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 > 历史 > 历史视野

党的早期文艺制度的生成及启示

周建华 · 2019-11-27 ·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阐发,再到文艺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际的结合,随党的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发展、党和军队两条线路“齐头并进”,最终在中央苏区汇流,形成了以“有效性”为最大特征的一整套严密的政治化组织为保障,以建构性政治教育活动及娱乐活动为中心的组织机制和社会空间。

  作者:周建华,文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西省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

  [摘 要]党的早期文艺制度是指党从五四到中央苏区时期之革命斗争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文艺制度,是整个党的文艺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阐发,再到文艺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际的结合,随党的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发展、党和军队两条线路“齐头并进”,最终在中央苏区汇流,形成了以“有效性”为最大特征的一整套严密的政治化组织为保障,以建构性政治教育活动及娱乐活动为中心的组织机制和社会空间。它包括组织系统、管理系统、活动系统和社会文化空间营造四个基本构成要素,这种独特的文艺制度架构,是环境选择和路径依赖的结果,是党的宝贵的理论财富,但也须警惕路径锁定所可能造成的僵化效应。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制度;制度生成;路径依赖;有效性

  治现代文学者研究现代文学制度时,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制度转型和延安文学制度者居多,而很少关注中共早期,即从五四到中央苏区时期对于文艺制度建设所做出的努力。与延安文艺相比,中央苏区文艺既缺乏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也没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样系统的文艺理论建构,五四和左联时期,貌似只是一些文学社团和文学活动,谈不上制度建构。这些“不足”导致人们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共识”:延安文艺以前,党没有成型的文学制度,没有深刻地理解到革命“宣传”天然地包含文艺,它作为一种“武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体系核心范畴,直至如今。“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党的文艺活动的建构、文艺组织的建设、文艺制度的建立等肇基于五四爱国运动时期,飞速发展于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在其政纲和各类文件中阐述了关于宣传、宣传与文艺的关系。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教育“训令”、《教育行政纲要》等的颁发,中国共产党、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关于宣传与文艺的关系,终于以政府的成熟法令法规形式得到确认并被用来指导文艺实践,党的早期文艺制度得以最终形成。

  一、革命形势发展与文艺出场

  在党的革命活动中,文艺一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延安文艺制度形成之前,文艺进入党的革命视阈,逐渐经历了通过文学革新社会、改造社会到文艺成为宣传的一部分,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党的早期文艺制度。文艺在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中角色地位的变化,源于党的革命形势的变化。

