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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要我革命"到"我要革命":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及成效

林棵 王建华 · 2019-11-28 · 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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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通讯员制度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加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同时补党报党刊宣传在群众中影响有限之不足,借鉴苏联的工农通讯员运动经验而建立的。

  工农通讯员制度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加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同时补党报党刊宣传在群众中影响有限之不足,借鉴苏联的工农通讯员运动经验而建立的。工农通讯员一般是从工农中挑选的具有一定知识和文化水平、能撰写稿件的人,或由从事宣传工作及与工农工作相关的人担任。通讯的内容涉及工农群众自身的生活情形、工作条件、家庭状况、对时事的感想、对政治问题的认识等方面。

  抗日战争时期,党延续和发展了这一制度,在陕甘宁边区采取工农通讯员写稿等形式,鼓励群众成为党报通讯员,通过写稿投稿来反映自身诉求或身边的革命实践。关于工农通讯员制度,当前已有一些研究,但有关其宣传与组织功能的一些复杂问题仍需厘清。例如,党出于何种现实原因而动员群众参加办报?动员路径中又曾存在何种偏向,后续又如何调整政策?

  基于此,本文拟结合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分析党为何以及如何开展工农通讯员相关工作,从而促使群众从“向我宣传”转变为“我要宣传”,进而在思想觉悟上从“要我革命”提高至“我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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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抗战新形势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

  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将群众动员起来,聚合并释放革命力量。如何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列宁认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能够教育读者密切关注政治,思考其中的意义以及影响。由此,工农通讯员制度在苏联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实施的工农通讯员制度参考了苏联的做法,但基于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具体实际,并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生存和革命的紧迫形势,使得组织发展、制度建设等成为根据地政权的重要工作。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党的新闻工作以完善宣传部门的组织架构为主,并注重报纸在群众中的推广与发行,工农通讯员相关工作尚未大范围开展。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及革命在乡村社会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开始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调整新闻宣传工作路线,逐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毛泽东强调,做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

  以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为例,报纸共四个版面,第一版是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和社论,第二版全部是国际新闻,第三版是国内新闻,第四版是边区和副刊。1942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要求《解放日报》必须贯彻党的路线与政策,将贴近群众作为办报的基本方针。这对根据地新闻工作者而言并非易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在 1942年 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要是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要为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他还指出,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

  在文艺和宣传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延安《解放日报》完成了改版,加强了对群众生产生活和革命斗争实践的反映和报道。这项工作的开展,既需要报社的积极作为,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随着战事的深入,日军开始抽调兵力,将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习惯于宁静生活的乡村农民,面对战争压力所带来的生存威胁,一时难免不知所措,需要提高斗争意识和应对技能。有时,为了躲避空袭,“老百姓一个一个地走出城来,赶着他们心爱的毛驴,背着包裹,扶老携幼地下乡躲飞机”,“号子一响或偶有一个人跑,别的人就跟着乱跑。他们还听不懂警报的信号,而他们是吓坏了,一切声音对他们都有极可怕的意义”。

  此外,日军也加强奴化教育,试图摧毁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在日伪占领区,他们以妥协思想和投降言论混淆视听,宣称“无论在敌后方怎样活跃,也不能挽救抗战危机”,甚至将人民武装污蔑为“造反”,进而以诡辩的方式来否定人民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些都给党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

  面对抗日战争特别是舆论斗争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指示,宣传部门应在新闻领域积极展开斗争,揭露谣言。根据地的报纸成为承载这一任务的主体,需要向群众介绍时局发展、解释党的政策。在陕甘宁边区选举期间,党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向群众解释选举工作,刊登模范事例以及相关歌谣。农民感受到“干部是群众的伙计”,选举投票得以顺利进行。但是,传播内容的通俗化并不代表革命意识的大众化。观念的传播并不是从一个端点传递到另一个端点的线性过程,受众在思维和行动上的能动性同样值得重视。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动员手段,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如何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把群众动员起来,参与宣传工作。自 1943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根据地的新闻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施行的工农通讯员制度得到延续和发展。对于边区群众而言,如果宣传者与自身具有相似性,更易在情感上形成认同,也更容易接受后续传递的政策纲领等内容。

  譬如,赤水的工农通讯员曾撰写新闻报道,叙述了一个普通农民如何组织农会、发动减租斗争,并成为群众领袖的过程。《解放日报》对此给出了积极评价:文章中,作者列举 5天翻地 1300亩的数据,彰显劳动者的力量。可以说是描写了一个坚持抗战、热爱边区的革命农民形象。

