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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大决战之——凯歌

阿蒙 · 2019-08-27 ·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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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人眼里金银不过是比较贵重的金属,可以用来换取更多的物资,货币最基本的保证是物资,拥有物资的前提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加以革命性的改变。国共双方货币战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

  “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全面向国民党反攻,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一败涂地,在货币战场上法币也一蹶不振。

  穷途末路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上涨已达到16.5倍,到1948年8月中旬已经上涨了58倍。“早上法币到手,中午大半飞走,晚上十不顶一,来日化为乌有”。冀南币、北海币与“蒋币”的比价,1947年12月还是1:30,到1948年12月底已经变为1:30000(法币)⑴,解放区货币与法币作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为了挽回颓势,国民党政府另起炉灶,于1948年8月19日宣布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金圆券发行办法的主要内容为:(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为限。(二)发行采取十足准备制,以40%的黄金、白银及外汇作准备,其令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抵充之。(三)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四)私人不得持有黄金和外汇,限期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个人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必须进行登记。(五)冻结物价、冻结工资于1948年8月19日的水平。

  金圆券的诞生就带有通货膨胀性——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以黄金、白银、外汇及国有资产为准备金更是一个莫大的欺骗。以美国为例,1934年1月,美国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将流通中的金币收回,把全部黄金集中于国库,用纸美元进行流通。与此同时,美国还降低了美元的含金量,从改革前1美元含金1.504632克下降为改革后的0.88867克,即从2.06美元合一盎斯黄金,下降为35美元合一盎斯黄金这一黄金官价,一直维持到197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第一次贬值时。⑵以美国的经济体量尚且不能采用黄金本位,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金圆券发行之初国民党强迫人民以一两黄金去兑换200金元券,或以一个银元去兑换二元金元券。后来准许以2000金元券去换回一两黄金或以20元金元券去换回一个银元。人民对金圆券已经失去了信心,明知道这是国民党政权赤裸裸的掠夺,还是拥挤着去兑换金银1948年12月23日,上海各大银行门前挤着十万挤兑的人民,压死7人,压伤100余人,国民党借口宣布“暂停存款兑现”对这场骗局宣告闭幕此时人民对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已经失去信心,在国统区以金银当货币流通成为普遍现象,1948年我军陆续解放原国民党占领区城市,此时解放区货币的主要对手已经不仅仅是国民党发行的纸币,还有金银。

  排法

  “蒋介石大坏蛋,印发‘关金’(国民党政权发行的另一种纸币)打内战,百元千元不顶用,千万亿兆也枉然。”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体现了人民对伪钞的态度。1948年淄博小米每斤售价410元金圆券,而工人的日工资平均只有300元,只能买7两,工人将刚刚到手的工资马上买食品储存起来。无论法币、关金还是金圆券,人民对国民党发行的货币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国统区城市普遍流通金银和美元、港元等外汇。华南一带有港元流通(有人估计有数亿港元),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的标志之一。

  共产党人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宣布禁止伪钞(国民党政权发行的所有纸币)流通,使人民的财富免受伪钞贬值的损失。随着我军解放锦州、烟台、临沂,国统区青岛市场极度混乱,商号关门保存实物,有钱买不到东西。南村10月16日集市上,早晨北海币1000元兑金圆券1元,而早饭后即降至北海币500兑1元了。⑶北海银行规定:在新收复城市,宣布“蒋币”停兑与禁用,银行与工商局帮助商民迅速将“蒋币”排除出去,换回需要的物资。如因伪钞数量多一时排不出去,必要时准许伪钞换回禁入的茶叶、颜料、红白糖、洋布、洋纱、火柴等物资。解放区之前为了保护内部工业严禁进口,为了避免受到伪钞贬值的危害准许进口,“蒋匪军”就用一张张纸白白换取解放区物资。为严防商人投机,商人携带伪钞出境必须在工商部门登记数量、去向。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济南解放之前市场上的金元券估计不超过1000万元,加上济南流通的法币,以北海币1000元比金圆券1元计算,如以排挤为主,兑换为辅,兑进一半,包封出口一半计,准备50亿本币可以兑换。济南市距青岛、天津、徐州等地均在七八百里以上,以包封出口为主会延长排出时间,增加解放区损失,所以实际上采用兑换为主。

