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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 不可治理者的全球秩序:第三世界视角下的“全球六十年代”与“全球治理”话语的局限

殷之光 · 2019-07-09 · 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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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从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出发,展现“全球六十年代”的多样性。并以此揭示可能潜藏在“全球治理”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以及这种国际关系中自上而下的治理话语的局限。

  不可治理者的全球秩序:

  第三世界视角下的“全球六十年代”与“全球治理”话语的局限

  作者:殷之光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现代语言系副教授)

  *本文发表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3期

  

  本文摘要

  本文尝试从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出发,展现“全球六十年代”的多样性。并以此揭示可能潜藏在“全球治理”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以及这种国际关系中自上而下的治理话语的局限。本文以1967年“六日战争”为起点,从阿拉伯现代民族独立历史叙事内部,展现事件中美苏超级大国沟通与协调机制的问题,并进而提出,站在西方中心历史叙事立场上建构的“全球治理”话语,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带来很多弊端。相应地,本文将视角转向同时期,基于反帝反殖民诉求,在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中产生的针对西方帝国“全球治理”的“反叛”运动。本文以阿拉伯世界为关注点,展现20世纪60年代阿拉伯地区作为全球被压迫者反抗的一部分,以暴力斗争的形式,向美苏主导的治理逻辑发起挑战的过程。

 

  01

  导言:全球治理的霸权逻辑

  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在冷战之后才正式受到美国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界的关注,并很快影响了全球学界。但其问题意识的来源与基本理念却并不新鲜。近来的冷战史研究者也将全球治理观念中体现出的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大国协作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保障国际和平与发展的态度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从1963年至1968年间,约翰逊内阁围绕着越南问题、六日战争以及核军控三个问题与苏联进行的沟通,呈现出了大国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构成了后来冷战“缓和” (détente)时期国际秩序机制的框架。同时,这也为后来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积极推动美苏合作,正式形成冷战“缓和”局面做出了重要铺垫。

  不难看出,这种叙事的基本态度站在了大国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将国际格局的演变视为大国协调的结果,是一种由杰出战略家理性设计与精巧外交运作的“大战略”。然而,这种理性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历史叙事视野掩盖了这类外交策略与思想产生的复杂历史背景,弱化了诸如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武装冲突、反抗等充满偶然与非理性色彩的行动在国际秩序形成动态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如何理解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在二战之后世界秩序构成中的作用,如何在冷战历史书写中重新发现这一运动的主体性,则是本文主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从时间上,本文所关心的重点落在20世纪60年代,并直接呼应目前在全球史影响下对“全球六十年代”的讨论。

  本文使用的“全球治理”并非单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产生的国际协作观念。而是一种从维也纳体系时便开始在西方世界出现的通过大国协商,共同制定并维护世界秩序的理性主义理想。的确,从大国的角度出发,国际秩序是一种“治理”的结果,是知识与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对“世界问题”的认识与管理。今天的冷战史以及国际关系叙事也不断地强调着这种精英主义世界观。相比维也纳体系,“全球治理”理论体系不仅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化,将视野扩大到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还在理论考察与制度设计中引入了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乃至有影响力的个体等行为体。从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到20世纪中叶的联合国,主权国家在全球秩序的主动构建中都占有绝对的中心地位。而20世纪末期出现的全球治理观念则将世界秩序的构成理解为一个多中心的活动。同时,在冷战结束之后涌现出的美国政治学者还表现了想让这一理论体系无所不包的野心。詹姆士·罗欣那(James N. Rosenau)将之表述为“人类所有层面上行为活动的诸种规则体系”,而在这些规则体系内“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所有操控,都能在全球层面上产生影响”。

  21世纪初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理论界开始关注“全球社会”以及“公民社会”,对“全球治理”的讨论也随之从对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工具理性讨论,转向了更为复杂的对权力关系的分析。研究对象也从主权国家变为“国际社会”中更为复杂的能动主体。对国际秩序本身的理解也从一个无政府状况或是帝国想象下的等级秩序,演变成为一个多极、多层的治理网络。

