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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任工程兵装甲兵政委时发现雷锋王杰等典型,却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

何立波 · 2019-12-06 ·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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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国中将群英谱中,原工程兵政治委员、装甲兵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属于为大众熟悉的一位。黄志勇1929年入团,1930年入党,1931年参加红军,红军时期曾任师团俱乐部主任、团政治委员,抗战时期任“抗大”四大队政治部主任、三大队政治委员,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旅政治委员、2兵团、13兵团参谋长等职,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黄志勇担任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南军区工程部队政治委员、工程兵政治委员、装甲兵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发现了工程兵的典型雷锋,推出了装甲兵英模王杰,在部队政治工作上卓有成效。

  长征路上,黄志勇是红8军团的团政委

  黄志勇原名黄念卓,1914年9月22日出生在江西省崇义县一个贫农家庭。五四运动后,邓子恢、陈赞雍、周泰侃等具有民主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曾先后在崇义地区传播马列主义,黄志勇深受影响,思想日趋进步。1931年6月,上堡、麟潭、丰州三地暴动队组成游击大队,黄志勇任政治委员。从这时起,他将原名黄念卓改为黄志勇,以示跟共产党干革命,志存高远,勇敢坚定。1932年2月,黄志勇调到独立第9师第43团第2连当文书,并任该连支部书记。黄志勇从游击队调到红军正规部队,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从此,他离开家乡崇义,义无反顾地随部队南征北战。

  1933年3月,黄志勇任红七军政治部地方工作团团员、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5月起,他先后任红3军团第6师第16团俱乐部主任、18团总支部书记、6师俱乐部主任,从事宣传和文化娱乐工作。1934年5月,黄志勇被送到瑞金中央红军大学学习。9月,红8军团组建,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21师、第23师。黄志勇调任第21师第63团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后,红8军团第21师合并到第23师,下辖第67、第69团。黄志勇任第67团政治委员,罗占云任团长,吴克华任参谋长。11月下旬,黄志勇和团长奉命率第67团向湖南永明前进。接近永明时,又奉命转由水车向广西灌阳进发。一天上午,当部队行至灌阳东南地区时,突然与从灌阳出击的国民党军遭遇。黄志勇指挥部队与敌激战至16时,在掩护主力顺利通过后,才撤出战斗向文市疾进。傍晚,快到文市时,又遭国民党军截击,被迫返回。他带领部队沿着一座大山向北行进,在山顶遇见军团政治委员黄甦。黄甦对黄志勇说,敌人已追上来了,灌阳、文市均被占领,要迅速摆脱国民党军,日夜不停地向湘江前进,尽快渡过湘江。情况紧急,黄志勇一边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一边紧急召开营、连干部会议,传达军团首长指示,部署行动安排。他强调,这里离湘江还有100余公里,要急行军,并准备用战斗冲破国民党军的堵截;连、营组织收容组,团组织收容队,保证不让一人掉队;要发挥团政治处、政工干部、连队政治思想骨干的作用,切实保证行军、作战的胜利。接着,各营、连分别向所属分队作了紧急动员,统一了思想,增强了斗志。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部队翌日傍晚到达灵渠,迅速渡过湘江,全团基本保持完好的营、连建制。此后,黄志勇指挥全团掩护主力部队过广灵寨,通过老山界,归建红8军团。在一个山沟里,黄志勇见到红8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汇报了部队情况。刘少奇、罗荣桓对67团被敌截断、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独立作战、赶上主力的精神和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

  12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黎平,红8军团撤销,部队编入红5军团,黄志勇任红5军团第13师第29团政治委员,董俊彦任团长,吴克华任参谋长。1935年5月上旬,第29团到达安顺场,归红1军团指挥。5月7日,黄志勇和董俊彦率部从安顺场出发,继第4团之后沿着大渡河右岸,日夜兼程向泸定桥疾进。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行程160公里,于29日下午到达泸定桥。此时,4团已作好出击准备,并于傍晚攻占泸定桥和泸定城,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29团迅速通过泸定桥进至花梨坪地区,占领有利地形向雅安警戒,掩护红军主力由泸定桥顺利通过大渡河,向天全、芦山进发。

