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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华:也谈鲁迅被专制利用问题

曹振华 · 2019-08-05 · 来源:鲁迅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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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于自己生前身后被毛泽东们这样“利用”为什么不公开表示反感呢?这是因为他确信这不但不是被专制利用,而且恰恰是为反对当时的专制而利用的缘故。毛泽东甘当鲁迅的学生,并非沾沾于用,应当是鲁迅精神人格的伟大力量,征服了这位盖世英雄。由敬而颂,因颂生用。

  所谓鲁迅被利用的问题,鲁迅生前就有不少说法,实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最近谢泳先生读林贤治先生《人间鲁迅》一书之后,产生的“很多困惑”,以及林先生对此的答复,其实无非还是鲁迅被利用问题,只不过这次成了被“专制”利用罢了①。

  谢先生认为林先生把鲁迅写成“最彻底的反专制反极权的勇敢战士”,是“在为人们重新认识鲁迅提供新的视角”。他的困惑是:“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谢先生认为,他本人那些拨不开的“迷障”,是鲁迅研究中没法回避的问题,而林先生的书中却没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这就引出林先生的一番解释。然而依我看来,林先生的解释也未必会令谢先生满意。因为从谢先生的文章看,“鲁迅被专制利用”,原因应在鲁迅自身,也就是说,林先生“为人们重新认识鲁迅提供”的这“新视角”有问题。谢文已说了,林先生“不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也不取客观的态度,而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谢氏提出这一问题,潜在的逻辑是:鲁迅总是被专制利用,既然是反专制,就不可能被专制利用;既已被专制利用,就必然与专制有相通之处。意即:林先生关于鲁迅反专制的结论是靠不住的。然而,林先生的解释,认可了鲁迅被专制利用,却把原因推给了毛泽东。

  我认为,谢先生的困惑,原因既不在鲁迅,也不在林先生的书,更不在泽东,而在谢先生的问题本身。

  谢先生所谓“鲁迅总是被专制利用”是指什么而言呢?也就是林先生在答复时反问的,“鲁迅是在何种情况下被利用?利用了他什么?”通读谢文,没有对此进一步的明确解释。我不同意林先生答文中的自问自答,把民众自发的冒着危险的悼念鲁迅也当作利用,把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有关鲁迅的评论也看作利用。如果这就算利用,那么还要不要纪念和研究鲁迅?我们拿鲁迅写文章算不算“既以自炫,又以卖钱”?当然,林先生在此所谓“利用”,并不是指被专制利用。既然谢先生困惑的只是鲁迅被专制利用,我看就不必为他解释许多,只回答他的问题便可以。

  谢先生要求拨开的迷障,无非是以下几个问题,试答复如下:

  1.“他(鲁迅)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被新时代否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

  且不论“差不多”“唯一”是否真的唯一,即使不被否定,也不就等于被利用,被否定也未必就不被利用。至于鲁迅为什么没被否定,是因毛泽东在旧时代就已肯定了鲁迅,别人就只能随声附和。“新时代”并非没人想否定鲁迅,相反,想否定的大有人在,但不敢。从学理讲,对历史人物如何评价,首先取决于被评价者的价值,鲁迅的业绩决定了他不可能被否定。当然,这是从真理最终会战胜强权这层意义上讲的。但是,人世间的褒贬,或说肯定和否定,有时并不以真理为标准,而是根据需要乱来。鲁迅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一方面被民间誉为“民族魂”,一方面还被政府“通缉”,就是这个原因。“新时代”也不乏指鹿为马的人,但讨厌鲁迅的人们也不能否定他而只能肯定他,实在是因没有胆量对毛泽东的话说“不”。鉴于同样原因,朱自清和闻一多大概也没人再敢否定。但是,毛泽东没有遍评知识分子的义务,被他肯定的毕竟是有限,肯定并不必定等于利用,否定有时也是利用。

  2.“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做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

  因为“新时代”非“旧时代”,此政府非彼政府也。

  3.“文革中鲁迅语录也很盛行,政治势力是在利用鲁迅,但人们反过来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利用鲁迅?”

