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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现场:日本如何“处心积虑”

韩东育 · 2019-11-29 · 来源:保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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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根据对我国山东威海、台湾屏东县,以及日本京都、山口县等发生具体历史事件的现场的踏访,结合地方记忆,将文本还原到历史场景之中,理出日本明治维新后对朝鲜、琉球、台湾的谋划和侵略背后的实施线索,使王韬所言“日本的处心积虑”历历再现。

  保马编者按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加快了摧毁东亚旧秩序的步伐。一八七一到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中“侵台征蕃”“窥伺琉球”等一系列事件作为日本谋划之开端,以其致命且持久的连锁反应终致东亚解体。作者根据对我国山东威海、台湾屏东县,以及日本京都、山口县等发生具体历史事件的现场的踏访,结合地方记忆,将文本还原到历史场景之中,理出日本明治维新后对朝鲜、琉球、台湾的谋划和侵略背后的实施线索,使王韬所言“日本的处心积虑”历历再现。

  本文原载于《读书》2019年11期新刊

  东亚的现场

  “教材”和“现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允许把它们譬作“翻译”,则后者饶似原文,而前者好像译文。

  从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年祭(二○一四年)开始,我和团队成员便顺着“日本蕞尔岛国,其地十八万方里,当中国之一蜀,而敢灭我琉球,剪我朝鲜,破我辽东,跞我威海,虏我兵船,割我台湾”(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这一康有为笔下的东亚解体路线,绕威海、马关和台湾,实地踏查了散布在各地的遗址旧迹。最终的目的当然毋庸讳言,就是想寻出日本在摧毁东亚旧秩序时所触抵的第一“命穴”。这种想法和做法,颇有几分学术考古的味道。首先是九月十七日,我和董灏智博士赶赴威海,参加了“甲午战争与东亚历史进程——纪念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体验威海曾经发生过的惨烈后发现,那场战争在当地人那里好像并没有真的终结,因为你不会想到在时隔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那些阵亡将士的后代在提起他们先祖为国捐躯的悲壮场景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十月三十日,团队又越海来到曾被旧时代日本人拿来炫耀丰臣秀吉壬辰武功的象征物——埋有二十一万个朝鲜军民和明朝军人鼻子的京都“耳(鼻)塚”。之所以移步至此,是因为距离这座大坟约十米处,有一通据说是当年明治天皇与西乡隆盛私密讨论“征韩”问题时所留下的石碑(琴秉洞:《耳塚》),石碑上的刻字是:“明治天皇御小休所明治五年五月三十日 ”。明治五年是西元一八七二年。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这个细节意味着,征韩,不单是西乡的想法,也是天皇的意志。而且事实上,“倭以辛卯年来渡每 [海]”(仁德天皇七九年,西元三九一年)、“白村江之战”(西元六六三年)和“壬辰倭乱”(一五九二至一五九七年)等东亚史上的兵燹,仿佛都在重复着同一个结论,即如果朝鲜身后没有中国,那么征韩对日本而言,几乎不需要理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至多是出兵的火候可否,而不是行动的对错与否。这为研究者破解以下成说,提供了帮助,即何以因倡导“征韩论”(一八七三年)未遂而对上不满、辞职直至自裁(一八七七年)的西乡隆盛,会在一八八九年被明治天皇大赦为“大政复古大功臣”,并再封为“正三位”官阶。毋庸讳言,西乡开始对新政府实施“先内治,后外兵”的政策确有意见,天皇也允许他辞去参议、近卫都督之职。但西乡回到鹿儿岛后所创办的 “私学校 ”,却是为新政府军政服务并力倡尊皇爱民思想的人才培育基地,这种方式的另一重用意,还在于如何把具有叛乱倾向的旧 “士族 ”通过编入学籍的方式控制起来,以防危害朝廷。而且一八七六年,天皇已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间里,不但实现了和西乡一样的征韩夙愿,还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西乡的反叛,缘于意外事端下“私学校”学生和旧萨摩藩“士族兄弟”对他的感情绑架,以及他本人的过度仗义;而剿灭西乡,却被旧仙台藩视为谋求自我政治翻身的天赐良机:“戊辰战争”(一八六八年)中与幕府军联手抗击过新政府军的“仙台藩”,在漫天寻找洗刷“误抗王师”罪名的关键时刻,刚好受命“戡乱”。其实,与天皇的私谊,使西乡直到生命的最终时刻,仍正襟跪坐,先是朝天皇所在的东京方向拜礼,然后才命“介错人”斩下其头颅(林炫羽:《西乡隆盛:明治政府的功臣如何成了叛臣》)。细看“明治天皇御小休所”石碑时还会发现,下端基础部分虽藓苔斑驳,但“昭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宫内省图书寮御用挂”以及“京都市贞教国民学校长”等落款字样,却把日本前近代与近现代的扩张行为无声而有形地接榫起来。