  6月上旬,29团准备翻越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道路险峻。全团官兵经过长途征战,体力下降。黄志勇及时进行动员,提出“翻越大雪山,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口号,激励官兵一定要征服大雪山,号召大家发扬互帮互救精神,决不让一个人掉队。全团官兵同心协力,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大自然和体力方面带来的重重困难,顺利翻越这座艰险的大雪山。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后,黄志勇进入“红大”二科学习。1937年1月,“红大”更名为“抗大”,黄志勇任一队学习小组长、党支部组织委员。

  先后担任“抗大”四大队政治处主任和三大队政委,出色完成思想政治工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部队急需大量干部。“抗大”一队学员结业,大部分分配到前方,黄志勇留校任训练部政治教员兼教育干事,同年底任四大队政治处主任,1938年底任三大队政治委员。黄志勇负责大队政治工作时,重点抓了对知识青年学员的培养教育。1938年秋,学校确定四大队由延安前往洛川接替六大队防务。走前,黄志勇和大队长刘忠被叫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示:“你们到洛川去,对面是国民党,去开个‘澡堂子’。”毛泽东的指示,给黄志勇一把打开培养教育知识青年之门的金钥匙。他理解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国统区到延安的学生,应从政治思想上对其“洗个澡”。因为这些知识青年有很高的革命热情和很多优点,但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学校应通过培养教育,去掉他们身上不健康的思想、观点和习惯,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为进一步把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知识青年学员培养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黄志勇根据“抗大”校党委的布置,适时向各队党支部提出,积极做好共产党员的培养发展工作,认真贯彻“大胆发展,不让一个坏分子混入”的建党方针,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学员入党。他要求各支部要做好培养教育工作,尤其是要搞好党章的教育,提高学员对共产党的认识。由于大队党总支、各队党支部抓得紧,发展共产党员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抗大”四期四大队的党员数,由到校时占学员总数的14%上升到毕业时的75%。

  黄志勇负责大队政治工作,还注意和学校周围的居民、团体、友校、友军搞好关系。当国民党顽固派挑起“摩擦”时,对其斗争能讲究策略。1939年初,抗大三大队进驻瓦窑堡。国民党企图搞“摩擦”,调来一个骑兵团驻防。这个团是陕西地方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志勇等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斗争策略,确定“一打一拉”,即争取骑兵团,打击反共县长田杰生和保安队。他们通过写信、派人做骑兵团团长胡景铎的工作,表示愿意与骑兵团友好相处,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曾派人来,留守兵团也派参谋长曹里怀等人来瓦窑堡帮助三大队做胡景铎的工作。“抗大”开赴敌后时,胡景铎对黄志勇说:“今生今世不会忘记这一段交情。”解放战争初期,胡景铎任国民党军陕北保安副总指挥时,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策动帮助下,于1946年10月在横山率部起义。

  1940年11月,“抗大”三分校与八路军军政学院第三、四大队合组为军事学院。黄志勇任政治部主任、院党务委员会书记。1943年5月,军事学院合并到“抗大”总校。黄志勇感到抗战以来,自己一直在学校工作,于是向总政治部提出申请,要求分配到部队去工作。9月,黄志勇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黄志勇协助司令员程子华指挥了塔山阻击战等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陕甘宁边区部队抽调一千余名干部去东北工作团,陈伯钧任团长,黄志勇任政治委员。到承德后,由于冀热辽干部紧缺,黄志勇留任冀热辽军区第14旅副政治委员,1946年7月任独立第16旅政治委员,同年8月1日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9月初,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和政治部副主任刘随春组成前方作战指挥所。1947年4月13日,冀察热辽军区前指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前方第二指挥所,程子华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黄志勇任参谋长。9月1日,第二前方指挥所改称第2兵团司令部,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央军委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全国战争形势变化的有利时机,决定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并把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东北战场。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和指示精神,决心发起辽沈战役,并电令第2兵团指挥部指挥第4纵队、第11纵队和3个独立师,于9月12日首先进击北宁铁路。遵照“东总”指示,黄志勇协助程子华指挥部队攻克绥中、兴城,歼国民党军一部。10月9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一部围攻锦州,并令第2兵团指挥2个纵队3个独立师奉命阻击由葫芦岛和锦西的国民党军增援锦州,保障主力打下锦州。

