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革命家小传丨成王败寇——高岗

　　作者按：他是陕北穷山沟里走出的革命家，一生戎马，历经无数战争考验，却最终在和平年代服毒自杀;他曾深得毛泽东信任，解放后位居国家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在《开国大典》油画上站在前排右一位置;他深度参与了高层权力斗争，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并作为“红区党和白区党”理论的发明者拉开了建国后一系列军人夺权的序幕;他的英年早逝，曾令举国震惊，又使他逐渐为世人淡忘，但时至今日，他仍被陕北百姓久久怀念、不断提起。

　　他就是高岗，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特殊地位和意义的人物，通过对他传奇人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国和建设过程中的英勇奋斗和复杂斗争历程

　　上篇·起于西北（1905-1945）

　　1905年10月25日，陕北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降生了一名男婴，取名高崇德，即日后的高岗。高岗在高家子女中排行第三，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在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但是，这个有两儿两女的六口之家在天灾人祸不断的旧社会里注定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高岗的母亲杨氏在高岗7岁时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高岗的姐姐15岁嫁给了同村的农民，高岗的妹妹则在6岁时便因生活所迫，以六吊钱的价格嫁给了别人当童养媳。

　　高岗的童年，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并要靠出门讨饭维持生计，尝尽了底层农民生活的艰辛。不过，在农闲时经常外出跑生意的高家父亲毕竟有一些见识，他在1915年冬将高岗兄弟两送进了当地的私塾，三年后，又把他们转入附近一所新式小学，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育。1921年，在父母的包办下，年仅16岁的高岗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婚姻，对象是比他小一岁的贫苦农家女杨芝芳。

　　当年的陕北，曾经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农民身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受不了;

　　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寻死、坐监牢。

　　吃的草籽野沙米，穿的破烂老羊皮;

　　白天穿、黑夜盖，天阴下雨毛朝外......”

　　农民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地主的跋扈，给了这个少年最初的阶级启蒙，使他萌生了“长大后也要带兵打仗，杀富济贫，为穷人报仇”的想法，并立志做个“威风凛凛、出人头地的人”[1]。有了朴素的阶级感情、积极的奋斗愿望，只待接触到新的思想就可能转变为一名左翼青年了。

　　这一天在1922年高岗进入闻名陕北的横山县第一高级小学(“一高”)就读时到来了。

　　一、学生时代：从学运骨干到共产党员

　　横山“一高”是当时横山县规模最大的一所官办学校，学制三年，招收小学毕业生，相当于今日的初中。由于当时前后两任横山县长(张文丞、刘治堂)都很重视教育，校长曹思温又是一名教育家，“一高”得到了较好的经营和发展，学校甚至不惜重金从北京、西安等大城市聘请名师任教，图书馆、实验室也小有规模。

　　高岗进入“一高”时已经17岁，1.8米的大高个，身强力壮，性格开朗，喜欢结交朋友，很快成为学生们中间的活跃人物。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各种进步思潮正在通过大中城市向全国城镇传播，传播载体就是一本本进步书刊。据1925-1928年曾同在“一高”读书的谷奇峰【解放后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后来介绍，他当时在“一高”阅读过的进步书刊有《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讲授大纲》(萧楚女)、《政治学概论》(恽代英)、《工人与政党》、《向导》周报等等数种之多。虽然没有留下高岗当年的阅读记录，但他无疑也受到过这些进步书籍的影响。

　　1925年，国共合作掀起的国民革命高潮席卷全国，偏远的横山也受到影响，爆发了震动陕北的“一高”学潮，被后人称为“横山革命的先声”。据记载，在绥德、榆林等地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下，曹动之、高岗等“一高”学生积极组织起来，反对学校的奴化教育，开展罢课斗争，并自发成立学生自治会，曹、高先后担任自治会主席，领导全校学生运动;校方紧急开除了曹、高等五位学生领袖的学籍，并对涉事的其他学生处以罚款处分。愤怒的学生们遂排成队列前往县政府请愿，结果遭到反动军警镇压，随之引发更大规模的学生罢课抗议。在罢课斗争期间，高岗作为“一高”学生代表初次结识了榆林中学的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2]，获得了后者及榆中学生的大力支持，这也成为高、刘二位日后的陕北根据地领导人革命友谊的开始。最终，在民意的压力和榆中校长杜斌丞等社会名流的出面斡旋下，横山县当局被迫做出让步，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免除了“一高”给予涉事学生的罚款处分，“一高”学潮终于结束。

　　被从“一高”开除后，高岗在1925年秋被接纳进榆林中学读书。榆林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陕北的新思想活跃之地。榆林中学的前身是清末(1903)创建的榆阳中学堂，是陕北最大的中学，面向陕北23县招生，经费由23县财政共担，实力雄厚，集合了陕北地区最优秀的学生。1918年，著名教育家杜斌丞【毕业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接任榆中校长，这位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鲁迅式的共产党员”的教育救国论者效法北大推行教育改革，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培养“活泼、大胆、勇敢、坚韧、进取”的新青年，并通过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介绍，聘请了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高宪斌、曹又参等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来校任教。一时间，榆中新潮涌动，充满了变革和进步的气息，先后培养出了刘志丹、谢子长[3]、高岗等一批杰出革命家，堪称“陕北的一师”。1926年，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21岁的高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弃文从军：开启军事斗争生涯

　　高岗的革命生涯，开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晚期。

　　1926年11月，围困西安的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被杨虎城率领的革命军民击败，陕西国民革命获得空前胜利。次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国民党左派)任总司令，史可轩(共产党员)任政治保卫部主任。为培养军政人才，联军驻陕司令部委派史可轩筹建一所军校。很快，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成立，史可轩任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4]，并聘请了五位苏联军事专家担任顾问，从国民军下级军官和进步青年学生中大量招收学员。1927年2月，高岗进入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开启了他此后漫长的军事斗争生涯。

　　作为一所由共产党主导的军校，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有着浓厚的革命气息，号称“西北黄埔”。尽管这所学校在1927年6月后即因国共合作破裂而遭“清剿”，但短短四个月的学习仍使高岗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学校不仅开设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训练课程，还设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和农民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等等课程;对于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还开设有《什么是共产党》、《共产主义ABC》等党课;学校还鼓励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到街头、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帮助农民建立农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6月，高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了已被阴云笼罩的中山军事学校，返回自己的家乡横山县从事革命工作。

　　在高岗回到横山之前，这里已于1927年5月诞生了横山县第一个党支部，到7月时，横山县共产党员发展为7名，共青团员发展为9名。高岗到来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但他仍利用有限的资源，使当地的农民运动获得了较大发展。据资料记载，高岗参与创建了当地的“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积极宣讲革命思想，号召农民群众团结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跟地主豪绅进行斗争。1928年春，陕北发生罕见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地主豪绅依然对农民巧取豪夺;高岗等人遂发起声势浩大的抗租抗捐运动，组织数千群众包围县城，横山县当局最终答应免除向农民征收粮款，运动取得胜利。

　　1928年3月，中共中央受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影响，认为全国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作出《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示陕西党组织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准备和发动暴动上去，提出“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经过两个月准备，同年5月，渭华起义[5]爆发，宣告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唐澍任革命军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为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二大队队长。8月，起义失败，刘志丹、谢子长返回陕北，分别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军委委员。次年春季，陕北特委召开了著名的红石峡会议，重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会议认为，陕北的武装斗争有三种可行的形式，分别是白色(兵运)、灰色(改造土匪)和红色(建立革命武装)，在当时的形势下，并不具备直接建立红色武装的条件，而在白军中开展兵运则是较为现实的，应成为主要努力方向;在此基础上，会议提出陕北党在继续进行工运、农运、学运的同时，应尽快将工作重点转向兵运上去，陕北党组织的大部分党员都要尽快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借水养鱼”，并在拉拢队伍的过程中寻机准备兵变，以进行暴动。

　　红石峡会议前后，高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首次化名“高岗”打入国民党延安党部(此后他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后又转入冯玉祥手下的苏雨生部第八旅(刘志丹、谢子长也在此旅)，不久升为学兵连连长，控制了整个学兵连。然而，到1930年时，兵变还未开始，高岗所在的军队就在陕西吴起镇三道川一带被军阀部队打散了，兵败后，刘、谢二人返回陕北特委汇报情况，高岗则在该年年末辗转回到老家，打点家中事务。之后，高岗带着自己的妻子[6]和孩子一起离开了老家。

　　第一次兵运活动失败后，陕北特委很快开始了新的尝试。1931年5月，刘志丹等人奉命打入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陈对刘的军事才能非常欣赏(毕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令他做了第十一旅的旅长，刘则借机招兵买马，准备兵变。高岗担任刘志丹的专门交通员，负责刘与陕西省委及其他同志的联络。

　　不过，这种带有盲动性质的单纯军事斗争在当时注定难以成功。不久，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在军阀交战中被打散，陕北党的第二次兵运活动也失败了。连续3年兵运的失败(1929-1931)使陕北共产党人意识到，脱离农民运动的基础，跟着军阀队伍四处流动、利用军阀武装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及独立的革命武装，扎根下来，逐渐壮大革命力量。

　　1931年10月，新的斗争道路在一个叫做南梁堡的地方开了花。此地处桥山山脉中段，位于陕甘两省边界，属“两不管”地带，反动统治薄弱，是积粮屯兵、开展武装割据的理想之地【堪称“陕北井冈山”】。刘志丹等人在兵运失败后来到此地，很快又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站稳了脚跟。不久，在邻省山西遭到敌军包围的晋西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队长阎红彦、政委杨重远的带领下西渡黄河撤入陕西，在10月下旬转战到南梁堡，与刘志丹等人会师，大大壮大了根据地武装的力量【南梁堡根据地就此成为中共在陕西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7]，南梁堡红军也成为陕西省委领导下的主要军事力量】。10月30日，谢子长、高岗奉陕西省委之命来到南梁堡加强领导，并对南梁堡的红军部队进行了重新编制，成立了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任委员的新的队委会。这是高岗第一次在我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中担任军职，此时他26岁。

　　三、愈战愈勇：逐渐站稳陕西革命“C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形势日益高涨。1931年12月，陕西省委决定将南梁堡红军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次年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的代表高维翰(也是省委常委)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一大队队长(共四个大队)，高岗为第二大队政委【刘志丹此时在省委汇报工作，故未安排职务】。

　　然而，由于高维翰要去渭北视察，省委又派出特派员杜衡(也是省委书记)接替高维翰在红军的工作。此时，正是中共中央受王明“左”倾冒险路线影响的时期，陕西省委也教条地执行冒险政策。在杜衡来到部队前，陕甘游击队已经两次试图进攻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均因敌强我弱而以失败告终。杜衡来到部队后，以“钦差大臣”的地位对红军的领导横加指责，他批评谢子长“游而不击”，犯了“右倾错误”，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为由撤销了谢的总指挥职务。随后，杜衡把处理结果向陕西省委做了报告，陕西省委根据杜衡的报告在1932年3月6日作了《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认为：

　　“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

　　3月21日，陕西省委又向中共中央致信汇报情况，提出要让陕甘游击队“迅速回三原[8]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并请求中共中央给予陕甘游击队正式的编制和番号。

　　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了陕西省委的请求，规定陕甘游击队的正式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改变完成后，红二十六军曾在5月取得短暂的胜利，歼敌千余人，但在6月便发生了临镇战役和安条岭战役的连续失败【临镇战役失败后，高岗因战斗不利被撤职，回到西安在陕西省委工作】，到6月下旬撤退至正宁县梁家堡时，全军仅剩200人，几乎覆灭。7月底，陕西省委不得已重新启用谢子长为总指挥，希望恢复红军重新发起进攻。谢子长就任后，采取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使红军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不久后谢子长再次受到杜衡排挤，被撤销职务，去上海“受训”，直到1933年11月才重新回到陕西)。12月底，二十六军开赴耀县西北的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照金地处六县之交，沟壑纵横，地势险要，同样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1933年4月，中共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照金成立，主席周冬至(贫农代表)，副主席习仲勋，成为我党在陕西成立的第一个工农兵政府。

　　然而，形势的好转使杜衡再次头脑发热，他不顾其他干部的反对，执意调动二十六军离开照金南下，开辟渭华新苏区。结果队伍在南下途中遭遇惨重失败，最终只有不到百人突围逃走。这支西北共产党人历经磨难建立起来的红军主力就这样覆灭了。兵败之后，杜衡只身一人逃到了西安。

　　1933年7月28日，留在西安的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和高岗四人在西安东大街的福盛楼饭馆“吃饭”，商讨下一步计划。不料，会议尚未开完，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杜衡、萧章被捕(随即叛变)，贾拓夫和高岗侥幸逃脱。逃走后，贾、高二人继续开会讨论，决定由贾拓夫留在西安转移省委机关并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高岗则返回照金主持红二十六军的重建工作。这次的临危受命，在高岗的革命生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陕西省委的领导已经瘫痪【别忘了一年前他们还在给中央写信表示要如何如何】，陕西红军的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人还处于“失联”状态，返回照金的高岗就成为了陕西省委的唯一代表【来自省委的权威很重要】，以及陕西红军内级别和声望最高的将领;如果说1932年成立的老红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是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所创建的话，那么1933年重建的新红二十六军就是高岗主导创建的，他在新红二十六军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1933年8月，高岗代表陕西省委将退到照金的各支革命军领导人及照金根据地的各主要领导召集起来，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会议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清除了二十六军兵败后弥漫着的失败、消极情绪，提出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将分散的各支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重建红军主力，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从“打小仗”开始，打击敌人的薄弱部分，“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可以看出，高岗在陈家坡会议上提出的方案已经高度接近毛泽东在井冈山形成的经验了】。王泰吉[9]当选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陈家坡会议为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注意：此时是“临时”总指挥部，还没有恢复正式的红军】。

　　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根据地形势很快再次发展了起来。10月4日，刘志丹脱险回到照金，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部队的领导进一步加强。然而，照金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就在刘志丹返回部队不久，敌人调集了四个正规团和六个民团共计6000人围攻照金，形势万分危急。刘志丹、高岗与王泰吉分析敌情后认为，敌强我弱，根据地狭小，死守必定灭亡，只有跳出包围圈，转到外线去，才能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于是，总指挥部决定将主力红军转移到外线，只留下少数游击队在根据地周旋。果然，10月18日，红军出其不意攻占了敌人防守薄弱的合水县城，缴获大量物资，声威大振。继而又在毛家沟重创敌军，使敌人不敢主动进攻红军。不过，虽然红军主力在外线取得了连续胜利，坚持了长达十个月的照金根据地还是在敌人的进攻下失守了。红军陷入了漂泊无依的境地中。

　　那么，同样是实行运动战，为什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就能守得住，而刘志丹、高岗领导的照金根据地就会丢失呢?恐怕与这两块根据地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井冈山根据地面积较大，回旋余地广，同时井冈山的红军(无论毛的秋收起义部、朱的南昌起义部还是王袁的土匪武装)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都较强，人数也较多(最多时达到一万兵力);照金根据地则面积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同时照金红军由四面八方来的各路人马拼凑而成，军事素质普遍不高，人数也较少(始终没超过一千，仅为朱毛红军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一旦强敌进攻，井冈山可以选择诱敌深入，把敌军放进根据地内，跟敌人“兜圈子”，并集中兵力将分散的敌人一一消灭(而且具备消灭他们的实力);而照金只能暂时放弃根据地，跳到外线，打乱敌人进攻计划，寻找机会打击敌人，迫使敌人撤出(但不具备消灭敌人的实力)[10]。如果敌人因害怕损失而放弃进攻，根据地就能守住，但如果敌人为了占领目的地执意进攻，不惜代价，根据地就可能丢失。这一逻辑在陕西红军后续的根据地斗争中反复上演。

　　图：不同根据地的内线与外线作战

　　1933年11月，在外流动的陕西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做出三项重大决议：第一，撤销临时总指挥部，正式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第四十二师【全军只有这一个师，且全师仅500余人】，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第二，由四十二师派出干部，开辟陕北、陕甘边、关中三个游击区，组织游击队;第三，主力红军转移至南梁，重新建立南梁堡根据地(或称“南梁根据地”)，开展武装割据。包家寨会议后，高岗首次成为正式红军中与刘志丹平起平坐的高级将领(此前一直是刘的属下)，此年他28岁(刘志丹30岁)。

　　南梁根据地重建后，红军的形势又高涨起来。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军阀再次出动大军向根据地“围剿”，3月，红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华池大捷”，5月下旬，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红军收复南梁。

　　1934年7月下旬，谢子长、郭洪涛[11]带着一支游击队来到南梁，与二十六军会合。这次会师表面上壮大了红军力量，实际却给根据地的发展埋下隐患：谢是从上海“受训”归来，郭是中共北方局派出的干部，二人到南梁显然是要执行中央路线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7月25日，军政联席会议在阎家洼子召开，史称“阎家洼子会议”。会上，先由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而后由郭洪涛代表北方局对二十六军干部训话(郭实际主导会议)。郭洪涛严厉批评了二十六军中存在的“梢山主义”【“梢山”是西北方言中对山区的称呼，“梢山主义”指不服从上级决定，钻在山沟里而不愿意攻打大城市的做法】、“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了高岗的的政治委员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改由谢子长接任。据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习仲勋(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后来回忆：

　　“洪涛同志来的时候，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他主要批评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者刘志丹、高岗同志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避路线、串山林主义、枪杆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能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后来刘志丹讲，梢山主义不错啊!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在这次会议上好像洪涛同志胜利了，把大家批评了一顿，高岗同志被打击了，撤了他政治委员的职。为什么没有篡军呢?就是真的把军队交给他也不行，自己无能，他手中又没有这样的干部。”[12]

　　会后，高岗虽然不再担任政委，但并未离开部队，仍以参谋长身份参加战斗。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在安定县白庙岔宣布成立，下辖八十四师【是的，全军亦仅一个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二十七军的建立，使陕北革命形势明显好转，也使统一陕甘边【南梁根据地位于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当时这两块根据地分属两个上级领导：陕甘边归陕西省委领导，陕北归北方局领导】。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碱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碱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谢子长任副主席，高岗、杨森、张秀山[13]、张达志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及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解决了两军、两地分属不同上级领导的问题】，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并成为日后陕甘宁边区的雏形。会后不久，谢子长因病去世，高岗接替谢子长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根据地第二号人物。

　　1935年年初，蒋介石在取得对瑞金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后，开始把进攻重点转向当时我党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当时包括中央根据地在内的全部根据地都被破坏或放弃，只有西北根据地仍在坚持】，调集6个师约5万兵力，发起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虽然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总数不过五六千人，但在刘志丹、高岗的正确指挥下，在8个月的时间里成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根据地也由此进入全盛期。

　　就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到达陕北，与先前到达的郭洪涛一起，再度掀起了推行“左”倾冒险路线的浪潮。8月26日，朱理治和郭洪涛在文安驿召开西北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史称“文安驿会议”。朱理治主导了此次会议，他向参会人员分析了目前“一片光明”的国内国际形势，指出共产主义祖国苏联正受到日本军事威胁的情况，提出要让西北红军北上保卫苏联，并做出首先夺取延安、安定、清涧、绥德四座县城以打通北上道路的决定。由于朱理治手持“尚方宝剑”，会议最终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决定首先攻打瓦窑堡(安定县府所在地)和清涧县城。

　　但随后的情报勘察标明，瓦窑堡和清涧都有大批敌军严密防守，且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就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但上级的命令又不可不执行，于是在曹动之【就是“一高”学潮时与高岗同被开除的学生领袖，此时任第三纵队总指挥】的建议下，红军决定改打敌人防守较为薄弱的横山县城【反正都是县城，打哪个都能对上级有交代】。不料，本以为能轻易攻克的横山县城居然没有被攻下，反而造成不小的牺牲，最终只能撤退【尽管横山战役失利，但如果当时红军没打横山而去打了瓦窑堡和清涧，只能损失更大】。朱理治万万没想到，一个北上保卫苏联的宏伟计划就这样在第一步就搁浅了。

　　横山战役失利后不久，北上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原先在鄂豫皖苏区)在军长徐海东[14]、政委程子华[15]的领导下，率先到达陕甘边，与西北红军会师。1935年9月17日，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在延川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合计8000余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这一人事任命已经有不详的预兆】。

　　就在红军会师和改编之际，蒋介石针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全面开始了。包括东北军【九一八之后便撤到了西北】、中央军和陕甘晋等地军阀部队在内的十万人马，兵分五路，向根据地扑去。10月1日，红十五军团与敌军一部在甘泉县劳山地区交火，双方激战六小时，最终以红军全歼敌军两个团，击毙敌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裴焕彩，俘虏敌3700多人、300余匹战马及大量武器装备而结束，是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史称“劳山大捷”。而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高岗，在劳山战役中和战士们一起冲到前线，他甩掉上衣，赤裸上身，手握两只短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令见者无不震撼，传下了“赤臂战劳山”的佳话[16](时年30岁)。

　　当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激烈进行之时，西北根据地内部却爆发了一场影响恶劣的“肃反”运动。坚定执行中央“左”倾路线的“钦差大臣”朱理治【此时也是陕西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认为，西北党和红军几年来的行动已经证明右倾思想在这里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西北党已经被“右派”把持，二十六军中也可能大量混入了反革命，必须对“右派”进行肃清，才能真正执行中央路线。同时，刚来陕甘宁的二十五军领导徐海东、程子华对西北情况不了解，也听信了朱理治等人的说法，使二十五军配合陕甘晋省委开展肃反，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刘志丹、高岗在劳山战役结束后被骗回瓦窑堡【当时已被红军攻克并成为省委所在地】，随即被捕入狱。与他们同时被捕的还有习仲勋、马文瑞[17]、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原二十六军全部营以上干部，他们被带上面罩关押在漆黑的窑洞里，遭受了残酷的审讯和迫害【据同被关押的赵启民在1981年回忆：“连站起来伸伸懒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如果不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恰在此时到达陕北，并发出停止肃反、“刀下留人”的紧急命令，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为陕西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优秀共产党人就会被自己二十五军的战友们斩于屠刀下了，因为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已经有200多位原二十六军的干部和战士遭到了处决[18]【心痛!】。马文瑞后来回忆说：

　　“我和一些同志常开玩笑说，张国焘反对中央，闹独立，对于整个中国的党，对全国革命是有很大的损害，可是对于这个苏区，对于我们这些个人，还有好处。要是张国焘不反党、反中央，那么中央就来不了，那么陕甘苏区与我们这些人早就完蛋!确实是这样。”[19]

　　在身陷囹圄、命悬一线之际，是毛泽东救了高岗的命，这使高岗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而高岗坚持正确路线却惨遭“钦差大臣”们打击迫害的经历也引起了毛泽东内心强烈的共鸣【毛本人也曾长期受错误路线打击】，他无疑对这样一位老实又勇敢的西北红军将领抱有好感。在1936年刘志丹牺牲后，高岗毫无悬念的成为陕西红军中最有威望的领袖，不久又成为毛泽东最信赖的陕西本地干部。就这样，历史终于把高岗推到了陕西革命的“C位”上。

　　四、几度升迁：终成中共“西北王”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行走两万五千里，史称“长征”。11月，湘江血战，出发时8万红军锐减至3万人，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转进。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思想，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转危为安【但当时战事紧张、交通阻隔，且中共中央本身就在不断转移，在中央获得胜利的毛泽东路线无法及时贯彻到其他地区的红军中去，这使陕甘宁根据地此时仍被“左”倾路线统治】。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在达维会师，随后红军两大主力成功会师【此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仅剩万余人，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却有8万人，张国焘俨然成为实力最强的红军将领】。

　　会师后，中共中央要求继续北上建立川甘陕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去川甘陕，提出要西进去川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竟违背中共中央的决议，擅自做主带领大队红军向西开进【后伤亡惨重，被迫返回】，造成与中央的分裂。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按原计划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已无可能，只能继续北进，寻找更合适的转移地点【由于联络中断，当时对陕北根据地的情况一无所知，以为已被消灭了】。9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在此地从军阀部队手中缴获了一张刊登有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会合消息的报纸，并附有“匪区”位置图。这张特殊的报纸由战士交给聂荣臻并火速送到毛泽东手中，使毛泽东大喜，立刻召开会议，决定照着报纸提供的方位，快速向陕北挺进，寻找陕北根据地[20]。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长征”结束。来到陕北的毛泽东希望与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等人见面会谈，却不料听到回复刘志丹等人已在“肃反”中被捕，生死未明。毛泽东于是紧急派出贾拓夫(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和李维汉(始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寻找陕甘晋省委负责人调查此事，二人很快向毛报告了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在收到报告后当机立断，向陕甘晋省委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就此解救了一大批陕北干部的性命，“肃反”停止。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县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人关于陕甘宁根据地情况的报告，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详细调查西北“肃反”事件;同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闻天)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21])，以加强中央对西北的领导。两天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撤销原陕甘晋省委，改建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其中，朱理治任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任陕北省委书记)。

　　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公布了党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做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其中指出：“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12月13日，毛泽东来到瓦窑堡，与周恩来一起接见了刚被释放不久的刘志丹、高岗等受冤的同志，对他们进行安慰与鼓励。这是高岗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然而，11月底的中组部《决定》只是宣判了“肃反”是错误的，并没有来得及从思想和政治路线层面对整个“左”倾路线进行清算(朱理治、郭洪涛也仍是西北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刘志丹、高岗等人虽然免于牢狱之灾，但仍然带着“右倾”的帽子，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获释后，刘志丹仅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的一个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1936年3月，他作为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仅有五百人左右】总指挥接受上级命令去山西参加东征战役。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因寡不敌众，在一个月后便壮烈牺牲，时年34岁，成为西北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22]。

　　而高岗则在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领导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的“陕北骑兵团”，戍守三边。高岗后来回忆说：“郭洪涛派我带13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无疑，被“流放”后的高岗情绪非常差，甚至产生“看破生死”的念头(当和尚)，这使他一度放纵了自己，及时行乐，生活作风变得腐化。他后来反省说：“(在蒙古时)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4月，高岗得知了刘志丹已经牺牲的消息，受到巨大刺激。他决心在蒙古干出一番业绩，以告慰昔日战友在天之灵。很快，高岗所部便与当地的蒙族抗日力量建立了深厚友谊，并成功争取了蒙古族上层人士齐国贤和那素等人支持中共【同年10月与那素结成异姓兄弟】，有力推动了对蒙族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久，高岗被任命为中共三边特委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并列席了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蒙古工作代表的身份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情况，受到广泛好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感到中国时局的转换即将到来，国共结束内战、合作抗日的前景已经明晰。12月17日，国民党东北军从延安县城撤走，很快，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县城迁入延安，开启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的时期。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终于有了“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机会【此前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处在国民党长年的围追堵截之下，不是在反追击，就是在反“围剿”】，也迎来用人之际。同时，毛泽东也对中央进驻陕北以来“用外来干部多，用本地干部少”【部分原因是相当一部分本地干部被打倒了，长期带着“右倾”的帽子】的情况不满，他认为，用太多外来干部不利于开展当地的群众工作，从而不能有效发动群众【外来干部不如本地干部熟悉当地情况，也不如本地干部与当地群众联系密切，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与拥护】。作为陕北干部“代言人”的高岗逐渐成为他的考察对象。