  1948年9月26日,济南军管会确定“先低后高,步步紧逼”的办法。先规定2400北海币兑金元券1元的比价,后来提到2000北海币兑1元金圆券。10月1日开始兑换,兑换票面限关金2.5万以上的,小额的关金、法币不兑,金圆券只兑1元以上,辅币不兑(第二天即改为辅币亦兑),每人限兑北海币10万元,并规定10月10日起停止伪币流通后因北海币运输问题又延长了十天。兑换点设在原交通银行旧址等九处。

  为配合北海币占领市场,工商局于10月3日开始包封出口,在兑换期间包封出口不多,因我解放区商人在战时对青、津、徐联系不多;另一方面依赖兑换获取法币、金圆券等匪区货币,对我党限期、限额、限票面表示不满。为了加速排除匪币,北海银行于10月5日主动压低北海币与法币、金圆券牌价,银行发表谈话号召商人包封出口。银行制定的牌照价比实际价格低,潍县、南村比价在8日、9日尚为北海币对法币1100元比1元,而济南市兑换则为2000比1元。商人有利可图,故出价1500元至1600元收买匪币,这对济南排出伪钞有利,银行不加干涉。10月7日银行已经积攒了很大数目的伪钞,市面伪钞亦渐减少。11日停用伪币,市场伪钞仍有少数流通,但北海币已基本上占领市场。14日银行得悉南村、胶县比价已到一千六百比一,遂又将兑换压低,商人为了逐利,大量兑换伪钞,至此济南市场上伪币全部肃清,北海币占领市场。

  自10月1日至20日共兑入折合法币108507.5亿;兑出北海币564069.25万元;共包封出口折法币3271765亿元;合计排出法币140625.15亿元。济南市共没收伪币49167367亿元,其中金融部没收17931267亿元。⑷巨额伪币除了商人带走去敌占区购货,交通局特别支援银行八辆卡车加上银行自有的五辆卡车昼夜不停的向敌占区天津、青岛、徐州运送伪钞,换回我解放区的物资。“蒋匪区”一时之间涌入大量伪钞,以青岛为例,自10月5日到14日黄金即由240元涨至1000元(金圆券)⑸,青岛陷于经济混乱、涨价风起并波及上海,我方排法加重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国统区金融已经濒临崩溃,此役我方完胜。

  命根子

  淮海战役,某连刚从前线接回一批俘虏,在押解途中,一个国军将领在路旁休息时,把许多金银财宝偷偷地埋到土里,唯恐被民兵搜了去。由于一时心慌意乱,一转身竟不知埋到哪里去了,急得嚎啕大哭:“我对不起太太啊;这是她一生的心血……”往昔颐指气使的威风杳无踪迹。冰天雪地里,支前民兵同志们帮着他四处寻找。一个民兵用手从土中挖出来了,如数交还给了他。他一时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口一个“长官真好,解放军救了我的命,你又救了我一家……”类似的事例,发生过很多起。管中窥豹,国民党政权把黄金当做命根子,人民政府把人心当做命根子。

  国民党政权用猛烈的通货膨胀来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人民为避免通货膨胀的损失而储存金银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在已经解放的城市驱逐了伪钞,如果金银行使货币流通的职能将影响本币的流通,尤其是金银的投机买卖,必然会引起金银价格的剧烈波动,黄金价格上涨后带动物价上涨。青岛解放后的1949年6月26日、27日两日内黄金涨了25.4 % ,投机商联合金银贩子在7月1日军管会禁止交易后,暗中操纵使金价又涨了35.4 % , 7月8日、9日两天内又涨17.6 % ,20日、21日两天内再猛涨48.5% 。青岛国营公司及政府自6月10日前后至7月底止共出售粮食12582865斤,面粉45157袋,食油47388斤,棉布64840匹,棉纱1736.5件,此外供给电厂工厂煤炭15691吨。但因为投机商的兴风作浪,黄金带动物价暴涨,6月26日至27日,7月1日至5日,8日至9日,21日至22日,28日至29日出现了多次跳跃式上涨。⑹排除伪钞后我方货币战的对象换作了金银。

