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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讲述“延安故事”的经验与启示——基于延安时期与外国记者互动的视角

于安龙 · 2020-03-18 · 来源: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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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政治污蔑,通过积极开展与外国记者的互动交流,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打开了对外宣传的窗口,实现了“延安故事”的广泛传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政治污蔑,通过积极开展与外国记者的互动交流,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打开了对外宣传的窗口,实现了“延安故事”的广泛传播。

  

  一、“延安故事”传播的历史背景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延安很快成为国内外人士关注的焦点。外界渴望了解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中共也需要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政策、主张和立场。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对外“发声”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下,社会上谣诼四起,国际社会猜疑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讲好“延安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的面貌,中共需要灵活的思路、高超的智慧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一)国民党实行新闻封锁

  长期以来,中共面临着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不仅对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还实行严酷的新闻钳制政策,“控制舆论和加强报刊检查,禁止报刊披露八路军抗战胜利的消息和左倾文章”。

  此外,他们还严厉禁止新闻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赴边区及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对各种采访请求重重设障、处处设防,对具有进步色彩的外国记者与中共的接触活动严加防范、密切监视,并检查、删减、禁止其刊发有利于中共的电报、稿件,使延安几乎成为与世隔绝之地。

  在此情形下,中共缺乏与外界交流的渠道,无法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外界关于中共的认知多是间接的、零散的,甚至是虚假的。正如 1944年8月《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所讲:“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虽然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最终得以成行,但在其从申请到被批准的过程中,国民党多次予以阻挠拖延、无理拒绝。《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就谈到,国民党政府“不许有一个新闻记者到那面去。我们都好几次递了申请书,请求允许参观共产党的区域。结果总是并不干脆拒绝的。我们中的一个所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个是‘现在未便’。还有一个是‘情况未定’”。

  (二)报刊上谣诼四起

  红军长征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失败,又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剿”,妄图将中共“除之而后快”。为了打击中共力量,限制中共发展,国民党在宣传领域采取了两手策略。

  一方面对中共实行严苛的舆论封锁,加紧社会思想控制。他们实行高压政策,查封各种进步报刊和书籍,动辄对发行或阅读进步书刊的人冠以“共党嫌疑”。据统计,国民党在 1929年至 1941年间,就禁毁了书刊 2781种。此外,他们还推行严苛的“报刊、邮件检查”,“禁止记者去苏区,在车站、路口、城镇设立检查站,派出特务缉查可疑人员,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反动法令,对违禁者实行逮捕、监禁、甚至杀害”。人们只能从各种零星报道或街头巷议中获取关于中共的些许情况。

  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利用他们掌控的新闻资源造谣生事,极力抹黑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各种污蔑诋毁之词层出不穷,致使社会上一时谣诼四起,如“共产共妻”“边区黑暗”等。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端指责和贬抑中共保存实力,大肆宣扬中共“专打友军、不打日本”“延安无一伤员”等无耻谰言,诽谤共产党“游而不击”“破坏政令军令”、实行“封建割据”,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损害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对于中共领导人,国民党也极力进行丑化、污蔑,将他们塑造成所谓的“土匪、强盗和顽冥不化之徒”,污蔑他们相貌丑陋、道德品质低下、屠杀无辜群众等。他们甚至时常制造毛泽东、朱德等人“病故”“被击毙”的谣言,导致类似虚假消息不时见诸报端。

  据学者统计,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反共报道主要集中在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共武装力量和中共政权政策三个方面。其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污蔑性词汇:关于领导人方面的有“朱毛匪众”“毛匪”“朱匪”“彭匪”“毙命”等;关于中共武装力量方面有“赤匪”“共匪”“暴匪”“残匪”“被围”“被歼”“逃窜”等;关于中共政权和政策方面的有“烧”“杀”“掠”“奸”“共产”“共妻”“丧心病狂”等。由此可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军被严重“妖魔化”了,“粗俗”“无知”“残暴”几乎成为红军的群体标签,“赤匪”“共匪”一度成为红军的专属称谓。

  虽然对于上述谣诼未必人闻人信,但长此以往也难免会三人成虎,继而使得社会大众对中共产生一定的误解和质疑。比如,“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更有甚者竟误认为红军和红色政权根本不存在。纵观当时国民党媒体的相关报道,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不是歪曲事实的编造,就是颠倒是非的抹黑,毫无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可言。

  (三)国际社会猜疑不断

  红军经过长征落脚陕北后,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下,外界对堪称人类军事史上伟大壮举的“长征故事”所知甚少,国外对中共的政策更是不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访问,与中共领导人及广大普通干部群众进行了直接而广泛的交流。其后,斯诺将采访所得写成了《西行漫记》一书,介绍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真实情况,向世界打开了了解中共的一扇窗户,被公认为是“西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著作。