  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将革命战争与乡村生活相统一,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号:即便资源匮乏、生存艰难,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在坚持带领人民反抗侵略,群众依然在坚持生产。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根据地的斗争意志绝不会动摇。

  事实证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大大增进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度,同时也极大地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促进了边区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收到了良好效果。

  二、动员群众写稿的方式方法

  革命情境下,政治动员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如恩格斯所言,个体“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只有当群众自觉地响应党的号召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伟力,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为了转变群众作为被动受体的传播角色,共产党人将工农群众培养成为党报的通讯员,使个体由“向我宣传”走向“我要宣传”。

  1943年,《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鼓励根据地各行业的群众踊跃投稿,将日常生活中的意见、发现,或是工作经验等向党报反映。至此,根据地的宣传方式开始转变为媒体与读者之间的双向沟通。群众通过参与工农通讯员相关活动,实现了自我动员,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生动例证。

  问题是,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动员其参与新闻写稿,显然存在一定困难。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根据地识字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虽然党通过夜校、识字组、扫盲学校等方式推广识字,但群众的写稿热情不高。

  部分群众认为,自己既非名人又非专家,无名人物的稿件不会被录用,最终放弃写稿、投稿。同样,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也未能得到重视。在志丹县,许多读者说只要埋头苦干就是了,甚至讥讽报社“吹吹打打顶啥哩!”“工作不搞,专搞新闻政策,是夸夸其谈”。

  群众对待办报的态度固然反映出小农思想的局限,但也表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必须与乡村社会建立内在联系才能真正发挥效用。为此,党的宣传部门站在群众的角度分析问题,结合乡村的实际情形,开展通讯写稿的动员工作。

  (一)写作与群众需要相结合

  如何动员群众参与办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应在群众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为改变根据地群众对党报工作和新闻写稿的偏见,报社要求新闻工作人员收集新闻材料时,务必深入群众。

  在关中分区,记者采访时携带药包,遇病人即予急救,同时为乡村群众送去画报,提供文化食粮。为了避免采访工作占用群众过多时间,记者有时会在协助群众挖地、锄草和碾场中收集通讯材料。与采访对象探讨问题时,报社人员询问群众对边区建设的看法与诉求,并向各级机关反馈,商定解决办法。

  同时,宣传部门鼓励群众多写身边的事情,多写自身的工作,识字困难者也可以和知识分子合作写稿。结合日常生活进行写作的要求,使群众意识到新闻工作不是事不关己,而是就在自己身边,不仅不会妨碍生产劳动,还能够帮助他们反映意见与诉求,解决实际困难,这样就逐渐产生了对报纸的兴趣。与群众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了,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也就逐渐具备了社会基础。边区文化协会委员作家周而复感慨到,边区的每一个角落都分布着党报的通讯员,群众凡是有意见都可以及时反映到报纸上。

  (二)创新动员方式方法

  在激发了个体参与写稿的热情后,工农通讯员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又面临另外一些问题:农村群众缺少必要的写作能力,党报应如何保证稿件的质量?如果为了维持群众的写作情绪就采取“有闻必录”的方针,不仅会违背新闻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不符合党报启蒙群众思想的初衷。

  实际上,农村记者在经过写稿、投稿、退回、修改之后,才可能在党报上发表文章。如果稿件被报社退回,工农通讯员的积极性势必受到影响。比如,有群众说:“我寄过一次新闻给采访部,他们不用,我以后就不敢写了。”农民对于写稿的消极心理,既有文化水平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也有战争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因素。根据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的调查,农民在生产战线上具备十足的积极性,但对教育工作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事实上,如何走出生存困境,是整个边区都面临的难题。相比之下,要求个体耗费时间和精力写稿,便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尽管报社以支付稿费、赠送衣物等形式鼓励通讯员投稿,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对于寻求生存的农民而言,其写作热情的不稳定性可以想象。

  面对这些问题,边区各报社开动脑筋,多方寻找解决方法。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强调,工农通讯员虽然不具备新闻写作的专业技能,但是经过长期的耐心帮助,他们的写作水平是可以得到提高的。