  国民党滥发货币加之狂征暴敛,民营工商业掀起倒闭潮1946年12月在济南市政府登记的工商业户有12449家,到1948年9月减少到9357家。1年半多的时间内倒闭了四分之一,平均每月倒闭147家。而金店数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幅度增长,日寇投降时期济南有金店33家,国民党统治时期新开业19家。金店的繁荣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分不开。

  由于巨额的通货膨胀,纸币放在手里就等着贬值,国民党大小官僚多不存现钞而购金饰、金元宝储存。1947年因胶济铁路不通车,青岛煤炭奇缺,价格昂贵,国民党166师师长黄淑妻子童葆怡便以五辆军用卡车去潍坊一带装运煤炭到青岛高价出售。据一位司机说,当时每吨煤炭获纯利黄金一两,共赚得黄金二百余两。1947年春,166师驻防潍县时,497团团长李彬甫(后升任170师师长)让少校军需主任薛汉三把他从解放区劫掠来的十辆马车、三十条旧车胎卖出,得黄金三十余两。

  储存黄金除价格上涨后仍可保本外,并不能再生利益。因此金店即建议:将金饰金元宝存入店内,每月以黄金为准计算生意,普通二三分最高达六七分之巨,以当时价格购妥,现货存于金店令(储户)需要时可以黄金实物本利取还。自此国民党士兵被克扣之军饷粮秣,国民党政权公营企业、机关普通职工被贪污的薪资,都成为国军将领掠夺的民脂民膏被储存于金店,金店则原货未动,获得现款作为流动资金灵活运用,虽每月付出高利,盈亏却由金店交际员运用之本领而定。金店经理用尽种种办法博得国民党官僚欢心,以便达到销售货品、代其买卖、拉拢储存、求其介绍之目的。

  金店有了资本后即在黑市上呼风唤雨,济南黑市位于福康街,交易场所即在街头。福康街多为棉纱、棉布、颜料商、粮商等聚集地,每日拥挤不堪是为济南主要商品交易总区。黑市组成者各行各业均有,大部分类似经纪人,俗称“跑合者”,专门代替一般不了解市场内情之小商人及非商人买卖黄金,并代办交易手续令,其中以“棉纱业”“颜料业”“金店银楼业”最多。交易时即拥挤一团,喊声嘈杂,或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常用黑话,黄金称“条子布”“绸子” “气豆子”,单位亦改称为匹,在袖子内拉手讲价,讲妥后双方绝对遵守信用,分别进行货款两清手续(均各自回柜后办理),代客买卖之佣金,大体均在千分之五左右。买空卖空,每个经纪人,均有数人相助,接应客商、传达电话、送货缴款等。较大代理者并有长途电话电报以通行情,因此价格瞬息万变,每日多达六七十次之多。每天成交量在黄金六七百两至七八百两左右。

  对此,人民政府颁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格禁止金、银私相买卖,计价行使,违者依法处理金银买卖,统一由国家银行管理,个人储藏、持有金银是被允许的,如欲出售金银,银行以适当牌价收兑;对金银饰品业则限定业务范围,只准代客加工首饰,登记存货,禁止其买卖生金、银。列宁说:“与资本家比较起来,你是占着优势,因为国家政权在你的手中,只是你不善于运用它们。”

