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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对“相对论” 的接受与政治性解读

韩 李宝高 · 2020-03-24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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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的科学话语并不仅仅依靠社会进化论来维持,而是出现了新的替代性话语,并在冲突的张力之下形成了与以前不同的知识界版图。

  1879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严复一直在阅读自己尊敬的思想家斯宾塞的著作。受其影响,1895年严复发表《什么是强悍》《韩愈批判》《从死中挽救的结论》等一系列文章,开始介绍社会进化论和自由主义。由于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和《综合哲学体系》过于庞杂难解,作为替代,严复翻译了当时新出版的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该书原为1893年赫胥黎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严复用古文体翻译为《天演论》。该书出版后反响之大,连翻译者也未曾料到。虽然严复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改良派知识分子那样站在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天演论》的翻译和出版俨然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事件。1

  在《进化与伦理》这部晚年著作中,赫胥黎并不是单纯地将竞争进化的理论用于人类社会,而是反思了这些进化法则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从赫胥黎晚年的立场看,人类不可能根据“竞争进化”和“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在社会中制定出协调共存的伦理规则,因此进化过程中的最佳选择(thefittest)在伦理上不是最优选择(the best)。这实际上是对社会进化论提出的批评。2尽管如此,社会进化论却随着《天演论》的出版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迅速散布开来,而且成为全盘西化论的主要理论基础。在竞争进化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进化论虽然在一战时经历了相当大的冲击3,但其主导地位却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初期。社会进化论的这种主导地位,根植于人们想要将中国纳入近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巨大热忱。但正如一战导致西欧近代神话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显出裂痕一样,社会进化论的地位也开始在后起的各种新型科学理论的冲击下发生动摇。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社会的科学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密切互动并持续生成社会话语的。通过具体事例,本文将讨论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在接受近代科学知识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观的过程中,如何确立了科学话语的社会、意识形态地位。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使用了“科学话语共同体”的概念,以《东方杂志》为例,阐明了科学话语和意识形态是怎样结合的。4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指出,1920年代中国知识话语的变化,并不单纯是从社会进化论走向社会主义认识论5,代表摆脱传统的进化论与否定近代科学体系绝对真理性的相对论相互交叉,形成了复杂的知识话语竞争场域。

  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十一章《话语的共同体与科学的分类谱系》中专门讨论了“科学”一词在近现代转型期的中国的起源和接受过程。据他介绍,在晚清社会,科学知识主要通过科学杂志传播,这与专业科学研究形成对照,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是在科学/政治、科学/文明、科学/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国家等彻底的启蒙认识框架中传播科学知识的。进入20世纪,科学的概念和思维习惯逐渐对人们理解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因此,在变革的氛围中,科学思想本身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新的时间观念、时代概念中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根据,已经超越了特殊的技术范畴,成为了社会价值合法性的起源。6“科学从改良的理论基础转变为激进的文化和政治理念是一个无法仅仅在科学的范畴内说明的问题。”7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学者通过具体事例全面分析科学话语对保守文化和政治理论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对相关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研究。李益顺的《20世纪初东方杂志的科学诉求论议》分析了《东方杂志》的科学报道,这些科学报道一方面体现出对科学的力量及意义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也将科学与救亡图存的思想自觉地结合起来,将科学视为救国的不二法门,体现出当时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8陶贤都和邱锐在《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的科学传播》里,把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的科学传播特征大致整理为以下五个方面:(1)理论传播的丰富多样性,如百科全书;(2)一般科学知识与科学理论相结合;(3)重视传播内容的时效性和群众性;(4)坚持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并重,注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5)字画丰富,注重内容直观,理解优先。9这篇论文将该杂志传播科学的功能归纳为:(1)促进科学启蒙;(2)吸收先进科学知识和实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3)倡导科学精神和批判当代社会迷信。10可知,上述研究尚未充分重视科学话语的人文作用,科学话语的政治化解读尚未得到全面讨论。