　　1937年5月2日-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申明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并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一天以后，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第一届执行委员。出人意料的是，并未出席会议的高岗居然以最高票入选17名执委，比中共中央的代表林伯渠还多一票【林伯渠票数第二】，可见高岗在陕甘宁干部中的威望和地位。会议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实现了陕北、陕甘两省的统一。不过，边区委员会的书记由郭洪涛担任，高岗仍是三边特委的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成立，任命高岗为书记。虽然同样是从事少数民族工作，但前缀却由“三边特委”变成了“中共中央”，这标志着高岗人生低谷期的结束，他已经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重点选拔和培养的陕西本地干部之一(时年32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在随后发表讲话，正式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月6日，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高岗、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等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政府所在地设于延安，下辖23个县，面积13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高岗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和1935年刘志丹担任的瓦窑堡警备司令类似，主要任务是镇压汉奸、土匪，维持治安等，有一定武装力量，但不算正式军职】。这是高岗从蒙古回来后首次进入边区政府任职，且排名位于曾经打压他的郭洪涛之前【想必高岗在心中一定暗暗出了口恶气】。

　　11月，高岗又被任命为八路军骑兵司令，成为八路军高级将领【挂上了“高司令”的名号】，率领八路军骑兵部队开赴绥远进行抗日斗争。此后，高岗就经常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他与毛泽东的接触也逐渐频繁了起来。

　　1938年4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一年改选一次”的时间已到，高岗在新选举的边区委员会中当选为书记，成为边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此有了“高书记”的称呼】。这一结果能够出现，第一是由于高岗在刘志丹、谢子长离世后已成为西北根据地无可争议的“男一号”，享有崇高威望;第二是他的作风平易近人、善于与人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在工作中能力极强，办事效率高、效果好，又粗中有细，能照顾到各个方面，因此得到了包括陕西本地干部和中央外来干部的一致认可;第三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照顾山头”政策：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的“山头哲学”，认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显然，高岗作为此时“陕北山头”的代表，就是毛泽东要照顾的重要对象[23]。

　　当选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后不久，受当时延安风气影响，高岗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杨芝芳离婚。两年后的1940年，他与来到延安的进步学生李力群(19岁)结婚，并和后者度过一生。

　　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近两万字)，全面总结了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各项工作，分析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的若干经验，并提出了边区党今后的任务。这篇报告逻辑清晰、语言生动、见地深刻，成为高岗关于根据地建设思想的首次系统展现，其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也使他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这篇报告后来发表在1941年5月出版的《解放》杂志上，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高岗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高岗在这次会议上继续当选陕甘宁边区党的书记。

　　1940年9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19名委员中本地干部占11人，外来干部占8人)，高岗任书记。1941年4月，陕甘宁中央局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简称“西北局”)，高岗仍为书记。西北局作为中共对整个陕甘宁边区实行领导的最高机构，全面负责了边区的各项一般工作，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时，才请示中共中央的意见;并且根据任弼时的建议，中央规定边区一级的军事行动一般都由高岗负责。这样，作为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就成为边区党、政、军各项事务的最高领导人，并拥有了直接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请示的权利。西北形成了边区——高岗、中央——毛泽东两级两个核心的局面，高岗成为实实在在的“西北王”(时年36岁)。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不是高岗具备了出众的工作能力和超人的政治、军事才干，单凭他在陕北长期积累起来的威望和资质，或是凭毛泽东的“照顾山头”政策，他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待罪之人”迅速上升为党内的重要人物。毕竟，毛泽东慧眼识人，能被他看重的，必得有些真本领，非此不足以服众。高岗的军事才能自不必说，他和刘志丹都是游击战争的好手，多年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而他的政治才能，除了上文记述的内容(根据地建设和少数民族工作)外，还有以下三个重要的例子可为佐证：

　　第一，两次连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好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包括“三三制”在内的民主制度。其中一项，便是成立作为广泛的参政议政机关的“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同时成立的“国民参议会”对立)。1939年1月17日，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包括国共两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及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等各界代表共计700余人参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高岗在大会上被选举为首任议长，成为边区民意机关的最高代表【从此又多了“高议长”的头衔】。后来的实践证明，高岗就任议长后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边区参议会发扬民主、促进团结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受到了边区各界的广泛拥护。林伯渠(边区政府主席)对此曾说：“高议长为边区创始人，自1939年一届边区参议会以来，举凡边区一切实际工作，如生产建设、保卫边区、文化教育，特别是干部作风之转变方面，高议长无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24]”边区的劳动模范吴满有也对他称赞道：“(高岗)他是时时挂念咱老百姓，曾和我谈过四次话，我还在他那里住过三天。他每一次和我谈话都是谈劳动英雄要怎样为群众服务，对我的帮助很大，真正是一个好议长。[25]”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高岗再度被选举为参议长(李鼎铭是副议长)。1946年4月，第三届参议会召开，虽然高岗此时已被中共中央调往东北工作，但三届参议会仍然把他选为参议长，成为不在边区工作的边区议长。

　　第二，主持“大生产运动”。中共中央在长征结束进驻陕北根据地后，给陕北带来了大量行政和军事机关，加上会合到陕北的各支红军，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陕北本身自然条件恶劣，土壤贫瘠，降雨量少，粮食产量有限，群众在解决自己口粮的同时，还要供养大批脱产人员，压力很大，负担很重，不满情绪随之产生。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采纳李鼎铭等人的建议，“精兵简政”，缩减机关人员;另一方面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干部和战士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增加粮食生产[26]。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吹响了“大生产运动”的号角。会后成立了由高岗任主任的边区总生产委员会，作为整个“大生产运动”的领导机关，高岗随之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直接负责人和主持者。到了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困难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加强，为应对困难，“大生产”也迎来了空前的高潮。这一时期，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们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作为总生产委员会主任的高岗也制定了自己的生产计划：(与自己的秘书、警卫一起)种棉花、洋芋各两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年自给。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边区实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的丰衣足食目标，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凋敝、百姓饥寒交迫形成鲜明对照。1943年11月26日，反映“大生产运动”成绩的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开幕，展出展品6600多件，展出照片1980多张。大会还评选出了“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共67人，高岗随后以西北局的名义召开英雄招待会，宴请了67位劳动英雄，并发表了赞美英雄的讲话，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成就。不过，一些劳动英雄在招待会上给高岗送了几面写有赞颂词的旗帜(如“西北星辰”、“西北人民的领袖”、“西北人民的灯塔”)，高岗也乐意的收下了。

　　第三，参与领导整风运动并发挥重要作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启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分为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整风两个层次，主要对象是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意在清理此前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一场统一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运动，一场“文化革命”。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五次会议，专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9月26日，中共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负责编写学习材料并组织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活动，毛泽东亲任组长;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派出由林伯渠和高岗分别带队的两支考察团赴边区各地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情况，收集群众意见，为后续整风提供依据;1942年2月，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扩展到全党;1942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任弼时、高岗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成为此后延安整风的主要领导机构;4月底，总学习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学习动员大会，边区共计2000名各级干部出席......总学习委员会组织的一系列学习活动使边区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也为整风运动走向更深入准备了条件。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高岗的主持下，著名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边区和军队中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共300人参加)，成为整风运动中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毛泽东亲自参会并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也做了相应发言，高岗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探讨》的长篇报告(三万多字)，对边区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实际是代表中共中央给边区的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高岗在这篇报告中提出：西北党在历史上的争论实质是路线争论;西北根据地创建以来有着三条不同的路线，第一条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第二条是以黄子文代表的右倾路线【这一部分影响较小，主要是对根据地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在1933年的陈家坡会议上遭到过批判】，第三条是从杜衡开始，一直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路线;西北党的路线斗争主要是第一条与第三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二者几乎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持对立意见;“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军事、社会政策和组织(干部政策)上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不过，高岗的报告在分析路线分歧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人品质问题，他认为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品质“极端恶劣”，都是“毫无党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这使，这一观点激起了参会干部们对朱、郭二人的强烈愤怒，出现了不少针对朱、郭的人身攻击(语言)】。西北局高干会议完成了对西北根据地内部错误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清算任务，有力推动了整风的进行。1944年以后，整风运动进入最后总结和收尾阶段，延续四年之久【时间几乎占了“八年抗战”的一半】的延安整风终于落幕。可以看出，高岗不但积极参与了整风，而且作为考察团团长、边区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以及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持者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的“得力干将”。

　　既能打仗，又能搞政治建设，还能组织生产，还能做民族工作搞统一战线......高岗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在40年代，他成为了毛泽东最信赖和倚重的陕西本地干部，毛泽东亲切称呼他为“我们的老高”。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高岗首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3人)，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权力圈(时年40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原先由“伪满洲国”占据的东北三省立刻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东北不但面积辽阔、土壤肥沃，而且有日本人留下来的工业基础，与苏联接壤，离中共以北方为主的抗日根据地也很近】。一时间，两党都纷纷调集精英赶往这片黑土地，以求抢占先机。11月22日，高岗来到沈阳。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命是：北满军区司令员。

　　篇末总结

　　高岗出身陕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尝尽农民阶级的苦难，萌发了“报仇”的愿望。在“一高”和榆林中学读书时，他接触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大革命的末期，他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开启军事斗争生涯。

　　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开始兵运活动，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展力量，准备兵变。3年兵运失败后，他在南梁堡获得了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中的首个军职。此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第二大队政委。1932年4月，他所在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在年底创立照金革命根据地。但受“左”倾盲动路线影响，二十六军很快遭遇失败，几乎覆灭。1933年7月后，高岗奉命重建红二十六军，他主持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奠定了他在此后作为陕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的地位。年底，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高岗成为主要创建者。

　　1935年周家碱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不久谢子长病逝，高岗成为西北红军仅次于刘志丹的二号人物。不久，蒋介石发起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高岗和刘志丹正确指挥，成功粉碎“围剿”。这时，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随后，第三次反“围剿”开始，红十五军团获得“劳山大捷”等胜利，高岗取得“赤臂战劳山”的美名。

　　就在第三次反“围剿”激烈进行之时，由朱理治等人主导的西北“肃反”运动开始了，刘志丹、高岗在内的一大批原二十六军干部遭到逮捕、迫害和严刑拷打，不少干部和战士死于非命。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及时赶到，刘志丹、高岗等人获释。

　　高岗获释后被“发配”蒙古工作，成绩斐然(期间刘志丹战死)。一年后回到陕北，担任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此后一路升迁，从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八路军骑兵司令，从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高岗在展现自己政治、军事才干的同时，也赢得了边区军民的广泛拥护，并越来越获得毛泽东的信赖，他不但三次担任边区参议会议长，还作为总生产委员会主任主持了“大生产运动”，并在著名的延安整风中充当毛泽东的得力干将。高岗的革命生涯起于西北，他在离开西北时，已经成为了中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

　　不过，高岗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在他的西北革命岁月里得到一定暴露：争强好胜，看重权力和地位，计较个人恩怨，意气用事，在遭遇困境时容易悲观消极，自我约束能力有时不强，放松对自身的改造时有追求享乐的情绪，等等。这些问题在当时并不严重，甚至说和他的功劳及才干相比起来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往后的岁月里，这些问题的加剧最终埋葬了他自己。

　　注释：

　　[1] 引自高岗1954年回忆材料《我的反省》

　　[2]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青年时代曾在榆林中学就读，并参与组织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学习。1928年以后长期在陕西从事革命工作，是红二十六军和照金、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在陕西人民中间享有崇高声望，他死后，毛泽东曾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3] 谢子长(1897—1935)，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青年时代与刘志丹、高岗同为榆林中学学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再在陕西从事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是陕北地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有“谢青天”之美称。他死后，毛泽东曾为他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在陕北的革命家中，谢子长与刘志丹、高岗是最有威望的三位，堪称陕北革命的“三巨头”。

　　[4] 三人均为共产党员

　　[5] 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渭南县、华县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最具影响的起义之一，它打响了西北武装革命的第一枪。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师生在起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6] 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在1930年离开老家后，一直担任党的交通员，从事情报传递工作，并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7] 由于南梁堡根据地(也称寺村塬根据地)建设不成熟，且存在时间较短。一般以随后出现的照金根据地为我党在陕西的第一块根据地。

　　[8] 三原即孟侯原、丰原、白鹿原，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核心地带，靠近西安，今属咸阳

　　[9] 王泰吉(1906-1934)，陕西临潼人，1924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返回陕西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被捕，押解南京，后经杨虎城营救才获释出狱。1933年7月，在陕西耀县率部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起义失败后，率余部退到照金革命根据地。1934年被捕就义。

　　[10] 高岗曾描述这种战术为：“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抄他的后路。敌人后方就像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就得回头。”

　　[11] 郭洪涛(1909-2004)，陕西省米脂县人。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活动。1927年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在北平短暂逗留后，返回陕北，与谢子长等人一起参与根据地的领导工作。1935年，参与了陕北“肃反”运动。1942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被批为陕北“左”倾路线的代表。解放后长期在交通部门工作，先后任北平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12] 引自《习仲勋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

　　[13] 张秀山(1911-1996)，陕西省神木县人。青年时就读于榆林中学，参加学生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陕甘宁从事革命工作。1933年起在红二十六军中担任干部，参与了领导红军和创建根据地的活动。1945年后被派往东北工作，解放后任东北局常务委员、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等职。

　　[14] 徐海东(1900-1970)，湖北省大悟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黄麻起义，后长期在鄂豫皖根据地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年底率红二十五军长征，任副军长，途中改任军长。抗日战争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后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5] 程子华(1905-1991)，山西省运城市人。1922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赴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为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战斗，解放战争期间任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司令员。建国后先后任山西省委书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国务院民政部部长等职。

　　[16] 据横山县委党史办王思雄先生收集的材料，此战结束后曾有被俘人员对押送他的战士描述说：“高岗那挨求的可真厉害，打得我们招架不住。双手打枪，不住地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17] 马文瑞(1912-2004)，陕西省米脂县人。早年在米脂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陕北从事革命活动，是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解放后先后任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18] 张秀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在陕北的百姓中，传说红二十五军是白军，他们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的机关枪全被二十五军收缴了，红二十六军的战士拿着标枪、大刀被人用枪逼着去冲锋送死;(甚至有人传说)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经被他们杀害了。”以至于在“肃反”被叫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陕北的老百姓都不愿信任二十五军。

　　[19] 引自《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

　　[20] 据杨成武在《长征记》中会议，毛泽东当时对干部们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21] 即博古

　　[22] 当时就有不少人分析，刘志丹在陕西创业多年，却让他在刚一获释后就去他并不熟悉的山西打仗，战役如此艰难，却只派给他非常有限的人力，这似乎仍是朱、郭二人对他的打击、排挤。

　　[23]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人讲：“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24] 见《新华日报》1946年4月4日

　　[25] 同上

　　[26] 这场为生产而发起的运动还寄托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在1939年2月的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有这么一段：“生产运动还包含了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中篇·坐镇东北（1945-1952）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东北，堪称国共两党争夺的一片热土：据当时资料，东北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87%，钢产量占全国90%，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中心;东北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也是重要的产粮区;长白山、兴安岭一带林海茫茫，又有丰富的木材储备。除了物质资源外，东北陆有密集的铁路、公路运输网(铁路里程占全国一半)，海有大连等优良港口，交通和物流十分便利。对于共产党来说，占据东北就意味着有了坚强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并可与冀热辽等北方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进一步解放全国的优势和主动;而对国民党来说，占据东北就可以对共产党形成南北包围之势，同时切断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最终更早地消灭共产党力量。

　　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5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上讲到了占领东北的战略意义：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不巩固，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为加强党的东北工作，七大特意选举了东北籍的万毅、吕正操为中央候补委员。

　　8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集在延安工作的东北籍干部及一批确定赴东北工作的干部，成立培训班，准备派往东北。8月1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一万余人，首先越过长城，向东北方向进军。8月25日，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部四千余人，也向东北挺进。8月底，山海关解放。9月5日，沈阳被我军接管。

　　9月1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局)，以彭真[1]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作为中共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局首届班子成员的设置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东北局势是战是和尚无定论，东北工作是以政治工作为主还是以军事工作为主仍不明确。因此，班子成员中的彭真、陈云、林枫都有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的经验，而军事上的行家只有程子华、伍修权两人。

　　10月10日，蒋介石在人民群众和各党派的压力下被迫妥协，国共“双十协定”签订。但毛泽东看透蒋介石并非真心和平，内战终将到来。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决定增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到东北加强领导力量。10月20日，毛泽东又电报林彪【超一流的军事指挥家】、萧劲光，敦促二人速赴东北。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副政委，萧劲光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吕正操、周保中任副司令。自此，东北工作局面的彭主导被彭-林主导取代，中共中央对东北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预期加强了，备战越来越重要。

　　11月22日，从延安远道而来的高岗等人终于到达沈阳。此后数年，这位生于西北的革命家将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大展身手、建功立业，并最终成为坐镇一方的“东北王”。

　　一、从主持北满军区工作到就任东北局副书记

　　进入东北之后不久，高岗担任了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兼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为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成为仅次于陈云的北满第二号人物【一个新成立的地方分局，竟然集中了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我党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就在此时，国民党也加紧了对东北的争夺，大批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帮助下，从后方快速运送到东北，并接收和改编了大量伪军。1945年11月16日，国民党攻占了由我军接管的山海关，随后沿铁路向北，进攻东北的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和哈尔滨。这时，苏联政府要履行和国民党的协议，指示苏军撤出东北，并把占领的主要城市移交给国民党军队。

　　就在高岗到达沈阳(22日)的当晚，东北局主要领导在沈阳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的方针和战略。没想到，高岗在这场他来东北后参加的第一场会议上就与时任东北局书记彭真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以彭真为首的一种意见提出，虽然国民党军队来势汹汹，但我军已占先机，再加上苏联红军的支持，我军可以争取对沈、长、哈三座城市及长春铁路沿线的控制权，据城而战。但以高岗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已同意履行中苏协议将大城市移交国民党，获取来自苏军的支持已无可能;同时，国民党已经越过山海关向沈阳奔来，其军队的数量和装备都远远超过我军，现在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的;并且，我军初来乍到，缺乏群众基础，据守大城市胜算不大，很可能守不住。因此，高岗提出要主动放弃大城市，把主要力量撤到中小城镇和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大量扩充兵员，以图日后再战。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高岗的看法。但彭真拒绝放弃大城市，会议不欢而散，高岗决定立刻赶往北满与已在那里的陈云讨论此事。

　　11月28日，高岗、张闻天与陈云在哈尔滨见面，三人在一幢小楼里就东北局势讨论了整天一天一夜，最终在29日由张闻天执笔，高、陈反复修改，写成了著名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以陈、高、张三人名义，向中共中央电报请示。在这篇《意见》中，三人提出：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也就是说，东北军事工作的目的不是保卫三大城市，而是一边在前线阻击敌军，争取时间;一边在后方快速疏散，尽快到周边的农村地区发动群众，以建立根据地。总之，继续奉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对于撤离大城市后的城市工作，《意见》提出：

　　“应该预先布置在苏军退出、国民党进入城市后的工作。例如，开展群众运动，创办报纸，吸收人才、资材，打进国民党及其他各种合法组织，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也就是说，东北的各大城市迟早要落入国民党手里(虽然现在还在我军或苏军手里)，必须提早把它们当作白区进行工作布置，晚了就来不及了。同时，当前城市工作的目的不是要保卫这些城市，而是为周边农村根据地的建设服务。此外，《意见》还特别提到了干部们在争夺东北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盲目乐观等情绪，并作出警示：

　　“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的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这份与东北局书记彭真的意见背道而驰的电报[2]发到中共中央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12月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肯定了陈、高、张的看法，指示东北局尽早筹划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12月24日，刘少奇以个人名义给彭真发电，向彭说明：

　　“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3]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后收录《毛选》第四卷】，明确东北在当时的主要是建立根据地(而非占领大城市)，进而提出要用1946年一整年的时间完成根据地创建任务，“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毛泽东还特意批评了一些干部的错误认识，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毛泽东的指示既给党在东北的工作提供了权威、清晰的方向，又意味着这场由高岗发起反对彭真等人观点方针的争论最终以高岗一方的胜利而结束，高岗成了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东北主要领导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也为后来毛泽东撤换彭真埋下了伏笔)。

　　在明确了工作方向后，高岗与陈云积极领导北满地区的根据地创建和军事工作，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打开了北满的工作局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其中，以清除土匪和进军哈尔滨这两件大事最有代表性。

　　日本投降后，北满地区的各路土匪武装利用权力真空期大肆活动和扩充力量。到1945年末，北满65座县城竟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土匪控制，北满各主要铁路、公路也被土匪把持或切断【真正的“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他们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搜刮民财，严重地威胁到北满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老百姓人人痛恨又畏惧的势力。从1945年11月开始，直到1946年5月止，北满分区在陈云、高岗的正确领导及各支军队的密切配合下，剿匪运动如火如荼，取得基本胜利，北满的土匪势力得到基本肃清【仅松江野战兵团一支部队就击溃了土匪武装1.2万余人，毙、伤、俘土匪6000余人】;消除了欺压北满人民的最大危害，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缴获了土匪掌握的大量物资，壮大了我党在北满的物质和军事力量。总之，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必要条件。

　　哈尔滨是北满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通往苏联的重要门户，战略价值极高。但由于这里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国民党的接收力量一直鞭长莫及，部署的军队十分有限【南方的长春、沈阳等城市就与此不同，国民党投入的兵力非常多】。直到1946年4月27日苏军完全撤离哈市为止，国民党实际只控制了市内的一些行政机构，建立了虚弱的统治，这就为我军寻机攻取此城提供了可能。就在苏军撤走的第二天，4月28日凌晨，高岗和陈云向各支部队发出进攻命令，在遭遇一些零星的战斗和阻击后，部队顺利进入市区，沿途受到了哈尔滨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傍晚，中共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机关由宾县迁至哈尔滨。哈尔滨的解放，为党在东北的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也极大鼓舞了东北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士气【哈尔滨虽然不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最先解放的城市，却成为了我军从1946年占领后便一直没有丢失的唯一一座大城市】。这时，高岗的妻儿子女也从延安来到哈尔滨，与高岗团聚。

　　哈尔滨解放后不久，1946年5月，东北局的各机关也迁到了哈尔滨(在南满已经呆不下去了)，客观上已无在同一个地区分设两套领导机关的必要。6月16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作出指示，将北满分局和东北局合并，并对新的东北局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安排：彭真同志不再担任东北局书记，改由林彪同志担任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新东北局的常委会，高岗兼常委会秘书长。这样，东北工作局面又由彭-林主导逐渐向林-高主导转变，林彪成为东北的党政军一把手，高岗的地位明显上升，彭真的影响力大为削弱。

　　担任了东北局副书记(兼常委秘书长)的高岗，获得了在更大范围内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并在随后很短的时间内超越其他委员，成为林彪在东北的第一助手。

　　二、从担任林彪助手到成为林彪的接班人

　　新一届东北局领导班子成立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946年7月3日，东北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7月7日，会议通过了由陈云起草(高岗等人修改)的《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该决议正确分析了东北的形势，明确了东北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规定了当前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并再次针对一些干部的思想认识不清问题进行警示：

　　“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干部中这些不良倾向的来源，一方面由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的由于不认识东北斗争的形势。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

　　进而，决议号召党员干部们尽快投入到组织和发动群众(农民)的工作中去：“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掉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4]7月11日，《七七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从此成为指导东北党政军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决议精神指导下，7月13日，东北局第一份党内刊物《群众》创刊，林彪亲自撰写了发刊词[5]。7月27日，高岗作为东北局代表来到佳木斯(中共合江省委[6]所在地)传达《七七决议》精神，并参加了当日的合江省委干部会议。根据《七七决议》和干部会议的决定，合江省委在会后从全省抽调了各级干部1500人，组成12个工作团，以打击地主恶霸和土地改革为抓手，下乡组织和发动群众。

　　可以说，《七七决议》的颁布掀起了东北全境干部大下乡、农村大规模土改的高潮，为我党赢得东北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拥护、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据8月29日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汇报，自《七七决议》实施后，“两个月来东北各地先后共有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大部分县区都组织了工作团，都突破了一个或几个村屯，少数县已经做到了大部分或普遍分配了。”而到了同年11月，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已经将两千零六万亩土地分给了五百万无地少地农民，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仅仅过了四个月】。

　　不过，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形式主义、强制命令和包办代替的问题。不少地区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形式不重实质，地主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土地仍没有真正落到农民手里。针对这些情况，陈云在土改区调研后两次致信正在东北局机关主持工作的高岗【东北局在11月2日正式通过决议，林彪在前线领兵打仗期间，后方工作主要由高岗主持，高岗从此成为林彪在东北的第一助手，位居其他人之上】，请求检查现有工作效果，并特别指出了土改中“半生不熟”或“夹生饭”的问题。高岗对于陈云的来信非常重视，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局在11月24日通过了《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详细总结了东北土改中所存在的“半生不熟”现象[7]，提出群众工作新一阶段的任务是核查各地土地进行情况，着力解决“半生不熟”问题，将“夹生饭”煮成“熟饭”。于是，东北各省第二次大规模派遣干部下乡，以“查田”工作为抓手，深入土改，巩固成果。

　　结果，相比于第一轮土改在短短四个月内便告结束，第二轮土改整整进行了一年多【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1月】。可见要将“夹生饭”煮熟实在不容易。

　　进入1947年上半年，东北局内部发生重要人事变动，彭真不再担任副书记并被彻底调离东北，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8]。高岗在东北的地位更加巩固。

　　1947年7月到9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制定了著名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对全国解放区的土改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东北局派出以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赵德尊[10]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赵德尊受高岗委托，在会议期间专门找刘少奇汇报了1945年11-12月间东北局内部就战略方针进行争论的详细情况，听取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在肯定陈、高、张的主张是正确的同时，也向赵告诫这场争论已经成为过去，东北局的干部们应顾全大局，做好团结工作，不要再纠缠此事。

　　会后，赵德尊返回东北，向高岗报告会议情况及刘少奇的答复，高岗开始产生对刘少奇的不满。在高岗心里，虽然1945年底的争论最终以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结束，但因此事受到批评(后来又被降职和调走)的彭真却是他的上级(并且深得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信任)。高岗担心刘少奇和中央会因此事对自己产生不满或偏见，他嘱咐赵德尊向刘少奇汇报就是希望在将问题解释清楚后能得到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没想到换回的确是“顾全大局”、“做好团结”这样的话。他不由得认为刘少奇待人有宗派，刻意偏袒彭真;并认为彭真在离开东北回到中共中央后一定向刘少奇做了歪曲事实的片面叙述。高岗后来回忆说：

　　“对刘少奇产生不满，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刘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完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鲜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刘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呢?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11]

　　1947年11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制定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具体措施。12月1日，东北局连续发出《告农民书》、《关于在农村中划分阶级的一些问题(草案)》、《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办法》等文件，掀起了新一轮土改运动的高潮——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的土改。狂风之下，“左”倾难免。东北的土改很快就出现了越来越“左”的偏向。具体表现为：许多地方中农利益被侵犯，不少中农和富裕中农被当作地主和富农批斗和没收财产;一些地方出现打杀过重现象，贫雇农结成队伍到周边农村“扫荡”，抢夺财产，乃至连续数天不回家，生产陷入停滞【直接抢就能发财，谁还愿意去老实生产?】，等等。时任松江省委书记的张秀山曾说：

　　“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我省土改本来已经差不多了，但当时土地会议只反右而不防‘左’，并且提出反‘差不多’思想，我们对‘左’的东西顶不住，‘左’的偏向就发展了。”

　　确实，中央的政策要求深入彻底，贫雇农群众平分财产热情高涨，不少干部又认为越左越正确，宁左勿右，风潮之下，这谁顶得住啊?