  一是热情鼓励、耐心帮助。比如,边区群众报社要求审稿人员做到每信必复,退稿信件应如同给家里人写信,坚持做到尊重作者、爱护作者、细心帮助,批注出具体意见,给予鼓励,不能挫伤其写稿积极性。为了系统传授写稿知识,提高审稿效率,有的报社还开设了专栏。

  如延安大众读物出版社创办的《大众习作》,设有《原作与改作》栏目。该栏目修改群众投稿,连同原稿刊登,将二者进行对比,向读者详细说明如何写作。在新闻工作者的耐心帮助下,群众写稿投稿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工农通讯员陈玉珂表示,报社在退稿信中指出文章的优缺点,“并告诉我不能发表的原因。这封信,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使我很感动,因而又鼓起再写的勇气”。通讯员许海珠出身农民,起初不会写稿,但后来经过报社鼓励,采访热情高涨,主动外出收集新闻素材,之后自己不断练习,终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鱼沟壕的大块水漫地》一文。

  二是讲究实效、不拘形式。例如,解放日报社提出,通讯人员可以将个人日记改编为新闻稿件,无需拘泥于特定格式、体裁。以通讯员郝效方为例,其日记内容涵盖三边分区的农村中心工作,如拥军优抗、教育、发动春耕等,其中不少内容反映边区社会动员的相关问题。

  例如:“上午下了一阵毛毛雨。下午去马坊掌开自然村会议,据张成贵谈一般群众反映,在生产中有两个问题,他们以为发展牧畜与发展农业有矛盾;公家发动群众多种油籽,秋征时,是不是要加征油籽呢?”这则日记虽然简短,但从中可以看出群众关心的生产问题,也反映出群众对于政治事务的疑问。

  通讯员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相关线索,详细收集信息并加以思考,将许多看似平常的日记改写成为很有价值的稿件,大大丰富了通讯稿源。而且,与新闻报道相比,日记内容较为真实,包含个人生活经历、思想活动、人际交往等描写。通讯员将日记改写为新闻稿件,既降低了写稿的难度,又促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边区的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认识到,宣传鼓动的内容必须抓住群众身边的事实和动人事例,才易于激起群众的感情。“做什么、写什么”的写稿要求旨在引导群众观察生活中政治事务的运作规律,在实践中了解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边区群众报社曾发出公告,鼓励工农通讯员的写作应侧重描述劳动英雄代表回村的情形:群众的欢迎情形,劳动英雄的宣讲内容,村里组织劳动力的方式,本村本乡群众在劳动英雄的领导下,生产情绪提高的表现等。

  在加入报纸“执笔人”的队伍后,群众开始观察和了解政治事务。这样,农民就不仅是接受信息的客体,也是主动分享、参与传播的宣传者。事实证明,在宣传工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思想指导下,报社通过创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动员农村群众成为党报通讯员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使“群众办报”真正得以实现。

  三、加强组织领导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完善

  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本质上是党在新闻宣传领域开展的一项社会动员。短期内,群众投稿的热情高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中也出现些许偏向。对此,党及时调整政策,通过组织化的方式,使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走向完善与成熟。

  动员群众写稿,目的是使群众参与到革命实践中去,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同时也使党领导的革命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但政治事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实践表明,群众对于基层建设的认知需要党和政府的不断引导。

  1944年初,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发现,工农通讯员的投稿存在千篇一律、虚假编造的现象。部分地区的宣传部门成立通讯小组,将积极参与办报的群众组织起来,因而其完成的稿件质量基本较高;而公式化问题严重的文章,往往来自缺乏组织领导的地区。他指出,通讯工作不仅要将群众动员起来,更要将群众组织起来。各级党委宣传部、支部都应成立通讯组织,力求报纸的文章准确真实。

  为了引导群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各地开始成立通讯小组,适时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将其组织起来。相关部门直接告知小组成员写稿的重点,引导其深入观察、分析和了解有关政策,实现新闻队伍的组织化。

  比如,延川县宣传部建立了区级通讯小组,由区书记、区长直接领导,提出每一个时期应报道的中心主题。宣传部门还帮助通讯员搜集材料,解决写作中的具体问题,组织辅导语言、措辞、表达的要点等。

  同时,通讯组织的领导加强了写作的针对性。宣传部门发现,群众来稿内容的细节大同小异,对地方建设的介绍也缺乏特点,关于变工队开荒的新闻基本上以数字罗列为主,显得枯燥。因此各县委着手引导通讯员在根据地建设中重点观察与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如社会教育如何开展、边区工厂产品质量、合作社建设、群众医药卫生防疫等。

