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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张国焘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

田仲群 · 2019-11-25 · 来源: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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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旋于3月23-31日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共开了八天,其中25日休会一天。这次会议有两项议程:一、研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党的任务;二、讨论张国焘的错误问题。

  清算张国焘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错误问题的情况介绍

  田仲群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旋于3月23-31日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共开了八天,其中25日休会一天。这次会议有两项议程:一、研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党的任务;二、讨论张国焘的错误问题。这里只将会议讨论第二项议程的情况作出介绍: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3月26日完成第一项议程的任务后,从3月27日起到31日止,共用五天的时间研究了“国焘同志的错误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按会议记录的顺序是:毛泽东、洛甫、博古、张国焘、朱德、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郭洪涛、高岗、吴亮平、董必武、肖劲光、罗荣桓、傅钟、冯文彬、刘长胜、杜理卿、廖承志、李见珍、刘亚楼、刘群仙、王林、周兴、徐特立、王观澜、朱光、毛齐华、胡耀邦、蔡树藩、阿金、周纯全、邵式平、何畏、戴季英、罗世文、乐华民、莫文骅、郭潜、何长工、王维舟、陈赓、李井泉、倪志亮、曾希圣、谢富志、康克清、刘转连、张振坤、谭家述、谭玉林、杨秀山、余代生。此外,从会议记录中看,还有袁克福、周光坦、丁武新、段家石到会发言,揭发问题。这样,参加这次会议的共计六十人。

  27日会议开始,首先由张国焘作报告,朱德作副报告,接着由周纯全、凯丰、傅钟发言;28日,傅钟继续发言,之后何畏、王维舟、谢富志、倪志亮、李井泉发言;29日,罗世文、彭德怀、廖承志(又名何礼华)、林彪、余代生、贺龙、袁克福发言;30日,康克清、毛泽东、周光坦、邵式平、何长工、丁武新、乐华民、陈庚、莫文骅、戴季英、段家石、任弼时发言;31日,博古、洛甫发言,之后博古提出请有关同志表态,接着周纯全、何畏、张国焘相继表了态,最后博古又讲话。许多同志的发言水平很高,内容极其丰富。原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傅钟、王维舟、倪志亮、李井泉、陈赓等同志,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发言中具体揭发了张国焘所犯的许多骇人听闻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比如:“肃反”杀人问题;军阀主义作风随便打骂士兵和群众的问题;进行小组织活动,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问题;造谣挑拨一、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干部政策上任人唯亲,重用提拔忠实于他的人,打击陷害对他有意见的人;随便处死白军派来的谈判代表和投诚红军的人,等等。对于这些情况和问题,这里不能一一进行介绍,下面仅将毛泽东及当时党中央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的讲话要点作一摘述:

  张国焘在会上做了长达四千五百多字的报告,检查了他犯错误的经过和事实

  他的报告的结尾(第五部分“总结”)中承认:“我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发生了很严重的错误。在鄂豫皖时,路线是正确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川康错误更多而严重,但路线还正确。以后,便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的错误,军阀主义的错误。原因由于对政治形势估计不足,对党的领导的忽视。”

  “这种错误不简单,过去犯了家长制度、不发展自我批评,对群众关系不好,采取行政自上而下的关系,没有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对苏维埃政策的错误;对落后现象没有克服;对政治工作、党的工作注意不够;对白区党了解不够,这些过去工作已有它错误的来源。”“南下问题,不仅政治上是反党反中央,而且战略上是错误。”

  “这种错误是农民意识流氓无产阶级的俘虏,是很严重的,如不纠正,要阻碍党的一致,阻碍革命的发展。这种痛苦的经验,是花了很大代价得来的。”

  接着朱德作副报告,指出:今天国焘同志的报告,比以前的文章是进步了,尤其是对南下问题上承认更诚恳,但对于错误的来源与实质,还没有说清楚。

  在鄂豫皖苏区,反立三路线,表现上是反对了,但没有用布尔什维克方反对立三路线,而是站在右的立场反左。右的来源就是这时产生的。

  肃反问题的确是很严重的。对群众关门,命令群众,强迫群众,对白区根本不要群众,养成最狭隘的农民观点。中央派去的人不相信,老的党员不敢用,因此形成了这一时期干部相当困难。在这时,国焘同志完全成为个人指挥党。国焘同志的错误是不相信党,不相信阶级。这是思想上如此,并不是因为指定他作中央代表才这样。因为国焘同志需要这样个人的党,不需要布尔什维克的党。苏维埃,党,红军,都是有组织原则的,但国焘同志并没有要这些原则,他费了很大力气,并没有把工作做好。国焘同志的错误,是从鄂豫皖时期起,一贯的形成了路线的错误,他并不是遇到了中央才突然发生错误,而是由于历来的错误。及与中央会合后,他因坚持自己的错误,才发生与中央对立的错误。有些人以为国焘同志是老同志,但是错误是一贯的。还有,国焘同志引证列宁的,如说:“三个人监视一个知识分子”。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所以他也可以反对中央。这种自命列宁,实是污蔑列宁。不过他对国际还是尊重。他对于苏维埃政策没有很好应用,苏维埃的组织多是用强迫,很少开代表大会。对于肃反,错误很严重,四川同志说:红军不来,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红军来了把我们杀光了。同志们带武装来不优待罢了,我们总不应该要他们的命。这种把革命同志当反革命是罪恶。有地方,把整个地方肃光了。群众说:“白军杀,红军又杀”。这是多么严重啊!另外,坚壁清野,就是烧房子,的确烧了不少。盲动主义还是烧土豪的房子,也不烧农民的房子。

  在会合时,他对中央极不尊重,自命为列宁,这也是他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来源之一。自宣布“中央逃跑”后,更是蔑视中央,根本不顾到中央的威信,只有到现在,才把中央威信提起来。后来,他召集会议,反对中央。我说:我是总司令,我不好参加。国焘同志骂中央,当然我也是在被骂之列。从阿坝会议到松江会议,反党反中央做了不少的罪恶。在松江会议上,我指出:“不要与中央对立。”在这个会议上,的确是有些改变,说一方面军还是有些好的,要学习。对十二月会议,相当的接受了些,但还是不敢放胆去做,对刘湘不敢派人去接洽。自西康直到这里,统一战线工作没有很多的成绩。

  当二方面军会合时,他们讨论,要向二方面军去宣传中央的错误。我说:“不要宣传,无论如何弼时同志是宣传不到的。”他不相信,而且发火,说我向他进攻。老实说,我是向他进攻了一下。以后在西北局讨论,很多人都主张三个方面军会合,下层干部都有这样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些转变。后应过不了黄河,才转而与我们会合。

  国焘同志是个老党员,人很热心,但是他的思想是机械唯物论,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只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地去做,做出来结果,对群众对革命没有利益。放弃党的领导,想自己另造一个党。这是宝贵的教训。我希望国焘同志承认错误不仅从事实上承认,而且要从哲学辩证法去了解。

  这一经验是很宝贵的,应以列宁主义为中心,把党放在前面,不要忘记了党。只有相信党才能领导革命,脱离了党的立场是没有出路的。这次会议,用不着攻击与扩大,而是他的错误事实俱在,要自觉的彻底的了解。

  希望这次会有很大的成绩。彭德怀在发言中说到:国焘同志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经过同志们的发言,说明鄂豫皖、通南巴以及南下时的错误,都是一贯的。国焘同志以为机械唯物主义比唯心论好些,这就是他错误发生的重要根源。

  他在大革命时,不赞成与资产阶级联合。就现在看,他是要和半封建联合的。对南昌暴动不赞成。他在六次大会,是以小组反对国际路线的。他在反对对立三路线时有些转变。他在汕头杀过两个同志,认为不要紧。他这些错误,在苏联学习时并未克服。

