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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政治试金石——列宁

曹浩瀚 · 2020-03-19 · 来源:激流网
列宁诞辰150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初的头二十年间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如何解释列宁革命思想的这种演进,它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动力是什么?列宁不同时期的革命纲领的社会性质如何?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国社会的需要?列宁所阐发的这些理论与马克思的学说之间是什么关系?今天应该怎样理解“回到列宁”的口号?

  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导论

  一、二十世纪的政治试金石——列宁

  卢卡奇晚年论及列宁时称列宁是“为革命而生”[1],这无疑是对列宁一生的精当总结。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是为俄国革命奋斗的一生。他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带领布尔什维克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扭转了俄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面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斗争过程中,列宁站在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的高度,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形成了关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尤其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展示了新的历史前景,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然而开拓者的道路总是艰辛的——列宁开创的事业一直饱受争议:从早年提出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职业革命家政党到内战结束后要求取缔党内派别,从1905年革命期间提出工农民主专政到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早期收回割地的土地纲领到后来的土地国有化主张,从内战期间的战时共产主义到后来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几乎每一个重大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都经受过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这其中既有沙皇专制势力及后来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武器批判,也有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不同派别的理论批评。如果说前者反映的是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针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而尚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后者所反映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分歧无疑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它促使我们去思考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学说之间的关系。[2]

  列宁的去世并没有结束上述争论。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带领俄国建立了后世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现实社会主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称之为“极权主义”统治)。这一模式固然取得了一系列耀眼的历史成就,如快速工业化、打败了强大的法西斯、建立了最初的福利保障制度等,但是由于苏式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高度集中带来的明显弊端,不但使得它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继续攻击的对象,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对它的评价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至今在斯大林模式与列宁最初开辟的道路之间的关系(所谓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以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人们仍然争论不已。[3]

  1991年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在终结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使得最初由列宁开创的俄国社会主义不复存在,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斗争再次风起云涌,列宁和他开创的道路再次被推到理论争论的前台。在一些社会主义者看来,苏联模式的失败只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并不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如果列宁在世,俄国社会主义可能将是其他的面貌。[4]在民主社会主义和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看来,它不仅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也是列宁主义的失败,因为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它们有着相同的政治基因,这个政治基因是由列宁注入的;[5]而在极右翼资产阶级学者看来,不但列宁,而且马克思本人也要为苏联的“暴政”负责,因此苏联的失败也是马克思的失败,从根本上讲是马克思学说和共产主义这一乌托邦思想的失败。[6]

  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留下的长期理论争论,彰显了他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的突出位置。显然,这里涉及的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得失问题——我们看到,列宁本人已经化为一种政治符号,对他的认识直接关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东方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和自由平等的各种政治、社会斗争的评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里德(Christopher Read)在他的列宁政治传记的最后写道:“列宁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的试金石。告诉我你如何看待列宁,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7]。

  列宁之所以能成为二十世纪的政治试金石,究其原因,最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理论和实践开创了现实社会主义。[8]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9]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尚且受到这样的待遇,以改造现实的有产阶级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剥削和阶级为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不受到更为残酷和持久的反对。列宁领导建立的苏俄社会主义第一次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秩序下撕下一个巨大的缺口,它向世人展示了劳动者国家的可能性和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新道路,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列宁所受到的西方有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持久批判反而是他的一种光荣,因为这种批判从反面记录了他为被剥削劳动者的解放和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当然,社会主义既是一场触及有产阶级社会存在基础的运动,也是一门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10]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运用于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尽管列宁在理论上力求变通、在概念上灵活多变,然而现实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驱者肯定会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留下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先驱者们的探索进行认真的研究,尤其是考虑到列宁领导建立的俄国社会主义对整个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这样的研究就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

  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11]总结研究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史,同样需要我们在思维上不断地回到它的过去、回到它的源头列宁那里。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之后,在这轮由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较为完整的兴起、繁盛及至衰落和解体的“周期”之后,回到它的源头列宁那里,跟随列宁的革命思想再现东方社会主义的产生过程,批判地考察列宁在现实社会主义的源头处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成为理解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并探索未来社会主义之路的内在要求。

  具体来说,我们容易注意到,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初的头二十年间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如何解释列宁革命思想的这种演进,它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动力是什么?列宁不同时期的革命纲领的社会性质如何?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国社会的需要?列宁所阐发的这些理论与马克思的学说之间是什么关系?今天应该怎样理解“回到列宁”的口号?在由列宁领导开创的俄国社会主义事业成为历史之后,这些问题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总结二十世纪国际共运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本书将在对列宁革命思想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问题做出尝试性回答。

  注释:

  [1] 姜其煌译,《访谈:列宁的性格》,《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15卷第9期,1971年9月。