  斯诺的著作揭开了中国革命的真相,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关于中共的各种谣言,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轰动,也激发起一大批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了解中国的兴趣与愿望。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人在阅读了斯诺作品后也相继来到延安。他们根据所见所闻向世界讲述了不一样的“延安故事”。虽然如此,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污蔑与造谣,国际社会对中共仍存在一定的偏见与错误认知。

  随着形势的发展,外界迫切希望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延安和中共。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国内,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腐败无能,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不仅使广大民众大失所望,也引起了盟国的强烈不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不断取得胜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为尽快结束战争,美英等国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增强对日作战力量。因此,延安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对象。同时,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与国民党媒体的虚假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极大激发了中外记者辨明事实真相的欲望。

  1943年底至次年初,美英等国记者联名写信申请访问延安,以了解中共军事力量和陕甘宁边区各项政策措施,最终获批。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是中共新闻和外交战线的重大胜利,一举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使中共的立场和政策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与认同,也为中共赢得了一批国际友人。这些来访记者不仅成为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而且推动了美国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可以说,来华美英记者的采访和报道,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架起了一座了解中共的桥梁,使其对中共的猜疑和防范有所减弱。正如白修德所言:“驻外记者一回到华盛顿便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每天发回的即使是漫不经心的报道也会对国会议员和决策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延安故事”传播的成功之道

  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虚假宣传,抹黑了中共形象,误导了社会大众,给中共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中国的革命应该而且必须为世人所了解。面对复杂的局势和重重阻力,中共另辟蹊径,借助外国媒体和记者打通了向外“发声”的渠道,成功将“延安故事”传播到国内外,为中共赢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一)广邀外国记者来访

  中共高度重视外国记者来访,并将其视为与外界交流的难得机会。斯诺之所以能到陕北访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提议选择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访问根据地。正是在中共的邀请和推动下,斯诺成为“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来调查了解”情况,“并将事实公诸于世的外国记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是在正式接到中共的邀请后,到延安访问的。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是一次人数多、规模大的集体性访问。虽然此次访问历经曲折,但中共的热情邀请是其最终能够成行的重要原因。1944年 2月中旬,董必武同各国记者谈话,邀请他们前往边区考察。2月 26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建议为迎接外国记者做准备工作。周恩来于 28日即回电,安排专人护送记者团赴延。3月 9日,周恩来受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委托,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对记者团访延表示热烈欢迎。4月 30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转 11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国民党政府同意“即可动身”。屡次盛情相邀,充分展现了中共诚恳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国记者们的顾虑和担忧,最终促成了他们的西北之行。

  中共对来访的外国记者 ,都以礼相待,高度重视接待和服务工作。1940年 12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如何对待英美新闻记者等问题发布党内指示,要求“对于接洽访问之英美人员,不仅不应该采取不合理或冷淡的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访之前,周恩来专门召集边区党、政、军、民、学各部门负责人开了动员会,介绍记者团具体情况及其来访目的,传达中共中央接待方针政策,还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来帮助做好接待工作。

  党中央、毛泽东对此也甚为关注,强调要妥善安排各项接待工作。据胡乔木回忆,“事实上,凡涉及外交,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有时甚至连一些细小的事务也由他亲自布置安排”。中共对外国记者来访的重视还表现在,几乎每一位来访记者,都能得到中共领导人的亲自接见,有时甚至是彻夜长谈。斯诺曾回忆,他与毛泽东会“一连谈上几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黎明”。英国记者贝特兰回忆,某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把他和翻译送到院子里,还盛情邀请说:“你们一定再来,让我们一起再多谈谈。”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朱德等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介绍中共的有关政策。其中毛泽东与斯坦因谈话时,从 14日下午 3时持续到 15日凌晨 3时,长达 12个小时。如此长时间、近距离地访谈交流,是对外国记者来访的积极配合与协助,收到了“宾主尽欢”的良好效果。“毛主席很兴奋,与记者畅所欲言,因为总算是打开了局面。外国记者的情绪也很高,像发现了新大陆。”

  (二)开放记者自由采访

  在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过程中,中共没有装模作样、弄虚作假,而是采取用事实说话的宣传策略。因此,“开放”和“真实”成为外国记者在延安的最大感受。1937年5月,海伦·斯诺抵达延安。在历时 4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中,她访问了斯诺 1936年已结识和未结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广泛接触了苏区的战士、工人、农民、学生、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儿童。她所采访的人,起码不少于 65位。她所提出的数以千计的问题,绝大部分都得了圆满的答案。从中可见外国记者的走访时间之久,接触人员之多。