  本文结合《东方杂志》的思想和政治背景,对1920年前后《东方杂志》积极介绍和传播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历史过程进行爬梳,以期重组当时的科学话语场,并展示思想版图上的新要素,进而指出,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的科学话语并不仅仅依靠社会进化论来维持,而是出现了新的替代性话语,并在冲突的张力之下形成了与以前不同的知识界版图。11

  

  中国对相对论的接纳过程和新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出现

  中华民国成立后,知识界的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专门科学研究体制的形成,教育体制内的科学领域开始与人文学领域严格分离。12这种状况与1898年严复翻译介绍《天演论》时有着根本的区别,新形式的社会集团和共同体已经出现,它们主张对专业科学知识进行研究和传播,这从制度层面来说,与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科学文化的体制构成密切相关。事实上,刊登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主题往往与直接的社会和政治议题无关,但其研究方式受到特殊的教育制度、知识分类、技能训练、知识研究的组织化、研究单位的系统化等各种近代学术和知识制度的影响,因而从根本上也在更广泛的层次上触及确立近代国家体制的过程。13因此,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科学知识传播与《天演论》的传播是在截然不同的氛围中进行的,而在这一时期前后,不仅牛顿、伽利略的近代力学,就连量子论、原子说等当时最新的西方科学理论也被介绍到中国。

  最早将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可能是1917年9月由在日中国留学生创立的中华学艺社(4月创社刊时名为“丙辰学社”,后改名)。该社的社刊《学艺》杂志登载了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许崇清的《再批判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一文,文中引用了爱因斯坦的时空理论,这可能是中国知识界对相对论最早的介绍。1917年11月3日,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新成立的“数理学会”的演讲中,该校理化学系教授李芳柏介绍了许多相对论的内容。李芳柏的讲演题目是《奈端力学与非奈端力学》,这里的“奈端”就是指牛顿。他在演讲中将重点放在解释“非奈端力学”上,它指的是与牛顿力学相反的概念,这种力学不再以物质、空间、时间三者的绝对存在为假设的前提。以电磁学为例,“物质变化是既定事实”,“时间和空间,这两轴也并非绝对不变。”正是他介绍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14

  自1917年这两人向中国学界介绍相对论后,研究界对该理论的关心暂时趋于平静,直到1919年和1920年,才开始对其进行更详细更系统的介绍。1920-23年,中国对相对论的介绍达到高潮,周昌寿(1888-1950)和郑贞文(1891-1969)15等人通过各种讲演或写作,积极普及相对论。但本文更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相对论在传播中出现的知识传播主体和形式的多样化。从这个时期开始,科学知识的传播不再只局限于某个先驱者个人的实践,而是通过科学社团、学会会员杂志、大众杂志、演讲等多种形式展开。科学社团和学会会员杂志向年轻的留学生和知识阶层集中传播科学知识,而大众杂志和演讲等则通过普通人容易接受的形式传播相关理论,甚至还有人尝试以戏剧的形式解释相对论中所描述的时间与空间关系。16由此可见,当时学界对科学知识获取与传播欲的增长,科学知识传达方式相比于前一时代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尤其是前面提到的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以及“数理学会”和《东方杂志》等,尽管形式、目标、主体、传播对象、传播形式等不同,但它们都以相对论为媒介,在中国社会形成了更广泛的科学话语共同体,为传播科学知识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17面向不同水平的读者和听众,它们通过多种形式传播新的科学知识,在中国转型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层次的科学话语共同体。

  

