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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国:我和谢觉哉所了解的毛泽东

王定国 · 2019-07-12 · 来源:《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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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觉哉同志早年结识毛泽东的时候,已经步入中年。他原是清末的秀才,从年龄上讲比毛泽东年长近十岁,从所学,所追求的思想体系来看,两个人也有很大的差距,但改造中国、强盛中华的共同抱负与理想,他们走到了一起。

  1921年1月,谢觉哉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新民学会”。1925年,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斗争生活中和全国解放以后的工作接触中,谢老和毛泽东之间的革命友情日深一日。

  谢老经常与我谈他和毛泽东主席交往的那些经历,听来感人至深。我自己也从与毛主席的接触中多次感到温暖与关切,从中受到的教育和鼓舞令我终生难忘。我愿写下这一片片早已铭刻在心的回忆,缅怀故人,以告后人。

 

  历史的记录

  1921年6月29日傍晚,湘江岸边,有一个中年人在为毛泽东、何叔衡二人送行,三个人都面带凝重而深沉的别情。北去的湘江奔流不息,一抹夕辉染红了江面,也映红了这三个人的身影和浅湾上印下的串串足迹。

  对于谢觉哉来讲,这一天是难忘的,应当在日记中记下这场非同寻常的送别,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这样做,他只好在这天的日记中画了一长串醒目的圆圈,这一串圆圈所记录的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时刻:毛泽东何叔衡二个作为湖南代表,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谢觉哉送他们来到湘江河畔,三人深情话别。

 

  在中央苏区

  谢老1933年5月来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时,已经五十来岁了。毛泽东同志当时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谢老初到苏区,是做毛主席的秘书。毛泽东为了欢迎谢老,自己掏钱、特意让县苏维埃主席朱开金同志从老乡那里买来几个鸡蛋,为谢老接风洗尘。鸡蛋在今天是极普通的食品,那时却算是最好的佳肴了。从那时起,谢老和毛主席共同过着缺吃少穿、没有半点特殊待遇的艰苦的苏区生活。

  一天、工作到深夜的毛泽东感到又困又饿,他看着比自己岁数大得多的谢觉哉,关切地问:“谢胡子,你白天吃那点子粮食够了吗?”谢说:“也够了!”毛泽东自然理解谢觉哉的回答,笑着说:“我去弄个南瓜来,你去弄点儿柴草,咱们煮南瓜吃。”,这天夜里,他俩美餐了一顿香甜的“兴国饭”。

  二十多年后的1961 年,谢老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在日记里写下题为“偶成”的诗句:“厦门小吃,菊花锅煮菜根味,兴国当年,四星望月味最鲜;井冈山上,饱吃南瓜气力壮,谁清谁浊,南瓜剧里看分明。”诗中提到的“四星望月”是指用兴国县特有的一种小蒸笼装上四个菜。据许多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当年在苏区请人吃饭,多是“四星望月”。

  谢老到瑞金的第二天,毛泽东请他草拟一个关于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不料送请毛泽东签发时,谢老写的通知被改得一字不剩。毛泽东添写上会议的中心内容,讨论的问题和应准备的材料。另外,会议的时间、地点、会期、生活路费补贴办法,连同“自带碗筷,被子”等事项也都一一详写在通知里,使基层干部一看就能明白。多年之后,谢老不止一次提到毛主席改写的那个通知,总是感慨地说,那次无异于给他上了一堂新课,使他深感自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谢老从那次以后,反省自己的不足,勤勉学习,使自己的工作方法很快适应了苏区工作的需要,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后来,谢老担任了中央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

 

  长征路上

  谢老在中央苏区时,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何叔衡一同被誉为“苏区五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时,除何叔衡同志被决定留在苏区外,其他四位年过半百的红军老战士,都被编入了机关特殊连队,跟随毛泽东踏上了充满艰险的征程。谢老原来身体就不太好,长征路长又经受风寒饥饿和病痛的折磨,显得又黄又瘦,苍老了许多。

  毛泽东每次来看望他,总是关切的询问他的身体,见他坚持与战士一道步行,毛泽东也和他一起走。毛泽东对他说:“前面的路越走越艰难,我们准备把你们这些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的同志送出封锁线,设法转移到上海去工作。”谢老听了这话,总是说:“你们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毛泽东见他如此坚决,只好说:“你的身体已经很弱,再坚持下去会拖垮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常常是用强制的办法同警卫员一起把谢老扶架上马才肯离去。

