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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再造新文学——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

李玮 · 2019-07-09 · 来源: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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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否定新文学和继续建设新文学两种态度,鲁迅呼唤重建“崭新的文坛”和“真的新文艺”。国民革命前期鲁迅再造新文学的努力,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外,为文学切入政治革命提供了第三样的选择。

  内容摘要

  国民革命前期(1924-1926年),新文学在革命的挤压下发生意义危机。不同于否定新文学和继续建设新文学两种态度,鲁迅呼唤重建“崭新的文坛”和“真的新文艺”。通过退居文坛边缘、重回“革命之前”原点,鲁迅在南/北的政治空间之外打开了文学时空。他强调新文学的边缘性特征,破坏新文学的专业化边界,重建否定性的虚无文学主体,赋予新文学以文学内部的革命性。国民革命前期鲁迅再造新文学的努力,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外,为文学切入政治革命提供了第三样的选择。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

 

  引言

  近年来,鲁迅研究努力突破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的框架,重新审视文学、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这一努力的显在表现即是:有别于启蒙范式凸显“五四”前后的鲁迅,革命范式着重谈论1930年代的鲁迅,许多鲁迅研究者开始重视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2]在反思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历史关系的问题链中,鲁迅在遭遇国民革命的挑战时所呈现的复杂和矛盾的面貌,成为推进文学史和思想史认知的重要资源。

  不同于前人借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讨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问题,本文更关注文学如何切入政治的问题。国民革命前期(1924-1926年[3]),革命给新文学带来意义危机。面对对于新文学参与“复辟”的质疑,鲁迅既反对胡适等人继续文学建设的观点,也没有直接参与革命,而是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对“文学”和“革命”进行双重反思,由此,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表现出有别于五四时期和“南下”之后的独特性。区别于否定新文学和继续建设新文学两种态度,鲁迅呼唤重建“崭新的文坛”和“真的新文艺”。他通过退居文坛边缘、重回“革命之前”原点,打开了不同于南/北政治空间的文学空间。通过推动新文学从“中心”走到“边缘”,从“纯化”转为“杂化”,从“本质化主体”转换为否定性的“虚无主体”,鲁迅赋予新文学在政治革命之外的革命性,“再造”了新文学的意义和传统。国民革命前期鲁迅“再造新文学”的历史线索,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外,为文学提供了既区隔政治革命又面向政治革命的另一种选择。

  

  一、南/北之间新文学的意义危机

  与“再造新文学”

  1925年9月,胡适到武汉大学重申“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批判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的复古。[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论争呈现的已非文言或白话的文学语言问题,而是“文学”如何“革命”或“复辟”的问题。

  此次演讲,胡适仍然在文学内部中谈论文言、白话孰优孰劣。针对章士钊“青年从《尝试集》学习诗歌律令”[5]的讽刺,胡适强调建设新文学需要“努力,修养”,以及“深刻的观察,深刻的经验,高尚的见解”[6]。显然,胡适执着于新文学在“纯文学”意义上的价值,并期待进一步的文学建设。他选择“南下”发表这次演讲,有意争取“军阀势力”以外的支持。不过,令胡适始料未及的是,南方的革命青年在反对章士钊的同时,也把胡适和章士钊视为同党,将《尝试集》与“复辟”等同起来,认为他“替章士钊出死力”[7],“此次恐怕不是来讲学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尝试运动复辟的……我想你不久又或有个《尝试集》出版了。”[8]

  已有研究者指出胡适在善后会议、女师大学潮中的一系列表现让青年感到“失望”。[9]但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此次事件所暴露的新文学发展中的问题。1924年后,南北政治矛盾的激化,军阀政治凋敝,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南北和谈破裂,广州成立国民政府,酝酿北伐。在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势力之间,政治摩擦频现。如蔡元培描述说:“现在政治上的失望与改革的热诚,激动人人的神经,又与二三十年前差不多了……”[10]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动员下,学生运动、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在革命动员的对立面,政府巩固统治,推行保守政治。在南/北政治的挤压下,“文学”无法回避“如何政治”的问题。新文学的价值被重估,包括文言、白话之争在内的文学问题都被转换为“革命”还是“复辟”的政治问题。

