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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不能忘却的视觉文化史——1950-70 年代的北京市美术公司与国家任务

杨简茹 · 2019-08-23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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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50年代初,形成了以画院、研究机构、展览馆、美协、美术院校、美术杂志等各种文艺团体和文化机构共同组成的新中国的美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完整体系。在这几大类美术机构之外,还有一种现已消失的美术制度——美术公司机构,曾在50-70年代为新中国美术发展书写了另一种视觉文化史。

  缘起

  1949年以后,古城北平转变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作为北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心,从一个禁闭的皇家区域转变为一个政治活动和视觉展示的开放空间。1北京陆续开展了以天安门为中心的一系列国家形象的建设工作。创造新中国的形象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来保证新中国美术在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宣传等方面的顺利进行。至1950年代初,形成了以画院、研究机构、展览馆、美协、美术院校、美术杂志等各种文艺团体和文化机构共同组成的新中国的美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完整体系。2在这几大类美术机构之外,还有一种现已消失的美术制度——美术公司机构,曾在50-70年代为新中国美术发展书写了另一种视觉文化史。

  1956年4月,北京数十家美术社和私营广告社合并成立北京市美术公司,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家公有制文化企业。该公司聚集了大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艺术人才,承担了许多重量级的国家任务。直至改革开放,全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北京市美术公司启用“北京市广告公司”的名称对外接洽和开展广告业务。1979年12月5日,北京市文化局经北京市委批准成立了“北京市广告公司”,引领了北京乃至全国的户外广告制作。这就是歌华文化发展集团的前身。今天的歌华文化发展集团仍然沿用了北京市美术公司标识中的天安门图像。

  本文以北京市美术公司三位画师王国栋、庞均、石京生的身份变迁为线索,采用民族志的历史写作方法,勾勒出一段围绕着国家形象的塑造展开的视觉文化史。通过该公司的画师对国家任务的完成,探讨当代中国美术中的一个面向:美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特征。本文所触及的是中国形象与艺术创作的关联、时代风云变幻中个体的命运,以及历史、图像、书写所构成的叙事网络和由此所折射的历史光影与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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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的建立:公司初建

  1956年1月15日的北京,正值寒冷冬季,但天安门广场上却热闹非凡,20多万人聚集在此,庆祝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3建国初期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在于通过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变革,以合作化的方式发展生产力。此时的北京,有许多从事画像、油画和擦炭画的商户,销售对象主要是国家机构、团体、部队、学校和国营企业等,一般市民购买的只是领袖像,商户在对公业务中不断有较高机密性的设计。4由于这些手工业者多为个体户,工人与业主基本是师徒关系,难以管理,实行计件工资或计日工资,经济性质难以划分,所以文化局要对其进行整顿。整顿改造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全市性的美术专业机构、美术部;二是对全行业的大、中、小户采用合并的办法,对其所有制进行改造,实行定股定息。社会上这些成分复杂、有手艺在身的人便被集中起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背景下,北京市美术公司由当时的几十家美术社和私营广告社合并而成,拥有职工750人,其中美术设计人员100余人,工程技术人员200余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家文化企业。

  北京市美术公司肩负着北京和中央在北京的大型会议和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北京展览馆等场馆的布展任务;也承担着出国展览任务,曾赴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美国布展。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设计制作;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所有的美术设计工作等国家任务,甚至也要做石膏和教具。这些手艺人进来后不是做艺术家,而是生产工人,要尽快学习技能,为国家服务。公司最初的工作总方针是:“通过美术宣传和艺术产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5公司地址设在北京东城区北二环小街桥,是一个两万平方米的院子,分三个车间,分别是美术、文物复制、沙盘模型车间。美术车间里还分肖像组、设计室、油画组、国画组、标语组、展览组等;文物复制车间做陶器、青铜器等。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北京市美术公司甚至比美术学院的院系设置更细化,几乎涵盖了美术与设计的主要专业方向。