  冷战史的研究也受到同样的思潮影响。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关心“全球冷战”命题的学者们开始将注意力扩展到了主权国家之外。更多的研究开始讨论个体、组织、活动、文化、观念、思潮乃至运动等对象的“跨国性”,并尝试勾勒一种更为丰富的、动态的战后世界格局。对“全球六十年代”的讨论便在此背景下兴起。在此主题下,学者们不但通过多语种史料进一步丰富了对包括越南战争、核军控、苏东分裂等传统问题的理解,也开始将视角投向民权运动、泛非主义思潮以及“五月风暴”等原本不受冷战史研究重视的话题。

  这些成果提醒我们应当走出传统冷战与20世纪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窠臼,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关系之外,展现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秩序形成的动态历史。但是,在这个丰富的全球网络中,不少讨论还习惯性地将西方历史中的关键事件作为原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讨论固化为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或世界其他地区对西方的“接受”研究。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危险在于,它很可能会遮蔽全球历史动态中不同地区出现的其他事件所可能发挥的更加关键的作用,进而创造一种虚假的普遍性,从而阻碍我们进一步探寻在这些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复杂的历史关系。

 

  02

  “全球六十年代”及其问题

 

  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苏之间就“六日战争”进行的沟通无疑可以被视为一次全球性的行动。它呈现出了之后冷战“缓和”这一宏大秩序叙事背后所蕴藏的“全球治理”秩序观的基本态度。一方面,这种叙事默认在全球秩序形成过程中,大国所扮演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大国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则是通向全球有序理想的唯一途径。所有对这种治序的反动则被视为是需要被规训的“反叛”。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很难将这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治理”行动同他们的“国家理性”区别开来。同时,也正是这种霍布斯式的国家理性主张,使得这种全球治理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有了霸权政治的色彩。

  但是,也有学者表示,对美苏两国来说,这场战争出乎意料。法瓦兹·吉尔格斯(Fawaz Gerges)表示,两个超级大国并不能影响1967年阿以战争的进程。如果单纯从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去理解“超级大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简单地将国际秩序的构成视为霸权之间协调的结果,仅关注具有政治、经济及军事“影响力”的“大国”,而忽视“小国”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政治主体性,那么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世界秩序构成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发展动态中的复杂性。

  20世纪60年代国际秩序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另一层面。我们无法仅仅用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去理解这一时期的国际秩序动态。在这一时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形成过程中。社会运动、团体组织、以及各种思潮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当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类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在“全球六十年代”问题意识框架内,我们看到诸如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反越战示威、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包括“五月风暴”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学生运动等都受到极大关注。但是,这类讨论多少都会以“1968年五月风暴”为中心。从欧洲中心的角度出发,这类讨论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反抗与群众、学生运动视为“社会组织与政治行动的新形式”,并采用激进甚至暴力的方式对抗各类“权威”。这个视角展现出的1968年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被视为一场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阵营的“全球”性运动。另一方面,其政治结果却被局限在西方民主政治叙事内部,成为“社会的觉醒”与“国家的危机”的标志。也正是在此视角下,欧洲1968年学生运动所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政治诉求的失败,才被理解为“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复兴。而美国反越战及黑人民权运动则成为以个人解放和身份政治为中心的平权运动的开始。1968年被作为一场“震撼了世界”的左翼“人本主义”(humanism)运动融入了西方主流的历史与政治叙事中。

  支撑这一理论立场的是对“全球六十年代”的历史叙事。1968年作为这一叙事的原点,被视为一个“奇迹年”。其全球性的记忆围绕着学生运动、毛主义、毒品与摇滚乐等反文化、性解放以及国家暴力等关键词展开。这一系列行动被冠以“激进主义”的名头,至今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抗争与反抗运动的想象。当然,西方世界产生的物质现代化与技术进步使得一个同质化的1968年全球记忆成为可能。这种记忆将1968年简化为一场全球性的“学生激进运动”。一份提交给罗斯托的中央情报局战略报告认为,“青年持不同政见者……是一种全球现象”,其产生源自于“通讯技术、交通的革命以及全球性的社会进步”。然而,这种叙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特性显而易见。1968年在全球范围内的复杂性被缩减为一个从“巴黎-伯克利轴心”衍生出来的网络,这一历史叙事是知识与政治精英共谋的结果。在这个“漫长的六十年代”中,似乎所有第三世界的政治变迁都必须围绕着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而展开,其历史记忆也必须透过福柯、萨特、阿多诺、列斐伏尔等西方左翼知识精英来表达。虽然与1968年相关的绝大多数历史事件都集中在西方内部,学生“激进运动”及其所隐喻的个性解放与反抗权威的理想,则取代了20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主义”概念的新指向。在2018年5月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苏哈拉·哈萨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开宗明义地指出了1968年历史叙事的西方中心性质,强调1968年在“西方想象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03