  [2] 列宁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俄国革命的争论,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四节。关于列宁与党内其他派别斗争的情况,参考Donald W. Treadgold, Lenin and His Rival: the Struggle for Russia’s Future, 1898-1906, Greenwood Press, 1955;罗伯特·丹尼尔逊:《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的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

  [3] 参见李宗禹主编:《国内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

  [4] 这种观点早在苏联解体前就出现了。但是对于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其他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派别又有不同的主张,如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如E·曼德尔、I·多伊彻等)在内的一部分学者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反对官僚阶层的重要性(参见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三联书店,1963年;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不少社会主义者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也有部分学者针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弊端提出了市场的重要性,希望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有人甚至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参见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鲁道夫·巴罗,《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人民出版社,1983年;奥塔·锡克,《第三条道路》,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等。另外有一些学者比较关注苏联的经济发展路径,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很大程度上来自快速工业化,为此他们强调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的长期作用,主张布哈林在后来与斯大林争论中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行性,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

  [5] 如Mayer Alfred, Leninism, 1965; Shukman Harold, The Russian Revolution,Sutton Publishing, 1998.

  [6] 如[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David Horowitz, Marx’s Manifesto: 150 Years of Evil, in Left Illusions, An Intellectual Odyssey, Spence Pub. Co 2003.

  [7] Christopher Read,Lenin—A Revolutionary Life,Routledge,2005,p284.

  [8] 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22-23页。

  [9]《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4页。

  二、国内外对列宁革命思想的研究状况

  由于列宁对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十月革命后他成为各种学者研究的对象。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很自然对他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阐释和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人们也一度很重视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研究,在那里甚至有过一个专有名词——“列宁学”[1]。鉴于列宁个人思想非常丰富,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树,这里仅就本书的研究对象即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思想,将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一)国内对列宁革命思想的研究情况

  新中国建国前出于现实革命的需要,列宁有关革命策略思想的重要著作如《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名篇很早就翻译成中文,成为人们了解列宁革命思想的主要著作。[2]建国后列宁著作开始系统地被翻译介绍过来,但是由于列宁位列经典作家,在较长时期内他的著作是以权威甚至教条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对列宁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以斯大林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准绳,在这种情况下对其革命思想的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

  列宁革命思想研究的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很大的改观。八十年代后对列宁思想的研究最初采取的是大综合的形式,它表现在有关列宁思想通史的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上。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著的《列宁思想史》[3],按照时间顺序对列宁思想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介绍,他在不同时期的革命思想则分散于其中,为我们理解列宁的总体思想发展脉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该所后来编著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同样按照时间顺序将列宁不同时期关于俄国革命的思想穿插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之中。另外,该书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土地国有化理论、新经济政策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4]李忠杰的专著《列宁主义论纲》[5]是一部较为全面研究列宁思想的专著,该书基本上按照时间线索对列宁思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介绍,在若干问题如列宁的世界革命思想、一国胜利论等问题上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上述全面研究列宁思想著作的共同缺点在于,未能将列宁一生的主要思想线索,即他关于俄国革命的思想独立出来进行考察和审视(这也许是研究和介绍的全面性使然),从而难以揭示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近年来俞良早教授在其《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创论“东方列宁学”》等系列专著中对列宁自二月革命以后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四月提纲》的性质、国有化的性质、列宁在十月后的过渡思想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不少新观点。[6]不过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二月革命之后的有关问题,而且由于由专题组成,仍然难以反映列宁革命思想发展的总体面貌和逻辑。

  在列宁革命思想的专题研究上,围绕列宁不同时期的革命纲领、列宁革命思想的转变、列宁关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和后来的迂回过渡思想等问题,学界进行了较多的讨论,相关的研究状况概述如下。

  1. 关于列宁民主革命纲领的研究情况

  列宁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纲领主要是其土地纲领,对这个问题的介绍和研究散见于有关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商德文较早从列宁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梳理其土地纲领,他在《列宁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对列宁早期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并初步介绍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7]《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有关部分介绍了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两条道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8]金雁在其《农村村社、改革和革命》中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与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进行了比较研究,扩展了对列宁土地纲领研究的学术视野,但是她和秦晖一起把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看作仅仅是是一种“民粹派式”的土地国有化,是拉拢农民的政治需要,这种看法具有很大的片面性。[9]在论文方面,徐孝明的《1905年革命中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理论》一文较具有代表性,该文梳理了列宁国有化纲领的形成过程,认为列宁的土地思想发展主要经历了主张收回割地和实现土地国有化两个阶段,对土地国有化纲领叙述也相对比较全面,但是论述不够细致和深入[10]。近几年来,对列宁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思想研究有所加强,出现了一批相关的学位论文,不过这些研究仍有诸多不足。[11]总的来说,学界对列宁民主革命时期土地国有化纲领的具体形成过程梳理不够细致,列宁土地国有化的丰富思想有待进一步挖掘、研究。