  当今天人们重提“工匠精神”的时候,谁又曾想到,50年代包罗万象的北京市美术公司的许多老师傅掌握着从清代、民国作坊传下来的精湛手艺,以一种新中国主人翁的姿态和专注、勤奋、严谨、积极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新中国的国家任务中。北京市美术公司从60年代开始复制文物,以青铜器为主,曾为各大博物馆、文博单位、外贸出口单位、外事部门复制过大批文物,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第一家文物修复、复制单位。公私合营后,师从古铜器修复师傅张泰恩的王德山带众徒弟归入北京特艺公司文物修复部,后归入北京文物商店,1958年归入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美术公司,他们曾参与了许多陈列文物、展览文物以及出国文物等文物修复工作。据说张泰恩的修复手艺源自清宫造办处太监“歪嘴于”,是老北京青铜器修复行业创始人,但其真实姓名难以考证。6无论如何,北京市美术公司吸收进来的能工巧匠均是各行业的佼佼者,一时间卧虎藏龙。

  美术公司与其他几类美术机构一样都是新中国美术体制的一部分,共同承担国家任务,这些任务都有计划性的特征,“这种计划性不仅体现在作品的生产上,而且也体现在艺术生产单位的编制和对艺术家一生的各种计划上。”7无论是美术学院的老师,还是全职的美术创作人员,都要根据国家的需要服从调配。举个例子,1958年7月19-21日,北京文化艺术界和工人、学生、干部组成了上万个宣传队,就中东和世界局势问题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7月22日,北京市各主要街道的两侧,平均每隔十公尺距离就有一幅引人注目的大幅宣传壁画。这是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市美术公司、美术出版社、国画院等十多个单位的师生和工作人员的集体创作。8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美术公司的创作人员与其他美术研究、教学和宣传机构被组织起来共同创作,这种集体合作需要在一个既定的美术创作原则中找到一种公认的、合适的表达方式,以便共同完成国家任务。因此,这些进入新中国美术生产体系的艺术家或者生产工人需要被培训,要严格服从文艺战线的需要。下文中将提到的一位北京市美术公司的红色画师——王国栋,他在被选中画领袖像的那一天就注定了一生为政治服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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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生使命:王国栋与天安门领袖像的绘制

  在北京市美术公司成立之前,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以下简称“美工室”)参与、决策了新中国北京的文化建设,为北京当时的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58年,辛莽、庄言、张松鹤、萧肃、田零、鹏程、罗枫、庞均、萧玉明、陈淑光、刘自鸣、张文新调到北京市美术公司。他们起初都是美工室的工作人员。建国初期,美工室配合历次政治运动开展了普及工作,发展了美术宣传创作,辅导了工人的业余美术活动。美工室初建时,胡蛮任主任,辛莽为副主任。1950年前,先后调入左辉、姜燕、辛莽、孙治、萧肃、张松鹤,并从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生中调入青年干部十余人。9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为北京市美术公司的骨干力量。其中,雕塑家张松鹤就在大型领袖广场雕塑塑造、指导及审定工作上贡献颇多。张松鹤早年学画炭像,后毕业于广州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课余时间钻研雕塑,他也曾参与过天安门领袖像绘制。北京市美术公司一直参与天安门领袖像的绘制工作。1950年,受胡乔木邀请,辛莽带领几位从解放区来的画家共同绘制天安门领袖像,其中包括左辉和张松鹤。画家们都是初次绘制巨型肖像画,没有经验,往往是集体创作。这些画家一般都来自美工室(大部分人后调入北京市美术公司)和中央美术学院两个单位。从1952年起,张振仕和学生金石担任天安门领袖像的绘制工作,直至1964年,在北京市长彭真的指定下,北京市美术公司的画师王国栋10成为新一任天安门毛泽东画像的绘制者。此后,王国栋和他的徒弟葛小光成为绘制主席巨像时间最长的两位画家。

