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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毛泽东是怎样指导“五反”运动的

胡新民 · 2019-08-19 ·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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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上海‘三反’‘五反’取得积极成效……有7万干部、72万职工和各界群众参加了‘五反’斗争,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权,广大工商业者在这一运动中接受了深刻教育。上海的‘三反’‘五反’经验被及时总结推向全国,在各大城市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2年初,在“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高潮中,经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发现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行为,往往是与不法商人在外部相勾结而来。大量事实表明,有少数资本家不满足于守法经营的正当利润,而以各种手法牟取超额利润。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私营工商业者,向着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配合党政机关(含军队和群众团体)内部的“三反”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

  毛泽东同时指导两条战线上的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方式,对私营工商业者采取扶植政策,促进这些企业的恢复和发展。然而,不少资本家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他们采用在旧中国屡试不爽的手段,腐蚀拉拢政府和军队官员,为非作歹。例如天津的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就将170名干部拉下马,其中团、师、军级干部达25人。

  类似天津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特别是当时工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毛泽东早就对这种情况有所警惕。1950年9月12日,上海市委致电中央,反映各地来沪采购的干部,有些和不法商人狼狈为奸,贪污受贿拿回扣,采购的很多东西都是假冒伪劣、质次价高的商品,“上述情况均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9月14日,毛泽东将上海的电报批转给各中央局及各大军区党委:“中央认为上海市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即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包括大城市)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统筹各单位贸易采购事宜,并与上海工商办事处取得联系,避免各种弊端。对于各区过去派赴上海人员所犯错误,应予检查,给以必要处罚。”

  然而,仅仅采取这样的措施还是很不够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军需品激增,不法资本家认为大捞一把的机会到了。后来揭发出来的问题的确令人触目惊心。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里,有不法厂商制造和贩卖的变质罐头食品、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造成一些指战员致病致残,甚至失去生命。他们拉拢、收买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少数被他们收买的干部从他们那里领取干薪、干股,或者拿回扣、佣金,充当坐探、代理,同他们合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例如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用金钱美女等手段腐蚀国家干部,涉及25个单位,65人。他用失效的药品骗取志愿军的购药巨款。不法资本家伤天害理的犯法行为,不仅激怒了私营工商业中的广大职工,也激怒了诚信守法的资本家,“五毒”(即“五反”所指的违法行为)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的电报中提到:“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12月20日华东局的报告提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这一切都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据当年受中央方面委托“负总责”处理“三反”“五反”工作(即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1951年12月31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薄一波认为:“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

  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指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他在批语中指出:“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于军队的生产性,经商性的行为一直保持警惕。他利用“三反”运动,除了要求军队与生产经营脱钩外,还提出要重点检查军队采购方面的问题。1月10日,毛泽东在批转空军党委关于“三反”的报告时,要求各大军区、志愿军:“组织调查小组到商人中去调查,设立征求意见箱让群众进行检举。”

  毛泽东对华东局的报告特别重视。1952年1月13日,毛泽东在批转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华东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办法很好,北京天津也是这样做的,请各大中小城市都照这样做。”“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

  到1月23日,毛泽东已经着手准备发动“五反”运动。山西省1月20日的关于“三反”的报告说:从已突破的大贪污案来看,多数是由几个贪污分子甚或与奸商共谋的。要发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盗窃、反暴利的斗争,作为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正面战场与“三反”运动密切配合。毛泽东将此件批转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山西省委这个报告极好,务请同志们精读几遍,注意仿行,并在党刊上登载,使广大干部看到。”

  这样,随着中央1月26日指示的发出,毛泽东开始同时指导两条战线上的运动:一个是在党政军民内部开展的“三反”运动;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运动。这两个运动互相配合,结合进行。毛泽东指出:“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为打好这场恶战,毛泽东特别强调在“五反”运动中,一定要依法办事,即按照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办事,掌握好区别违法与不违法的政策界限。私营经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要动手,决不能盲目进行,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县、区、乡三级一般不开展“五反”斗争。

  推进上海带动全国

  据统计,在“五反”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批阅了上海的有关报告18篇,其中10篇还转发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上海是我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城市。从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上海的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也是相当严重的。上海的‘五反’斗争搞得如何,直接关系着这一运动乃至全国经济工作的全局。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注,决定派我到上海去,在华东局的主持下,悉心考察和推进上海的‘五反’工作。”