  列宁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政治主张是工农民主专政,对此人们在介绍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时多会涉及。通常人们把《两种策略》一文作为研究列宁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主要文本,介绍他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可能性、所需条件等思想[12]。但是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还有不少其他的文本,对此学界注意不够。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为了将列宁民主革命理论与他后来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统一起来,往往片面强调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将工农民主专政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而对他关于“工农民主专政将导向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更为主导的思想有意或无意回避。[13]对列宁思想的这种简单化叙述使得人们难以提出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思想的急剧转变问题,从而不利于发现列宁革命思想的内在张力并合理解释其演进过程。

  2. 关于列宁革命思想转变的主要观点

  众所周知,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的革命思想经历了一个快速的转变过程。对此传统的观点认为,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这样叙述的:“列宁的四月提纲向党提出了一个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天才计划。”[14]这一观点在教科书中作为正统流传至今。[15]

  近年来对这个观点的质疑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对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提出质疑。如有人认为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社会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十月革命只不过是二月革命开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16]也有认为,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17]。更多的学者则意识到需要对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进行限制,指出它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但是在具体经济内容上则还带有大量的民主主义内容,如洪韵珊指出笼统地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未必妥当,应当对其中的不同成分进行区分。[18]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否定了那种认为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就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另外一种质疑的方式是直接指出《四月提纲》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以俞良早的观点为代表。他提出《四月提纲》所说的“向革命第二阶段过渡”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过渡,并且具体分析了这个革命第二阶段的具体内容,包括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权和巴黎公社式的政府,土地国有化和对银行国有化等。[19]应该说,俞良早的这一观点既是列宁革命转变思想研究中具体观点的突破,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研究列宁革命思想的一个基本方法,即判断列宁的革命思想转变的性质及其限度,首先要具体研究列宁这一时期的革命纲领(包括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两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精确地确定列宁革命思想相对于以往的突破以及其限度,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四月提纲》的性质进行科学的界定。[20]本书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3. 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研究状况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中,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不过在改革开放前受总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现成的政治理论用于理论教育并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人们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理解也明显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在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关系上基本上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同质性,对于二者可能存在的理论差别很少涉及。这一倾向在改革开放初期仍然存在,如《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1895-1952)》一书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叙述就仍然延续上述观点[21],在那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必然逻辑继续,我们看不到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形成、发展与转变的特殊历史背景,更难以接触到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所包含的某些重要的理论变异,对这些理论得以实现的载体即具体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也付之阙如。

  不过,由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发展而产生的理论需求,以及苏东剧变之后对其进行反思研究的需要,上述解读和研究方式逐步改变。现实的双重需要要求人们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挖掘其中富有发展潜力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要素。这方面既有总体研究列宁后期政治思想的著作,如王邦佐著的《列宁晚期政治思想研究》等[22],也有大量研究列宁后期政治思想的专题著作或论文,这其中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23],列宁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24],列宁晚年关于苏维埃国家党政关系的思想以及列宁反官僚主义的思想[25]等等,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通过这些研究,人们对列宁留下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政治建设思想的整理日益深入。

  随着近年来学术研究自由度的增大和对列宁政治思想研究的深入,国内对列宁时期(主要是内战期间)形成的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关注日益增多,对列宁政治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消极评价也开始出现。首先人们不再讳言列宁时期政治体制集中的现象,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探讨其原因和影响[26],这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俄国革命的进程、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列宁的政治思想无疑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上已经开始出现不同于传统的“继承发展论”的看法[27],在列宁时期的政治制度与后来的斯大林模式的关系及列宁应为斯大林模式所付的责任等问题上也开始出现争论,如黄宗良强调要看到这种政治集中的客观条件以及列宁后来为改变这种局面而付出的努力,认为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形成于三十年代中期,但也有学者认为列宁时期的政治制度已经为后来的斯大林体制奠定了基础。[28]应该说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和争论才刚刚开始,有待进一步的深化。这需要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历史进程,全面地占有有关的材料以完整地认识列宁关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实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较为客观地评价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贡献与局限,确定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确切位置。

  4. 关于列宁的直接过渡和迂回过渡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认定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经济纲领转变为他关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纲领。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大工业不发达的俄国如何在经济上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列宁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术界一般都明确认识到列宁的过渡思想有直接过渡和间接过渡之分,前者以“战时共产主义”为代表,后者则以1921年后的新经济政策为代表。对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国内学者侧重从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的角度对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进行介绍,分析其原因和教训,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理论分析稍显薄弱[29],对列宁直接过渡思想自身的结构和演进以及直接过渡思想在列宁整个革命思想中的位置等问题的研究有待加强。[30]