　　同时，“左”倾也由农村蔓延到城市，出现了过分打击城市工商业的现象：一些地主在城市里兼营的工商业，被关门查抄;一些原地主在日占时期被没收了土地，进入城市转为工商业者，也遭没收财产;一些工商业者因在日占时期曾为敌伪做过事，此时也以“敌伪残余”名义被揪出清算，关门查抄，等等。

　　1948年1月12日，时任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致信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要求保护工商业。认为当前一些地区纵容农民进城查抄的行为是“尾巴主义”，如果不加纠正，“将使我合江各城市工商业在短时间内有全部搞垮之危险”。

　　张闻天的意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月1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批评一些地区放任农民自发性的行为。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

　　“‘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而不是贫雇农单独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2月7日，刘少奇在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写道：

　　“东北土改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这种人一方面受人剥削，另一方面又剥削别人，其中一部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所余不多，应定为中农。另一部分，则有相当大的资本，剥削占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这种剥削基本上应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为了缩小打击面，除区别地主的大、中、小及富农的恶霸与非恶霸外，在东北是否应将富农的圈子划小一点，并将富农亦分为大、中、小分别对待”。

　　2月9日，中共中央将刘少奇的汇报电转东北局，明确指示东北局要缩小打击范围，使运动走入正确轨道[12]。收到中央指示后，东北局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着手部署纠“左”纠偏工作【此时高岗正在热河指导工作，不在哈尔滨，东北局日常工作暂由罗荣桓代理】。会后，东北局发出《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摆正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要向群众解释政策、分析问题、说明利害、提高群众觉悟，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是强迫群众行动”)，否定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并规定了执行政策中的四个问题：第一，不能造成基本群众的内部对立;第二，对中农要按照新规定重新划分成分;第三，缩小打击面，对待地主富农要给以生活出路;第四，严禁打人、杀人，死刑要经过审批。到3月2日高岗回到东北局时，东北土改的纠“左”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进入尾声。

　　3月10日至31日，高岗主持召开了东北局联席会议，总结东北土改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高岗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重要报告，为东北土改盖棺定论。他提出，东北土改的成绩是第一位的(非此不足以充分发动农民)，但过程中存在“左”的偏向，在解放区造成了不必要的摩擦、冲突和矛盾，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并产生了混乱;一些干部头脑中“中农不是基本群众”的观点是错误的，而片面强调“贫雇农说了算”的“群众自发论”则是试图取消党的领导的危险做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而，他提出要继续进行纠偏，保障群众利益，并把土改工作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以有力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会后，东北解放区各地继续落实政策，大批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家庭【实为中农】得到纠正，城市里被查抄、破坏的工商业也得到赔偿，群众逐渐学会了如何理解和掌握党的政策，行使民主权利更加成熟。一种称为“个人提、互相比、大家评”的评议制度开始推广开来，生产也得以恢复和发展。

　　形势发展到了1948年5月，东北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已经根本逆转，主力决战的时机到来。同时，由于攻克长春、沈阳等大城市的前景已经可期，准备和加强党的城市工作也被提上了日程【多数干部还并没有在城市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因此，东北局在此时成立了专门调研和积累城市建设经验的“东北局巡视团”，由高岗亲任团长，强化领导。5月31日，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指示陈云专门负责财经工作。

　　就在同一时期，中共中央交给东北局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召开第六届全国劳动大会(又称“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相当于给全体解放区劳动群众做战前动员。经过紧张筹备，大会于8月4日在哈尔滨召开，高岗代表东北局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报告，描绘了解放战争的新形势，鼓舞代表们努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多次引起全场欢呼【这次报告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

　　1948年9月，为便于后续战争，中央指示将东北野战军【后来的“四野”】与东北军区切割，各为独立系统。东北野战军由林彪指挥，总兵力70万人，战斗力和武器装备都较强;东北军区为高岗主事，虽然战斗力和武器弱于野战军，但也有30万人，配合野战军完成作战任务。

　　9月12日，“三大战役”的第一战——辽沈战役——正式打响。林彪领大军在前，高岗运筹帷幄在后，密切配合。10月15日，锦州解放，东北敌军成瓮中之鳖。10月21日，长春解放。11月2日，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解放，东北至此基本实现全境解放，东北局机关随之迁入沈阳【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万，俘虏32万，缴获各类枪支火炮不计其数;东北四千万人口、140万平方公里土地易主】。中共中央同日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对我军在东北的胜利表示祝贺。

　　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11月18日，毛泽东即致电林彪，指示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准备入关参加平津战役。这意味着，当时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很快就会离开东北，林彪走后谁来接班就是一个问题。而从当时东北局的各主要领导的情况来看，人望、资质最大的无疑就是高岗。虽然这一任命在几个月后才最终下达，但林彪走后将由高岗全面主政东北已无可怀疑。

　　12月18日，平津战役已经打响，毛泽东致电高岗，邀请他来西柏坡中共中央开会商讨第二年我军各军的作战计划。12月21日，高岗动身前往西柏坡【他离开期间由陈云主持东北局的工作】。次年1月底，他回到沈阳。2月14日，他主持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议，分析了东北的形势与中央的政策，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东北解放后的工作重心。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对东北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高岗接任东北局书记，李富春为副书记，张闻天、林枫、张秀山、李卓然为常委【陈云此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工作，故未列入】。不久后，高岗又当选新成立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至此，高岗同时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3]、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三职于一身，成为继林彪之后东北第二个党政军一把手，实实在在的“东北王”(44岁)。

　　三、主持东北经济建设，当选共和国副主席

　　由于东北在全国率先结束战争、完成全境解放，经济建设就成了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的核心任务之一【既是东北自身的任务，也是东北作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大后方的任务】。1949年5月1日，沈阳市民集会庆祝东北解放后第一个劳动节，高岗在纪念大会上演讲指出：

　　“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奋勇前进，迅速地把国民党残余势力打扫干净，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经济繁荣的新中国......我们后方全体人民的任务，就是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我们的工业和农业。特别是恢复我们的工业[14]。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都应该服从与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

　　同时，为了更好的恢复生产和建设工业，寻求苏联的帮助也成被提上了议程。由于此时全国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向苏联求助既是服务于东北的工业建设，也是服务于即将到来的全国经济建设，意义非常重大。1949年1-2月，苏共先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华，征询中共意见。6月，中共决定派出由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成的代表团(刘少奇为团长)赴苏联访问谈判，争取苏联援助。7月30日，谈判正式结束，刘少奇和马林科夫代表中苏双方签订了一份3亿美元的贷款协议，高岗在当日首先从苏联返回【刘少奇陪同由科瓦廖夫率领的200名苏联专家组成的援华队伍随后启程，比高岗晚到东北】。

　　返回沈阳后，高岗领导的东北局开始着手准备成立东北人民政府，高岗、李富春、张闻天等7人为筹委会主席团常委。8月21日到26日，第一届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在沈阳开幕，出席的东北各地人民代表300余人，大会选举了新政府的41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宣告了东北人民政府的正式建立。

　　9月8日，面对东北一片大好的经济政治形势，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做了《荣誉属于谁?》的著名演讲，提醒全体东北干部戒骄戒躁、继续为人民服务，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后被《人民日报》11月25日头版转载)。高岗在演讲中说：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我们的荣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地位与物质待遇应该属于谁的......我们革命和建设的荣誉，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地位与物质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人也才有地位可说......我们共产党人所追逐的唯一目标，应该是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把工作做好，把全部智慧、能力贡献给人民事业，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我们革命者本身来说，我们必须懂得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这是我们最高利益的最高准绳，除此以外，别无其他。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则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质利益’则是人民根据你对具体事业的贡献而给你的适当的酬劳......你对国家与人民的贡献越大，人民给你的荣誉地位、物质待遇也就越高，这是成正比的。”

　　客观地说，这篇演讲是对我党在东北胜利后不少干部中滋长出的骄傲自满、贪图物质享受等不良风气的警示，告诫这些干部们要牢记荣誉首先属于人民，不要“贪天之功为己有”，提醒干部们今日的地位和待遇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那不过是人民对你所做贡献的肯定而已。但与此同时，这篇演讲中也隐含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承认干部中根据“功劳大小”分配官职、地位和物质待遇的制度;职务越高，地位就越高，物质待遇就越好，换言之就是“升官发财”;进一步推论可得，荣誉和地位虽然首先属于人民，但只要人民认可你的“功劳”，你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占据更高的地位、享受更多的物质待遇【这些思想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带有后来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不过，考虑到当时我党干部们普遍的思想认识水平，高岗作为干部的一员也很难超越这样的认识，他的这篇演讲在当时整体上仍然起到了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以至能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

　　9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既是政治协商会议，又代行全国人大的职能。政协会议选举了新的人民政府，讨论制定了国旗、国徽和国歌，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大会共有662名代表参加，高岗作为东北解放区的代表出席，并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9月30日，大会选出毛泽东(56岁)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63岁)、刘少奇(51岁)、宋庆龄(56岁)、李济深(64岁)、张澜(77岁)、高岗(44岁)为副主席【六人中最年轻的副主席，年轻有为，前程似锦!】，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六位国家副主席中，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各三名，充分体现新民主主义政权“各革命阶级联合执政”的涵义。在共产党的三名副主席中，朱德作为三军总司令地位毋庸置疑;刘少奇是延安整风后崛起的政治明星，是当时中共中央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高岗则仅仅是一名大区负责人，却能出任全国的副主席，令人称奇。这一安排显然反映了高岗在当时的特殊地位：

　　其一，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开辟和经营的陕甘宁根据地曾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的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解放全国的出发点，对中国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劳;

　　其二，高岗当时领导的东北解放区既是中共取得的第一个全境解放的大区，也成为进一步解放全国的战略大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并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全国经济恢复提供了工业基础和装备基地(也是重要的粮食和木材产地)，在即将成立的共和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三，朱德出身云南讲武堂，入党前长期在军阀及国民党军队中担任高级军官，入党后也始终从事军事指挥工作，是军人的代表;刘少奇以工人运动起家，长期做城市工作及工人工作，是城市或白区干部的代表;而高岗出身贫农，长期在农村摸爬滚打，进行发动农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的工作，是党内广大工农干部的杰出代表。在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里，怎能不安排一名工农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国家副主席呢?

　　此外，高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才干一流，这从他在西北时能一路升迁到西北局书记、到东北后又一路升到东北局书记便可看出。让高岗担任国家副主席，是能够服众的[15]。

　　1949年10月1日，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一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聆听了毛泽东震撼世界的讲话，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参加完开国大典后，高岗就迅速回到沈阳领导东北的经济建设。

　　1950年3月，高岗在东北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在东北工作的同志工作好坏如何，不但直接影响东北的人民，而且还将影响到全国”，并提出“努力把东北建设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或重大基地”的目标。

　　在高岗及广大党的东北干部的领导下，东北的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成长：农业上，1949年的粮食产量比1948年增长了20%左右，许多农村建立了互助组，向集体方向发展;工业上，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山钢铁公司正式成立(1948年12月)，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也相继建立，1949年东北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的4.2%，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优越性初步显露。1950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自苏联访问归来，中途经过沈阳，在高岗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沈阳市内各主要工业企业，对东北的建设成绩予以了充分肯定。

　　如果只是常规的发展经济，高岗的经济才干也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我们的传主注定不只是这个水平，因为，他在建国后全国各地均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第一任务的环境下，敏锐地发现了党政机关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作风问题，产生了将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以政治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率先在东北开展整顿干部的“三反”运动，一时间开得全国风气之先，并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推广【不过，读者阅读到此，可能不会觉得意外，因为高岗从进入东北开始便始终都很重视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那么，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早在1951年3月1日的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高岗就专门分析了东北干部的工作和作风情况，他将机关干部分为四类：

　　第一类，兢兢业业的干部。“在工作中认真研究情况，钻研问题，能抓住工作关键，注意学习，注意总结经验，注意对干部的思想领导和业务领导”;

　　第二类，基本合格的干部。“工作还可应付，也有若干成绩，任务‘照例完成’，但是质量不高”;

　　第三类，部分合格的干部。“在局部的、一时的、一地的工作在表现不错，有成绩。但是，他把成绩夸大了”;

　　第四类，腐化堕落的干部。“损人利己，脱离群众，是官僚分子和贪污腐化的蜕化分子。”

　　高岗认为，第四种干部是对目前的工作最危险的，必须加以检查和斗争。他提出：“我们有些人从旧社会刚转到新社会，新的习惯不熟悉，往往以旧习惯办事，沾染了旧社会的坏作风，甚至被其所腐蚀、溶化。这是很危险的。对于这些人，要告诉他们去掉这些肮脏东西，要号召干部坚决和这种现象作斗争，肃清这些坏现象。这就要依靠教育，依靠法令，依靠群众，依靠检查工作。”依照高岗的指示，这次会议后，东北各级政府便开始着手布置检查干部、反对贪污腐化的工作。

　　5月18日—6月2日，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为增产节约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目标，发起了增产节约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波及各大中城市及工厂矿山，一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党政干部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行为得到更充分的暴露。不有效清理这些行为，就不能有力推动增产节约目标的实现。为此，东北局意识到，有必要在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立刻进行一场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8月31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做了《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官僚蜕化分子的各种表现及进行反贪腐、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绝对重要意义，他在报告中说：

　　“在全国革命胜利与东北转入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之后，大批旧机关、企事业中的工作人员转到人民的机关与企业中工作。他们之中，有大部分经过教育改造开始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还有一些人改造得很差，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改造，继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同时各种奸商与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也都在采取各种引诱、欺骗的手段，企图软化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而我们也确有一些党员，甚至个别老干部，经不起这种诱惑而坠入泥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倾向，腐蚀着革命的队伍，妨碍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贻害人民、贻害革命......这些蜕化分子是把地主、官僚、买办和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工作作风带到我们的党内来了。这些东西是同马列主义根本冲突的，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相冲突的，是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作风相冲突的。”[16]

　　然后，高岗又提出了反对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四条具体措施：

　　第一条，在东北所有机关中均开展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鼓励群众揭发检举机关内部及相关一切人员中的贪污腐化行为与官僚主义作风【自下而上】;

　　第二条，对于在运动中揭发检举出的贪腐蜕化分子，凡证据确凿，必严肃处理【惩治反面】;

　　第三条，表扬和奖励具有高度事业心、责任感及廉洁奉公的干部，表彰各行业工作中涌现出的英模人物，如战斗英雄、先进生产者、模范技术人员、模范青年、模范妇女等【表彰正面】;

　　第四条，对各级机关工作与领导作风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向各式官僚主义及贪腐行为开火【自上而下】。

　　这些措施成为指导运动的重要指引。

　　几天后，东北局正式通过了《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结合着增产节约运动，一场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席卷东北。

　　10月26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做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指示将运动推往深入，并第一次把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提了出来，标志着“三反”概念的出炉【“三反”之中，“反贪污”、“反官僚主义”是整肃干部的政治运动，而“反浪费”则是增产节约经济运动的一部分;将三者列到一起，是将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举】。

　　11月1日，高岗将东北开展“三反”的情况写成报告提交中共中央，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密切关注。11月20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省市区政府党组、各级军区、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转发了高岗的报告并亲自在报告上批示，要求在全国推广此运动。从此，“三反”运动从东北波及到全国。

　　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系统介绍了东北经验。12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进一步支持了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各大区领导人的电报中专门谈到并肯定了高岗对“三反”的功绩，指出：“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1952年1月3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高岗，对东北的工作成绩进行表扬：“你们清除了大小贪污分子十六万多人，收到了很大成绩，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做法是基本正确的。”

　　针对机关干部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以后，中共中央很快又发起了另一场运动——针对奸商和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要求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到1952年6月，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清理了党政干部队伍中的一大批贪污蜕化分子，有力地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开始滋长的不良风气，抵制了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带来的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时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们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中进行了一场守法经营观念的教育和普及，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建设及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配合、推动作用，成就巨大【不过，一些地区在进行“三反”、“五反”的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偏差，打击面扩大化，甚至为完成指标而抓人，使一些干部或商人受到了不公的对待】。

　　无疑，能在全国各大区中率先发起“三反”运动展示了高岗清晰的头脑、敏锐的嗅觉和出众的才干，这也使他更加得到毛泽东的信赖和重视。早在西柏坡，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17]，可见他对于建国后一些干部可能发生的腐化堕落早有心理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岗在东北的实践正好为毛泽东想要推行的全国范围的干部整顿提供了试点经验;因此，他关于东北“三反”的报告一经提交，便迅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被后者转发到全国。

　　如果说领导“三反”运动是高岗主政东北期间的“文治”之一，那么支援和配合抗美援朝战争便是高岗“武功”的代表。由于高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特殊贡献，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后来接受朝鲜政府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时对众人说：“这枚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给高麻子【即高岗】。”

　　事情得从1950年6月说起。

　　1950年6月25日，半岛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南方的大韩民国率先发动攻势，朝鲜战争爆发。面对北方朝鲜人民军的强大进攻，被动应战的韩军难以招架，接连失利。战争爆发仅三天，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就被人民军攻陷，韩政府落荒而逃;战争爆发仅两个月，韩军就被驱赶至半岛东南角的釜山一带，韩国90%领土被朝鲜占领。为挽救大势已去的韩国政权，美国利用苏联代表缺席联合国会议之机，促使联合国投票通过对朝鲜用兵的议案。9月15日，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共16个国家的士兵组成】由美军司令麦克阿瑟领导，大举在仁川登陆，开始反攻。

　　美国的介入使战局迅速扭转。9月28日，联合国军重夺汉城。10月1日，联合国军越过北纬38度线，向平壤挺进，朝鲜危急。

　　作为一场在中国的邻国爆发的战争、一场资本主义敌对国家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战争，朝鲜战争从一开始便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就在朝鲜战争爆发2天后，6月27日，美国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意图阻止大陆收复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如果韩国作战连续失利，美国一定会派兵介入【因此毛泽东曾在仁川登陆前多次提醒金日成防范美军】。如果这一结果发生，中国的东北边境就将直接暴露在美军的威胁之下【果然，后来美军飞机还越过中朝边境轰炸了中国的丹东等地】。这意味着，第一，东北将从我国的战略后方变成战争前哨，必须立刻加强东北防务【而当时东北军区留守的部队又少又弱，不足以承担防卫任务】;第二，有必要组织一支精锐部队，靠近中朝边境，以在必要时入朝帮助人民军作战。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7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抽调位于中原地区的第十三兵团等精锐部队北上，成立东北边防军【此时美军尚未登陆，边防军职责以防卫东北为主】。7月23日，中央军委任命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的高岗为东北边防军总指挥，负责军事训练和战争准备。8月15日，高岗致电毛泽东汇报边防军备战情况，毛泽东对高岗的报告表示满意，并指示务必在9月30日前完成全部准备工作。进入10月，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边防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达到我军最高，为入朝作战打下坚实基础。

　　美军仁川登陆后，半岛战局逆转。10月1日，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正式向中国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决定。10月8日，毛泽东正式签署入朝作战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为志愿军总后勤。10月10日，彭德怀与高岗在沈阳商讨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向毛泽东致电汇报。次日，毛泽东回电彭、高，批准了作战方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进入最后的倒计时。10月19日，约30万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准备给予美韩侵略军迎头痛击【从7月7日东北边防军成立，到10月19日志愿军正式入朝，这支部队实际上已经在东北紧张备战了3个月的时间】。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出国远征本就不易，加之对手是世界第一的美军，如果没有坚实、可靠的后勤保障和战场支援，我军就无法战胜强敌、坚持到胜利。正因为如此，高岗负责的后勤保障线虽没有前线的枪林弹雨，但也同样任务繁重、凶险异常。为保障东北的后勤工作，周恩来代表政府在11月5日致信高岗，承诺全力支持：

　　“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凡为东北已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支持你们贯彻下去。有些事情职权属于中央，但你们仍可便宜行事，只要通知一声，当由中央追认。”

　　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东北全民动员，参与到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中去。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共有394万人参加了战勤工作，其中直接赴朝支前的民工约74万人;东北近40万人应召参军;仅辽东、辽西、黑龙江、松江四省就组织了担架近1.7万副;仅辽东、辽西、吉林三省就出动了战勤大车近25万辆;全东北人民共为战争捐款达6517亿人民币(旧币)，折合可购买战斗机434架，超过原定募捐数额近2.5倍......此外，东北人民政府还在战争期间接收和安置了大批从朝鲜逃亡的难民，抚养了近万名朝鲜孤儿，帮助训练了10万余朝鲜军队。这些措施都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志愿军的总后勤，高岗的工作非常忙碌，在周密布置各项保障工作的同时，既要频繁同前线的彭德怀联系，了解前线的各种需求【为此他曾两次亲赴朝鲜考察物资供应情况】，又要及时向北京的毛泽东汇报，就各种重要问题进行请示【仅1950年10月到12月的两个月间，高岗与毛泽东的电报通信就达46次，平均每1.3天通信一次】。

　　正因为高岗及其所领导的后勤保障工作有力支援了志愿军的前线作战[18]，彭德怀才会在1951年接受朝鲜政府的勋章时说出(勋章)应该给高岗这样的话。

　　1953年7月27日，朝、中、美三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正式停战，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

　　在战争中立下的赫赫功劳的高岗声望更盛，他即将被调任北京，迎来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命。1953年的高岗知道(48岁)，奉调进京意味着自己将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他难以抑制满心的激动;但他不知道的是，进京路也是黄泉路，他即将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斗争，并在短短一年后用自杀的极端方式面对自己的失败。

　　篇末总结

　　1945年日本投降后，高岗被派到东北工作，担任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兼北满军区司令员。到东北后，由于与时任东北局书记彭真政见不同，二人发生争论，高岗与张闻天、陈云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最终得到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认可。

　　在北满，高岗与陈云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很快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并解放了北满的重要城市——哈尔滨。1946年5月，东北局领导班子调整，高岗升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常委会秘书长，逐渐成为林彪的第一助手。

　　1946年7月《七七决议》发布后，东北掀起了干部大下乡、农村大规模土改的高潮。但这一运动因过急过快产生了大量的“夹生饭”问题。11月初，东北局进行班子成员分工调整，高岗正式成为仅此于林彪的东北第二把手，形成林彪领导前线、高岗主持后方的格局。11月底，高岗主持通过了《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开始领导解决“夹生饭”问题的第二次土改运动。

　　1947年7-9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后(会议中第一次与刘少奇产生矛盾)，东北再度掀起深彻土改，并发生较为严重的“左”的偏向。1948年2月以后，东北局开始布置纠“左”工作。高岗在3月份召开的东北局联席会议上做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为东北土改及纠“左”工作盖棺定论。

　　1948年5月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已经扭转。高岗受中央之托，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大会(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并作了长篇报告。随后，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分离，高岗成为东北军区的实际负责人。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林彪率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高岗于1949年3月接任东北局书记。在东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高岗身兼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三职，成为东北的党政军一把手，权力居于其他各大区负责人之上。

　　东北解放后，高岗主持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提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城市和经济建设上去，以使东北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经济后方。1949年6月，高岗与刘少奇、王稼祥共同出访苏联，争取到大量苏联援助。就在东北经济建设欣欣向荣之时，高岗提醒干部们戒骄戒躁、保持良好作风，并在9月发表了《荣誉属于谁?》的著名演讲。

　　9月，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44岁的高岗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随后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后，高岗返回沈阳继续领导东北经济建设。1951年5月，东北局发起增产节约运动。8月底，又发起了反对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运动。10月26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做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三反”概念。“三反”运动在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推广后，很快波及全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高岗成为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总指挥，负责练兵备战。10月，毛泽东正式签署入朝作战命令，高岗担任了志愿军总后勤，以其积极、忙碌、有效的工作，为志愿军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保障和战场支援，为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总之，在东北工作的八年时间里，高岗再次取得了辉煌成绩，展示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杰出才干。同时，也赢得了东北干部军民对他的一致拥护，并增加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他思想和能力的认可。但另一方面，巨大的成就和功劳、日甚一日的声望和权势也使他(后期)着实骄傲自满起来，对生活作风上的严格要求开始松懈，权力欲逐渐增长，这无疑为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注释

　　[1] 彭真(1902-1997)，山西人，原名傅懋恭，早年为山西学运和工运领袖，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老资格党员。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后又赴石家庄领导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等职，是中共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曾为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最信任的干部之一。

　　[2] 就在陈、高、张的电报发出后，彭真、罗荣桓也给中央发了电报，提出要“积极准备争夺沈阳”，“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走，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

　　[3] 刘少奇的分析表明，彭真试图据守城市的策略着实是一步险棋，说白了就是在赌博，赌我军能不能在占据先机的情况下，获取苏军的援助，并成功击败国民党大军的进攻。如果赌博失败，则我军既不能在城市立足，又不能退至乡村，因为乡村根本没有建立根据地，群众也不信赖我们。此时，进退维谷的我军必将发生混乱，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彭真、罗荣桓等人居然没有想到，这根本不是他们“智商”不够，而是被日本投降后我军快速接收东北过程中产生的乐观情绪所裹挟，遮蔽了理智。“胜利”来得太快(夺取大城市带来的收益和兴奋也太大)，一些干部便忘乎所以，骄傲自大，以为只要“趁势而下”，便可一鼓作气，占领全东北，根本没有考虑我军在此处根基尚浅、实力尚弱以及尚未取得群众广泛拥护的客观情况，走向冒险。

　　[4] 当时曾把这种大量干部统统下乡做群众工作的政策称为“蝗虫策略”，意为下乡干部要像蝗虫过田一样席卷全部农村地区，颇为生动形象。

　　[5] 林彪在《群众》发刊词中以“家”为喻肯定了根据地建设对东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是流浪者，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要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

　　[6]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将东北地区划分为9个省，即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即把原来的东三省每一个省再分成三个省。

　　[7] 《指示》所总结的土改“半生不熟”现象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地主的威风和势力并未真正打掉(地主或明或暗的反抗破坏，藏匿财物，农民心有余悸，不敢真正占有土地);

　　第二，分地中并未充分发动群众;

　　第三，没有在当地群众中发现和培养一批积极分子;

　　第四，一些群众并没有认识到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保卫胜利的果实。

　　因此，不少地方的群众在土改“完成”后积极性却并不高，看似样样都有了(分地、斗地主、建立武装、建立农会)，实际却往往徒有其表。当时轰轰烈烈，过后冷冷清清。

　　[8] 关于彭真被调离东北，一些材料认为是林彪和高岗联合排挤的结果。据温相所著《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一书，林、高二人早在1946年3月就在对彭真不满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二人认为彭军事才能低下、看不清形势、阶级观念模糊、留念大城市，甚至行政能力也一般，“不宜主持东北全局”。

　　[9] 不过，由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旨是将土改推向深入，故而在设计上强调反右多于反“左”，造成了一些解放区的执行时的过“左”过激偏向。

　　[10] 赵德尊(1913-2012)，辽宁人，出身于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1935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成为清华学生运动领袖。抗战爆发后来到冀西根据地工作，担任晋冀特委组织部长等职。1945年以七大代表身份出席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1945年10月后受中央委派来到东北工作，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等职，得到高岗信任。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发后作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遭到撤职、降级处分，下放到东北制药厂担任副厂长。

　　[11] 引自高岗1954年回忆材料《我的反省》。

　　[12] 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说明：“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的地主较别地为多，但也绝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

　　[13] 能同时兼军区司令和政委也实属罕见。当时全国六大军区中，西北军区司令是彭德怀，政委习仲勋;华北军区司令是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华东军区司令是陈毅，政委饶漱石;中南军区司令是林彪，政委罗荣桓;西南军区司令是贺龙，政委邓小平;唯有东北军区是司令与政委高岗一肩挑。这既是由于东北解放较早、建设较稳固而使大量干部被调任其他地区(林、罗、陈先后离开东北后似乎已没有能在人望和能力上与高岗比肩的人物)，同时也可见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于高岗的十足信任。

　　[14] 东北的工业基础好，但不少企业在战争期间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发生停产停工的现象。

　　[15] 当时也有人认为是因为(除高岗外)所有的主席、副主席都是南方人，这才把高岗这个北方人选了进来。这一因素可能受到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考虑，但显然不是主要矛盾。

　　[16] 载于《东北日报》，1951年12月1日。

　　[17]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史称“两个务必”。

　　[18]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野史认为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时食用的主要军粮——炒面，是高岗发明的，并流传说当时毛泽东给高岗打电话让他给战士们准备“好面”，不料高岗误听为“炒面”，结果志愿军只能人人都吃难以下咽的炒面。但事实是，炒面并非高岗发明，而是西北地区民间本来就有的一种面食做法，在朝战时经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提议被选为志愿军的主要军粮。同时，以炒面为志愿军军粮在当时有迫不得已的原因：由于制空权被美军掌握，战场上空到处都是美军飞机，一旦我军开火烧饭(白天冒出烟气夜晚冒出火光)，必然暴露在美军飞机视野下，成为被轰炸的对象。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无需烧火做饭就能供应士兵的食品。而这种由西北人民发明的炒面，以70%的小麦、30%的玉米、豆类、杂粮等炒熟，加盐，磨成粉，再装在布袋里，既可随身携带，又长期不变质，正是当时最好的应对空中轰炸的食物(美军则供应种类丰富的即食罐头)。但由于这种食物十分干糙，难以下咽，志愿军只好以雪伴食，称为“一把炒面一把雪”。由于当时关于“高岗发明炒面”的传言已经存在，高岗还曾亲自对彭德怀做过解释：“有人在传，毛主席给我打电话让多给志愿军送点好面，说我高岗在电话里没听清，把好面听成了炒面，所以战士们就天天吃炒面。他们还编了个顺口溜，说是‘白面大米不见面，高粱小米靠边站，蔬菜肉食不用提，炒面拌雪天天练’。其实炒面是李聚奎部长提出来的，也是经过你彭老总同意的呀!”