  1920年代《东方杂志》介绍相对论的意义:从绝对真理到相对价值观

  1919年11月6日,伦敦皇家学会和英国天文学会举行联合会议,公布对当年日蚀勘探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检验结果。主办这次会议的伦敦皇家学会科学研究会主席汤姆森说:“这次调查是牛顿以来有关万有引力理论的最重要的成果。爱因斯坦的假设可以说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发展。”18当时伦敦《泰晤士报》以长篇报道刊登了相对论检验的内容,以“科学革命,新时间和空间论,颠覆了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为题,对欧洲知识界造成了冲击。19这件事发生3个月后的1920年2月,《东方杂志》第17卷第3期“科学杂俎”栏目发表了对这一世界科学事件的介绍。该文以《光线能被重力吸引之新说》为题,向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1919年日食考察所证明的内容。20此后,中国知识界对相对论的关注度暴增,《东方杂志》根据国际科学知识变化的趋势,接连刊登20多篇相关论文。21另外,《东方杂志》为了配合爱因斯坦1922年12月访问中国,还出版了《爱因斯坦特辑》,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科学发展趋势。在中国知识界,相对论的介绍对以进化论和牛顿物理学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产生了较大冲击。

  (一)近代科学规律绝对性的崩溃

  就科学知识的传播及其对人文学的影响这一问题,沃勒斯坦介绍说,近代的学问领域开始分化,各种学科处在两个极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之间。由于这种连续而又不均衡的争论,科学在所有地方都树立了权威地位,而哲学在很多国家被挤到大学体系的一个角落。他宣称:“相对于哲学的囿于思考及阐释思考,科学宣称其方式方法可帮助人们超越心理(mind),继而发现客观现实。”22他强调说,科学的绝对地位和个人、社会的信任体系以及心理领域息息相关。

  近代物理学在几个世纪以来以真理的根源自居,建立了一个牢固的科学观,沃勒斯坦则认为支撑这一科学观的两个最强有力前提就是“牛顿模式”和“笛卡尔二元论”,而牛顿的科学规律更接近神学,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像神一样获得确定性,因此,万物在永恒的现在中共存,所以没有必要区分过去和未来”23。笛卡儿的二元论假设自然界和人类、物质和精神、物理世界和社会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那么二元论一方面是科学地理解世界万物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它却与神学、道德、伦理是没有关系的。沃勒斯坦认为,通过这种二元论,科学和非科学领域被界定为追求不同真理的学科,其中科学是追求自然规律绝对性的学科。24也就是说,这两个领域的分离,使以近代物理学为基础的科学体系在西欧具有了绝对性。

  但是,这一时期提出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给以“牛顿模式”和“笛卡尔二元论”为前提分离出来的知识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牛顿的物理定律所具有的绝对地位开始动摇。以《东方杂志》的报道为中心,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理论的传播情况。首先,日本的石原纯(笔名)翻译介绍的《时间及空间底相对性》一文提道:

  我现在看我自己周围底自然。我的旁边底别人也在看他自己周围底自然。他所看的地方和我所看的地方,无论怎样一致,但要得到“我们所看的现象绝对是同一现象”的完全证明,我就不能不感觉到我们所有的感觉太富于个性的差异了。谁人能够直接断言:他所说的“赤”的色彩是同一的?但我们又不能不想一想:为什么在感觉各有个性的差异的这些人各依其经验所认识的自然中,能够找出普遍的自然法则的关系来?我们所造的自然法则,是根基于各个人底独立经验的事实的,但为什么能够成为不是依据各个感觉的普遍的东西?这个问题,不待说,是极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先得了这个普遍的东西之后,然后才能把自然底实在性底根据放在这里面去。要这个普遍是唯一的可能关系的时候,自然底绝对性才能确立。到了这个地方,时间和空间还是不是在被作为绝对的东西而受处理,这也是非同时解决不可的问题。25

  在这篇文章中,石原纯把观察自然而得出的科学规律的普遍性问题和个人的经验联系起来进行了说明,最后提出问题:自然规律的合法性如何能够包容个人认识的所有差异?这表明,与“从前近代世界普遍的理论,可以解释自然的所有现象”的信念相反,如果进入相对论世界,由于个人的认识差异,这种普遍原则成立的可能性将遭到质疑。之前近代物理规律中被视为绝对的时间和空间,在个人认识、主体感觉中将丧失绝对同一性,具有相对性。