  国焘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确实是胜利冲昏了头脑,犯了左倾机会主义。以后便转入右倾,遇事都争后梯队。在鄂豫皖,因为在左的掩盖下而转到通南巴,当时是后梯队好位置。后因中央红军突围而来,就妨碍了他的后梯队,所以又要向西移而争取后梯队。放弃通南巴是不对的。为什么打胜仗而又放弃通南巴?机会主义的路线在通南巴是形成了的。在鄂豫皖是萌芽,因为当时有沈泽民同志的反对。到以后发展到反中央。他只认识只反中央,没有反国际。他以为事实只成立第二中央,没有成立第五国际。他不知道,反党反中央,同时也就是反国际。

  一、四方面军会合,在两河口以前,不知有多么亲爱,而我们也热烈欢迎国焘同志,但是以后关系就弄坏了。当时一、四方面军的一部,如不是苏维埃主席去调停,便要发生火并。这完全是自两河口后,国国焘同志用尽一切政客手腕来破坏团结。在两河口后,国焘与中央就开始了对立,并非下面的不好,而是国焘的阴谋。这种阴谋只能对付敌人,不能对付自己人。俗话云:害人终害己。请国焘同志想一想。

  两河口后,机会主义企图夺取中央。当时给他做总政委,他就统而管之。有一次,一方面要我改编队伍,但又在底下玩把戏;这种手段是最卑鄙的,企图把军事权柄拿到他荷包里去。他的反党反中央,不是简单的突变了,而是蓄谋很久的。

  南征与北进问题,我们应该肯定说:北进是对的,南征是不对的。胜利了,是同志们英勇坚决取得的,但不能以此而说是路线的正确。

  张国焘为什么想南进?仍然是争后梯队的作用。争为战略的后梯队,是他一贯的计划。他对胡宗南确实是怕,但四方面军是不怕的。他这样做,就是以为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

  他把苏维埃旗帜卷起来,有人说是“先见之明”。但事实上,他把苏维埃旗帜卷起来,是不相信统一战线会成功的,而认为是幻想的。所以,他是无前途的,是机会主义。国焘同志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第二中央的成立,是因当时打了一个胜仗。他这时是机会主义的最高峰,以后就呜呼哀哉。他用几根枪杆子来产生中央,这是糊涂。如果不是糊涂,便是有意破坏革命。我们应该估计到:第二中央的成立,就是国焘路线破产的一天。

  一方面军为什么分开?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应该反对不正确的南下的意见。中央很耐心的给以说服,他总是赖皮的不执行。因为说不服,所以不能不坚决行动。因为如果这时还不坚决行动,那就要跟着机会主义跑,那还成话吗?国焘身为总政委,竟做出叛党叛中央的行为,真正该当何罪?!

  最后,说到机会主义的碰壁,他在二方面军,开始就遇到王震同志的抵抗。昨天在报告中,他也不能不这样承认。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阴谋,他像帝国主义一样,还要企图最后的挣扎。他在哈达铺时已遭受到四方面军中干部的反抗,但他还要西进,以至付了一些代价,甚至有人整连的跑走,留下信说,等到你们真正革命时再见面。这说明一、四方面军中间没有什么界限,只有机会主义与国际路线的分别,这是机会主义的最后破产。

  军阀主义与土匪主义的问题,这不是四方面军的问题,而是国焘的问题,他的军阀主义简直比蒋介石更厉害,卅三军和十五军,许多干部都被他以改组派杀了。不但如此,他对五军的办法也是不对的。他改编队伍,到底是什么意思?完全是军阀手段,他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这是非常痛心的。这是机会主义糊涂的恶果。至于打人,一个总政委随便打人,这是原则问题。在红军建设上,他以为纪律是绝对的。我们说是铁的纪律。这不是字眼的不同,而是原则问题。绝对纪律是军阀主义。他认为党的纪律是自由的:这是没有半点列宁主义的气味。如果说是列宁说的,那完全是诬蔑。土匪主义,中央在沙窝会议反对土匪主义倾向。现在根据同志们的发言,岂但是倾向,简直是不知发展到怎样的地步?何畏等人惨绝人寰地残害妇女,强奸妇女,这种土匪主义是发展到什么地位啊!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由于国焘路线的机会主义非阶级路线的结果。在国焘机会主义路线下的坚壁清野,完全是放火烧房子,是非阶级路线。在第二中央成立后,更乱抢群众东西,杀革命同志等,这都是罪恶。红军建设,没有纪律,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没有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在四方面政治委员只有一人,首先总政委就不知道总政委的任务。在红军中没有开展自我批评。今天同志们发言,如果是以前就不得了,就要进保卫局。干部政策,他是一塌糟糕,没有耐烦的艰苦的教育干部。不但没有培养,而且杀了一些进步的干部,干部遭到了不必要的牺牲。西路军问题就告诉机会主义者,四方面军不是没有干部,由于路线的错误,葬送了很多干部。

  最后,关于四军与卅一军,现在与群众关系跟以前是完全不同。卅一军自纯全同志离开后进步更大,他们的学习情绪更提高,组织马列主义小组会,他们发言,现在讲得很多道理。他们打电报,反对国焘路线!他们现在是进步了。这就答复了纯全的话,他说:上面路线没有错误,而是下层不好。这是狗屁。打骂人的现象,现在一般的纠正了。国焘同志经过这次会议,一定会很好的了解错误。我们很欢迎这样做,不要机会主义的害怕承认错误。

  贺龙发言说:立三路线,上山路线,取消路线下,我干了好几年,我在军阀底下搞了几十年,也没有这么搞过。

  何畏是乱弹琴的工人,你老实要承认错误。

  我在武汉时候要求加入CP,国焘就不准我入党。后来我官司还是打胜,我加入了。

  南昌暴动八月一日开始,国焘三十一日就打电报来停止我,我就老不高兴。要三百亩以上土地才没收,就是他搞的。他在莫斯科写个假声明书,就回来。后来中国革命就吃了他的亏了。

  我在湘鄂西的时候便写了一个信给他,要求他援助。洪湖苏区天天打仗,他却什么也不管。洪湖失败了,他就有计划的向西逃跑了。他在鄂豫皖的时候,就准备了石印的布告,向川鄂几省的布告,他不是向西逃跑是有鬼?

  看见了国焘的向西逃跑,才使得我们也跑。那时有现现成成的苏区他不要,有什么办法?!

  究竟国焘怎样搞个第二个党?这其中究竟有个什么鬼?那时候你究竟在毛儿盖有什么心肠?你是要逮捕中央?我是一个军阀,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由军阀进向共产党,你由共产党退向军阀,我老实比你进步!(大鼓掌)你的把戏只有四川最落后的军阀才干得出来。

  你那时候对二方面军的态度究竟如何,你老老实实说出来吧?!我那时候老老实实对你放了警戒。这对别人是混蛋,但对国焘是对的。我对你的印象确实不好。

  最后,我说,国焘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根源及实质,要说出来。你成立第二中央的实际企图怎样?你对朱总司令的企图究竟怎样?你对二方面军的企图究竟怎样?如果你再不承认错误,倘若还要做投机的声明,你再不够做共产党员。

  毛泽东发言说:国焘一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深刻的承认自己的错误。纯全和何畏也相同。

  关于一般承认机会主义、军阀土匪主义、退却路线等方面,我也同意。这一方面的批评是值得欢迎的。少数拥护国焘同志的带有罪恶性质的错误,在长期间内不曾觉悟,即到会合中央以后半年也曾经过艰苦的教育,但在今天还只是一般的承认错误。一年半期间获得如此代价,才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天的进步,国焘、何畏、纯全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这以后,可以转变到完全彻底深刻地承认错误的道路上去。也可以深刻地影响到国焘及其他人。这利益不仅在国焘一人,而且在其错误路线下不了解的同志们也可以得到帮助。自然,西路军的失败是极不幸的事,但是四方面军还留有二个军在这里,还有大批干部在这里,进步的力量在这里,那在将来中国革命是很大的基础。

