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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下)

迎春 · 2019-09-1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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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是毛主席经过长期思考和总结社会主义的重要文件,它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是“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它掀开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所以要专门进行探讨。

  ……

  2.商品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

  放开革改以后,不仅不断地削弱国营的产品经济,而且直接引进外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重新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最终消灭了产品经济,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全复辟。

  放开革改以来,首先是全面推行“包产到户”,使集体经济的农民,重新回归为最细小的小农经济,为发展雇佣劳动经济准备好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实行“包产到户”不久,我国农村就出现了陈志雄雇工经营包鱼塘、李金耀雇工包山林等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参看拙作《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第239页),城市也出现了“傻子瓜子”等雇工现象。

  实行“包产到户”,为劳动力商品充分供应准备了条件,资本主义大复辟所缺乏的只是资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大量外资涌入,雇佣劳动制度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典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重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

  原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也进行了“改G”:首先是用“增强企业活力”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名义,把国营经济的产品转变为商品;以后又实行了“拨改贷”,把原来国家银行给国营企业的拨款改为贷款,也就是把产品经济关系改为商品货币关系。种种改G措施,使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由大量盈利,搞得亏损连连,最后实行了所谓“减员增效”,解雇了数以千万计的公有制企业的职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营经济“改G”成为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国有经济。

  可见,放开革改以来,实际上是一个商品经济逐步消灭产品经济的过程,商品经济不仅重新得到发展壮大,而且把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发展到了极致,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

  总之,从新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或者说过渡时期)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与公有制的产品经济反复斗争的过程,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所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等论断的科学性。这两种经济关系的斗争,就是过渡时期始终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经济根源。

  

  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要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说起。马克思没有亲身经历共产主义,他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揭示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他科学地预见,消灭了最后一个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必将出现共产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不过在进入完全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必然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是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有时指的是同一种社会形态,没有单独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划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把低级阶段称为过渡时期。马克思在批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时,对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经济关系进行过科学的分析,揭示了这个阶段的劳动者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处于社会成员地位”,另一方面又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的地位。就是说,生产者一方面具有“社会成员”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具有“私有者”的身份,是“公有者”与“私有者”的统一,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必然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这种分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道路。(《马恩选集》第三卷第10页)

  列宁亲身经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他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他在世时,俄国还存在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当时他就指出:“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4、86页)那时俄国还没有实现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也没有实现全部的公有制。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实现了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他“犯了大错误”(毛泽东语),除了否认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存在阶级斗争之外,还否认商品经济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存在复辟资本主义可能的经济根源,认为这个阶段的商品经济“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他还为这个过渡时期“制定”了“基本经济规律”,表述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就从经济关系方面完全排除了苏联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排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毛泽东在与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斗争过程中,总结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得出了与斯大林相反的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他说: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196页)

  对于社会主义存在的阶级斗争,最初他说:

  “……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197、293页)这里说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造成的,“人还在,心不死”,当然也就不存在探寻阶级斗争经济根源的问题。

  新中国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关注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示要反对官僚主义。他说: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73页)这里说的仍然是旧社会残余的影响。

  1958年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他运用马克思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说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过去同志式的关系有所削弱、官僚主义有所发展,并与实行供给制和红军时期的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情况进行对比,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问题。毛泽东看了文章以后,让《人民日报》转发,并代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47页)

  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中也指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见该书第67页)这就触及到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的社会关系,但是,当时还只涉及法权关系,没有涉及经济关系。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

  “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第801、807页)

  毛泽东又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一点上却有体系。”(出处同上书,上册第403页)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经济理论领域的矛盾。

  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化,提出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明确指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他1976年初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7页)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激烈的政治斗争。

  可见,无论是思想文化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社会主义社会都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仅仅用旧社会“人还在,心不死”解释不了,用“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也无法说明。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13页)

  这些论断不仅使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有了经济基础,使“继续革命”理论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从经济领域看,就是限制并逐步消灭商品经济,虽然每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既是“产品”又是“商品”的承担者,都存在自身革命的任务,但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一部分高薪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等作为商品经济的主要承担者,最可能反对限制和消灭商品经济,成为群众革命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些论断也就成为“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上世纪70 年代回到学校以后,从事人民公社的理论研究。当时就研究了“涉及到社会主义的‘细胞’:产品和商品”、“社会主义劳动的社会形态:为自己劳动和为社会劳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这样三对经济范畴(参看拙作《论工分》、《论个人所有制》《论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等,载拙作《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

  我以为,认识这三对经济范畴,是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关键,也表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详见《社会主义本质探索》内容简介第1页)但是,我没有把这些研究结果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由于我研究过社会主义的这些经济范畴,所以,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和《毛主席重要指示》等文件特别重视,写过文章反复宣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论述的重要性,认为上述文件不仅对于认识当前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远发展看、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看,都具有开辟新篇章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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