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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丽敏 | “新革命史”与“总体性”

董丽敏 · 2020-02-14 · 来源:近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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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革命史”的问题意识相当清晰,既指向了对既有的意识形态化了的传统革命史观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对1990年代以来的学界所出现的“告别革命”倾向有所反思[2] ,明确提出要“努力摆脱‘唯革命化’与‘去革命化’双重干扰” [3],“让革命‘回归’历史” ,希冀在“推动党史研究的‘去熟悉化’和‘再问题化’”的基础上,将其推向深入。

  保马编者按:近十年来,“新革命史”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作者指出,“新革命史”基本出发点是打通既有“革命史”研究与“历史”研究间的隔阂:既在纵向的意义上把中共革命放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考察,又在横向的意义上借重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以凸显这场革命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在作者看来,对中共革命的研究还需要更为“总体性”的论述,目前的“新革命史”显然还无法全面承担这一任务。一方面,过分强调20世纪中国革命“连续性”,容易忽视中共革命的历史特殊性,使之沦为一般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任意使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方法,又容易使研究碎片化,从而遮蔽中共革命的普遍的历史意义。所谓“总体性”的研究范式,必须要把宏观的历史视野与微观的历史细节结合起来,以“史观”统合“史料”,而这种“史观”之获得,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仔细探寻。只有不断地重返这个语境,“新革命史”才能获得阐释的能量与活力。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感谢作者董丽敏老师授权保马推送此文!

  新革命史:

  重构“革命史”叙述如何可能?

  文/董丽敏

  十年来,作为一种试图“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的研究探索,由李金铮、夏明方、王奇生、应星等人倡导的“新革命史”,以其“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1] 的理念与实践,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应该说,“新革命史”的问题意识相当清晰,既指向了对既有的意识形态化了的传统革命史观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对1990年代以来的学界所出现的“告别革命”倾向有所反思[2] ,明确提出要“努力摆脱‘唯革命化’与‘去革命化’双重干扰” [3],“让革命‘回归’历史” [4],希冀在“推动党史研究的‘去熟悉化’和‘再问题化’”[5] 的基础上,将其推向深入。

  可以说,“新革命史”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学界研究潮流的转变:一方面,意味着“革命”这一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产生重要影响的核心事件/力量,在一度遭受冷遇之后,重新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围绕着“新革命史”的一些争议却也表明,如何在新的问题意识、研究视野、理论方法及文献资料的共同作用下,更为有效地拓展“革命史”研究的新的增长点,还存在着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形下,显然有必要在更为复杂的格局中来把握“新革命史”的得失所在。

  

  作为“新革命史”的基本出发点,打通既有的“革命史”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隔阂,尤其是希望通过进一步强化以“求真”为旨归的史学研究方法来为以往偏于意识形态的“革命史”研究找到新的可能,成为“新革命史”倡导者们的共识所在。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重拾中国革命”的基本思路——就是要摆脱对于传统革命史研究的“路径依赖”,“重新考虑很多其他的大路、便道、捷径和曲径”[6] ,但显然,“新革命史”将“很多其他的大路、便道、捷径和曲径”进一步明确化了。

  大致说来,“新革命史”对“历史”研究的倚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重点是从纵向展开,试图将“革命”放置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通过“拉长”考察时限,希望更完整系统地把握“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并给予其更为谨慎的评价。

  对“新革命史”研究者而言,这种“拉长”首先是立足于中共革命实践脉络内部的一种处理,是一定程度上跨越已有的重要时间节点和结论,将原本割裂的不同的革命阶段重新连缀在一起进行新的诠释的努力,如应星认为:“我们的研究要‘察其渊源,观其流变’,首先要知道源在哪儿,才能深刻地理解后来的流变。缺乏对江西时期的研究,就难以真正理解延安时期。因此如果我们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去达成对中国革命的总体理解,需要跨越一些人为的时间界标,比如说1934 年、1949 年等等,我们需要有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眼光。”[7] 不仅如此,在“新革命史”倡导者们的视野中,“拉长”还不只是着眼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本身,而更意味着要在更大的格局中,将几场不同性质、不同形态、不同走向的“革命”放在“20世纪”这一时间轴中来加以理解,如王奇生指出“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效应”,认为:“我们有必要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如同一曲戏剧的三个场次。前一次革命如何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如何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8]