  如果将近代学术体系中的真理的相对主义问题与沃勒斯坦所说的“两种文化”概念联系起来看,可以说相对论对以“两种文化”概念为前提的知识体系也带来了巨大冲击。牛顿物理定律所具有的绝对真理地位丧失了其合法性的根基,近代科学规律所具有的合法性被积极承认主体之间差异和变化可能性的相对论一举否定。

  这种潮流,与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西方文明提出的批判相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他们对于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美好幻想的破灭,这让他们放弃了对西方现代性的绝对追随态度。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变动中,科学主义曾成为真理和合法性的根源,而现在中国正在形成否定科学主义的认识空间。《东方杂志》的编辑者处于这种氛围中,不得不思考相对论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

  (二)关于时空的现代新解

  对于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特别是牛顿物理学规律的绝对性,近代社会很难提出疑问,因此这些规律所具有的地位相当于“准神学”。这种科学话语体系事实上成为所有西欧近代知识的合法性根源,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也需要体现同样的规律性。如中国知识界中一度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就是基于近代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科学法则,即“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观点,并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无限信任相结合而生产出来的。这样一种进步主义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启发,成为启蒙的理论武器。

  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近代科学话语中被视为绝对的“时间”和“空间”提出了新的解释。这最终意味着现存科学法则所构成的世界认识的稳定性被动摇,因此不仅是自然科学,包含近代价值的所有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也随之动摇。再看一下石原纯的说明:

  第一次把“时间底判断不是绝对的”这一层表明了的,就是我所要说的相对性原理底创倡者恩斯登。他第一指摘:判断两地是同时刻,要需一种物理的现象的媒介以传达其信号。例如从一方送出光,一方把他反射于镜送还前者;如果光进行的速度往复是一样,在前者送出光的时刻和转回来的时刻底中央,就是后者接受光的时刻。我们由此就可以作同时刻的判断及钟表迟速的比较。但如光底速度,往路与复路不同,两地同时刻的判断就非以这速度差异底多少作适当的变更不可了。对于同时刻的判断不是绝对的决定的,至少是要依据用为信号的现象在空间如何传播的法则的,关于这一层也就应该能够了解了。因之,用甚么现象作信号也是有关系的了。如果像这样同时刻的判断可以互相差异,时间的前后的判断也就要受它左右了。在一种场合,颠倒因果之顺序的杞忧也就要发生了。这不是很要考虑的问题么。26

  如果在牛顿的绝对时间观下,为了证明两个空间的同一时间存在,一方发射光,而另一方反射光,那么在这一光的往返时间中,反射地点的认识主体的位置就会存在。这种时间的绝对性是以牛顿的“时间在宇宙的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原则为前提的,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建立在否定这一原则的假设上。也就是说,如果亮光回归的时间不同,就意味着对方的时间流动不同,如果时间流动不同,所有的运动也都是相对的,在另一个行星上的时间流动也可能不同。271919年日蚀勘探用实验结果证明了在宇宙中光的往返时间发生变化的现象,为爱因斯坦的假设提供了依据。爱因斯坦的假说作为科学规律,更重要的是,作为更新牛顿时空规律的“革命”思维,必然会给现代科学理论共同体带来巨大冲击。《东方杂志》第17卷第3期《科学杂调》一栏所载《光是被重力吸引的新学说》一文,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第二是绝对空间底否认。但是到了由光及电磁气现象认识了在空间绝对固定的“以太”的时代,才能够把他拿来作为标示绝对空间的意思。在这一点上,“以太”不仅是说明光现象的媒质,还负了重大的意义。但现在这个“以太”底存在被恩斯登否认了,于是我们又没有甚么标示绝对空间了。一切观测者在空间都得了完全同等的权利。他们虽在互相运动,但不过只有相对的意义,没有哪一个是在空间静止,哪一个是在运动的差别。而且认识不出作这种差别的绝对空间的那个东西。28

