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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和毛泽东并列的农民运动领袖,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江静 祝彦 · 2019-08-13 ·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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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惧任何恶势力,少年时即被海丰劣绅视为眼中钉,被日本警察记上黑名单,却被进步青年视为领袖、模范

  彭湃于1896年10月22 日出生于海丰县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他自儿时就对被压迫阶级有着极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1913年,彭湃进入海丰中学就读。中学时期,彭湃接受了很多先进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种坚持正义、不屈于恶势力的品格。1916年,刚刚二十岁的彭湃就与地主劣绅展开了一次直接的交锋——毁掉林干材的塑像。当时,劣绅陈月波等为了勾结献媚当地驻军统领林干材,提出给林造像筑碑,且准备安放在“表忠祠”内,与文天祥配祀。当时海丰群众敢怒不敢言,彭湃听说后,义愤填膺,发动一班同学,举行罢课示威,后决定将林干材的石像毁掉。在竖像前一夜,彭湃和同学陈复等人拿着铁锤,到表忠祠狠狠地把雕像的鼻子敲掉了。陈月波等人看到这个没有鼻子的怪像,直恨得咬牙切齿,只好把雕像偷偷运往碣石,丢进大海。这场斗争,是彭湃组织青年学生对封建势力的挑战,海丰青年均引其为榜样。由此,彭湃也成了海丰地方豪绅的眼中钉。彭母为此忧心忡忡,劝他收敛,别再惹事,彭湃却理直气壮地对母亲说:“此事反对豪劣,言正义顺,生死何足关系?”

  1917年初,彭湃东渡日本留学。在这里,他的爱国救民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参加反日救国的活动也越来越积极。1918年5月16日,中方正式在卖国丧权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上签了字。留日学生获讯后,无不义愤填膺。平时并不喜欢照相的彭湃,特别邀集留日同学黄霖生、陆精治合影一张,名曰“国丧纪念照”,并在照片上题词:“民国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摄此‘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彭湃痛恨帝国主义侵略者,更痛恨那些奴颜媚目的卖国贼。1919年4月中旬,在获悉中国驻日公使、卖国贼章宗祥将要回国述职后,彭湃组织发动部分留日学生前往东京火车站拦截。当章宗祥从地下楼梯上来乘车时,站立在旁的彭湃兀地挥起一拳,直向章宗祥背上打去。留学生们也一拥而上,举起拳头,愤怒高呼“打倒卖国贼!”并把写着“打倒卖国贼”的小旗,掷到章宗祥坐的车厢里去。章宗祥被这突然局面吓得面如死灰,匆忙逃走。还有一次,1919 年 5 月,彭湃等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国耻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遭到日警镇压。彭湃被打得“头部手足破皮流血”。悲愤之余,彭湃转而寄希望于唤起民众,激励同胞,破指血书“毋忘国耻”四字,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当血书寄至时,整个学校沸腾起来,学生们纷纷举行罢课、示威游行,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此时的彭湃,“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表’上,遂有了彭湃的姓名”。

  1921 年,彭湃自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回国后不久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针对海丰当时的教育状况,彭湃决定“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他在海丰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以此来教育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随后,在一些进步青年推举下,1921 年 10 月 1 日,彭湃就任海丰县劝学所长(后称为教育局长)。彭湃还在自己的住室,贴下了“漫天撒下自由种,宁看将来爆发时”的对联,决心在海丰掀起一场教育革命。

  他对农民至诚热爱,甘愿烧毁田契去唤醒农民,他也同样赢得了农民的无限信赖

  1922年5月,时任教育局长的彭湃组织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遭海丰豪绅地主反对和诬告,彭湃被撤去教育局长职务,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地下台了,“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的尝试遭到失败。从此,彭湃把注意力转到了工农方面来。他决心彻底背叛自己的出身阶级,投身农民运动中。为表达自己誓与旧世界决裂,彭湃在《赤心周刊》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我》的诗篇:“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从此,彭湃抱定一种“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态度,到苦难深重的农民中去了。

