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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基本范式 ——以毛泽东老三篇为例

吴波 · 2020-01-08 · 来源:党的文献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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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经典文献,以其洗练精粹、清晰明快的文风而广为流传,其内在蕴含的话语风格、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深深影响了广大党员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构建和传播具有示范性意义。

  [摘要]《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经典文献,以其洗练精粹、清晰明快的文风而广为流传,其内在蕴含的话语风格、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深深影响了广大党员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构建和传播具有示范性意义。这三篇经典文献勾勒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建设范式,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党文化主要由政党在发展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学说、组织理念、价值体系等观念性文化,和以政党的制度规范为主体所形成的行为模式、行为作风等实体性文化构成。它发挥着引领政党政治发展、整合政党价值取向、塑造政党行为模式、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注重以先进的政治文化来凝聚民心、引领中国的发展方向。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意识形态、政治品格和行为模式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诞生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经典文献,以其洗练精粹、清晰明快的文风而广为流传,其内在蕴含的话语风格、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深深影响了广大党员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构建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具有示范性意义。

  一、构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话语体系,发挥政党文化的引领功能

  作为指导政党行为、影响社会发展的现实形态的政党文化,要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关键在于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形成与社会发展诉求、文本本身特质和政党价值理念等密切相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经典文献以民族大义为基点,以传统文化为主要依托,以共产主义为价值旨归,构建起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体系的框架,发挥着引领社会发展的职能。

  (一)以民族大义为基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之所以得以构建并发展,占领话语高地,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积极回应社会诉求,构建出超越各党派利益的以民族大义为基点的话语体系。抗战爆发后,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成为中国社会共识。社会各界均呼吁以民族大义为重,民族大义成为凝聚社会力量的纽带。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1]的先声。《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从《纪念白求恩》中提出要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2]的开放性的民族心态;到《为人民服务》中所展现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1]的包容性的民族状态;以及《愚公移山》所阐述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2]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路线。这种以民族大义为基础的情怀,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极大地扩展自己的政治基础,不仅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正是以民族大义为基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背景下构建起自己的政党文化话语体系。

  (二)以传统文化为主要依托

  政党文化的构建离不开本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话语体系中,传统文化为其表达和传播提供了丰厚资源。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表现为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这些观念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构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个人为集体所包围,并以家庭、国家、民族为最终实践指向和价值指引。《纪念白求恩》中所提倡的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要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就是将个人的发展置于集体之中,正确认识到个人只有在集体中,在无私奉献的活动中,其价值才能够发挥最大效用。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比如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这些思想在不断继承和发展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政治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改造提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无论是《为人民服务》中所提出“为人民服务”,还是在《愚公移山》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4],都是将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相结合的产物。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民族的优秀基因,其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更是深深植入到了民族的血脉之中。“愚公移山”本是中国传统的寓言故事,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为这则寓言故事注入新的内涵,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喻为两座大山,只要坚持不懈、持续奋斗,就能够挖平这两座大山。这些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述,构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政党文化话语体系,推动了政党文化的塑造和传播。

  (三)以共产主义为价值旨归

  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转化为政党的价值旨归和理想目标,并进而影响和鼓舞党内成员及其追随者共同奋斗,是构建政党文化的重要一环。政党文化的形成需要理想的奠基,其发展也需要理想的传承。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对理想目标的回应,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最高理想的追求,给人以终身的奋斗目标;一是近期的理想和目标,指导人们不断奋进。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既有最高理想的追求,如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倡的共产主义精神;也有当时阶段的奋斗目标,如在《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寻求“全民族的解放”和“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5]。这些远大理想和近期奋斗目标一方面影响和塑造了党员的个人理想,从而形成了推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共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活动,把自身的理想追求传递给社会大众,并通过自己的实践,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进而成为全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

  在政党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等通过积极回应社会问题,扎根传统文化,阐发奋斗目标,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正是借助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政治力量。

  二、构建弘扬正能量的价值体系,发挥政党文化的整合功能

  政党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形成统一的价值理念,并以此引导政党成员和社会大众的思想行动,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经典文献,以白求恩、张思德和神话中的“愚公”等人物为典型示范,塑造了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事业观,为人民利益而死的道义观和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奋斗观等弘扬正能量的价值体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

  (一)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事业观

  干事创业,首先要有正确的事业观。告诉人们做什么、怎么做,是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纪念白求恩》通过典型示范,传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对待党的事业的价值观念。首先要有宏大的事业格局。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1]。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抱着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来考察中国的现实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发展的优良传统。其次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作风。

  这是无产阶级道德实践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指出,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主要表现就是“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3]。在《为人民服务》中,他提出,“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4]。这种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道德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价值整合功能的生动体现。同时,只有在党内形成优良的党风,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识,推动社会发展。

  再次要有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只有不断追求专业上的精进,才能推动事业的发展。对那些轻视技术工作的人,毛泽东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白求恩这种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6]。专业态度是做好事业的基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弘扬的重要价值理念。

  (二)为人民利益而死的道义观

  道义观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紧密相连,是人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与社会关系时的准则。弘扬正义,提升党员修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要求和优良传统。习近平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7]。要占据道义制高点,就需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明确价值秉持。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义观。

  一方面确定了党的宗旨,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8]。争取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是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关键,而其前提是这个政党具备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最广大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主要原因在于它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以解放中国的贫苦大众为目标,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后来,毛泽东更是进一步强调要“完全”“彻底”地服务人民,“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只有完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才能牢牢占据道义制高点。