  相对于直接过渡思想,人们对新经济政策和以它为代表的列宁迂回过渡思想的研究热情高得多,改革开放后新经济政策成为列宁研究领域的持续热点。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研究,包括其提出背景、具体政策内容,新经济政策的阶段划分,新经济政策下的工农关系,新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主义、与利用资本主义、与迂回过渡,乃至于与工会、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意义及评价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了一大批的专著,发表的论文更是难以计数。[31]学界在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普遍给以高度评价的同时,在新经济政策对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允许发展到什么程度、新经济政策究竟是策略性的退却还是长期的过渡战略等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对新经济政策蕴含的潜在矛盾等还重视不够[32]。

  总的来说,国内学术界对列宁革命思想的多数具体问题都有一定的研究,在某些领域已经相对成熟;在现实需要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注意到原先被忽视的一些问题,对一些传统的观点开始出现不同意见,这将引导列宁思想研究走向深入。但是对列宁革命思想的总体研究还比较缺乏,尤其是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思想的演进过程和其深层逻辑,他的革命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思想的具体继承、流变关系,以及列宁革命思想与俄国革命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等还较为薄弱,而这些也正是本书希望有所突破的地方。

  (二)西方学者研究列宁革命思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方法特点

  由于列宁研究的意识形态敏感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列宁研究呈现与前社会主义国家明显不同的特点。西方的列宁研究曾经形成过一个专门的学科——“列宁学”。据我国学者叶卫平的研究,“列宁学”这个词本身就是西方学者为了表明自己同东方列宁学即同社会主义国家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研究的区别与对立而提出来的。[33]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主观认识甚至是话语体系等原因,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中的观点分化极为明显。但是总的来说,在冷战时期,多数西方右翼学者对列宁和俄国革命的介绍和研究是为其敌视苏联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占了统治地位,他们用来解释苏联社会的“极权主义”理论最为流行,受此影响多数西方右翼学者对列宁和俄国革命的研究主要是为论证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后来的“极权主义”的源头。[34]在这些作者笔下,列宁被描述成一个受赤裸裸的权力欲支配的阴谋家、毫无原则的政客、极权主义的理论家,甚至是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并列的暴君等等[35]。但更为理性和公允的学者均指出这种先入为主的漫画式的政治偏见带来的只能是对列宁个人思想的片面解读和肤浅理解,因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价值[36]。

  在严肃的学术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主要是中左翼学者)对于列宁政治思想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他的政治思想渊源[37]、先锋党理论[38]、无产阶级专政理论[39]、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恩格斯及后来的斯大林之间的关系[40]等问题上。而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如英国历史学家詹姆士·怀特(James D. White)在其《列宁的革命实践与理论》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中心问题是,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列宁是否如他宣称的那样,是马克思忠实的追随者,还是说在一些关键的方面已经偏离了马克思” [41]。由于没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先入为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教育的局限,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左翼学者)反而能够在一些具体问题 (如列宁的思想来源、列宁革命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问题等)上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从而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

  从研究方法上看,西方学者研究列宁主要有三种路径:第一种是传记研究,通过对列宁生平和活动的研究以传记的形式来介绍列宁的思想;[42]其次是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研究俄国革命史(和苏联史)的过程中穿插进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这方面的研究最多[43];最后是对列宁政治思想的专门研究[44]。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革命学”[45]的发展,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将革命学的成果尤其是关于革命进程的一般模式运用于俄国革命的研究[46],这为我们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以及这个进程与列宁革命理论之间的互动开辟了新的视角,有必要加以借鉴。

  不过,西方进步学者对列宁革命思想研究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对列宁文本的解读是他们的一个普遍的软肋。列宁的著作虽然早就有了英译本[47],但是应该说西方学者对其利用很有限,多数学者对列宁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一些最为著名的作品的解读上,对列宁大量的政论文章、书信、草稿何笔记等则比较忽视,这就难以反映列宁有关思想的全貌,使得他们对列宁的解读难免带有片面性,不少学者甚至没能注意到列宁思想经历了重要变化,因此对列宁思想的解读也存在非历史地阐释的倾向。[48]其次,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的革命概念,西方学者对列宁的革命思想理解比较狭隘,他们往往侧重列宁革命思想的政治方面(尤其是权力斗争和政党斗争即斗争的策略方面),而忽略了列宁革命思想中的经济方面,随之而来的是对同一时期列宁政治纲领与经济纲领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时期革命纲领演进的考察极为欠缺。[49]本书将在借鉴他们的某些概念的同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扎实的文本工作来克服西方学者研究中的这些缺点。

  注释

  [1]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西方“列宁学”的状况,我国学者叶卫平较早对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参见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2]关于列宁著作的翻译、传播情况,可参考陈有进:《列宁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2月20日。

  [3]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著:《列宁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4]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1-4卷)》,人民出版社 1995-1996年。

  [5]李忠杰:《列宁主义论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6]俞良早;《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创论“东方列宁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关于列宁学说的论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

  [7]商德文:《列宁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1-79页。

  [8]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189-196页。

  [9]金雁:《农村村社、改革和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290页;秦晖:《土地改革=民主革命?集体化=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学术界》,2002年第六期,54页。