  彭湃初去农村时,穿着白色的学生洋服、戴着白通帽。农民不买他的账,对他态度冷淡。家人听说他要做农民运动,对他像仇人一样,回家没人理。他的亲戚对彭母说:彭湃是富家子弟,留学回来,怎么天天到乡下替农民干活,是吃饱了撑的吗?但这些阻力都未能动摇彭湃到农民中去的决心。他热爱农民,决心克服困难,继续到农村去奋斗!他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想办法,一直想到天亮,终于想到了农民不愿和他接近的原因:一是他对农民说的话太文雅了,好多农民都听不懂;二是自己的面貌、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一见他就怀疑是他们的敌人,不想和他接近。找到了原因,彭湃决心对自己来一番改造。于是,他穿上粗布衣服,戴上尖顶竹笠,打着赤脚,每天早上到路口大树下等待过路的农民,或到纵横的田埂上,跟着农民到田里铲草锄地,做农活、拉家常。有时还携带着留声机,放歌给农友听,不管狂风烈日,始终不间断。下田插秧时手脚弄破了,还坚持干,学犁耙田,牛拖着他跑,仍坚持学。与家庭决裂后,彭湃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就像一首山歌所形容的:“手捧米糊粥,风吹两条沟,清如山溪水,豪情在里头。”渐渐地,农民开始认识他、接纳他,把他也当作是农民中的一分子。

  仅仅是融入农民还不够,彭湃要唤醒农民起来反抗剥削者。但是经受了几千年封建剥削的农民,不是几句话就能把他们唤醒的。彭湃决心让革命首先从自己家里开始。他召集自己的佃户,把田契交给他们,叮嘱他们不要给他送租谷,且让他们把这些话去告诉其他农民。可那些佃户都不信他的话。为此,彭湃检讨了自己这种恩赐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他决心采取更彻底的方式。1922 年 6 月的一天,在海丰龙舌埔戏将开演的前一刻,彭湃拿着一大堆田契走上台来,讲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话,他说:彭家的田不是彭家的,更不是彭湃的,这些田是农民兄弟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他指出,这种剥削农民的不合理制度,必须彻底废除。说罢,彭湃一张张地宣布田契的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场烧毁,并庄严宣布:从今日起,他分家所得的那份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台下的农民沸腾了,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彭湃以自己的行动启发了农民,使农民心中燃起了革命的烈火。

  也正因为这样,彭湃赢得了农民的无限热爱和信赖,他成为海陆丰数十万农民一致崇拜的人物,成了农民心中救苦救难的“菩萨”。正如瞿秋白所说:“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他采取农会的组织形式,在农村掀起了一场社会革命,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

  彭湃自1922年6月开始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他采取农会的组织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向剥削阶级抗争。7月29日,彭湃邀集志同道合的进步农民张妈安等五人,正式成立“六人农会”,这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第一步。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成立,会员有500余人。随着形势的发展,海丰总农会于1923年元旦正式成立。到5月间,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任会长,海丰、陆丰等地设分会。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为执行委员长。在彭湃的领导下,农会当时实质上形成了“农村政权的雏形”。经过努力,1927 年11月,彭湃领导海陆丰人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中,彭湃积累了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写成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指导农民运动最好的教科书之一”,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和“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在彭湃的组织下,农会领导农民向压迫阶级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斗争。还在赤山约农会成立前后,彭湃就领导农民进行了一些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如,领导农会对地主开展了“同盟非耕”,以反抗地主对农民任意实行“加租”“易佃”;领导农会打击城市恶霸土豪的敲诈勒索,取消了无理的“粪船捐”“码头捐”等等。除此之外,彭湃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最高目标是夺取政权,农民运动不能仅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海丰总农会成立后不久,彭湃就主张:“海丰农会所采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在领导农民进行斗争的同时,彭湃也深刻认识到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他以农会名义为农民群众办社会公益事业,为农民谋福利,在农村掀起了一场革除陋习的社会革命。首先在教育上,当时海丰全县的教育经费80% 抽取自农民,而全县农民能自己写自己名字的还不到20%。所以,农会成立农民学校,主张办“农民教育”。农会替请教师,指定校舍,规定学生读书不用钱。学校经费由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力、人工则由入学学生的父兄合理负担。所收粮食,除还地主田租外,其余的作为学校经费和先生的薪金。这方法实行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十余所农民学校,夜校也有数间,由农会教育部指挥和监督。在卫生工作上,海丰总农会办起了农民医药房,由热心农民运动的西医吕楚雄主持。凡农会会员看病,无论门诊外诊,凭会员证不收诊费,药费仅收一半,其余半价由农会或其它捐助补充。吕楚雄的妻子担任产科接生员,会员生小孩免收接生费,药费也只收一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受到看病不要钱的待遇。