  有一次,部队送给毛泽东一块牛肉,他留给贺子珍一小块,又马上找人把大块的送给谢老。谢老不收,又亲自送还给毛泽东,说:“现在牛肉可是好东西啊!大家都很需要。你为大家操心,担子重,应该多吃点儿。我虽然年纪大一些,身体还能挺得住,牛肉我不能留,给你送回来”。毛泽东再三劝他收下,说:“现在我们都很艰苦,你年龄大了,身体这样弱,我本应多照顾你一点儿,可是我只能给你这么点儿牛肉。你就先吃点儿吧。”谢老仍是不肯要,毛泽东便提议说:“要不,就煮了,大家都吃点肉、喝点汤吧!”谢老这才同意了,和毛泽东一起与指战员共同分享了那块牛肉。

 

  红军慰问演出

  1935年秋,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经两河口来到毛儿盖,作短时间休整。休整期间,两个方面军的战友互相慰问。当时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到红一方面军驻地慰问演出,演出之后,我们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正在生病,剧团的易维精政委和周武功队长带领剧团各股长共六七个人前去看望(当时我任道具股股长)。

  周副主席虽在病中,仍和我们亲切交谈,夸奖我们说:“你们剧团这些女孩子又行军,又打仗,又演出宣传,真是不简单!”这使我们受到了极大鼓舞。我们又去看望挨着周副主席住的毛主席时,毛主席用藏民的木头碗泡“茶膏”招待我们。当时茶树上最好的嫩尖芽做茶叶,老叶子做茶砖,剩余的筋筋络络捣碎后熬制成茶膏。

  在长征路上,毛主席也就只有一点儿茶膏喝。话题转到演出上,毛主席说:“你们演的剧里,刘湘投江了,(刘湘是四川军阀,我们当时演的剧目有一出叫做“刘湘投江”)可是演戏只代表人们的心愿。别忘了,刘湘还没死。反动派,你不打,他是不倒的。刘湘也是不会去跳河自杀的。”我们听了,十分钦服。

 

  识大义、讲大理、重统战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三个主力军组成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打通“国际线”。西路军后来不幸遭敌重创,广大红军干部战士经过英勇顽强的拼杀,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悲壮的战歌,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生存者流落于青海、甘肃。毛主席对此忧心如焚,经再三斟酌,决定派谢老赴兰州,一方面开展救援西路军的工作,一方面着手建立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开展“西安事变”后西北地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7年7月17日,谢老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驻甘肃代表去兰州,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为什么要派谢老去呢?一是谢老有政策水平,二是谢老与当时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祖是同乡,有过旧交。我和谢老就是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结合的。7月29日,谢老抵达兰州。

  从8月到12月,谢老与贺耀祖,邓宝珊多次会晤。三个多月的时间,兰州及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发动起来,高潮一个接一个。在这个期间,谢老帮助中共甘肃省工委办起机关报《西北青年》,还帮助贺耀祖的夫人倪培君以及邢新华、王九金等妇女界人士积极地投身到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并帮助倪培君在兰州办起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杂志《妇女旬刊》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许多时候,谢老不便公开出面的时候,就由我来出面。西北抗日救亡运动局面打开的原因,一是八办、中共甘肃省工委和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对统战工作的关心、重视。这个时期谢老和毛泽东,周恩来电报频繁。延安还不断地托人带口信给谢老,要求把统一战线工作当作大事放在首位来抓。我记得,毛泽民、贺子珍、钟赤兵都捎过这样的口信。

  针对马鸿逵的“回回非民族,”的荒谬理论。谢老予以坚决的批驳,并帮助回族同胞制定回族运动纲领,在各地建立起回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回民学校,兰州创办了军分校,培养人才等等。

  毛主席1937年8月21日电告谢老,主要内容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及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电文末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问题,又作了具体指示。从这短短的电文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程度。

 

  延安书简

  谢老回到陕甘宁边区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老在这段时间里公务异常繁忙,与毛主席之间来往的信件很多,主要都是谈团结民主人士,开好参议会的问题。毛主席给谢老写信或面谈时,总不忘提醒谢老保重身体。在延安形势稍安定后,毛主席就提出给徐老、林老和谢老几个人补贴几斤鸡蛋,毛主席去党校讲课时,将补助的事告诉谢老,说这是中央做的决定。