  对国焘和其他同志虽然一般承认错误,但尚未达到深刻水平的现在,各同志们的无情的揭发,可以帮助他们更往前进步。这是党、红军和革命的利益。

  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倘若这些同志不能完全转到更深刻的水平上,那还是我们的损失。我们欢迎他们的转变,即使是滔天大罪,我们欢迎这些同志们完全转变过来。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正确路线也正是如此的。

  国焘同志错误的本质,因为大家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很引起我的兴趣。国焘主义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经验论只相信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国焘同志也只承认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革命运动中的原则概念在他脑中实在不看见的,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脑中没有贯串一切的观念。他老是将自己描写成实际家,恰恰证实自己是真正的经验论。北上没有去过,所以他反对。我说阿坝去不得,他却死也愿意到黄河边。后来南进的时候,他由经验中相信走不通了。他要到西去,走不通主要也不是中央的问题。一定等到眼睛看见的东西,老实下雪了,他才相信。我们那次接到捉了蒋介石的事实以后,他就老实举出几十点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后来眼睛看见日本人要来挑拨内战了,那他才来承认了。

  反党的问题也同样。许多人知道党是反不得的。国焘一定要自己来反一下,才知道反党之要不得。

  最后他的认错观念。他的认错是看一步做一步的,只要有一步掩护的可能,他就掩护一下。根据今天开会的经验,我知道他必定会进一步的。(大笑)我们后来开一个决议给他,他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了。

  因此我主张国焘同志要改正自己的错误时,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否则以后的错误会否重复,还是不会有保障的。他只看到局部,不看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所以中国的老生常谈就说:“老子连一条牛吃得,微生物吃不得?”国焘不仅需要眼镜,而且还要带上望远镜和显微镜,即是说要带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望远镜。这对各个干部都一样,否则如国焘一样,无名肿毒层出不穷,那就糟了。(大笑)

  如对蒋介石的问题一样:因为我们预见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估计到民族矛盾的变动,所以才安心来估计蒋介石,这是由科学的分析来的,可以预见运动的法则。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才正是国焘同志所缺乏的,因此事务主义便正是国焘的特点,因此他除了十个钟头的电话之外便感觉余无别法了。因此我们要准备大事情,就必须首先放弃经验论。

  关于他的机械论的问题,这特点不论中外都是一样的。这机械论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共产党内也有斗争,这斗争就是自我批评和党内教育。机械论永远不承认这些,只看见外在的矛盾,不看见本质的变化。国焘主义是变了几遍的,但是机械论不承认这些。即对于内在矛盾和本质的变化老不了解。他的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其基础是把敌人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黑暗的魔鬼,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是这样的魔鬼。过去国焘同志只看见两个高潮之间,于是只争取后梯队的作用。这是他为何只看见日本和蒋介石的力大无穷,看不见这其中的种种复杂矛盾。为什么中央的估计能够是另外一样?为什么我们有胆子敢到陕西和山西?这对国焘是永远不能设想的。所以,他以为十倍于现在的力量都不能战胜日本的力量。他的烧杀主义就是望风而逃,断绝来路,对中国革命完全绝望。唐三藏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究竟还是沿着原路回来的。望风而逃,结果就必须腰靠高山,身居草地才算安稳。西康和弄堂根据地理论,也是同样。因此中央苏区之失败使他大吃一惊。中央还可以挡挡魔鬼,中央也出来了,于是乎他就唯有席卷通南巴,而死都在黄河边的口号也提出来了。这样他只有杀蒋介石,让杨虎城和蒋介石玩外交,而要“集中主力去打胡宗南”。凡是右倾机会主义,都会把敌人的力量看作是魔鬼,把其中的矛盾看不出来。历史上常例也正是如此的。其实敌人的内部充满着矛盾,这是我们看到的。

  蒋介石害过恐日病,现在好些了。国焘害的还有恐蒋病和恐日病(十倍于现在力量也不能打胜日本等等)这是证明他脑中以为日本是不可抗的恶魔。这样才产生他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

  关于内部的问题。他也不承认内部的矛盾和本质的变化。他不知道在红军中、共产党中、农民中、阶级中都有矛盾。各种落后意识反映到党内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东西造成落后意识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国焘如何看?以为没有矛盾。我们正因为看到这种矛盾,这才来加紧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党内民主来消灭这些矛盾。阶级存在一天,这样的斗争还是继续的。即使斯大林同志也天天在学习,否则自高自满,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那便完了。国焘也正是如此。他否认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必要,否认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农民的作用。他在高级干部之中完全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想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消灭。他想把进步的思想降低到落后的思想的水平上去。我们只想将落后的水平提高到进步的水平,而他正与此相反,把无产阶级的积极性降低到流氓的无产阶级方面,把农民的积极性转到另一方面的坏的黑暗方面去,发扬这些黑暗的东西,而实际上把农民的思想降低到黑暗中去了。

  国焘思想和工作中没有建设性,唯有破坏性。只看见他的杀人放火,恐怖阴谋,不看见别的他把党降低到非党的方面,土匪、梁山泊都不愿做的水平去。国焘究竟是晁盖还是王伦?

  红军建设代表白军中最坏的制度,甚至把国民党的反革命手段也用来了。

  “毛、周、张、博”不特笔之于书,而且用在标语、歌谣、游戏、戏剧中去。这些实际上连国民党的界限也消灭了。

  在一切服从战争的口号下,把民众的利益和红军利益对立起来,用抢、烧、杀的政策混合起来,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自己的。

  苏维埃政治制度和土地革命都完了,红军也几乎完了,因为一切都统一起来了。最后党和中央也完了。卓木碉以后不也就是这样么?因此在他脑中纪律也完了,什么也完了。他要全国统一到大黑暗中去,想将全中国沉沦到海底里去,连孔子说的仁义、公正,把民族的进步趋向,都想开倒车到经书上也不屑道的黑暗中去。照他的制度,唯有是黑暗世界,最后至于消灭。他把一切的界限都消灭,而统一于黑暗。这是第一部分。

  这里,我们得出教训,黑暗与光明有分别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有区别的。界限是森严的,这是绝不能混合的。不管在哪里,我们要把这些界限森严起来。如果把这些界限混合起来,那是有危险的。

  不过有几点他想区别:他想把中央路线和国焘路线区别起来。因为他想降低中央正确性、而提高他的机会主义的“威信”。开始时是如此。后来他又混合起来了。他在文章中说“他和十二月决议很自然归于一致”,这混合是需要的。他说“我与中共中央原则上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原则上分歧”。今天在他的结论未做以前,我不能承认这一点。中央要放蒋,他要杀蒋,这自然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他接到告国民党书时,认为是韩退之祭鳄鱼文,这不是原则上分歧是什么?他说是“执行着党的路线”,你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根据通南巴后一段材料,最少是反中央路线的。

  他又说“我不是反对派,特殊见解和苏维埃运动中的特殊形式”。他不只“派”,而是组织第二党。他将中央骂做是反革命了。这是造一个党来消灭党的问题。他的土匪主义,军阀主义,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这完全是特殊的政治见解,这完全是苏维埃运动中的特殊形式。他恰恰是代表红军某一系统和实力派。这些事情要说清楚。要区别的地方,他就极力区别起来,后来他又混合来了。并且推卸责任,说“下级做的,我不负责”。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他的机会主义史。

  开始时候,我颇晓得一二。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正在“五四”左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代表还有三个在这里,董必武、我、国焘。那时候全国只有小的左的团体。并且在会议以前他还做过职工运动,这些光荣的功绩,当然要希望他恢复的。

  可是他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就闹小组织。闹得天翻地覆。

  其次他反对党加入国民党,他不懂得中国的形势的不同,他只拿出西欧的例子机械搬到中国来。

  第三次大会上,他整个反对党的决定,因此他的中央委员弄掉了,他老不高兴。后来派他到唐山,他就说“充军到唐山”去。

  他反对加入国民党以为“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可是后来他变了。他以为工人不要加入,只要小资产阶级加入。后来就全部执行陈独秀主义,完全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次“围剿”时是“左”倾机会主义,他那时候认为国民党只是帝国主义的“偏师”,他这完全是“左”倾空谈。后来敌人来了,他就“你这样厉害,老子怕了你呀”,就一溜烟跑了。