  他被称作“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家”,对陈炯明巧妙利用,争取多方力量支持,驾驭了复杂的斗争形势

  彭湃不仅是位坚定的农民运动领导者,而且是位“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家”。他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一方面利用敌人,另一方面又积极拉拢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同时又广泛发动群众与反动势力进行了有理有节有据的斗争,成功驾驭了复杂的斗争形势。

  1920年后,军阀陈炯明逐渐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东江海陆丰是他的老巢。彭湃与陈炯明的交锋早在1921 年即已开始。1921 年 8 月,海丰原劝学所长被迫辞职。一些进步青年要求推举彭湃为新任劝学所长。陈炯明见彭湃“是海丰人,且是留学生”,年青有为,是个人才,想拉来为己所用,于是指示县长翁桂清聘请彭湃为劝学所长。彭湃从事农民运动后,1923年,海丰总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遭地主反动阶级镇压,农会被封闭,许多农会干部被捕。彭湃深知陈炯明虽不赞成农会,但他想利用农会,以巩固其在东江的地盘。所以,为营救狱中农友,彭湃亲赴老隆(龙川县的一个镇,当时陈炯明将司令部设在这里),以争取陈炯明的干预。陈炯明推托不过,不得不答应电令王作新释放狱中农友。同时,针对陈炯明希望拉拢自己、使农会为其所用的想法,彭湃注意将各地农会建立、发展情况随时电告陈炯明,表面上似是尊重他,实则是对其示威和警告。果然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陈炯明的重视,不得不惊叹彭湃的号召力。虽其对农会壮大十分不满,但又不敢轻视和怠慢彭湃的个人权威和群众力量,不敢公开反对农会。另一方面,陈炯明也多次拍电报给彭湃,表示对彭湃的“钦佩”,对农会的“支持”,接连电请彭湃去惠州同他一起“共议大事”。彭湃将计就计,将陈炯明“支持”农会、邀请他去惠州的电文在报刊上一一公开发表,致使反动的官僚和地主豪绅们见陈炯明尚且如此,因而对彭湃和农会也一反常态,不敢怠慢。

  1924 年初,陈炯明电告彭湃将回海丰,彭湃决定利用其回乡之机,争取陈公开承认海丰农会的合法地位。他组织各乡农民到离城十多里的新寮桥去“欢迎”陈炯明。农会组织会员燃炮、敲锣鼓、高唱歌曲以吸引群众,引得五六百人赶来看热闹。此时,农会趁机发给每人一支小旗,组成欢迎队伍列于道旁。陈炯明极爱面子,见来“欢迎”的人如此之多,心里特别高兴,频频脱帽向农民点头示意。农会会员适时提出恢复海丰农会的要求,陈炯明居然满口应允说:“工商学都有会,农民哪可无会!”