  章士钊此时反对新文学和“新文化”,与他“打压学生运动”,“整饬学风”,“崇尚读经”,“恢复旧德”一脉相承,“含有政治的目的”。[11]对于章士钊的“复古”,鲁迅的反应与胡适不同。对章士钊引发的文言白话之争,鲁迅不以为然,认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12]他并不认为民国十四年章士钊的一系列文化方针仅是文化层面“开倒车”,而是将之与民国四年的“复辟”相联系,在政治层面加以理解,“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想来总要取其一端……”[13]

  在革命势力较强的“南方”,对新文学的审度同样来自政治上的考虑。早在1923年,有着中共背景的《中国青年》(上海)就开始批判新文学“纯文学化”和“精英化”的倾向,呼唤打破专业壁垒,向社会政治敞开。恽代英让作家“从空想的楼阁中跑出来,看看你周围的现实状况”,[14]邓中夏要求“新诗人应该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15]以“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表达对新文学的质疑。[16]到了1925年前后,对新文学的质疑转化为“否定”。上海“五卅”发生后,“文学家有什么用?”的问题被提出,“文学”整体的功能也被质疑 。曾经新文学队伍中的主要成员相继自我否定或被否定。茅盾在1925年表示“在这里,实际上,我是否定了自己早期的某些文艺观。”[17] 郁达夫被质问“可不可以把这些银灰色的附属物一刀斩断了呢?”[18]更有对文学革命“革命性”整体的否定,在上海的刊物上有文章认为:“文学革命只不过革了一个形式,思想上并无多大的变化”,其中,胡适首当其冲受到批判,“曾作文学革命先锋的胡适之……引起述古的倒流”。[19]

  在这种情势下,胡适反驳章士钊,重申“新文学意义”,已经不合时宜。他在“文学”内部谈论文学问题的方式,他对南北问题的回避,让他的新文学在1925年前后的南北之间进退失据。一方面,胡适慷慨激昂地反驳,“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20]他与1920年代中期回国的“英美派”(包括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相互呼应,推进新文学建设,强调“文学”的“纯洁”和“高尚”;[21]另一方面,胡适捍卫“纯文学”,因其精英化、保守性,被认为是参与“复辟”,维护“当局”。[22]

  在“建设”和“否定”之间,鲁迅开始“再造”。正是1925年前后,鲁迅与胡适“分道”。[23]鲁迅有意针对“艺术之宫”的建造,批判胡适等强调“文学性”的论点,并将之与保守政治联系起来。[24]由此,鲁迅反思新文学的问题。当胡适执着于新文学继续的推进和巩固时,鲁迅“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25]呼唤“崭新的文场”、“真的新文艺”。[26]他有意破坏新文学的建设,推进“新文坛”分裂,推动新文学回到社会边缘,重新召唤文学青年,重提“思想革命”,推动文学向“政治”敞开。

  鲁迅在1925年前后对“文学”的“处置”,改变了他在文学革命发生后强调积累和创作的姿态。如在1920年前后《新青年》分裂时,鲁迅虽然认为“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但仍期待“积累”和“建设”,希望“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27]1923年鲁迅仍在新文学内部执着于文学的建设,认为“新的年青的文学家的第一件事是创作或介绍,蝇飞鸟乱,可以什么都不理。”[28] 但是到了1925年,鲁迅期待的是文学边界的破坏,希望“加多破坏论者”。[29]他对青年只管创作表示失望,认为“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30]并“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31]

  1925年前后政治风潮对鲁迅文学观转变的影响显而易见,不过鲁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并不在南/北的政治结构中否定文学革命。针对“文学家有什么用”的提问,鲁迅一方面表示对“所谓的文学家”的否定,指出“文学家除了诌几句所谓诗文之外,实在毫无用处”,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学”可以“感动别人,启发后人。”[32]鲁迅既破坏又捍卫“文学”,探讨新文学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第三样”的可能,这使鲁迅既不同于1925年的胡适,也不同于南北的政治双方。在应对南北政治的同时,鲁迅通过“再造”新文学的时空,试图建构既“区隔”政治又“面向”政治的文学主体。

 

  二、退回边缘:重建新文学的空间

  怎样构建“崭新的文场”?鲁迅首先通过空间上退回边缘来实现。梁实秋曾经描述1925年前后北京文艺界的分门别户,[33]鲁迅否定了这一说法。[34]不过,1925年前后“新文坛”的“分裂”显而易见,而鲁迅的作用极为关键。“分裂”的开端是1924年10月《晨报副镌》编辑的更换。此事与南北之争密切相关,“因为《晨报》后台老板研究系人物,虽可在北洋军阀面前大谈科学与文艺,但中山先生的北上,及他们带来的政治主张和思潮,已使《晨报》老板有些恐慌了。于是他们不满于再起的青年运动,更不满于孙伏园所编的副刊。” [35]