  为找到这两个时代的内在关联,十一月二日,团队驱车来到据说是孕育了日本近代精神的大本营之一 ——山口县(旧长州藩)。在萩市内,有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入江久一、吉田稔麿、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乃木希典、木户孝允、井上馨、前原一诚、益田右卫门介、品川弥二郎等一大批日本近代人物学习过的草堂—— “松下邨塾”和祭奠吉田松阴的“松阴神社”。而距此不远处,还有一通寓意深邃的纪念碑,上竖刻有八个大字:“明治维新胎动之地”。景区内草木葱郁,小桥卧波,铃绪摇曳,香火不绝,但毕竟是死魂灵的出没场所,故难免浮游有丝缕阴气。其间各色人等,往来穿梭,似尤以东亚人为多。松阴二十九岁被幕府处决的“冤情”和弟子们的“影响力”,让他安享了一个半世纪的祭奠和尊荣,这在剧烈变动的日本近现代史上并不多见。二○一三年八月十三日,随着现任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亲往参拜,松阴热还从此步入峰值。这无疑是个拥有超常遗存能量的人物,由他弟子主持且彻底翻转东亚格局的马关(下关)谈判,仿佛在悄然地回放着这一切。就在那座灰黄色建筑物——“春帆楼”由远及近地映入车窗时,导游告知,我们已到达了甲午战败后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最终对决场所。

  现场的感受奇特而怪异。因为无论如何,在日本几成神圣的吉田松阴,同时还是下列计划的早期制订者:“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神功、丰国古能为之者,而今不可为乎?······为今日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吉田松陰:《丙辰幽室文稿 ·久坂玄瑞に復する書》);而那些至今仍被日本人奉若神明的松阴爱徒们,日后也无一不在解体东亚和侵占邻国的行动中争先恐后,杀人盈城······坦率地讲,当“此日漫挥天下泪”和“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悲挽与陈列于《马关条约》签署现场的日人得意之笔——“今日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等同时出现在眼前时,你的情感和理性在完全相反的历史叙事下会发生怎样的错愕,恐怕是没有来过,确切地说是没有同时来过威海刘公岛和马关春帆楼者所无法体会的。尤其当李鸿章谈判期间遭遇行刺后日方为之专设的“李鸿章道”(“李鸿章小道”)与安倍晋太郎题挂在春帆楼二楼的“和气满堂”匾额也同时映入你的眼帘时,你还必须做好接受精神错乱的准备——李被刺时所言“此血可以报国矣”或许早已没人理会,可那个充满了讽刺、嘲笑、羞辱和鄙薄的“和气满堂”匾额,竟无法阻止你的个别同胞去与它合影。