  无论是对“革命史”内部长时段考察的注重,还是对所谓“高山滚石”效应的强调,可以注意到,“新革命史”的“拉长”努力,尽管从表面上看是落在貌似客观的时间范畴上的,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想通过对革命“连续性”的建构,突破现有的以重要时间节点为中心的革命史叙述模式,探索新的“革命史”逻辑建构的可能。正如应星所批评的:“那种以成败为中心的历史观容易陷入一种目的论” [9],已有的与特定的时间节点勾连在一起的革命史诠释逻辑,由于往往受到成败结果的束缚,难免会被诟病为是一种叠加到历史进程中的简单观念之物,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纪念史学”,因而“新革命史”希望通过“拉长”,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的从结果出发的“倒放电影”式的观念化的“革命史”演绎,努力从史实出发去理解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轨迹,力求探寻实践中的“革命史”逻辑,这显然会更容易得到共鸣。

  需要指出的是,“新革命史”要实现上述努力,需要处理好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历史”与“革命史”的关系问题。当然可以说,“革命史”研究是要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但作为当代国史的基础,“革命史”研究显然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似乎可以“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它还需要承担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意味着,引入“历史”资源,并不是为了中止甚至消解“革命史”的意识形态属性,甚至取而代之,恰恰相反,是要藉此为“革命史”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促使其进一步接地气。换句话说,“新”的“革命史”不仅要“求真”,而且要“求解”,更要“求善”,需要在更高层面上为这几者寻找到新的平衡空间。由此,对“新革命史”倡导者们而言,仅仅停留在“努力摆脱‘唯革命化’与‘去革命化’双重干扰”这样的层面上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要想使“新革命史”走得更远的话,那么,不仅要考虑“革命的”怎样是“历史的”这一个维度,也仍然需要进一步处理,“历史的”如何才是“革命的”?在“后革命氛围”弥散的今天,如何使得对以往“革命史”的再回顾能很好地回应当下社会转型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并成为目前重构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这是“新革命史”研究者们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这样的前提下,关于革命“连续性”与“断裂性”的关系问题,也亟待引起重视。如果悬置“革命”的意识形态内涵而只关注其激进的形态,那么,当然可以说,无论是革命内部的不同情况、事件、经验还是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都可以笼而统之地收拢进在“革命”的大帽子下,也当然都可以简单用“时间”这一貌似客观之物连缀起来,建立在这样的变量/关联基础上,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自然也可以产生出新的对“革命”的理解出来,问题在于,这样的“连续性”构建,尽管使得革命自身历程的艰难性、曲折性乃至异质性似乎可以被充分地呈现出来,从而使得“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流于教条主义式的干瘪理念形象存在,然而,如何在呈现革命多个面向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建构出成与败之间的辩证性关系,既不简单以成败论英雄,但又能规避因为陷入对革命复杂性的过度“深描”而可能产生的“暧昧化”革命的风险,对“新革命史”研究者们来说,仍需要进一步引起注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共产革命被纳入到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这样的长时段“革命”谱系中来加以讨论的时候,其实其所面临的挑战更大,所需要处理的问题更多:比如说,在这样的“连续性”建构中,可以发现,“激进”思潮的确已经逐渐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总体性特征之一,这可能是以往局限于对某一场革命的考察所无法看清楚的,但在这样的革命“连续性”谱系中,如何更为清晰地呈现共产革命无法被其它类型革命所遮蔽的特殊的激进内涵与意义,而不是仅仅被抽象化为“激进”思潮的一种表现形式,却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比如说,在“连续性”的格局中,研究者显然会更注重挖掘各个阶段“革命”的共性,因此诸如革命的暴力问题、“革命”与“革命后”的关系问题、破坏与建设的问题、党国体制问题等等,总是在普泛的意义上被讨论[10] ,有关共产革命对于之前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差异性与超越性,也就没办法得到足够的关照;再比如说,同样基于“连续性”的逻辑,革命本身的理论、话语、逻辑与作为研究对象的革命,会在回归“历史”的名义下被要求区分乃至切割[11] ,这将使得共产革命被进一步降维到普通历史事件的层面,对其的研究也会因为被局限而出现被碎片化的危险……上述种种,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于共产革命所内蕴的价值和意义的全面认识。如何既能关注到革命的共性特征而又能把握不同革命的性质,在把握不同的革命所产生的不同的“断裂性”效应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甚至重构革命的“连续性”谱系,“新革命史”显然还需要思考更多。

  

  “新革命史”倡导者推动“革命史”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所形成的又一个重点,是从横向的社会史、文化史着手,努力突破传统革命史就革命谈革命的思路,试图通过将其研究格局撑大,从而在更多元、更复杂的视野中来观照革命史的方方面面。