  上海的经济分量在全国的位置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早在上海解放前夕,他就同准备接管上海的负责人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华东同志如果能够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

  在1950年6月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和讲话中,指出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完成这一任务的基本条件是: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大量节减国家机构所需要经费。

  这次合理调整工商业使私营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在上海体现得特别明显。但有不少的不法资本家却利欲熏心,利用建黑账、设假账、不记账等不法手段,偷税漏税,坑骗国家。据上海税务局统计,从1949年5月到1951年底,仅查出处理的逃税案就有15万件,金额达600亿元以上。1950年收缴过第一期税后又抽查351户私营工商户,发现逃税者竟占99%。此外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和“糖衣炮弹”的情况也很严重。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但另一方面,又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很多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这种情况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2年2月15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

  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运动部署上,决定适当缩短持续的时间,上海暂不发动“五反”,中等城市尚未开展运动的也要视情况进行安排。在经济上,“五反”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

  薄一波于2月25日到达上海当天即传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上海推迟发动“五反”的指示。2月27日,薄一波在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的情况是指挥官未进入阵地,散兵式的各自为战,领导上自顾不暇,运动是在没有领导或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着,工人、店员的每一斗争,报纸上的每一宣传鼓动,都使领导的被动性愈陷愈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毛泽东2月29日复电薄一波同意上海关于把“五反”推迟到3月20日以后发动的部署和各项处理措施,说“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三月二十号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3月3日,薄一波将上海“五反”情况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一次专题报告。3月5日,毛泽东作出批示:“此件发各中央局转各城市市委参考。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作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市委须每日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须几天讨论当地‘五反’工作一次,决不能满足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毛泽东还在薄一波的报告上作了五处批注,主要有:1、将报告中划分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2、不应当提出反暴利的口号;3、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3月13日,毛泽东看到薄一波从上海报来的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情况的报告,发现第二类(即基本守法户)为36.8%,第三类(即半守法半违法户)为44.2%。他认为第三类划的比例大了,要周恩来跟薄一波研究一下,能否由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和薄一波电,告诉他们:上海的“‘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

  由于上海人民群众热情很高,中央在宣布开展“五反”运动之初,就收到举报材料24万件。重开“五反”,要特别注意防止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某种“左”的情绪。薄一波和华东局、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中央其他有关文件精神,对上海的“五反”重新作了研究,又进行了一次分类排队。

  经过重新准备,规模空前的上海全市“五反”动员大会于3月25日举行。广播电台向全市转播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毅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

  陈毅在报告中讲了“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后,强调说:“上海的‘五反’运动,是全国‘五反’运动的成败关键,上海人民应首先担负起打退上海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光荣任务……就上海资本家来说,如果他真是爱国的分子、遵纪守法的分子,如果他虽然是犯了法但确系愿悔过的分子,就应该拥护‘五反’并踊跃参加,这也是可以预料的,这一点我们让上海资产阶级自己选择。”接着,陈毅全面阐述了党的“五反”政策。他指出:在上海163400户工商业(11万户摊贩在外)中,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共占95%以上。“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估计不会超过工商业总户数的5%,其中罪大恶极不办不足以平众愤的当然是极少数,就是罪恶很大如能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积极检举他人而立功者,仍可酌予减轻。所有不守法的资本家,都可以在坦白与抗拒,宽大与严惩之间选择自己的道路。”薄一波对陈毅的动员报告评价道:“他很会讲话,着重讲了要防止过火现象,全面交待了党的政策。这次会一开,上海资本家稳住了。”

  推进上海“五反”运动的每一步,薄一波都及时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毛泽东也很快批示或者批转。3月29日,毛泽东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给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批语写道:“薄一波同志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五反’的策略和部署很好,各城市均应仿行。”“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同日,毛泽东还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在“三反”“五反”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上海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处理逮捕人犯,退赃、追赃和查封没收私人资财等问题上,必须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毛泽东在批语中要求“全国各城市在‘三反’‘五反’中均应照上海的办法规定严格纪律,切实制止混乱现象”。