　　下篇·角逐华北（1952-1954）

　　高岗在接到调京任命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第一，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胜任组织交给他的任何工作;第二，他在东北任上的业绩已使他获得了毛泽东及党中央对他的充分信任。此时的他，春风得意，前途光明，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1945年底高岗从西北调任东北后，他【初期】在名义上仍然是西北地区主要领导人;而1952年底高岗离开东北进入北京后，他【初期】同样仍任东北地区最高领导;他的两次跨大区调任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不过，高岗的仕进之路上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刘少奇，二人不但在权力争夺上水火不容，在政治观点和治国理念上也有根本的分歧【实际上，高、刘的政见之别决定了二人在权力斗争中只能相互对立;因为他们都在本质上难以接受对方的理念，故始终无法和对方站到同一个阵营里】。这种难以弥合的分歧早在高岗进京前就已经出现，而在他进京后更加激化，最终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一、就农村经济问题与刘少奇争论

　　在1952年底高岗调任北京之前，他在工作层面已经和当时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发生数次分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围绕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前途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农村的土改存在着新、老解放区两种不同的情形：新解放区(南方为主)尚未进行土改或刚开始进行土改，老解放区(北方为主)土改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在一些老解放区，土改的完成一方面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新富农出现、党员雇工、土地买卖、农村贫富差距加大等现象，引起了不少领导人的关注。东北作为老解放区之一，土改完成较早，上述问题出现的也较早。如何看待和处理农村经济中的新变化，很早便摆在了东北人民政府及主席高岗的面前。

　　早在1949年12月初，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就召集过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土改后的农村新形势。高岗在12月10日的发言中提出：

　　“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一方面，应该是奖励农民生产发家，勤劳致富，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一方面必须反对各种各样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好吃懒做、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路线。”

　　也就是说，既要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但又必须加强领导，向集体化方向迈进。同时，高岗清晰地指出，放任农民自由发展的政策实质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对于农村中的单干、雇工现象，高岗同样给出了带有辨证意味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主张：

　　“我们是允许单干、允许雇工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就应当在一定条件下允许雇工”;“但这绝不是说，让大家单干好了，我们不用领导，不用组织，去让它自流吧!绝不是这样。而是要我们组织得更好，真正使参加变工组[1]能更多打粮食改善生活，真正使变工组胜过单干......这里不但丝毫没有减轻对组织起来的领导责任，而是更加重了领导的责任”，“如果变工组织真正搞好了，自然会有绝大多数农民参加的。”

　　也就是说，既要允许旧事物暂时存在，又要积极培育新生事物，最终使新生事物能战胜旧事物。那么，对于农村中部分共产党员上升为富农、甚至雇工生产的现象怎么处理呢?高岗提出：

　　“从原则上讲，共产党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应说服他不雇工，多买车马参加互助组，搞好互助组......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党在农村中组织起来提高生产的方针，是必须依靠农村党员去带头实现的。”

　　这里，高岗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员雇工，认为农村党员要做的事情非但不是自己雇工自富(这是违背原则的)，反倒是要积极参加和领导互助组，带领村民搞集体经济。但对于已经雇工的党员，(由于尚处新民主主义阶段)还不能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分，而只能主要依靠说服教育争取后者转变【学过国史的读者想必已看出，高岗对农村经济前途的上述看法正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根据高岗的讲话，东北局在12月31日起草了《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同时报送中共中央组织部征求意见。1950年1月23日，中组部就东北的《指示》征求刘少奇意见，刘少奇在当日向中组部长安子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刘少奇告诉安子文，在农业集体化上不能犯“急性病”，只有先建立了发达的机器工业才能进行集体化;对于单干、雇工、农村剥削等在现阶段都不宜进行限制;党员成为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可以再把他们开除[2]。安子文便依照刘少奇的观点，以中组部名义回复东北局，对《农村支部工作指示》进行批评：

　　“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在今天农村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一个“过早”，一个“错误”，用辞之严厉，将东北局的《指示》完全否定，也自然引起了高岗的不满和抵触，增加了对刘少奇等人的反感【据薄一波回忆，高岗进京后曾将此材料面交毛泽东，使毛对刘大为不满;但周恩来在此方面认识与刘接近，他后来评价刘、安谈话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此次分歧在当时仅限于东北局与中组部之间，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也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但不久之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却使这一争论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山西也是老解放区，土改完成较早】就农村经济问题向华北局提交了一份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对土改后的农村前途提出了与东北局相近的观点：

　　“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华北局【负责人为薄一波、刘澜涛等，皆为刘少奇手下干将】在5月4日作出批复，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认为“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同时，华北局将此事汇报刘少奇，刘少奇经酝酿研究，最终在7月3日对山西省委的报告作出权威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3]

　　刘少奇能将此报告及批示广泛印发，可见他对自己的见解有充分的“理论自信”，也说明在他身边持类似看法的领导干部非常多，使他相信自己的观点能够被广泛接受。但是，毛泽东了解原委后，对刘少奇及华北局的意见表示反对，并频繁找刘少奇、薄一波等人谈话，最终使后者改变了观点【针对刘、薄认为只有先实现机械化才能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毛泽东曾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例进行反驳：“资本主义初期的工场手工业，没有先进机器，靠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先变革生产关系而后提高生产力。薄一波后来回忆：“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纠正了对山西省委报告的错误评价。

　　看到了毛泽东对山西省委报告的立场，高岗及东北局大受鼓舞。10月14日，高岗将自己整理的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的报告发给毛泽东，重新陈述了东北局对集体化的态度。10月17日，毛泽东将高岗的报告转发中央各负责人，并亲自加批语，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

　　至此，这场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争论从中组部否定东北局的观点开始，经华北局批驳山西省委的报告，刘少奇代表中央进行权威批复，直到毛泽东介入将局面完全扭转，最终以高岗的报告得到毛泽东肯定而结束。一波三折，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意见分歧清晰地暴露了出来。虽然刘少奇最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与毛、高的裂痕已经产生。得到了毛泽东肯定的高岗更加自信，他顺势在东北局内部讲了一些贬低刘少奇、抬高自己的言论，十分得意。

　　二、“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1952年，随着三年经济恢复期的结束，我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对中央及地方权力机构进行调整。总的思路就是：削弱地方(“削藩”)，强化中央，建立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

　　1952年6月20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求张闻天详细了解苏联中央机构的设置情况，以便借鉴。随后，中央又就此问题先后向三位大区负责人征求意见(分别为东北局的高岗、中南局的邓子恢和西北局的习仲勋)，其中以高岗提出的建议最受中央重视【高岗长年在东北，离苏联近且来往频繁，对苏联情况了解较多】。高岗的方案意在削弱地方权力，主要内容为：第一，撤销大区一级，改“中央-大区-省”为“中央-省”;第二，原大区一级的职能一部分上归中央，一部分下放到各省，大区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仅保留对辖内各省政务的监督检查之权;第三，大区级各机关裁撤缩减之后，多出来的干部一部分派往各省协助地方，一部分调往中央加强中央工作。

　　7月18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基本采纳高岗方案，并决定在次年调各大区(中央局)负责人来中央工作。9月23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高岗，请他早日来京。

　　10月8日，高岗离开沈阳来到北京【与他同来的还有他在东北局的几位部下】。不久后，其他四个大区的领导人——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也陆续到达北京。五大区书记到来后，高岗担任了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11月15日成立】，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五人均被委以重任，位高权重，尤以高岗为最，时人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国家计委是仿照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领导机关，拥有编制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力，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中枢”，地位极高，与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平行。高岗主持国家计委，一下就跃到了在各中央领导中与刘少奇、周恩来同台起舞的位置】。

　　到了1953年1月，国家计委筹建工作结束，成为一个编制1225人、下辖16个厅局和1个直属处的庞大权力机构。不但规模惊人，计委工作人员的质量也经层层把关，素质极高。用高岗自己的话说：“计委的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哪一个局长都能当部长。”

　　高岗主持计委后，立刻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而他所居住的东郊民巷8号住宅【本为法国驻华使馆，高岗进京后被安排住在了这里】，也一时成为北京城中的熙来攘往之地——计委会议定期在此召开，高岗昔日的战友、部下、同事经常登门拜访，东北各级政府人员也时不时来汇报工作;此外，高岗还经常在家中举办舞会【群体性舞会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风气】，邀请好友、同事和各界人士参加。他已相当享受这种被权力、荣誉和众人的赞颂追捧包围着的感觉。

　　不过，高岗的权力之路并未到此而止。很快发生的“新税制风波”让他“更上一层楼”，风头直压周恩来。

　　事情得从1952年12月31日说起。这一天，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发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于1953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新税制”。当天的《人民日报》也专门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为“新税制”摇旗呐喊。大体说来，“新税制”诞生的背景是建国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日益普遍的统购统销、经销代销措施，使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日益被纳入国家经济的“一盘棋”之中，私营工商业以往由于独立经营而上缴的税收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有所下滑。为解决此问题，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制定了修改税制、使国营工商业多交税的办法【以让国营工商业多出血的方式弥补在私营工商业上的税收损失】，即“新税制”。用《人民日报》社论的说法，“新税制”的原则是实现“公私一律平等”，通过增加国营工商业及合作社的税收负担(同时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内减免税收的优待政策)，使国营工商业、合作社与私营工商业处于同等的税收负担之下，“一方面照顾私营企业，一方面促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这话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不料，由于“新税制”推行过于仓促【从发布决定到正式实施仅有一天间隔，当时的考虑是赶在新年的购销旺季多征点税】，事前未向地方充分征求意见和进行宣传解释，一些具体的细则、规范也未来得及出台，导致其推行后引起了全国各地普遍的经济混乱，许多地方出现了短期内物价快速上涨、一些私商趁机囤积抬价、居民抢购成风的现象。很快，山东、北京、河南、天津等地的领导纷纷向中央报告情况，反映群众的不满。得知这些情况的毛泽东大为震惊，因为这个引起全国争议的“新税制”在颁布前根本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完全是政务院财经委绕开他进行的决策。因此，毛泽东在1月15日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严词要求他们作出解释：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4]

　　语气虽然委婉，但其间透露出的愤怒，已使周恩来等人深感不安【薄一波回忆当时看完毛泽东的信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周立即部署人手赴全国各大中城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2月10日，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三位副部长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新税制”的各项条文进行解释;随后，财政部又专门向毛泽东及政治局做了一次汇报，对“新税制”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不料，听完解释的毛泽东不但没有对这一政策表示支持，反而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5]，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将“新税制”的错误上升到“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了他与周恩来等人在观点上的深刻分歧，他对周恩来等人的不满也前所未有的加深。

　　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后，时任财经委主任的陈云在事后承认了“新税制”的颁布存在着严重问题，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混淆了公私企业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别：国营企业不是简单地从事生产经营，它们更主要的任务还是保障国计民生，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体现。因此国营企业除了按规定缴纳所得税外，还向国家上缴全部利润;同时，为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国营企业不论淡季还是旺季都要完成生产任务，有时甚至主动亏本运行，这些“逆市场”的行为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国营企业的“赚钱”能力。而私营企业直接以盈利为目的，不对国家和社会负有责任，它们只会去进行能够获取最大自身利益的经营行为，其“赚钱”能力远大于国营企业。因此，“(实行新税制)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6]

　　“新税制风波”使毛泽东产生了两个判断：一是“右倾”思想已经在党的高层中形成一股势力;二是政务院工作存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风险【当时实际已发生过多起刘、周办事不经过毛的事件，毛甚至向人抱怨：“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针对第二个判断，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1953年3月10日】，规定“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同时，撤销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进一步削弱政务院的独立性。

　　而针对第一个判断，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已不堪大用，采取措施对周恩来进行分权。就在3月10日的《决定(草案)》中，规定将政务院工作划分为五大块：政法归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财经归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文教归习仲勋，外交归周恩来，其他(监察、民族、人事等)归邓小平。这意味着此后周恩来虽然名义上仍是政务院全部事务的总负责，但他实际只具体分管外交一项。5月15日，中共中央继续作出决定，将政务院下辖的合计20个财经类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分配：8个部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3个部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3个部门(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划归财经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1个部门(劳动部)划归中组部长饶漱石领导;剩余的5个部门(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仍属原财经委负责人陈云和薄一波领导。经此调整，政务院中的财经工作仅有四分之一掌握在原班人马手里，其余四分之三均被分割给进京的“五马”们【习仲勋除外】;而高岗一人独占8个部门，超过其他三“马”之和，再加上本就归他领导的国家计委，他俨然成为毛泽东的首席“经济大臣”，执掌财经大权【时人称之为“经济内阁”】。显然，比起“右倾”的周恩来，毛泽东更加信赖相对较左的高岗【毛泽东看到，高岗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始终都和他保持着一致】。

　　可见，“新税制风波”带来的党内震动是巨大的，经此一战，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人的权力大大缩小，而高岗的地位首次跃居周恩来之上。

　　恰在同一时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也增加了起来。此时(1953年前后)正是毛泽东酝酿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时期，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在一系列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倾向是“右倾”和保守的，并认为刘的政策已经成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大阻碍。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批评了一些干部存在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思想：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7]

　　除了在思想观念上批判刘少奇，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做的两件事也格外引人深思。第一件，他在5月19日专门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下令，要求后者检查近一年来中央有多少文件和电报是未经毛阅擅自发出的，这显然针对的是刘少奇【只有刘少奇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件】。第二件，他在1953年年初曾秘密要求高岗去东北查阅敌伪档案，了解关于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入狱的详细情况，这表明他一度怀疑过刘的“忠诚”。

　　短短几个月内，周恩来被削权，刘少奇遭批评，这一桩桩变化被高岗看在眼里。恰在此时，毛泽东提出了在中央划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高岗由此感觉到毛泽东已有选择接班人的想法，并且，毛对于现有的刘、周非常不满。这是否意味着自己被委以大任的机会已经到来?周恩来已无实权，不成为威胁。真正挡在高岗前面的只有刘少奇。下一步，取刘而代之，自己当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念头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消逝了。

　　三、全国财经会议

　　一下子执掌了8个经济部门，高岗无疑成为“新税制风波”的最大受益者。他在洋洋得意的同时，也错估了党内斗争的形势变化——刘、周大势将去，自己已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干部及毛泽东接班人最有力的人选【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这一判断的并不仅是高岗自己，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错觉。李锐(1947-1948年曾任高岗秘书)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曾说：“习仲勋跟我说过，1949年进城后谁接班?就是高(岗)。那已经很明显了嘛!高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委主任......高很得意。”】。明确了自己潜在的“储君”身份，高岗的骄傲和自大便滋长起来，他的“得理不饶人”越来越明显，对于犯了错误的竞争对手的攻击越来越高调和不留情面。他自以为这是通往胜利的最后一击，不料却被对手抓住了把柄，最后反被置于死地。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1953是“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缺乏全国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无可避免地会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年中召开一次财经会议，并委托主要由周恩来、薄一波负责筹备。6月9日，筹备会决定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为会议的经常主持人。6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正式开幕。

　　虽然财经会议的召开初衷是为了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具体问题【这也是周恩来的理解】，但毛泽东希望将会议目标拔高一下，借助对财经问题的研究引导到对“新民主主义秩序”观念的批评和对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必要性的认识上，从而在全党范围统一思想。因此，毛泽东虽然初期没有亲自参会，却在6月1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批评了以“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为代表的右倾观念，并首次完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概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这么做显然是要给刚刚开幕的财经会议奠定思想基调【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指出：“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同时，毛泽东还对能够执行自己意图的“干将”高岗进行了专门指导，高岗的很多讲话稿都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据参会人张明远回忆，会议过程中薄一波曾找高岗讨论发言内容，高岗把自己的发言稿拿出来给薄一波看，结果上面真的有毛泽东亲自做的批注和修改】。此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详细的会议记录并每天汇报，以便及时掌握会议情况。

　　在这种基调下，财经会议开始以后便很快从具体的经济问题集中到对“新税制”的批评上，进而集中到对颁布“新税制”的直接责任人薄一波的批判上【“新税制”虽然是周、陈、薄等人集体商议的产物，但制定时的具体负责人是薄一波】。而作为会议主持人之一的高岗，则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公开鼓动参会人员“放炮”，对“新税制”及薄一波进行批评。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指示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要求薄一波做自我批评，并使讨论深化。12日，周恩来向薄一波写信传达了毛泽东的态度：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着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9]

　　7月13日，薄一波在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检讨，这使他立即成为众人进行“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从7月14日到25日，十天之内，便连续召开了八次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一些人的发言相当尖锐，例如李先念说薄是中国的“季诺维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批判也相当激烈【到目前为止，高岗和饶漱石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交集】。8月1日，薄一波被迫第二次做公开检讨，但仍不能过关，一些发言开始把矛头指向薄的“后台”——刘少奇。此时，高岗眼见时机成熟，在会议上做了“指桑骂槐”的长篇发言，名义批评薄一波，实际指责刘少奇【时人总结为“批薄射刘”】，并提出党内正发生“两条路线”的斗争，将问题的性质上纲上线。他历数了薄一波在建国初期关于农村问题上发表的各种错误观点【如“允许富农发展”、“先机械化再集体化”等等，这些其实也是刘少奇发表过的观点】，猛烈批判之余，也鼓动其他人继续加足火力“放炮”，表现出不把薄、刘批倒批臭绝不松手之势。8月11日，财经会议的总结会议召开，刘少奇罕见作了自我批评，不但检查了在“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上的错误，也纠正了他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不当言论。周恩来为大会作出结论【经毛泽东审定】：

　　“这条总路线【指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左’倾或右倾错误......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的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修正税制的错误......正是在经济战线上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8月12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会议，做总结性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重点表达了两方面看法，一方面强调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指出“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另一方面则指示要维护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显然是继续批评此前刘、周等人搞“独立王国”，绕开毛、不向中央请示便擅自做决定的行为。

　　末尾，毛泽东号召各领导同志都要根据责任大小做好自我批评，接受党的监督，以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接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至此，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终于结束【原计划只开半个多月】。

　　应当说，对毛泽东而言，召开财经会议的目的基本已经达到了，薄一波、刘少奇等人已做自我批评，“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得到普遍批判，“总路线”成为全党的共识，接下来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毛泽东后来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没有高岗这一勇将的全力配合，毛泽东要实现这一意图就会非常困难。

　　但如此同时，毛泽东也敏锐地注意到高岗在批判“新税制”和薄一波错误时表现的用力过猛、不加节制、上纲上线。在毛泽东的意识里，第一，批薄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凝聚共识执行“总路线”;第二，薄、刘等人的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且这一认识问题还在党内普遍存在)，不是路线问题，有滑往资本主义的倾向，但目前还不是资本主义[10]。因此，财经会议的理想进程是，在对以薄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派”进行必要且有力的批判后(要批判到他们自己承认错误)，把关注焦点转移到普遍地教育党员干部、形成对于“总路线”的共识，团结起来，按照“总路线”完成各项工作上去【之所以只选了薄一波当靶子，显然也是为了团结刘、周，说明毛不愿意破坏党内高层的团结、统一局面。类似“敲山震虎”，既是敲打，也是维护，既促使刘、周反思和检讨错误，又给他们留有情面和改正错误的余地。毕竟，刘、周在具体工作上还是得力的，更何况他们在党内还代表着一大批人的意见】。但高岗的行为表现干扰了毛泽东的既定部署。

　　在7月底，毛泽东认为批薄的效果已经基本达到，可以转移焦点了。但高岗此时仍在不依不饶地纠缠薄一波(及刘少奇)的问题，发起一轮高过一轮的批判。毛泽东发现会议节奏面临失控，不得已临时召集正在外地休养的陈云、邓小平回京“救火”。陈云参会后发言表示：“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也发表意见：“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得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会议气氛开始缓和。8月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罕见批评高岗“态度不好”，表示对高岗的不满[11]。尽管高岗在会议中非常高调，但到11号大会收尾时，周恩来并没有采用高岗关于“两条路线”的说法，而是(根据毛的意思)维持了“有严重错误、但不属于路线之争”的结论。

　　那么，高岗为什么要在财经会议中采取如此出格的行动呢?按理说，他在会前和会中都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不可能不了解毛的真实意图。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不了解的(至少是不完全了解)。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高岗已深陷争夺“储位”的斗争，权力欲已经蒙蔽了他的一部分理智，为了早日扳倒竞争对手，他不能不抓住财经会议这个绝好的机会，“批薄射刘”，给予刘少奇致命的打击。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面前，他怎么可能放弃到手的“肥肉”，鸣金收兵，转而与竞争对手谈“团结”呢?另一方面，他错估了党内斗争形势，误认为刘少奇大势已去而毛泽东最终会选择自己。他以为这是一场注定会赢的游戏，却不料游戏的“策划”此时并不打算让对面的玩家出局。他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当成了打击对手的“尚方宝剑”，却不想一旦自己越线这柄“宝剑”就可能被收回去。毛泽东看的很清楚，高岗的用力过度绝不是在落实自己的“批薄”意图时没有把握好分寸，而是他借题发挥、夹带私货的表现。高岗固然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清除了贯彻“总路线”道路上的障碍，但他也不经意间表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后来说：“(中央是)在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在12日总结时提到的维护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既是针对刘、周，也是针对高岗，只是高岗当时没有领会到罢了。而1953年的财经会议，就此成为高岗政治生涯的一个顶点——一方面达到了最高处(连刘少奇也不得不在他面前承认错误)，另一方面也即将开始快速的滑落。

　　四、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如果说1953年6月开幕的全国财经会议是高岗的“个人秀”，那么9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就是饶漱石的公开演出。实际上，这次组织会议还被长期当作证明“高饶联盟”存在的直接证据之一。那么，饶漱石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卷入了高岗与刘少奇的斗争?