  王国栋起初是以毛泽东半侧面、双眼平视的照片为摹本绘制,但是由于群众反映这一版领袖像突出一只耳朵,似乎在“偏听偏信”,于是新华社摄影部为毛泽东拍摄了一张正面双耳的标准像,这张照片由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郑景康前往中南海丰泽园拍摄,后经陈石林修整。11从此,这张正面标准像成为领袖像的依据。制作和销售革命领袖的肖像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宣传工作,自建国起,群众对于领袖像制作粗糙的问题一直有所反映。比如有一位军人读者给《人民日报》写信说:“近来从天津来人,佩有毛、朱领袖像,背景是一面反动的卖国的国民党徽章的底子。”12更有不少读者就笔记本封面的毛主席像上粗制滥造的绘画和印刷、信封左上角印制的斯大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外领袖像的描绘和印刷、身上佩戴的毛主席徽章的制作问题纷纷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建议整顿与管理。13就在王国栋担任天安门毛泽东画像绘制者的前一年,北京市文化局制定了“北京市生产和销售领袖像审查办法”,要求本市生产的各种领袖像(石膏雕塑、油画、织锦等像),由生产单位送市文化局审查,必须形象正确,才能投入生产,并要防止大量复制时的变形;审查批准的品种由文化局给予证明。油画像可对绘制者业务水平进行审查,并随时抽查成品。14文化局为此成立了审查小组,由赵枫川(北京市美协筹委会副主席)任组长,辛莽(北京市美术公司创作室主任)、庄言(北京市美术公司创作室副主任)、傅天仇(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李祯祥(北京建设艺术雕塑工厂创作组组长)五人组成,每个月定期审查一次。绘制领袖像是国家政治任务中的重中之重,领袖像的绘制必须精准到位,审查也越来越严格。

  绘制领袖像是塑造国家形象系列工程中的核心任务,并且成为一种仪式,手绘的仪式感是别的方式不能替代的,作画过程代表着对领袖的敬仰和纪念,既不能堆积颜色,也不能玩色彩学。由于王国栋对领袖肖像画的形神把握准确,色彩运用到位,因而脱颖而出。他从小学习美术,掌握了民间擦炭画的技法。这种画法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一种绘制人物肖像的西式画法,兴于上海,因郑曼陀、杭穉英等月份牌画家的成功实践而风靡国内。许多肖像写真从业者,借助九宫格、放大镜、放大尺等工具,使得人物造型的轮廓准确,明暗层次与色调仿真,画面细腻而生动。王国栋注意兼收并蓄,吸取他人之长。除了对擦炭画法的钻研外,他还向公司同行、毕业于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的陈永贵请教西洋画法。所以,王国栋画的领袖像既准确,又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那时,家家户户张贴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像都是以王国栋的绘画为原稿,印刷发行。尽管如此,普通人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绘制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15人们似乎从未想过要追问:领袖像的绘制者是谁?

  千千万万的北京人或外地游客在经过天安门时,看着熟悉的领袖像,心生敬意,但并未把领袖像当作一件绘画作品看待。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是天安门乃至北京以及中国的国家形象设计上成功的个案——淡化绘制者的影子,将作品强化成一个经典的视觉符号。随着信息的逐渐开放,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确认参加过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绘制的画家们。不过,王国栋很少开口主动谈论这段往事。在后来的岁月中,王国栋似乎也延续了早年所保持的这种习惯,他婉拒了大部分访谈者的请求。2018年的一个秋日,笔者辗转找到王国栋位于北京东城区鞭梢胡同的美术公司宿舍。进入一个狭窄的小院,看见王国栋的儿子正在整修老人居住的小小房间,得知王国栋此时正在医院养病,无法接受采访。他告诉笔者,父亲还有一个身份:北京老字号砂锅居的少东家。50年代公私合营后,砂锅居成为国营单位,国家补偿给他十几间房子,他一间没留,全部上交。后来,他又将分给自己的一套三居室让给同事。在他的家中,追寻不到任何与他从事的工作有关的蛛丝马迹。他本人的照片也极少,甚至也没留下一张和他所画的领袖像的合影。他似乎下定决心隐匿下去,默默地站在历史的背后。在老人看来,绘制领袖像不能作为个人炫耀的资本,他一生两袖清风,心中只有一个纯粹的信念,就是全心全意完成好国家交给的政治任务。

  笔者在北京市档案馆查到的最后一份关于王国栋的官方档案是他于“1983年4月1日经北京市美术公司党委会决定,担任广告装潢工作室副主任”。直到1992年初,王国栋退休,在他工作生涯的最后十年,装潢工作与领袖像的绘制又经历了怎样的衔接阶段?下文中会有继续的讨论。我们已无从揣测这位沉默的老人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内心世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绘制领袖像是他一生中事业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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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均的艺术追求

  天安门广场的形象设计还包括城楼两侧的标语书、标语塔,东西长安街改造,十大建筑的部分装饰和制作,重大活动时首都迎宾路、机场、人民大会堂等国家景观形象的布置设计的宣传任务等,一并由北京市美术公司承担。如此庞大的国家任务需要更多优秀的专业人士的加入。

