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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章士钊的传奇交谊

韩延明 · 2019-12-02 ·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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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很乐于和善于与党外人士交朋友,他与章士钊的交往和友谊便是典型一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一位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驰骋于政、学两界,集革命者、政论家、教育家、学者、律师、官僚、政客、爱国主义者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他既是孙中山、黄兴的知己密友,也是陈独秀、李大钊的生死之交;既资助过毛泽东、周恩来,也施教过蒋介石、张学良……他无党无派、亦官亦士,却是一位与国共两党都有着密切关系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毛泽东与长自己12岁的章士钊(字行严)的关系最为特殊,可谓公谊私交皆深,常尊称这位师长辈的湖南老乡为“行老”。两公肝胆相照,其深情厚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传为佳话。

  一、视章士钊为“知己”

  章士钊(1881—1973),笔名有黄中黄、烂柯山人、无卯、渐生、民质、青桐、秋桐等,晚年自号孤桐。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宣传革命派主张。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明德大学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等。

  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的深情厚谊源远流长、纵横交织。第一,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就从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上细读了章士钊的许多“革命”文章,当时章士钊应孙中山之邀从英国伦敦回国主持该报并任主笔,撰文200余篇。第二,章士钊是毛泽东的恩师、岳父杨昌济先生的留英同学、多年挚友。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杨昌济就经常向毛泽东等介绍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及其撰写的言辞犀利的反袁政论文章。杨昌济在北京德国医院临终前曾向章士钊写信,抱病举贤,向他郑重推荐毛泽东、蔡和森二位青年才俊:“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第三,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期间,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对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起了关键的引领作用。而李大钊这位被毛泽东称赞的“我真正的老师”,则是由章士钊(1917年11月至1918年5月应陈独秀之邀任北大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在辞职离任时向蔡元培校长鼎力举荐的。第四,1919年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毛泽东曾于7月14日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其中就对章士钊出面营救陈独秀表示赞许,并引用了其大篇电文。第五,1920年毛泽东和蔡和森曾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找章士钊募捐两万银元。章士钊二话不说,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解救了他的燃眉之急:一是资助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二是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第六,1945年重庆谈判后期,两人有一次见面叙谈,章士钊在毛泽东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劝其速离险境。毛泽东深谙此意,“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即由重庆飞回延安。第七,1949年2月13日,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托,章士钊等作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北上,以非官方身份进行试探性国共和谈,2月22日经北平到达西柏坡后,毛泽东首先接见了章士钊,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之后,章士钊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亲笔信飞往南京。3月25日,李宗仁正式成立了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组成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4月22日因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而使和谈破裂后,章士钊留居北平,后赴香港。第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便有4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轮流在章士钊住宅门前站岗,保护章先生家属的安全。同年9月,毛泽东邀请在香港的章士钊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0月1日,章士钊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于1949年11月下旬将家眷从上海接到北京定居。第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向章士钊索求其1943年由重庆中心印书局出版的《逻辑指要》一书,看后深感“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该书1959年经修改后收入毛泽东提议编选的由三联书店1961年出版的《逻辑丛刊》之中。期间,毛泽东多次与章士钊研讨有关逻辑学问题并于1959年6月7日亲自为其改写“旧作重版说明”。第十,章士钊是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老师章含之的养父。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章士钊一直非常关照,友情关系过从甚密。

  二、为章士钊做“通关”

  1957年2月15日,毛泽东代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起草致尚在香港从事有关和平解放台湾事宜的章士钊(1956年8月7日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的信。信中说:“寄上港币二万,以助米盐之需。完全信任先生,不要有所顾虑。无可为时,可赋归欤,将来再去。总的形势,是于我们有利的。”此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尊重、信任和关怀。按照毛泽东的提议,章士钊很快回到北京,4月还在京接待了台湾方面派来的谈判代表宋宜山。根据1957年5月4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精神,全国政协有一次召开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整风座谈会。作为政协常委,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社会其它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为重要。

