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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被瞿秋白视作“少不更事”,指导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

孙国林 · 2019-08-23 ·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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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明纳兹(1898-1935)又译作罗米那则,俄国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任梯比利斯党主席。1922年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后任青年国际要职。1926年,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7年7月奉派来华担任国际代表,纠正中共右倾错误,改组中央领导,指导召开“八七”会议,提出“无间断革命”论,力主城乡暴动,导致“左”倾盲动错误。11月回国,受到共产国际批评。1929年后,任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第一书记,因为不同意斯大林的一些政治、经济政策被免职后,从事工程学研究。1930年,被指控反党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1934年“基洛夫事件”后,他担心被怀疑受牵连,于1935年初自杀。

  肩负重任来华

  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派29岁的罗明纳兹作为代表来华,接替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工作。7月23日,罗明纳兹和助手纽曼(德国人)抵达武汉。他们此行肩负的重任是:纠正中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造中共中央领导,帮助制定新的斗争策略。

  到武汉当晚,罗明纳兹就找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指罗易、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并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接着他态度异常严厉地宣称:中共中央犯了异常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犯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是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还说,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共产国际不能依靠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进入中央,担负领导工作,并且要占多数。罗明纳兹谈话的神态,“钦差大臣”派头十足。陆定一说他能说会道,人很聪明,但盛气凌人。

  当时,当务之急是实施中共中央早在7月中旬就决定的南昌暴动问题。当瞿秋白问到应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罗明纳兹显得十分茫然,说要请示莫斯科。至于如何发动群众问题,他也说得云山雾罩,没有定见。最后说要瞿秋白、张国焘酌情处理。

  对此,瞿秋白感到很失望,没想到共产国际会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代表来,只会反机会主义,一涉及到现实问题却没有主意。张国焘不像瞿秋白那样有气度,而是对于罗明纳兹的盛气凌人的数落,当面顶撞。

  事后,瞿秋白找罗明纳兹单独长谈了几次,向他详细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及紧迫问题,如制定中央新路线、召开党的紧急会议(7月中旬中央已定)、发动南昌起义以及应对目前残酷斗争问题。帮助罗明纳兹了解到不少情况。

  1927年7月26日下午4时,由罗明纳兹提议,在汉口一所普通的住宅秘密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局会议,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纽曼等出席。会议讨论了两件大事:南昌暴动和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问题。关于南昌暴动,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可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撤往农村;俄国顾问不参加暴动。经讨论后,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为此,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具体领导南昌起义。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则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同罗明纳兹一起筹备。

  8月4日,罗明纳兹派纽曼等两名苏联人到长沙,召集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要省委同志签字同意打倒陈独秀。易礼容、夏明翰、罗章龙都不同意而拒绝签字,认为陈独秀虽然有错误,但共产共国际也有责任。他们反问纽曼:“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指示中共不要与蒋汪分裂,‘国际’就没有责任吗?”会议不欢而散。后来在八七会议上纽曼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这激怒了毛泽东,他反驳说:“(湖南)临时省委是在血淋淋的前线和敌人斗争,你们是在租界开会,说风凉话。你的意见公道吗?”

  在八七会议上

  中央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指示召开的。主要任务是审查中共旧政策,确立新的方针,清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成员。会议原定1927年7月28日举行,后因在白色恐怖下通知和与会人员行动不便,延至8月7日才在汉口三教街俄国人的住室秘密举行,史称“八七会议”。罗明纳兹及两名助手,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和湘、鄂、沪党的负责人21人,共24人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由于环境险恶,会议从上午开到晚上,中午,在这里吃了会址主人洛卓莫娃为与会人员做的西餐。一天结束全部议程。

  八七会议的主角是罗明纳兹。会议的议程共4项:(一)听取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二)讨论并通过罗明纳兹起草的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三)听取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四)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