  在解释空间的意义时,爱因斯坦否定了牛顿物理学中以假说设定的“以太(either)”的存在。在牛顿物理学中,作为光传播的媒介物质,组成绝对空间的“以太”被认为是与观察者无关而独立存在的,但是爱因斯坦却在这种绝对存在与想要认识它的观察者之间建立起关联。牛顿曾主张,与认识主体无关,绝对存在的就是绝对空间。他说,所有观测者都拥有对空间完全平等的权利。而在相对论中,没有观测者,空间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甚至运动的意义也在相互关系中得到说明。如果从牛顿的观点来说明静止状态,那么物体绝对不会在空间里被测定的坐标上移动,但对爱因斯坦来说,在与其他物体的关系中,保持小的运动总量就是静止状态。他为了解释空间的相对性,还强调运动的相对性意义。

  总而言之,牛顿力学中最基础的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否定。事实上,牛顿设想的时空的绝对性,反映了他本人在克服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时对理性的绝对信任,对于近代人来说,这样的科学法则就像以前的上帝一样占据了真理的地位。但是爱因斯坦通过相对论否定了近代时空的认知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插入了主体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标准,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三)宇宙与物质间的联动性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对近代科学规律普遍性的怀疑和对近代时空观念的否定开始,从根本上瓦解了近代世界观,中国知识分子也几乎同时向国内传达了这种理论发展趋势。在世界观乃至宇宙观的变化方面,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即文元模的《自牛顿时代至恩斯登时代宇宙观念之变迁》,刊载于1921年《东方学刊》第18卷第16、17期。据文元模称,爱因斯坦在说明水星挂图变化的过程中,修正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科学观察发现,在光经过近日点时,太阳周围的空间是弯的,因此光以最短的距离通过这一空间时,也会弯曲。牛顿物理学认为,所有的空间都具有绝对的性质,即与时间无关的独立性,并且在宇宙的任何地方都具有均质性,但爱因斯坦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认识和对宇宙的想象,由现有天体物理学组成的宇宙观被否定。而且,1919年的日蚀观测为爱因斯坦的新宇宙观提供了具体的凭据。

  反之,恩斯登底万有引力论能够造出应我们思考之要求的宇宙。据他的理论,物体重力所及的空间发生一种弯曲来成非欧几里特空间。如果以星为平均地分布于宇宙全体,空间全体就因此成为有一定曲率的球空间。球空间,其为无界限,与欧几里特空间是一样,但不是像他扩于无限的。表示最短距离之线没有无限之长,是有限的。刚刚与古昔把地面当作是平的,而现在发现了地球是球面的一样。恩斯登底宇宙为甚么成了这样有限的呢?这因为空间是弯的,空间底弯曲是因为有物质底存在。于是就可以结论,“空间的曲率半径与宇宙底全物质相比例。”所以宇宙底物质总量越大,宇宙底展延也就越大。反之一切物质没有了,宇宙自身的展延同时也就消灭。“有了物质,然后才有宇宙底依存”,这是有极深的意义的。29

  在牛顿的宇宙观下宇宙是无限扩张的。宇宙是通过物质间的万有引力而静止存在的,如果设定了其终点,那么为了让边界存在,就需要和外部的万有引力发生作用,因此,宇宙必须无限地扩张。在牛顿看来,所有物质的运动距离都可以用物质的空间绝对距离来测定,所有物质的运动时间也是绝对的、可测量的,据此可以测定出速度。这里的空间和时间是一定的实在,独立存在,不能混杂在一起。对牛顿来说,时间与其他事物无关。30

  但是爱因斯坦的宇宙观认为,在物体的重力所及的空间中,产生了非对称的弯曲空间。这就是说宇宙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弯曲的球的形态,所以空间的弯曲证明了物质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引力的存在。根据这种逻辑,爱因斯坦认为“空间的弯曲半径与宇宙的全部物质(即宇宙的总量)是成比例的”。这样的结论意味着物质总量越多,宇宙扩张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如果没有物质存在,宇宙也只能缩小。因此,“只有拥有物质,才能在此之后发生对宇宙的依赖。爱因斯坦认为宇宙和物质不是独立的,是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证明其存在的相互依存的结果”。31