  小国能如此轻易地战胜大国,曾一度让王韬痛心疾首,并把自己的想不通和极度不甘倾泻在以下文字中:“当思以堂堂绝大中国反厄于藐焉日本一小邦,可耻孰甚焉!”可痛定思痛,他又把目光转向中国败战的真实原因:“日本处心积虑于二十年前,而发之于一旦,我中国欲以靡然积弱之势、宴然无备之形御之,其能得乎?”他诅咒日本“满盈召患,不知小国之胜大国,祸也,非福也”,可又有谁能保证清廷从此就一定会 “内修政教”,然后“外语戎兵”,并不致再蹈覆辙呢:“若谓难已息矣,事已平矣,仍复虚憍之气中之自足自满,漫然无所动于其心,因循苟且如故也,蒙蔽粉饰如故也,勿论报复无期,亦且振兴无日,不有负林君乐知先生作此书之本意乎哉!”(王韬:《〈中东战纪本末〉序》)这里,王韬所谓“日本处心积虑于二十年前”云者,适足令人瞩目。查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一书初版于一八九六年,王韬《序》则作于这一年的三月。所谓“二十年前”,应该是对一八七一到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中日本人“侵台征蕃”和“窥伺琉球”等一系列事件所做的总括性时间指陈。王韬任《循环日报》主编时所辑之《辛未壬申间日本扰乱台湾事实》即《台事纪闻》,记录下了造成康有为“灭我琉球”悲叹的致命根由及其细节,也就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军的首次对外进犯及其过程。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华夷秩序”不但难乎为继,其无法遏止的多米诺效应,还越发证实了李鸿章当年的惊呼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踏查牡丹社所以会成为我和团队成员的夙愿,原因亦在于此。只不过这一夙愿,直到今年(二○一九)春季才在台师大张将教授和台大蔡振丰教授等老友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三月的台湾,云淡风轻,树绿海蓝。三月五日上午十时许,我们开始朝旧牡丹社所在地牡丹乡方向行进。牡丹乡位于台湾中央山脉南端,东临太平洋,西接车城乡,南邻满州乡,北倚狮子乡,是一个地势险要且看上去有些孤绝遗世的地方。随着车子驶入山道,路开始变窄。这时,有原住民赶来,并用摩托车前驱引路。他们身材矫健,跣足佩刀,而且亦毫不忌言自己就是当年 “生番 ”的后代,这为我们的踏查工作,平添了几分神秘和好奇。实际上,正是这些原住民的先祖们,在距今约一个半世纪前,曾引发过一场以牡丹社命名并促使东亚格局整体翻转的历史性事件。事件的最早发生地“八瑶湾”(又名“大磘湾”),位于今台湾省东南屏东县满州乡港仔村附近。据载,同治十年 (一八七一 )十月二十九日,一艘琉球船到中山府纳贡后遭遇飓风,漂至这里时已触礁倾覆。当时船上共有六十九人,三人淹毙,余六十六人泅水登陆,误入高士佛社和牡丹社生番地界。其中,有五十四人被杀,余十二人为汉人所救,幸免于难,是所谓“八瑶湾事件”,又称“宫古岛民台湾遇害事件”。琉球难民回国后,日本乃暗自筹划,两年后假“借地操兵”之名,于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由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四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三千六百人侵台“征番”。交战双方互有死伤,最后,在英国的斡旋下,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在北京谈判媾和,并签署了《中日北京专条》。《专条》最核心内容为: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承认“保民义举”,意味着承认了琉球是日本领土,而琉球既为日据,则日本命琉球停止对清朝贡、不接受清朝册封并撤销福州琉球馆等要求,也就意味着与中国有过五百年朝贡史的琉球,从此宣告亡国,亦从此与中国无关。

  然而现场所见者,无疑比教科书的描述要具体得多,也直观得多。我们最先被带到的地方,是当年悬挂过五十四颗琉球人头的大雀榕树对面 ——“石门国小”(屏东县牡丹乡石门国民小学)。进校门右手,迎面所见,是牡丹社人抗击日本军现场的写意画壁。为了能让我们形象地了解那场战事,学校专门请来两位身着当年原住民服饰的小同学,请他们模仿祖先的口吻,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排湾人英勇抗日的事迹。同时,据同来的原住民后人杜氏讲(下面的叙述,依现场录音整理而成),牡丹社事件从他们知晓那天起到现在,似乎从来就不是台湾历史中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在学校的课程中,也一直是处于被淡忘、被忽略的状态。“这几年,很多日本学者或中国学者经常到这里来了解这段历史,那感觉,好像我们一直在听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受到这些刺激后,部落的人也开始做些田野工作,有些功课多少推动了当地的文化复兴。外面固然有很好的研究,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话语权重新拿回来,这对后代的教育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学校的老师也讲:“牡丹社事件在过去的历史教育中的确被轻忽了。不用说日本殖民时代不会强化,部落也不敢提,后来不同时代也同样没人说是否应该在牡丹社事件发生原址上建一个纪念馆或纪念碑什么的。”

  于是,我们来到了石门古战场遗址。不知为什么,来现场为我们解说的黄姓原住民,看上去好像很眼熟。我知道我一定没有见过他,可他那古铜色的皮肤、结实的四肢、钉子亦奈何不得的铁板赤脚以及整个人蹈厉跳跃时哗啦作响的腰铃和杀气逼人的佩刀,又确实与我头脑中的某个画面瞬间合一 ——“番人概不着履,跣行山谷,矫捷奔逸,状如飞兽······”

