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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历史建构:毛泽东政治哲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

杨乐 · 2019-11-04 ·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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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共同体构想一方面指向由上层建筑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过程,另一方面又紧密依靠人民力图促成新旧社会更替中的辩证运动。在一个以社会主义中国引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图景中,毛泽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产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理论源泉。

  摘要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果,毛泽东政治哲学对虚假共同体及其正义观念的批判,既是建构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伦理,又是对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共同体建构的理论奠基。毛泽东的共同体构想一方面指向由上层建筑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过程,另一方面又紧密依靠人民力图促成新旧社会更替中的辩证运动。在一个以社会主义中国引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图景中,毛泽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产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理论源泉。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成为当代中国为世界人民提出的发展理念和未来方向,是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各种危机所提出的根本性解决方案,更成为世界维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具体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当前世界人民根本福祉的凝练表述,也是社会主义道路克服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愿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以及仍然在不断实践和发展的革命理论,毛泽东为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斗争提供了极具国际主义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即通过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扬弃阶级社会的正义观念及其政治哲学,其实践指向和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一、历史唯物主义对虚假共同体及其“正义”观念的批判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古希腊至今,政治哲学家们却通常在概念中回避了这个政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典型的政治哲学叙事中,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互相对立”的地位或是被化约为国家政治规训的技艺,或是在人类的普遍理性和追求善的道德秩序中被抽象了。尽管被压迫者为了生存和自由不断发起“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并且让人类政治社会不断“受到革命改造”或经历“各阶级同归于尽”的流血冲突,但是在关于理性、善、道德和秩序的政治哲学中却被言说为暴民的贪婪和价值的崩塌,似乎节制、理性又讲道德的“体面人”在新旧社会交替中应承受所有阶级斗争所造成的代价,而造成这一“礼崩乐坏”悲剧的缘由则完全来自奴隶、平民、农奴、帮工和无产阶级的非理性和集体性暴力。在阶级社会基质上发展起来的各种政治哲学中,虽有对被压迫者表示同情,但是在观念中已经实现了自由的哲学家们,却难以接受人民在观念之外而进行的斗争。同时,启蒙以降的政治哲学,更是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言说为所有人获得解放的元叙事:自由的资本和市场已经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开放的发展机会,代议制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抽象的平等和自由,而私有财产则是“自由的定在”,大多数人的贫穷不过是“懒惰”这个原罪所导致的。换而言之,当所有被压迫者,尤其是无产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法律和国家机器塞进“自由世界”或“民主政体”的木桶,任何剥削都成为合法的权利,而反抗剥削的行为则皆是破坏秩序和文明的非法罪行。因为自由在资产阶级执掌国家权力的时刻——已经由白纸黑字的宪法(契约)、掌管彼岸的宗教(信仰)和占有智慧的学者(教育)完全实现了。通过革命反抗形式自由的政治秩序,就是向自由本身宣战,就是既没有理性又违反自然法的非正义行为,所需要的是国家机器的制裁和规训。正如毛泽东在1964年向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所总结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而共产党人则“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

  作为观念论的政治哲学的对立面,马克思所点燃“扬弃哲学”的革命之火,即历史唯物主义则为庶民寻求普遍、真实的解放之道。作为“扬弃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仅向自由、正义等“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宣战,而且将“废除永恒真理……废除宗教、道德”作为革命的一项内容。当马克思在资本运行轨迹中揭露出阶级统治的本真面目,将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构想交给无产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国家机器的革命运动很快就发展了起来,并且在斗争实践中产生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此,毛泽东与政治哲学家们显示出关于共同体和正义的两种不同理解路径。

  (一)作为个人之集合的共同体,抑或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

  古典自由者和联邦党人在18世纪末所追求的由中小资产阶级所构成的共同体,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阶段的到来而蜕变成大资产阶级宰制一切的帝国。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数次毁灭性经济危机之后,一些坚信自己为市民社会乃至人类文明保留自由火种的政治哲学家们,一方面仍然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理论保持“理性”的距离,另一方面则开始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面自居。今天在西方世界影响巨大并且被民主党人频繁利用的左翼自由主义理论,即是这种政治哲学的现实表征。其特点是将资本主义政治国家视为最终共同体,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这种政治性的共同体进行切割。不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一方面承认现代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症候,另一方面则将问题归结于政治维度。罗尔斯认为理想的民主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共同体,因为共同体将会是“个人组成的统一整体”,在其中的人们“认可同一种统合性学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经历了民主选举造成的纳粹政治及其悲剧之后,个人自由和正义的笃信者,仍然拒绝将社会解体的危机根源追溯到经济、所有制和阶级的层面,而是倒因为果——试图在保存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观念的同时解决其结构性矛盾。马克思从分工和生产力的视角出发,指出政治哲学家们所要竭力保存的政治国家或文明秩序,不过是与个人相对立的“虚假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资本主义政治暗含的独裁逻辑被代议制所掩盖,不过是以“程序正义”之名来实现对所有人的统治。即毛泽东所说的:“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虚假共同体”在宪法文本和政治哲学中得到普遍实现的正义、自由,实际上完全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生存状态,即“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这个由代议制民主所遮掩的独裁政治的真相,实际上早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已被揭示,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污名化和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实践而被自由主义传统所忽视。真正的共同体不应是受制于阶级统治的个体的集合,而应是阶级本身得以扬弃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二)建构性的正义抑或历史性的正义