  罗明纳兹首先在会上作报告。他在说明这次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对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进行详细解说。告党员书很长,分9个部分,约两万言。罗明纳兹在会上着重讲了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一)严厉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右倾错误。他认为,中共中央的最大错误是“未将国际的指导传达到群众中去”,从1927年4月至7月,中共都是按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去决定自己的政策。对国民党的退让失掉了党的独立性。党压制了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党内不民主,使机会主义畅行。他强调应加强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生活。罗明纳兹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失误,推得一干二净。

  (二)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提出了中共应采取的策略。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了,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他的这个观点显然是“左”的、不正确的。

  (三)提出了土地革命问题,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共新时期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获得解放。会议按照罗明纳兹的意见,第一次把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

  (四)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提出了要做“左派国民党”的主张。他认为,共产党在目前情况下应退出国民政府,但应留在国民党内,以便反对右派,组织左派队伍。在这一部分,罗明纳兹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出卖革命的罪行。但他仍抱着国民党的旗帜不放。

  (五)提出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他否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中共中央。对此,引起与会的罗亦农、蔡和森的强烈不满和批评。

  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希望中共以后多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罗明纳兹报告时,由瞿秋白作翻译。因为报告较长,几乎占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下午,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的方针任务的报告,以及大会讨论发言、通过告党员书和选举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

  八七会议是一次重要的成功的会议。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因而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罗明纳兹功不可没。

  提出“不断革命”导致“左”倾盲动

  八七会议结束后,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了口子。

  8月9日,中共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罗明纳兹出席会议,选出了罗明纳兹提名的,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组成的中共中央常委会(政治局)。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罗明纳兹参加下,通过了《关于“左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推翻宁汉反动的国民党,彻底摒弃国民党的旗帜,提出苏维埃的口号。

  1927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武汉难以进行活动,就秘密迁往上海,罗明纳兹同往。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罗明纳兹和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均出席。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其他决议。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的情况下,罗明纳兹仍坚持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间断革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革命方针是进行全国总暴动。这就助长了因对国民党反动派仇恨而滋长的革命急性病,使八七会议以来出现的“左”倾情绪,发展成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领导层占了统治地位。

  在这次会议上,罗明纳兹大谈“不断革命”论,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把一些地方零散的农民暴动,夸大为“直接革命的形势”,因而得出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错误结论。他按照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进而又提出党“现实的策略”是组织和领导暴动,这就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对革命造成极大危害。

  此时,不仅对敌人实行烧、杀“左”倾政策,而且,罗明纳兹还提出对党内实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为他的“左”倾盲动主义服务。为此,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一份《政治纪律决议案》,用以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党内同志。给他们扣上“犹豫动摇”“机会主义”和“单纯军事主义”的帽子,错误地处罚了领导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负责人。给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八一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对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给以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的处分;张国焘因曲解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来电之错误,受到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委处分。

  此时,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全部工作,都是围绕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策略”进行的,还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先后布置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实行“总暴动”“总罢工”。

  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论,成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完全接受了罗明纳兹的“左”倾错误理论。这标志着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的形成。但在这种错误推行中,受到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1928年初许多地方就自行停止执行“左”倾政策。2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也批评了这种“左”倾政策。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议停止这种错误。至此,“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尾声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罗明纳兹11月中旬奉调回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十五大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在中国工作仅三个多月,就由米特凯维奇接替他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12月2日至19日,联共(布)十五大召开,刚从中国回国的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依然大讲中国革命形势大好和“无间断”革命论,受到米夫的批评。也许正是米夫这次有理论、有分析的发言,后来他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副部长,主管中国党的工作。再后,1930年,米夫率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指导革命。

  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虽然在联共(布)会议上受到批评,但在共产国际内却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他明确表示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由于他的固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罗明纳兹把自己的观点加以整理,写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文发表,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布哈林也加入这场争论,与米夫一起著文批评罗明纳兹的观点。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召开,中国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问题之一。最后,这场争论以向忠发、李震瀛和布哈林起草的、斯大林同意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被大会通过,明确反对盲动主义,才画上一个大大的休止符。此后罗明纳兹再没有担任共产国际的任何职务。

  关于罗明纳兹,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中国共产党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这位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所言,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纠了右倾又倒向“左”倾,这是罗明纳兹的悲剧,也是中共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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