  五四时代,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萌生阶段,关于革命、关于文学、文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带有五四的鲜明烙印。五四运动的发生,意味着中国现代革命从启蒙走向救亡,“本来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转而亲近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走上街头,亲自散发传单,表明自己的革命选择:“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李大钊是较早关注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关系的知识分子,他通过《俄罗斯革命之远因近因》《什么是新文学》《俄罗斯文学与革命》等一系列文章称颂俄国革命,称颂俄罗斯文学,赞颂俄罗斯文学为俄国社会“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将文学与革命相关联,视文学为改造社会的利器,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重要观念。在改造社会的诸多探索中,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阶级革命,他们对文学改造社会的重视不仅没有减弱,而且逐渐赋予文学以阶级的色彩。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入,更多共产党人认识到文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重要关系。茅盾主张作家创作要表现社会生活,尤其是在被迫害的国度里。成仿吾认为在一个良心病了的社会里,文学家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战士。邓中夏更是旗帜鲜明地认为“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如果一个诗人不亲历其境,那就他的作品总是揣测或幻想,不能深刻动人”。沈泽民与邓中夏抱持相似的观点,认为:“真真的革命文学也决不是把一些革命字眼放在纸上就算数……而是要走到无产阶级里面去!”面向现实生活,于实际的革命斗争有益,是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观区别于一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文学观的一个重要体现。这种观念不仅体现于他们的文学主张上,也彰显于党的纲领或决议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将“宣传”单列,与“工人组织”“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等并列,被视为党的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宣传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出版物上,如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从建党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利用各种传媒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切实地从事实际的宣传工作。通过创办刊物以唤醒国民的爱国精神和革命意识,在五四之后成为各种组织或团体的一种自觉选择。当时,上海的国民党人就先后创办了《星期评论》周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和《建设》等刊物,用来宣传革命,以实现重建“民国”之革命目的。建党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将《新青年》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1923年6月将其收编为自己的正式理论机关刊物。此外,它还创办了《向导》《中国青年》和《先锋》等刊物,陈独秀、瞿秋白、陈望道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媒体人,所不同的是,其他团体或组织多通过文学来唤醒国民的革命意识,党的传媒则多登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农生活状况等来阐扬自己的政策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影响巨大,使党对于文学的认识由社会革命的工具进入到具体的为阶级斗争服务,并开始着手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创立和文艺组织的建设,党对文艺的认知和管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的认识、宣传政策在1925年出现了重大变化,无形中大大加速了党对文艺制度的建构。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出了《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对宣传工作作出了部署。时隔九个月不到,1925年10月,中共第四届第二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再次推出《宣传问题决议案》,这不是关于宣传工作部署的简单重复,而是标志着党的宣传政策的重大转变。《宣传问题决议案》是一个关于革命如何行动的决议案,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提出“党的职任是吸收工人及革命的智识分子的群众,巩固并且发展我们党的势力于全国工人阶级之中,开始在乡村农民中工作,建筑党在农民群众的基础”,而要实现这种重大责任,党就“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而且“鼓动应当使群众了解,要使极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懂得,才能有力,所以应当用极通俗的言语文字”。与此前各种宣传决议最大的不同是,《宣传问题决议案》将眼光倾注于乡村和农民身上,而且是直接建立党在农民中的基础,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由理论宣传开始向实际的群众斗争启发转化。文学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张扬逐渐形成热潮,激进青年主张通过文学“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沈泽民、蒋光慈、茅盾等先后发表了《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和《论无产阶级艺术》等多篇文章讨论无产阶级文学,认为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工人的罢工运动,“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成仿吾、应修人、潘漠华等则干脆参加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用鲁迅的话说是,“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铁和血,就是实际的革命斗争,源于由哀悼孙中山演变而来的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活动,兴起于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从中见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文学与实际斗争的结合得到初步的实践和检验。某种程度而言,《宣传问题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对瞬息万变的国内革命局势的回应,预示了文艺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中未来的角色地位。

  这个预示很快在《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的决议中得到清晰的呈现。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会上做出了《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诞生于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生存状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内容分为“煽动”“宣传”和“刊物”三个部分,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为党的生存服务,是这个决议的核心。该决议第二部分“宣传”之第十五条提出,党员要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利用新剧团体这一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建议及报告苏联状况等等”。将文艺与实际的阶级斗争结合,利用各种机会参加或组建各种团体,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无产阶级文学成为党最为迫切的行动需要。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走上独立宣传革命的道路,宣传成为革命斗争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并逐渐在党和其组建的工农红军中得到丰富、完善。

  结束革命文学论争,成立左联,是党自觉将文学纳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党的早期文艺制度的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它结束了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各自为政、斗争对象错误、理论阐释混乱的状况。左联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其一,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决定左联的主要工作方针是:1.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2.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3.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4.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5.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其二,大量而系统地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产生了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其三,掀起了文艺大众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际的结合,它“从击破资产阶级文学影响争取领导权的阶段转入积极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组织活动时期”。左翼文艺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创造后来被瞿秋白运用于中央苏区文艺实践,为构建党的早期文艺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积累。

  红军在革命斗争中将文艺纳入宣传工作,逐渐形成具体的制度规范。井冈山时期,红军就注重在行军途中活跃气氛、鼓动士气,“不管在行军路上,还是在战斗间隙,部队营地总是歌声不断,”战士们自娱性的文艺活动,却“带给部队以很大的鼓舞和振奋”。文艺活动就这样广泛地开展了起来,文艺表演逐渐成为祝捷大会的“标准配置”,“每逢部队打了胜仗,战士们情绪高昂,营地里除了群众性唱歌外,多开文艺晚会助兴”。后来红四军下了山,“部队中便有了‘工农运动委员会’以及相应的组织,有的领导同志也开始有意识的做文艺工作”。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报告分为八个方面,从如何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到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处理,从党的组织问题到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等,做了全方位的阐述。这是军队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将文艺置于自身建设之中。跟以前党内关于宣传工作的若干“决议”相比,这个“决议”的最大特征就是细致地规范了红军的宣传工作:首先它将宣传工作与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具体而现实的任务直接挂起钩来;其次是真正将各种文艺形式纳入宣传工作的技术手段中,文艺得以在各种宣传工具中脱颖而出;再次是建立正规的宣传队,选拔红军士兵中的优秀分子做宣传员,为后来各种文艺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模板和人才储备。