  因此过去对国民党的问题上,他由“左”倾机会主义转到一塌糊涂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四次“围剿”中,他也由“左”倾机会主义一转而为一溜烟的右倾机会主义。

  必须说,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

  在通南巴时代,你脱离了群众,还有什么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阶级上群众上,基本点正在于此。后来的向西退却,整个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只借口秘密为词,而不做报告,但是同一个密码,还用到保安。

  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并要造出一个政治局。联邦政府上,我问他:“我归你吧?”他说:“你归我呀!”民族政策是炸弹案,先文后武喽等。后来给他一个副主席,他非常不满意了。所以后来他就公开要主席做了。我们以后就要迅速北上,他却按兵不动。后来中央尽力迁就他,他好像老实起来。后来安他一个总政委,似乎好一些,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来审查中央的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他要来干涉中央的成份和路线,根本失却了组织原则的常识。红军中也有界限的,红军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因红军是军队,是以军委的命令为绝对的。国焘在红军分裂的问题上是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所以,我们对中央的路线的问题,我们却硬得很。可是除了这界限以外,我们都让步。可是他却拼命用枪杆来压迫。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没有丝毫责备的态度。因为“中央”也成立了,只有用软的办法。那时候他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公开的文件一点也没有。是的,当时通过了中央的反对国焘错误的决议,但是这只发给中央委员的,所以谁都不知道。

  他对二方面军是完全想包办二方面军的办法。他用阴谋来想操纵二方面军。渡河的时候,他要全部过去,过了三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后来我们打电问西路军的情况,他只回答“与回民很好”,实际上是假报告。

  总结起来,国焘的机会主义中还曾有过一些正确的时候,自他加入党以来,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路线下的。他发起了中国共产党。但另一方面,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他的石头今天应落地了,从今后,他应该从头干起。今后的开会,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国焘的转变,其次应该要求他特别是放弃他的错误。

  至于韩退之祭鳄鱼文的事,现在今天的会议,你一般的承认了错误,已经提高了一些了,现在再要求他们转变,并且欢迎他们的转变。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欢迎的精神,那就不好了,因为否则不能使这些同志了解自己的错误。今天我们为的是团结党,我们不想干部继续错误。我以为只要努力,大家一定能够达到这一任务的。

  任弼时发言说:我只讲及两部分的问题。

  第一,关于二、四方面军的会合。

  二、六军在湘鄂边的时候,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后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发生党内争端的问题,直到甘孜才知道,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材料,可是不清楚的。

  一方面军北上以后,才建立起了和国焘电报上来往的关系。因为敌人新的“围剿”,我们突围了。我们向朱、张提出突围的需要。现在我们看,我们在那里尽了前梯队的作用,牵制了许多的敌人。敌人首先想给予我们以相当的打击。后来国焘还给我们指示,叫我们不要走,还在那里,实际上是想要我们在那里尽前梯队的作用。后来我们突围了,比较在长征中条件最好的时候,有过一个月的停止;并且增加了二三千人。我们虽然有相当疲劳,但是敌人比我们还要疲劳。那时,我们知道还有可能在长江南岸保存有生力量,这对于长江南岸的苏维埃运动有推动的作用。

  今天可以看见,国焘想将这一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来,又要我们渡河。我们告诉他,说当时还有可能在那里创造根据地,渡河与否由他决定。他的回答就是估计苏维埃运动已有低落,最好渡河。后来我们渡河了。分析起来他有三个企图:1.想二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以后,能达到二、四方面军来一致反对中央;2.在二方面军到四方面军以后,逐渐的来采取过去老办法,所谓“吞并”问题;3.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在甘孜不好立足,便想换一个地方。要二、四方面军一块儿向西退却。今天检查起来,确实有如此的布置:

  1、二方面军未来之前,首先西北局召集会议,只准说一方面军坏,不准说四方面军的缺点。并且在四方面军干部队中加紧学习,以便将来到二方面军中做工作。

  2.二方面军向甘孜前进时分为两个纵队。首先向六军工作,因此他下令要六军交给他指挥。那时他便派了一个委员会来,其主要目的是到二、六军中做反中央的宣传。

  3.准备调换二、六军首长。到甘孜第一天晚上,要我离开二方面军,另派政委,国焘还准备与我谈话,这是非常明显的。

  六军到甘孜的时候,是给了他们的宣传一些抵抗。我们到了甘孜以后,我便会到总司令。在会合以后,向北前进过程当中,在其中首先在会合的时候,在离甘孜八十里地遇到了八十八师,听见了他们谈到了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形。我以前还以为中央确实在那里的。但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并且讲得很坏,并且这种教育是相当深入的,因此我停止将这些文件(国焘发来的反中央的文件)发下去,并把文件烧了。我便向他表明态度,说明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这样停止了一些反党的活动。我当时也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中间慢慢感觉到党内的统一的必要,便尽力求达到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来促进会合。在谈话当中都感觉到很好。在同昌浩同志的谈话中,都得到他们的同情。直到岷州的时候,感到党内统一的推进是有办法的,我并且提出召集六中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国焘那时也没有不同意。这其中慢慢进行了解释的工作。西北局会议中,我就提出,说是“中央是路线上错误”,我不承认中央的领导是路线的错误,政治上有些关门主义的错误,但这并不是路线的错误。我利用了好几次西北局的会议来进行这一解释工作。我提出六中全会的中心应当是当前工作。当然那时会议是得不到结论,但我以为党的团结已颇顺利了。国焘对我说陕北是北方局,这方是西北局,我还不清楚,但是由机要科的翻译的文电中,我就知道了。

  在岷州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二方面军来的时候,企图是受了障碍,但并未放弃这个企图,要我当副书记,我利用了这位置做了相当的工作。

  于是国焘就尽其最后的尝试,经纯全来对我说两方面军首先要一致。纯全要我首先召集二方面军的干部会,来求取“一致”。他的企图,是想利用这样的会议来找出一部分同行。我敢说,那时候如果召集了那样的会,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反对这会议的召开,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

  到了哈达铺以后,我看到很难继续这种情形,于是二方面军便单独出去了。

  北上的过程中,国焘的意图是明显的,不是和一方面军会合的。我便问国焘,出了草地之后怎样办呢?在哪里创造根据地?国焘始终没有答复我。他口头上只说岷洮西,可是并无这样的实际布置。他是准备由齐哈玛过河的,我对这点提出三点理由:1、两广事件起来了;2、应配合一方面军突破张学良的“围剿”;3、配合全国作用放在黄河河西不行。因此国焘放弃了这企图。

  但是后来国焘的布置,还是用主力去夏洮,次要在西固方面的部署。那时我觉得这部署是不对的,我主张主力出岷州配合一方面军。这也顺利了,主力全部后来出岷州。后来二方面军便出于右翼了。这看出,国焘的北上,目的基本意图是过黄河以西,并拒绝与一方面军的会合。在这过程中争论的问题,不详说了。

  这当中要说明的,当着二方面军会合再不起前梯队作用的时候,就想拉二方面军一路向西去。国焘这意图是失败了的。

  我这里要指出,这会合提高了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士气,四方面军的动员也很大。双方战士是很亲热的。国焘意图的失败,我们还争取了三十二军。

  这简单说明二、四方面军的会合,国焘确是实行了一些军阀的办法,可是没有结果。

  第二,国焘路线的实质和恶果。

  同志们指出,这机会主义的错误确是有其根源的。在八七会议前后,他表示出:关于农民土地斗争问题,党提出(武汉中央会议)要发动农民土地革命,他对土地革命的了解是不能领导这斗争的,以为土地革命的发动会引起党内的分化,许多学生党员会反对土地革命。