  上海“五反”第一期于3月31日结束。毛泽东4月4日批转了上海“五反”第一期总结报告,认为“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望一切正在推行‘五反’或者准备进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一体遵行。”第二天,毛泽东又批转了薄一波3月31日关于上海工商户的具体分析和“五反”第二期部署的报告。毛泽东同意薄一波的报告并“请各大中城市注意”。4月8日,毛泽东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期经验的报告,认为该报告“是正确的,发给各地仿行,请各城市在‘五反’中都注意这些新策略”。4月15日,毛泽东在转发上海市委关于争取违法资本家立功赎罪的经验的报告时,要求“各省市区党委仿行”。此前,毛泽东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薄一波回忆:“上海的‘五反’运动,毛主席自始至终直接过问。我每次呈送中央的报告,他都及时批阅。4月中旬,上海的‘五反’运动已近尾声,我离沪去穗。在广州,我就运动处理阶段的几个政策性问题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出四点意见。”“4月24日,中央批准了我在报告中提出的这些意见,并转发各中央局和分局参照执行。”薄一波的四点意见要点是:慎重处理违法资本家的退财补税问题;对上层资本家划为完全守法户的条件应该宽松一些;工人监督生产要慎重推行;妥善解决“三反”和“五反”的联系问题,避免出现“老虎”和资本家乱咬的情况。

  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撰文《毛泽东永远活在上海人民心中》,缅怀毛泽东为上海建立的丰功伟绩。该文在回顾上海“三反”“五反”运动时写道:“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上海‘三反’‘五反’取得积极成效……有7万干部、72万职工和各界群众参加了‘五反’斗争,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权,广大工商业者在这一运动中接受了深刻教育。上海的‘三反’‘五反’经验被及时总结推向全国,在各大城市产生了重大影响。”

  充分发挥工商界名人的作用

  “五反”运动取得成功,是与毛泽东充分发挥工商界名人的作用分不开的。

  黄炎培是我国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会)创始人之一,教育家、职业教育的积极倡导者。1945的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和与毛泽东密切交往的开端。

  虽然黄炎培本人没有经营过工商业,但自从他倡导职业教育之日起,就与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对此十分了解。1949年3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北京郊区的双清别墅谈了一个晚上。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回忆:“毛向黄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寄希望于黄,因为他很清楚,黄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整个谈话,毛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毛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难以推却。”“建国后的黄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成为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之一,分管轻工业。”

  1951年12月28日,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轻工业部开展“三反”的一些具体情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又看了此前黄在轻工业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所作的《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的报告,高兴地回复道:“十二月二十八日惠书敬悉。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讲话稿很好,只须将第一面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即可发表。”黄炎培的这个报告在12月3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五反”运动开展之初,一度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很快发现,并立即着手纠正。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约同时还担任民建会负责人的黄炎培谈话。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民建会的重要作用。他说:私人资本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上,它是有贡献的。只要它不向坏的方向发展。民建会对资本家“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还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他说:从全国看来,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用经济观点,向远的大的方面看,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最后,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答: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同年9月,黄炎培写出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补充,并针对黄讲稿中的某些不妥之处解释道:“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后“不尽地感谢”!此后在善始善终“三反”“五反”运动和巩固“三反”“五反”成果,协助党做好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黄炎培与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民营工商业者都有很深的关系,上海的荣毅仁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已迁往海外,荣毅仁毅然作出留在上海的决定,并逐渐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满腔热忱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任主任委员)。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回忆:“1950年,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父亲。父亲从北京回来是比较兴奋的”。“父亲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伟人,学问之高,令人敬佩崇拜。”

  荣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刘靖基先生的安达、大丰两个纺织厂,资方自评为半守法半违法户,工人代表讨论认为可定为基本守法户,市里批准为守法户。”

  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荣毅仁发表了纪念文章《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路》。文章写道:“五十年代中期,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兴起了一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的我国广大工商业者,既有愿意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又有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倾向和悲观的消极情绪。就在这历史性的关头,毛主席相继于1955年10月29日和12月8日,在与全国工商联领导成员和代表的座谈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他高屋建瓴地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指出了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光明前途,又具体做了政策安排,在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进程。我本人亲聆了这两次讲话,毛主席生动的语言,诙谐的比喻,深邃的哲理,尤其是他在阐述革命道理时所表现出的满腔热情,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两篇讲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典范。”“距毛主席两次讲话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给神州大地带来了巨大变化,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曲折,但动摇不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抚今追昔,重温毛主席的讲话,深感他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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