  李金铮直言不讳地指出:“传统革命史观最大的问题,就是凸显了政治、党派、主义、阶级和革命史本身,而忽略了其他面相,‘新革命史’就是试图改进这种史观的一种视角和方法。”[12] 正是在这样的寻找革命多元面向的问题意识下,他将“新革命史”的未来的努力方向设定为这样五个方面:“即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 。[13]与李金铮的设想相类似,李里峰进一步从视角、方法、路径等方面阐释了“新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史研究之间的差异性:“过去的党史和革命史研究大多侧重宏观描述,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强调从中观、微观视角还原革命进程中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揭示中共革命发生和运行的机制”;“以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中央和高层,现在则在此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地方,关注中层和下层”;“以前讨论主义、路线、方针、政策非常多,现在则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更多地考虑组织结构、宣传动员、权力技术等,更多地关注普通干部、普通农民的理性计算和行动策略。” [14]

  落实在具体研究中,“新革命史”的探索主要体现在:或者认同海外汉学从“另类”视角对于中共革命经验的发掘,如裴宜理在“文化操控”视角下对“安源革命传统”的再解读,强调个人“尊严政治”作为革命动力源泉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回溯历史以发掘革命路径的另一种选择,它的主要推动力不是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而是个人为了寻求尊严而投身基层组织” ;[15]或者将中共革命的动员机制更多理解为是一种对于道德话语的挪用,如刘瑜认为,民众之所以会参加中共革命,是因为进行政治动员的“革命者对道德话语的占领与重构”,“将制度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将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当时中国的广大民众中引起最大程度的共鸣,政治动员才能最大化”[16] ;或者在“国家—地方”二元框架中通过突出地方/区域的独特性和稳定性,来呈现强力革命浪潮下未曾被撼动的“地方经验”,如张济顺指出:“在国家与革命强力书写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上海的历史并未断裂” [17];或者回到社会革命的场域,更关注知识、知识人及知识生产机制在革命中的作用,如唐小兵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由先知先觉的知识人率先推动,利用诸如新式报刊、新式学校和学会等现代中国的制度性传播媒介进行广泛的文化动员、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的革命,可以说是一场以新思潮和新观念来塑造新社会的革命” [18];等等。

  可以看到,不同于传统革命史以“政治”为核心的研究模式,“新革命史”主要是想通过凸显社会文化之于历史变迁的重要性,来丰富和推进对革命史的研究,其重心落在“地方/区域”、“过程性”、“微观视野”、“下沉视角”、“个体感受”等方面,通过将革命与特定的区域自然/社会文化条件、各种力量的博弈格局以及特定历史中人的行为特征结合在一起分析,尝试在日常生活尤其注重在观念/精神层面把握革命发生发展的逻辑并为之赋形,努力使得革命在“政治”之外的种种面向得以被呈现出来,极大地拓展了革命史研究的边界、对象与内涵。

  尽管如此,“新革命史”的上述努力,仍然留下了一些关键点需要进一步讨论:首先,是如何在“革命”框架中处理好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按照“新革命史”的倡导者的说法,这几者是在“连接”、“打通”、“互动”等方式下被勾连在一起的[19] ,但“连接”、“打通”、“互动”到底会指向这几者之间怎样的大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又会探索整合出怎样的研究范式出来,“新革命史”并没有给出很多进一步的思考。在这样的暧昧格局中,“新革命史”对社会史、文化史视角的过多倚重,实际上并没有取得意想中的综合性研究效应,相反,倒很容易会产生革命史研究各种资源之间彼此对立、割裂的去结构化倾向,甚至会有以社会史、文化史视角下的革命阐释简单去质疑、颠覆甚至取代原先政治史格局中对于革命研究结论的情况出现——中共革命的动力机制是否只是源于对个人尊严感的唤醒;革命的感召力是否就是来自于对传统道德资源的改造;地方经验的某种赓续性是否足以推翻革命巨大影响力;中共革命是否只是一场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体发动的社会革命?上述研究个案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讨论革命史的新空间,但所形成的看法一旦离开了政治史这一对话对象,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对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文化史之间应有关系的理解,显然就出现了某种偏颇而值得进一步商榷。事实上,即使是擅长从“情感工作”、“尊严政治”等角度去把握中国革命的裴宜理也承认:“做社会史虽然可能提出了一些新的、小的、低层次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它会显得比较碎片化,如果不从政治这个大角度去研究问题,就根本说不清中国历史的内部规律和真正起作用的东西。毕竟社会史是受政治史制约的,上面政治上有什么政策,底下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 李志毓也指出:“当我们讨论情感动员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时,需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观察视角。情感要真正发挥作用,变成一个能与革命党政治目标相配合的可控力量,需要具备一整套创造性安排、组织、转化与再造情感的能力,及与之相配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条件。”[21] 对“新革命史”而言,如何将社会史、文化史的“另类”视角重新拉回到政治经济学格局中,形成更有说服力的结构性研究视野,无疑是当务之急。