  王国栋的老同事、著名画家庞薰琹和丘堤之子庞均,在11岁时就开了画展,有“绘画神童”之誉。他的艺术家父母从不教他画画,但是鼓励他自己画。他们从香港带回的毕加索和马蒂斯的画册以及一本20世纪初的艺术家作品集,是庞均儿时的启蒙读物。1954年,他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凭着出色的水彩画技巧进了文化局美工室,后调入北京市美术公司。庞均在调入北京市美术公司前就已经小有名气,他创作了大量宣传画,因此年纪轻轻就成为美协会员。他与鹏程1955年合作的宣传画《台湾人民渴望解放》,构思了一个台湾少女绣红旗的构图,获得王朝闻的赞许。16北京市美术公司为这批文艺干部设置了创作室和设计室,蒋又良是设计室主任,辛莽、庄言是创作室主任。庞均等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画家也承担了画领袖像的任务。但他们画的不是挂在天安门上的标准领袖像,而是大幅的毛泽东等领袖全身像,要挂在各大礼堂中。17与王国栋画法不同的是,庞均等人运用的是美术学院的专业画法,讲究笔触、高光、明暗。

  除了参与绘制大型领袖像的任务之外,庞均还参与过北京市美术公司一段昙花一现的办学经历。1962年10月,北京市美术公司与北京中国画院共同合办了“青年美术补习学校”,开设了国画、油画、实用美术三个班,吸收了一部分有美术才华的社会青年,在专业上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个学校属于自给自足的性质,原定两年结业,在进行到第三学期时,由于学生的社会成分和政治情况的复杂,不得不提前结业。时任青年美术补习学校教务长的庞均回忆:“成立这个学校的初衷是中央美院毕业生分配不到美术公司,美术公司又需要技术人员,所以美术公司自己办一个学校。解放以后都是公家办学校,唯独一个私立学校、机构办学就是这个,校址在孔庙。很像欧洲办学,我们不在政府控制下办学,没有政治课。我们定了教学大纲和招生准则。我们不看出身好不好,只要他(她)画的好,我们就要。素描、油画也是正规教法。”181963年11月28日,北京中国画院和北京市美术公司联合发出了《关于撤销青年美术补习学校的请示报告》。19报告中指出:“学员政治情况相当复杂。现有156人,初步调查发现有各类问题的共92人,占58.9%。其中反革命家属20人,企图投靠外国使领馆的2人,资产阶级分子子弟21人,与帝资国家和港澳台有关人员18人……”就这样,建国后最早的一个机构办学的青年美术学校随着其短暂的历史尘封于陈年档案之中了。

  然而,北京市美术公司的领导看重庞均等人的专业特长,给了他们一个新的任务,让他们画风景画,放在北京市美术公司位于王府井的北京画店出售,希望在北京的外国人还能看到一些其他艺术作品。但是,画面的内容要服从规定,只能画颐和园、十三陵等名胜古迹。这对庞均等科班出身的画家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自由了。画家们一个月要画四张以上这样的风景画,来去颐和园等景区的车票可以报销,一天每人补助2毛钱。“那时候2毛钱很珍贵,一个圆面包是1毛钱,两支小豆冰棍是1毛钱,一杯啤酒是1毛钱。我就想,今天圆面包是一定要吃的,剩下的钱到底吃两根冰棍还是一杯啤酒?”20庞均回忆起那段画风景写生的日子惬意而怀念。没想到这种方式效果出奇地好,各国使馆的外国人竞相购买,100块人民币一张,庞均的画卖得非常快,上午挂出来,下午就卖掉了。画风景画,成为另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任务”,对中国的首都北京的风光描绘通过国际友人的购买渠道被传递出去。而对于画家来说,此举又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个人喜好与塑造国家形象之间有了完美的结合点。因此,有“北京美术公司三剑客”之称的庞均、曹达力、闫振铎的风景油画在“红、光、亮”的革命潮流中显得别具一格。

  有意味的是,1976年周恩来逝世,庞均的情感受到触动,他以周恩来工作的情景为灵感创作了油画作品《人民的好总理   日日夜夜为人民》。画面中,庞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画领袖像的经验以及他最擅长的高级灰色调,既忠实再现了领袖的形象又兼顾了艺术表现力。近半个世纪后,在2014年4月26日佳士得上海春拍中,这件作品拍出68.7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211980年,庞均举家迁到香港,1987年定居台湾,任台湾艺术大学专任教授,成为著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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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大河”:石京生与北京市美术公司的转型