  从阿拉伯民族运动理解六十年代

  福柯曾经对围绕1968年产生的欧洲中心历史叙事做出了这样的批判:“与其说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如说是1968年3月发生在第三世界的诸多事件改变了我”。他进一步回忆了他在突尼斯期间目睹学生运动与哈比比·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政府之间激烈的冲突。这一经历令福柯意识到,在这种无私且纯粹的“牺牲”面前,一切理论都是次要的问题。福柯对第三世界的“发现”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其理论的内涵,并促使他开始严肃地思考“实践”(praxis)与哲学理论思辨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这种问题在第三世界斗争实践中的意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球秩序形成历史的复杂性体现在反抗任务的多样性,以及在这种多样性下,各种力量之间在不同政治现实与任务语境下的分裂与整合。如果跳出西方中心的治理逻辑,便能发现,广大非西方世界内的政治实践及其历史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历史与政治主体性。在此前提下,福柯提到的突尼斯学生游行,更应当被放在一个第三世界漫长的反帝反殖民斗争脉络中去理解。1967年6月5日,即“六日战争”爆发当天,《突尼斯视角》(Perspectives tunisiennes)的领导人之一穆罕穆德·本·热奈特(Muhammad bin Jannat)组织了一场反对英美支持以色列的游行,并遭逮捕。不久,本·热奈特被判处长达20年的刑期,该判决立刻触发了突尼斯国内的抗议活动。到1968年3月15日,一场更大规模的学生罢课活动在突尼斯境内展开,抗议主要针对布尔吉巴政府治下日益增多的学生罪犯问题,并要求释放包括本·热奈特在内的所有被捕的社会活动人士。当年5月1日,矿工也加入到了抗议活动中。福柯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目睹了突尼斯的抗议活动。除了是《突尼斯视角》的核心人物之外,本·热奈特还是一名宰图纳大学的学生。在布尔吉巴时期,宰图纳大清真寺及其下属宰图纳大学则被认为是突尼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这些思潮看似互不相关,但是在中东地区的语境中,反帝与反殖民的共同政治诉求则成为连接这些思潮、并确立它们“泛左翼”色彩的重要基础。因此,与其将这场运动看作是全球学生“激进运动”的一部分,不如将其放在一个更广泛与漫长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的线索中理解更为合适。

  我们当然可以将此运动视为是国际事务无政府状态的表现,或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分子们发起的暴动。不过,在20世纪后半叶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第三世界在知识、政治乃至历史叙事方面,都开始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觉意识。并且,在这种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历史脉络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被殖民(或者被半殖民)的地区,多种来自被压迫地区内部的思想与政治资源被积极调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对霸权秩序做出回应。随着殖民与帝国主义霸权表现形式的变化,以及技术与物质全球化的进程,在被压迫地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变得更为普遍,其社会影响范围也随之加大。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在民族独立运动之间所形成的关联,以及他们在制度、经验、情感等方面进行的实质性交流,不单单构成了“全球六十年代”进程中一股重要力量。更在一个更漫长的“全球化时代”历史进程中,丰富了20世纪下半叶“国际主义精神”的内涵。