  其次,是如何来把握所谓的“常识、常情、常理”与革命伦理的关系问题。可以注意到,“新革命史”之所以选择从社会史、文化史视角拓展之于革命的理解,不只是想要反思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原有的政治史阐释的束缚,更是试图回到“常识、常情、常理”层面来理解革命中的人与事。这一新的逻辑起点设置,一方面贴近了历史,使得革命可以参照日常生活规则,以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方式被想象、被把握、被呈现——事实上,革命的逻辑也的确只有这样被肉身化,进入日常生活的深处,才能产生改变社会的能量;但另一方面,需要讨论的是,是否回到建构在“人”的自然法则(血缘、亲情、宗族等)基础上的“常识、常情、常理”就能理解革命,如何来理解革命改造“常识、常情、常理”的旧世界并且使之移风易俗的一面?如果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只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经济基础,同时还指向了对新的文化的创造的话[22],那么,上述“新革命史”研究就值得进一步探讨——就不仅仅要看到个人尊严感对于革命动员的重要性,更需要去把握个人的阶级意识如何与之相辅相成得以生长;不仅要注意到革命对旧的道德资源的重构,更要去发掘革命如何创造了建立在“人民”话语基础上的新的社会风尚;不仅要在一般“常识”格局中来理解“地方经验”、“知识分子”的功能和作用,更要去分析非常规的革命是否形成了新的“中央—地方”治理框架、新的“知识分子—人民”关系阐释模式。在这样的脉络中,或者可以说,“新革命史”研究不仅要在“自然人”意义上的“常识、常情、常理”理路中来把握革命的发生轨迹,也需要去探寻革命如何在对其加以改造的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的超越性,更需要去发现以“革命—社会主义新人”建构为核心的新的“常识、常情、常理”是否形成并产生了实际效应,而这可能是更重要的。

  

  “新革命史”的上述“历史化”努力,尽管从表面上看只是指向了革命史研究自身的嬗变,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新方法、新趋势——比如说,从长时段来把握历史变迁的“大历史观”的建构;自下而上的、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民众微观生活史研究渐成主流;社会史、文化史甚至心态史的异军突起;“全球史”范式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冲击……在这样的格局中,有关“新革命史”的讨论,显然就不能只是就事论事地搁置在革命史研究自身流变脉络中来进行,而更需要与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格局的嬗变联系在一起考察,才能进一步厘清其意义与局限之所在。

  尽管学界对于人文领域是否可以适用“范式”以及“范式转型”这样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概念存在着一定的争议[23],但一般来说,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嬗变大致可以被归总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这“两种范式”之争的框架内[24]。左玉河指出:“两种范式之争,涉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阶段、基本线索等关键问题,关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框架及学科体系,实际上是如何重新认识和解释中国近代史之争”[25]。徐秀丽则进一步认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就‘范式’竞争而言,形成交锋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第二,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26]。应该说,“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涉及到对中国近代史阐释合法性的争夺,指涉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的认定和把握,更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对未来中国走向可能性的推演和探索。因而,“两种范式”之争并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内部争论,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困惑,比如说,如何在“后革命”时代看待“革命”,如何把握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后冷战、市场化、全球化思潮相呼应的海外汉学的进入,如何理解知识生产中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可以说,对上述这些重要问题的不同回应,会产生对两种范式不同的态度和立场选择。

  处在急剧变动的社会文化转型期,“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在价值指向上的“根本分歧”,使得“两种范式”往往被认为既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彼此包容,而只能以具有问题悬置意味的“共存并立”[27]形态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结果,就很容易导致“去中心化”的众声喧哗式的研究大行其时,出现具有后现代解构色彩的“碎片化”史学追求,最终产生杨天宏所指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系统性缺失”的问题——这既表现为缺失了大的历史逻辑建构而呈现的“通史不通”的现象,也表现为游离主流、自行其是的“专史过专”的倾向[28],因而如何重建“总体性”研究范式,成为了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

  如果将“新革命史”搁置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可以发现,“新革命史”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从关键领域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转型中的困惑和问题的一种回应;无论是“拉长”(时间)还是“撑大”(空间),“新革命史”采取的与某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较为一致的探索[29],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现有研究格局的不满以及探寻新的“总体性”研究范式的一种尝试。问题在于,“新革命史”是否有足够能力在当下重建真正“革命的”“总体性”叙述,进而为中国近现代史新的“总体性”研究范式建构提供必要的经验?