  [10]徐孝明:《1905年革命中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理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四期。

  [11]如许蓉在《列宁农民问题理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8)中研究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农民的关系思想,但是对十月革命之前的土地思想没有涉及。李国权在《列宁解决俄国农民问题之研究》[M](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中研究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但是仅仅把它看作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简单再现而没有看到列宁的理论创新。李达在《论列宁关于俄国土地变革的思想》[M](山东大学,2007)中梳理了列宁土地纲领的形成过程,但没有揭示列宁土地纲领转变的中间环节。

  [12]如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181-189页等。

  [13]参见《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185-189页;又可参考章士荣:《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1895-1952)》,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54页。

  [1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5页。

  [15]可参考[苏]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25页;周尚文等主编:《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2页。

  [16]《十月的选择——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345-367页。

  [17]赵诗清:《对十月革命性质的再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四期。

  [18]洪韵珊:《有关十月革命争论的几个问题》,《探索》,1999年第三期。

  [19]俞良早:《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266-280页。

  [20]姜长斌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参见姜长斌:《探讨十月革命的社会内容是认识前苏联社会主义历程的“入口”》,《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2期。

  [21]章士荣:《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1895-1952)》,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22]参见王邦佐:《列宁晚期政治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1994年;黄达强等:《社会主义民主:跨世纪的沉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徐鸿武:《从列宁到邓小平——民主理论发展轨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吉洪武:列宁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研究[D],北京大学,2004年。

  [23]参见尹彦:《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赵大朋等:《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探索》,《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五期。

  [24]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刘士田:《关于列宁时期的多党合作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91年第一期;王小鸿:《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中的多党合作思想》,《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李发铨:《列宁主张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实行多党制吗?——对列宁十月革命后一段论述的解读》,《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等。

  [25]参见杨国藩:《列宁的反官僚主义思想》,《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三期;王力军:《列宁反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济南大学学报》,Vol.4, No.3,1994。

  [26]如黄宗良从管理制度、政党制度、干部制度、工会与国家联系、党内权力结构和禁止派别斗争等六个方面说明,列宁时期在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设想与实际形成的政治权力的集中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参见黄宗良:《论苏俄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书屋论政》,人民出版社,2005年;另可参考郑异凡:《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

  [27]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金雁,秦晖:《“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专制”——1848-1923年间国际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演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三期。

  [28]可参考蒲国良:《列宁与苏维埃民主的最初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郭春生:《列宁时期苏俄政治体制的创建及其影响》,《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四期;尹彦:《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等等。

  [29]可参考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71-87页;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

  [30]相关的研究可参考王东:《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王力军:《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与三个过高的估计》,《济南大学学报》,Vol.14, No.3,2004;任晓伟:《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论德国“一战”期间的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三期。

  [31]代表性的著作见王东:《改革开放的真正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杨会春:《列宁经济思想新探》 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杨承训:《市场经济理论典鉴——列宁商品经济理论系统研究》199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蔡亚志:《源头·活水——列宁利用资本主义思想与当代中国》,新华出版社,2008年;等等。

  [32]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在不断增多,例如可参考任晓伟:《列宁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苏联计划经济的确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33, No.24, 2004。

  [33]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页。前苏联关于列宁革命思想的研究情况,很遗憾限于本书作者语言限制未能获知,有待以后掌握更多的材料加以补充。不过考虑到前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以本书作者接触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前苏联对列宁革命思想的研究状况与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情况大体是相似的,基本上都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思想范围之内。至于苏联解体后的新观点,可以参考国内学者编撰的有关论文集,如李宗禹编:《国内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刘淑春主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慎明主编:《十月革命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4] 参见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

  [35] 参见Stefan T. Possony, Lenin: The Compulsive Revolutionary, Henry Regnery Com. , 1964;Robert D. Warth, Lenin,Twayne Publishers, New York, 1973; Christopher Hill, Lenin and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1, p80-81; Shukam, Harol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utton Publishing,1998; Richard Pipes, The Unknown Leni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6] 正直的西方学者批评了将列宁研究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倾向,相关的批评见Patrick A. Flaherty,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Study on the dialectics of Revolutionary Thought and Plebian Social Mobilization[D],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aul Le Blanc, Marx,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Routledge, 2006;等等。

  [37] 与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继承人不同,西方学者更倾向把列宁看作是受多种思想传统影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们着力强调和研究其他思想传统对列宁的影响。这其中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强调列宁受车尔尼雪夫斯基以降的主观唯心主义传统的影响,代表性的如Leopold H. Haimson, The Russian Marxists and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Beacon Press, 1955; Robert D. Warth, Lenin,Twayne Publishers, New York, 1973; 第二种观点强调列宁受特卡乔夫代表的俄国布朗基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代表性的如Alain Besanco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Leninism, Basil Blackwell,Oxford,1981; Bertram D.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New York, 1948;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列宁主要受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政治传统的影响,代表性的如Shlapentokh Dmitry,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Russian Intellectual Life 1865-1905, Praeger, 1996; Robert Mayer,Lenin and the Jacobin Identity in Russia,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Vol.51, No.2, 1999, pp127-154. 此外Patrick Flaherty专门研究了考茨基对列宁的影响,见Patrick Flaherty, 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D],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p38-60. Norman Levine同样也强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列宁思想的影响,见Norman Levine, The Germanization of Leni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35, No. 1, pp. 1-37.而Neil Harding则强调列宁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见Neil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Macmillan Press, 1983.