  2兵团接受此任务时,正值前指向山海关前进途中,黄志勇立即召集司令部各处长,进行图上作业和分析研究,认为这次阻击战任务相当艰巨。人民解放军有9个师加1个炮兵旅,国民党军却有11个师,且有海军的重炮支援,还可能有飞机、坦克支援,从兵力和武器装备来讲,国民党军占有优势。但从士气来说,我军却大大高于敌军。如果指挥得当,阻止国民党军增援锦州,是完全可能的。从地形上看,锦州、锦西的国民党军相距只30公里,因此必须采取阵地防御战,以英勇顽强的坚守与反冲击相结合的战法坚守阵地。他们认为,塔山村威胁着村东的铁路,控制着从村中穿过的公路,敌不打下塔山村,重武器装备的大部队就无法东进增援锦州。同时,塔山西面的白台山也利于设立侧射火力阵地,与村东南的铁路桥涵之侧射火力点在强大的多层次的火力网控制之下,使防御正面能形成交叉火力网。因此,防御的主阵地应放在塔山。黄志勇把具体兵力部署方案向程子华作了汇报,程子华表示完全赞同。随后,程子华和黄志勇来到2兵团所辖的4纵防御阵地观察,在司令员吴克华的陪同下到实地察看构筑工事情况。

  10月9日,东野攻锦主力5个纵队发起战斗。与此同时,2兵团司令部也进入指挥位置。10月10日,锦西、葫芦岛地区的国民党军,在第54军军长阙汉骞、62军军长林伟涛指挥下,由7架飞机、2艘军舰舰炮和数十门重炮掩护,以3个师兵力向从锦西通向锦州的要隘塔山实施攻击。先是用猛烈炮火轰击,半小时后步兵开始向塔山地区冲击。当国民党军接近障碍物地带时,4纵阵地的轻重火器突然猛烈开火。敌人遂变换战术,采用冲击与炮火交替进行的手段连续发起进攻。在4纵指战员的英勇抗击下,又一次次地被打退。国民党军正面硬攻不下,便改用迂回战术,以一个营的兵力乘帆船,袭占打渔山岛。黄志勇获悉4纵战况后,立即向程子华汇报,并建议要表扬4纵官兵英勇顽强的精神,失去的打渔山岛应迅速组织兵力夺回来。程子华接通吴克华的电话,令4纵夺回打渔山。傍晚时分,4纵指战员利用退潮时机,反击打渔山岛得手,其他丢失的阵地也已全部夺回。

  国民党军第一天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于10月11日拂晓,以4个师兵力采取中央突破的办法,倾全力攻击塔山村。在激烈战斗中,有3个主阵地被国民党军突入,均被4纵指战员反冲击打退。阵地前沿,国民党军遗尸遍野。12日,国民党军只以少数兵力进攻塔山;同时,以大炮向人民解放军纵深阵地猛烈轰击,飞机轮番轰炸扫射;以其主力转攻11纵队防守阵地,并突破几处前沿阵地。11纵立即组织强有力的反冲击,很快把国民党军击溃,夺回了丢失阵地。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军高地上,则有一些军官向人民解放军塔山阵地反复窥探。黄志勇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预感到国民党军将对塔山发动更大规模进攻,便立即报告程子华,并向4纵前指作了通报,要他们密切注意,作好准备迎接恶战。4纵经过几天的激战,伤亡很大,于是调整部署。经兵团司令部批准,由11纵承担部分阵地的防御任务,使塔山一线防守和预备队的力量得到很大加强。

  13日,国民党军用4个师兵力,其中包括所谓“没丢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华北“剿总”直辖独立第95师,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进攻,敌人采用了新花样,即两翼突破,夹击塔山村。“赵子龙师”果然与众不同,进行多梯次的冲锋,向塔山村和铁路桥阵地一步步推进。我军指战员不畏强敌,打垮了敌人“波浪式”的冲锋,塔山阵地始终岿然不动。经过激战,国民党军死伤累累,元气大伤。