　　别看饶漱石这个名字非常陌生，他却是个实实在在的老资格党员。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学生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和领导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共产党，在赣浙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起先后担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代)、新四军政治委员(代)、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等职。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53年在华东局书记任上被调进北京，接替安子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降为副部长)。

　　可以看出，饶漱石虽然也担任过新四军和“三野”的首长，但任职时间不长，且重在做政治工作;他最主要的经历还是在共青团、工会系统以及南方几省的党政工作上。这一履历实际与刘少奇是较为接近的，他也曾数次直接在刘少奇手下工作【例如他在华中局工作时，刘少奇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五马进京”后，他更是被调任到由刘少奇分管的组织部。在当时不少人看来，饶漱石似乎应该是属于刘少奇“圈圈”的人，跟刘走得更近才对。

　　但是，饶漱石的政治嗅觉太敏锐了。他刚一进京，就发现北京的“空气”很不寻常：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管党务】和周恩来【管政务】虽然大权在握，却因频频发生的政治错误遭到毛泽东日益加深的不满;以“左”和“坚持社会主义”自我标榜的高岗则屡屡得分，受到越来越大的重用。而对于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薄一波等人的“新税制”，饶漱石自己也不甚赞同，在思想和立场方面，他是比较接近于高岗的。他在当时感觉到，高层可能要变天，刘、周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各项工作可能都要被否定;继续跟刘少奇站队是不明智的，必须与目前正受到批判的犯错误的干部保持距离，利用形势变化，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地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组织部内削弱甚至清除安子文的影响【安子文背后即刘少奇，而只要安子文还在继续主导组织部的工作，他这个外来的空降部长就始终有名无实】，让自己牢牢掌握住组织部的权力。因此，自打他进入组织部，便经常与安子文围绕大事小事发生摩擦，借机敲打对方。但是，要不要加入高岗的阵营与他一起争夺接班权力呢?饶漱石还没有这么大的欲望，他作为一个部长也实在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他此刻只想掌握住整个组织部。这就意味着，无论高岗还是饶漱石，在主观上都没有和对方结成“联盟”的想法。后来能被宣布为“联盟”，也实在出乎二人的意料【可以说，高岗在“造势”，饶漱石在“顺势”，二人虽没有刻意配合，行动效果却是“不谋而合”——共同打击刘少奇“圈圈”的人】。

　　就在主持党务的刘少奇遭受批判的时候，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正好为饶漱石事后整他提供了一个“杀手锏”。这就是著名的“三月名单”事件。

　　在一些较权威的史书里【包括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三月名单”事件的源头正是高岗。经过是：高岗首先从毛泽东那里得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各部要进行改组的消息，然后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了组织部的安子文;安子文随之拟定了一份改组后的政治局成员及各部负责人名单，交给高岗和饶漱石看;此后，高岗便利用名单中的宗派主义问题大做文章，煽动一干老将反对刘少奇。但这一描述的缺陷在于：高岗在得知“上意”后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正牌组织部长饶漱石，而是要透露给副部长安子文?安子文的消息来源虽然是高岗，但他的工作上级毕竟是饶漱石和刘少奇，他在私拟名单后，为什么要把名单交给与组织工作毫无关联的计委主席高岗呢?比较起来，原高岗秘书赵家梁的说法似更合理：安子文自己从一些渠道得知了毛泽东想改组中央的意图，于是先行拟定了一份名单，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到名单后认为事关重大，专门传给自己的“心腹”高岗一份，供他了解情况[12]。也就是说，高岗是直到接到毛泽东秘书送的文件，才知道有这份名单存在【这样看来，一些权威史书中的说法可能是高岗倒台后，他的对手为了抹黑高岗而编造的，意图让人认为高岗才是“三月名单”的幕后黑手，同时造成高、饶在这一事件上形成联盟的印象】。

　　那么，安子文所拟“三月名单”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以至引起如此大的争议?笔者能力有限，目前未能从官方的权威材料中找到这份名单的具体内容，只知道高岗对这份名单大为不满，指责它“有薄无林”【有薄一波却没有林彪】。但根据薄一波的个人回忆录，这份名单中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应该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第一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

　　第二组——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

　　可见，在毛泽东之后执掌大权的依然是刘少奇和周恩来，高岗仅排第六，甚至在陈云之后;进京的“五马”虽已全部列入，但排位普遍靠后;刘少奇“圈圈”的几位大将(白区干部)几乎全部列入，就在1月以后便已因“新税制风波”受到毛泽东明确批评的薄一波居然也列入了，且身居第一组，位于邓子恢之前;林彪作为解放战争中功劳最大的战将却从中缺席[13]。高岗感受到，“三月名单”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问题，过于偏私刘少奇“圈圈”的人;薄一波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却依然被安子文写进去，说明安子文也不是什么“好鸟”，也是个“右倾”分子;“有薄无林”明摆着是不按功劳按圈子，林彪功劳盖世，却因不属于刘少奇“圈圈”而被排斥在外，是可忍熟不可忍?这些问题高岗能看出来，自然也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之所以要把名单秘密传给高岗，就是要提醒他注意党内存在的某些现象【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后来官方史书要把“三月名单”描述成高岗向安子文透露消息、安子文又把名单拿给高岗看。“为尊者讳”，只有这样才能“擦除”毛泽东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如果不是毛把名单传给了高，就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事件)，而把责任都推到高岗一个人身上】。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因一份非正式的名单挑起高层矛盾，因此他收到安子文的名单后并没有向外扩散，只是秘密地传给高岗一个人，并提醒他不要外传。然而，高岗判断，安子文作为一个副部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去拟定一份如此重要的名单，他一定是得到了一个实权人物的授意和站台，这个人一定就是刘少奇。高岗猜测，刘少奇所以让安子文搞这份名单，一是夹带私货，往即将改组的新政治局里塞自己的人【因此他只能违规通过副部长安子文来做，如果通过的是正牌部长饶漱石，饶可能不会遵从他的意图】;二是以这份非正式的名单先去试探毛泽东的态度，借以得知毛泽东的看法。无论如何，这份意外被自己掌握的名单完全可能成为击垮刘少奇集团的一颗政治“原子弹”，面对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怎能不利用起来?因此，高岗在权力欲的驱使下，没有保守“三月名单”的秘密，而是在高层中小范围地私下传播了这一消息。

　　那么，高岗当时究竟给多少人传播了“三月名单”?从事后结果推断，应当人数极少。但无疑，饶漱石知道了。于是，这一名单就成为了后来饶漱石攻击安子文的“杀手锏”【饶和高岗不同，他无意攻击刘少奇，只想收拾安子文】。

　　1953年7月，全国财经会议正在进行中，薄一波在会上受到猛烈批判，饶漱石也借机把那份“有薄无林”的“三月名单”抖了出来。在7月24日晚召开的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首次公开了安子文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引起参会人员巨大震动。刘少奇、周恩来表示从未听说此份名单，要求安子文解释此事。安子文感到问题很严重，除在会上承认错误外，还在会后向中央写了书面检讨，请求免去自己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中央经过审查，认为安子文此举确实违反了党内纪律，给予安党内警告处分。毛泽东专门强调：“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要求7月24日领导小组会议的参会人员保守秘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7月24日晚的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专门找到饶漱石，劝他冷静从事、对安子文手下留情，希望他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与安子文搞对立。原来，安子文曾在几天前私下找刘少奇反映问题，汇报了饶漱石在组织部处处针对和为难他的情况。饶漱石闻之大怒，非但没有接受刘少奇的建议，反而变本加厉针对安子文。7月26日，组织部部务会议召开，饶漱石专门批评了安子文绕开自己向刘少奇反映问题的行为，说这是“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胆大妄为”。财经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在8月17日和18日的组织部部务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安子文，并向参会人员公布了安子文私拟的“三月名单”【饶漱石明知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指示，却仍在组织部内部进行传播。他在当时只是想进一步打击安子文在组织部中的地位，不料成了自己“非组织活动”的证据】，在组织部内部引起震动。

　　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9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了。在毛泽东看来，6月到8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是为了在经济方面统一党内高层的思想认识，为“总路线”的推行奠定思想基础;而9月份召开的组织会议就是要在组织层面统一高层的认识，为“总路线”的推行提供组织保障。因此，与财经会议类似，组织会议的流程也是先批判错误思想，再制定适应形势的新政策。而这个所谓的“错误思想”，在当时主要就是安子文担任组织部长期间所执行的组织观点和政策。相比之下，财经会议的“靶子”是薄一波，组织会议的“靶子”就是安子文;财经会议中批薄的主将是高岗，组织会议上讨安的旗手就是饶漱石。

　　看过了财经会议经过的读者或许会产生一个问题：组织会议上的饶漱石是否也和财经会议上的高岗一样，为了打击对手而做出了过激和出格的言行?甚至可能猜测，也许就是因为在组织会议上的出格言行，饶漱石才在后来获罪?但事实是，从笔者收集到的材料看，饶漱石在组织会议上并没有什么出格言行，他只是正常地参与会议的主持，正常地走完各项流程，对安子文的批判也始终保持在毛泽东许可的范围内【这大概是因为饶漱石只想“讨安”，无意“伐刘”，而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安子文在组织部内已名誉扫地、基本失势了。对于饶漱石来说，他的政治目的已基本达到，9月的组织会议只是从中央层面确认这一结果罢了】。那么，组织会议是如何让饶漱石获罪的?又是如何成为“高饶联盟”的直接证据?要回答这一疑问，就必须谈到张秀山和郭峰在组织会议上的发言。

　　在全国组织会议开幕以前，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朱德、李富春、习仲勋、杨尚昆、饶漱石、安子文等人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并由刘少奇总负责。从9月10日开始，领导小组召开了一系列预备会，对组织会议进行筹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更好地检查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需要充分向地方征求意见。对东北来说，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14]虽已来京参会，但他履职时间不长，对东北的组织工作不甚熟悉。因此，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安子文特意打电话征求了在郭峰之前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张秀山的看法，并邀请他前来开会。张秀山在讲完自己的意见后表示东北已有郭峰做代表，自己不需要再额外发言。10月初，张秀山来到北京参加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顺便找安子文面谈了自己的看法。10月13日，刘少奇在组织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张秀山给安子文反映的意见很有价值，最好能在大会上讲讲。于是，领导小组作出决定，通知张秀山次日到会发言。当天晚上，张秀山又接到毛泽东邀请，到毛处探讨粮食问题。毛泽东顺便询问了张秀山对于组织工作的意见，表示支持他在大会上发言，但一些具体问题最好先找刘少奇商量一下[15]。10月14日，张秀山在向刘少奇做了简短的请示后，走上主席台发言【当时刘少奇坐在他的右边，安子文坐在他的左边】。概括起来，张秀山的意见大致有五点：

　　第一，1950年前后，中央组织部曾对“党员是否可剥削”这一重大问题有过动摇【具体表现我们在本篇第一节已经叙述】，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上一般地允许剥削与党员是否允许剥削这两个问题混同了起来。这使一些党员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经济却较为冷淡。实际是一种右倾思想。

　　第二，1951年，中组部对于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认识，也有过动摇。在当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53年的全国组织会议是第二次】上，由部长安子文领导通过的决议中写道：“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会后很多地方及军队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经毛泽东亲自批示，才得以解决。

　　第三，中组部此前对于检查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的不紧，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相脱节的现象，这也与右倾思想有关系。

　　第四，中组部工作中存在着对保障党的纯洁性、严肃性重视不够的问题。对于一些曾在危机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的人员警惕性缺乏、审查不够，反而在中央及地方一些机关的选人用人时对他们轻易地加以信任。这有一定的“敌我不分”或敌我界限模糊的嫌疑。

　　第五，前中组部长安子文存在明显的思想方法问题。他接受新鲜事物较为迟钝，在国家形势向前发展时表现出右倾保守;对重大是非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的性质差别有时较为模糊;对干部的了解常常持一种表面的、静止的观点，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干部;等等。

　　就在张秀山发言后的第二天(10月15日)，郭峰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相比张秀山，郭峰的发言更加针对具体工作，特别是批评了中组部在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及中央其他会议决议上的推诿、拖延、消极和不作为【比如，1951年中组部曾经提出要抽调2000名各地干部去东北保障工业建设，结果只去了72人】。也就是说，中央的很多政策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但中组部的人力调配还是慢吞吞的。郭峰认为，这一现象与中组部在思想认识上的右倾保守是分不开的，认识跟不上，行动便会滞后。

　　张秀山与郭峰的发言引起了会场热烈的反响，不少代表纷纷表示赞同，对安子文及中组部过去的工作进行批评。但华北局系统的一些代表进行了质疑，特别是对于张秀山批评安子文“敌我不分”表示不满。10月22日，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一方面对饶漱石提出批评，认为饶此前在中组部内发动的斗争超过了正常界限，“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为中组部发生的分歧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该检讨的。”最后，他呼吁要维护和加强党内团结，“提倡全党一致的精神”。

　　10月27日，历时一个半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再次发言。他在总结中组部所犯的各项错误的同时，也承认了其中不少问题实质是他的问题。例如，在关于土改后农村发展前途的看法上，他承认自己“曾经有一个时候有过一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主观上的想法落后于客观上的可能和需要”，“我认为农业生产集体化的时间要慢......认为互助组不能直接过渡到集体农庄”;在把乡村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问题上，他说主责在他，“这件事情主要由我负责，应该放在我的账上，而不应该放在安子文同志或其他同志账上”;等等。进而，刘少奇提出，“(自己)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

　　刘少奇自我批评后，饶漱石代表领导小组做了大会的总结发言。饶漱石在总结中说：

　　“中央组织部在过去许多年中，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执行了中央路线的，是做了很多工作并有很大成绩的。虽然正如各地同志们所指出，在过去工作中并不是没有缺点和个别错误。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各地区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但同时也是和安子文同志及中央组织部的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

　　显然，在组织部内部斗争中全面胜出的饶漱石此时已鸣金收兵，通过肯定安子文的成绩来与对方修好，在自己的领导下重建组织部的团结统一。同时，这也是符合毛泽东对会议结果的预期的：错误被批判和纠正，全党重新团结起来，为推行“总路线”而一致努力。

　　会议最后做出了三项重要决议：

　　第一，将上次组织会议决议中“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一说法彻底修正，改为“中国人民革命是由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取得胜利的”。

　　第二，将上次组织会议决议中“(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一说法彻底修正，改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时期”。这实质是将保障“总路线”确立为了全国组织工作的中心任务。

　　第三，对以往发展党员的规定进行了补充，明确“非经党中央批准，不得接受资本家、富农和其他剥削分子入党”。

　　应当说，相比于“炮火连天”的财经会议，全国组织会议虽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和争议，但整体仍是平和的、友好的、顺利的，饶漱石确认了自己的地位、安子文和刘少奇通过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获得了谅解、毛泽东也实现了自己的部署，可谓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不幸的是，由于张秀山和郭峰【二人都是高岗在东北时的亲信】在会上所作批判安子文及中组部“右倾”的发言【特别是张秀山对安子文“敌我不分”的评价】，这次大会的情况在高岗出事后很快被翻了出来。张、郭的发言被认为是高岗授意的，目的是联合饶漱石在会议上攻击安子文，进而攻击刘少奇。于是，1953年的组织会议就成了断定高、饶存在联盟关系的“铁证”。饶漱石也因此戴上了一顶“讨安伐刘”的帽子，与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批薄射刘”形成“紧密配合”。

　　实际上，从我们上述对组织会议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一顶帽子扣得非常牵强。首先，饶漱石在整个会议上的言行都表明他无意“伐刘”，甚至对“讨安”都不如从前上心，以至于他这位“讨安”旗手竟然没有留下什么批判安子文的重要讲话，大家印象深刻的也都是张秀山和郭峰提出的意见;其次，饶对张、郭的发言没有提出批评，而是表示赞同，并不是因为他们早已“串通”好，而是因为张、郭的发言本身就态度良好、实事求是【郭的发言针对具体工作，摆事实讲道理，无可反驳;张的发言除了“敌我不分”引起争议外，也基本是客观的陈述。而大会最后通过的三项决议也证明了张、郭观点的正确性】[16];最后，组织会议召开时高岗已经不在北京，无法对张、郭具体指导，他虽然通过郭峰提前了解过张秀山的发言内容，也提过一点意见，但没有进行太多干预。更何况，张秀山早就跟安子文说过东北有郭峰在，自己不需要额外发言，最后还是刘少奇提出并决定让张秀山到会发言的。如果硬要说张秀山的发言是有人“授意”，那么“授意”他的也是刘少奇【或许还得加上毛泽东，毛在13号晚上亲自批准了张的发言】。

　　权力斗争有时就是这样：任何“莫须有”，(在利益驱使下)只要有一千个人说它是“实锤”，它就能变成“实锤”;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

　　五、南方之行：高岗的“不归路”

　　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标志着高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至少在思想和理论上，他是正确的，而刘少奇是错误的【高岗认为，毛泽东当然会选择代表正确思想而非错误思想的人来做接班人】。此后的全国组织会议他虽然没有参加，但也取得了他想要的结果：刘少奇不但在财经问题上需要承认错误，在组织问题上也得承认错误。他感到自己的党内的地位已更加巩固，刘少奇则处于“风雨飘摇”中。他认为自己推倒刘少奇已是指日可待。被自信和骄傲冲昏头脑的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已经发现他的“马脚”，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他不知道在不久的未来，这一来自最高领袖的怀疑【后来被“坐实”了】将使他陷入极其不利的处境，而他的竞争对手正把这一怀疑作为“救命稻草”，企图利用它来做绝地反击。此时此刻，高岗只想把“倒刘”再推出决定性的一步——争取地方和军队的实权人物，对刘形成压倒性的“包围”态势，合力“歼灭敌人”。他判断，只要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已成为众叛亲离、全国声讨、人人喊打的“孤家寡人”，就一定会做出最终的选择：弃刘扶高【从这个角度看，高岗认为毛泽东所以批刘而不弃刘，是因为他顾及刘在党内的声望和影响力。这点他显然想错了】。

　　正是在这种思想下，高岗依照中央安排，在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间去南方几省度假休养，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正是在这次休假过程中，后世争议颇多的“两党论”(或称“红区党和白区党论”，周恩来概括为“军党论”)甚嚣尘上，成为高岗拉拢老将围攻刘少奇的理论依据，也引起了毛泽东对高岗的严重不满。

　　在高岗出发之前的一个小插曲值得一说。10月3日上午，正当高岗一行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准备登车离京时，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突然赶来，与高密谈。罗走后，高岗对秘书赵家梁说，毛主席生病了，情况不明，他本不想再去南方，但罗让他照常出发，一旦有特殊情况再电话通知他回来。于是，高岗到达济南时，特意确认了北京方面没有消息后才继续向前行驶，到了南京后，他又给罗瑞卿打电话确认情况。当然，这个插曲后来没了下文，因为毛主席很快恢复了健康。但罗瑞卿的举动确实说明了问题：以高岗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就算不是毛的接班人，也是非常重要的“顾命大臣”;毛一旦出事，高岗就要回来主持局面(至少也是主持局面的人之一)。不过，这个插曲在当时很有可能也进一步催化了高岗心中“倒刘”的愿望，给了他不好的心理暗示——如果毛主席真的某天出事，他绝不能允许刘少奇先登大宝，他一定要尽快推倒这个竞争对手!

　　高岗首先到达南京、上海，在这里进行了短暂的逗留、游览、参观，与地方干部座谈，行为还算正常。10月7日晚，他到达杭州，一直在这里呆到25日才离开。为什么高岗在杭州住了这么久?因为一个人：林彪。

　　林彪是高岗的老领导，二人在东北共事多年，配合默契，对对方非常信任。他们都记得刚来东北时发生的那场关于东北工作方针战略的争论，当时，高岗旗帜鲜明地反对彭真，而林彪也支持高岗，最后中央指示下达，果然是高岗的意见正确、彭真的意见错误。东北解放后，高岗留守，林彪前往其他战区指挥解放战争，但二人始终保持着联系。建国后，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1952年年初便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休养。现在高岗也来到杭州，二人必不可免地要谈上一谈，既叙感情，又聊工作。高、林都是聪明人，几句话后，便谈到了共同的主题——刘少奇，而且很快达成了一致——刘少奇很危险，必须打倒他。

　　实际上，军队里对刘少奇执掌大权的不满之声早已存在。甚至关于“白区党”和“红区党”的议论，也不是始于高岗。目前能看到记载的，至少谭震林就直接对毛泽东说过：“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政权和财权;另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林彪在休养期间，也曾对探望他的干部说过：“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没有被记载下来的类似言论，可能还有更多。老将们觉得，自己打天下浴血奋战、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等新中国建立了，党政大权却落入了没什么战功的白区干部手里【自己却只能守着一支在和平年代已无用武之地的军队被慢慢边缘化】，着实令人气愤。但是，每个人都是私底下说说而已，没有形成完整理论，也没有人真敢动手;并且，老将们被分散安置在全国各个地方，虽然各有怨言，但没有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直到高岗挺身而出，改变了这一切。

　　高岗与林彪在杭州密谈的详细内容已不可知【没有记载】，但根据高岗倒台后所做的揭发，他与林彪谈的核心观点就是“两党论”：

　　第一，中国共产党中间存在着“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或“红区党”)以及“白区的党”两个部分，前者的代表是毛泽东和自己(高岗)，后者的代表是刘少奇、薄一波;

　　第二，根据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点，可以推出“枪杆子里出党”【因此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军党论”】。政权和党都是靠拿枪杆子的人(军人)建立起来的，没有枪杆子，中国革命就不会胜利，党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相反，白区工作(学生、工人、市民运动和地下工作等)的作用十分有限，它对中国革命的地位是从属性的，军队和根据地工作的地位却是主导性的;

　　第三，由于出身、生活和工作环境、所经历考验等等的原因，白区干部通常是不可靠的：他们往往革命意志不坚定，经常动摇，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行动保守，易犯错误，更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因而经常走到右倾的道路上去。社会主义绝不能依靠他们接班【需要指出的是，高岗本人对白区干部有着很深的历史情结。当年在陕北大搞“肃反”，陷他和刘志丹于牢狱的，正是从北方局派来的干部朱理治;后来在东北争论方针战略，与他对立的也是来自北方局的干部彭真;后来土地会议向刘少奇请示，刘又刻意偏袒彭真。总之，高岗的自身经历让他认为白区干部不可靠，他也曾说过“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这样的话】;

　　第四，建国后，定都北京的新中国实际建立在刘少奇华北局的班底之上【另外刘少奇用人也较窄，加剧了圈子化现象】。加之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使得在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上更有优势的白区干部取得了更大的权力。在中央，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等人手握党、政、财大权，几乎把毛泽东架空了。而原军队干部和根据地干部则因文化水平低(普遍出身工农)、不熟悉城市工作、不懂经济等原因在这一轮权力分配中被边缘化了。

　　第五，为改变现在的局面，有必要对党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彻底改组，将刘少奇等人赶下台(至少是不再执掌大权)，由真正可靠的干部来领导国家，辅佐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林彪完全认同高岗的观点[17]。

　　此外，高岗还将“三月名单”之事透露给了林彪，使林大为恼火。他想着自己为革命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到头来却是“有薄无林”，自己进不了政治局，反倒被薄一波之流占了位置。他判断，只要让刘少奇等人接班，他们这些战场功臣的结局就会像“三月名单”所揭示的那样，被逐渐淡忘，只有让高岗接班他们才有希望——高岗当时确实是老将中最得毛主席信任、在党内地位最高、最有望(也最有意志)取代刘少奇的人选，同时，他也是工农干部中难得的会搞经济、搞工业、搞城市建设的人才。因此，林彪承诺全力支持高岗。

　　除林彪外，高岗在杭州还会见了陈正人【高岗在东北时的老部下，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建筑工程部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刘亚楼【高岗在东北时的同事，随林彪南征北战，建国后任人民空军司令员】等人，同样宣传了“两党论”思想，争取了他们的支持。

　　10月25日，高岗到达广州，继续进行活动。在广州，高岗与叶剑英【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局代书记】、陶铸【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广东省委书记】、谭政【高岗在东北时的同事，后随林彪南下作战。时任中南局副书记】等当地领导人秘密会谈，继续散布“倒刘”言论，并进一步扩散了“三月名单”，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支持。

　　11月2日，高岗结束休假，返回北京。这次南方之行让他收获颇丰，他非常满意。

　　除利用休假机会在南方几省串联外，高岗还试图在北京争取彭德怀、邓小平和陈云等人。对于彭德怀和陈云，高岗非常熟悉，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一个是朝鲜战争中结下的友谊，一个是在东北共事时形成的信任。对于邓小平，高岗则缺乏接触和了解，只知道邓办事能力很强，很受毛泽东的好评。面对高岗的拉拢，彭德怀非常谨慎，他虽表示认同高岗，但行动上对是否参与“倒刘”存有顾虑，态度不甚坚决;邓小平明确反对，申明刘少奇的错误不属于路线错误，且刘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宜改变【随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陈云则一面热情聆听高岗的陈述，表示理解和认同，另一面又在心中反复盘算，最终决定向毛泽东揭发汇报【事后，高岗才知道陈云“出卖”了他】。当时，一圈下来，高岗感到自己的游说活动还是基本成功的：在地方获得了林彪等人的支持，在中央又获得了彭德怀等人的认同，虽然没拉动邓小平，但“倒刘”已是绰绰有余、十拿九稳了【往后的历史证明，无论是林彪或彭德怀中的哪一个，都能对刘少奇产生致命的威胁，更何况是林、彭、高三个人联合起来。如果林、彭都能坚定支持高岗，就相当于大半个军队都站到高岗一边了】。因此，邓小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高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华北是高所反对的。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

　　就在高岗招揽盟友、准备“倒刘”之际，毛泽东坐不住了。

　　从6-8月份的财经会议开始，毛泽东便注意到高岗的“异常”：一方面是他在批判薄一波上的用力过猛、纠缠不放，另一方面是领导小组会议上由饶漱石意外曝出的“三月名单”。但是，毛泽东没有更多证据，也无法做出结论。

　　11月下旬，就在高岗“南方之行”结束后不久，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叶剑英、谭政等人从广州来京开会。期间，二人专门向毛泽东询问起那份“有薄无林”的名单，引起毛泽东震惊：自己明明早已提醒过“不许扩散”，为何还是有人知道了?他很快想到，应该是高岗，因为上次将名单泄露就是高岗做的【最开始除了毛只有高岗一个人知道】。为此，他在一次中央会议后将高岗单独留下，责问此事。高岗不敢承认，当面欺骗了毛泽东，使毛非常反感。毛泽东猜想，高岗利用南下休假之机将“三月名单”泄露给地方领导人，事后却不敢承认，很可能是有什么特殊意图瞒着自己，并且，高岗此举已经触犯党内纪律。同时，高岗南下期间在各地散布的“两党论”也通过各种渠道报告到了毛泽东这里，这种挑动党内矛盾(甚至分裂)的“歪理邪说”也让毛泽东非常不满，而其中“军队创造党”的观点，更有“枪指挥党”的嫌疑，触碰了党内大忌。

　　12月，根据中央此前的安排，是毛泽东外出休假的时候。1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在他外出休假期间暂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推辞说可以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主持，其他人则支持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应该由刘少奇主持。但是，高岗此时意外地支持了刘少奇的建议，也表示可以轮流主持，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和猜疑【事后来看，毛泽东提出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是当时权力结构下的自然结果，刘少奇本来就负责党务，自己休假时由他来主持顺理成章(这表明毛此时并不愿改变权力结构);但刘少奇在经历了几个月以来的一系列打击后已经信心不足，他不能确认毛泽东是否还信任自己，他提出要轮流主持，实际就是采取暂时的退让，避免自己再被抓住把柄。而高岗误判了形势，他看到刘少奇主动退让，以为此事还有争取的余地，就表明态度，结果暴露了野心——谁都能看出来，你高岗已经执掌了财经大权，现在又想以“轮流”的形式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你岂不是想财权党权一手抓?】。

　　就在此时，邓小平、陈云先后找毛泽东报告了高岗私下做他们工作的情况，使毛泽东对高岗刷新了认识。特别是陈云揭发高岗“(党内要)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18]的言论，让毛泽东意识到高岗的问题已非常严重，必须下手解决。

　　12月19日，毛泽东召集陈云、邓小平来他住所谈话，并决定派陈云动身南下，沿高岗之前休假的路线，代表党中央找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邓小平此时也找北京的彭德怀谈话，说服他与高岗脱离】。据《陈云年谱》记载：

　　“(陈云)受毛泽东委托，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养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这一招，让高岗的处境急速逆转：不但之前费心争取的盟友全部被“劝退”，连自己争取盟友的行为本身也被判定为“分裂党”的“阴谋”之举【但证据摆在那里，他又无话可说】;自己不但实力大损，连政治上的“正义性”、“合法性”都没有了;局势完全由主动转入被动。但就算在此时，毛泽东对高岗问题性质的判断也仅是“反对刘少奇的阴谋分裂集团”[19]，并不是“反党”，也不是“反对毛主席”;这个集团仅是要夺取刘少奇的权力，并非要夺取毛泽东的权力，或党内最高权力。

　　但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性质发生了变化。毛泽东首次抛出“两个司令部”的说法，用辞极其严厉：“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在这里，那个所谓的“别人”，就是高岗。而毛泽东把两个司令部对立起来的说法，表明此时他对高岗性质的判断，已经不再是“反对刘少奇”，而且是反对毛泽东自己，是“反党”;高岗所要夺的，也不仅是刘少奇的权，而是党内最高权力【几天后，毛泽东在接见苏联大使时也语出惊人：“有人要打倒我”】。高岗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已经非常麻烦，自己已经丧失了毛泽东的信任，并且彻底失势了[20]。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几天之内将高岗的性质升级到“反党”这一无法挽回的程度?具体原因可能需要查阅更多材料才能得知。但合理的推测(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刘少奇抓住了这一绝地反击的好机会，联合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人，在这段时间内向毛泽东告了很多高岗的“黑状”，一部分是客观描述，另一部分则是借机发挥、添油加醋、主观臆断，夸大了问题的性质，使毛泽东确信高岗的野心绝不仅是取代刘少奇【从事实来讲，高岗联合到林彪、彭德怀，或用邓小平话六个大区四个都支持他，这个实力确实不仅可以推倒刘少奇，也可以威胁毛泽东。看后来的历史，单林彪一个人就敢策划针对毛泽东的政变，那么此时在证据面前，经刘少奇等人诱导，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虽然刘少奇等人在之前犯过一系列错误，但他已在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上做过公开的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改正错误、拥护“总路线”[21]。这样，对毛泽东来说，刘少奇等人的问题就暂时不成为了问题，而高岗的问题就显得十分严重。通过一招“以退为进”，刘少奇积极主动地承认错误，很快放下了背在自己身上的“右倾”包袱，轻装上阵，反而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寻找并牢牢抓住对手在纪律和组织问题上的失误，开始发起有力的反击【关于刘少奇的“以退为进”战术，可从他在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上的不同表现看出：在财经会议上，高岗“批薄射刘”的火力很猛，到最后刘少奇才不得不承认错误，做自我批评;而在组织会议上，饶漱石不温不火，张秀山、郭峰也基本是就事论事，火药味并不浓，刘少奇却多次、主动做自我批评，甚至把相当一部分安子文的责任也揽到自身身上，表现出十足的认错诚意。这显然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动调整了策略。另外，读者别忘了，张秀山还是在本不打算发言的情况下，由刘少奇硬拉上去发言的，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毛泽东在24日抛出“两个司令部”后，并没有立刻对高岗采取行动。相反，他按照原定计划南下杭州休养，筹备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在毛泽东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六、最后的结局

