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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从突破边界到改变颜色

曹征路 · 2019-11-1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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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50年前发生在东欧的理论事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很显然,如今的中国也到了一个历史的边界时刻。

  从突破边界到改变颜色

  最近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50年前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作者洪子诚是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文艺理论、文学批评领域的专家,也是被众多左翼青年批评家追崇的导师。文章说的是, 1963年前后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文艺理论界的一些争论,即怎样看待“人道主义、基督教、现代派等理论资源”,要不要确立现实主义的“新尺度”。洪先生介绍说,这场争论由三个事件组成: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罗蒂所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出版是争论的由头,以及随后发生的“颓废”概念讨论和在布拉格召开的卡夫卡讨论会。洪先生介绍并梳理了这三个事件的过程及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他想暗示点什么,却又欲言又止。

  时间是1963年前后,地点是东西方交汇的捷克斯洛伐克,重点是“边界”。倒是发表该文的《编者按》道出了洪先生文章的要旨——现实主义的问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的重要话题,它关切的不是文艺的“手法”或者“技艺”本身,它涉及到的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实际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危机”时刻的一个表征。如何突破教条主义的限制,加洛蒂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向人道主义、基督教、现代派等理论资源保持开放态度。对此,我们恰恰需要以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这份20世纪的遗产。

  1963年前后是哪一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东西方冷战发展到胶着状态的历史时刻,是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十年以后,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开始松动的特殊时期。当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和苏共中央践行“三和一少”的国际路线以后,东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首先就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表面上是对个别作家作品的喜好鉴赏,实际上暗含着审美主导权、价值判断权的争夺,所有的理论话语都是为此而来。所以本来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陡然身价倍增,变为意识形态的攻防阵地。诸如波特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等原本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未必有多少读者的作家作品,也忽然成为人肉炸弹,所向披靡。是报春的燕子?还是暗中煽动翅膀的蝙蝠?这在普通读者那里喜好褒贬或许无关紧要,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成为了一个“左翼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当然不是这些作家作品有多么厉害,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集团开始变质的先声。

  洪先生的文章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他在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从《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中国译本和传播,到胡风、秦兆阳、周扬、胡乔木等人的论说,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他却特别重视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理空间和政治文化身份,以彰显这是一个“边界”,是别具深意的。既然是边界,既然有争夺,那就必然存在谁在进攻谁在防守的问题。一个50年前发生在东欧的理论事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很显然,如今的中国也到了一个历史的边界时刻。有趣的是,同样发生在捷克,同样是1963年前后,同样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文艺理论事件,洪先生却没有提到捷克文艺理论家普实克与美国人夏志清的辩论。以洪先生的专家身份,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公案,是有意忽略还是选择性遗忘?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故事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捷克,中国读者比较陌生,外国的月亮容易说得圆。其二,青鸟不传云外言,他山之石同样可以攻玉,意思到了就行。可是夏志清就不一样了,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受过近几十年大学文学教育的毕业生以及小说爱好者来说,那可是个如雷贯耳的人物,他的基本立场人们都是清楚的,如果把他也拉进“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的内部争论”,显然就暴露出这场所谓的“现实主义边界之争”的真正本质。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长达数十年的“夏普之辩”,以帮助读者了解这段历史公案。 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夏志清以英语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2年,影响颇大的汉学期刊《通报》刊出普实克长达48页的书评,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夏著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夏志清回忆说:“《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3月出版时,我在欧美汉学界并无名气,而捷克学者普实克早已是欧洲的中共文学代言人,故要在汉学期刊《通报》上写篇长评,想把我击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随后,夏志清写成同等篇幅长文《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刊于次年的《通报》上。在两人交锋之余,我们还看到普实克的一位研究生史罗甫也在著名刊物《东方文献》上发表《读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札记》,猛烈抨击夏志清的小说史,认为它“以一己的政治爱恶来取代文学的科学标准”,以致“全书无甚价值”。夏志清对普实克的批评亦显然非常重视,40年后他的“小说史”已经在大陆被众多批评家奉为圭臬了,他对当年的辩论还耿耿于怀,在后来的文章如1987年他悼念刘若愚和许介昱的文章《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2002年在台湾发表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序》,还一再追忆此事。

  普实克的学术基本训练是建立在实证主义之上的欧陆学理传统,他的主要观点是:文学史的书写要求作者真诚努力地去把握某一时间段的文学整体复杂过程,并以客观无私的方式将这复杂过程呈现。因此文学研究是对知识的一种挚诚的求索,文学研究者其实和科学家没有太大区别——其目的都是揭示客观真相;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体,而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复杂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特别强调文学或者艺术“结构”的社会性,认为“文学结构”必须进入社会结构中才产生其意义;并认为“结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文学结构”因应不同的力量的交互影响而恒常处于变动之中。这样的理论背景便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夏志清之作充斥“未能对一位作家的作品作出系统的分析,而只满足于将自己局限在纯属主观的视察”,“为了成就他的议论,故意强调某些事物而抑制或隐瞒另一些,又或者给事物增添了非原有的意义,”属于“教条式的严苛”、“无视人性尊严”;批评夏志清全面扭曲中国战时解放区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毛泽东的观点,特别是《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夏志清一再声称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但实际品评作家高下时,却总是依照政治判断,而非艺术考量。

  夏志清受到的学术训练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新批评”学派,即无客观标准的批评。他反驳普实克的主要观点是:文本本身就是客观世界,“文学史家的基本任务有以下这个定义:批判地审察某一时期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并简括综述其时代概况,让他们的成败在历史过程中被了解,”“作为综述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之作,我重申,首要的任务是区分与评价,直至我们从大量作品中清理出一定的秩序和模式,直至我们从优秀作家中区辨出伟大作家,从平庸作家区辨出优秀作家,我们才有可能研究影响与技巧。”所以在夏志清的头脑中,“客观”就是摆脱主流论述的支配,忠于自己对作品的阅读经验和判断。换句话说,夏志清理想中的“客观”,就是他本人的喜好,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他认为文学史家的第一任务,永远是卓越之发现与鉴赏,“文学史家”可以互换的名号是“批评家”。

  事实上,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在夏志清离开北京大学之前,就已经加入了美国中情局的工作,负责撰写供美军参阅的《中国:地区导览》手册。这项计划由主张反共的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主持,夏志清负责其中“文学”、“思想”、“大众传播”三大章,以及“礼节”、“幽默”、“人物小传”、“地理”等不同环节。这本手册只有试印本,并未正式出版。据夏志清描述,其中“文学”一章,包括古代文学,但重点却在现代。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以后,美国中情局香港办事处资助张爱玲写了污蔑民主革命的小说《赤地之恋》《秧歌》,正是出自夏志清的谋划。所以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这两部内容荒谬艺术拙劣的小说吹捧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张爱玲也成了中国作家的头号人物,配合一部无耻的影片《色戒》,张爱玲的小说在大陆还风靡一时。

  撇开各自的政治背景不谈,就这些主要观点而言,这二人孰是孰非孰高孰低,在50多年后的今天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奇怪的是,夏志清的奇谈怪论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却畅行无阻,很少受到批判,甚至香港还出过一本书《文学如何成为知识》,就差没说“文学如何成为法律”了。这也许才是洪先生介绍1963年的文艺理论之争时,不提普实克与夏志清的真正原因吧。

  回到篇头我们的疑问,洪先生究竟想暗示点什么呢?那就是,燕子就是蝙蝠,关键在你怎么看,有没有成功越过“边界”,这事在5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是历史,也是现实,不稀奇。至于文学,那不过是下酒的餐前小菜。

  曹征路写于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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