  青岛人民政府动用国家政权对金银贩子、投机商进行打击。青岛公安局于1949年8月10日对黑市进行清查。从拂晓开始,至上午12时,共逮捕了435人,内计金银巨贩(震华银楼正经理、副理,万宝银楼,天宝飞宝祥,宝兴银楼,天成文具店………)61名,震华银楼被搜出金子300两、银元1000元;万宝银楼相关人士被逮捕时当场搜出准备铸金之金饰、银饰及宝摸子、电压器等,有的正在化金铸金时被查获。对专门买卖金银的贩子,黄金1两以上,银元30枚以上,美金1元以上者,根据买卖金银的多寡、悔过的程度和家庭生活情况等条件,分别给以二分之一、五分之一、五分之二的贬价兑换处分,准予贬值兑换者计有20;对一般以金银为计价标准及用金银买货的违法工商业者,则给予严格批评教育后,劝告他们到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情节更为严重的处以劳役和罚款人民币(15万-55万旧币)处理,处分得不算很重。

  除了动用政权力量打击金银贩子、投机商,人民政府还用经济手段平抑物价。1948年10月底济南解放后,各地商人带黄金去济南抢购物资,黄金的需求增加,游资大部趋向黄金投机,致金价从80多万暴涨至115万元,涨价潮带领周边地区同时暴涨。济南经济发达,商人手中掌握的黄金数量多,北海银行总行“借力打力”,11月2日拨给潍坊黄金1吨,在淮坊仅抛售黄金300余两,山东全区金价即平稳在85万左右。⑻人民政府从农村调集大量物资加强城市市场供应,规定必须用北海币购买粮食、棉花、土布,结果商人用黄金买物资还不如用北海币便宜,黄金退出了货币市场。

  同时加强对交易场所管理。潍坊解放后三个月仍有黑市,经过工商和银行人员调查,出现黑市的原因有:交易的时间过短,交易所全天只有四个钟头交易时间,商人感觉不便,下市以后再来了客商怕买卖受到影响而进行黑市交易;对在交易所交易有怀疑和顾虑,认为交易所是税收机关,或怕买卖多了,引起公家的注意,将来对他不利等。根据以上两种情况,工商部门对交易所进行了一些改进,如增加交易时间,以及召集交易员会议让他们自由讨论等。针对他们的思想,给以解释与教育等,虽收到部分效果,但还未能彻底消灭黑市。共产党人又拿起阶级分析法这个法宝,得出主要原因是由于大批无组织的小经纪人的存在。他们多是失业的小商人,无力经营商业,家庭负担重不得不找买找卖,赚点跑腿钱藉以维持生活。

  经纪人历史悠久,在满清时期就有,散布在各行各业倒卖银元、纱布、杂货、黄金等。一般商人也多利用他们作为活动店员,有买卖就来,没买卖就散,没有固定收入。在两利的情况下,经纪人获得滋生的条件。危害最大的是钱业经纪人,专门靠“倒换钱”(即买卖各种货币、破币)及为银钱庄跑合吃饭,当地人称这班经纪人为“钱鬼子”,专以投机取巧、造谣言放空气,使人迷惑不定,从而促使币值不稳,便其套取差额,对金融货币危害甚大。解放后多以实货交易,取消了买空卖空投机之风。老解放区商人又多不用经纪人买卖,因而经纪人感到前途无望,有力者多纷纷转业或组织货栈以及其他行业等。但一部分无力转的小经纪人都陷于进退维谷之地,他们没有固定行业没有资格领取交易证,因而不能到交易所进行合法买卖,因此趋于黑市。但黑市买卖既犯法,又不得客商之信用(无交易所证明),加之公安、工商、银行加强稽查,其生活艰难,在八月下旬小经纪人推出代表向交易所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交易所了解情况后,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召集了一次小经纪人的大会,当时登记了一百四十二人(到会八十多人)。会上除由市政府相关同志作了转业的动员外,交易所说明交易员的规则后允许他们加入交易所,并提出对他们的希望不但自己不搞黑市还要检查黑市,及时将了解到的黑市情况,报告主要行情;对小经纪人组织小组,轮流交易,共组成三十二个小组,找保领取证章一组一个轮流交易。会后他们反映:“这样可好了,今后能有饭吃了。”他们纷纷表示:“这样以后再不搞黑市了。”“再有黑市我们负责。”“以前我们没有一个不搞黑市的,说老实话都是给货栈搞的。”货栈反映:“这样谁还搞黑市呢?小经纪人都到交易所来成交,只有到所里才能找到他们。”有的说:“小经纪人是便衣队,有黑市也得避着他们,他们人多,到处都是。”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一切迎刃而解。对于银元禁止流通的办法与黄金类似,采用行政与市场手段相结合的办法同时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规定:在牌价方面则不论中心区和边沿区,均应与当地市价相等,中心区为了争取收进,并可酌量略予以提高。