  与前文所描述的那种被学生“激进运动”历史叙事所规训的“国际”或者是“世界主义”(globalism)不同,如果将历史叙事重心转向来自亚非世界的国际主义互动,尝试发现其行动上诸多超越种族、阶级、文化与国界的特性。那么这种从全球史角度出发,对“不受治理者”们历史与政治的叙事甚至能够进一步吸纳西方内部“学生运动”,并能呈现出这类“学生运动”中反对不平等、追寻人类解放共同命运的重要面向。当然,我们很难从19世纪初开始涌现于世界各地的“反叛”中看到任何制度的共性。的确,一些西方观察家指出,纳赛尔政府“仅有理想,却没有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知识分子对国家秩序及其未来的精巧设计。而当时的埃及缺少这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其政府仅仅是“一群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们,在纳赛尔少校的感召下,以行动为目标构成的联合体。”这种因为临时战略利益而结合起来的松散政治联盟不仅是埃及政府的特点,更体现了整个亚非民族独立与反殖民运动的共同特色。

  然而,理解这种“不受治理者”们的反抗活动及其全球性,必须跳出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在这类反抗的政治行动中,反抗者们不但从实践上挑战了全球的霸权秩序,更在理论层面自觉地对自身传统资源以及各类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梳理与阐释。进入20世纪,这种全球性的反帝反霸权运动随着共产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开始逐渐构成一个相互勾连的情感乃至组织网络。借用霍布森(John Hobson)的概念,这种在“不受治理者”之间形成的“共时感”同样也为世界秩序的现代构成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性”。

  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并推动一种国际秩序的态度本身便是一种全球的霸权逻辑,这种霸权的存在也造就了“不受治理者”们抗争活动的国际性。在1968年7月23日会见越南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时,周恩来回忆1965年会见柯西金时的情形,当时柯西金提出“要搞一个联合行动,把我们拴起来”,但这种“什么都想控制住”的心态,结果就是“造成对立”。尽管在不同地区,“对立”的结果与内在逻辑各有不同;但从更广泛的全球史角度出发,正是在这种对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进行对抗的过程中,来自第三世界的反抗运动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间的共时体验。

  事实上,全球治理的理论发展脉络里存在着霸权国家“支配世界”、“治理世界”的想象。“治理”逻辑将世界秩序视为全球精英团体与阶层之间社会性的多极互动结果,其等级观念反映在阶级层面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支配”逻辑在国际秩序层面则体现了一种19世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沙文主义秩序观念。随着冷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在这种强权“支配”的意义上去理解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全球性影响。“帝国主义”的内在丰富性进而也被简化为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能力。在同样的逻辑脉络下,国际关系史学界描绘的后冷战时期美国“一超独霸”及其对世界的“支配”,很大程度上回到了20世纪初考茨基式的“超级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的命题。也正是在这种只重视支配者的历史观下,1968年的历史被缩减为一场西方内部思想的新老交替。成为“个人主义对保守中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以及对“美国资本主义与西方军国主义的政治革命”。

  然而,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却很难从这种浪漫主义的线性叙事中展开。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所谓1968年的标志性仅仅对第一与第二世界产生意义。而1968年得以出现的重要前提则是旧的殖民霸权秩序、资本主义以及新兴的以苏联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在广大第三世界遭遇的危机。这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使得第三世界内部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转机与新的发展。因此,与其将“漫长的六十年代”视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段,不如将其放在一个更加漫长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中去理解,并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寻找其内在逻辑。

 

  04

  历史脉络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20世纪60年代影响集体历史记忆与社会政治进程的关键事件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1967年的关键性是倒叙的产物。研究者习惯从1968年出现于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学生抗议运动谈起,并将这些抗议活动的原因归结为1967年“六日战争”失败后席卷阿拉伯国家的幻灭与反思情绪。在这一框架下,1968年的阿拉伯学生抗议运动被视为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特别是纳赛尔主义及其国家的反抗。战争的失败令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属于纳赛尔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们将战败视为暂时性的“挫折”(Naksa)。这一“挫折”瓦解了阿拉伯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唯一原因则是外来的“帝国主义”及其在该地区的代表——以色列。