  彭湃重视群众的力量,常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活动。从其青年在海丰中学读书时反对为反动分子林干材立像开始,他就号召同学一起罢课游行示威。1921 年,他当教育局长时,警察局无理逮捕了青年学生余志荣,彭湃得知后,毫不思索地对学生余汉存说:“你马上号召同学,越多越好,一齐冲进衙里去请愿”,迫使反动当局释放了学生。及至后来组织农民运动后,他更加对群众团结的力量笃信不疑。1923年 3月间,海丰的地主豪绅组织“粮食维持会”,逮捕农友,企图消灭农会,在与其对抗中,彭湃发动六千农友冒雨游行,并包围县公署,逼得法庭不得不释放被捕会员,地主豪绅多时不敢公然向农会进攻。这在一定方面表现了彭湃动员群众、争取多方力量支持的布尔什维克策略。

  他是位出色的群众工作者和天才的演说家,头脑像火炉般充满热情,语言极富煽动力和凝聚力

  彭湃是位出色的群众工作者。当时的海丰农民,受地主压迫几千年,大部分没受过多少教育,往往对所受的压迫理解为是命中注定的,不懂得要通过革命去获得解放的道理。彭湃就把这些高深的革命道理翻译成通俗的土话,唤醒和教育农民,以至于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像从农民心坎中透出的呼吸一般,成为农民生命的一部分。如他对马克思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讲解。他跟农民说:“全世界约十五万万人,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财人——资本家、地主,一种是穷苦人——工人、农民。这两种究竟哪一种多?……无钱的十居九人,有钱的只有一人。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欺负九个无钱的人,但是无钱的人,不愿受他的欺负,起来反抗他,这就叫作阶级斗争。不仅用语言,彭湃还常用图画、诗歌、魔术、戏剧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换以革命的内容,教育不识字的农民。他把革命道理和农民的疾苦,用海丰的方言编成歌谣教儿童们唱。如《田仔骂田公》:“冬呀!冬!冬!冬!田仔骂田公!田仔耕田耕到死;田公在厝食白米!做个(的)颠倒饿;懒个(的)颠倒好!是你不知想!不是命不好!农夫呀!醒来!农夫呀!勿戆……!”再如《农民兄弟真凄凉》:“山歌一唱闹嚷嚷,农民兄弟真凄凉!早晨食碗番薯粥,夜晚食碗番薯汤。半饥半饱饿断肠,住间厝仔无有梁。搭起两间草寮屋,七穿八漏透月光。”这些歌谣深刻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在海丰流传甚广,乡村的小孩一般都会唱。这样生动活泼的宣传使农民一下子就听懂了革命道理。彭湃喜欢画画,他曾为《赤心周刊》画了一幅封面图案:一位满腔怒火、衣衫破烂的工人,用尽全身的力量挣断了捆绑住手脚和颈项的锁链,巍然屹立在地球之上。画面上端,书写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标语,画面下端,挣断了的锁链一节节撒落下来。这幅画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砸烂旧世界的锁链,这是彭湃用画笔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彩范例。

  彭湃还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头脑永远像一个火炉”。确是这样,他对工农像火一样充满热情,温暖着贫苦人民的心,照亮着他们前进的道路。为了激发农友的斗志和信心,他在讲演中勾勒出未来一幅美好的图画,使人们无限向往。他说:“从此以后,我们若能把一切的反革命派杀得清清楚楚,把一切田契租簿烧掉,明年便可分配土地,后年便可从外国买大机器来耕,大后年便可于各乡村建设电灯,自来水,娱乐场,学校,图书馆!不过这种目的,能够达到达不到,全看我们工农兵团结的力量怎样了!”不仅如此,他还善于用比喻的方法,把深奥的道理生动地诠释出来。彭湃有次给学生上《蝗虫与稻》一课,讲到蝗虫对水稻的危害时,他比喻说:“蝗虫好比地主,水稻好比工农,水稻不能得到茂盛的生长,是遭蝗虫所害;工农生活如此困苦,则是遭地主剥削所致。农夫要使水稻生长茂盛,必须消灭蝗虫;工农群众要过幸福的生活,必须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消灭剥削制度。彭湃高超的讲演水平,赢得了极好的效果,不但觉悟、发动了农民,甚至连一些反动分子也深为感染。有一次,彭湃在香港西营盘一个广场发表演说。他向群众讲解组织农会的重要性及农会被解散的经过。听众均为报告所感动,他们虽收入低微、生活艰苦,也还纷纷解囊捐款支持农民运动。甚至一个香港政府派来监视的暗差听后,竟对彭湃说:“早不知是彭先生来做演说,故我们来看看。以后彭先生要讲话,我们当为关照。”