  庞均起身去香港时,前去送行的同事中有一位是王国栋的徒弟——石京生,他被老师傅们亲切地称为“小石头”。石京生是通过选拔进入北京市美术公司的。1975年年末,为了甄选绘制领袖像的继承人,经北京市委同意,北京市美术公司派王国栋亲自到北京的一百多所中学进行面对面挑选。年仅16岁的中学生石京生和他的十个师兄弟于1976年元旦刚过的第二天来到北京市美术公司报到。他们经历了下乡劳动、改造思想后,每天上午画素描,下午读毛选,首先要了解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才能在师傅的传授下进行领袖像的绘制。22围绕着绘制领袖像这一国家任务形成了专任画师——固定的领袖像技法——学徒传承的制度。王国栋和他的徒弟们是被国家选择、培养的对象。徒弟对师傅要无条件的服从,这种独特的培养方式,可以更加准确、有效地为当时的制度服务。这一年,石京生正式成为北京市美术公司的二级工。在师父王国栋的传帮带中,石京生和他的师兄弟们以旺盛的干劲及满腔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画领袖像的政治任务中来。当时领袖像的需求量很大,机关、厂矿、学校、军队都要订购毛主席像。每个单位的礼堂、会议室、建筑物;人民大会堂北门、西门、东门;历史博物馆的北门、西门;天安门的正面、端门;华侨大厦、民族饭店、北京火车站等十大建筑都要有领袖像,这些地方都留下了王国栋和他的徒弟们的足迹。这一画就是五年。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画领袖像的工作渐渐由多变少。起初,天安门还保留了一段时期的马、恩、列、斯肖像,后来陆续撤下,每年五一保留了孙中山肖像。北京市美术公司的画师们先停画了华国锋像,又停画了其他建筑上大量的毛泽东像。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以期建立一种在中共党内反对个人崇拜的制度。《指示》指出,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论文集,则应比较慎重。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除特殊情况中央另作规定者外,今后一般高级干部丧事应力求简化和节约。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23与此同时,中国的广告行业正开始起步。从1979年3月起,《北京日报》《工人日报》、中央电视台相继刊登或播出商业广告;随后,北京地区的其他媒体纷纷跟进,北京街头也出现了由原来的“语录牌”改建成的户外广告路牌。24

  1979年10月的一天,石京生刚从首都体育馆画完毛泽东像回来,发现公司的画室被重新分配,从事油画、中国画和木刻的纯绘画的同事搬到楼上,留出一个篮球场大的屋子改为画广告的工作室。石京生与师兄弟等画领袖像的美术工人自然而然地转向广告绘制,不仅因为他们年轻有体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有画大幅作品的经验。“文革”前,北京市工商管理局曾将有关在北京市内设置路牌工作委托北京市美术公司管理。同时北京市美术公司亦在市内各主要街道设置了40余块广告牌,经营多种广告业务,在“文革”期间中断。“文革”结束后,为了更好地配合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活跃市场,美化首都市容,北京市美术公司决定恢复路牌广告业务,拟在北京市各繁华街道设立广告牌100块,做工业产品宣传及其他方面的宣传。25北京市美术公司在1979年4月就同市容办公室、规划局、公安局及各城区市容办公室选定了一些地点,同时计划将前门、永定门、王府井南口、东单、西单等处的语录牌改作产品宣传使用。同年5月12日,北京市美术公司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北京市美术公司新建路牌广告用料计划》26。事情进展得极为顺利,一个月后,北京市委宣传部于6月18日批准并恢复了“文革”前北京市美术公司经营、管理的路牌广告业务。北京市美术公司确定在北京市重要街道、公园、机场、体育场和公路等适当地区建立100-200块广告牌。路牌大部分内容为工商产品广告、交通广告以及卫生宣传广告。特别是在组织广告业务中,由于外商客户要求迫切,经过慎重而有选择地接受了十五块外商广告陆续登市。当年,此项广告可收外汇20余万元,公司可直接获得外汇13.5万余元。这样以较少投资,只通过广告业务,即可为国家收进较多外汇,确实大有可为。