  另一种思潮则从文明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战败揭示了阿拉伯世界文明的内在问题,是一场彻底的“溃败”(hazima)。在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看来,与战争胜利相比,战争的失败更能引起人们的深入反思。对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思的直接结果是自身文化传统以及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建立起的宇宙观、秩序观的动摇。这种打击由于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主义带来的阿拉伯民族自信高涨而显得更为痛苦。对诸如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这一代世俗化但却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1967年战败的屈辱体验更直接成为他们反思乃至批评纳赛尔政府与纳赛尔主义的助燃剂。一些在西方学术体系内成长起来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意见。法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便认为,1967年的失败揭示了“阿拉伯人在计划、发展以及统一行动方面的无能”。在阿贾米对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否定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影响。这种否定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纳赛尔政府政治的失败归咎于“阿拉伯文化”的整体性问题。自七十年代以来,持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相应地,这种从文明论逻辑出发对“阿拉伯文化”的彻底否定,也进一步掩盖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多样性。“阿拉伯”从一个包含了多个部族、多种宗教的地理概念,转变为本质主义的“伊斯兰”的代名词。这既是一个殖民宗主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也是持这类观点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们自身伊斯兰文化帝国主义叙事的表现。

  近年来,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开始对这种冷战时期形成的叙事逻辑进行反思。亚辛·哈吉·萨拉赫(Yassin al-Haj Saleh)强调,无论是“溃败说”还是“挫折说”,实际上都阻碍了阿拉伯人对自身历史的叙述。这种将1967年视为一种阿拉伯世界历史发展断裂的看法,不但遮蔽了阿拉伯世界历史内在的延续性逻辑,更阻碍了人们深入理解1967年战败的原委。事实上,1967年阿拉伯知识分子对纳赛尔主义的批判乃至否定可以放在一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线索中去理解。这种在19世纪殖民帝国主义背景中生长起来的思潮不单融合了阿拉伯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反思,也反映了他们从阿拉伯世界内部出发,对民族特性、伊斯兰传统、现代化以及社会平等与正义问题进行的追问。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讨论则更应当关注其内部的多样性,乃至其内部矛盾。并避免将其视为一种同质化的、超越地理与历史条件限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

  如果我们将阿拉伯世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治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便能发现一些关键的主题。从19世纪开始,对于“阿拉伯意识”的挖掘始终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种对民族意识理论兴趣的产生与当时全球性的殖民秩序扩张密不可分。许多来自西方的观察家们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将19世纪以来左右阿拉伯知识分子思考并推动“民族主义”讨论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在民族国家政治框架内寻求政治现代化”的愿望。这个论断体现了两个关键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前提,首先,它假设了“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普遍性,并将欧洲历史中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动力推广至非欧洲地区;另外,它又在同样的语境中假设了“现代化”的普遍必然路径与历史发展目标。

  然而,在欧洲历史之外假设“民族国家”与“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关联是危险的。对阿拉伯知识分子而言,传统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迅速衰落是他们面对的基本政治语境。但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对西方中心式的“政治现代化”及其发展道路的天然认同。因此,在面对欧洲霸权秩序兴起的压力与本土政治秩序衰落的前提下,如何定义并面对“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统”资源与当下政治社会变迁的关系,如何理解民族或文化历史的断裂与延续,这些基本构成了知识分子讨论“阿拉伯意识”问题时的紧张感,也构成了广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历史的基础。

  要理解这种复杂性,我们则必须回到19世纪所谓“阿拉伯的觉醒”的历史背景中。19世纪,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的“伊斯兰世界”受到了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欧洲霸权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对作为信仰体系与生活方式的伊斯兰的批判。在与“先进”的西方知识与技术的比较中,“伊斯兰文明”落后与野蛮的刻板形象逐渐开始形成。这种形象很快也成为一种知识而被人们更广泛地接受。在这一基本语境下,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开始宣扬穆斯林的大团结观念。在巴黎,他与埃及教法学家穆罕穆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一起创办了《牢固纽带报》(Al-'Urwah al-wuthqá)。