  [38]多见于有关列宁研究的著作中,有关的论文可参考John, A. Debrizzi, Marx and Lenin: Class, Party and Democracy,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Vol.24, No.2, 1982, pp 95-116.

  [39]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Hal Draper,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From Marx to Leni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Robert May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From Plekhanov to Lenin,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Vol. 45, No.4, pp 255-280.

  [40]关于列宁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相比已经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成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在列宁时期就由孟什维克表达过,近年来如John H. Kautsky仍然持这种观点,见John H. Kautsky, Marxism and Leninism, not Marxism-Leninism, Greenwood Press, 1994;也有人认为列宁和马克思在理论上确实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只是由于条件不同导致强调的重点不同,如Ralph Miliband, Marxism and Politics, Merlin Press, 2003; Frederic L. Bender, Marxism East and West: Lenin's Revisions of Orthodox Marxism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Non-Western Revolu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23, No. 3,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Jul., 1973), pp. 299-313. 而Patrick A. Flaherty和James D. White等则认为,列宁的革命策略完全是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结果,参见Patrick A. Flaherty, 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D],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41] James D. White, Lenin-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Revolution, Palgrave, 2001, viii.

  [42] 可参考Robert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Macmillan, 1985; R. H. Theen, Lenin: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Methuen Co., 1974; Tone Cliff, Lenin, Pluto Press, 1972.

  [43] 可参考:Patrick Flaherty,Lenin and Russian Revolution[D],Harvard Revolution,1984;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hukman Harold, Lenin and Russian Revolution, Sutton Publishing, 1998.

  [44] 参见Neil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Macmillan Press, 1977, 1981; James D. White, Lenin :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revolution, Palgrave, 2001.

  [45] 关于西方“革命学”的介绍,可参考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13页;李鹏涛:《革命研究在西方——20世纪“革命学”述评》,《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四期,等。

  [46] 对于革命进程的一般归纳,参见Crane Bri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Prentice-Hall, 1965. Brinton对历史上的几次革命进行分析归纳出革命的一般进程,他把法国大革命中的“热月”反动现象看作是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把它看作是革命的下降阶段。在此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将这种革命发展模型用于俄国革命的研究。如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2; Sheila Harold, Russian under Bolshevik Regime, p490-513. 迈斯纳在其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名著中也借用了这一分析框架,参见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325-387页。

  [47] V.I.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 House, 1960-1970.

  [48] 西方学者研究的这一缺点也为部分学者意识到,如Flaherty在其博士论文提到了这点,另外参见Robert Mayer,Marx and Lenin: Class, Party and Democracy,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24, No.2, 1982, pp 95-116.

  [49] 这点也为Neil Harding所注意,参见Neil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vol.2, Macmillan Press, 1981, p3-5. 另外Donald W. Treadgold少见地对列宁在1898-1906年的革命纲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参见Donald W. Treadgold, Lenin and His Rival: the Struggle for Russia’s Future, 1898-1906, Greenwood Press, 1955.

  三、本书的主旨、结构及方法特点

  本书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对列宁革命思想的演进进行精细梳理的基础上,揭示列宁革命思想的内在结构和发展逻辑,考察列宁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同俄国实际进行结合的具体过程,辨析列宁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学说所作的发挥和调整,从而更准确理解俄国社会主义(苏联)的思想起源,为进一步总结二十世纪国际共运提供理论参考。

  文章的叙述结构是由其内容决定的。本书试图完整展示列宁革命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索其内在矛盾和发展逻辑,因此很自然地,本书根据列宁革命思想演进的阶段划分来进行篇章安排。总的来看,列宁的革命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革命转变阶段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另外考虑到列宁民主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各自丰富的内容和具体发展情况,这两个阶段又需要适当展开。基于这种考虑,本书分成六章,现将各章内容分别简单介绍如下。

  第一章介绍列宁在1905年革命以前对俄国革命的早期探索。列宁在这一时期初步解决了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前途是资本主义社会。他还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初步规定了社会民主工党的斗争目标,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确立八小时工作制等。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还不成熟,这表现为对一些关键的问题(如土地问题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还没有做出明晰的回答。第一章对列宁思想的这种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并试图从中发现列宁日后思想发展的一些线索。