  革命文学的理论倡导与革命宣传的文艺实践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形成了汇流。在初创之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军虽然暂时站稳了脚跟,但处境极为险恶,过去的宣传无论是内容,还是策略、方法等都已经无法满足支撑苏维埃政权的需要,必须通过系统的宣传体系的建设建立起与根据地群众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然而,中央苏区将通过怎样的文宣系统来维持这个“重大工作”,它又将取怎样的路径将文艺纳入宣传系统,值得人们思考。

  二、党的早期文艺制度的生成

  文艺服务于苏维埃政权的生存需要,其功能是教育与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以“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方面的建设。”这一“规定性”决定了文艺“宣传”的基本属性和发展的基本空间与形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之后,没有设立文化部和宣传部,而是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代之,下设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编审局和巡视委员会,初等及高等教育两局协同管理普通教育,艺术局协同社会教育局管理社会工作。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下面相应设立省、县、区教育部,各级教育部均设有普通教育科、社会教育科,普通教育科管理成年补习教育、青年教育和儿童教育,社会教育科管理俱乐部、地方报纸、书报阅览所、革命博物馆及巡回演讲等。具体而言,主要分两条路径从事革命教育和宣传:一是通过普通教育,即学校教育,将党和政府的政策、理念等纳入日常的教育过程的同时,还通过学校附设的各种组织如俱乐部、剧团等以文艺的形式进行宣传普及;二是通过各种社团、组织,以生动活泼的游艺或文艺形式对工农兵进行宣传。“各级教育部除直接指导所办学校外,必须负责协助或领导各种社会教育及一般文化革命运动的团体……社会教育方面,尤须依据群众的俱乐部,工农剧社,苏维埃剧团,工农通信协会,赤色体育会……尤其是消灭文盲协会,应当同这些团体建立最密切的关系以文化教育方针上的领导。”

  军队方面,除保持和强化了原有的政治部、宣传队建设之外,还成立了士兵会、识字班、俱乐部、列宁室和举办短期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力度。1931年5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召集三军团及军一级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做出了《政治工作决议》,就政治训练、群众工作、宣传队工作等七个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包括士兵会和识字班的建设问题。士兵会建设上,每一伙食单位成立一个士兵会,以班为单位,建立小组。下面设有文化运动委员会,分识字股、墙报股、讲演股、娱乐股,负责群众工作和文化运动。士兵会之外,还设有识字班,按照识字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班,实行分班教学,教材是各种文件的传单、标语、条令、通报、采买条等,目的是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1931年10月4日,红三军团政治部发布通令,“建立红军政治教育的经常工作,坚决执行‘五一二’政治工作会议决议”,对过去的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检讨和修订,提出了举办短期训练班,设立俱乐部和列宁室等举措,每一级的宣传和娱乐组织都由同级政治委员具体负责管理,以加强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及对士兵进行娱乐化教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于1934年4月颁布《俱乐部纲要》,规定“俱乐部是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之一。俱乐部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是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第一号召的;都应当是为着革命战争、为着反对封建及资产阶级意识的斗争的”,而且“凡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加入他所在地方的某一俱乐部;非公民而能担负俱乐部工作并无违反苏维埃法令的行为者,亦得加入”。通过军队和地方俱乐部,整个中央苏区,从士兵到普通群众都被有效地组织了起来,纳入到苏维埃政府统一高效的宣传机器之中。