  关于“牡丹社事件”,黄氏为我们讲述了许多书中不载或是记错了的往事。他说他有义务把事件的真实原因、过程和影响,告诉外来人和他的孩子们。“以前,族人碍于殖民统治,谈这个事件时是非常谨慎和小心的。你们刚才看到,当时宫古岛人五十几颗人头,就挂在学校旁边的大树上。”他随手指着那棵大雀榕树的方向说,“大树原先很茂密,现在靠近学校这边的许多枝干都被修剪掉了,因为有太多的灵异传闻了。其实,琉球人的被害现场,是在河床这边的‘番品交易所’。而且,杀人者是高士佛社人,把头颅切下来悬挂在大雀榕树上和后来抗击日寇的,是事后赶到的牡丹社人。”我问:“那个交易所现在还有吗?”他说:“没有了,已经被捣毁一百多年了。当时,番品交易所是汉人等其他族人与生番之间的交易场所和中间地带,它的重要性,我一会儿再说给大家听。”他显然想早点带我们进入那一事件的故事经纬:“当琉球难民懵懵懂懂跑过来时,被交易所的一个人看到并藏到了仓库里面,结果让原住民发现后发生了争执。他们在八瑶湾搁浅时,总共有六十六个人,本来是去进贡的,里面有带着卫士的贵族和岛主。可是,六十六个人已超过了高士佛社部落里的全部武装人口。加上语言不通,所以高士佛社人有些害怕。酋长于是派族人对琉球难民整整观察了四天,发现他们确实没有食物和水。可就在这时,有两个汉人了解到他们的进贡者身份后,便带了两个大布袋,要琉球人把贵重贡品都放到他们的包包里面,说要带他们去南部。这两个汉人还特别嘱咐难民,千万不要去山上,山上有大耳族,大耳族会杀头等等。”黄氏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笑着说:“当时我们的族人耳朵这里会撑开来,撑开之后放东西堵着,耳垂就显得很大。这两个汉人好像还略懂些宫古岛语和简单会话。可琉球人万没想到,自己的物品就这样生生被汉人给拐跑了。他们不再信汉人的话,便顺原路返回,准备上山。见有一户农家便跑进去,指手画脚要吃要喝的。酋长和壮丁们见此,就把他们带回了部落。但正像刚才说的,只有六十几个壮丁的酋长,看他们人多势众,害怕控制不了,加上这些琉球人好几天茶饭未进,一进来就把存粮全部吃光了。头目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把他们送回山下,并交给那边的地保和清朝官员。于是就跟他们讲,我们要去山上狩猎给你们弄点肉吃,隔天再带你们下去。为了避免他们乱跑,族人还把他们关进一个房子里面。因为要上山打猎,于是,族人们就开始磨刀。其间,也有个别原住民见琉球人穿着华贵,扒下人家丝绸外衣的。宫古岛人显然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而只是边观察边想:你扒了我的衣服,又把我关在房子里面,然后还去磨刀,你想干吗这不已经很清楚了吗?极度恐惧之下,他们便趁族人打猎之机沿河床往交易所方向潜逃。酋长的大队人马打猎回来后发现人不见了,十分恐慌,因为部落所在地是一个秘密,曝光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一面派人寻找,一面通知了邻近的部落牡丹社。及到达番品交易所时,双方在仓库里发生了冲突,并动起刀来。等牡丹社人赶到时,五十四个琉球人已经被族人杀死。就在牡丹社人要继续追杀剩下的十二个人时,却被当地地保、保力庄庄长杨友旺挡了下来,说不要再砍了,这十二个人由我用牛、猪和布匹买下来吧。”说着,他用手指了指由杨友旺等人出资修建的一座已经发黑的“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

  “当时的地保有武装吗?有的话叫什么呢?”同行的王屾博士问。“有,应该叫团练。当时清朝还没有给他们兵力,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集结点,有官府。”黄氏回答说。王又问:“有官衙,又有团练,可日本人‘征番’时却说台湾不是中国的,理由就是你这边既没有武装,也没有官廨,按国际法说就应该是无主地,而无主地就可任人占领了。这话你怎么看?”“好像当时日本人去中国大陆跟清朝的官员毛什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黄氏回答道,“中国官员的意思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台湾和琉球都是中国的,番人杀琉人,是我们家内纠纷,关你外国人什么事?但清朝官员好像也随口说了句生番未受教化,是‘化外之民’的话。日本人马上就抓住这一点,说你不管我管。一八七四年果然率兵‘征番’来了。”关于这段往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只提到生番乃“化外之民”,而没有王韬《台事纪闻》中西乡从道回敬闽浙总督李鹤年时所引述的辩白证据:“曩者副岛种臣奉使于清国,与总理衙门会议,其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台湾,东番也,在我国为化外之民,其伐与不伐,亦惟贵国所命,贵国其自裁之。言犹在耳,墨尚未干,而反覆如斯!”(同前揭,21—22页)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好像西乡从道这段话也仅此一处而已,故极有可能出自他本人之杜撰亦未可知······就在我差点掉进考证的深井时,黄氏已把大家领到了夹在两座大山中间的溪谷地带,并指着后人制作的弓箭手和滚石者雕像说:“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原住民、牡丹社头目阿禄骨等人就在这个山头上和旁边那个山洞里,抵御了日本人第一次进攻。那个叫佐久间左马太的陆军中佐带领的第一个突击队,也是在这里遇到的抵抗,并且狼狈而逃。”他指着山洞告诉大家:“那就是当时我们向日本人开第一枪的地方!”