　　1953年12月24日是高岗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不但再也不可能完成“倒刘”大业，而且因为是“另一个司令部”的代表而直接站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上。这一结果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高岗短暂地回到东北，参加了鞍山钢铁公司“三大重点工程”[22]的开工生产典礼(12月26日)，并主持了东北局扩大会议(12月28日)。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高岗罕见肯定了刘少奇的历史功绩，并要求增强党内团结。之后，高岗在沈阳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元旦。

　　就在这一时期，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下简称《团结决定》】，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对刘的草案做了细致的修改，并电报刘提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不过，毛在指示完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宣读《团结决定》后，又做了补充说明，其中两句话饶有深意：第一句，“应尽可能做到只做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第二句，“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这表明，毛泽东此时仍想保护高岗。他让刘少奇宣读的《团结决定》明明就是针对高岗的分裂行径，却又要求刘不要批评任何同志，并且刘少奇还要继续做自我批评。在确认高岗可能“反党”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能对他如此保护，大概也让刘少奇吃了一惊】。1954年1月1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汇报大会筹备情况，并确定了开会日期为1月30日【后改为2月6日】。

　　自打元旦后从沈阳返回北京后，高岗心情低落、无所适从。他一面找人四处打探消息，一面也开始回顾和反思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一切。思前想后，他终于决定给毛泽东写一份信，表明自己的认错态度，并希望能到杭州当面跟毛检讨。1月19日，信交到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处。杨尚昆对高岗信件的处理犯难了，是按照高岗的意思直接把信送到杭州交毛泽东吗?但如果这样做，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就难以预料了。因此，杨尚昆决定先将信交给刘少奇，让刘少奇做出处理方案。刘少奇拿到信后同样犯了难，他特意找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几人商量对策。协商之后，几人设想了四种可能的结果：

　　第一种，主席看信后同意高岗来杭州面谈，可能得不到好结果;

　　第二种，请主席回来解决此事，可能得不到好结果;

　　第三种，建议主席看信后委托书记处成员与高岗谈话，可能仍得不到好结果;

　　第四种，建议主席看信后委托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也可参加)，能得到好结果。[23]

　　这四种方案的前提都是要给主席看到信【否则有麻烦】，区别在于：第一种是高岗期待的，只要让他到杭州见到毛泽东，他就有可能做出一定的澄清，挽回部分局面【而且杭州有林彪，他也可能给高岗帮腔】;第二种高、毛在北京见面，北京有刘、周、邓等人在场，毛不至于只听高的一面之词，但是毕竟要让二人见面，结局仍不可控;第三种是毛不与高直接见面，由毛另派他人，但毛具体会派谁尚不可知，因此结局难以预料;第四种也是毛不与高直接见面，但明确委派的谈话人是刘、周、邓，这样谈话内容和节奏就被完全掌握，高岗无法挽回局面。相比之下，第四种是对刘少奇等人最有利的，因此，对信的处理也按第四种方案执行：杨尚昆派人将信送到杭州交毛泽东，同时建议毛委托刘、周、邓与高岗谈话，帮助他认识和改正错误。

　　毛泽东看信后，果然接受了建议。他在1月22日致电刘少奇，表示：“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同时，毛泽东再次向刘少奇强调四中全会的注意事项：“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事件上，无论高岗还是毛泽东都把问题想的简单了：高岗心想，就算我错误再大，也不能剥夺我跟党主席当面认错的权利吧?毛泽东则认为，高岗都已主动认错，自己又嘱咐过刘少奇不要为难高岗，那么他们肯定会秉持公道、认真地和高岗去解决这个问题吧?他们都没想到刘少奇等人会在这里“做手脚”，通过“善意”地建议毛泽东委托刘、周、邓在北京就近处理此事，不着痕迹地扼杀了一次高岗挽回局面的机会。当然，毛泽东选择避免与高岗接触，也有别的原因(否则出这么大的事他不应该不听高岗怎么说)，笔者会在后面的内容中进行分析。】

　　高岗得知毛泽东不愿与自己见面后，心中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但他此时并没完全放弃，至少在他获悉毛泽东关于“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的指示后，他感到自己还有认错之后重新过关的希望。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帮助”。结果可想而知，刘少奇等人反复强调党的纪律并要求高岗供认其反党罪行，高岗则一次次点头认错但又拒不承认自己“反党”，问题就在僵持中被拖了过去【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审讯】。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35位中央委员和26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会议，此外还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52人列席会议。因毛泽东在杭州休假，刘少奇主持了会议。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提出国内外的敌人可能以支持和利用党内派别活动的方式来削弱党的力量，进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24];此外，刘少奇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因野心滋长而破坏和分裂党的行径，并放出狠话，表示要对他们严格制裁[25]。这些说法无疑都是针对高岗而作的。刘少奇做完报告后，朱德、陈云、周恩来、邓小平等44人分别作了发言，经过讨论和表决，会议一致通过了刘少奇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案》【下简称《团结决议》】。同时，会议也第一次在中央全会层面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

　　对于这次会议，党史上后来评价它“提高了全党的觉悟，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26]，显然也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但据很多材料的揭露，这次会议开的其实很不寻常。在毛泽东预想里，七届四中全会应是一次给高岗问题定论的会议：高岗做自我批评，刘少奇等人也做自我批评，但又以高岗的自我批评为重;在大家都对高岗的问题有了一致的认识后，以高岗为反面教材，加上对党内团结和纪律的正面强调，增强对党内团结的认识;通过《团结决议》，全党团结起来，为推进“总路线”而努力。因此，毛泽东提出会期要短，只开两天就行【因为事情并不复杂，不需要讨论太久】;发言人数也不必太多【避免对高岗进行围攻，影响会议进程】。那么对于高岗的处分呢?处分要作，可以在会上讨论，但要以“治病救人”为目的，要给认错者改正错误的余地【毕竟，高岗就算罪至“反党”，也仅仅是谋划而没有实际行动;他刚刚争取了一帮支持者，但没等举事，就被毛泽东派陈云拆散劝退了，之后他就认错悔过了。但是，由于他触犯的是党内大忌(散布名单、两党论、串联老将等)，就算只是谋划，性质也已相当严重。毛泽东对他心慈手软，显然是别有重要原因】。但实际是，会议开了整整五天，而且多达44人发言【平均每天9人发言】，这些发言也大多是在批评和揭露高岗的分裂活动，此外，还牵出了“盟友”饶漱石，使批判和揭露“高饶联盟”成为会议基调【40多人发言，简直是轮番轰炸】。高岗做了自我检讨，交代了自己破坏党内团结、拉小圈子的行为，承认了自己过去对刘少奇有错误看法，表示自己的活动如果发展下去会非常危险;但是，高岗不承认自己“反党”，坚持自己只是反对刘少奇。饶漱石在大会的压力下，也做了自我检讨，他检查了自己在过去的一系列破坏党内团结、为争夺权力对同志进行不适当斗争的行为【包括他也和高岗一样，私传了“三月名单”】，表示这种行为发展下去也会非常危险;但是，饶漱石不承认自己是高岗的“盟友”，并坚持自己只反对过安子文，没有反对刘少奇。受制于毛泽东对会议议程的设定，虽然参会者的发言已对高岗、饶漱石进行了相当多的揭露，但只要高岗、饶漱石不接受他们扣的“帽子”，刘少奇也无法再继续纠缠下去，只能把话题拉回到党内团结上，最终以通过《团结决议》结束[27]。

　　会后，刘少奇派人去杭州跟毛泽东汇报情况[28]，说明会议整体成功，但高、饶对自身错误的认识和反思很不深刻，敷衍了事【“一个空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希望召开专题座谈会，再行讨论。面对这样的汇报结果，毛泽东当然没有理由不同意继续讨论【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被“忽悠”了】。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彻底解决二人的问题【所谓“彻底解决”，就是把七届四中全会上没解决的问题继续解决;你不“老实”没关系，搞你到“老实”为止】。

　　2月15日到25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十天内开了七次，共计43人发言。大约同一时间，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也间断召开了七次，共计66人发言。由于没有了毛泽东的把控，座谈会成了一边倒的“批斗大会”，众人言辞之激烈、扣帽子之多之严重、上纲上线及夸大事实之普遍，令高、饶大为惊骇。特别是高岗问题座谈会上，陈云以高岗昔日同事兼密友的身份对高岗“篡权”进行揭发，给予了高岗一记致命的打击【高岗由此恨透陈云了】。党史专家杨浩甫写道：

　　“名曰开‘座谈会’，实则搞的是1935年陕北‘肃反’和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半截下的往事》说：‘座谈会成了疾风暴雨，狂轰滥炸’，‘人们纷纷表示与高岗划清界限，有的反戈一击，交代揭发;有的甚至歪曲事实，胡编乱造......一股劲地向高岗头上砸来。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但在这种气氛下，哪有说话的份!’李立群在《高岗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也讲：‘座谈会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对高岗搞突然袭击，会议气氛恐怖紧张’，‘座谈会上，只许别人揭发高岗，不听高岗解释反驳’。”[29]

　　听了两天批斗后，高岗彻底明白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用尽一切办法，把他在政治上搞死搞臭【明白了这点，他就不需要继续辩白了，因为没用】。他回想起了20年前的陕北“肃反”，那次不但要终结他的政治生命，连肉体都要消灭;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赶到，自己可能早已身死牢狱了。而这一次，自己大错铸成，对手又一门心思把自己往死里整，毛主席不在北京且刻意回避自己，他感觉到自己为党、为毛主席工作了一辈子，到头来却是背上“反党”的罪名，连毛主席也抛弃了自己。他感到了一种无边的绝望。

　　对于像高岗这样一个把政治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政治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被政治抛弃更令他难以接受的了。他认为，眼前这一关自己是无论如何都度不过去了【刘少奇不会允许自己过关】;他甚至连要挣扎一下的信念都动摇了：反正我坚信自己不是“反党”，你们要怎么说随你们的便，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当一个千夫所指的“罪人”已经够痛苦了，死了反而是一种解脱[30]。

　　于是，16日晚，高岗将秘书赵家梁叫到了自己住宅内，由他口授，赵家梁记录，写完了一份致毛泽东的信，随后让赵离开。高岗将这封信装入一个信封中，并在上面写下“刘少奇收”【毛还在杭州，只能转交】。完毕，他又亲自写了一份致周恩来的信。

　　第二天，高岗指示交通员把两封信分别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并罕见地问自己的警卫员借走了手枪。警卫员预感事情不对，立刻将此事通报了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董文彬和高岗的妻子李立群。三人匆忙赶来，并从交通员手中截下即将送出的两封信，打开一看，傻眼了：高岗给毛泽东的信意在解释一些事实并澄清自己的想法，现在看来更像是他在给毛泽东做最后的政治告白;而他给周恩来的信，明明白白是在托付周恩来帮他照顾妻儿子女，显然是交待后事。确认了高岗已有自杀念头，三人立刻赶到高岗所在的客厅，痛哭流涕，劝阻高岗。高岗眼见此状，表示不会自杀，并指示将两封信烧掉。就在众人急忙找火烧信之时，高岗突然掏出手枪，指向头部。所幸赵家梁眼疾手快，及时把他扑倒在地，门外的警卫也闻声赶来夺下了他手中的枪支，才捡回了高岗的一条命。

　　这是高岗一生中第一次试图自杀，未遂。得知消息后，周恩来指示赵家梁等人严密监视高岗动向，以防意外，同时命赵家梁将被烧的两封信的内容复写出来。赵家梁不愧是专业的秘书，只靠大脑记忆就把两信写了个八九不离十，交给了周恩来。17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高岗停职反省，并实施管教。所谓管教，就是要好好呆在自己的住宅内，在管教人员的看管下，认真反省错误并写检讨。因此，自从2月17日以后，高岗便不再出席任何活动，始终呆在家里写检讨。这样，从18日到25日，没有高岗参加的高岗问题座谈会便失去了最后一点反对的声音【同时，高岗的自杀举动也被广泛解读为“畏罪自杀”，使他的“罪行”更加不容怀疑】，批斗的气氛更加浓烈。在经历数天“缺席审判”后，高岗问题的总结会议召开，周恩来做了定论发言，声明“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高岗的“十宗罪”：

　　第一，散布“党是军队创造的”的“军党论”，作为其篡权的理论工具;散布存在“红区党”和“白区党”的“二元论”，煽动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

　　第二，进行派别活动，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诽谤攻击[31];

　　第三，利用所谓“有某无某”的名单，挑拨离间，制造党内不和;

　　第四，拉帮结派，破坏党内团结，对一些干部搞私下封官许愿;

　　第五，把自己领导下的地区和部门看作“独立王国”，不接受别人对自己工作的批评，夸大自己所领导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成绩;

　　第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以一名中央高级干部的身份散布关于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产生不好的影响;

　　第七，剽窃他人文稿，抬高自己。为夺取权力故意装潢和卖弄自己，许多发言稿和文章均为他人代笔，无真才实学，却哗众取宠[32];

　　第八，在中苏关系上挑拨是非，在东北时与个别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破坏中苏团结[33];

　　第九，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伪造毛泽东言论反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搞夺权活动[34];

　　第十，私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这是其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另一个表现[35]。

　　列举完高岗的“罪行”后，周恩来评价了高岗从四中全会以来的行为：

　　“尽管高岗在四中全会上及在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进行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在实际上，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终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叛变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用上“仇恨”、“叛变”这样的词语，高岗的性质已完全站到了党的对立面，成为黑恶的一方，再无翻身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发言的最后给高岗的犯错历程做了一个分析，他说：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为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消极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应当说，这段话前半部分对高岗个人主义问题的分析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他确实有这样的表现，这也成为他后来盲目乐观、错估形势、冒失行动和被对手抓住把柄的原因之一】，但是后半部分几乎完全照搬了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报告中的逻辑：党内不同派别就是资产阶级为了破坏党而扶持的代理人。因而在实际上把高岗的问题上升到“敌我矛盾”【换句话说，刘少奇在四中全会上栽下的树终于在25日的座谈会总结会上结出了果实】。

　　可以想象，高岗在看到周恩来的发言内容后，该有多么的失望!

　　不过，高岗在17日自杀失败后，确实一度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是，一方面因被管教而丧失行动自由，一方面又被周恩来等人以“叛党”、“资产阶级代理人”定性，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状态非常差。中央虽然指示他要在管教期间认真写检讨，但他此刻根本写不出来。他陷入了迷茫之中。

　　4月2日，高岗在西北时的战友、部下习仲勋和贾拓夫奉周恩来之命来到高岗住所，以朋友身份进行探望。二人的到来和劝导使高岗的心情平复了一些，他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向中央写检讨。

　　4月3日，高岗给周恩来及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一改之前拒不承认反党的做法，向二人保证诚心认罪悔罪，对自己的错误彻底交待。信中说：

　　“我自己辜负了中央和主席，堕落到这样的地步，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实际上帮助了敌人......一错再错，竟可耻地采取叛党自杀的行为。我愈反省愈感到沉痛，愈感到对党对人民欠一笔债。我同意总理的结论的精神，我将很冷静地从几个不同的工作地区特别是在北京时期，从历史根源、思想根源进行深刻的彻底的反省，反省我怎样从小个人主义到大个人主义变为野心家的。我一定会沉痛认罪，向党中央和主席彻底交待，听党怎样对党有利就怎样处理。”[36]

　　4月28日，高岗的检讨材料《我的反省》定稿。出于谨慎，他在将《反省》送交中央之前，先让秘书赵家梁拿给习仲勋看，希望征求战友的意见[37]。不料，习仲勋在看完后发现高岗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自己“篡党夺权”，他给赵家梁打电话，说此文：“要害问题，只字未提”【中央为什么要让你坐在家里写材料?难道是真想听你啰嗦陈年旧事?说白了就是要你自己承认“篡党夺权”。因此，哪怕你只写一句话——“我高岗是个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也比你厚厚写了一大堆但偏偏没提这个要害错误能让中央满意】。赵家梁把习仲勋的意见反映给了高岗，高岗听后情绪非常激动，几近失控。但他主意已定，指示赵家梁按原稿上交，不做修改。赵家梁苦苦劝说之下，高岗最终同意加上这个“要害问题”，于是赵家梁提笔在原稿最后添上了一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然而，第二天早上，就在赵家梁准备把《反省》上交时，他发现高岗又把“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句中的“国家”划掉了。赵连忙向高岗询问，高答：“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要当什么国家主席?就这样送走吧。”赵执拗不过，只好照高岗意将此稿上交[38]。

　　高岗的《反省》让刘少奇等人感到非常棘手。此前周恩来专门派习、贾去探望高岗，就是想保证高岗最后能交出一份让他们满意的材料，高岗也确实写信作了承诺，没想到最后还是在负隅顽抗，不肯“坦坦荡荡说出那六个字”【最后还是赵家梁加上去的】。

　　回到高岗这边。他在上交《反省》后心情更加压抑，特别是在听到罗瑞卿、林枫等人在东北高干会议上对自己的“揭发”及对自己亲信部下的打击后，他更加烦闷痛苦，以至寝食难安[39]。一段时间后，高岗不吃安眠药就无法入睡。进入8月，他的的身体状况开始变差，出现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8月17日【自杀未遂的半周年】凌晨，他在家人都熟睡后吞下了自己暗中攒下的大量安眠药。早上8点，家人发现他卧床不起，才知大事不妙。9点30分，医生赶到进行抢救。10点17分，抢救失败，宣布死亡。至此，这位干了一辈子革命的陕北汉子，在他49岁时以一种十分平静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边，那位被打成“高岗盟友”的饶漱石也在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被扣上“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反党”、“资产阶级思想”等帽子。饶漱石后来也像高岗一样，坐在家里写了一份长篇反省。但他始终坚持自己没有反对刘少奇、反对党中央，并坚称自己没有和高岗结成联盟[40]。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尽管饶漱石一再澄清，最终的判定也不会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1955年，饶漱石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后因在狱中患上精神分裂症，于1965年假释出狱，此后在一个农场中养病。“文革”中因受牵连再次入狱，1975年在狱中病故，享年72岁。

　　七、毛泽东、高岗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写至这里，我们的传主已经死了。他的生命记忆永远定格在了1954年8月17日。

　　遗留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

　　为什么高岗进京后要一轮猛过一轮的“倒刘”?

　　为什么毛泽东从1953年12月24日后便避免与高岗见面?

　　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后要致高岗于死地?

　　为什么毛泽东在高岗获罪后依然对他频加保护?

　　遗留的问题之二是：结果呢？

　　高岗的倒台对刘少奇意味着什么?

　　高岗的倒台又对毛泽东意味着什么?

　　最后，高岗的倒台又对往后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捋一下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等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但与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不同，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1949年的中国社会制度是新民主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而所谓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所有制基础是私有制。由此便发生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是继续发展新民主主义，还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当然，在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政党内，当时没有哪个领导人敢直接选第一个，也就是说，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支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于是，这个问题就转化为了第二个问题：是立刻过渡，还是慢慢过渡?或者说，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过渡，还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过渡?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党内高层发生了分歧。

　　客观地说，分歧产生的时间并非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而大约在1950-1952年间。在刚刚建国时，包括毛泽东在内，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中国生产力太落后，必须先发展一段时间的生产力，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普遍认同的方案是：“工业化+私有制”;先搞三轮五年计划，大约15年后(1964年)再考虑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更猛，在天津直接说要等“几十年”，如果按30年算，则约1978年后中国就可以搞社会主义了】。[41]

　　但在1950-1952年间，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逐渐改变了看法。最基础的一个认识变化，就是他们发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的社会形态——旧的私有制的因素在其中存在和成长，新的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在其中存在和成长，二者还在进行着持续的、此消彼长地斗争。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让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稳定地保持15年，再去改变它。你如果支持和培育其中的私有制因素，它们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最终在社会力量对比中占据主流，由此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你如果支持和培育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它们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并使整个社会朝社会主义方向转变。在当时，这两个方面的现象都是存在的。以农村为例，土改后个体小农获得私有生产资料，以此发家致富，这是私有制因素增强的一面;而在北方老解放区内频频出现的农民自发进行互助合作的事例，则是社会主义因素增强的一面。这两种现象在新民主主义下都存在，也都合理，但问题是你要怎么去对待、去处理。如果没处理好，就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促使毛泽东等人改变看法的原因是，“工业化+私有制”方案在实践中出现了困难和矛盾。当时，要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学习苏联“五年计划”模式，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我国工业发展水平。但是，如果不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动摇社会经济的私有制基础，如果不建立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快速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就难以实现。因为，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它们不会主动配合国家计划，不会为社会利益而组织生产;基础工业和重工业是新中国工业化的最重要一环，但这些领域因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很多项目短期内不但不能回本，反而要亏损运行】等特点，恰恰是私人资本主义不愿意投入的;一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追求利益，违反国家法律，偷税漏税、制假售假，乃至向共产党的干部收买行贿，官商勾结，吸食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五反”运动便是针对这一群人】。而在农村，分散和脆弱的个体小农因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低下，也难以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迅速增长的需求，无力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扩大工业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农村不集体化，一无法上交更多的粮食(供应工业)，二无法购买农业机械(消费工业品)，这都会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因此，要想真正实现快速工业化(特别是快速重工业化)的目标，就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小农进行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用现在常说的一句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否则，如果继续任由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小农发展，虽然中国也会实现工业化，但速度会慢很多，也会不断遇到各种难题和挑战【关于小农经济阻碍工业化的问题，1978年以后的历史已能证明。毛泽东1965年说的那句“工业品卖给谁嘛!”也有这个意思】。

　　从时间上推测，毛泽东完成思想转变应该在1951年的下半年【此前他也在转变，但尚未最终确立】。这年7月，他首次对山西省委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做出肯定，批评了刘少奇和华北局;11月，他又肯定了高岗关于在东北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批示在全国推广“三反”;次年1月，又批示在全国进行“五反”斗争。到了1952年，毛泽东已经可以对自己的新观点进行比较完整的表述和论证，并在这一年邀请“五马进京”，授命高岗仿照苏联办法组建国家计委。但此时，他的看法还没有成为高层的统一意见，也没有得到党的会议的正式通过。全国在整体上仍是“工业化+私有制”的发展思路。1952年12月底出台的“新税制”，实质就是为了解决私有制原则下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高层中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中共七大后被确立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党二号”刘少奇却并没有转变认识。他根深蒂固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太落后，而社会主义需要较为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他认为，在中国真正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之前，就只能面对新民主主义的现实，把私人资本主义的潜力和进步性利用起来【这种潜力和进步性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完全没有被开发出来】，老老实实发展生产力;至于说“几十年后”如何消灭私有制，只要共产党还在执政，那么一声令下，就可以完成任务。持有这一观点的刘少奇对自己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的认识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那些试图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落后生产力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尝试则是“民粹主义”、“空想主义”、“农村社会主义”，是顺应中国农民自发的平均主义思想【“均贫富”】。终刘的一生，他实质上都没有改变这一观点[42]。

　　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改造派”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巩固派”就在1952年前后发生了无法避免的冲突。我们的传主高岗，也恰恰是在1952年底进京任职，从而卷入了这一冲突。

　　但斗争的复杂性在于：

　　第一，党内实行集体领导，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是毛泽东，在他的看法得到普遍认同并被表决通过以前，他也无法强制推行;

　　第二，在毛泽东等人转变认识以前，党内的共识是从七大后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战略。如果没有新的战略取代它，那么全党将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第三，在党内的集中制下，一条政策一旦被表决通过，就将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带有强制性的执行下去，其发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效果也是不可逆的，想要将它扭转过来是非常困难的，可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或代价【因此，斗争中的党内派别，无论哪一方，都不希望对手的方案被通过实施，因为一旦实施就很难回头，故双方都会为阻止对手拼尽全力】;

　　第四，在建国初期，支持毛泽东看法的领导干部居于少数，而支持刘少奇观点的领导干部居于多数;同时，支持毛泽东看法的领导干部多分散在外省【如山西的赖若愚、东北的高岗】，而支持刘少奇观点的领导干部则几乎把持了中央【以华北局的班底为主】。这意味着，虽然毛泽东看法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多支持，但在中央开会表决时，刘少奇的意见将经常成为多数意见[43]。

　　第五，毛泽东虽然是党内的一号领袖，但他在当时的作用和角色主要是“方向把握者”和“统筹协调人”，并不亲自抓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毛泽东之下，具体工作的分工是：党务——刘少奇等;政务——周恩来等;财务——陈云等，而此三人都是“巩固派”【因此，就算毛泽东的意见被勉强通过了，具体负责执行的人也都是它的反对者，其执行效果肯定不能让毛泽东放心和满意】。

　　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的斗争就注定不可能是平和、顺利的，而是复杂、艰难、曲折的。其中，思想认识差异、路线分歧、政策惯性、制度调整、个人权力斗争、历史形成的“山头”和派系问题交织渗透在一起，难以清晰划分和辨认。

　　对于上述五个方面的难题，毛泽东都有明了的掌握和清醒的认识。他准备通过光明正大的方式、以正常的政治手段和组织手段去解决他所面对的问题。他所要实现的目的，就是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使全党统一思想、调整政策，使中国走上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1952年底的“五马进京”就是毛泽东实现其意图的重要一步。首先，“五马进京”在另一个方面则是“调虎离山”，直接目的是配合中央“削藩”，为裁撤大区做准备。其次，“五马进京”让非华北局系统的五位地方强力人物进入中央履职，将对原有单一派系把控中央的局面造成冲击，动摇刘、周的地位，使毛泽东可能在中央会议的投票表决中争取到更有利的结果。之所以高岗能够“一马当先”，则是因为毛泽东对他尤其寄予厚望，相信他是可以跟随自己思路的人【从高岗历来的表现看出】;同时，高岗也是五人中能力最强、声望最高的、最熟悉苏联经验的，让他“当先”，能够服众。“五马进京”后，高岗在执掌国家计委的同时还分管了政务院8个经济部门，饶漱石执掌了中组部且频频向刘少奇系统的安子文发起挑战，邓小平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分走了总理周恩来的大半权力，邓子恢领导了农村工作部并分管了政务院3个经济部门，习仲勋虽没有额外成绩但也主管了关系意识形态的中央宣传部。总之，通过“五马进京”，确实达到了削弱刘、周的效果。

　　组织手段只是一个方面，思想问题才是根本性的。在“五马进京”之后，毛泽东借着“新税制风波”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希望以对薄一波批评和其他同志自我批评的方式，批判党内错误思想，达成对“总路线”的共识，帮助“巩固派”解开思想疙瘩。随后，又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以对安子文的批评为切入口，进一步批判错误思想，增强共识，并通过若干组织措施来保障“总路线”的实施。从效果来看，这两场会议也是达到了目的的：原有“新民主主义”战略的弊端得到了广泛地讨论，“巩固派”普遍作了检讨(特别是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了新的政治正确。

　　到1953年10月全国组织会议闭幕时【1952年10月毛泽东开始实施“五马进京”，至此已整整一年】，毛泽东已对党内形势的变化非常满意：不但“巩固派”把持中央的局面的被打破，而且“巩固派”的代表们自己也已承认错误，党内高层已经普遍接受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推行“总路线”，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并且不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立刻就要开始。