  

  1920年代初相对论影响下的文化主义

  (一)对进化论的相对主义文化解释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对进化论的理解不是没有歪曲的部分。事实上,《天演论》的原著《进化和伦理》在内容上批评了“适者生存”和“胜者独食”的竞争理论,但这本译书却被当作是一本拥护竞争的书。比起对竞争的批评,当时的人们更关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国的处境,因此出现了上述误读。尽管如此,与这种主流解释不同,近现代中国知识界也有一部分人一直对竞争进化持批判态度,进入1920年代,他们积极展开了各种相对论式的文化论,颇值得关注。

  在这一论述脉络中,针对竞争进化论的对抗性言说,可以举“互助进化论”为例。当革命派接受无政府主义时,这种互助进化论和无政府主义一起出现,创始人克鲁泡特金将这一理论规定为现代人实现“大同”的手段。他主张“物种进化上相互扶持是比相互竞争更必要的”32。

  这与《进化和伦理》中的“竞争进化”法则所下的结论不同,依此法则,“在人类社会中,不可能制定出能够互相协调共存的伦理规则”。互助进化论则强调自然界中竞争所带来的弊端和相互扶助的普遍性。这样的论旨与竞争进化关注自然形态的机械性、非伦理性的一面相反,强调进化规律所具有的社会伦理作用。因此可以说,在当时激进派采纳的科学理论中,互助进化论最接近伦理学。在中国知识界,这一学说已经通过1907年刘师培、张继等人在日本出版的《天义报》和1908年李石曾、吴稚晖等法国留学生出版的《新世纪》杂志被介绍进来。这一过程中,留日和留法的年轻激进知识分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立场上介绍了互助进化论。

  在1900年代首次介绍互助进化论时,主张这一观点的人站在信赖历史发展的进步立场上。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在1919年和1920年的一些论争中可以看出,关于互助进化论的讨论出现了新的形式。

  进化学说初创于法之陆谟克。大成于英之达尔文。陆氏言境遇与遗传。达氏言物竞与天择。至达氏进化学说乃定。故其言益彰。而物竞天择之说。亦遂风行世界。且已成为通俗之名词。于是引用之者。不独以为物象之观察。与进化之一因。而且视为人生之模范。与唯一之真理也。后人过信竞争。达氏亦未及自料。赫胥黎赫智尔辈于傅达进化学说虽大有功。而于此误点则不能谓为无过。逮俄之学者开斯来柯伯坚Kropotkine(亦克洛包得金)继起。乃明进化不独有竞争为之一因。而互助尤其大者。今之互助论。即柯氏之名著也。33

  1919年5月登在《东方杂志》上的李石曾这篇文章从历史上简略地整理了进化论的基本主张和逻辑,对竞争进化论代表的霸权科学进行了反思,并对新进化论受到关注的背景进行了说明。在这里,社会进化论的垄断性地位受到批判,作为能够支持与此不同的文化想象的科学理论,互助进化论出现了。这体现了五四时期科学话语版图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竞争进化论所占据的绝对地位逐渐瓦解,逐渐被批判这些近代观念的种种理论所取代。

  (二)内在于“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相对主义理论

  实际上,在把近代价值作为绝对价值追求的中国知识界,牛顿物理学定律也曾具有准神学地位,但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知识界对近代科学规律的绝对信任丧失了。从《东方杂志》介绍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相对论是超越近代的革命结果,爱因斯坦也被称为新的革命科学家。可以说,新的科学话语的出现,对现有的科学话语起到了一种革命性的作用,它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上,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知识体系。