  1948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了根据地不久即决定发行本币。1948年6月,中原解放区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兼任主任。邓子恢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就曾任苏区财政部部长,在华东局又参与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他到了中原局一直纠正中原解放区土改中的“左”倾错误,集中精力搞好中州农民银行钞票发行工作。新解放区人民对解放区货币不认,党中央已经预见到我军新解放地区货币行使、发行困难,提前让各解放区大力收银元邓子恢同志将中原局积攒的银元与中州农民币联系起来,规定:中州农民币(以下简称中州钞)200元合银洋1元,无条件兑换。中州钞为中原局所属各区统一的本位币,一切财政税收,公私交易,供给制度,均以中州钞为本位。

  第一步,禁止银元出口免得银元为国民党政权所利用。第二步,对于中州币完全占领市场的地区严格禁止使用银元。1948年9月间因大军云集、敌情变化、币值贬价(由200:1跌至400:1)时,邓子恢命令抛售粮食稳定物价,由银行派便衣持银元以高于黑市之比价收回中州币,中州币币值逐步提高,恢复到200比1银元比值;⑼对于中州币不能到达地区采取明“禁暗不禁”策略,以银元的力量驱逐伪钞,以达到排伪目的。同时组建贸易公司,以贸易的力量配合货币战。

  大饼引发的政权的灭亡

  共产党人发动土地改革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以给农民办理低息贷款、整理村财政等种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区粮食产量逐年升高,而国民党统治区农业一片凋敝,哀鸿遍野。

  1945 年9 月3 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豁免收复区“本年度田赋一年”,对后方各省“准俟明年度亦予豁免”。国民党政权不过是做个姿态而已《新闻报》1946年6月25日报道国统区江苏昆山县,“今年市价每担逾五万元,粮食价(指征购价格)名义上提高到每石一万三千元,但实际上仍照每石五千元发给,故被征之农民所收还之代价,不过十分之一,无异全部捐输。”国统区农民不仅要面对国民政府征收的高额赋税,还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白毛女在旧中国不是个例。在旧社会,贫苦的农民互借资金很少,如果遇到婚丧、疾病、天灾等意外事故,要向地主,富农以及他们开设的钱庄、当铺借高利贷。结果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农村两级分化严重。有些农民吃糠咽菜,卖儿卖女,还本付息。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个农民1936年向地主韩小三借小麦2斗,麦收后还给3斗;春天租种地3亩,秋后收粮一石五斗,交租粮9斗,利租高达50%-60%。据太谷、榆社、和顺、辽县等几个村的材料统计,1937 年,给地主打长工的有188户,逃荒外出的有266 户,流浪讨饭的有29 户,饿死在家的有11户。和顺县的地主为了收租息,竟然采取活埋人、用石头砸死人或从山顶上把欠租息的农民推下崖等残忍手段。

  再加上国民党政府为了讨美帝国主义欢心,放弃了关税壁垒,美国农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美棉、美国产面粉,国产橘子不如美国进口的便宜,在美国农产品冲击下农民纷纷破产。农民还要受到通货膨胀的剥削,无锡县邵苍村农民邵阿焕,“曾在1948 年卖过一头牛,上午卖出所得的现钞,到了下午只够买一只牛脚,其余的三只牛脚就白白地被通货膨胀剥夺去了。”

  农民还要负担无休止的兵役,广东1947年每名壮丁的价格已涨到3000万元法币,到1948年初更是突破一亿元。农民要么被抓壮丁,要么逃亡,当时的农村已经很少见到男人,尤其是青壮年男子。一位绥远省的参议员将此种情景形容为“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其结果就是国统区大量土地荒芜。