  南昌暴动中,国焘主张三百亩以上土地才没收,并且还想停止这暴动。六次大会中,发生“左”右两种倾向。左的代表是秋白,比较接近国际的。右的领导者是国焘,罗章龙等。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大体上,是:决议案中提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国焘派就反对了这意见,以为广暴以后革命浪潮会继续低落下去的。而国焘的提议,便是停止国内农民的暴动。在会上几乎通过了,只差一票了,后来国际代表说话了,才把这提议打下去。

  这说明国焘在八七会议到六大会议当中是代表极右的思想的,他到国际后才发表了声明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国焘对中国革命从右的方面估计,在方法上,机械的分析问题上是他自己承认。后来我们关于统一战线的争论,他以为这是幻想。我们当时争论的最好目标便是东北军。后来关于蒋介石问题,他更发展了幻想的骂法。争论便更加扩大了。他只是说一点可能也没有。我们便说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

  于是乎他便发挥一种理论,以为机械唯物论总会比唯心论好一些。因此他估计形势总是由机械论出发,他总不晓得如何估计阶级力量的变动。他做了许多工人运动,便从此来反对初期的国共合作;后来国民党叛变,便由反对土地革命至反对革命高潮很快到来的估计;他看不到阶级力量的变动,于是乎他对统一战线始终是怀着不相信的态度;他看到红军数量少了,便唯有向西退却,他主张退到西康西宁,再有机会才出来。

  这是看不到革命的形势,看不到阶级力量的变动,于是乎看不到革命的力量,因此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战略上不能不向西跑。

  在西欧是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中国,国民党和军阀的传统在党内也可能产生。国共合作中,CP许多加入过国民党,这种传统可以传染到党内来。只有在马列主义强烈地方才可以避免这些传染,否则这一传染很可以发展起来。他是我们党中标本的东西。他是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中党内反映最明显的表示:如家长主义,干部政策,独裁,否认党的领导,等等,确实是如此的。国民党的政客式的办法,在国焘同志身上反映出来许多。他是代表,并且发扬了许多。实际上这正是反映许多封建的办法。他把这一传统拿到党内发挥了,并且土匪主义的发挥比国民党的军队还坏。烧杀政策比任何国民党的军队还坏得多。这是降低党的作用,并且他的恶果还无限制的发展。这是他在四方面军中军阀主义充分的发展。

  国焘在党内的很深的派别成见是不可分离的。六次大会当中,他的右的倾向是受了严厉打击的。于是他就大不满意。他在莫斯科时,充分表现了他的派别活动,反对了支部局,反对了东方部。他的派别成见在向国际承认了错误之后,依然没有消灭。

  及至四中全会后他回国,他根本看不起那时的中央,以为绍禹、洛甫同志他们都是书生。到了鄂豫皖以后,他根本不愿意传达中央的指示,及至到通南巴接到中央的指示,便更不高兴了。及至看到中央红军到时,看到部队的疲劳,便借此机会充分发挥其国民党的办法,想争取党内的领导,于是用了一切政客式的手段和阴谋。

  国焘路线是由于这些东西产生出来的。他的机械的认识,加上国民党的意识,再加上军阀土匪主义,便形成了路线。在鄂豫皖时还不能说已形成一个路线,因为那地方已有党的基础。肃反路线是形成了。三次“围剿”后,开始退却路线的萌芽。我承认当时中央的估计,退出鄂豫皖为过早是正确的。今天根据材料可以下这个结论。当时他应当可以配合各苏区,巩固根据地。

  及至到通南巴时期,在占领巴州的期间以前,这中间还不是路线的错误。开始进入通南巴时还未形成路线。当收紧阵地以后,刘湘的进攻又来了,经济难了,地方又小了,于是路线便形成起来了。和群众脱离起来了,群众的关系很坏,杀人又多,于是路线上的错误便开始。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发展最高峰。

  到十二月决议传达后,他表面上承认了这东西。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转变。由向西受打击以后,他开始放下这东西,但并未了解自己的错误。他并没有认真了解自己的错误。

  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很大的。若果不是这样恶果,中国苏维埃运动可不致仅仅是如此的局面。鄂豫皖不退出,可以保持湘鄂西,或者在那种情势下,不必招致中央苏区的军事错误,洪湖也不必退出。这是受了很大的损的。

  如果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那时正是我们(二、六军)打破了敌人“围剿”的时候,我们估计那时一、四方面军会合一定打川陕甘以及鄂豫的地区,则蒋介石必定用很大力量来对付我们,我们在长江南岸可以保持很大的影响。但是没有能够如此,这是很大的损失。使得我们也不能立足。

  会合以后,张国焘不能依照川陕甘地区的创立,是第二个大的损失。如果时候能够如此做,则力量可以增大两倍以上,二、六军在长江南岸也可以有大的发展。那么统一战线的影响可以更大。这对苏维埃运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南下实际上是极大的错误,南下使四方面军的力量消耗了很大。

  国焘路线使党的影响也受了削弱了。这对苏维埃的威信降低了。四方面军的损失——西路军——一是国焘路线造成的严重的恶果。

  由国焘的错误估计其前途。他的估计和罗章龙右派有其共同点。六次大会上他的同盟者正是罗章龙,还提议陈独秀仍然当中央书记。他们和取消派也是共通的。六次大会不久,独秀不久就退出去了,罗章龙后来也同样出了党,及至南京一路去了。国焘在莫斯科的小组织中,和托派是接近的,这接近并不是偶然的。国焘的估计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六次大会时否认高潮到来的理论,这和托派的估计是共通的。陈独秀的理论还不至于如他一样的封建影响有所带上。国焘是不同意统一战线的。他如果在这时候不受到党大力的洗礼,将来继续发展可以完全反对党的策略,和陈独秀、罗章龙、托派同流合污,而受日寇利用,反对中国革命。

  今日当然不是说已到如此地步了,今日还是党内的斗争。

  国焘有许多错误,但也有许多成绩(党的创造者),我们希望他深刻的揭露自己的错误,回到列宁主义的路上来。他过去思想上是反列宁主义的发展,现在应该放弃派别的观念、反列宁主义的思想,而恢复列宁主义的观念,否则会抹煞自己的光荣的。他应该放弃自己的错误。

  博古的发言:同志们,几天会议已经把国焘路线的实质经过与恶果,都揭破了,这证明党的进步,首先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很热烈的发言,剩下来的话已经不多了。

  国焘路线形成的出发点。首先是对整个形势的估计:他在道孚报告中说目前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所谓两个高潮之间,就是处在反动时期。他认为五次“围剿”中央红军退出苏区,他便以为是反动时期,所以他整个策略便在这一基础上,所以他拼命的反对“吹牛皮”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作这样的估计。国焘同志所谓冷静的估计,是冷静到没有血的估计,他所谓“堪察加”。丁文江曾申明这一计划,主张中国要退到四川,以为四川边境为堪察加。在他的“告同志书”内说得很明白。正在中央苏区红军粉碎四次“围剿”时,他要鄂豫皖游击队为前线,他自己带四方面军为后方。在通南巴时,他自己对于革命很“谦虚”的,他对担当革命任务上只是组织后方。谦虚是要的,应该对于党内领导上,占领地位上谦虚些!而于革命任务应该勇敢些,不然,便是革命斗争中开小差。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我说:建立根据地应在领导全国革命意义上。他对革命根据地便根本没有决心,发明一种建立根据地要在最落后地区。你错了,不是最落后,而是比较落后。并且争论是一事,而他的行动又是一回事,他是要离开中国本部而到游牧地区。他说中央要到苏联去,其实是他自己要到苏联去,他要离开中国,离开苏维埃运动。他第一步改为联邦政府,以后就卷起来。王稼祥说,你的路线发展下去一定要苏维埃旗帜变色。事实完全证明了。

  国焘同志悲观消极到什么程度?他对一、三军团的估计,是认为一定要被消灭的,中央被消灭,他便以伪中央来代替。总算马克思在天之灵,我们都胜利的到达了陕北。可是不幸得很,没有满足国焘同志的愿望。如果国焘同志那时把四方面军也带来了,中国的统一战线形势更好。无论怎样看,国焘路线完全是退却的。