  政治影响的另一面,是文坛内部的“破坏”。鲁迅曾说,早在在易主之前“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意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在开手看Anatole France的小说了。”[36]鲁迅口中的“留学生”是徐志摩,[37]而“学者”指陈西滢。在鲁迅看来,文学观的分裂导致《晨报》易主。徐志摩的确在《晨报》上发表有关“法郎士”(“Anatole France”,引者注)的文章,在文中强调以此种“艺术的天才”,解决新文学“粗糙”的问题。[38]鲁迅对此种文学态度甚为不满。鲁迅以《我的失恋》讽刺徐志摩的创作,[39]此事成为《晨报》孙伏园辞职的导火索。既知徐志摩等与《晨报》的私交,又知孙伏园已经位置不保,却还出言讽刺,鲁迅似乎有意激化矛盾,促成分裂。并且,《晨报》本来是鲁迅发表文章最主要的平台之一,甚至被当作周氏兄弟文坛成名的关键,[40]此时鲁迅的行为更像是放弃越加保守的“主流文坛”。

  不仅是放弃《晨报》,鲁迅对销量大地位高的刊物均表示不满。远离《晨报》后,鲁迅推动《京报副刊》创刊,参与筹办《语丝》。但《京报副刊》和《语丝》销量大增后,也显出保守姿态。鲁迅认为“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 [41]。对于《京报副刊》,鲁迅也说“伏园的态度我日益怀疑”,[42]对孙伏园编辑作风的保守化表示反感。孙伏园接管《京报》后,虽然在用稿上不排斥最初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老人”,但对于“新人”的稿件也已渐渐不甚接受。鲁迅于是表示《京副》也开始摆架子。[43]他转而与这两份刊物拉开距离。

  与此同时,鲁迅更多地青睐文坛边缘的“小周刊”,并努力自办刊物,召集青年。他预设一个“浩大而灰色的军容”作为对立面,认为只有“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44]鲁迅以其对“大”的放弃,和对“小”的选择,为“新文坛”设置了“新”与“旧”,“灰色”与“闪光”的“区隔”,以此重新构建以边缘、反抗为特征的文学空间。

  于是便有了1925年鲁迅自办《莽原》等刊物的出现。鲁迅自办刊物,并非要形成新的势力和中心,相反,当1920年代中期老一辈作家批评青年创作位于“水平线下”时,鲁迅有意召集“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 。。[45]他说,“我总想自己办点刊物。只有老作家总是不够的,不让新作家起来,这怎么行。”[46]相较于形成一个具有自足性、体系化的“文学场”,鲁迅办刊物更像是消解“文学场”。他放弃中心刊物,回避销量倍增的刊物,纠集“乳毛还未褪尽”和“水平线下”的边缘力量。

  这个“边缘”是反抗“中心”的“边缘”。鲁迅期待“小周刊”以“起哄”[47]和“撒泼”[48]的姿态存在。“起哄”和“撒泼”与胡适提倡的“严肃的态度”恰好相反。如果说后者是对新文学经典秩序的认同,那么前者就是对该秩序的破坏。有学者指出这是“鲁迅提出的战法,也是他对青年发出的召唤,召唤一种打破‘隐隐然不可动摇’之常态结构的主体重建能力。”[49]鲁迅不仅要求青年“撒泼”,而且也希望“导师们”也“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50]当然“起哄”和“撒泼”不仅仅是破坏新文学,它更意味着以“边缘性”生发文学、文化革新的活力,使文学能够“毫无忌惮”。

  鲁迅通过退居边缘,为新文学创造了一个的反抗空间。这个空间既不属于南方(革命阵地),也不属于北京(北洋政府)。它在“旧文坛”的边缘,既反抗新文学的精英化和纯粹化,也抵制着革命对新文学的“否定”。它在以“边缘性”表达来自于文学内部的“否定性”力量。

 

  三、破坏边界:重提“思想革命”

  在空间上推动新文学退居边缘的同时,1925年前后鲁迅一方面阻碍胡适等人对于新文学专业化进程的推动,破坏新文学的线性发展;另一方面重提“思想革命”,打破“文学”的专业化边界,推动新文学的“杂化”。

