980年代以后各种论争的影响,这一构架虽被置换为各种二元对立关系,如政治/纯文学、救亡/启蒙、政治/现代性或新左派/自由主义等等,但政治与文学的二元构架一直被保留(包括较有影响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研究者多以后设立场在二元框架中拣选符合自己意图的历史对象和文学文本,讨论其中符合自己意图的层面。如讨论当代文学,侧重讨论它如何叙述革命,忽略它的叙述背后所对应的作家主体状态和革命实践状态;侧重讨论杜鹏程《保卫延安》或柳青的《创业史》,而忽略杜鹏程为什么能够以这种方式写《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作如何能从五四风格的《地雷》转变到《创业史》。这样的研究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我们无法区分看似相似的文学话语背后作家创作状态的历史变异。

  在当代史、当代文学中,由于作家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关系深浅程度不一,对革命实践的热忱、对自身生命热度的感知存在巨大差异,其文学话语背后所对应的历史状态实际上非常不同。不充分注意革命文学的这一特点,我们也无法区分杜鹏程与一般公式化和教条化革命作家的区别,无法区分真正有热情的革命作家与革命投机者、教条者之间的区别;不区分革命文学中的这一差异,我们就无法区分同样的革命政治原理(如《讲话》)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作家产生的不同影响。如同样是《讲话》之后,为什么1947年之前杜鹏程的创作会跟他的《保卫延安》差异如此巨大?同样是《讲话》后,为什么丁玲到了1948年才能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并不是说,了解历史实践便是打开当代文学社会维度的全部。仅仅了解革命战争、土改、合作化等史实,还不足以打捞革命实践与文学书写之间复杂关系的内在价值。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杜鹏程、丁玲、柳青等被革命实践打造出何种感知状态?革命实践需要他们养成特别的现实感,以准确捕捉现实变化,推动对现实的打造。这会促使革命者对某些现实状况的感知和判断产生新意识、特定能力和高度敏感性,生成新的“内在感知结构”。由此,其把握现实和感知现实的方式与传统、五四、西方或国统区的文学方式则会产生区别。那他们各自又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方式来叙述这些历史实践?卷入革命程度不一的作家其内在感知结构及文学方式又有何不同?如孙犁、刘白羽、白桦、路翎、李准、王蒙、刘绍棠等这些从不同脉络进入革命实践的文艺工作者,其在不同阶段对革命的理解和认知差异所造成的差异性内在感知结构,又会导致他们之间在文学叙述方式上的何种差异?廓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具体辨析在《讲话》与红色经典之间,革命实践对社会、对作家到底施加或触发了什么?

  这些研究方式的拓展都要求我们必须在政治与文学之外,打开社会的维度,才能真正突破“政治与文学”的人为设置框架。如果缺乏对《讲话》和革命理念得以真正展开的社会维度的讨论,我们实际上无法讨论当代文学内在的生成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的文学研究和当代史的革命史研究必须同时展开,且必须以紧贴历史内在发展脉络的方式展开。这不是一个文学历史化的问题,不是从文学出发的历史语境还原的问题,也不是通过补充历史史实来拓宽文学认知的问题,而是政治-社会-文学的历史生成机制问题。或者说,就当代史而言,这是一个在政治(革命理念及实践)打造社会的瞬间,如何生成新的政治、社会、文学,以及文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和校正政治,又不断被革命实践重构的历史生成问题。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只是政治如何影响了文学。革命实践经验的丰富性,让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命题:在中国,在特定条件下,什么形态的革命实践能带来社会活力、创作活力,能帮助作家深入现实?哪种形态的文学书写方式,更能帮助我们整理实践中的成就和问题,更能帮助我们认知自己在历史中航行的命运?而什么形态的革命政治又会将社会、文学过度扭曲,从而伤及自身?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政治、社会、文学的规定都需要被打破,需要放入历史变动的构成过程中重新辨认和考察。我们的研究需要一次对历史实践经验的再出发,重返从《讲话》到革命文艺生产的整个过程,追问“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追问,革命实践中的哪些历史节点,可以成为我们认知历史消长起伏的节点?从这些节点中,我们又能提出哪些可供今天分享的思想资源?比如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是人的失落。从杜鹏程的经验来说,“十七年文学”当然不能抽象地概括为人的失落,它不是《讲话》的政治原则高压下的人的失落,而是革命实践对人的重构。的确,这一重构并不是在每一历史阶段都能激发作家的活力,但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区分革命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社会的不同打造,以及对文学的不同影响。真正需要在历史中打捞的,不是作为整体的革命或人民、革命文学或人民文学,而是革命实践曾经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激发出中国人的活力,这一激发活力的机制又是怎样逐渐变化或褪色的?革命文学或人民文学在怎样的革命实践中曾被激发出热情,并以自己的努力尽力捕捉时代中四处闪烁的光影。这些光影对于我们理解和构想中国人、中国社会的良好状态而言,是否可被作为我们照向历史混沌的车灯?而要擒住那助燃的灯芯,则需将目光从《讲话》和《保卫延安》,扩展到诸如杜鹏程在《讲话》后万里行军、九死一生的壮阔的社会历程。