  1946年8月天津《益世报》报道,河南、湖南、广东三省的抛荒耕地已达5800万亩,分别占各该省耕地总数的30%40%其他省份耕地荒芜的现象也很严重,如在赣西南50里到100里之间,渺无人烟的土地触目皆是。在安徽广德县,原有农田18万亩,经历年抽调壮丁之后,留在农村的青壮年不到5000人,致使13 万亩土地因缺乏劳动力而荒废了。⑽

  随之而来的就是粮食产量下降,据1948年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46年稻谷产量为973885(千市石)相当于抗战前的96.94%;1947 年为966886(千市石)相当于抗战前的96.28%⑾我解放区有粮,但是工农业剪刀差十分悬殊。

  以新解放的中原解放区为例,桐柏区广大农民十分需要食盐、火柴等日用必需品,为了换取这些物品,他们往往要自背粮食跑二三十里路去赶集,在换取这些物品时差价很大,农民要用5-6斤粮食,才能换回一斤食盐,当地农民为了节省食盐,在农闲时不吃盐,只有到了春耕夏收时节才去换盐吃,因为吃到了盐,人才有力气一斤大米还换不来一盒火柴,用5斤大米才能换回一尺布,工农产品之间的差价要比河北解放区高出7-8倍,农民既费力又吃亏,损失又大。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解放区成立商业公司将农民的粮食高价卖出,将农民必需品低价买入,也解决军需困难。因为缺乏商业管理经验,就需要选择商业信誉好、经商经验丰富的人作为商业公司“职业经理人”,孙立人的亲戚就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贸易公司经理人,也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中原解放区皖西二分区供给处长、专署财政科长兼税务局长郝天保同志,在当地地下党员孙立松同志建议下,用其堂兄孙立新任商行总经理。孙先生在芜湖做百货生意多年,有时也兼做粮食土产生意,熟悉业务,为人正直,讲信誉,办事谨慎,还和孙立人沾点亲戚关系,可以此做掩护。郝天保同志对孙立新说:“商行的资金由我们负责,盈亏不要你承担任何责任,一切费用开支只要你点头认可,财务上保证支付,额外的招待费用由你酌定,实报实销。”我党方振忠同志兼管财务和税收,杨育才同志兼实物保管,麦昌其同志协助。以孙先生的名字作为商行店牌,“立新百货棉布土产商行”成立。

  商行成立后孙先生运用他过去的关系以解放区的粮食、土特产高价换回来急需的食盐、药品、布匹。孙先生提前知道国民党作废法币发行金圆券的消息,对郝天保同志说:“朋友从上海、南京、芜湖的来信,都讲国民党要发行一种新币叫‘金圆券’,肯定会引起各种商品大涨价,法币将成为一堆废纸,人心惶恐不安,人们都在抢购物资和金银,学生举行的反饥饿游行规模更大。”郝天保判断:“我们手中掌握有粮食,可以稳坐钓鱼台,不怕水涨船高,应抓紧机会再搞一批东西过来,时机决不能错过。孙立新不仅同意他的意见,还建议:“将我们手中现款全部买成栗子、银鱼、黑白瓜子、鸭胗肝、茶叶等土产。多出点价,但质量要好,稻谷要风干扬尽,保证质量上乘,看起来数量减少了,实际价格上去了,获利更多。”7月初,8只装有15万斤稻谷和土产的船开往国统区,以最小的代价换回各种布2500多匹和一批百货。在孙先生帮助下商业公司不仅满足了解放区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还赚取了不菲的利润。汤恩伯长官抗战时期为了钱可以和日本侵略者联手做贩毒的“生意”,和解放军做生意卖点军火换黄金也不是不可能的。