  针对胡适和陈西滢所提出的“高尚”、“纯正”的文学标准,鲁迅偏偏呈现“不纯洁”、“功利性”的文学创作过程,说自己的创作“挤”出来的。[51]胡适发表文章《爱国运动与求学》,认为“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他鼓励学生以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建设,振兴民族的道路。[52]作为呼应,陶孟和提出了“救国的文学家”[53]的说法。鲁迅将这些观点联系起来,认为过于专业的发展,将制约精神的能动性。他说青年从“艺术之宫”、“研究室”中出来后,“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54]

  当文学的专业化进程转化为前辈、后辈的代际转换时,对青年创作“不成熟”的批评是新文学建设过程中常见的现象。[55]如《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就刊登了江绍原的《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认为编辑不知选择,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产——生产出许多先天不足,月份不足的小家伙们。”随后,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也刊出文章应和。[56] 鲁迅则以自己的创作为青年辩护:“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57]

  破坏新文学的“文学性”和“专业化”,是为了恢复新文学介入社会政治的“功能性”。鲁迅将新文学发展过程中诸如“进入艺术之宫”等问题,归结为“中了‘老法子’的计”。[58]他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说过的‘思想革命’” 。[59]许多研究者认为鲁迅此时强调“思想革命”是延续启蒙道路,这种理解成就了“启。[59]许多研究者认为鲁迅此时强调“思想革命”是延续启蒙道路,这种理解成就了“启蒙鲁迅”的连续性。不过,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新青年》上的“思想革命”是在谈论新文学的革命路径时被提出的。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对文学革命做进一步说明:“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60]傅斯年进而推陈,“现在大家所谈的文学革命,当然不专就艺术一方面而论”,“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转变”。[61]

  并不能说,新文学发生的最初动力就是“思想革命”,也不能说鲁迅重提“思想革命”仅仅是为了解决“文学问题”。但显然,重提“思想革命”为“文学”走出“艺术之宫”提供了路径。相较于“文学性”,鲁迅强调“思想性”是为了模糊新文学的边界,以“新思想”重新恢复新文学与“新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当“文学革命”止步于白话和文言机械的语言分野时,鲁迅以“思想革命”重启“文学”更新的脚步。

  鲁迅在“文学的标准”之外重提“思想的标准”,推动了新文学的“杂化”。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重提“思想革命”让鲁迅在文体上产生了“杂文的自觉”。[62]“杂文”的“文学”身份得不到承认,有人劝鲁迅“不要做这样的短评。”虽然鲁迅也知道“杂文”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差别,“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原因便是对于“文学性”的反抗,对“思想”的重视。他说:“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并对自己的文学选择进行了修辞化的描写:“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63]邱焕星曾分析“重启思想革命”促成鲁迅的“热骂”,由此促成审美转换,增加文学的批判性。[64]从雅正的文学走向热骂的文学,鲁迅将“思想”的标准和指向重新引入文学,由此打破的新文学的“文学性”中心论,由此沟通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

 

  四、重回“革命之前”:

  创造虚无文学主体

  “思想革命”只是鲁迅敞开“文学”的路径之一,“从新做过”并不是重回《新青年》时期的“文学革命”,它不仅指向对新文学的反思,而且指向对“革命之后”的反思,并由此避免直接进入“革命文学”。在鲁迅提出“什么都要从新做过”的同时,他表达了对于“轮回把戏”的恐惧,其中便是“革命的轮回”,“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65]当“革命”的主体是另一种本质化的“思想”或“文学”时,“思想革命”或是“文学革命”只能再次中“老法子”的计,重复威权模式,陷入革命-革革命无限的循环。《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走向“文学复辟”,“启蒙”走向“规训”,便是此种“革命”的必然后果。

  应该注意到,1924年到1926年鲁迅文本中文学主体,较之1917到1924年文本中的文学主体,有了很大不同。在《故乡》(1921年创作)《阿Q正传》(1921-1922年创作)等小说中,“我”洋溢着启蒙主体的自信,并以此审度他人的“失败”,如《故乡》中的“我”定义了“闰土”“杨二嫂”的“悲剧”,并预设了“悲剧”克服之“路”。启蒙主体有着政治行动的力量,它/他以对启蒙对象的遮蔽、“代言”和“规训”为特征。国民革命前期的“我”缺少主体自信,充满了否定性,特别是自我否定。“失败”和“孤独”是该时期主体的特征,小说《孤独者》(1925年创作)中“我”只能反观另一个“我”——“魏连殳”,经历和否定他“失败了的胜利”,从直面他的“死亡”中“出走”;《伤逝》(1925年创作)中的“我”(涓生)在亲手扼杀了另一个“我”(作为涓生镜像的子君)后,从她的“死亡”中“出走”……