  1941年3月2日,毛主席在给谢老的信中写道:“林老宜即休养两三个月,劝他不要急工作。要他有放得下、不怕塌台的精神。请告他下决心,不可大意,你宜亦带半休养性质。只抓大者、要者,小而次者出入可也。保健精力,长期斗争,为上策。”在当年8月7日给谢老的信中说:“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一个月后的9月15日,毛主席又来信,恳切关照谢老:“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生活,极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宜不写得太多。”

  这时期,毛泽东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早已在党内确立,他被人民颂为大救星,但他在和谢老探讨边区大政方针的信中表露出的诚挚与谦恭实在感人肺腑。这里仅抄录1941年毛主席给谢老的几封信。

  “谢老:八日信及安塞报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详看。准备开的总结会议是积极的,非单为辩论个别问题,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林老前有三年计划,亟欲一阅,林老昨示谓待增修重拟,不知在十天左右能脱稿否?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而此行动纲领,非根据一方案交换意见,过细研究,无法讨论与确定。我是毫无研究的人,为欲开此会,故愿加以了解,你的各信,我都过细地读了。在不妨碍你健康条件之下,如能草一条文式的方案,或即就林老三年计划,根据新近经验与研究加以增饰,那是最好的。我此刻尚未睡,上午能睡好,下午或派车子接你来谈,那时再定。即致敬礼!毛泽东、八月九日早。”

  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在给谢老的另一封信中,交换了对边区财政问题的研究意见,其信末写道:

  “……然统一首在对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有一致意见,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事。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未知你意如何?敬候日安!毛泽东、八月六日。”

  延安时期,毛主席与谢老的书信交往甚密,一封封充满温暖情谊的书信,如同滚滚延河水,涓涓不息地滋润着战友的心田,激励着战友精忠报国的情怀;一件件探索求实的函简,就象巍峨耸立的宝塔山,写照了一代伟人的正直挺拔和一代揩模的高风亮节。我在整理谢老的书信文集时,每每为之感慨万千,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我的工作和学习,也由此获益匪浅。

 

  爱才、重才、惜才、用才

  毛泽东同志很重视人才的开发,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期,延安成立了边区人民政府和参议会。当时的参议会就是人才济济的地方。李鼎铭先生本来是个中医,与谢老颇有交往,常来我家。由于环境的艰苦,长期战争生活使毛泽东同志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吃了许多西药也不见效愈。谢老知道后,就把李鼎铭先生介绍给毛泽东。

  在日常接触中,毛泽东的抗日救亡的大道理,打动了李鼎铭的心,久而久之,他们之间便无话不说了。李鼎铭先生大胆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这个方案一提出,毛主席就非常重视。把整个提案抄在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圈了起来。在案边加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后来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先生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

  每每提到李鼎铭,谢老总是说:“毛泽东是个爱才、重才、惜才、用才的人。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里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党外人士担任要职。1942年安文清曾担任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李丹生是常驻议员,霍连城、霍子路都是边区政府的厅、局长。

 

  大生产运动

  四十年代初期,延安的局势很严峻,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经济封锁和延安地区恶劣的自然气候环境,使边区军民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了战胜面临的困难,毛主席深思熟虑,以他一贯蔑视困难、勇于挑战的胆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荒种地,纺纱织布。

  王震同志率领正规军三五九旅进驻荒山野岭南泥湾,从事大规模垦荒生产。当时边区政府机关以及家属都分配了生产任务,毛主席也在百忙中抽暇和工作人员一起耕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那时常说:“别忘了,我们也有两只手,我们要么就散伙,各自活命去;要么就靠一双手自己救自己,省得给饿死。”正是毛主席的话激励着我们,脸朝黄地背朝天。把贫瘠的黄土高坡地变成了陕北的江南。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不但没有被困死、饿死,还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实践证明,是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气魄又一次挽救了中国革命,边区大生产运动不但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还发展壮大了人民的武装,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年近六十的谢老当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工作繁忙,我在参议会秘书处做党务工作,同时又做收发工作,我们还有三个小孩儿,大的不到五岁,小的才一岁多。在参议会机关的生产小组里,我把谢老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为生产的主力军。我们不辞劳苦,起早贪黑,干个不停,终于获得了硕果累累的大丰收。在我们小组种的地里,收获的茄子像小盆一样大,大白菜一棵就十六斤重。

  我们小组喂的几头猪滚瓜溜圆,又宽又厚的猪背可以平平稳稳地放个脸盆。我们牵着猪,挑上蔬菜,来到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参加展览,结果全都获了奖。我和董老的夫人何莲芝同志几次获得边区带动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毛主席看了展览对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非常赞赏,称赞我们是边区妇女中的豪杰,是边区机关工作人员的典范,还亲自给我题写“再接再励”四个字作为嘉奖。