  对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访,中共制定的接待原则是敞开大门,让他们自由参观考察。周恩来强调,要争取他们来看边区机关、工厂、学校和其他单位,争取他们看后把边区的实际情况宣传出去。他还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进入边区后,在为期 3个多月的实地走访中,记者们可以自由考察参观,不受任何拘束。王震就曾在接待参观团时明确表示:“我现在重新向你们保证,你们有权自由考察我们的任何工作,我们最欢迎你们这样做。”

  期间,参观团成员既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也自由参观了学校、医院、报社、工厂、边区保育院等机构,与作家、学生、工人、农民进行了广泛交流,围绕政府机构及其运作、“三三制”政权以及边区各项政策进行深入走访、座谈。8月下旬, 5位外国记者还前往晋西北根据地,实地观察了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夜袭日寇汾阳据点的全过程。

  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同,中共可以说是向记者们进行了全景式开放,并为他们的自由采访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条件。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比任何的隆重款待都更为重要。美国记者斯坦曾说:“看来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是很高兴的,而且愿意协助我们工作。……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似乎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们。”

  在此基础上,外国记者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撰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以照片、电影、讲演等形式介绍了所见所闻。这些正面宣传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他们秉持真实、客观的新闻原则,对自身“眼见为实”的情况所进行的如实报道,没有任何的生编乱造或夸大其词。这与国民党政府人为制造的宣传有着根本的差别,也充分体现了中共的政策精神,即“对于美国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之来我区者,应帮助其自由采访及报导我区的真实情况”。

  (三)积极提供新闻素材

  事实上,外国记者在赴陕北访问之前,大都有备而来,即他们心里都有一些疑惑和问题想要弄清楚。斯诺在访问延安前心中积攒了众多的疑惑,如“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等。为了协助外国记者探明真相,中共除鼓励他们实地考察、自由参观外,还积极主动地提供他们所关心的新闻素材和资料,以利于他们更加深入地把握实际情况。

  在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周恩来明确提出,“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在外国记者访问期间,边区政府负责人还给每位记者分发了李维汉起草的有关边区建设简述的书面材料,内容涉及边区的发展历史、政治纲领、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等,使之对边区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加全面。

  此外,中共提供的各种档案、文件、公开报道等资料,与记者们的亲见亲闻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极大增强了他们新闻报道的说服力,也形成了反驳各种不实之词的“证据链”。在安排记者团实地参观的同时,边区政府各部门还穿插安排了一系列的座谈会、招待会、领导人访谈等活动,向中外记者介绍宣传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和价值理念,如安排朱德、贺龙、叶剑英等军方代表接待,介绍中共的军事和抗战问题。毛泽东在与中外记者座谈时,则谈了国内外形势、国共关系、边区建设等问题。

  (四)充分展现自身素养

  外国记者来访,为中共打开了连通外部世界的渠道,也为外部世界观察、了解中共提供了难得的窗口和独特的视角。在这种实景式、全方位的参观考察过程中,记者们的所观所闻涉及中共的主要政策与基本立场、边区的建设情况与发展前途、民众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等众多方面。

  为了全面地把握情况,对中共领导人进行采访成为了外国记者的重头戏。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中共领导人,并非国民党媒体渲染和外界传言中的“江洋大盗”“土匪流寇”,而是一群具有很高个人素养,待人诚恳、知识渊博、理想远大的人。他们不懈奋斗的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彬彬有礼的态度、客观冷静的分析等,都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们大为折服。

  在与斯诺的会谈中,毛泽东对当前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局势的精准预测,使斯诺十分惊叹。斯特朗也认为:“毛泽东直率的言谈,渊博的知识,诗意的比喻,使这次谈话成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为动人的谈话。”作为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同样给斯诺留下了“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的良好印象,“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而在国民党报纸上常被称为“赤匪头子”“杀人犯”的朱德,在外国记者眼中却是朴素的、亲和的“老农民”“好先生”形象,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固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其“执著于生活,而又有民主作风”的生活态度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总之,中共领导人官兵平等的理念、民主亲和的风格和不拘繁文缛节的作风,给人以极强的亲和感、信赖感和认同感,极大地拉近了中共领导人与记者们的心理距离,与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

  史沫特莱曾言:“到延安的外国记者感到非常安心,共产党员中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提起延安的共产党人,有一个记者说得好:‘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这种说法在其他记者的口里我一再听到。”中共领导人在理想、信念、品格、意志、作风等方面展现出的人格魅力,不仅是一次个人素养的呈现,更是中共及边区人民有活力、有信心的一个缩影,外界也从中看到了一个有希望、有前途的中国。

  