  谁知时间不长,“反右”斗争开始,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士钊,说他引用古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是别有用心,是攻击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逼他多次写检查,而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士钊几次深刻检讨,总是通不过。照此下去,有可能被打成“大右派”,章士钊苦恼至极。一天晚上,他忽然拍案而起,大声吼道:“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他挥笔疾书一信送呈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真诚,并强烈谴责目前对他批判的不合法、不公正。毛泽东阅信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章士钊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评他了。有了这一“最高指示”,章士钊自然就顺利“过关”了。1958年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三、向章士钊还“借债”

  据章含之回忆:1963年初的一天,毛泽东读完英语之后,要章含之陪他在寒风中散步。散步中,他突然对章含之说:“行老有没有告诉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并笑着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他接着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这就是后来人们盛传的“毛泽东还债十年”的佳话。

  自1963年起,每年春节正月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一直到1972年累计2万元。但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问章含之给他父亲的钱送去没有。章含之说:“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毛泽东笑了,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并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这个钱是从我自己的稿费中支付的。”接着,毛泽东认真地对章含之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毛泽东借春节之际,用自己的稿费偿还几十年前为中国革命活动筹集的一笔款项,可谓知恩图报、高风亮节。

  四、《柳文指要》“桃杏情”

  章士钊1951年7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9年10月任第二任馆长。因他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日夜攻读,感悟良深,从此嗜好柳文。他自1960年起潜心研究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全集——《柳河东集》,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柳宗元文选。他于1965年完成《柳文指要》一书初稿。《指要》分上下两部,上部为“体要之部”41卷,依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下部为“通要之部”15卷,按专题分类论述柳宗元及其诗文,如政治、文学、儒佛、柳韩(韩愈)交谊等。全书共22本,约100万字,是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以韩愈为参照的系统、深刻、全面研究柳宗元散文、生平及思想的学术巨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其中还对唐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文以载道”“骈散发展”“陈言务去”等进行了新的阐释。学者们在校笺、注释、解读柳宗元文集及八大家散文时,对此书多有引用和采纳。毛泽东称此著为“解柳全书”。

  起初,毛泽东得知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一书时,便对他说自己也很爱读柳文,希望能够将书稿送他先“读”为快。毛泽东认为,柳宗元不仅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理论建树的人”,而且也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中的核心人物”。1965年6月,章士钊将以毛笔书写的《柳文指要》初稿呈送毛泽东审阅。章士钊晚年精于行楷,气质内敛、雍容醇正,自成风格。毛泽东素来爱看名人墨迹,加之他一直很喜欢读柳宗元的散文、游记、诗作等,所以他逐字逐句地阅读、研究了《柳文指要》,又因他在湖南一师期间曾在袁吉六先生严格指导下逐篇细读和深入钻研了《韩昌黎全集》,所以对柳韩比较部分更是兴味盎然。毛泽东认真研读,亲自修改了若干处,在不少地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评价。6月26日,他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5斤,并附信一封:“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这是毛泽东对该书的初步评价。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又给章士钊致信:“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康吉!”信中所说“友人”,指康生,当时他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显然也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1965年8月,章士钊再次将修改稿呈送毛泽东。8月5日,毛泽东将读完作了点评的《柳文指要》书稿批转康生阅读,并写信说:“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1965年12月5日,康生读完书稿,便给毛泽东写信,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但“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还写道:“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接到康生的信后,毛泽东于1966年1月12日把书稿退还章士钊,并附一信:“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还把“附件两纸”和康生的来信原封不动地转交给了章士钊。

  本来,一切问题到此就解决了,《柳文指要》可以问世了。但是,正当该书送到中华书局排版印刷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开始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三家村”被打成“反党集团”。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抛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同日,章士钊感到《柳文指要》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协调,便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他在信中写道:连日读到各报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5月17日,也就是发布“5·16通知”、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二天,毛泽东阅章士钊信后批示:“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信中的刘、周、邓,是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已经送到中华书局的书稿被束之高阁。