  这种主体模式于《野草》(1924-1926年创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作为主体的它/他经历了自我否定后,抛却了线性历史,放弃了明确阵营,首先面对的是“自我”的“无地”和“虚空”。“我”以“野草”自比,“野草”既是“我”,也是“文学”。“野草”以及《野草》集中许多文学主体意象存在于本质化时空之间:时间上的“过去”与“未来”,空间上的“明”与“暗”,甚至本体层面的“生”与“死”之间。它/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线性时间(从过去到未来),只能凭依“过去”确立自己的时间。虽然“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朽腐”,但“我”对这“死亡”和“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66]它/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属于“地狱”,也不属于“黄金世界”,“彷徨于无地”。[67]在时间上的虚空“死亡”,在空间上的虚空“无地”,正是“再造新文学”时间上逆转,空间上退避的“内面”(主体精神)。

  正如鲁迅描述他这段时期的创作,他一方面“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另一方面“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在国民革命前的“文学”和“政治”之间,鲁迅说:“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增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68]

  “再造新文学”的主体既非“回到文学”,也非“政治超越”,而是左右批判、否定,甚至自我解构,反本质化的“无所有”(“无时”、“无地”)。木山英雄关注到鲁迅1926年8月之前两年间,即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创作,包括《野草》《孤独者》等创作,以及“杂文的自觉”,[69]他也指出该时期鲁迅文本中的“自我”“无论向左向右都无以迈出步子,无论何物最后均无法自己完成”。[70]但恰恰是这种无所归依的“无”,表达着强烈的左右批判的否定性,或者说革命性。

  鲁迅在国民革命前期创造的“无所有”,与竹内好分析“革命之前”的鲁迅的“无”[71]相互呼应,表达着一种面向政治又不同于政治的“革命性”。1925年前后鲁迅的确在重新编织辛亥革命之前的“回忆”或“青春”,沟通起所有“革命之前”(辛亥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由此积蓄起“革命”的动能。在他的文本中频频出现对辛亥革命前的“杂忆”。一是辛亥革命之前所写的文章,“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72]二是辛亥革命之前的文化心理演化为新的“文学梦”。鲁迅感慨“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73]辛亥革命前盛行“复仇”心理在国民革命前被转化为文学意象,便有了《复仇一》《复仇二》。在《希望》一文中,他将“复仇”等革命心理转化为“虚妄”中寻求的“逝去的”“青春”,作为重启革命性。[74]

  将“文学”的时间反拨到“革命之前”,以“虚无性”表达“否定性”,这使得鲁迅再造了一种既“革命”又拒绝“革命”的新文学。它既否定了胡适积累建设的文学发展道路,也否定了“文学”奔向新的本质论(变身为“革命文学”)的发展道路。它将“文学”嵌入无法成为“完成式”时间中,“文学”由此无法成为一个自足的存在,只能在不断地“功能化”中确立自身。

 

  五、“转向”之外的“徘徊”——作为另一种选择的“再造新文学”

  “再造新文学”是针对国民革命前期“文学如何革命”的问题而产生的。“再造新文学”既不满意于新文学对政治“回避”,也没有直接“转向”。它的时空不属于“南”,也不属于“北”,而是在南/北之间的“边缘”地带;既不在革命时间之外,也不在革命时间之内,而是在“革命之前”。它在“从文学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向历史”中创造了一个“徘徊”的“时空”,以“边缘化”、“芜杂化”和“虚无性”成就“文学”既“反对复辟”又“超越革命”、既区隔政治又面向政治的位置。

  在国民革命前期,“徘徊”并不是普遍的选择,甚至并不能成就连续性的历史。当国民革命带来对新文学政治功能的重估时,放弃“文学性”,拥抱“革命性”成为许多作家的选择,新文学的骨干如文研会、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如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穆木天、王独清等)纷纷向革命“转向”。曾经强调“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旋涡里去”,[75]执着于新文学“建设”的胡适也被“革命”纠正。1926年到了苏联的胡适表达了对革命运动的景仰。[76]胡适开始对“文学革命”进行自我否定,反问“究竟我回国九年来,干了一些什么!成绩在何处?”[77] 由是,他否定了新文学和整个的“新文坛”,他说“满地是‘新文艺’的定期刊,满地是浅薄无聊的文艺与政谈。” [78]于是,胡适“好久不谈文艺了”。[79]