  通过上述对政府和军队两条线路关于宣传和娱乐组织建设的梳理,我们清晰地发现:中央苏区没有一般国家的文学出版与消费市场,而是政权机构(组织)及其组织的一些具有突出教育意义的简易文艺活动,这些机构(组织)背后都有强大的政权力量作为支撑。无论是苏维埃政府对文艺组织的建设,抑或军队关于文艺组织的建设,都鲜明地继承和强化了党和军队原有的宣传方法和路径,即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和组织性宣传活动,达成宣传和教育之目的。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诺思在研究西方经济制度变迁时发现,“有效”是影响社会和经济生活生存的重要因素。“在历史进程中,无效的制度会被扬弃,有效的制度会存活下来,因此,更有效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形式是逐渐演进而来的。”他还发现,正是由于社会组织的演进,才最终改变了社会制度,组织与制度是一种共生关系,它们随着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结构而演进,组织中的人们对机会变化的认识与反馈反过来又影响了他们对组织的认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究竟将建立怎样的文艺制度,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目标和主观意愿,但囿于急迫的生存需要,文艺制度架构的有效性才是它的首选。因此,建立一套严密而完善的组织架构,将全民组织和动员起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推动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的保卫战争成为党的不二选择。于是,党和军队过去关于宣传组织建设及宣传活动的经验,就成了怎样建设、依据什么建设这套组织架构可资借鉴的对象。一是许多组织和团体名称非常熟悉,如俱乐部、补习学校、消灭文盲协会、宣传队和列宁室等,它们或为建党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或为军队宣传工作的重要组织;二是相较过去的管理,组织更加严密,管理得到强化,每一级组织或团体都必须接受上一级的绝对领导、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形成党领导下绝对统一的组织系统;三是将文艺活动与政治教育糅合在一起,文艺活动与政治教育相互促进,形成精神愉悦与政治熏染的内在统一。换言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宣传系统建基于原有宣传框架基础,是对原有宣传框架的继承和创新。

  制度变迁过程中,除选择的有效性之外,还受到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性的影响。制度变迁中的报酬递增主要受四个因素制约:第一,制度重新创立时的建设成本越高,重建的可能性越低,即成本效应;第二,与现存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社会知识累积度越高,制度建设平均成本越低;第三,通过合约与其他组织和团体在互助活动中的协调效应,即人们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与其他行动者共享相同的路径会带来认可现行制度的成倍优势;第四,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即某项制度一旦通过并实行就会排除被其他替代方案干扰的可能性。对过去宣传框架的继承减少了苏维埃政府制度建设的成本,群众对熟悉的宣传套路的适应与运用增加了他们对既有方法的认可度,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如劳动群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红军子弟入校读书享受减免学费、赠送学习用品等优待措施,则进一步强化了群众的制度认同,排除了其他替代方案干扰的可能性。当时一首流行的《晚会》歌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开晚会,开晚会,许多儿童来到会,儿童年纪虽然小,唱歌游戏样样会,做活报,更有味。开晚会,开晚会,许多妇女来到会,从前妇女不出门,如今妇女参加会,她跳舞,更有味。一些重大节日更是热闹非凡,各地群众大会往往要持续三天之久。

  如果说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强化了制度选择的“正当性”的话,“路径依赖”则昭示了制度选择的应然性。所谓路径依赖,“是指过去的制度选择对现在和将来的制度产生的重要影响,制度在变迁过程中总是表现出对以往制度形式和变迁历史的高度依赖性,即初始选择的制度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一个既定的路径演进而且很难被其他更优的制度体系所代替”。党的早期文艺制度建设是以宣传为主要功能的,从最初的社会革命到如今的阶级革命,这一中心任务始终没有改变。“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性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文艺制度的建设,其路径选择与制度架构设计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党的早期文艺制度不是以文艺生产、流通和消费为核心的一整套文艺保障机制和社会空间,而是以一整套严密的政治化组织为保障,以建构性政治教育活动及娱乐活动为中心的组织机制和社会空间。

  三、党的早期文艺制度构成要素及启示

  有学者将文艺制度具体化为“物态化”和“意识形态化”两个方面,物态化的文艺制度包括体制、建制、设施、组织、社团等,意识形态化的文艺制度包括方针、政策、措施、规定及其文化传统和文化惯例等。另一种是具体化为“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两个方面,“外部结构”一般指“法律、规章、出版、会议、文件等大量的制度‘软件系统’”,“内部结构”则包括“文学思潮、现象、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等‘硬件系统’”。按照上述划分法,将党的早期文艺制度划分为“物态化”和“意识形态化”或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个方面似乎亦无多少不妥,实则无法真正反映它的实质。党的早期文艺制度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有效性”,即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宣传功能。在这个功能实现的过程中,相关组织系统、管理系统、活动系统以及社会文化空间营造密切配合,强力、高效,成为奠定党的早期文艺制度的四根支柱。