  首先要“想一想”,利用鲁迅的政治势力是哪种,掌权的还是夺权的?事实上是夺权的。既要夺权,就证明还没有权,专制是和极权联系在一起的,造反者尽管也有专制作风,但造反本身不是专制。等到坐稳了夺到的虎皮交椅,才可以专制。但“文革”中利用鲁迅的政治势力始终未能真正独掌大权,我们也不好猜测他们独掌大权之后是否仍然利用鲁迅去实行专制。

  其次,还要弄清,在利用鲁迅时真正被利用的并不是鲁迅,而是毛泽东和红卫兵。“文革”中鲁迅语录的威力并不来自鲁迅,而是来自毛泽东的推崇,夺权的政治势力对鲁迅的利用仅仅是现象,实质被利用的是毛泽东的神威和红卫兵的无知。也即是说,之所以能够这样利用,除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所谓的“读着鲁迅长大的人”对鲁迅一无所知。

  最后要弄清的是,“文革”中利用鲁迅的政治势力不应包括毛泽东。关于这点,我与林先生观点不同,因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自己的独创,是他在对“新时代”的现实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这理论的正确与错误都与鲁迅无干,毛泽东既没盗用鲁迅的名义,他的理论也不是鲁迅的思想,他是自作自当。至于鲁迅语录的那点“现实作用”,正是沾了他毛泽东的光,没有他的推崇,谁会认为鲁迅可利用?毛泽东不至于看不清这一层。他那时是“一句顶一万句”,实在用不着拉鲁迅为自己帮腔。再退一步讲,就算毛泽东从50年代强调阶级斗争是对鲁迅注重战斗的思想的利用,也不能认为是鲁迅与专制相通,被专制利用。承认斗争的合理性,就不合专制的口味。专制要的是顺民、奴隶,顺民、奴隶的义务是服从,不是斗争。专制最害怕的理论是斗争理论,专制统治最大的特点正是压制斗争。因而,不管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还是鲁迅的弱者抗争,可以说与专制都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肯定人有斗争的权利是不是错误的?从哲学上看并不错,不只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世界观也是这样,斗争的存在是天经地义,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相生相克是万物运动的天然法则,相克就是斗争。

  4.“在鲁迅的时代,人们总认为鲁迅是拆台的,而胡适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

  这个问题很含糊。第一,鲁迅并非一贯拆台,胡适也非一贯补台。“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和胡适是“同一战阵中的伙伴”,都是拆台的。1927年鲁迅到广州,是前去补台而非拆台,只是在国民党清党杀人这“血的游戏”开始以后,鲁迅才不再补台而变为拆台。胡适却正是在国民党屠杀同盟者巩固了一党的独裁统治之后才来补台的。对这一点,曹聚仁(国共两党都没否定的人物)曾评说过:“鲁迅和胡适的分野正在于此,胡适先生爱以他的学问地位‘待价而沽’,鲁迅先生则爱受穷困的磨折,并不曾改变他的节操过,至死还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②。”我赞成曹先生的评论。

  第二,拆谁的台,补谁的台?所谓拆台与补台不可笼统机械地理解。辩证地看,拆台就是补台,补台也是拆台。如果拆专制的台,必然就是补民主的台;而补专制的台,就等于拆民主的台。拆压迫者的台,就是补被压迫者的台;补压迫者的台,就是拆被压迫者的台。鲁迅在国民党统治时是拆国民党的台的,胡适却相反。“新时代”是拆了国民党的台才有的,胡适的不被欢迎就是当然的,鲁迅受欢迎也是容易理解的。但受欢迎未必等于被专制利用吧?而不受欢迎的胡适,也没有逃脱被利用的命运,五十年代批判胡适,谁能肯定地说,用意只在批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本人呢?

  5.“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呢?”

  首先,“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们”,真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吗?毛泽东70年代曾说,“我们党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③”。从这对“我们党”的批评看,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并不像他本人似的提倡读鲁迅。孩子们从语文课本里读过十几篇鲁迅作品,不能算“读着鲁迅长大”。即使真有读着鲁迅长大的人,是否读懂也是问题。鲁迅反对用自己的作品教孩子,他认为30岁以上的人才可看懂他的文章④。这也就可以肯定,读着鲁迅长大,未必懂得鲁迅;要想懂得鲁迅,应该长大了再读。以我的经验,既便长大了再读,也且不可自以为一读便懂。至于“文革”中那些违反人道的事为什么发生,读读《阿Q正传》,再仔细想想,看看能否明白一点?是不是来自鲁迅早就批判的国民性的劣根性?

  6.“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的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这个问题太天真了。能指望一种好书有那么大的威力,只要人读了它就必定变好吗?基督徒们的自相残杀,都可以酿成世界大战,上帝也无可奈何,不该是《圣经》教唆的吧?人要不学好,要堕落,只有下地狱,连神佛都没办法,何况鲁迅一个凡人呢?