  阿富汗尼采用这一刊名的用意十分明显。他强调,穆斯林之间部落以及教派的团结(asabiyya,特别是指部族的联盟)是应对欧洲入侵的唯一手段。来自早期伊斯兰教发展历史的经验则证明,只有伊斯兰宗教才能将分裂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各个部落整合起来。阿富汗尼认为,先知穆罕穆德建立起的伊斯兰帝国其衰落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人心中影响的衰落。这也就导致了阿拉伯人部落主义与宗族主义的回潮。对阿富汗尼来说,奥斯曼作为一个包含了多个民族的伊斯兰帝国,其在宗教基础上建立起的庞大认同显然要比“民族”(jinsiyya)认同优越得多。这是因为民族认同是人类作为一种群体动物的天然需求,而不同的群体之间也会天然地卷入对财富和权力的冲突。因此,民族认同是不稳定的,它随着人群需求的变化而消长。相反,伊斯兰教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认同,建立起更为稳固的共同体。

  在面对西方入侵这一基本政治现实时,阿富汗尼对这种伊斯兰共同体建设的叙述则表现出更深的复杂性。他用阿拉伯传统观念中表示政治集合体的抽象概念“团结”(asabiyya)以及表示团体与团体之间冲突与差异性的“民族”来描述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紧张关系及其政治未来。阿富汗尼承认,相比伊斯兰这种宗教认同来说,民族/部族的认同更为“有效”。这种有效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阿富汗尼认为,西方的文化入侵比其政治与军事入侵更为可怕。他强调“没有文学的人民便没有语言,没有历史的人民则没有荣耀。”而只有一个有效的权威才能够保护语言并赋予人民以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引入阿富汗尼的另一个概念“祖国”(al-watan)。在一段对印度学生的演讲中,阿富汗尼直接指出,“祖国”是世界上所有律法与准则的根源。与“民族”不同,“祖国”表达的认同关系建立在共同居住的土地基础上,这一概念更关心管理土地的权威。“祖国”作为一种政治权威也是提供教育,特别是伊斯兰宗教教育的基础。与其将这个“祖国”等同于欧洲概念中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如将其理解为以土地为基础产生的权力关系。至此,阿富汗尼设想了一条通往伊斯兰共同体的蓝图。这个未来的共同体超越了狭隘民族认同,而通往这种共同体的途径则是“国族”(wataniyya)认同。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团结”从一个策略性的手段变成一种寻求统一的普遍性政治理想。阿富汗尼所描绘的从建设(伊斯兰)国族认同到伊斯兰世界认同的蓝图,实际上也是20世纪绝大多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根本关怀。它将阿拉伯传统中建立在部族联盟(asabiyya)基础上的共同体想象,通过对于“国族”政治重要性的分析而扩大到对于19世纪及未来阿拉伯乃至世界整体秩序的叙述中。

  如何从分裂到统一,如何实现复兴并建立整体性的世界秩序,实际上是这场漫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作为这场思潮的政治表达,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纳赛尔主义、自由军官运动以及复兴党的出现都能够在这条线索中寻找到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67年战争失败给纳赛尔以及纳赛尔主义带来的冲击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危机,而更应被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从寻求跨国政治统一转向主权国家中心的开始。在1965年3月23日会见叙利亚外交部部长哈桑·穆拉维德(Hasan Mraywed)一行时,毛泽东将他所理解的阿拉伯国家主要政治任务表述为两点,即“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这里从阿拉伯思想内部尝试梳理的基本任务即是如此,也正是在这种根本认同之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以及所有受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国际主义共识才成为可能。

 

  05

  结论:被压迫者的国际秩序

  196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对各类霸权主义的挑战此起彼伏。在阿拉伯世界,随着埃及在“六日战争”中的失败,纳赛尔主义提供的阿拉伯世界复兴与统一方案受到巨大挑战。在这种对纳赛尔主义普遍的失望情绪中,左翼激进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逐渐获得影响。在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对于游击斗争的热情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即阿尔及利亚的反法独立斗争,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针对以色列的斗争。在这两场斗争中,都存在着左翼激进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结合的色彩。而由于阿拉伯世界左翼政党的精英主义色彩,以及缺少必要的社会土地改革政策方案,伊斯兰主义凭借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总能取得最后的胜利。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方向也可以被放在这一历史脉络中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67年的意义对阿拉伯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影响在于纳赛尔主义的衰落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在“六日战争”之后,以国家为中心的反帝斗争一蹶不振。类似于法农(Frantz Fanon)那样用欧洲语言写作,从社会经济与文化批判角度出发对殖民主义及其霸权的反思,开始逐渐让位于诸如阿卜杜·阿齐兹·阿迪力(Abd al-Aziz al-Duri)、阿里·胡西尼·卡布梯利(Ali Husni al-Kharbutli)等这类在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地区工作并用阿语写作,尝试从伊斯兰思想内部寻找复兴资源的阿拉伯学者。与之相呼应的是以伊斯兰为调动模式的群众游击战争开始在阿拉伯地区大规模兴起。