  另一方面指明了共产党员的生死观,即“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2]。这是共产党员生死观的生动写照,生而为实现人民的利益工作,死而为捍卫人民的利益献身,并将此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和追求。在革命年代,共产党员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但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3]。随着历史的沉淀和社会的发展,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生活的一种道义规范。

  (三)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奋斗观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特别是面对困难时,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怕牺牲、敢于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愚公移山》通过对传统寓言故事意象的重构,为其注入了坚韧奋斗的秉性,传递了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进取精神。

  在《愚公移山》中,毛泽东描绘了积极乐观、持续奋斗的愚公形象,以此作为共产党员的奋进标杆。他指出,共产党员要有信心,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抗战的胜利。不仅如此,共产党员还要联合人民群众,促进人民群众的觉悟,和人民群众一起并肩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为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奋进。这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精神深深融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之中。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将其称为“苦行主义价值观”,认为“它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民能够改造自己,改造自然,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揭示的存在于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中的‘真正人的生活’”[4]。这种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奋斗观,不仅是通向未来美好社会的一种手段,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价值需求。只有在奋斗中,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5]奋斗基因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一大特色,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弘扬。进入新时代,我们依然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习近平指出:“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6]在这种奋进搏击中,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凝聚社会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三、构建党员干部的行为模式,发挥政党文化的塑造功能

  政党成员是构成政党有机体的细胞,其行为作风直接影响着政党形象。而政党文化对党内成员的行为方式具有规制和塑造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党章党规的硬性约束上,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价值引导、情感培育等软性制约上。《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经典文献,从行为准则的匡正、党内关系的调适和文化标识的塑造等方面对构建党员干部的行为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通过政党文化匡正党员的政治行为。政党文化通过价值引领、情感沟通和观念塑造等方式,向政党成员发出行动指令。这种指令一方面使党员通过价值取向或情感选择而执行,并将自己融入到政党的系统之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党员政治行为的纠偏,以防止其偏离政党的价值框架。《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分别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和“愚公”三个政治行为模范,以引导党员的行为,同时也对偏离这些行为的党员进行了批评和纠正。这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文中指出:“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1]对于这类不敢担当、先己后人等有悖于共产党价值理念的行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行为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所应该有的,从而纠正党员的行为方式,确保党员遵守党的价值理念。

  二是坚持五湖四海原则协调党员的交往行为。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容易存在程度不同的山头主义。在一个政党内部,这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又往往容易结成利益团体,从而冲击和破坏党的正常运转。如何有效应对这一现象,考验着一个政党的智慧。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五湖四海”的原则。他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2]。这个原则的提出,一方面维护了党内的团结,另一方面也规范了党员的交往行为,即不以地域、个人利益为限,而是以“共同的革命目标”为原则,团结同志,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这一原则对当前我们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也依然适用。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3]

  三是树立文化标识彰显党员的良好形象。政党文化能够塑造本党独具特色的身份标识,以此来凸显党员形象,进而向社会传递政党的价值追求和理念。这包括政党的执政形象、组织形象和作风形象等。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主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象和党员的作风形象。组织形象主要表现为党内团结形象,这在《愚公移山》中尤为明显。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其开篇在谈到会议结果的时候,就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自此以后,这成为彰显党内团结形象的一个经典表述。此外,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的“五湖四海”也是体现党内团结形象的一个重要表述。党员的作风形象通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普通党员张思德和作为整个中国共产党形象代表的持续奋进的“愚公”等得到塑造。通过这种塑造,党员的身份标识得以展现,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员就在自己身边,是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从而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良好形象。政党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孕育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品格,这种品格通过党员的行动展现出来,从而提升了政党的辨识度。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等文化品格,展示了自身鲜明而独特的辨识度。与此同时,这些文化品格又反过来指引与调适着共产党员的行为模式。

  四、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体系,发挥政党文化的凝聚功能

  政党文化不仅塑造着政党自身的制度规范、价值理念和行为风格,也对社会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产生着影响。好的政党文化能够引领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1]。政党文化要实现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首先要为民众所理解、接受和认同。《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经典文献,通过话语的大众表达、人民英雄的形象塑造等,发挥了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

  一个政党要将自己的政治意识传递给民众,争取民众支持,必须采取大众化的表达形式。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也是基于此。《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经典文献,向民众传达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和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奋斗目标。其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五湖四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愚公移山”等一系列大众化的话语表达,既鼓舞人心,也向社会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这些词句至今仍为人们所用,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话语表述方式也就是文风。文风是个大问题,它反映着党的作风。因此,一定要端正文风,“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2],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树立典型、彰显模范人物形象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又一特色。通过树立优秀党员形象,将其作为重点进行宣传,使民众受到感染和激励,进而影响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能够提升政党的社会感召力。如上所述,《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分别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愚公”等党员标杆形象。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其短暂的一生中,工作不辞劳累,处处起着模范带头的作用,这是当时许多共产党员的真实写照。通过对张思德式的模范形象的颂扬,既增强了党员的认同感,也在民众心中树立起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极大地增强了政党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三篇经典文献中,通过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和平民化的模范塑造,中国共产党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度和认同感。在良性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体系。

  当前,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三篇经典文献勾勒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建设范式,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吴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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