  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尚未稳固,其正义观念具有极强的建构性特质,即从理性、德性等哲学概念中发展出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以此来筹划政治制度。以哲学来建构正义,又通过国家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来强化全社会对这种建构的认同。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危机四伏的当代,曾与政治现实相统一的建构性正义观念不得不回应愈发严重的非正义现象,因而其建构性特质又从国家政治重新回到了个人领域。正如罗尔斯所阐述的正义原则的两个来源:一是在既定历史经验中业已确立的权利和自由,二是通过对“自由和平等的人”的理性能力分析来确认道德能力。这种逐渐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建构划清界限的正义观念,实际上是从理想政体退回到了理想公民的哲学筹划,而不是真正地与建构性的——以观念凌驾于现实政治实践的方法论相决裂。这某种意义上是自由主义对个人的特殊性自由的想象,是“散漫状态”和“小生产的反映”。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注定了“自由”的资本和竞争将汇聚成垄断资产阶级取消一切“小生产”的政治经济秩序。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建构的理想公民德性和正义原则,一方面无法驳倒阶级社会中正义的抽象性,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另一方面又极大低估了人民群众对自由和正义的切实理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拜物教正在以“无言之教”让人民知道“特殊性”“个人自由”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这个时代的“真理性”。如果说政治哲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消除现代性政治的非正义本质,那一定不是对现实社会已然揭示的“真理”进行同义反复,而是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

  二、毛泽东政治哲学中共同体的特质

  作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概念的实现形式,列宁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毛泽东政治哲学提供了最初的资源。如果说列宁认识到单纯只根据共同体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的“左派幼稚病”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变体,是只能“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的革命阻碍。那么在持续不断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毛泽东政治哲学,同样也体现了科学原则和实践策略的统一。以共产主义作为根本方向的共同体建构,诚然需要理论本身所揭示的科学原则和客观规律的指导,但是在具体革命中,如果基于客观条件的策略,理论本身所蕴含的共同体愿景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毛泽东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的联合需要“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要求所有参与共产主义共同体建构的革命者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自己,并且“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具体而言,毛泽东的共同体构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联合与解放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更在现实斗争中发展出了如何建构全人类解放的共同体的策略和方法。这使得毛泽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政治哲学的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并且在迄今为止的各种被压迫群体的斗争实践中散发着理论热度。

  (一)科学性

  共同体的落脚点应该是经济而非政治。建构共同体应该是科学的革命进程,而非理论凌驾于现实的“创造”。虽然资产阶级舆论试图将毛泽东塑造成雅各宾式的革命者,但是毛泽东建构新共同体的革命实践并不是源自道德观念,而是对经济基础之内外矛盾的把握。事实上,柏拉图等的政治哲学和哲人政治所刻画的共同体始终都有着从理念趋向实践的冲动,而毛泽东则只是将政治或政治变革视为人类整体解放的一个必要过程。因为上层建筑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而变革所有制正是《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明确指出的构建共产主义的真正共同体的首要条件。这种由上层建筑(国家和政治)之革命而推动经济基础之发展的辩证性在世界历史中不断得到印证:“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毛泽东用以建构人类解放的真正共同体的辩证路径是客观的、科学的,而不是完全出自主观意志的独断论。虽然各种虚假共同体必然最终被共产主义的真正共同体所取代,但是这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需要全世界无产者在不断联合与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出进步因素。因此,毛泽东并不提倡“输出革命”,更不认同脱离他国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而强行实现社会主义。例如,长期受殖民压迫且生产力落后的非洲,其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这与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历史落后国家实现自由解放的原则是一致的,即无产阶级要和同样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实现联合——“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二)辩证性

  共同体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理想状态,而是人类社会矛盾的发展样态。20世纪下半叶至今,在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政治哲学说辞中,似乎民主政体和人权理念的叠加就已经永久解决了人类政治社会的一切矛盾,因而由革命推动的历史将自行终结。这既是一种不诚实的哲学,也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爆发的阶段性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这种通过概念、话语和信念所掩盖的社会矛盾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得到释放和激化。目前发达国家政治的右转和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就是因为其内在矛盾的不断运动和更新。“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不论是否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或掌握政权,都必须时刻把握这种社会内在矛盾的绝对性。换而言之,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过是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矛盾运动形式,应该把握好这种新形式的矛盾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任务也绝不会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宣告结束,更不应该自我满足于“永恒正义”或“历史终结”的说辞。正如毛泽东所说,“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也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伟大斗争”的历史属性。毛泽东毕其一生都在告诫人们,共产主义社会或真正的共同体既是矛盾辩证运动的结果,也是开端。他让人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的……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