  立足于这样的层面,显然就有必要对“新革命史”未来的探索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一,“新革命史”是否有可能从理解中共革命出发,真正建立能凝练历史经验的整体性逻辑架构,从而重构“总体性”的革命叙述?要回应这一问题,首先要去分析“新革命史”对“革命史”的把握是否有可能实现从“连续性”到“总体性”的提升。可以说,建立在简单的“拉长”(时间)思路下的貌似无差别、去目的的“连续性”理解,一定会产生“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30]这样深具解构主义色彩的史实处理,如何在建构“长时段”打开更大的视域的同时,能够尊重革命历史实践的结果并给出令人信服的再阐释,显然,所谓的“连续性”思路仍需要返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将当下的问题意识转化为新的“目的”,为自己建构出一个进入历史的有效支点,才能从“唯革命化”与“去革命化”的狭窄小道中突围而出,从而探索出具有当下烙印的整体性革命逻辑来重构“总体性”的革命叙述。其次,要回应这一问题,还需要去辨析,“新革命史”能否将中共革命以其内在逻辑重新嵌入到历史中,由此出发,处理好革命史内部的“通”以及革命史内外的“通”的问题,这既包括如何来重新梳理并连缀已经被已有阐释割裂的革命历史轨迹,如井冈山时期与延安时期的打通,新中国“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打通等;也包括如何深入革命史的肌理深处,在连续与断裂的辩证结构中,重新清理诸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等容易被时间序列所遮蔽的逻辑关联问题。

  其二,“新革命史”是否有可能参与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史新的“总体性”研究范式成为可能?应该说,“新革命史”对自己从中国近现代史中汲取“历史”资源这一面强调很多,但对如何反观甚至反哺中国近现代史关注较少,或许需要多关注这一面,“新革命史”才会找到新的突破口所在。事实上,从革命史反观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发现,个人与阶级、制度与伦理、农村与城市、区域与整体、革命与反革命、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等一系列概念/关系理解,与从中国近现代史看革命史,是形成了较大差异的。以借助“新革命史”的“撑大”(空间)而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的社会史为例,在“新革命史”倡导者的视野中,社会史研究就意味着只能征用国家—社会二元阐释模式,似乎这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之事,但是,如果发现社会主义中国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实际上是用“公私相嵌”的方式来组织新社会的话[31],那么显然,仍然沿用国家—社会二元阐释模式进行分析将会是一种问题很大的误读。在这一认识前提下,回到“公私相嵌”的历史实践脉络中,去同情地理解革命的创造性对于似乎不言自明的国家—社会二元阐释模式以及作为其根基的“公民社会”的改造和扬弃,以这样的立场和方式进行解读,可能才能发现革命史可以打开中国近现代史的奥秘所在,而这,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新的“总体性”研究范式得以建构的起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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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本文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创新团队成果

  [1]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 年第2期。

  [2]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李里峰:《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旧与新》,《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4]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5]唐小兵:《“新革命史”语境下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路径》,《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6][美] 裴宜理:《重拾中国革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7] 应星:《新革命史: 问题与方法》,《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

  [8]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9]应星:《新革命史: 问题与方法》,《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

  [10]具体可参看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1]同上。

  [12]李金铮:《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

  [13]同上。

  [14]李里峰:《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旧与新》,《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15][美]裴宜理:《重拾中国革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6]刘瑜:《因善之名: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中的道德因素》,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5-116页。

  [17]张济顺;《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18]唐小兵:《“新革命史”语境下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路径》,《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 期。

  [19]如李金铮认为“新革命史”在方法论上的突破表现为:“加强中共革命史与中国乡村史的连接,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上下互动的研究方法”。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0][美]裴宜理:《革命的传统与适应性治理》,《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

  [21]李志毓:《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

  [22]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4页。

  [23]具体可参见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24]在“两种范式”理解之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存在“三种范式”,如夏明方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存在着这么几种演进的趋向,即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25]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26]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7]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28]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29]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新的“总体性”史观建构,目前存在多种探索,其中李怀印的观点与本文讨论的“新革命史”探索路径较为接近,他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解释,不仅意味着‘拉长’其跨度(既包括我们和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也包括‘现代化’之后的时代),且需扩大空间,从中国的国界之内扩展到更广的、再生中国文明的地缘政治环境中。” [美]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页。

  [30][美]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8页。

  [31]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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