  1948年解放军全面反攻,急需军需物资,苏中解放区江海总公司根据战争的需要,决定向江南敌占区开展采购活动。要打通江南敌占区的路线,必须挺进江边,决定成立如皋、靖江办事处,派王进同志任主任。先是通过猪商(从解放区贩卖猪),要他们代买一些民用又属军需的物资,如瓷碗、瓷盆、电池等,继而了解他们在京沪一线的活动能力、社会关系,分别要他们代办一些业务。利润根据品种分类,有的加30%,有的加100%不等。江南的巨商大贾与国民党军政机关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利用猪商去江南拉关系,鼓动一些人来解放区做生意。待之以礼,并以厚利相诱,从而了解他们进出关卡的办法和内线关系,高价购买电台、子弹、黄色炸药以及军工器材。江阴有一名叫方根川的商人,开有纱厂,他通过他的小老婆,搭上了江阴要塞司令部的一个人,一次就卖给解放区几箱黄色炸药。解放后,方根川还来找过王进同志,要王进证明他是“赤色商人”。解放战争时期办事处采购军需物资,以黄金付款约四千余两之多。⑿用黄金换军火不仅仅是苏中解放区商业工作者在做,全国解放区商业工作者都在干,华北解放区商业工作者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人民走私”。

  1944年10月国民党政府“改善官兵待遇”以后,国军士兵收入折合战前不及1元。连同实物,收入最低的只合战前五十分之一,士兵与将官的收入相差300倍,这还不包括国民党军官中饱私囊贪污的军饷华北解放区商业工作者用大饼、馒头换国军士兵手中的子弹、枪,用黄金换国军军官的机枪、炮弹。

  敌占区的群众粮食非常困难,解放区商业工作者通过各种关系发动敌占区的群众用伪币买回需要的物资,规定买来西药(磺胺粉)等军用品,奖给一部分粮食或大饼。1947 年下半年位于白洋淀的华北解放区永茂二分店,开展“点滴采购”。所谓点滴采购是指弄到一袋肥田粉(做炸药)、一斤水银(做雷管)、几打锯条、几十块砂轮、几磅药品等,形成一种大人、小孩、男人、妇女群众性的对敌走私活动。

  1948年秋,解放石家庄、济南时,缴获了大批伪关金、金圆券(约十万斤),根据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指示,迅速将这批伪币推到天津、北平地区,购回军需民用物资。除发动解放区的群众(包括商人),携带大批伪币去天津、北平等大城市购回物资。用高价收购西药、电料、模造纸、颜料等军需品,后来,只要能用伪币买到的物资来者不拒。在解放区群众带动下,敌占区的群众(包括大小商人、教职员工、三轮车夫、伪警察等)数千人,成了解放区采购大军。敌占区的群众既赚了钱,又得到粮食,高喊共产党万岁不仅很快地把大批伪币推到敌占区,买回大批军需民用物资,还搞乱了天津等大城市的市场,团结了群众(包括敌占区的群众),支援了解放战争。

  在共产党人眼里金银不过是比较贵重的金属,可以用来换取更多的物资,货币最基本的保证是物资,拥有物资的前提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加以革命性的改变。国共双方货币战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张闻天在1934年中央苏区讲课时说:“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是用一切办法来阻止的。“各方面(国民党政权)积累起来的资本(工业积累起来的民族资本也在内),不用来提高农业技术,不投到工业中去,反而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用封建的形式来加重剥削农民。”⒀国民党货币战失败的根源在于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农村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古希腊神话海神波塞冬与大地母神的儿子安泰只要双脚不离开大地就能吸取无尽的力量,共产党人无论军事还是货币战取得胜利的根源,都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所唱:“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注释:

  ⑴⑹⑺《北海币史料卷4》《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卷4》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94页、第126页、第135页

  ⑵《资本主义货币危机》尹士楚、贝世京著,1974年11月出版人民出版社,第8页

  ⑶⑷⑸⑻《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卷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11页、246-247页、245页、第181页

  ⑼《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王礼琦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47页

  ⑽⑾《中国农民负担史卷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1、542页

  ⑿《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58页

  ⒀《张闻天年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著,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15页其余未见标注的见《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三部解放战时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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