  十二月决议,是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国焘认为是反对一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他同我们新的路线的分歧:①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日本,而他认为是一切帝国主义。②我们是民族统一战线,而他认为是下层统一战线,而对于上统一战线一口拒绝。并说那个要建立上层统一战线是幻想,一指陕北同志,是说中央。③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到底那个重要没有说,实际就是反对中央对于民族革命为主要的提纲,就是拒绝中央基本的提纲。

  他这种“理论”,就发展至成为西安事变时候的主张杀蒋介石,而实际上依然退却逃跑的路线。他在西安事变刚发生的时候,就提出“四十八个质问”,其中有“西安事变失败后必来一个大反动时期,那时怎办”?这种议会质问的方式中充分表现出他的退却逃跑观念。

  因此不论那一时候,我们和国焘始终有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这两个是很基本的东西。国焘在由现在看过去中,始终表明“没有路线上的分歧”,但是实际上他承认为“分歧路线”期间只有两个半月。如果照他的话,鄂豫皖和通南巴时候是“一般正确”的,路线上错误实际才在“会合以后”。总而言之,他明白了在党的全体压力下,红大同志们明白了国焘路线的实质下,不得不承认是路线上错误了,但尽力缩小其错误,化小事为无事之类的观念到处表现出来。

  关于军阀主义、肃反问题。国焘同志可以说,肃反错误决不只我这里。然则这肃反路线的实质是什么?其他苏区的肃反的目的,错误无非是在巩固苏维埃和党的目的下,而国焘的基本错误在于将肃反看作是反党反中央的斗争工具,只当作是巩固自己个人威信的工具。这是绝对非共产党的罪恶行为,绝对不能容许的。(鼓掌)

  党的建设的理论,第一,他说党是自由的,因此纪律上不能如军队一样,要自由;第二,他说国内革命战争中党内民主要限制。这是自己打嘴巴。但是实际上,第一是对中央的,要他行动自由;第二是来反对下层干部的,好维持自己的地位。

  党的领导威信问题。国焘路线下“反领导”可以成为到保卫局的罪名之一,但是他自己有完全的权力可以反中央。关于工会政策。贫农团,苏维埃的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决议案和实际工作完全不相同。这些决议案许多写得不错,但实际上证明这些决议只是拿来骗党员的,骗中央的。这些决议那个写的?坐在保卫局的廖承志写的。决议案可以在保卫局中有“反革命嫌疑”的人来写,这证明机会主义的本领,实际上只是拿来骗人。因此问题的本质是实际工作的执行,不要看什么决议案。五天的会议中都是实际工作的检查,而动手放火的人也在这里,这怎样办呢?

  干部政策,用拍马代替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影子都看不到。用个人独裁代替集体领导。

  关于国焘路线的历史根源。这里讲的人许多了。首先必须说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军阀的混战,封建的残余等。这种环境必定会反映到党内的。党内有许多进步的人,但开始时也参加了许多离开共产主义很远的人物,如戴季陶便是一例。

  在全国斗争运动中间,新的力量团结起来了。有些老的份子给推出去了,有些吓倒了。首先戴季陶出来了,其次陈独秀出来了;这个苏维埃高潮中,又有新的人动摇了,可是一般的党内更加巩固了。

  国焘是代表“五四”时代小资产阶级意愿,自称为共产主义的人物。因此,在每次斗争中,他总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各种各式的形式。国焘是党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机会主义发起人之一。这话是有部分的真理。1924年以前,他反对加入国民党。大革命时代是一百八十度的机会主义。再过一个时期,在农民环境包围的时候,便表现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肃反中成为疯狂的屠杀。因此在中国革命的每一阶段的斗争中,都和反对国焘的机会主义不可分离。如果不反对土匪军阀的方法,那就使苏维埃运动不能得到胜利。

  我希望中国革命今后的历史上,国焘也可以成为与以前不同的名字,再不是机会主义,而是拥护党的路线。我们愿意加强革命阵线的力量,但不愿意渗杂以捣乱的力量。因此我们不得不要求他们立即放弃他们的阴谋和手段,小组织,回到党的路线下面来。

  洛甫的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的揭发出来了。这对全党及犯这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

  (一)什么叫国焘路线?

  许多人已说及了。这是政治上的错误出发由对革命的机会主义的估计出发。否则不能解释这个问题,而这正是国焘所不愿说的。我们却非说不可,因为路线不是开玩笑的。

  他这机会主义的估计,是由于估计革命的不足,以为反动时期的到来,夸大敌人的力量(如夸大日本的力量,红军即使有十倍也不能打日本等),把日本描写成为很大的力量,与五十年抗日论,堪察加理论差不多的,国民党还不曾这样做,国焘就老实执行起来。对于蒋介石也最怕的。他看见胡宗南就跑。

  在右倾的空谈中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国民党的统治中有许多矛盾,过份的夸大敌人的力量。可是对自己革命的力量却估计得少得很(如对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估计)。因多了几杆枪,革命形势高涨了;枪少了几根,革命形势低落了。看枪杆的多少来决定问题,对革命形势是悲观失望的。对全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同是如此。西安事变的时候也预备了开小差的计划。表面上要打胡宗南,实际上要开小差到甘肃的弄堂。因此他自己感觉无限的孤立,躲到蒋介石部队不能来的地方便是最好。这是必然的,唯有是逃跑,开小差。

  因此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

  其次是军阀土匪主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两者差不多的。他在军队中只创造个人的系统,实行他个人的独裁的制度。四川是军阀制度,因此也来个粉红色的军阀制度。这样自然不能要求红军中绝对的党的领导。于是乎红军中传令兵制度建立起来了,为的要建立他的个人专制,他由这些传令兵中提拔自己的干部,当师长当军长当团长,为的对自己的忠实。对干部总用欺骗拢络的办法,由此出发而产生出他的肃反,反对他的,忠实于党的同志,就“肃”掉了。博古同志说得正确,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

  他正是实力派,他是中国共产党中标本的实力派。什么是实力派?枪杆子高于一切。我们会合了,他一看,这只有这么多枪?于是乎一切吞并的手段和阴谋都来了。后来公开发展到要书记当,要当总政委等。枪枝的多少决定了他以后的一切,军权超过于一切。以后所有的这些都是这一套,完全与共产党相反的。

  于是群众问题就完全可以不讲。如何压迫群众,剥削群众,就是他的想头。抢、烧、杀,这一切都是违反群众利益的。国焘路线下的东西就是派粮派款派捐,这正是军阀的手段。他的这一路线只是军阀主义的新的发展和阶段。不特是个军阀的残余,而且是标本式的军阀主义,还是满硬扎的东西。这个军阀主义杀人厉害,也许说是张献忠主义还妥当。

  其三他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

  由上面看来,反党反中央——自然客观上就是反国际——的活动自然非常明显。他的反党反中央的活动从鄂豫皖时反中央分局便已开始,肃清中央去的干部,反对泽民等。他加尾巴的那封信还是温和的,以前还有更厉害的封信。所以中央派进去的干部,他总请进保卫局。他对中央只是发捷报。自然中央只知道他缴了好几十万枝枪,全四川俱是苏区了。

  到了通南巴以后,依然是反中央。他的反党反中央的根源老早开始了,因此他成立第二中央是必然的结果,他的反党反中央是和国焘路线密切联系起来不可分离的。

  总之国焘路线或主义就是:

  1.右倾机会主义,

  2.军阀土匪主义,

  3.反党反中央的主义。

  (二)国焘路线的发生、发展以至破产。

  第一,国焘在鄂豫皖时一般是正确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第一,那里有群众的基础,有党的气味,有党的老的基础;第二有中央分局的领导,并且后方苏维埃党的工作不归他管,他只是在前方,地方党的工作主要是由泽民同志主持的,前方的工作还有曾中生、倪志亮一下子未肃清的“残余”。自然,那时他是在未经过步骤发展之前,他自然不能这么快来。他四中全会时说过很多漂亮话,所以他还是不能把这些话一时丢掉,何况那时鄂豫皖和中央还有密切的关系。