  鲁迅也面临“转向”的压力。首先,青年更多地奔向更为实际的国民革命,“再造新文学”难成气候。《莽原》的问题不仅是“小说太多,议论太少”,而且“现在则并小说也少”。鲁迅认为“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大约大家专心爱国,要到民间去,所以不做文章了。”[80]《莽原》原有的主要作家先后“南下”,韦素园去国民军第二军任翻译,向培良去武汉任《革命军日报》编辑,尚钺南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莽原》,各种定期刊“哪怕是处在敌对地位的,材料都异常枯窘”,[81]因为“到实际运动起来的时候,思想革命的工作自然无暇做起了”。[82]

  其次,边缘性、反抗性的“再造新文学”面临“革命”的“收编”。《国民新报》,[83]作为国民党在北京的机关刊物,就联络鲁迅。受到邵元冲之约,鲁迅常有稿寄去,还介绍了韦素园前去编副刊。[84]当韦素园去国民革命军工作后,1925年12月2日,鲁迅往《国民新报》报馆,即日起与张定璜同任乙刊编辑。 [85]革命的《国民新报》在北京形成新的势力,鲁迅也进入革命文坛中心,被作为当之无愧的新的“权威”,[86]或“头领”。[87]

  再次,革命改变社会的直接效果也影响着鲁迅的选择。在他参与女师大学潮的过程中,不仅与国共两党有了直接的交集,而且开始将实际的军事斗争置于“文学”之上。在参与女师大学潮的过程中,他开始借孙中山的逝世发表看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88]这是因为他“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89]认为“现在的强弱之分”“在有无枪炮”“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90]

  似乎一切都在“革命”的席卷下不可避免地“转向”。“从文学革命到国民革命”成为连续性的历史。国民革命改写了“文学革命”的意义,连胡适都开始以“文学革命”成就“国民革命”说明新文学的价值。[91]不可否认,鲁迅自己也被“从文学革命到国民革命”“历史”的裹挟,参与线性历史的行列。北伐起兵后,鲁迅在谈话中表示对“光明的将来”的确信,“有存在,便有希望”,“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92]由此摆脱了徘徊、寂寞和绝望的状态。1926年6月17日,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表示“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此后我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93]走向“乐观”、“热闹”,鲁迅由此“南下”,完成了“转向”的历史。

  不过,在连续性历史的缝隙中,我们仍应该注意“转向”之外的“徘徊”——国民革命之前鲁迅对“新文学中心”的放弃和对进入“革命文学”的犹疑。在“徘徊”的过程中,鲁迅再造了以“边缘性”和“芜杂性”为特征的新文学,以“虚无”和“绝望”为时空的“新文学主体”,在南/北之间,在“纯文学”和“革命”之间所创造的“第三样”可能。“再造新文学”并不能如“革命文学”那样产生“内圣外王”的“革命主体”,促成“有结果”的“革命”。相反,它以非南非北的“空间”区隔非此即彼的政治站队,以“徘徊”在“革命之前”逃离历史目的论的时间掌控。当只有进入“历史”才被认为是“成功”时,“文学史”被反复重写而陷入循环后,鲁迅在国民革命之前的新文学“再造”,能够为文学的发展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循环之外提供第三种选择。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与鲁迅研究的发展”(项目号:16CZW043)阶段性成果,江苏省社科基地项目(项目号:15JD023)阶段性成果。

  [2]代表性研究有邱焕星:《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韩琛:《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1期);张洁宇:《走出学院:一种反省与自觉——论广州时期鲁迅的思想轨迹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

  [3]自1924年9月直奉战争到1926年7月北伐起兵被认为是国民革命前期。罗志田等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第5卷将1924-1926年称之为北伐前的转折期,特点为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罗志田、杨天宏、冯筱才、何艳艳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

  [4]1925年,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上重刊《评新文化运动》一文,抨击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学革命。该文曾在1923年8月21日-22日的《新闻报》上发表过,胡适当时认为“不值得一驳”。1925年,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重新发表此文,引起许多附和。他们的论说虽无新意,但因论者的政府背景,如周作人所说,此番“复古”“现在的势力却不容忽视。” 辛民(周作人):《言论界之分野》,《京报副刊》1925年8月21日。