  黄氏有些兴奋,他指着刚才的两山之间道:“从这儿上去大概十公里的地方就是牡丹社。牡丹社和高士佛社虽然都是大社,但牡丹社才是这里最大最强的部落,兵力也上千人。遇到事情时,只要牡丹社的头目一号召,周边的相邻乡镇和更远的部落都会赶来支援。我刚才说过,宫古岛人原本是被八瑶湾那边的高士佛社人给杀的,但最终奋起抵御日本军的,却是牡丹社人。”他又指着两山之间道:“这儿每到五月雨季时,山间全都是水,根本没路可走。如果当时原住民全体参战,那历史可能会改写。可日本人经过第一次失败后,十分不甘。他们于是改变战法,派陆战队从山后爬了上去。当三十几个原住民壮丁阵亡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开始怕了。而日军则乘势追到牡丹社,把部落的房子全部烧光,逼他们投降。算起来,日本和原住民之间,也仅此一仗而已。日军虽总共死去十二人左右,但他们却动用了一万人次和三千多人的兵力。然而很快,日本军因染上瘟疫撑不住了。起初,日本人一看到这边的人个个吃槟榔,把嘴巴都弄得红红的就感到奇怪,但直到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槟榔可以祛除瘴气,而台湾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发,很潮湿,到处都是瘴疠之气。结果,即使没有国际舆论的压力,只是瘟疫也足够让日本人撤兵了。”“但是,”黄氏顿了顿说,“牡丹社事件后,清廷的对台统治政策倒开始有所起色。前面说要仔细讲给大家听的‘番品交易所’一事,就与此有关。因为最初,清朝对台湾的统治是封闭的,‘番品交易所’,就是用来区划汉人和番民领域的中间地带。当时清朝有规定,所有的海岸汉人想经过原住民部落时一定要提出申请,如果你没有申请就越过这个交易所后进山,一旦被原住民杀害,清朝是不管的。反之,如果原住民未经通报跨过番品交易所而被客家人或闽南人杀掉,也不会有人过问。是经过了牡丹社事件后,这条番界才被打开的。日本人撤走后,沈宝桢开始做开山抚番和后续开发工作,原住民由事件发生之前的被保护、被隔离,也变成了事件之后的被开发和被交流······”

  牡丹社事件在形式上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日本对东亚旧秩序“命穴”的触抵效果及连锁反应,却是致命而持久的。事件发生后,日方在征番征台问题上的夸张性恐吓,掩蔽了它真正要做的第一件大事——窃夺琉球;而作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战果的《中日北京专条》,事实上已不啻帮助日本从法理上实现了这个夙愿。这意味着,对琉球一八七二年的“废国为藩”和一八七九年的“废藩置县”等行为,说到底不过是形式和程序而已。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就真的不再觊觎台湾。当它意识到这个更大目的的达成还需要投放更大的赌注后,便首先想到如何能在朝鲜身上去活用一次“琉球处分”的经验。而日本这第二次的声东击西,不但让它在一八九五年割取了台湾,还于一九一○年吞并了朝鲜。每念及此,王韬的预言都未尝不令人汗发襟背:“呜呼,曾不知征番者,灭琉球之见端也,灭琉球者,将来并高丽、侵中国之渐也!”(王韬:《台事纪闻》,同前,30页)然而,不幸而言中的一连串苦果,二十年后却只能由他本人去一一品尝;而甲午战后才三十几年,“九一八”“八一三”和“七三一”,竟又纷至沓来,且任性到极致。如此,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不知可否被理解为:原以为一部《史记》就够了,可我们却写出了二十四史,而且还要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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