  (三)人民性

  在毛泽东政治哲学中,作为共同体的新社会的一个重要外在特征就是人民性。人民性既是对虚假共同体的抽象平等(国民性)和反动观念(狭隘民族主义)的直接纠正,又是鼓舞全世界被压迫者进一步联合起来的重要政治指向。毛泽东所构想的普遍联合的大同社会和共同体并不是诗意的空想,而是对人民的历史伟力的充分肯定和科学运用。在理论中,共同体构想扬弃了过去一切王侯将相、第三等级和体面人所主导的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使得人民成为共同体的真正创造者。在实践中,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不发达和不完善,以及外部资本主义环境的强大压力,毛泽东将世界人民的普遍联合和积极反抗视为共同体之真正实现的必由之路。毛泽东政治哲学的人民性不是对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和“自由解放”的重复,而是对现存制度中被压迫的阶级、族群和性别的组织和鼓舞。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消灭剥削的共同体并不能建立于靠选票和代表之上,必须通过被压迫者的双手砸碎所有压迫的锁链。对于几千年来被压迫的女性,毛泽东认为她们的最终解放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种跨越性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变革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对于近代以来备受欺凌的有色人种,毛泽东不仅积极支持美国黑人的人权斗争,更将种族主义的消亡视为反帝斗争的重要一环:“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对于几个世纪来都只是作为西方国家历史注脚的亚非拉人民,毛泽东通过国际主义的第三世界外交和政治共识,推动了被压迫国家人民的阶级意识和反抗意识:“我们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亚洲非洲的朋友,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总而言之,毛泽东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世界共同体图景,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的现实化,同时又是被压迫者通过革命实践而获得普遍解放的政治状态,即依靠庶民、通过庶民和属于庶民的历史和正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挑战和毛泽东政治哲学的解答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历史进步的方向,在现实中却必须面临诸多阻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为世界人民提供更为美好的生活,必然会被旧事物、旧制度和旧观念干扰、污蔑乃至打压。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单方面主导的“天下秩序”,而是无产阶级和发展中国家的联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的历史,既是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走向富强的历史,也是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下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历史。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始终都引领着世界无产阶级反抗垄断资本主义霸权的斗争。作为一个从革命中获得新生的国家,中国始终与第三世界国家在一起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防力量的增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断见诸西方媒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不可避免被一些人理解为霸权的说辞。这种错误的理解一方面是以虚假共同体的狭隘性“代言”了社会主义的共同体理念,另一方面则是忽视了毛泽东以来中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举措。“听其言而观其行”从毛泽东的“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单方面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天下秩序”或“朝贡体系”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格格不入。中国既没有向其他国家强行输出价值观,也没有谋求凌驾他国主权的霸权,而是追求“和而不同、互利共赢;追求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安全、共护环境”。当然,在社会主义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自由联合与解放,“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在狭义上,这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与联合,将使得“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在广义上,则体现为发展中国家共同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性质相同,只是所在地区、民族、语言不同”,但是“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当然,也有一些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误解为某种“逆向民族主义”,并试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名来否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忽视了部分和整体之间辩证关系的机械理解,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国家的联合所实现的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只依靠经济和技术层面的交流,更要依靠对帝国主义的持续斗争和对世界人民的政治引导

  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中国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获得了发展的契机。经济的繁荣和交往使得一些人对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非正义视而不见。但是,不论是造成流血的宗教冲突和地区战争,还是随着国际分工链条被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都是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展现。忽视联合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斗争,一味追求一团和气的经济的共同体,不仅会辜负共同体所担负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使命,更会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冲突而无法持续发展。毛泽东认识到,“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但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却能推动世界人民政治上的觉醒和联合。为了以无产阶级之解放来促成人类命运的存续,就必须重视调动和组织起全世界人民的政治斗争,认识到“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14]。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到底是人类总体福祉的出路,是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只是属于企业家和金融大鳄的国际平台。

  (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畏惧帝国主义和国际霸权,而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利用现实中的积极因素

  虽然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一极,但是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涵盖全球人民的行动方向,在提出之后遭到一些国内外人士的怀疑,即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从来都是发达国家的事情,发展中国家又如何能够建构出一个新世界呢?这种想法本质上是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迷信,以及对作为新生力量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低估。毛泽东认为,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不平等、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事实上,拥有先进武器、巨量资本和舆论霸权的帝国主义者并不是无法战胜的。一方面,“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另一方面,世界人民通过与帝国主义者的长期斗争实践,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和发展,正如“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靠我们向美国人学。”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强弱对比的现状中,我们不仅要从帝国主义身上学习到正反经验,更要坚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随着进步力量的必然崛起而得到实现。正如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这只老虎“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与联合则是促成这一“由真变纸”过程的重要力量。

  除却以上三种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解,现实工作中还存在着将资本主义制度加诸给世界人民的困难。但是,“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只要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不忘初心,带领世界人民为了属于每个人的平等、和平与繁荣的历史正义而不断斗争,就一定能够使得历史的进步成为现实。

  (作者简介:杨 乐,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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