  那时候国焘便已开始了他的错误。

  首先,与泽民的争,破坏一切拥护党的干部的威信。其次,他拼命搞红军以建立他个人的威信,以造成前方和后方的对立。他这些错误已经在开始,不过未敢明目张胆而已。

  这时期,肃反的开始,虽然许继慎之肃反正确(许继慎:中央追认的军事家之一,安徽六安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连、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等职,北伐时有战功。后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3月任红军第一军军长。1931年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和中共皖西军委分会主席兼第十二师师长。曾对张国焘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同年10月在河南光山白雀园被杀害。党的七大为许继慎同志平反昭雪,并追认为烈士),可是及至最后已全部错误了,形成为他个人巩固地位的工具。

  其三,他对许多政策已经不了解,以“打”打代替一切。原则问题他弄不清楚,红军和地方的关系已经乌七八糟了。

  其四,他轻易地脱离苏区,连贺龙同志追了四天也追不上。确实一溜烟地跑了。连泽民也不知道。

  因此在鄂豫皖时已开始他的错误,许多问题已发展到严重的错误(肃反)。这时候一般还是正确的。西征中他的错误继续发展。

  第二,通南巴便是他最后完全的形成路线上错误的时期。

  这时候不论从那一方面的工作都是错了的。没有一个正确的路线去指导工作。同志们也如此说,事实上也如此。

  为什么初到通南巴时红军能有发展?

  一、四川军阀的压迫下群众的痛苦,群众要求革命,有如此的基础。

  二、共产党红军的威望在群众中是很高的,红军在长期斗争中建立了威望。

  三、四川有地方党的组织,等你来大家起来响应。如王维舟同志。

  四、开始的时候,多多少少执行了代表红军的政策。开始打土豪,减低捐税等。

  所以我们说,四方面军到四川后得到群众的拥护,是有原因的。但后来越来越坏了。收紧阵地的困难,使错误路线的实质完全暴露,以至被群众赶出来,许多地方起了暴动。结果最后的证明便是群众的反对,群众反对这样的军队。所以军队越驻越久,群众便越来越少。因此国焘到一个地方并没有创立根据地的企图,只是吃橘子一样,汁完了他就跑了。通南巴并不是苏区,是红军经过地区而已。

  为什么会打胜仗?国焘说打胜仗还是有正确的路线?

  1.有这样好的环境,这环境确实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2.四方面军中有许多英勇的共产党员,他并不是来拥护个人的,是来革命的。所以才能打胜仗。

  3.大家以为国焘确实是代表党的,许多人都以为他就是党,于是大家连他的说话都学起来,他利用党的威信来进行私人的工作。那时候他的马脚还没有暴出来的。

  打胜仗是有原因的。这不能证明他路线上正确,而是有些原因。因为这个部队还是红军。

  他的所谓有群众拥护,有打胜仗的解释,是要附加解释。

  第三,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期。路线在通南巴时已形成,这时是张国焘路线形成第二党的开始。这再不是小组织了,这是公开的“开除”中央的第二党。他是反对共产党的第二党。

  第四时期,他取消“中央”成立西北局,这是国焘路线破产的开始。这有许多原因:第一,南下失败,雅州占领失败了。第二,番民区域的根据地创不起来,他那时候只是肃清草地;于是乎他唯有北上了。他是总要摸一摸才知道的。第三,而后来二方面军来了,二方面军反抗他的路线,于是他在此压迫下,唯有放下“中央”的招牌。及后,四方面军中的干部,做了许多耐心的解释工作,(如朱德同志、伯承同志等)给他们作了重要的解释工作。第四,中央的路线胜利,使他感觉到这样下去不大妙。我们那时用了极大的忍耐,每步每步地引诱他,给他由洞中诱出来,否则大批干部与力量牺牲。于是乎我们给他打了许多电报,给他钩出来了。第五,四方面军中干部起了分化。许多同志开始怀疑他的路线,并且中央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问题。如昌浩、傅钟在洮州会议的分化,便是四方面军中最高干部的分化了。这一斗争是他最伤心的,因为众叛亲离,并且战士用脚来表示他们的反抗。国焘知道这样下去他唯有土崩瓦解。那会议上反对西北局会议的唯有国焘、纯全、李特等。所以国焘不得不北上,完全不自然的,不得已会合的。给人家硬推过来的,他自己并没有放弃其路线,并没有放弃其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十二月决议的分歧便是一例。他到了岷州之后还想向西,假如以后不是胡宗南的来一手,那队伍会向西的。他又将一切干部搞下去(如妇女团,青年先锋团),生怕给中央拿了这一力量。

  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红军未有的耻辱。这是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这是血的教训。这对于党是严重的教训。西路军同志的英勇艰苦,我们是佩服的。但是失败了。想将这责任推向中央,这企图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来,那四军、三十一军也无疑跟过去的。

  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和其过去的错误有联系: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主义,南昌暴动,六次大会,中大学生中的小组,(右派和托派的勾结)等等。这些历史是不必要多说的。由此可知,他的机会主义错误和过去的错误联系着,这些观点是他错误的一贯的线索,他的错必须由其过去的一贯性去看。

  国焘路线的社会根源:

  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的产物。是流氓农民意识军阀在党内的反映。党是和其他阶级发生关系的。一切意识可能渗进党内来。在城市的候,国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俘虏,在农村的时候,他是流氓农民的俘虏。党在各阶层的影响下,可以影响到党内,所以必须斗争,加紧党内斗争。

  国焘路线产生的恶果:

  只能说,是说不尽的,实际上的反革命的、下流无耻的行为。你杀群众,杀产党员,究竟帮助了谁?客观上完全是反革命。在党史上造成了最不洁的一页,降低了党的威信,是中央极大的污辱。给了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特别西路军的失败,是空前绝后的耻辱。

  一个错误路线一定会发生很大恶果,所以党必须和这些一切倾向作严重斗争。

  中央对于他曾经用尽一切手段,和各种的办法不断向他作斗争,给了他电报指示,解释工作。我们只求得争取战略方针的实现。我们用尽了让步的冷硬的方法,企图说服他,但他总不听。右路军甚至过了草地,后来拖转去蒙受最大的损失。达到最后,我们坚决执行我们的方针。这些文件俱在的。

  我们向同志们慢慢进行解释,我们今天才召集这个会议,也不是太迟了的。他初来时也不便如此提出来的。因为教育工作还没有开展。道理总是讲清楚的。这些都是斗争,方法是需要的,并且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国焘同志的承认错误问题。

  他的报告比较那篇文章进了一步,因为红大大部分的同志都认识为路线上的错误了。

  但是他的报告合不起头,他总说一切是正确,错误只有两个半月。一切是纠正了的,一切都正确的。

  实际上他承认的“基本错误”还差得很,他还没有基本上了解自己的错误。实际上我们对他的估计到现在还是正确的,但没有今天了解的如此丰富,了解其罪恶的如此黑暗。他的“承认”只是表面的,抽象的,没有生动的活的内容。我们说他的承认错误是不够的,应该丝毫无保留的揭发自己的错误。我们要求国焘同志从新来检查自己的错误,不要故意来争执数量上的问题,并由列宁主义的ABC从新学起。他到处杜撰列宁,这也正是他反对知识分子的原因。他所讲的列宁,其实列宁都没有讲的。冒充列宁是危险的。国焘要从新放下他的武器,由ABC学起。他的主义全没有列宁主义的气味。

  与国焘路线作斗争中应注意:

  1.无情揭发国焘主义来教育全党,教育同志。反对忽视这斗争,躲避这斗争的观点,否则党内不能一致的。过去的经验和现在不能脱离的,揭发过去的错误,是帮助将来的。

  2.要把反国焘主义的斗争和四方面军干部分开,反对以为反国焘主义就是反四方面军干部的反宣传和观点,这种观点是替国焘主义打掩护的。这责任是国焘担负的。四方面军干部大部分是英勇艰苦的。他们过去跟国焘走的原因,就是他取消了党内教育(国焘是愚民政策)和这些同志以为国焘就是党,实际上受了国焘的欺骗;以及国焘的恐怖政策。因此要将国焘主义的错误和四方面军干部分别开来。我们帮助他们来反对国焘路线,帮助他们的进步,加深他们的进步。现在国焘的老办法再不能奏效了。这证明四方面军下面的干部都是很好的。

  对国焘路线下牺牲的同志,中央是非常痛心的。

  3.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应采取报复主义。主要用说服教育的立场,使之转变,我们欢迎他们的每一步的进步,我们帮助他们的进步,我们主要的目的,在于帮助何、周、张的进步,帮助他们揭发自己的错误,要用同志的说服的办法。并且希望他们好好了解自己的错误。其犯错误的程度是有大小的,不应一律看待。自己犯了错误的要老老实实地揭发出来。

  4.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不要轻易相信,要看实际,要看具体的表现,只要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才相信。

  5.要彻底消灭张国焘主义,应注意下面问题:加强党内教育,使之能原则上解决问题,如此党的路线才能有保障,才是最好的保障。明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才可以“根绝国焘命线”。民主应该大大扩大。发展自我批评。这精神要发展,使干部成为勇敢积极的分子。

  提高全体同志的警惕性,对每个不正确的活动都能立即看出来,对每一小倾向都能克服,这才能保障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巩固。

  最后对国焘同志怎办?

  许多同志提出组织上做结论的请求,开除其中委、政委、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党籍等。我以为继续在红军中做工作是不行的,总政委、副主席是不行的。党的组织方面结论,现在不做结论。估计到几个问题:1.国焘同志是老同志,创设党的同志,虽有错误,还有功绩;2.国焘同志已开始承认错误(座中说:假的假的!),他已开始承认错误,我们应该帮助他。3.我们须要原则上团结一致,还要他在中央工作,这是主要的。以后在六中全会,七次大会上讨论他的问题。我以为党内不要太心急了!(鼓掌)

  会议在洛甫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之后,博古提议停止讨论,要国焘、纯全、何畏几个人表示态度。会议通过了博古的这一提议。纯全、何畏、张国焘即相继表态。

  纯全:听过各同志发言,我认为非常正确。

  这次会议又给我打了六〇六的针。

  我向来是自骄自大的,我以前初会着中央委员,我骂得很凶。现在我知道中央委员的行为完全与我所说的不同。我曾写信给前方及步兵三校,把我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承认了,但还不了解是路线上的错误。

  我认为在通南巴工作,不能说路线错误,而是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在这次会议揭发了,我很同意。国焘错误,军权高于一切,我是左膀。

  对于蒋介石问题,宗教问题,国焘是没有答复,证明他在政治领导上是破产的。对于供给制度、政治制度上,我都认为他是破产的。我在这次斗争中表现调和是由于狭隘经验,现在也是破产了。

  四方面军同志在这次斗争中是有进步的,这证明党的领导正确。

  我以后对中央领导是坚决拥护的,我坚决以行动担保,并要同志大家监视我。

  我反党的经过,对博古骂书生,对毛主席骂他老大官僚。我反党的原因,由于农民意识狭隘经验。

  我在鄂豫皖党的斗争中,我采取中立态度。我对国焘的信任不是偶然的,在鄂豫皖斗争时,第一次是与XX作斗争,我表示不满,与中生作斗争,我曾退席。我的宗派观点就是这时发生的。我虽然反对他,但对他的错误理论是赞助与发挥的。

  开始我对中央是没有怀疑的,在那次常委会上国焘是起了鼓动作用的。对于联邦政府问题,因为中央批评,我就觉得我没有错误,实际我对少数民族政策不了解。

  我打三个电报给中央,我是拥护国焘的。

  我对沙窝会议是积极反对的。

  对武力解决中央问题,我说:中央带这么多红军不打敌人,是自己解除武装。用武力解决中央我是没有说的。

  这次红军的损失要昌浩、国焘负责。

  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我要负积极领导的责任。

  (注:周纯全(1905—1985)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三年参加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省苏维埃保卫局局长兼鄂豫皖游击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兼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工学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校长,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省、安东省实业厅厅长,辽宁行署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部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何畏:中央宣布国焘路线的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

  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我只有诚恳接受这一错误。我坚决来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我对过去错误,我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坚决来改正错误。

  (注:何畏,后叛逃。根据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毛泽东在抗大检讨工作总结晚会上讲话:“抗大也有一何畏的溜了。”本来到晋东南打游击的,可是溜掉了。一查是溜到西安去打游击了。可知他已叛逃。)

  国焘:各位的发言,特别是几位中央局同志的发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犯了严重错误,恶果很大。

  我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大革命时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莫斯科又没有正确的立场,在四中全会,我是回到党的路线来。我的错误是由于派别观念的来源。是机械唯物论,是不懂共产主义ABC是自高自大,第二列宁,如同志所说“土司”。在错误中间对中央不尊重,发展到无原则,的确是罪恶。

  同志与我作斗争,我采取压制自我批评,如对陈赓同志的侮辱,以及对何礼华、朱光同志等的陷害,都是我极大的罪恶。

  我要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

  我对中央现在的路线是完全同意的。虽然有些不了解的地方,但没有对任何人说。同时,要声明在此没有小组织活动,但我因为我自己错误路线没有了解,没有积极帮助同志改正错误,这是我的错误。

  在这时,不是继续错误过程,而是改正错误过程。我现在宣布我的错误的破产,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天生(座中冷笑),同志们不要笑。我这种错误是不能再重复的。我必须声明不是辩护错误,在讨论中不能联系当时情形是有的,但所说的都是原则上的。我再没有理由使我说在通南巴路线是正确的,像轮奸妇女等等,是路线的错误。在鄂豫皖肃反,在后期也是路线的错误,对白区问题,就是不是路线错误,也是很严重的。十五军问题,肃反错误也是很严重的。对四次“围剿”,的确是犯了左倾,以后便转右倾。我认为突围是必要的,突围以后便犯了向西退却错误。

  在通南巴问题,我还不知道犯了这严重错误,现在事实上是路线错误。特别肃反问题上。但我还要声明几件事……(这里他推卸杀害曾中生、邝继勋等的责任,并污蔑邝继勋“犯了反革命错误”等,另外对一些具体问题,做了不少解释,本文从略)。

  这中间,张国焘在谈到关于抢劫、杀人,烧房子等问题时说:的确如泽东同志所说,这种烧杀,是断绝来路,永不再来。这是非常对的。

  接着,张国焘说:对于中央统一战线,我的确没有彻底了解。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不反对同志们对我的愤怒与无情的揭发,我同意要给我组织上的结论。

  但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就是不把我当党员看待,当反革命看待,当然是个别的同志。

  我认为与托派陈独秀等叛徒是有区别的。我的错误很严重,如同志们所说的无名肿毒等等,都是对的,但基本上的不同,我是站在共产国际方面的。

  虽然我错误的实质是反国际的,但另一方面我坚决愿意站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所以我有权利还请求把我当党员看待。

  我承认我是开始改正错误。我的支票相信是能兑现的。

  在张国焘表态后,博古说:听了三个同志最后的发言,虽然有程度的差别,但承认错误是更进一步的,这是值得欢迎的。

  在目前形势下,需要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团结,所以,他们的进步了解错误更值得欢迎。

  我提议在今天不是组织上的结论,因为改正错误要在实际行动中来改正,应该有一个时间。

  另一方面,他们都有过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国焘同志表示所开的支票兑现。所以,我提议在今天不做组织上的结论。

  为得挽救同志,是我们领导机关所应采取的态度。

  最后,洛甫说:同志们,对博古同志的提议怎样?

  座中说:同意!(会议终)

  (本文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分册》,中央党校出版社;耿仲琳  焦成毅供稿;转自“中红网”,有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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