  随着“六日战争”的影响以及苏联在1960年代与美国关系的调和,阿拉伯地区原本紧随苏联步伐的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政党也开始出现了根本的转向。诸如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以及纳伊夫·哈瓦特迈(Nayef Hawatmeh)等在巴勒斯坦地区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人也开始强调要摆脱苏联影响,从伊斯兰本土资源与阿拉伯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出发,发展起一套适合自身的斗争策略。这类阿拉伯新左翼(Arab New Left)思潮强调暴力斗争的重要性。因为“革命暴力”是“敌人唯一理解的语言”。在“六日战争”之后阿拉伯地区的整体政治环境下,通过游击战争进行暴力革命的需求越来越有群众影响力。这也使得阿拉伯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政党从行动上与伊斯兰主义组织越来越难以区分,而在群众调动方面,两者的差别则更小。这一点从1967年8月法塔赫(Fatah)发行的14本宣传册子中便能略见端倪。在这些册子中,除了有题为《如何发动人民武装革命》、《革命与通往胜利之路》等充满游击战争意味的小册子之外,还有一些直接表达了对中国、越南、古巴革命的敬意。

  在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政治语境下,中国对于自身属于“第三世界”的认识无疑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传达了对霸权主义全球秩序的尖锐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在全球“中间地带”的扩张,其目的同“反华的性质一样”,都是“想控制世界”。因此,在“中间地带”进行的联合,与整个世界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目标是一致的。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在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Nagalingam Shanmugathasan)时,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了对阿拉伯民主主义反抗运动的理解,以及对其内部出现的大联合态势的希望。他认为,这种发生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目的在于争夺石油利益的局部战争,使得英美帝国主义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阿拉伯国家可以通过封锁苏伊士运河、截断运油管道的方式,对帝国主义进行严重的打击。也正是在这种战争进程中,“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包括沙特、约旦在内的“老殖民地国家”都开始团结起来,用联合的方式来进行斗争。

  1960年12月14日,从当代国际法的角度,联合国大会以1514号决议正式给予了殖民地人民独立运动斗争的合法地位。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承认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行动是一项“基本人权”。这一在当代国际法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斗争是在第三世界展开的,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却被当代冷战史叙述所忽略。同时,这一斗争并未随着国际立法行动而结束,相反,人权宣言所传达的平等意义则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开始的第三世界独立斗争中才真正获得实质性内涵。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全球激进反帝运动则是这个漫长历史中的重要一环。这种在暴力革命基础上构成的国际主义思想与组织互动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全球反帝斗争的基本特点。虽然全球范围内被压迫者的诉求与对世界未来秩序的认识各有差异,但是通过这种全球性的互动,全球各地各阶层中间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寻求国内与国际关系平等秩序的诉求构成了一种富有启发的世界性体验。

  在这个全球性的互动中,来自欧洲的学生“在斗争中相互支持”,诸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这样身处欧洲但却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领袖们通过声援越南、中国,批判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行动,对西方阵营内部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尖锐批判。而来自第三世界的武装斗争,则在战略上成功地将美国“钉在桩子上”。这种从第三世界角度出发对全球历史叙事的再诠释,其意义是希望借此来反观我们今天理解世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这种世界观背后历史性的生成机理。从那些被压迫者的反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今天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零和强者逻辑是否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唯一真理。在亚非拉地区发生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诞生与帝国消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对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简单重复。其历史意义更体现在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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