  1905年构成列宁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1905年革命提供的政治实践经验大大加速了列宁革命理论的成熟。在这次革命之后,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土地国有化思想、世界革命思想等纷纷确立,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趋于成熟。第二章和第三章分述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这一成熟过程。

  第二章论述列宁在1905年革命后的政治纲领,尤其是工农民主专政的主张。本书从列宁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两种方式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思想切入,详细地介绍了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理论提出的过程,剖析了这一口号的诸方面的规定,如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工农民主专政的阶级内容和其中的领导权问题,工农民主专政的前途等,并探讨了这一口号与列宁所主张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之间的潜在矛盾。这一章还专辟一节讨论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思想渊源,认为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马克思赞扬过的巴黎公社中“冲天的巴黎人”的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充分地张扬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首创精神。

  第三章侧重介绍列宁民主革命理论中的经济内容。土地革命是俄国革命的基本经济内容,列宁在1905年之后对这个问题终于有了足够的重视。本书详细介绍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包括列宁这一思想的由来,他对土地国有化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的论述以及土地国有化的政治意蕴等。本书认为,土地国有化主张的确立,标志着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成熟。这一章还介绍了列宁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纬度,即世界革命维度,列宁是在整个世界革命背景下来考虑俄国革命的前途的。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初在列宁那里只是保证民主革命胜利的外部保障,到后来它也被看作俄国进一步走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牵引力量。

  第四章反映的是列宁革命思想演讲中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即以《四月提纲》为代表的、介于工农民主专政的民主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列宁在政治上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及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书提出,列宁的革命新主张并非社会主义革命,它是一个“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纲领;它是列宁民主革命纲领的继续,是更加完善的新型民主革命理论。本书认为这是一个适合俄国社会发展的纲领,但是同时也指出,随着俄国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和阶级斗争“攻守逻辑”的展开,这一纲领将为更加激进的纲领所取代。

  第五章和第六章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思想发生了再一次的转变,他开始将俄国革命明确为社会主义革命,其革命主张也随之调整。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以1921年3月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在此之前是革命上升时期的整体激进发展阶段,之后则是退却到新经济政策的迂回过渡阶段,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篇章划分主要由此而来。这两章的内容占据了全书总量近乎一半,这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在其总的革命思想中的重心地位。

  第五章论述列宁在1921年前经济上的直接过渡思想。十月革命后列宁革命纲领进一步发展。1917年底他开始提出大工业国有化的主张,这一主张在1918年初开始付诸实践。本书分析了列宁国有化思想的两重动因,指出国有化政策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消长。列宁还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经济管理机构,试图通过产品交换取代自由贸易,并有计划地消灭资本主义。列宁直接过渡思想的顶点是内战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他把“战时共产主义”看作是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这一时期,列宁还开始探索俄国的工业化问题,鉴于工业化问题是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历史性难题,因此本书对列宁这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必要的介绍。

  1921年内战结束后,列宁根据形势的变化在经济上转向“新经济政策”,开始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第六章对此进行了扼要的讨论,重点考察列宁本人对这一政策的估计和定位,在此基础上对列宁的迂回过渡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估。本书认为,尽管新经济政策开启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先河,但是在进行具体评价时不能脱离列宁的总的思想背景,不能过高估计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退却”程度,不能忽视新经济政策自身面临的矛盾和不确定性。

  第五章和第六章还分别研究了列宁在不同时期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思想,重点介绍了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成以及列宁对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证。列宁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与形式民主的关系、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以及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阐明,论证了在无产阶级不发达、工人占人口很少的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形成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中最具特色也颇具争议的部分。列宁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一般化,总结出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即无产阶级可以在没有获得多数人(主要是小农)支持的情况下先夺取政权,然后通过经济政策来获得小农的拥护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内战时期,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结构日益集中化,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空间受到挤压。面对国家机器内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弊端,列宁开始了对国家机器的反复改良工作。内战结束后,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日渐远去的背景下,反复辟成为列宁考虑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因此列宁在经济退却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俄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他坚决地镇压了喀朗斯塔德的水兵起义,并实际上禁止其他政党的政治活动,不过这些没有让他对俄国社会主义的未来感到足够安全。为了能让这艘前途未卜的社会主义大船不致倾覆,列宁对党的统一的强调胜过了党内民主,由他提出的禁止派别斗争的惩罚条款成为阻碍党内争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列宁实际上不得不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希望系于布尔什维克极少数的“老近卫军”身上。

  本书第三章和第六章还专门介绍了列宁与其同时代的理论家们的论战,以便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下来理解和把握列宁的革命理论。