  为了便于开展国内外广告业务和统一管理,参照上海、杭州、南京和广州等兄弟公司的做法,北京市美术公司提出启用“北京市广告公司”的名称对外接洽和开展广告业务,对外两块牌子,内部一套班子。27除了恢复路牌广告、报纸广告、橱窗和展台广告业务外,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开展电影幻灯广告、广播电视录像广告、霓虹灯广告;编印旅游宣传广告、书刊、杂志、年历广告;从内容上恢复电影广告、戏剧广告、卫生广告、交通广告、商品广告和文化交流展览广告。同时,为接受来华和出口商品样品宣传介绍、产品展销设计布置等专业经营做好规划。1979年12月5日,北京市文化局经北京市委批准成立了“北京市广告公司”,同意北京市广告公司可以承办各项广告业务,并且要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北京市的路牌广告。28为和北京外贸局的广告公司区分,北京市广告公司后改成“北京广告艺术公司”(即业界俗称的“北广艺”),以“鲁迅体”书写的单位名称开始出现在各大街头广告展板上。北京广告艺术公司就此引领了北京乃至全国的户外广告,从形制、规格尺寸和画法上树立了“规范”。北京广告艺术公司凭借北京市美术公司的人才底子,顺理成章地展开了广告业务。当年画领袖像的画师们接手了广告绘制的任务,用醇酸清漆、汽油和调色油组成的颜料在铁皮板上作画。作为经济的晴雨表,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街头广告记录下时代的变化,这批画广告的人成为第一见证者。1979年12月27日,北京市百货大楼的第7号橱窗开始展示以“实现家庭电器化,提高文化生活”为主题的松下电器产品。29随后,石京生主笔绘制了由日方设计的松下电器广告,立在东单体育场东墙外。广告配合这条广告语,用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孙悟空形象,日方团队制作了金属片组成的活动背景,风一吹,整面的金属片便会哗啦啦闪动作响,吸引人们驻足观看,这则广告被业内称为中国最早的动态广告,也是老北京人印象深刻的视觉记忆。

  北京市美术公司老员工目睹并亲历了公司从文化企业到文化产业的大转型。到了改革开放后期,北京广告艺术公司开始朝商业广告公司转换。进入90年代,北京电视网络中心和北京广告艺术公司强强联合,成立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歌华集团成立后,石京生等人投入到中华世纪坛的宣传、策划、活动,至今仍活跃在一系列重大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的策划和推广工作第一线。

  结语

  三位画师,三种命运。

  王国栋,新中国领袖像绘制者的代表人物,一生默默为政治服务;庞均,于上世纪80年代去了台湾,之后成为海峡两岸的著名画家;石京生,从北京市美术公司到歌华集团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亲历者,从画领袖像到画户外广告,再到策划产品包装,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完成从一个画师到文化传播者的身份转变。本文通过北京市美术公司三位画师的个人经历体察1950年代以来国家美术制度的变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北京市美术公司还是歌华集团,都在配合北京乃至全国的文化战略发展方向,完成了从50年代以来的国家形象工程塑造。从新世纪开始,歌华集团重新定位,将自身形象向文化活动集成商、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身份转化。

  转型为广告人的石京生这些年并未停止绘画的训练。民间不时仍有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人找到他,请他绘制毛主席像挂在家中。2017年6月,四十多年前绘制领袖像的七位画师王林、王景云、石京生、邢秋成、姜建秋、张春明、褚秀峰(按姓氏笔画排序)重新聚首中华世纪坛当代艺术馆,经过长达数月的集体创作,他们传承了老师王国栋独创的巨幅领袖肖像画“平光亮”的技法30,以全新视角集体绘制了毛泽东像,作为北京市美术公司绘制领袖像历史的一次总结。七个弟子请老师王国栋在素描稿上签了名,这大概是半生投入创作领袖像的王国栋第一次在画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比较这幅毛泽东像与他们所参照的标准像,七位画师在绘制时加入了新的理念:他们经过无数次讨论后,通过计算机处理技术,将毛泽东的眼角和嘴角上扬,加深了笑意,然后完成素描稿,最后才落实到画布上。画面中的毛泽东目光深邃而慈祥,仿佛继续关注着新中国的未来。