  [5] 孤桐(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甲寅》,第1卷第9期,1925年。

  [6]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胡适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7]胡适:《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0页。

  [8]胡适:《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9]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9-320页。

  [10] 蔡元培:《北大十月二十五日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274-275页。

  [11] 尤小立:《人生最大败笔,章士钊从政困局》,《光明日报》,2006年4月4日。

  [12] 鲁迅:《答KS君》,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13]鲁迅:《十四年的读经》,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14] 代英(恽代英):《八股?》,《中国青年》,1卷8期,1923年。

  [15]中夏(邓中夏):《新诗人的棒喝》,《中国青年》,1卷7期,1923年。

  [16]畹兰:《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妇女周刊》,第27期,1925年。

  [1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18]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186页。

  [19] 小堃:《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上海先施团日报》,1925年12月13日。

  [20] 胡适:《老章又反叛了!》,《胡适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21]在胡适强调“高尚”的同时,陈西滢说“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

  [22]对于新闻界将自己与“当局”拉在一块,胡适感到惊讶。胡适:《致邵飘萍》,《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399页。

  [23]据孙郁考证自1924年8月以后胡适和鲁迅的书信往来中断。孙郁:《鲁迅与胡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

  [24]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25]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26]鲁迅:《论睁了眼看》,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页。

  [27] 鲁迅:《210103致胡适》,《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

  [28]鲁迅:《关于<小说世界>》,《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29] 鲁迅:《250331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472页。

  [30]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31]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2]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33]徐丹甫(梁实秋):《北京文艺界的分门别户》,《时事新报·学灯》,1927年6月4日。

  [34]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35]荆有麟:《<京报>的崛起》,《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9-240页。

  [36]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37]徐志摩也承认自己在孙伏园离职前就与《晨报》有所接触,并受到编辑副刊的邀请,“我认识陈博生,因此常替《晨报》写些杂格的东西。去年黄子美随便说其要我去办副刊……” 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38]志摩(徐志摩):《法郎士先生的牙慧》,《晨报副镌》,1925年12月30日。

  [39]“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40]梁实秋曾认为文学革命发生后周氏兄弟之所以能成为“文坛盟主”,一大半是因为晨副特约撰稿员的身份,徐丹甫(梁实秋):《北京文艺界的分门别户》,《时事新报·学灯》,1927年6月4日。

  [41] 鲁迅:《300222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42]鲁迅:《250613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页。

  [4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44]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45]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46]许钦文:《鲁迅先生二三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47]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48] 鲁迅:《250530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49]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的文学和青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2页。

  [50]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51]鲁迅:《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52]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第二卷第39期,1925年。

  [53]陶孟和:《救国与求学》,《现代评论》,第二卷第37期,1925年。

  [54] 鲁迅:《“碎话”》,《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55]参见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的文学和青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1-256页。

  [56]奚若:青年“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副刊殃》,《晨报副镌》1925年10月5日)

  [57]鲁迅:《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58]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59]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60]仲密:《思想革命》,《每周评论》,1919年3月2日。

  [61]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

  [62]木山英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63]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64]邱焕星:《鲁迅“骂之为战”的发生》,《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65]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66]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67]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68]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300页。

  [69]【日】木山英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70]【日】木山英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71]竹内好认为鲁迅对“无”的创造一是集中于“文学革命”之前的北京蛰伏期,一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仙台时期。(参见【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53、61、66页。)

  [72]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73]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74]“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希望》,《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75] 胡适:《致北大同事公函》,《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页。

  [76]“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77]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78]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7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80] 鲁迅:《250629致许广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页。

  [81]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53页。

  [82]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99页。

  [83]《国民新报》是既《星期评论》《建设》之后,国民党在1925年创办的机关报,如孙伏园的描述“这个报纸在当时算是革命的最前锋,战斗性很强的……”孙伏园:《孙氏兄弟谈鲁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84]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229页。

  [85]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260页。

  [86]伏园(孙伏园):《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界略述补》,《京报副刊》,1926年1月18日。

  [87] 冬芬:《读过<莽原>》,《京报副刊》,1926年3月2日。

  [88] 鲁迅:《250408致许广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页。

  [89] 鲁迅:《250508致许广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页。

  [90] 鲁迅:《补白》,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91]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3页。

  [92]鲁迅:《记谈话》,《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93] 鲁迅:《260617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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