  以上就是谢先生的所有迷障,也是他所谓的鲁迅研究界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仅是这几个问题,不足以证明鲁迅被专制利用。谢先生的观点要想站住脚,还得有更充分的论证。套用“讲道理明白如话”的胡适一句话,就是“拿证据来”。缺少“小心求证”,假设再大胆,也不过只是一个“大胆的假设”。

  下面再谈一点与林先生不同的意见。《人间鲁迅》我拜读过,很爱读,或许也是对鲁迅的“偏爱”?但我感觉书中的鲁迅是林先生心中的鲁迅。林先生是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不是如谢先生认为的“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我赞成这种立场,但并不以林先生的是非为是非。譬如,所谓毛泽东对鲁迅的“功利主义”,我想鲁迅本人未必如林先生那样深恶痛绝,这点正是我要请教于林先生的。

  鲁迅自愿加盟“左联”,甘当人梯,还恐怕上海那帮革命文学家不能踏着自己往上爬⑤,这与毛泽东无关。但鲁迅在离开人世之前,拒绝加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统一战线,无条件地加入陕北共产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是与毛泽东本人有密切关系的。抗战前夕,鲁迅为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惜与“左联”的共产党领导周扬等人闹翻。冯雪峰作为陕北共产党中央的代表,把鲁迅作为重要统战对象,鲁迅公开表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⑥。周扬执行的是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冯雪峰带来的是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跟鲁迅一样,也是顶着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鲁迅的观点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他甘愿被“利用”。林先生还断言,鲁迅未曾预料到自己身后被“有力者”利用,我看也该存疑。鲁迅在离开人世之前就预知,活着的人们甚至会“利用”他的丧事,冯雪峰就曾直言不讳,要求鲁迅修改遗嘱,“假如革命的政权来办理丧事”,希望鲁迅不要拒绝。鲁迅满足了这要求,特在遗嘱中“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条后,加上“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一句。至于林先生提到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论及文人死后被利用,只料到“无聊之徒”的利用而没说到“有力者”,不足以成为没料到自己身后事的依据。此文是纪念素园,不是预言自己,鲁迅知道自己的价值,不至于以为自己的利用价值仅等同于韦素园。先觉者生前遭迫害,死后被利用,他在20年代就曾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⑦。”还说“五四”时期孔夫子是被“圣人之徒”带累得更陷入了悲境,“打倒孔家店”是因“厌恶和尚,恨及袈裟⑧。”意即孔子被褒被贬都是被利用的。

  那么,鲁迅对于自己生前身后被毛泽东们这样“利用”为什么不公开表示反感呢?这是因为他确信这不但不是被专制利用,而且恰恰是为反对当时的专制而利用的缘故。

  毛泽东对鲁迅推崇备至,我认为未必纯粹是利用,为什么就不可以是真心崇拜?鲁迅的精神力量是伟大的,他不仅能赢得文化人的爱戴,而且毫无疑问地也能够赢得政治家的爱戴。如果仅限于几个文化人真心赞叹鲁迅的道德文章,鲁迅就成了书房里的点缀,不是民族魂了。毛泽东对鲁迅的崇拜,没有丝毫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对中国圣人孔夫子,毛泽东认为“孔学名高实秕糠”⑨;中国最有作为的帝王,他认为比不上今朝的风流人物。唯独对鲁迅,毛泽东30年代在山沟里就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⑩。到了一片“万岁”声的晚年还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11)毛泽东最爱读的现代人的书就是鲁迅的书,一部《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北京,阅读数遍,他对鲁迅熟悉的程度,并不亚于鲁迅研究专家。晚年患眼疾,还要专门把《鲁迅全集》排大字本,直阅读到逝世前夕(12)。不好把这全看成利用,不是真爱。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有助于成就他的事业,对宣传研究鲁迅.贡献也是巨大的。我读的所有鲁迅的著作和研究鲁迅的著作,都是1949年后再版和新出的,假若共产党也像国民党一样删改和查封鲁迅著作,当代中国就很少有年轻人知道鲁迅其人,更不必说研究学习鲁迅了。说到鲁迅思想有的被“忽略了、否定了”,有的“不合时宜了”。这笔帐恐怕不可全部记到毛泽东身上,至少文化人也应该分任其咎的。毛泽东的鲁迅论,主要内容是宣传鲁迅如何地伟大,号召学习鲁迅精神。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不赞成他的若干说法,但既然我们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者嗤之以鼻,那么,对毛泽东某些不合自己心意的鲁迅论也不必求全责备。

  我相信,毛泽东甘当鲁迅的学生,并非沾沾于用,应当是鲁迅精神人格的伟大力量,征服了这位盖世英雄。由敬而颂,因颂生用。

  

  注  释:

  ①见谢泳《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林贤治《鲁迅如何被利用》。二文均发表于《岭南文化时报》,《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转载。

  ②曹聚仁《论多疑》,转引自颜汀编《大先生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

  ③⑨(11)(12)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

  ④见鲁迅致颜黎民的信,《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见鲁迅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

  ⑦《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⑧《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⑩毛泽东《论鲁迅》,见《毛泽东文集》第一集。

 

  作者简介

  曹振华,现供职于山东社科院《东岳论丛》编辑部,研究员职称。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山东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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