  一是组织系统,主要包括两个子系统:政府(党务)系统、军队系统。政府系统一线,硬件方面,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为最高领导机构,包括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等及其下属师范学校、苏维埃剧团、俱乐部和各级协会等的一整套组织架构。软件方面,则指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及其下属各级组织颁布的各种纲要、法规、简章或章程等,如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教育行政纲要》(1934.4),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的《苏维埃剧团组织法》(1934.4)、工农剧社第三次会员大会通过的《工农剧社简章》(1931.11)等。军队一线,硬件方面,包括军或纵队下设的宣传中队,中队下设的宣传分队,师级单位建设的俱乐部、俱乐部下设的列宁室,以及连级单位设立的士兵会、识字班等。软件方面,则是指这些组织的管理单位或组织自身做出的各种决议、章程和活动规范,如《古田会议决议》(1929.12)之“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红三军团政治部通告》(1931.10)、《红四军团以上宣传会议决议案》(1932.2)等。

  二是管理系统,主要指各级相关宣传组织的管理机构,大致包括管理者、管理理念(思想)和组织结构等,与组织系统构成一体的两面。如果说组织系统更侧重于硬件方面的组织存在的话,管理系统则比较侧重于软件方面的管理者及其思想理念等,但又区别于一般的组织章程或法令等,这也是党的早期文艺制度非常特殊之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省、县、区及乡教育部,属垂直行政机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教育方针及政策上领导全国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各级教育部长的人选由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苏维埃代表大会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贯彻其政治理想和价值取向。军队中的宣传中队与下属支队、俱乐部与下属列宁室或士兵会等亦属垂直式管理,俱乐部和士兵会的组织法由总政治部起草依照办理,它们受政治委员或政治部指派之指导员的指挥。驾驭军队宣传工作这架马车的是政治部。政治部是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混合机关,也是施行“政治教育,党的工作发展并巩固红色战士的政治基础消灭红军中一切不良现象和习惯巩固红军战斗力的政治机关”。它的管理者——政治委员,是红军中苏维埃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贯彻中国共产党之政治理念,通过阶级教育、革命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每个战士明了他的阶级政治任务,提高红军的战斗力。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各级宣传机构中的强大存在与坚强领导,才使得其政治理念得以顺利贯彻并得以高效宣传,组织因高效的管理而得以强化。

  三是活动系统,它与一般文艺制度中的出版和流通环节类似,但又有较大区别,主要指与宣传相关的具体文艺活动单位及其活动。中央苏区文艺活动系统的构成包括相关文艺作品的出版与流通,如《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报刊上登载诗歌、散文、山歌小调及美术作品等,更主要的还是通过文艺活动从事宣传之工农剧社、蓝衫团、高尔基戏剧学校、俱乐部、列宁室等文艺娱乐社团和教育为主、娱乐为辅的宣传队、士兵会等宣传教育组织及其相关文艺娱乐活动,此外,列宁小学、成人补习学校、识字班等教育组织及其教育活动等。活动系统与组织系统存在交集,但又有鲜明区别,组织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性结构,活动系统强调的是具体的文娱活动。因此,活动系统中,文艺娱乐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不仅是指那些盛大的动员晚会、祝捷晚会、节日化妆晚会,也包括那些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宣传的活报演出和歌舞表演、俱乐部等的娱乐活动等,活动之时间与地点、内容与形式、演员与群众构成等都具有深刻的建构化、意识形态化特质。