  从最初谢老让我用自家种的粮食蔬菜做成可口的小菜送给毛主席以后,毛主席和谢老之间数十年来“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便逐渐增加了“物质交往”。有时毛主席直接向谢老“要食”,有时让人捎来条子,点名要家乡风味的“茶食”。每逢这时,谢老就高兴地忙手忙脚地亲自动手或者督促我来料理。谢老是出生在大家族的秀才,以往是根本不下厨的,但为了毛主席,他却总是碍手碍脚的在厨间帮我做事。

  毛主席要的“茶食”,我既没有做过,也没吃过,便只好照谢老讲的大概意思,琢磨着做,还专门去请教过别人,终于给毛主席送去了他要的“茶菜子”。毛主席说:“味道好得很!地道的家乡味,十多年没吃过了!”尽管我不清楚那到底是属湘味,还是川味,但我心理确实是像蜜一样甜。毛主席最爱吃我做的“酸茄子”、“霉豆腐。”和“泡辣椒,”做这几样菜是很费事的,谢老知道毛主席爱吃,就不厌其烦地教我做这几道菜。每当收获新鲜蔬菜,谢老总要自己动手摘收第一茬时鲜送给毛主席。我们地里粮菜收获极丰,所以谢老也总有东西送给毛主席,光我做过的小吃、小菜也有二十多种。毛主席对谢老所赠从来照收不误,有时我们没送过去,杨家岭的管理员就来拿回去给毛主席和机关小食堂的同志们吃。

  1988年我去参观西柏坡展览馆时,见到了当年延安杨家岭的那位管理员,他对往事也记忆犹新,问我还做那些小菜吗?他说记得那时毛主席常常风趣地说:“谢老好哇,堂客(即妻子)又勤劳又贤惠,”“谢老有福,有个贤内助。”每当谢老向我转达毛主席对我的问候和夸奖,我内心的高兴和感动之情便禁不住溢于言表,至今回想起来都不由得怦然心动,倍感亲切和骄傲。

 

  战地手足情

  1947年,中国革命处于光明与黑暗大决战的前夜,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作出暂时撤离延安的决定。在分批撤离的过程中,谢老随参议会先毛主席几天撤出,可是他心里总是挂念着日夜为解放全中国费神操心的毛泽东。10月23日,谢老步行很远的山路,从山西临县后甘泉,过无定河,来到陕北佳县的神泉堡,看望毛主席。适逢毛主席上山去察看地形,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谢老失望之中又不甘心就此回转,便找见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一直谈到傍晚。毛主席回来了,一见谢老,便上前拉住谢老的手摇晃着说:“谢胡子,你还活着啊!”(谢老早年曾与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一同被称为“宁乡四髯,”毛主席在非正式场合,总是亲切自然地称谢老为“谢胡子”。)

  虽然从延安撤离还没多久,他俩却像是几年没见面了,兴致勃勃地一直交谈到深夜。第二天清晨,二人在窑洞门前合了一张影。那张珍贵的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每当翻看,引出无限的回忆和怀念,照片上毛主席和谢老,沐浴着朝霞,分别坐在条凳上。毛主席翘着左腿,踌躇满志,胸有成竹,笑得怡然;谢老两手揣袖,憨厚质朴,满目慈祥,融融情意尽在不言中。

  仅时隔五天,10月28日清早,谢老又去白云山看望毛主席。当时他总觉得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一天不见毛主席,心里就不踏实。那又是一个促膝交谈的愉快夜晚。次日,秋高气爽,谢老陪同毛主席游览了白云山。在敌人大兵压境,我党我军最高指挥部频繁转战的岁月中,他们度过了少有的轻松愉快的时刻。他们边游览边交谈,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民俗,军机政治,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

  毛主席对谢老说:“自作战以来,身体比前好。每天能有目的地走上十里,而不是散步,这最好。用脑过度则疲倦,倦到洗澡都不能支持。写文件将要完成,如感到倦,又强行写完,就会倦到手发冷,须躺下数小时才能恢复。”