  2018年7月,笔者在庞均于香港举办的“六十年的约定”个人油画回顾大展上看到一幅巨幅油画《一江春水千帆过》,这幅作品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用掉了整整两箱红色和白色颜料,在画面上堆出厚重的肌理。人们以为他画的是桂林山水,其实他画的是心中的山水,采用“一笔定江山”的作画方式,一次画成,不加修改,形成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的中国山水印象。早年在大陆的数千次风景写生,最后在庞均的笔下幻化成终极的视觉经验。谁又能说,这些风景画作不是代表了国家形象呢?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广告七十年(1949-2019)”[编号:17ZDA24]阶段性成果)

  1    巫鸿在《再造北京:天安门广场和一个政治空间的创造》(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一书中,将这种空间称为“政治空间”(political space)。

  2   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7页。

  3   《北京市各界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人民日报》1956年1月16日。

  4   《文化局对新书业、本市影院剧场美术画像业调整的请示报告》,北京市档案馆,档号:033-001-00048。

  5   北京广告协会编著:《当代北京广告史》,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6   贾文超:《老北京的古铜修复业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十年论文选2005-2014》,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398页。

  7   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第7页。

  8   《北京拉萨广州广泛组织座谈会出动宣传队》,《人民日报》1958年7月22日。

  9   胡蛮:《胡蛮与新中国美术》,中国书店,2014年,第89-91页。

  10  “王国栋,男,汉族,北京市美术公司二级美术师,北京市人,1931年6月出生,1949年毕业于北京文治中学,现从事油画专业。1956年参加工作,先后在艺术企业公司、北京市美术公司从事绘画工作,曾担任美术公司绘画室主任。油画家,擅长肖像艺术。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六十年代起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绘画的毛主席,刘少奇等领导像,被批准向海内外发行并多次再版,晚年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学生。”摘自国家人事部专家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名录》1992年卷第一分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11  林玉华:《国典大阅兵》第二部,长征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12  《制领袖像必须经过批准》,《人民日报》1949年4月24日。

  13  《不容许滥制领袖像!》,《人民日报》1951年8月29日。

  14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164-001-00405,《本局关于本市生产和销售领袖像审查办法及市人委办公厅的批复》。

  15  巫鸿将这种情况称作“奇怪的沉默”(strangesilence):“这幅肖像被一种奇怪的沉默包围着:直到前不久,关于它的创作及变化的报道和讨论少之又少,甚至在艺术界,画家的名字也几乎不为人所知。有关这幅肖像的资料只有在1998年和1999年才可获得,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大量有关共和国早期的历史资料被公开。”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p.73。

  16  王朝闻:《创造性的构思》,选自李庚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990页。

  17  庞均访谈,杨简茹采访并整理,2018年7月23日。

  18  庞均访谈,祝帅采访、杨简茹整理,2018年5月3日。

  19  《市文化局关于撤销青年美术补习学校的请示》,北京市档案馆,档号:002-016-00033。

  20  庞均访谈,祝帅采访、杨简茹整理,2018年5月3日。

  21  《拍卖年鉴》编辑部编著:《2015全球拍卖年鉴 油画雕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231页。

  22  石京生访谈,杨简茹采访并整理,2018年7月25日。

  23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2(政治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97页。

  24  北京广告协会编著:《当代北京广告史》,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第3页。

  25  《北京市美术公司关于恢复路牌广告业务给市文化局的请示报告》,北京市档案馆,档号:164-003-00113-00023。

  26  “截止到1980年,计划用钢材100吨,铅铁板1000张,木材30立米,水泥200袋,油漆1500公斤,计划工料费用20万元。”《北京市美术公司新建路牌广告用料计划》,北京市档案馆,档号:164-003-00113-00023。

  27  《北京市美术公司关于建立“北京市广告公司”给市文化局的请示报告》,北京市档案馆,档号:164-003-00113-00021。

  28  《北京市文化局关于成立“北京市广告公司”给市美术公司的通知》,北京市档案馆,档号:164-003-00113-00018。

  29  本刊编辑部:《40年,日本改变中国的40个关键词》,《世界博览》,2012年第17期。

  30   平:不搞笔触;光:没有颜色堆积;亮:平衡色相、色度关系,继而保持了西方油画手段在中国特有的巨幅肖像画中的艺术表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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