　　但对毛泽东来说，调高岗等人来北京绝不是为了通过“总路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他是在立足长远进行权力结构调整和人事安排。

　　他发现，自从1949年建国后，刘少奇等人就与他渐行渐远，越来越跟不上他的思路;他认为，刘少奇等人在形势已经明显变化的条件下，还在固守“新民主主义”，这简直不单是思想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把屁股坐在了资本家和富农一边。当然，刘少奇的观点并非个例，在党内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这有当时的客观原因，毛泽东因此也没有过分责难它，而是给予了充分的谅解，他用行动表明：只要能承认和改正错误，同志就依然是同志。不过，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思想上的问题是长期的、巩固的、清晰的【从刘建国后历来的表现可以看出】，想彻底纠正是较为困难的;纵使刘少奇这次经自我批评而接受了“总路线”，但要让这个历来保守的人执掌党的核心权力，毛还是不愿接受的【以刘“党二号”的位置，毛一旦卸任，他就是“党一号”】。也就是说，谅解你的错误可以，但要让你继续坐在高位上恐怕就不行了。在1953年左右，毛已经产生让刘“挪挪位子”的想法【所谓“挪位子”，不是打倒，而是不再掌握核心权力。在“五马进京”和“新税制风波”后，毛实质已让周恩来、薄一波等人挪了“位子”】。

　　问题是，如果刘、周都难堪大任，那么谁又能担起这副担子呢?毛泽东望向了高岗——一位出身工农，长期做根据地工作和军事工作，有丰富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经验，年富力强，在数次党内争论中均能坚持正确观点的杰出领导人。

　　进京后，高岗自己也认为自己具备了“更上一层楼”的实力。他对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之间的分歧非常敏感;他意识到，在思想认识上，自己比刘、周更接近毛泽东。同时，高岗意识到，毛、刘在1950-1952年间产生的分歧，绝不只是简单的就事论事——针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分歧，而是双方围绕中国下一步该往何处去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高岗心里非常清楚，毛泽东本人对于这次的方向选择是极为重视的【事关大是大非】，而刘少奇等人犯的错误也绝不是简单的小错误。他断定，这绝不是一次寻常的党内斗争，这场斗争不但会改变中国的走向，也将改变许多个人的命运。而他自己，恰好又站在了代表正确的一方。

　　如果是一位保持党性和理性的高级干部，面对这一形势，正确的做法是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争取后者转变，改正错误，重新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从而团结一致，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毛泽东所谓“团结——斗争——团结”的公式】。不幸的是，我们的传主当时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他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下场】。多年来沉浸在鲜花、掌声和荣誉之中，高岗的头脑已经晕晕乎乎了。他的权力欲压倒了他的理智，使他背离了党性，选择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扳倒刘少奇，自己做毛泽东的接班人。因此，面对犯错误的同志，他不是抱着善意耐心地说服教育，而是咄咄逼人地攻击对方，上纲上线，乃至在对方已经承认错误后仍纠缠不止[44]。当然，高岗敢这么做，靠的是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自高岗进京后，毛泽东对他确实是非常信任和倚重的。一方面是因为高岗的职务十分重要，毛泽东要搞计划经济就不得不倚重他;另一方面是因为高岗的思想观念和毛泽东高度一致，高岗是党内高层中少有的旗帜鲜明的“改造派”。虽然官方文献罕有记录，但相当多的史料都表明，毛泽东非常喜欢高岗，把他当作自己在高层中的“知音”和“心腹”，经常召高岗来聊天谈话，与他讨论国内外形势、马列理论，并与高岗分享自己对一些领导干部的看法。党史专家王海光所著《政争与权争》一文中说：“毛泽东对高岗信赖有加，几乎无话不谈，经常一起说些私房话，议论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对他们的不满。”能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说明毛泽东对高岗信任之深;而批评刘、周，显然也是毛、高的共识。如果读者还记得本篇第二节中提到的毛泽东在1953年初秘密让高岗去东北调查刘少奇档案一事，就更能明白毛与高当时的关系是多么紧密。后来周恩来给高岗安的“十宗罪”中的第九条，说高伪造毛泽东言论、打着毛泽东旗号搞夺权活动，其实高岗传播的一些言论并非“伪造”，而确实是毛泽东私下里跟他讲的“私房话”，只是旁人无从查证罢了【因为，高岗没有必要也不敢去“伪造”毛泽东的言论。凡他对别人讲“毛主席说过XX话”，一定是有根据的】。

　　但是，毛泽东视高岗如“心腹”，是否就意味着他要让高岗替换刘少奇做自己的接班人呢?至少高岗自己是这么认为的[45]。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迟迟不对刘少奇动手呢?高岗认为，毛泽东作为全党全国的领袖，做事肯定要非常小心谨慎，谋定方后动;推倒刘少奇，一需要时间，二需要步骤;而他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缩短这个时间，创造这些步骤，使毛泽东能够尽早采取行动。事实证明，高岗既低估了刘少奇，也错判了毛泽东。

　　那么，毛泽东的想法又是什么?

　　由于缺乏足够的官方文献，笔者只能根据一些材料的分析做出推测【下述内容仅供参考】。

　　首先，截止1952年时，毛泽东可能都还没有考虑过“接班人”的问题。刚刚建国三年，他正是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时候。此时，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是全国的经济建设以及怎么说服全党尽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布置“五马进京”，以“五马”分割刘、周之权，希望减少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但是，他无意拿掉刘、周，也无意让“五马”中的任何人取代刘、周的位置。

　　到了195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周恩来、薄一波等人炮制的“新税制”未经自己审阅便直接颁布，并造成全国范围的经济波动和混乱。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次性质严重的事件，并因此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了大调整。调整的结果，是周恩来的权力大为削弱，几乎成了顶着“政务院总理”之名的外交部长，而得到毛泽东信任的高岗则掌握了经济大权。“新税制风波”后，毛泽东首次感觉到刘、周可能已发展为一个高层中顽固执行保守政策的权力集团，其思想右倾，其立场偏向资产阶级。并且，刘、周频频绕开自己下文件、做决策也让他非常恼火。周恩来因“新税制”捅了篓子，就遭到毛泽东的严厉处理;刘少奇虽然暂时安全，但他无疑也收到了“新税制风波”所传递出的警告讯号。此后接连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既在思想上，也在组织上向刘、周施加压力：如果你们不能认识并纠正自己的错误，你们就不配继续掌握核心权力，就该“挪位子”了(周已经挪了位子)。但刘少奇反应迅速，很快转变观念，数次做自我批评，接受了毛泽东的战略。在刘、周均已承认错误后，毛泽东对于这个“疑似右倾集团”的顾虑暂时打消，指示大家团结起来为“总路线”而奋斗。

　　但是，毛对刘的不满却保留了下去，他已不再完全放心让刘当“党二号”，他希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后，能找到接替刘的人。至于高岗，毛泽东认为他虽然非常可靠，但毕竟长期在地方做工作，调到中央才几个月，缺乏经验，还需要考察和锻炼。因此，虽然给予了高岗经济大权，却一直没有提高他在政治上和组织里的地位。也就是说，就算刘少奇因拒不改错被降职了，高岗也顶不上去，很可能是毛泽东先亲自主持一段时间。不过，如果高岗一直表现良好，那么他是有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

　　就在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的1953年，一件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关注的事件发生了：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在这一年的3月5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于莫斯科。斯大林在世时，长期大权独揽，对于领导班子的搭建和接班人的培养不够重视，致使其直到逝世也没有做出人事安排，从而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列宁至少还写了一份《政治遗嘱》】。斯大林死后，苏共党内高层中最有实力的竞争者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三人地位大致相当，马林科夫又略高于其他两人。如果这个“top3”能以马林科夫为核心，精诚团结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苏联的历史可能就要重新写了。实际是，三人很快就为争夺头把交椅而拼得头破血流。斯大林尸骨未寒，苏共的政治局里就已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为了消除贝利亚的威胁，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首先结成了同盟，很快，贝利亚被撤职【后被处死】;扳倒贝利亚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又成了的对手，经过一番斗争，马林科夫被撤职，赫鲁晓夫最终胜出【此时已是1953年9月，距斯大林去世已过半年】。

　　由斯大林之死引发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让毛泽东非常震动，他此后多次提出“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感受到：第一，“接班人”问题非常重要，必须早做安排;第二，由斯大林生前发展出的这套“一人独揽大权”的制度充满了弊端，关键的一条就是，如果平衡不好，处于权力中心的人们就会为争夺这个至高无上的“唯一位置”而发生分裂，产生恶性党内斗争，甚至可能造成政局动荡和混乱[46]。于是，就在1953年的下半年，毛泽东酝酿提出了在中央“划分一线二线”的设想。

　　所谓“划分一线二线”，就是把一些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放到前台，即“一线”，负责处理党政各项工作;毛泽东自己则退居“二线”，不再主持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考虑逐渐取消当时制度下独揽大权的“唯一位置”，提前移交权力。更深层的设计则是，一旦取消了当前中央的权力“核心”，个人的领导将由全体一线干部的集体领导所替代;“接班人”不再只是某个特定的领导，而是地位平等、分工协作的整个领导班子，即“一线”集体。显然，毛泽东试图突破由斯大林发展起来的党内制度，重新搭建权力架构。这套办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利于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既能充分锻炼“一线”领导和培养整个领导班子的团结、默契，又保留了他在后台(对重大问题或方向性问题)进行把关和掌控的能力，一旦前面“起火”，他就可以赶来“救火”。此外，退居“二线”后的毛泽东摆脱了很多事务干扰，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理论、撰写文章、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以指导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

　　比起毛泽东，高岗在政治上的“道行”就太浅了。他只从中看到了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重视，却没有理解毛泽东在“一线二线”设想背后表达出的以集体领导取代个人领导的意图。他从一时的权力斗争看待问题，却不想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纠正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平稳交接和有序领导。如果他能领会毛泽东的完整意图，他就应该明白：毛泽东此时极力避免的就是在中国发生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党内恶性竞争【如苏联的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那样】;毛泽东此时也不会扳倒他和刘少奇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新“一线”班子中的重要成员。

　　其实，毛泽东曾私下里多次跟高岗谈过自己对于“划分一线二线”的具体设想。这从高岗后来游说陈云时提出的“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就可看出【本篇第五节】。所谓“多设几个副主席”，就意味着党中央内部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与当时讨论的“总书记”制恰好对立——“总书记”制实际就是延续过去的集权体制。显然，高岗关于“多设几个副主席”的观点一定是来自毛泽东的【不然他不敢在事关制度变革的大问题上跟陈云讲这么肯定的话】，但他简单地认为这只是削弱刘少奇权力、阻止刘少奇接班的一个暂时的措施，没有思考其中的深意。在南下之行中，高岗也曾向一些干部散布言论，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而让自己主持政治局【这可能确实是毛当时对于未来的一种考虑：一段时间后，高岗主管党务，在“一线”中权力最大;刘少奇负责人大，不再掌握关键权力;政府体制由政务院制改为部长会议制，周恩来的权力被进一步分解。中央最终形成由高岗(左派)领头的“一线”领导集体】。这显然也是一个集体领导的方案，但高岗只把它作为毛泽东信任自己的证据，也没有思考它的深意。

图：1952年以前的中央权力结构

图：“五马进京”特别是“新税制风波”后的中央权力结构

图：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设想的“一线二线”权力结构

图：1953年高岗南方之行中透露的未来“一线二线”权力结构

　　王海光《政争与权争》一文中对此分析道：“毛泽东所设想的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体制，应是一个在他掌控之下的‘集体领导’分权制衡的格局，而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刘、高各有其位，相互代替不了”，“所谓‘集体领导’，实际上是要变更历史上形成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这是个体制性的制度安排，并非是更换接班人的走马换将”，“体制性的分权，要比人事上的换马更具制度上的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能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划分一线二线”的设想，也说明他对当时的党内形势非常乐观，即：就算他退居“二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能平稳进行。王海光《政争与权争》中指出：“以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积累下的诸多不满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上削弱了刘、周的权力，实现了刘管党务、周管外交、高管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放手把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交给一线，自己安心退居二线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立即承认错误的示弱态度还是能够认可的。”

　　总之，毛泽东“划分一线二线”的战略，是一个在“疑似右倾集团”的势力已削弱、“总路线”的障碍已清除、领导班子中有自己可信赖的人等条件皆具备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既能实现权力平稳交接、又能把控大方向不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权力架构变革的制度性方案。

　　不幸的是，作为毛泽东“心腹爱将”的高岗，却因自身认识高度不够及权力欲的蒙蔽，误判了毛泽东意图，凭借着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四处串联，煽风点火，最终因“非组织活动”触犯党内大忌，让刘少奇抓住把柄得以“反戈一击”。当高岗的“阴谋”活动从各个渠道被报告到毛泽东，毛泽东的痛心和惋惜是可想而知的：一个自己曾经信赖有加的干部，却为争权夺利走到这步田地;自己很想保他，但党的纪律摆在那，高岗的违纪行为又件件有实锤【有一部分是似是而非的，但刘少奇等人的舆论攻势已经把它们说成了实锤】;不保高岗，自己在中央就将损失一员大将，而如果执意保高岗，不但意味着违背党纪，也意味着把自己置于刘少奇的对立面上，破坏掉刚刚修复的与刘少奇等人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甚至引发党的分裂【“总路线”也可能受到干扰而中断】。相比之下，第二种代价毛泽东更加不愿意承受。思虑再三，毛泽东最终决定放弃保高岗，将他交给刘少奇等人发落[47]。

　　但毛泽东认为高岗在大节上是不亏的【拥护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他内心里也不太接受刘、周把高岗的活动上升为“反党”甚至“叛党”的观点，他始终认为高岗虽然一时鬼迷心窍，但并非不可救药。因此，毛泽东多次跟刘少奇嘱咐不要过分批判高岗，要“治病救人”，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进而，毛泽东设想在“高岗事件”结束后，让高岗回到陕北【一说延安】当一个地委书记，让他在基层接受锻炼和改造。不料，座谈会才开了两天，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件，刘、周主导的舆论立刻将之解释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使高岗问题的性质更加严重;几个月后高岗第二次自杀，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使毛泽东挽救他的希望和尝试彻底落空[48]。事已至此，毛泽东只能“顺水推舟”，接受刘、周对高岗的审判结果，认定高岗为“反党集团头目”、“篡党夺权的野心家”。

　　读到这里，我们就能回答本节刚开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高岗进京后要一轮猛过一轮的“倒刘”?因为他误判了毛泽东的意图，加之权力欲已冲昏头脑。他认为只有早日推倒刘少奇，自己才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为什么毛泽东从1953年12月24日后便避免与高岗见面?因为高岗攻击刘少奇的一些言论就是自己对他讲的，高岗“倒刘”活动的背后，是自己想让刘“挪挪位子”。现在高岗已经因触犯党纪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自己这时候还为高岗站台，那就相当于公开与刘对立，党就有分裂的危险。七届四中全会之前高岗写信要求面见毛泽东，刘、周担心形势逆转，其实毛泽东自己也担心见到高岗后听了后者的解释会骑虎难下，使自己与刘、周的关系再次紧张。毕竟，毛、高的关系曾经非常亲密，认为刘不适合做接班人并非高岗一个人的观点，而是毛、高二人的共识。后来开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依然休假不归，也是出于一种“避嫌”的考虑。邓小平后来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的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权力很大......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话很清楚，高岗的很多“消息”是从毛泽东那来的。如果毛与高见面，或出席四中全会，那么在争论到一些问题需要对质时，自己就可能撇不清干系，而被当作高岗“倒刘”的“后台”。当然，毛泽东也相信，自己已经多次嘱咐过刘少奇不要过分批判高岗，要“治病救人”，刘少奇就应该会“得饶人处且饶人”，批判的效果一达到就让高岗“过关”。这样，就算自己没有出面，高岗也不至于下不了台，还是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是刘少奇不会这么听话，毛泽东不在，会场就是我的天下，当然要利用这个时机把高岗批倒批臭，让他永无翻身可能】。[49]

　　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后要致高岗于死地?因为刘少奇也有权力欲，甚至不小于高岗。他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致竞争对手于死地【就像苏联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要致贝利亚于死地一样】。同时，他非常清楚毛泽东与高岗的亲密关系，他知道要想万无一失，就必须赶在毛泽东休假期间把案子做成铁案，让高岗在政治上彻底垮台。否则，如果等毛泽东回来了案子还没有审完，极易生变[50]。

　　为什么毛泽东在高岗获罪后依然对他频加保护?因为高岗本来就是毛泽东的“爱将”，二人在思想认识上高度一致，毛泽东还指望着高岗以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愿意在此刻放弃挽救他。他频频保护高岗，就是希望高岗能渡过这关，改过自新，有朝一日回到自己身边。

　　接下来，就是回答本节刚开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结果呢?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毛泽东试图重建高层人事结构的“一线二线”战略彻底落空[51]，刘、周、高“三足鼎立”、分权制衡的格局被打破，毛不得不继续依赖刘、周，同时扶持邓【先前进京的“五马”，高岗死了，饶漱石被打倒了，习仲勋、邓子恢能力一般且态度模糊，只有邓小平能力最强且最有政治头脑;高饶倒后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空白，使邓小平借机上位，成为“高饶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个结果，使刘少奇的地位更加巩固，毛泽东更加孤立、在高层中的力量对比更居于弱势。对刘少奇来说，处理“高饶事件”一举消灭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拔除了组织部里的“刺头”，可谓大获全胜;虽然周恩来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但顶上来的新秀邓小平很快便与自己抱到了一起，使自己又获得了新的盟友[52]。官方的党史中通常评价七届四中全会加强了党的团结，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实际上这一“团结”只是因为刘少奇清除了异己，这反而使高层的力量平衡进一步打破，为后来毛泽东与刘少奇间更激烈的冲突埋下伏笔[53]。

　　第三个结果，由高岗在南下串联途中发展和传播的“两党论”、“军党论”正式撕开了军队干部对权力分配不满的口子，让建国后已在逐渐积聚的军队和政府的矛盾暴露出来并大大激化，由此拉开了后来一系列军人夺权事件的序幕【最重要的就是1959年的彭德怀和文革期间的林彪，与1953年的高岗一样，彭、林后来反对的也是刘少奇(区别是林在打倒刘少奇后又想取代毛泽东)】。“党内分为‘白区党’和‘红区党’”的说法虽然不是高岗首创，但将仅有只言片语的模糊提法完善成为较为周密、系统的理论却是高岗的发明。他在南方之行中之所以一路受到老将们的欢迎和支持，就是因为他所宣传的“道理”恰恰切中了老将们的心理和需要，说出了他们一直想说又没敢说出的话[54]。高岗事败身死后，军队和政府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相反，老将们从高岗的下场中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刘少奇还在把持中央，我们就没有好果子吃，高岗就是一个例子。

　　第四个结果，给建国后的党内斗争开了个很不好的头，使过去革命时期的“肃反”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为了打击对手，拉帮结派，私下串通，搞“阴谋”;斗争过程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此外，有罪推定，“莫须有”，落井下石，“一棍子打死”，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打倒批臭;同时，任意株连，深挖“集团”、“同盟”，搞扩大化......作为建国后第一次重大党内斗争，几乎为此后几十年的历次斗争都提供了样板和“经验”参考。特别是，刘少奇等人意外发现，“非组织活动”真的是打垮竞争对手的一件有力武器，此后数次斗争，这个罪名都屡试不爽：不管是谁反对我，只要他拉帮结派(或疑似拉帮结派)，我就可以给他扣上“非组织活动”的帽子，而共产党又是一个极注重组织纪律性的政党，谁要是“非组织”，那就是“非党”，也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就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就是罪大恶极，我就可以正义凛然地打倒他，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无翻身之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高岗已经在这次党内斗争中被定性为“反党”，导致“高岗分子”在后续的斗争中被作为“反党”的代名词使用，并且批斗者们还频频以高岗这个死人为武器，想打倒谁，就说谁是“高岗分子”、“漏网的(或隐藏起来的)高岗团伙成员”，总之就是把他与高岗建立联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继原始版本“高饶反党联盟”之后)“彭、高反党联盟”【彭德怀、高岗】、“彭、高、习反党联盟”【彭德怀、高岗、习仲勋】以及所谓“文艺界的高岗”【丁玲、陈企霞】，等等。发展到文革时期，甚至连作为高岗对立面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打倒后也被戴上“高岗团伙成员”的帽子，令人大跌眼镜[55]。

　　总之，高岗事件的影响非常坏。不但使高层的斗争向着不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而且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态，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那么，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高岗事件”，或者高岗没有选择自杀，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

　　杨浩甫先生在其《回眸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中写道：

　　“高岗当年若不要被搞死，即使半‘打倒’，也很有可能‘东山再起’取代刘少奇，并因他紧跟毛泽东走社会主义道路，毛也许就无必要发动‘社教’乃至‘文革’运动来打倒刘少奇邓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国民经济自然也不会奔溃到边沿程度!”

　　最后一句“国民经济到奔溃的边沿”，自然是采用了主流的说法，但前面提出的“东山再起”，倒确实是可能的。刘少奇的思想毕竟与毛泽东根本不同，他可以凭诚恳的认错换来毛泽东一时的认可，但长期下去二人的分歧必然越来越大;同时，刘少奇给高岗泼上的污水也能脏高岗一时，但时间久了也注定会被验明真假[56]。只要高岗不死，就算他被撤职、被下放，毛泽东总有一天会想起他、重用他，甚至将他取代刘少奇，立为自己的接班人。那样，在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可能就不是像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这样缺乏经验的政治“生瓜蛋子”，而是高岗这位文武双全的“大将”;而以高岗的头脑、能力、政治经验、人脉资源，左派在毛泽东逝世后至少不会失败的那么快。当然，如果如杨浩甫所设想，高岗顺利过关，很快受到毛泽东重用，紧跟毛泽东搞社会主义，那么文革可能真的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也是另一种结果。

　　然而假设只能是事后的猜想，历史不可能倒回去重新选择。

　　就在1954年的座谈会分别给高岗和饶漱石定罪后，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正式使用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提法，邓小平随后代表中央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长篇发言【两万余字】，全面总结了事件的经过，为这个建国第一“反党联盟”盖棺定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开始着手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80年3月，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特意嘱咐了对高饶事件的定性：“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指示对高饶维持原判，不进行平反。这次谈话使“高饶反党联盟”成为铁案，高岗、饶漱石至今仍以“反党”罪名写入党史[57]。

　　共产党修史历来有“隐恶扬善”的传统，某人被打倒了，他的名字就要从石碑上抠掉，他的头像也要从与领袖的合影中被裁掉，等等。高岗因为当了几十年的反面人物，自然充分享受了这一“殊荣”：媒体不报道他，论文不研究他，主流舆论不宣传他，教科书、影视作品里也几乎没有他的姓名、形象和事迹[58]，导致年轻人中绝大多数都不曾听说过他、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陕北红军领袖、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抗美援朝的总后勤、共和国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就这样成为了一名“隐身”的领袖，在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还知道“高饶联盟”，但通常也仅限于此】。

　　但是，民间自有一杆秤。多年来，高岗昔日在西北和东北的战友、同事还在不定期聚会，纪念高岗;在高岗的家乡陕西省横山县，也有一批老人为给高岗恢复名誉而奔走呼告;在横山县高家沟村高岗故居的纪念馆，也为民间出资修建。2009年8月29日，由当地民间筹划、铸造的高岗半身铜像在高岗故居前揭幕，以纪念高岗诞辰104周年。2009年10月23日，民间募资拍摄的高岗事迹记录片在横山县首映，引起社会关注。

　　最后评价一下高岗其人：

　　一个文武双全、功劳卓著、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家;

　　一个在取得成绩后骄傲自满、执着于追求权力和地位并触犯党纪的犯错误干部;

　　一个存在着性格缺陷和各种偏见及错误认识的死硬的毛派。

　　篇末总结：

　　1952年底，高岗调任北京。进京之前，他已与刘少奇发生数次争论，其中以1950-1951年间围绕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前途的争论较为典型。高岗明确反对党员雇工，并提出限制富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主张，遭到刘少奇和安子文反对。争论最终以高岗的意见得到毛泽东支持而结束。

　　1952年底，高岗进京担任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时人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1953年1月起发生“新税制风波”，毛泽东对政务院下属经济部门进行了重新分工。高岗一次性接管8个部门，成为“新税制风波”的最大受益者，风头超过周恩来，从此产生了强烈的争夺接班人位置的想法。

　　1953年6月，为统一党内思想、批判错误认识，毛泽东指示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上，薄一波因为“新税制”的错误受到猛烈批判，高岗“批薄射刘”，把会议当作向刘少奇进攻的机会，致使毛泽东对会议的部署被干扰，高岗因此罕见受到毛泽东批评。同时，饶漱石在会议期间抛出“三月名单”向安子文发难，表明高岗已小范围扩散了此名单。此次会议后，高岗的活动意图开始被毛泽东察觉。

　　1953年9月，为进一步统一党内思想，并为推行“总路线”提供组织保障，毛泽东指示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安子文成为批判的对象，张秀山、郭峰作为东北代表做了重要发言，对此前中组部的工作进行质疑。后来，组织工作会议被当成“高饶联盟”的“铁证”。

　　1953年10月，高岗依照规定南下休假。他在途中借此机会找林彪等人串联并获取了后者的支持。南下期间，高岗广泛传播了“两党论”或“军党论”，作为拉拢老将们的理论武器。同时，他进一步扩散了“三月名单”。这一时期，高岗还争取到了彭德怀等人的支持。

　　就在高岗为自己的“倒刘”事业进展顺利而自鸣得意时，形势开始逆转。陈云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的活动，加之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毛泽东判断高岗有野心，决定出手限制。随后，陈云沿高岗的路线南下，向沿途各地主要负责人打招呼，林彪表示不再支持高岗。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两个司令部”，严厉批评高岗，将高岗问题的性质升级。

　　1954年1月，高岗写信要求面见毛泽东，经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争取，最终方案改为由毛泽东委派刘、周、邓与高岗谈话。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进行猛烈批判，并揪出饶漱石为高岗的“盟友”。随后，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召开，对二人进行连续猛攻。高岗招架不住，中途自杀，未遂。高岗问题的性质遂更加严重。2月25日，周恩来在总结会中提出高岗的“十宗罪”，将高岗定性为“反党”、“叛党”、“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4月28日，高岗《我的反省》定稿，被批评为“要害问题，只字未提”。8月17日，高岗吞安眠药自杀，享年49岁。

　　结语

　　杨浩甫《回眸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高饶事件’表现的是刘少奇等与高岗的路线及权力之争，实质上折射的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及其以后的接班人的问题。而且高岗问题，说到底，主要就是在毛泽东‘削藩’、‘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后，高岗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最得力，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器重，地位显赫，他自己又太显眼，引起中央高层一些领导尤其是‘白区党人’的不服、嫉妒和反对。正如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2009年3月12日何亮亮先生在《腾飞中国建国60年纪事》中说的：高岗‘过去他在地方是独当一面，工作能力强，到了中央以后，权倾一时，但他个性张扬，城府不深，不了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触犯了党纪，又触犯了权力场的潜规则’。于是被人揪住‘尾巴’不放，在‘帮派斗争’中败阵‘落马’!”