  最后是一个小结。本书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要区别对待列宁的革命思想遗产。本书高度评价列宁在民主革命理论上的理论贡献,认为列宁的新型民主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它既尊重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高扬无产阶级作为创造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为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指出了新的发展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本书认为,列宁在实践上顺应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沿上升路线发展的需要,领导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并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但由于列宁坚持把十月革命看作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不得不对经典理论进行调整。尤其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与先锋队专政之间的关系等几个问题上,列宁做出了自己的发挥。本书认为,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带有鲜明的俄国特点,它代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在相对落后国家的重要转变。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开辟东方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革命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列宁革命思想的多层次性,本书不可能也没有打算对列宁革命思想中的诸问题面面俱到。本书的重点在于梳理列宁有关俄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及其演进过程,为此目的本书对列宁在革命过程形成的一些具体策略和观点并没有涉及。

  例如,本书对列宁革命思想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即他的建党思想和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基本没有涉及。党建问题涉及的是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如何组织自身、发挥自身的最大力量去从事阶级斗争的问题,它涉及的是革命过程中具体的杠杆因素(当然其中也局部包含无产阶级与其先锋队关系这样的基本理论问题)。毫无疑问,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突出的贡献,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因此本书不拟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考察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时,本书也主要限于从基本理论的层面上来考察而避免陷入过于具体的政治制度分析。至于民族问题,它是民主革命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它与阶级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又不能还原为阶级政治。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阶段中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着眼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和东方社会主义的起源问题来看,它在基本理论上又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而且就民族问题而言,俄国对外是以民族压迫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点与其他东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使得列宁面临的民族问题在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具备一般意义,因此本书并没有讨论列宁的民族问题思想。当然,列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丰富的思想更不在本书研究范围。由于上述种种限制,本书暂不对所谓的“列宁主义”作总的评价。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本研究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结构的理论(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或政治革命-社会革命)[1],从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两个维度来剖析列宁的革命思想并考察其相互关系,相应地在考察列宁革命思想的演进时也注意按照政治和经济两条线索来展示其内在逻辑。这既是全面认识列宁革命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克服西方学者在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中片面强调列宁的政治革命思想这一不足的需要。

  其次,本书注意将列宁的有关思想将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对比,考察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关问题上的思想源流与嬗变关系。这种比较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准确把握列宁革命思想中的“特殊”与“一般”。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考察的主要对象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所需要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学说是一般的。将这种学说用于个别国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特殊性,将这种特殊性运用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条件时就需要慎重。通过把握列宁革命思想中的“特殊”和“一般”,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位置,有助于我们判断其革命思想遗产的时代价值,而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目的。自然,这种比较并不意味着本书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理论来作为列宁思想的唯一评价尺度——评价列宁除了这一理论尺度,还需要把现实自身作为尺度。

  第三,本书注意吸收西方“革命学”的成果,把列宁关于革命的思想放在革命先上升后下降发展的客观逻辑背景下来考察。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曾经探讨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德国借助世界革命,通过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但是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忽略了民主革命自身可能存在的革命沿下降路线发展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西方“革命学”研究中,部分学者在总结革命的一般过程时提出革命存在一个下降阶段并以“热月反动”来描述革命下降现象,这为我们理解(民主)革命的完整进程提供了参考。[2]借鉴这一分析框架,本书认为,列宁关于俄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以及后来直接过渡思想的形成,需要放在俄国革命上升阶段的客观历史发展背景下来理解;类似地,列宁晚年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则应该在俄国革命性质的转变与革命下降发展的相互作用下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客观逻辑基础及他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的差异。

  最后,在具体资料的选用上,本书以《列宁全集》(主要是其中的著作卷)[3]为文本基础,力图全面地占有列宁自身的思想材料,尽量避免片面地抽取列宁的有关论断做随意解读。此外,本书还努力把列宁“还原”到当时的政治和理论斗争环境中去,在对列宁同时代的理论对手的著作的必要梳理基础上,本书专辟章节来介绍和讨论列宁与这些理论对手间的思想理论争论,在思想理论的斗争和互动中把握和刻画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思想。

  注释

  [1] 可参考薛汉伟等:《革命与不断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6页;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17-21.

  [2] 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Prenten-Hall, 1965. Brinton对革命下降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形式的推演,作者没能把这个问题放到民主革命背景下进行阶级分析,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实际上,恩格斯在后来多次提到革命下降发展和革命后出现“反动”的现象,而俄国革命的当事人也已经开始把“热月”的概念用于俄国革命自身,如列宁本人由于熟知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后他多次提及如何防备在俄国出现“热月反动”的问题。列宁的这个担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态(参见本书第六章)。托洛茨基和后来的托派则把斯大林的上台及其后来推行的政策看作是俄国的热月,参见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五章《苏维埃的热月》),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63年版,61-83页。用“热月”概念来研究俄国革命史的史学著作可参见参见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

  [3] 《列宁全集》(1-60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以下所引列宁全集均该版,不再说明。另本书所引《列宁选集》(1-4卷)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三版,亦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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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会不会有“里应外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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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武汉疫情趋好,有关部门却做出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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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一场突如其来的裁员潮
  6. 如此引进美资究竟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