  四是社会文化空间营造。社会文化空间营造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包括执政理念、政策法规、组织形态、社会文化教育等,是与组织、管理、活动配套的一个系统。执政理念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自己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将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进行社会革命。1930年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进一步确认苏维埃政府“是极广泛的被压迫剥削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政权,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工农劳苦群众的解放而奋斗”。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这些纲领和法规从法律上确认了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苏维埃组织形态为工农当家作主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他们可以“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而且在选举时,被给予“特别的权利”,“增加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这种观念在地毯式的宣传教育和娱乐活动中被深深地植入群众的脑海,内化为群众自身的行动需求,为中央苏区营造积极的、革命的社会文化氛围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党的早期文艺制度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产物,在服务于党的革命斗争的重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的经验,给后人以启迪。其一,党的早期文艺制度的巨大成功仰赖于人民文艺的成功建构,坚持人民立场,构建人民文艺是它给予党的最宝贵的启示。人民文艺与党的宗旨具有内在的统一,在党的革命斗争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坚持人民为本,依靠人民、服务人民、赢得人民的支持是党革命成功的法宝,也是党的文艺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所在。其二,坚持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文艺方向,是党的早期文艺制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是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文艺为人民,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基本方向,凝聚了向心力,人民群众的革命有了领路人。其三,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是党的早期文艺制度取得成功的力量源泉。要释放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一是生活上物质要有保障,二是精神上的自由与身心愉悦。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激发了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和自豪感,补习学校、俱乐部、列宁室和工农剧社等的教育和娱乐活动则解决了他们长期以来因知识贫乏所产生的政治屈辱感,精神生活贫乏所导致的精神贫困感。当然,也应该警惕党的早期文艺制度形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路径锁定问题。路径依赖容易造成路径锁定,路径锁定有习惯的惰性,但受行动者主观动机的影响更大,行动者应该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对既有路径做出适时调整或重新选择。

  文艺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武库中非常重要的宣传武器是因革命需要而起,随革命形势发展而变化,在中央苏区形成文艺制度雏形,它的发展与成型具有文艺的非典型特征。重新检视党的早期文艺制度,可以辨认出文艺是如何进入宣传视域,被重视、建构,又是如何与政权水乳交融、合为一体的。纠结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是非,党的早期文艺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选择与路径更值得人们思考,与结果相比,过程给人们更为理性的呈现。党的早期文艺制度的成型是特殊政治环境中的选择,其路径选择背后的行为习惯、社会心理诸因素不容忽视。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难以成为常态。当“特殊”不再,“常态”成为常态之时,它是否还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它是应该沿着既有的路径发展,抑或应做出怎样的变革呢?当代文艺发展中的种种矛盾现象也许可以从中发现值得深入思考的路径。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晨钟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wyzxwz1226)

收藏

心情表态

今日头条

点击排行

  • 两日热点
  • 一周热点
  • 一月热点
  • 心情
  1. “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重要吗?
  2. ​毛岸英,怎一个冤字了得?!
  3. 毛主席谈流沙河为何美化抓壮丁
  4. 关于“香港区议会选举”的一些评论
  5. 搞垮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冒泡 —— 西域“欧阳锋”
  6. 犯罪民企岂能代表国家大局?
  7. 双石:回忆文字要慎重采信 ——说说有人对张国焘的一段回忆文字的演绎
  8. 互联网左翼开始线下战斗
  9. 望长城内外:评“优秀校友和捐款大户的子女大学可以破格录取”
  10. 钱昌明:“老百姓”该不该过问“国事”? ——兼论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
  1. 三天了 ,香港果然还是静悄悄
  2. 司马南:李嘉诚潘石屹们接盘国有,中国会怎么样?
  3. 今天关于香港的消息,都挺意味深长……
  4. 胡新民:“文革”期间,周总理见主席很难吗?
  5. 老田 | 党国余孽在香江(之一):政治上的“智障综合症”及其隔代传人
  6. “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重要吗?
  7. ​毛岸英,怎一个冤字了得?!
  8. 赴港公知陈秋实信了方舟子的鬼话,把自己烧得皮开肉绽···
  9. 孙锡良:老孙微评(该醒了!)
  10. 如何看待主席人生的两步
  1. 邋遢道人: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2. 丑牛:三十年河东 四十年河西
  3. 彭德怀回京“面谏”毛主席真相——毛主席和彭老总之间的这件事,必须说清楚
  4. 大寨精神没了,扶贫就是毒药!
  5. “中国模式”是个不姓社也不姓资的怪胎
  6. 三天了 ,香港果然还是静悄悄
  7. 曹征路:从突破边界到改变颜色
  8. 李嘉诚不再掩饰,集团总部撤下国旗区旗,继续"撤资",超40亿变卖大陆地产
  9. 退休养老多轨制—— 改革理当再启航!
  10. 丑牛 | 李昌平再“说实话”
  1. 一个黎城警卫眼中的毛主席
  2. 赴港公知陈秋实信了方舟子的鬼话,把自己烧得皮开肉绽···
  3. 乌有之乡公告
  4. 卫兴华:我国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其根源
  5. 撤点并校与农村孩子绝望的军备竞赛
  6. 这样的“战绩”是否要少宣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