　　尽管经常为人所忽略，但作为建国后第一次重大党内斗争，“高饶事件”的意义和影响都是不容低估的。它以权力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质却混合了思想认识差异、政策策略之别、制度及人事调整、路线及方向选择、派系及山头对立等等因素，使得这次斗争的性质非常复杂。在笔者看来，“高饶事件”不能简单地视作一个“事件”，而应把它当作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一个环节，以这个环节管中窥豹，可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新生事物的艰辛与不易。其中的考量和较量，远远超出我们许多人的想象。

　　再回到高岗的一生，历经了无数磨难、承受了无数考验、建立了赫赫功勋，才最终迎来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进入和平年代后，他也没有停止奋斗，而是紧跟时代的航向，勇立潮头，做了一回弄潮儿。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党多年培养的、在各种考验中锻炼出来的杰出干部，竟然因为在党内斗争中落败而受屈自杀，使党和人民损失了一个优秀的领袖，更对此后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可挽回的消极影响。干社会主义的人却被扣上“反党”、“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罪名，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和痛心!

　　此外，高岗的一生也告诉我们：革命者不是完美的，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的缺点甚至相当严重;革命也不是纯粹光明的，也会有各种消极和黑暗的现象，有的黑暗面甚至令人发指。在一些对社会变革停留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的人看来，表现出骄傲自满、个人主义和强烈权力欲的高岗简直不能算一个革命者，但事实上他不但是革命者，还是杰出的革命家;而多次上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自己人斗自己人”的革命也简直不能叫一场革命，但事实上这不但是革命，而且是古往今来的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这就是最现实的革命者，这也是最现实的革命。

　　我们需要明白，任何革命都不是单靠崇高的信仰和关于美好的想象就能实现的，相反，它是由一个个不完美、有各种缺点甚至会犯各种错误的革命者去推动的;它在进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面对各种矛盾和问题——外部的或内部的、暂时的或长期的、个人的或集体的、工作方面的或人际关系的、物质利益的或思想认识的、泰山压顶的或鸡毛蒜皮的，等等。革命者对这些当有正确认识和心理准备。格瓦拉说的好：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注释：

　　[1] 东北地区互助组的一种称呼。

　　[2] 刘少奇说：“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刘、安谈话引自《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实际上，刘少奇这种“先养猪再杀猪”的思路并不限于对富农的看法，他对城市资本家的见解同样如此。1949年4月25日，他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曾说：“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私人资本是有他的积极性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所谓“剥削有功论”)。三天后，他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又说：“我们不让资本家剥削是很容易的事......可以随时随地将资本家的剥削废除掉。”

　　[3] 引自《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

　　[4]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

　　[5] 财政部在颁布“新税制”前曾专门向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征求意见，得到后者的拥护。

　　[6] 参见《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一版。

　　[7] 参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

　　[8] 请注意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最早从建国(1949年)就应该开始了(而他此前的表述一直是三年经济恢复期结束后的1953年)。按照这一新提法，毛泽东所说的“十年到十五年”完成过渡，应指1949-1959/1964，而非1953-1963/1968。这意味着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周期的估计在1953年比之前大大提前了。他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看就要犯错误。另方面，要看到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这些说法表明刘少奇此前在天津提出的“资本家长期存在论”、“剥削有功论”都是根本上错误的。

　　[9] 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0] 请注意周恩来结论及毛泽东总结中的“向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等说法。所谓“反映”，就是有其表现或倾向，但并不完全是。

　　[11] 毛泽东此时对高岗“态度不好”的批评事后看来更多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希望高岗注意斗争策略和方式。所谓“态度不好”，就是说思想和立场没问题，只是需要改进态度。

　　[12] 赵家梁回忆：“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高岗)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名单如何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传说不一，最可能是安子文呈送给毛泽东的。”参见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

　　[13] 1956年“八大”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两相对比，更见差异：“八大”实际名单比安子文“三月名单”多了一些老将，少了一些白区干部，有了林彪，但没有薄一波、刘澜涛。

　　[14] 郭峰(1915-2005)，吉林省德惠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因参与进步学生运动被捕入狱。1935年作为学生骨干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潜入东北军53军进行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129师第11旅政治部主任，随军在太行山一带与日军作战。抗战结束后返回东北工作，逐渐成为高岗亲信之一。“高饶事件”发生后，郭峰被撤销党内职务，下放到大连的旅大机械五金总厂任副厂长。

　　[15] 根据张秀山回忆，毛泽东当时对他讲：“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毛泽东所以能肯定刘少奇会作自我批评，很可能是他已经和刘单独沟通过。

　　[16] 关于这一点，饶漱石后来在作检讨时说：“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一点，我在事先确无所知......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所以，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17] 关于高岗的“两党论”，一些野史上还有更加生动形象的描述(未经考证)：

　　1. 马洪【也是高岗亲信】站起来，神情激动地说：“中央一旦有事，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除了高主席外谁也休想能撑起中国这个大摊子。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是靠武装斗争!在某种意义上，陕北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摇篮。文武双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毛主席就是高主席。刘少奇有多大能耐?他在白区搞得那些地下工作，对革命究竟有什么贡献?大家心里都知道!现在他搞经济建设，抓来抓去只抓少数资本家，根本不是搞社会主义，所以他当舵手只能使中国走向邪路!”

　　2. (高岗说：)“一方面是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写了反共启事的人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呢?是在做的这些南征北战，跟着党跟毛主席流血流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冲杀过来的功臣、老革命、好同志却得不到提拔，得不到合理的使用......你们说这种状况还能再容忍下去吗?”这下，会议室里爆开了锅：“这简直欺人太甚，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我们不坐天下谁坐!”“把他狗日的们统统拉下来!”“现在除了毛主席和高主席，党中央中没有几个好东西，让他们靠边站!”

　　3. (高岗对彭德怀说：)“我也要让老毛大吃一惊，让他不要太自信、太麻痹了!让他知道，真正对党忠诚的，还是我们这些出生入死，在敌人炮火中锻炼出来的夏伯阳们!他们算什么!”

　　4. (高岗在东北局常委会上说：)“过去，刘少奇自诩为他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哼，他现在的思想，给毛主席提鞋都赶不上了。真正的主席的亲密战友在我们东北局!”人们一怔，很快反应过来，立刻爆发热烈的掌声。高岗很有风度地制止大家的鼓掌后又说：“大家好好干，我当了中央副主席或政务院总理后，大家的地位也会相应提高。”

　　上述四条均引自师东兵著《高岗魂断中南海》。

　　[18] 当时党中央正在考虑新设“总书记”一职(此前只有中央主席)，不出意外就是刘少奇担任。高岗在和陈云谈话时，认为“总书记”将使刘少奇权力更大，故提出应不设“总书记”，改为在中央主席之外增设几个副主席。这一看法陈云当时也表示赞同，事后也果然没有设立“总书记”(直到1982年)。但要害在于那句“你一个，我一个”，这意味着高岗已自定了副主席，还以“封官许愿”拉拢陈云，这就使性质严重了。不过，这个“你一个，我一个”后来成了“罗生门”：陈云跟毛泽东说这句话是高岗说的，但高岗始终不承认，反说这是陈云先提出的。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无论这句话在高、陈谈话中是由谁先提出，二人在当时都是赞同的。因此，高岗临死前对陈云非常气愤，认为他出卖了自己。

　　[19] 引号里的说法是笔者概括的，非当时的正式用语。

　　[20] 读者应还记得本节中前面部分已讲过谭震林的“两个司令部”。实际上毛泽东在听到这一言论后当场就进行了反驳，表示并不存在“两个司令部”。毛泽东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一个司令部，就是党中央。”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当时并不认为刘少奇与他有根本的路线之别，也不认为以刘少奇的实力能和他分庭抗礼(毕竟，白区干部不掌握军队);尽管他对刘少奇等人的工作很不满意，但他有自信中央仍是处于自己的统一领导下的。但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竟自己提出“两个司令部”，表明他认为高岗问题的性质远比刘少奇严重。

　　[21] 后来的历史表明，刘少奇不但拥护了毛泽东的“总路线”，而且还走的特别“左”。很短时间内就从“巩固新民主主义”转换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22] 指鞍钢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炉。

　　[23] 关于刘少奇找周、陈、邓等人商量对策以及提出的四种方案，非笔者猜想，也非野史臆说，而是《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

　　[24] 刘少奇说：“(国外的帝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我们的事业，企图在中国制造反革命复辟”，“(国内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被消灭的命运，正在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进行拼死的抵抗”，“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这几句可是不得了，首先是宣布了党最大的危险是发生分裂(思想认识问题都是次要的)，其次任何对抗中央的派别都可能被扣上“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而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这个逻辑至今适用，谁敢闹事，谁就是被“XX势力”利用来搞破坏的。

　　[25] 刘少奇说：“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头脑......自以为天下第一......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刘在这里实际上是向众人宣示，因为高岗已经被判定为分裂党，自己就必须对他进行严格打击。但从原则上，刘说的这几句又完全没错，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确实是不允许党内派别活动的。

　　[26]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会议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写，1983年10月。

　　[27] 读完这一段内容，读者可能会有的第一个疑问：为什么饶漱石在这个时候突然被牵扯进来?答案很明显，就是刘少奇刻意为之，借收拾高岗之机顺带收拾另一个“刺头”。在高刘斗争的前期，刘处守势，一个高岗就让他吃不消了，他绝不会再去树敌，招惹饶漱石;只要饶不直接与自己对立，他就与饶保持和平甚至友好;但到了高刘斗争的后期，刘转守为攻，推倒高岗已经不在话下，还有了主动出击、收拾所谓“高岗盟友”的实力。饶漱石固然只是反对安子文，无意反对自己，但留着他在组织部始终是个祸患，何况组织部又是党内实权部门，被外人掌握非常不利。高岗已经身负“反党”罪名，只要把饶漱石和高岗串在一起，他就必倒无疑。前文已说过高、饶二人是“不谋而合”，二人因“不谋”而叫冤，但要害并不在是否“谋”，而在于是否“合”。只要他们俩在行动上都危及到刘少奇的地位和利益，那就收拾你没商量。读者可能会有的第二个疑问：为什么七届四中全会上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现象，四十多位参会人居然一边倒的批判高、饶?答案也很明显，就是刘少奇等人(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前做了大量工作，使高层中大多数人都重新站队，与高、饶划清界限。据高岗的同乡、党史专家杨浩甫所著《回眸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一文：“(会议前)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头频繁地找曾和高岗一起共事过的张秀山等有关人员谈话，用‘白区’工作的方式，夜以继日，‘深入敌后’，做调查、“策反”和发动群众工作。”

　　[28] 据高岗之妻李立群后来说，汇报者正是邓小平。

　　[29] 参见杨浩甫《回眸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类似的情景可以参照一些影视作品。

　　[30] 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中有一段比较形象的说法(虽然是作者推测的)：“他的精神已近崩溃”，“他感到自己搞了一辈子政治，当政治彻底抛弃他的时候，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他应该告别这个肮脏的政治舞台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世界了。他是个性格刚烈、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咽不下被打倒、被抛弃这口气。他还想以死来向世界表明，他高岗是一条响当当的硬汉子，宁肯选择死，也不躺下装熊，不向刘少奇、周恩来屈服。”

　　[31] 周恩来说：“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

　　[32] 这条理由十足有趣，为了打倒高岗简直不择手段。高岗过去作过很多著名的发言或演讲，也发表过一些有名的文章，其中不少都被《人民日报》转载过，很多还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肯定。这些都是高岗历史功绩的证明。现在为了否定高岗，连他曾经做过的演讲、写过的文章都要歪曲成是剽窃或代笔，逻辑仿佛是：像高岗这样挟私弄权、罪恶滔天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的，如果有，一定是假的。这应是座谈会上一些人搬弄是非故意编造的罪名。

　　[33] 这一点目前没有看到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撑，也应为座谈会上一些人捕风捉影编造出的一个罪名。一些野史上说高岗曾跟苏联同志讲中国党内高层只有毛泽东和他是“亲苏派”，是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制度的，而刘少奇、周恩来则是“亲英美派”，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这种说法看似符合高岗的观点，实则并不合理。高岗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高级干部，怎么会不知道外交场合要注意言行?此外，这样的言论既能讲给苏联人，就相当于是告知天下了，他又为何不直接告诉毛泽东?

　　[34] 这条其实最尴尬，尴尬的不是高岗，而是毛泽东。因为高岗所传播的一些言论、所做的一些事情并不完全是他个人意志，有的背后确实有毛泽东的影子。这个问题笔者在下一节中会详细讨论。

　　[35] 关于高岗的私生活问题，也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官方文献中“私生活腐化”的“定论”以及野史坊间的各种传闻，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明高岗“乱搞男女关系”的实锤。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不是高岗一个人就行的，也要涉及到女方。但是有确凿证据证明哪个女性(姓谁名谁)被他搞了?全都是“据举报”、“据说”、“传闻”。如果确有其事，在高岗倒台后，想要在其身上踏上一万只脚的刘少奇肯定会组织人马找到这些受害者，让她们说出第一手的、最真实的、最有杀伤力的材料。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可能的推测是：高岗在手握大权、享受崇高的名誉和地位后确实有一些放松思想，可能在某些言语或行为上有轻浮之举(比如找漂亮的女伴跳舞)，但并没有实际做出所谓“乱搞”行为;在批判高岗的座谈会上，有些人捕风捉影，发挥想象编造出了这个罪名，而揭露“私生活”问题向来是党内斗争屡试不爽的好武器，有人编出来，有人就愿意信，最后说的人越来越多，就彷佛成了真事。而在后期给地方传达中央关于“高饶”问题的处理结果时，传达人员也往往更愿意强调高岗“私生活腐化”的问题，因为讲私生活比讲权力斗争更容易让人理解，也更有说服力。高岗的同乡杨浩甫时任横山县委组织部干事，他在回忆当年听到上级的传达时说：“因年轻幼稚，听后首先觉得有点不理解，再就是有一种抱怨情绪，心想那么大的官还乱搞男女关系——私生活腐化(见杨浩甫《“高岗事件”浅议》)。”显然，当时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私生活腐化”那部分。在官方定论的背景下，一些野史在描述高岗的私生活时便更加大胆，为博取眼球，充分发挥想象力，编造了很多生动细致的剧情，有的简直是当作黄色小说来写，不堪入目(有的书里甚至首创了“学外语”，讲高岗因欲求不满，不但找中国女人，还找外国女人，荒唐至极)。关于高岗的“私生活”问题，网友江淮荷花曾写了《高岗“生活作风问题”初探》、《高岗“生活作风问题”再探》、《高岗“生活作风问题”三探》、《高岗“生活作风问题”四探》等多篇文章进行考证，可供参考。

　　[36]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高岗4月3日的这封信是违心的。他在这封信中几乎承认了周恩来总结发言里给他扣的所有罪名，这与他之前的态度判若两人。合理的推测是，4月2日习仲勋、贾拓夫来后，以朋友身份对他反复劝导，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已经被定罪了，认了它也不会更糟，反而可以因态度诚恳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高岗接受了二人的建议，才在次日违心写下了给周、毛的认罪信。

　　[37] 从这也可以猜出，高岗在写检讨之前确实是接受了习仲勋的建议，否则他在写完后不会首先想到给习仲勋看。

　　[38] 这一段清楚地表明，高岗在4月3日的认罪信确是违心的。他始终坚信自己只是反对刘少奇，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坚信自己的活动破坏了党内团结不假，但绝未上升到反党乃至叛党的程度;自己一生搞社会主义，又怎能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因此，在习、贾的劝说下，他能做到一时的服软下跪;但要让他坐在写字台前，全面系统地组织材料证明自己是“反党”，他则万万做不到。他能写出一封简短的认罪信，却始终无法写出一本完整的认罪材料。他在构思和写作《我的反省》的过程中，从童年开始详细回忆了自己的一生，而通过这些回忆，他愈发坚定了自己从未“反党”，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笔下的内容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他虽不清白，但绝非黑恶。至于他最后要把赵家梁帮他加上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中的“国家”划掉，也是有理由的。“篡党”，是因为他和刘少奇有不正当斗争，刘少奇管党务，“篡党”还勉强有根据;但是“篡国”(或“篡政”)就主要是针对执掌政务院的周恩来，高岗事实上还真没有针对周恩来搞斗争，他的活动是“倒刘”不“倒周”的，因此“篡国”连根据都没有。那么高岗为什么没有斗周恩来?一个原因前文已述，就是不需要;周恩来在“新税制风波”后实力大损，高岗压根没把他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另一个原因，高岗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算他真的想扳倒周恩来，也不会犯“兵力分散”、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

　　[39] 东北是高岗进京前的主政地区，高岗在此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极大。扳倒高岗后，揪出其在东北的“党羽”、肃清其在东北的“流毒”就成了一项重要任务。3月底，周恩来和罗瑞卿受中央委托前往沈阳主持东北高干会议，由于周只呆了两天就返回了北京，会议实际由罗瑞卿和时任东北局代理书记林枫主导(4月底会议结束，5月初会议结果上报中央)。会上，罗瑞卿传达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对高岗问题的定性后，直言高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一个“反党反中央并企图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阴谋野心分子”。罗瑞卿还分析了高岗进行“篡党、篡军、篡政”的具体步骤：先掌握东北，再夺取中央，最后进行反革命复辟，使江山变色。罗说：“他(高岗)的这一切罪恶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的党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党，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伟大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重新变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统治下的国家。”林枫则将高岗进行反党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了“自任东北局书记以来”，也就是1949年3月。罗、林的说法实际远远超过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此前设定的范围，使高岗问题的性质更加严重。正是在这次高干会上，揪出了“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为高岗在东北的主要“党羽”，作为高岗的“五虎上将”受到严厉的处分。

　　[40] 饶漱石写道：“我过去同刘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地反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是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野心。同志们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41] 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做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有这么一段话，表现了他对新国家的展望：“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一认识一直维持到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

　　[42] 从哲学上看，刘少奇的认识显然过于形而上学：首先，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机械唯物论，颇有“没有生产力支撑的社会主义都是耍流氓”之意;其次，他把社会主义改造理解为一种机械的、执行行政命令的过程;最后，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稳定不变的，可以“确立”和“巩固”其“秩序”，甚至连党本身也是稳定不变的，就算过了“几十年”，初心也还在那，说废除私有制就能废除【借用古希腊哲人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人在变，河流也在变;党也不能两次改变同一社会，因为党在变，社会也在变】。1978年以后，邓小平所选择的道路实际也是对当年刘少奇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因为中国生产力落后，所以不能搞“穷过渡”，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并且，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长期存在，至少维持“一百年”，期间只能面对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潜力。只不过，邓小平大概也是觉得刘少奇“以行政命令废除私有制”不靠谱，于是找了替代方案，通过“先富帮后富”，依靠大家的思想道德觉悟，用一个长期的过程，互帮互助，达到“共同富裕”(这似乎从形而上学转向了唯心主义)。

　　[43] “巩固派”观点所以能占据多数，一是由于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不清楚【有的干部是传统农民起义思想，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有的干部参加革命是出于报仇、爱国、“出人头地”等，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还有的干部与刘少奇类似，思想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希望维持现状】，这可以通过加强思想改造和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来解决;二是由于保留私有制的方案也给相当多的干部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他们不愿变更这一制度【过去“在野”，享受不到权力的好处，现在“在朝”，手中掌握了或多多少资源分配的能力，只要私有制存在，就可以利用制度多给自己分一点】，从而形成“特权干部”与“特权制度”的相互强化、恶性循环，这就只能通过持久的阶级斗争来削弱和克服。

　　[44] 一些材料记载，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曾在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到过高岗住所，希望得到高岗指点。但高岗态度冷淡，不愿与二人交流，将二人打发走。显然，高岗压根不想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45] 何以知道高岗认为毛泽东一定会用自己替换刘少奇?很重要的一条证据就是，高岗在向刘少奇频频发起进攻时(散布名单、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南下与林彪等人串联、在京拉拢彭德怀，等)完全没有给自己留后路或准备应急方案，即：如果进攻失败了，又该怎么办?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如果能预先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高岗绝不至于没有任何准备。

　　[46] 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1956年)上公开否定斯大林、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又得出结论：要防止修正主义者掌握权力，警惕修正主义上台。

　　[47] 王海光《政争与权争》：“诚然，‘高饶事件’背后是毛刘之争。但毛泽东是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有其平衡高层权力斗争的底线。高岗本是毛泽东为他的新格局嵌入的平衡刘、周的棋子，但这个棋子的鲁莽行动却几乎导致翻盘，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他清除出局。”这个分析可以归纳为“丢卒保车”。

　　[48] 据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高饶问题被揭露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

　　另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说)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

　　[49] 毛泽东没有想到的另一点是，正是自己避免与高岗见面，加剧了高岗的悲观情绪，助推了高岗的自杀。高岗面对批判大会的狂轰乱炸，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唯一能证明自己清白的毛泽东又始终不出现，他只能越加绝望。杨浩甫《回眸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高岗是在领袖抛弃、有口难言和众叛亲离与部下受屈以及对手残酷打击的忍无可忍之下，实施自杀的。”李立群后来也说：“高岗同志是在无奈、无助，并对现实失望的状况下去世的。”

　　[50] 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如果刘少奇打击高岗的主要动机是权力斗争，那么周恩来又为何十分卖力地打击高岗呢?按理说，“新税制风波”后周恩来已不再成为高岗的对手，高岗此后也始终没把他当成对手，周恩来没有理由去卖力打击一个和自己没有竞争关系的人。从周恩来后来的表现看，合理的推测是，周恩来打击高岗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出自公心;他真的认为高岗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意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出于对党的负责，他不能允许这样一个危险分子继续留在党内。至于周恩来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应是刘少奇等人诱导和劝说的结果。也就是说，周恩来也被“忽悠”了。

　　[51] 后来虽然也有类似于“一线二线”的分工，比如让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但始终没有形成确切的制度【按照毛在1953年的设想，这本应该成为替代斯大林式权力结构的一项国家制度】，而毛泽东本人也始终不放心彻底交权，因而也始终没有真正“退居二线”。一直到文化革命爆发后刘少奇被打倒，毛泽东都处于一种介于“一线”和“二线”之间的状态。

　　[52] 邓小平加入刘的阵营对于曾希望借“五马”制衡刘、周的毛泽东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此后，“刘、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刘、邓”逐渐活跃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被削权后反倒吸取了教训，此后不但行事更趋低调，思想上的发条也上紧了，虽然跟的很艰难，但一直在尽力跟随毛泽东的思想。

　　[53] 杨浩甫《回眸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历史事实表明，七届四中全会不是使‘党的团结’加强了，而是损害了党的团结，造成党内巨大裂痕!要说‘维护’了‘党的团结’，那只不过是‘维护’了表面的、暂时的、不敢搞‘分裂’的‘团结’”，“就连毛泽东自己都说，‘高岗事件以后党内鸦雀无声’。”

　　此后，在高层中“孤军奋战”的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以至到文化革命时把刘当作“走资派”头子打倒。毛在文革期间破格提拔陈永贵、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进入中央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恢复党内的力量平衡而强行往高层里塞自己的人。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当年高岗为打倒刘少奇而组织的很多材料，在文化革命时又被翻了出来，当作刘少奇的罪证广泛传播。比如，那份在文革中广受诟病的刘少奇“天津讲话”，最早就是高岗拿来攻击刘少奇的;而最早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上升为“两条路线”的人，也是高岗。

　　[54] 到底该怎么评价高岗的“两党论”或“军党论”呢?从官方党史的叙述看，对“党内分为‘白区党’和‘红区党’”的批判，主要是说它否定和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制造分裂;而对“党是军队创造的”的批判，主要是是说它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妄图将军队凌驾于党之上。必须承认，官方党史的批判确实切中了要害，指出了“两党论”或“军党论”的致命错误：1.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下党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无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学民，无论白区还是苏区、根据地工作还是城市工作，都是在一个中央指挥下分工协作，都服从一个中央的指示。只要没有人“另立中央”，就始终只有一个党，而非两个党;2.毛泽东所说“枪杆子出政权”强调的是如何实现目标(“by”)，而非谁来创造目标(“create”)。补充完整应该是“(党通过)枪杆子出政权”或者是“(党带领人民通过)枪杆子出政权”，也就是说党(及人民)才是创造政权的来源。如果真如高岗所说，是军队创造了政权，那么其创造的也不是人民政府，而是军政府，或军人政权。至于高岗自己推导出的“枪杆子里出党”，则模糊了党的性质，党是一个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政治集团，而非军事或军人集团，无论是什么职业或身份的党员，都是党的一份子。

　　但是，上述两点评价的缺点是把问题简单化、片面化了，只及其一，不及其二。正是这种简单化的批判，掩盖了高岗“两党论”或“军党论”背后反映的深层问题。先说“军党论”，“军党论”的提出反映的是根据地干部或军事干部与城市干部或政工干部在建国后权力分配中的不公问题。正是刘少奇用人的宗派主义助长了老将们对他的不满，而刘少奇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又必然会以宗派用人，因此使双方的矛盾陷入一种无解状态。再说“两党论”，这表面上是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实际却更为复杂。我们可以回看本篇第五节中归纳高岗“两党论”的第三条，高岗在这一条中指出，之所以要打倒“白区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功小而权大，而且因为白区干部通常是保守的、右倾的、爱犯错误的、偏向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在高岗眼里，“红区党”和“白区党”的斗争不仅仅是权力之争，也是思想认识之争，甚至是路线之争【单凭这一点，高岗的“两党论”就与谭震林早先提出的“两党论”绝不相同。谭论只及权力，担忧毛泽东“大权旁落”;高论既谈权争又谈政争，担心中国走资本主义】。显然，高岗当时模糊的感受到，如果不夺回权力，刘少奇及其手下的一班白区干部就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借用后来文革期间的术语，高岗的“两党论”与其说是“白区党”和“红区党”，不如说是“走资”党和“走社”党!高岗的局限性就在于，他意识到了权争背后的政争，但始终不能对此二者进行清晰的划分，而是糊涂地混杂在一起;他试图总结刘少奇等人右倾的原因，却不注重分析客观的物质基础，而是归结到“出身”、“职业”上去;他想要表达他对于政争的思考，却只能寄托在权争的外壳上，并以充满唯心色彩的“出身论”作为理论基础。总之，对于高岗来说，“两党论”实在是一个早产的、不成熟的、混杂了多种错误认识但又颇具创新意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本来可以经历更多的实践而修正和完善，但历史又没有给它这个机会【到了文革人们才知道：“出身论”不但错误，甚至可能发展到反动;“走资派”中不仅有原来的白区干部、政工干部，也有大批根据地干部、军事干部、工农干部;在文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姚文元、张春桥等人都是以笔杆子起家的知识分子，至死追随毛泽东的江青也曾是抗战时投奔延安的城市进步青年】。

　　[55] 笔者曾收集到一篇文革时期的“批邓”材料，上面把高岗早年在西安中山军校读书时邓小平恰好是政治部主任的事情也挖了出来，说早在那个时候，邓小平就和高岗沆瀣一气、相互影响，为他们后来相继进行“反党活动”打下了基础。

　　[56] 1964年6月，毛泽东曾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可见毛泽东后来确有对高岗“反党”罪名的反思和怀疑。

　　[57] 1978年以后，当年被以各种罪名打倒的人纷纷获得平反，其中也包括“彭、高联盟”中的彭德怀。但是高岗却被排除在外，维持原判。这一个方面可能是因为当年正是邓小平为高岗案盖棺定论，另一个方面则说明高岗恰恰不是“反对毛主席”，相反，他忠于毛主席。邓小平心里很清楚，就算别人都可以平反，高岗也不能。

　　[58] 直到高岗死后50多年的2011年，大陆第一本高岗的传记才问世出版，即戴茂林、赵晓光所著的《高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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