  1970年,“文化大革命”转入“斗、批、改”阶段,中华书局将《柳文指要》排版。但此时已窃取“中央文革”要位的康生却一反常态,坚持要章士钊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后才能出版。倔强的章士钊闻此“意见”,极为愤怒,随即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该信已找不到原件。后来,章含之在整理父亲遗稿时发现了残存的信的半截草稿。她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摘录了这封信的“草稿”内容。章士钊写道:“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他还愤懑地写道:“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父亲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激动之情凝于笔端,愤懑之态跃然纸上。收到此信,毛泽东才晓得该书尚未正式出版,亦知是康生从中作梗,随即特意批转康生抓紧解决。康生也就此做个顺水人情,不再阻挠《柳文指要》的出版。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提出:“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他再次郑重提到了“二十四史”和《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1971年9月,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周恩来的催促下,章士钊这位90岁世纪老人花费了11年时间呕心沥血铸就的煌煌巨著《柳文指要》,终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奇迹般地出版了,共14册,可谓“十年磨一剑”。章士钊高兴不已,自费购书百部,让秘书买来红纸并裁成小条,他亲笔题字后贴在扉页上,分赠毛泽东、周恩来及同仁、朋友。章士钊送给毛泽东的那部《柳文指要》,毛泽东时常翻阅,逝世时还放在卧室的书架上。而中华书局按惯例呈送他的那部《柳文指要》,他于1972年初转送给了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女儿李讷。

  应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自始至终的特殊支持和帮助,在“文革”中出版这类大部头研究古人的专著,是根本不可能的。据章含之回忆:拿到新书时,章士钊激动得两手都发颤了。他捧着新书来回抚摸着,还拉着章含之女儿妞妞的手也摸着书的封面,高兴地对她说:“这是爷爷写的,你将来要好好读。”1972年2月27日,在签完《上海公报》后的宴会席上,周恩来还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柳文指要》,并连夜紧急从上海市委宣传部找来一套,赠送给随同来华访问的汉学家、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后任美国驻华公使)。周恩来对弗里曼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才公开出版的。该书现珍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五、“文革”中特级保护

  1966年8月29日深夜,一伙戴着“新北大红卫兵”臂章的青年男女冲进了章士钊的家,说要“痛打落水狗”。因为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两篇杂文中,用激愤的语言痛斥镇压学生运动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以及时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是“要穷追猛打的落水狗”。红卫兵强按下章士钊的头,宣布他的罪状,对他进行批斗,然后又回到客厅和书房里采取所谓的“革命行动”,珍贵的古籍线装书扔了一地。最后,他们带走了一批书籍、信件等,并在书橱、书架、书桌、沙发等处贴了封条。

  8月30日凌晨,一夜未眠、蒙羞与惊恐交织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了昨晚被抄家和被批斗的情况,请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最要紧在不发生重复搜索”。毛泽东当天阅信后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当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并作三条指示:第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先生。第二,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中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第三,将章士钊先生秘密转送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周恩来借机亲笔写了一份今后应予保护的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等。

  9月1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也就是说,章士钊在“文革”中只受过一次冲击,冲击后的第二天即受到保护,第四天即收到毛泽东的“慰问信”。这在全国动乱、批斗“反动学术权威”飙风的“文革”中,真算是一桩奇迹!可见,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六、感念章公“以身酬义”

  章士钊曾分别于1956年、1958年、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联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被称为“两岸关系的神秘信使”。1973年春,在毛泽东的提议和支持下,章士钊以耄耋之身第四次借探亲名义赴香港,欲与台湾方面重启因“文革”而中断的两岸统一会谈。4月2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要他安排专机送章士钊赴香港,带上家人、医生、护士、秘书、警卫、厨师等,并为他在香港找一处安全住宅,以方便章士钊养病会客。5月25日,章士钊一行10人,乘专机从北京直飞香港。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大陆飞机。章士钊受此礼遇,感动不已,到港第二天就开始频繁走访旧友,积极从事有关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沟通工作。然而,或许是年迈体衰、气候不适,加上过度劳累,到6月下旬章士钊就病倒了。

  1973年7月1日,章士钊在香港溘然辞世,享年92岁。骨灰用专机运回北京后,7月12日,章士钊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王震、邓颖超、廖承志、郭沫若、傅作义、许德珩等到会行礼致哀。郭沫若在悼词中说:“章士钊先生热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内外形势,晚年又以高龄孜孜不倦地从事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著述,在学术问题上能够接受不同意见,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辛劳,鞠躬尽瘁。”《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首都举行章士钊先生追悼会》的详细报道。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几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神色黯然,寝食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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