  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地工作,却没有任何索取,他只对谢老这样的知己和兄长才泄露点点疲累。毛主席对谢老是无话不谈的,并且只对谢老有所求。他曾对谢老说:“你是真秀才,不抽烟,不喝酒。把分给你的烟,都给我留着啊!”于是以后的许多年中,谢老总是将他得到的或者分给他待客的烟,细心地收留起来,每过些日子就给毛主席送去,边区参议会的工作人员王炳章种了一点烟叶送给谢老,谢老便像个道地抽烟人一样,熟练地捻碎烟叶,用碎纸条将烟叶卷起来,舔湿纸边再用手抚平,卷成一支支“大炮”,给毛主席送去。

  在那个时期,毛主席和谢老每个星期总要互访一次,如若不见,也一定会捎个字条致以问候。谢老古诗文的功底好,毛主席在难得的闲暇时,总爱和谢老研究古体诗,作为消遣。这个情趣,他们一直延续到进城以后。

  

  儿女情

  1949年10月,晚秋的北京,凉爽宁静而清新,来自中南海的一张请条,带给我们一股暖人心肺的浓浓情意。请条上写着:“岸英要结婚了,为了节约,只请你们夫妇俩作客吧!”这张毛主席的亲笔字条如同我们在延安时常见的那样,毛笔字写得道劲洒脱,不拘一格,落款“毛泽东”三个字如龙飞凤舞一般,令我暗自感叹。

  谢老和我如约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国家的伟大领袖,为其长子举办的婚礼宴席竟是那样的简朴。这时的毛主席完全是一位平凡的家长,慈爱的父亲。毛主席与往常一样,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脚穿尖口黑布鞋。新郎官岸英和新娘子思齐,则只是穿着整齐干净的布衣服,没有更多的装饰打扮。毛主席关照岸英和新媳妇招呼我和谢老,为我俩泡茶。

  毛主席为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几个亲友,有毛主席的弟媳钱希均,还有陈瑾昆,梁淑华夫妇等。而后,毛主席引领大家入席。一张圆桌,碗筷、饭菜已经摆好——只不过比平时多了几道家常菜,没有鸡鸭鱼肉,没有满座佳宾。席间,毛主席神采奕奕,谈笑风声,一次又一次动手为我们几个客人拨菜,毛主席把一块腊肉夹到谢老碗里说:“尝尝,比你在延安送给我的腊肉怎么样?”

  饭后,毛主席嘱岸英夫妇领我们去看新房。新房是在朝内大街中联部李克农办公室院内的一间旧平房,布置得极简单:一张木床,两床花布被子,唯一的一件奢侈品就是一个苏联朋友送的一件小小的装饰品。时隔几十年,至今回想起我所参加过的这次身份地位最高的友人之子的婚礼,我的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使我更为钦佩和感动的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刚起,毛主席就毅然送岸英赴朝参战。新婚才一年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独自承担了生离死别的失子之痛,却以慈父般深沉的爱心分担儿媳的痛苦,他将思齐认做女儿,并送她到苏联去学习。

  那期间,毛主席给思齐写信,总是亲切地称她“亲爱的思齐儿”。1961年,毛主席以父亲的名义写信给刘思齐,劝她“下决心结婚。”在岸英牺牲十一年后,思齐在1962年2月,同杨茂之结婚,毛主席这次是嫁“女儿”,我又一次参加了思齐的婚礼。思齐婚后和丈夫一起去看望毛主席,后来有了小孩儿,又带着孩子一起回“娘家”,毛主席仍一直如疼爱女儿一样关心思齐。

  

  最后的信

  1968年,84岁高龄的谢老已经病痛缠身几年了。因偏瘫右手不能拿笔,他还坚持用左手给毛主席写信,祝毛主席七十五岁生日:

  “主席,我好久没做诗了,今遇您的生日,诌了几句不成诗的诗,送给您看看,祝您万寿无疆!

  正是从心所欲年,名传环宇德齐天,

  一池春水无心皱,万古云宵着意旋,

  算定帝修反必败,眼看亚非拉争先,

  人民万岁欢呼遍,雨露阳光在眼前。

  1968年12月24日”。

  这是谢老一生中最后写给毛主席的诗和信,后来由于谢老的健康每况愈下,连一直坚持写了七十年的日记也不得不中断了,写给毛主席的这封信,成了谢老笔耕硕丰的文字中最后的篇章。现在毛主席和谢老早已辞世,但谢老奉诗的意境却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

  回忆往事,感情所系,使我浮想联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毛主席的高尚情操,令我无限敬仰,毛主席的音容笑貌,一次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激励我在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尽我的能力,为祖国、为人民多做好事、实事,为教育下一代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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