  14日和15日,国民党军鉴于锦州告急,又先后用4个师和5个师兵力向塔山村进行猛烈进攻。4纵、11纵指战员越战越勇,以寸土必争的顽强精神,瓦解了国民党军的一次次进攻。15日傍晚,东野主力攻克锦州城。葫芦岛出援的国民党军也逐步撤回原地区。4纵和11纵指战员浴血奋战6昼夜,打垮敌军数十次冲锋,歼敌6000余人。至锦州解放,我军阵地寸土未失。塔山阻击战的胜利,阻止了锦西、葫芦岛地区东进援锦的国民党军,有力地保障了东野主力攻取锦州的作战行动。

  尚在辽沈战役将取得全胜之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开始谋划平津战役,以就地歼灭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1948年12月下旬,东野2兵团改编为13兵团,黄志勇任参谋长。12月31日,根据上级指示,黄志勇协助程子华指挥4纵作为先头部队,从西直门进入北平,与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北平城门上,飘扬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旗帜。1949年7月,黄志勇任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作为工程兵政治委员,黄志勇发现了雷锋这个典型

  1951年5月,黄志勇任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2年初,黄志勇调任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副总政治委员,协助总指挥唐天际、总政治委员李先念工作。黄志勇用了很大精力抓好爱国劳动竞赛运动,指示政治部制订了《荆江分洪工程战士、民丁、干部奖惩条例草案》《关于开展爱国劳动竞赛运动指示》,要求从五一国际劳动节起掀起一个“红五月”的爱国劳动大竞赛,号召“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当建设英雄,做工作模范,创造模范单位。工程结束时,仅部队就有2万余人立功,评选出英模316人、模范集体110个。

  1953年7月,黄志勇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政治委员、副书记,全面负责工兵的政治工作(未配政治委员)。1955年9月,黄志勇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2月,黄志勇任工程兵政治委员。他到任后,始终把抓好各级党组织建设,作为自己主要职责之一。黄志勇根据工程兵既是战斗兵种、又是技术兵种,具有劳动性、技术性、突击性和艰苦性等特点,提出工程兵部队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在于使部队思想上愿劳动,体力上能劳动,技术上会劳动。黄志勇强调指出:在施工中,无论是搞地下工程或地上工程,工作环境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天天与石头、泥土打交道,长年累月和困难、险情作斗争,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毅力是难以完成任务的。这就要求部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反复进行“热爱劳动、热爱山区、热爱工程兵”的“三热爱”教育,树立劳动为荣、艰苦为荣的思想,解决部队思想上愿意劳动的问题。为保障官兵体力上能劳动,黄志勇要求部队都要以最大的注意力去关心干部战士的健康和安全。黄志勇指示机关制定了《国防工程安全施工暂行规定》《国防工程建筑部队作业人员物质、文化生活福利暂行规定(草案)》,下发部队试行,收到良好效果。黄志勇要求政治工作要大力宣传、鼓励和发动干部、战士去学习技术,努力提高技术水平。

  1960年下半年,工程兵在武汉举办毛泽东著作学习班。除工程兵机关部分干部参加外,还邀请了各军区工程兵团以上干部参加。黄志勇提出要发现典型,宣传典型。大家提出两个人:一个是长沙工程兵文化学校的一位干部学员,学习笔记写得好;一个是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的雷锋,不仅学得好,而且行动多。黄志勇和大家分析研究后,选择了雷锋这个典型,并由沈阳军区第一任工程兵部主任王良太负责收集整理雷锋的事迹材料。黄志勇看了雷锋的材料后,责成工程兵政治部于1961年l月下发了《关于学习雷锋同志的通报》。通报指出:“雷锋同志不忘过去,处处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是我工程兵的一面旗帜,堪为我工程兵全体指战员学习的榜样。”黄志勇要求各单位立即组织指战员学习雷锋的先进事迹,大力宣传雷锋的事迹,把雷锋的共产主义风格,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同时,还在《人民工兵》上介绍了雷锋的事迹。此后,一个学习宣传雷锋的活动在全兵种掀起,好人好事大量涌现。1962年8月,雷锋不幸因公殉职。1963年3月,毛泽东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后,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全军热烈展开。黄志勇要求工程兵各单位要把学习雷锋的活动引向深入,并在兵种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在我们工程兵部队里,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出现了像雷锋这样的英雄人物,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雷锋同志是工程兵的一员,是我们亲密的战友,我们工程兵的指战员学习雷锋,应当学得更好一些。”黄志勇还对如何学习雷锋的突出之点,如何把学习雷锋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提出了具体意见,从而把工程兵学雷锋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担任装甲兵政治委员后,黄志勇大力宣传王杰这个装甲兵战士的典型