  基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初衷,党鼓励投稿者多方面观察边区存在的问题,深入描述具体事实,甚至提供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而不是抽象地泛泛而谈。此外,通讯小组内部也要进行分工合作。由于根据地的建设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相关新闻报道必然会运用相关领域知识。若要求从事经济事务的通讯员负责报道模范卫生村的新闻,稿件就易流于形式。《解放日报》强调,通讯写稿只有与通讯员本身的工作密切联系,才能使问题“专”和“精”,提高稿件质量。

  依照安塞县的经验,在新闻工作开展前,应召开通讯员会议。以安塞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报道为例,会前县委召集通讯组织成员,为其介绍大会的基本情况,分配具体任务,如妇女生产、二流子转变、变工队扎工等,各主题都指定专人写稿,各地区事务都由熟悉当地情况的通讯员负责。“熟悉者负责”的任务分配方式,使新闻报道具有连续性,避免信息零碎,出现漏洞。

  通讯员组织的建立,使得工农通讯员既可以得到写稿业务的技术指导,也能加深对政策的理解,提高思想觉悟。不难看出,根据地的通讯小组具有宣传、组织和教育的多重功能。但在部分地区,工农通讯小组仍存在形式主义的偏向。其中的典型表现为一味追求投稿规模,要求通讯员每月完成固定数量的稿件。

  在安塞县,通讯组织作出规定,每个通讯员的定额任务是一个月一篇,而当指令传达至区级通讯组织时,标准则提高到“平均每天写稿一篇”。这样的任务标准必定降低文章质量。至抗战后期,工农通讯员稿件依然存在缺乏具体内容、细节不真实的现象。

  究其原因,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都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并非动员式教育在短时间内所能完全实现。细节精确、内容翔实是新闻写稿的基本要求,而传统农业生产中缺少对“精准”一词的重视,农民普遍习惯于“差不多”“大约”的概算,因此稿件涉及到数字的具体细节时往往模糊不清。延安有个水泥匠打窑洞,别人明确要求高一丈二,他却实际只打了一丈一尺五。别人问他,他答道:“一丈一尺五还不是与丈二差不多。”由此,选择有一定文字能力的群众进行重点培养,使其成为骨干通讯员就成为现实需要。

  战争是影响工农通讯员制度实施的另一个因素。实践中,财政动员、征兵工作、生产开荒、防灾防疫等事务都直接关系到边区的生存,与新闻工作相比更具紧迫性。基层党组织不得不将这些工作置于优先地位,由此也导致通讯组织的管理缺少连贯性。盐池二区宣传科长赴延安参加会议,该地工农通讯工作便陷入暂时停滞。

  1945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妄图向根据地发起进攻,陕甘宁边区开始准备必要的社会动员,新闻宣传工作的重点在于反对内战,宣传部门不得不将精力投入舆论宣传工作,延缓了对工农通讯员的组织培养。西北局宣传部调查发现,边区的通讯工作在 1945年下半年存在松懈现象,投稿的数量与质量均出现下滑。

  有鉴于此,西北局在各县宣传部门增设通讯干事一职,专门负责管理全县的通讯工作,帮助工农通讯员写稿、搜集素材。骨干通讯员的选拔培养与通讯干事的设立,体现了党在战争环境下的灵活与机动,也意味着工农通讯员制度逐渐走向完善与成熟。

  1946年,解放日报社发现,许多通讯稿件比之前更加生动、感人。在吴堡县慕家崖村,农妇通讯员李锦秀积极参与写稿,提高文化水平,其文章《模范学董主任》被《解放日报》列为典范,全文刊登。李锦秀本人也成为当地文化教育工作的核心分子,在基层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林伯渠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应是帮助人民学习政治,体验自己意志的舞台。工农通讯员在搜集写稿所需要的信息时,观察革命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乡村生活,了解群众在革命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使报纸成为展示革命力量的斗争舞台。读者不仅是坐在台下接受宣传的观众,也能够登上台去展示自我。张闻天曾总结到,当群众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党的路线正确时,他们会积极参与革命并为之奋斗。在陕甘宁边区,群众在认识到自己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后,开始主动响应各级党组织的号召,最终实现了从“要我革命”到“我要革命”的转变。

  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及完善,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传播领域运用的成功典范,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成功案例,其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和工作方法,对今天做好新闻舆论宣传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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