  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在这里首先得到实践

  中国内地早期著名导演金山曾说:“要是彭湃不过早死亡,他一定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群众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除了毛泽东以外,我没有遇见过别的人具有像他一样罕有的领导能力。”

  确是这样,作为党的早期领袖,彭湃较早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大农村实行土地革命,采取工农联合、武装夺取政权,并积极把这一主张付诸于实践,在东江海陆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中共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较好借鉴。1927 年 11 月,海陆丰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11月13日,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1 1 月18 日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红宫开幕,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刻开展了一系列巩固新生政权的工作。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这是新政权成立后的中心任务。苏维埃政府通过了“没收土地案”,提出了四条分配土地的标准,颁布了“关于没收土地”的命令,收缴地主的田契、租簿,并集中加以焚烧。据统计,截至 1928 年 1 月 14 日,海丰全县焚烧田契约四十七万张,租薄约五万八千多本。各区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土地科,指导农民分配土地。截至1928 年2 月底,据海丰、陆丰两县县委报告,海丰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完毕,陆丰没收、分配的土地也占全县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不仅如此,在海陆丰这面旗帜的带领下,东江许多县都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此,党中央对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终于在苏维埃政府和彭湃的领导下实现了。

  法庭作讲坛,监狱作战场,英雄笑对死亡

  彭湃坚信革命必胜,坚信能够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他曾跟将士们畅想,等将来南京、北平解放,在北平开全国苏维埃大会时候,要迎出几百里、几千里地欢迎他们。可惜他未能等到那一天,为了中国人民能过上幸福生活,彭湃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29 年8 月24 日,彭湃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省军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同遭被捕的还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四位同志。在审讯中,彭湃把国民党的法庭当作了讲坛,慷慨陈述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从未入党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一直谈到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到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湃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他的豪情连审问官也为之动容。在狱中,彭湃积极向狱内群众和兵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义和政策。这些宣传和抗争,使“愁苦惨淡的监狱,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周恩来同志曾撰文写道:“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连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都因感动而觉悟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遇难的同志则说: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狱中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听说彭湃在这里,都争相来看;还有一些认识彭湃的人,都以是他的旧相识为荣。”被关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监狱后,彭湃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给党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他给自己爱人许冰的遗嘱,也是勉其为党努力。他写道:“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信短情深,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国民党对彭湃实施了酷刑,以致他晕死过去达九次之多,弄得手足俱折、身无完肤,但彭湃并没有屈服。被抬回牢房后,难友们看到彭湃被折磨成这样,都非常难过。彭湃反而强忍伤痛,安慰和鼓励难友。1929 年8月30日下午,国民党决定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枪杀彭湃等人。赴刑场前,彭湃走过一个囚徒的身边时,把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来,送给了那位战友。他慷慨激昂地向士兵及狱内群众作了最后的赠言,与战友们齐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狱内的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人员都为之掩面。临刑前,面对着刽子手的枪口,彭湃高呼口号,神态自若。他的坚贞气节震撼了众人,甚至国民党的士兵都拒绝向他开枪,于是一个军官亲自操起枪对着彭湃开了火。彭湃牺牲后,“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牺牲时,彭湃年仅三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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