  1    本文的写作首先要感谢姚丹教授在“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上做的专题报告。她提示了我《战争日记》对于理解《保卫延安》的重要性;同时还要感谢读书会诸位朋友的共同讨论,相互启发,这对于我写这篇论文帮助极大;最应该感谢贺照田教授,他对《讲话》的精彩分析,打开了这篇论文的基本思路。

  2   杜鹏程(1922年4月8日-1991年10月27日),陕西韩城人。目前《杜鹏程文集》第四卷中的《战争日记》约四十余万字,“选自他近百万字的战争日记”,记录时间为1947年3月1日-1949年12月31日,内容为从撤离延安到随部队进入新疆喀什的军旅行程,他在这段行程中度过了25-27岁的时光。“日记在他生前已抄写出来,经他粗粗过目并作了删削。除删去有关一些讲话、总结报告、战术讨论等内容外,除个别字句的更动,‘日记’基本保持原貌。”(杜鹏程:《战争日记·编后记》,《杜鹏程文集》第四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9页)而《保卫延安》描写的正是1947年3月的延安保卫战。据杜鹏程的夫人张文彬回忆,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时,“他手边除了战时记的几百万字的日记,还有部分部队总结,油印小报;延安时用马兰纸印刷的《整风文件》,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和两三本文艺作品,这便是他的全部写作资料了。杜鹏程一面翻阅日记,一面思考,决定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张文彬说,杜鹏程到了喀什之后,“在百忙中有一桩很重的心事,常使他坐卧不宁。从战争中带来的马褡子中,装有不少的烈士遗物和信件。他曾经给我一件件地介绍:一条被子弹打穿烧了一片的毛巾,那是一位营长盖培枢送给他的礼物,后来盖营长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而他家里还有老母和未婚妻,杜鹏程因为没能分身去寻找烈士的遗属而心里愧疚;两封纸已发黄的信件,那是一位叫许柏令的烈士写给党支部和他的孤寡母亲的信,临上战场时留给杜鹏程的……杜鹏程说在战场上,在牺牲的战友面前,他多次在心里默默下定决心,要把这一切写成书告诉后人,多少人为民族独立自由,为洗刷民族的耻辱,争取民族的尊严而浴血奋斗,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他是这历史的参加者,又是以笔为生的人,不写出这段惊天动地的历史,简直是罪过。说到这一切,他心情沉重,感情激昂。”可以看出,《战争日记》中记录的战争经历,对于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至少在创作动机、心态方面有着重要关联。这种关联连带着解放战争时期杜鹏程在枪林弹雨、流血牺牲中的身心历练,连带着他对中国革命实践所开展出来的军队工作方式、精神状态、人际伦理等方面的切肤体认。

  3   《杜鹏程致段国超》,《人民日报》,1987年7月30日。转引自段国超:《杜鹏程与〈讲话〉》,《渭南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4   《1991年4月30日采访杨楷同志笔录》(未刊稿),转引自段国超:《杜鹏程与〈讲话〉》。杨是杜鹏程的朋友,曾同在延川教书,后一同考入延大。

  5   《遥寄艾克恩——读〈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忆“五·廿三”》,《西安日报》,1988年5月23日。转引自段国超:《杜鹏程与〈讲话〉》。

  6   杜鹏程:《战争日记》,《杜鹏程文集》第四卷,第66页。

  7   同上,第4页。

  8   杜鹏程:《战争日记》,第129页。

  9   杜鹏程:《战争日记》,第117页。

  10  同上,第123页。

  11  同上,第125页。

  12  同上,第126页。

  13  同上,第131页。

  14  杜鹏程:《战争日记》,第133页。

  15  同上,第131页。

  16  同上,第133-134页。

  17  同上,第14页。

  18  杜鹏程:《战争日记》,第17页。

  19  同上,第27页。

  20  同上,第43页。

  21  同上,第48页。

  22  贺照田曾经对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几个重要文本做出精彩分析,参考他的《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主题看中国现代三次革命的发生与演变》(讲座录音整理稿)、《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等文。

  23  何浩:《作为思想的历史——贺照田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8128051/。

  24  杜鹏程在走访调查中所看到的,是人民这个被《讲话》置于核心的群体,这个曾经是杜鹏程决心为之献身的目标,其实并不稳固,会在历史结构的变动中不断分化与重组。用流血奋斗争取到的和平,哪怕只是短暂而相对的社会和平,也并不必然会转化为道德伦理的改善,相反,和平社会的生活结构中,如果不再次展开有针对性的再调整和再改造,反而蕴含着某种危机。这些意识影响到杜鹏程建国后的创作构想,并成为他创作《在和平的日子里》(1958)的核心思路。

  25  杜鹏程:《战争日记》,第21页。

  26  同上,第99页。

  27  同上,第119页。

  28  同上,第11-12页。

  29  杜鹏程:《战争日记》,第98页。

  30  同上,第98页。

  31  杜鹏程:《战争日记》,第96页。

  32  杜鹏程:《战争日记》,第91页。

  33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一书的前言开篇就设定,只讨论革命文学如何讲述革命,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定内在构成来说,是人为设定的研究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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