  1965年8月,黄志勇调任装甲兵政治委员。9月初,当他得知济南军区装甲兵坦克某师工兵第1营第1连班长王杰在帮助民兵地雷班训练时,为保护在场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12人的生命安全,奋不顾身扑向炸点英勇牺牲的事迹,便告诉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诸敏和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罗通,好好收集整理王杰的事迹材料,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为宣传。黄志勇指示装甲兵政治部在内部刊物《政治思想工作简报》上以《向舍己救人壮烈牺牲的王杰同志学习》为题,摘要登载了报告内容。接着,装甲兵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宣传和学习王杰同志活动的决定》,指出“在我们的行列中出现了王杰同志这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全装甲兵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决定在装甲兵机关、部队、院校、工厂开展一个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和学习王杰的活动。11月,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题词赞扬王杰。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向王杰学习。国防部命名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12月初,黄志勇对装甲兵如何深入开展学习王杰活动又作了四点指示:首先要注意发动学习;发动起来以后,要组织和领导好学习,发动、组织、指导要反复地不断地进行;检查实际学习效果,总结几点经验,表扬好人好事;各级政治机关在今年内要抓上几次,只一次是不够的。此后,群众性的学习王杰的活动在装甲兵如火如荼发展起来。

  在学习王杰的活动中,装甲兵涌现出了一批模范人物。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实习研究员方玉林,参加科研试验中不畏艰苦、不怕危险;装甲兵6410工厂工具保管员潘德芳业务过硬,能蒙上眼睛在1万多件工具中很快拿出指定的工具;装甲兵工程学院管理处马车班班长史引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等。黄志勇在装甲兵召开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上总结中提出:要培养自己的典型,运用典型推动工作和学习。当前,首先要把这次座谈会交流的经验传播出去,特别是要把方玉林、潘德芳、史引才等同志的经验介绍出去。根据黄志勇的指示,装甲兵政治部派出上述三名学习积极分子组成的巡回报告小组,到装甲兵部队作报告28场,听众达1.6万余人,对大家教育震动很大。

  1966年l月31日,装甲兵工程学院门诊部护士长梁社开参加陕西省渭南县南七公社红林大队社会主义教育时,帮助群众破冰抗旱,光荣牺牲。黄志勇对此事非常重视。2月5日,装甲兵工程学院举行梁社开追悼大会,黄志勇和司令员许光达联名发出唁电。2月8日,中共装甲兵常委会决定号召装甲兵所属机关、院校、工厂的全体人员向梁社开学习,随后装甲兵政治部发出向梁社开学习的通知。为了指导和推动这一学习活动,黄志勇写了题为《完全彻底为人民》的文章,刊登在《人民装甲兵》1966年5月学习梁社开专刊。文章提出:向梁社开学习,就要学习他忘我的高贵品质,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和深厚感情以及大公无私精神。他的死是为人民而死,死得比泰山还重,我们要永远纪念他。一个学习梁社开的活动,在装甲兵各单位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黄志勇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的基础上,1969年7月1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装甲兵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18名。这次大会的任务,主要是贯彻中共“九大”精神,讨论审议党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装甲兵第二届党委。这届党委由29人组成,常委5名,黄志勇为第一书记,陈宏为第二书记。1969年10月,黄志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70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总政治部成立临时党委,黄志勇任副书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全军开展批林整风。黄志勇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主持装甲兵党委工作期间,贯彻执行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指示,而受到长时间的审查。1984年12月,中央军委作出审查结论,认为黄志勇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1988年7月,黄志勇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1年11月21日,黄志勇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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