  三、“延安故事”成功传播的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彰显出了光明前景,中国成就震撼人心,中国故事异彩纷呈。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需要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延安故事”的成功传播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凝聚对外宣传的合力

  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的成功互动交流,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在此过程中,中共的正确领导、动员和组织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共始终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1938年 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1941年 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正是在中共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亲自推动下,各部门、各组织协同配合,形成了对外宣传的强大合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据统计,延安时期先后有美、英、苏、德、加、波、印、朝、日、新西兰等 10多个国家, 100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采访、参观、考察、学习、工作和战斗,其中有很多是新闻记者。他们在到访后都基本能真实、客观、公正地向外界报道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根据地军民的英雄业绩。周恩来也曾在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指出,“统计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

  从历史来看,中共具有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经验。从现实来看,丰富生动的“中国故事”是在中共领导下产生出来的,中共是“中国故事”的缔造者、推动者。今天,向外界讲好“中国故事”,依然要在中共的领导之下,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进。只有相互配合、协同发力,才能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

  (二)充分发挥外媒的桥梁作用

  中共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延安故事”传播出去,经验之一即是充分发挥外国记者的桥梁和媒介作用,使外媒在讲述“延安故事”时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有的记者所言:他们来到这里,“把一座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尽管这个缝隙很小,但再要强制地关闭,恐怕已是不可能的了”。毛泽东认为,中外记者团等到延安将为改变外界对中共问题的舆论开辟一个新阶段。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又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纵观这一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的交往,中共领导人之所以放下手头急需处理的公务,屡次同他们促膝长谈、深入交流,看重的就是他们的“媒介”和“桥梁”作用,因为他们既是外界观察中共的“眼睛”,也是中共向外界传达声音的“话筒”。对此,斯诺就认为:“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指毛泽东——引者注)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所以,周恩来在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动员会上强调要重视外国记者。

  当前,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既需要发挥中国媒体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外国媒体的传播价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讲好“中国故事”,要加强与外国媒体的互动交流,积极邀请外国记者来华参观、考察,鼓励他们多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国,多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使他们成为“中国故事”的见证者、传播者。

  由于外媒的报道更加契合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因此他们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会更加自然、更加让人易于接受,“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

  (三)秉持用事实说话的开放态度

  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延安时期,在与外国记者交流互动过程中,中共始终以诚相待,坚持用事实说话,没有任何的掩饰隐瞒和敷衍心理,这种自信、至诚既打动了外国记者,同时也打动了广大读者,从而使“延安故事”广为传播,激起和吸引了更多人前赴后继地奔赴延安。

  毛泽东曾强调:“对待来宾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来宾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均不要不懂装懂,自以为是。”斯诺访问保安前,周恩来告诉他:“我们只要求你真实地把你的见闻报道出去。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了解情况”。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访时,周恩来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不要回避敷衍,要让这些记者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成绩,也要让他们看看尚有不足之处,说明或解答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他强调:“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国外的统一战线。只有提出具体材料,说明具体事实,才能取信于人。”说真话,亮实事,体现了中共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这也是对记者们的最大尊重和最高礼遇。而记者们也正是在把握事实、了解真相后,才真心地为中共发声,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的“延安故事”。

  时至今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向外国记者讲述“中国故事”时,我们依然要秉持开诚布公、以诚相待的原则,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既要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成就,也不能掩饰自己的不足。要充分尊重记者们的新闻立场和职业准则,既不对他们缺失信任从而处处加以防范,也不对他们夸夸其谈从而脱离实际情况。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失信于人。

  实际上,没有客观事实做基础,记者就算有妙笔生花的能力也难以写出真正打动人心的报道,而一时的遮遮掩掩只会徒增无谓的谣言和猜疑。所以说,事实是最好的灵感。“中国故事”之所以精彩动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以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为依托的。习近平强调:“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只有让记者们立足中国实际,才能讲述出美丽的“中国故事”。

  (四)提升主体的媒介素养

  在与外国记者的互动交流中,中共领导人展现出的敏捷的思维、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使走进陕北的外国记者大为折服,这也是“延安故事”能够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毛泽东的学识和人格魅力,给外国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国内外形势的准确判断和预测,向世界展示了中共领导人开阔的视野与高远的站位,极大改善了人们对中共的印象,提升了中共的国际形象。如在斯诺看来,毛泽东“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所以,在与外国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被采访者是否具有深厚的媒介素养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中,社会舆论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媒介素养也日益成为一个人的基本能力,对领导干部来说尤其如此。但在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在面对媒体和记者时,不少人存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问题。如此一来,就难以讲好“中国故事”。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所以,领导干部必须端正态度,加强学习,把与媒体打好交道视为自己的“必修课”,不断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如此才能夯实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在基础。

  作者于安龙,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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