  且把真理变迁的道理拿来说一下,科学定律早前几十年,好像把他看作神圣似的;但是今年来多半看作一种假设的工具。从前的定律,时有动摇;以后的新定律,行将与以成立。听说现在德国有个科学革命家叫恩斯登(Einstein),他在一九○五年发表了一卷《特殊的相对论》,在一九一六年又发表了一卷《普遍的相对论》。他这两卷书把前科学的根本概念,一齐推翻;世界上各国附和他的学者极多,而且替他寻出许多实证,说他发明的定律,比奈端还高明,恭维他是现代的哥伯尼,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他的新学说,究竟怎样?听说有几椿:一、从前的人,大概说空间时间是绝对的,恩氏则谓都是相对的。二、从前的人说物质是固定的,恩氏则谓是变易的。三、从前的人说力为物质乘加速度,加速度虽有变而物质不变,恩氏则谓不但加速度是变的,物质也是变的。四、从前的人说明动作由静入动,或由动入静,都用喀李乃(Galilei)的“Transformation”,因为喀氏主张绝对的缘故;恩氏则主张用鲁乃迟(Lorentz)的“Transformation”,因为鲁氏主张相对的缘故。五、从前的人讲物理学,大多数是拿力学去说明其他声光电等等;恩氏则拿电磁学来说明其他声光电等等,他的相对论基础是筑于电磁学上的。

  把恩氏这几种主张看来,从前所有重要的科学定律,现在都被他一齐推翻了,一切科学都有动摇的现象。有人说“恩斯登革命的力量,比诸昔日德国路德的宗教革命,和马克斯的经济革命,其影响还要大呢”。34

  以上文章是《东方杂志》1920年12月登载的陈敬的《虚无主义的研究》,文章通过与牛顿力学进行比较,十分详尽地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是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这一脉络与当时的知识界话语版图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会发现更加有趣的事实。

  《东方杂志》与五四运动前后形成激进政治主张的《新潮》和《新青年》派知识分子针锋相对。这些激进政治势力主张摆脱传统,革新精神文化,构成近代个人。以此为前提,他们在政治体制上积极拥护建立以统一为目标的共和国。而且他们还主张,通过历史进化的观点,中国仍要追随近代发展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近代科学知识具有绝对的地位。事实上,代表近代科学体系的正是进化论和牛顿力学法则体系,因此可以说,它们在中国充当了近代文明的代理人。

  如果回顾知识界这种对立局面,就会发现,对爱因斯坦的介绍并不仅仅意味着对西方新科学理论的客观传达。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理论竞争结构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否定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观的新学说而登场,它成为对抗五四激进政治的《东方杂志》派知识分子保守的相对主义文明论的支撑和合法性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东方杂志》的论者把爱因斯坦的学说称为“革命”的敌人。他们的理论并不是只针对近代物理学体系,而是围绕着中国政治体制,在批判中央集权共和国的背景下展开的。为了批评近代民族国家对外的排他性和对内的权力垄断,他们在文章中加强了相对主义理论。

  这样看来,科学律令,尚且是随时变动的,寻常所谓真理,自然也不可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了。从前把真理当作是理想和事实间静止不变的一种关系的迷梦,今而后可以速醒了。真理尚且是变动不居的,可见世界并没有长住不变的东西;所谓范畴,不过一刹那间假作一种整理混杂环境的工具,适合生存的手段罢了。35

  这里强调的正是真理的相对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出现在介绍20世纪初流行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中。从具体脉理上看,这篇文章从新登场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提取了相当一部分资源,组成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张,特别是否定了现有善恶标准的绝对性,进而成为对近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强有力的否定。

  《东方杂志》的这些作者通过“相对主义世界观”这一媒介,将科学和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科学相对主义成了话语间非常有效的结合媒介,这种科学话语的接受方式超越了传播科学知识的意义,推动了一种话语共同体的形成。虽然《东方杂志》并不是专门的科学杂志,但以它为阵地,一个不再盲目信仰科学的新型科学话语共同体正在崛起,这不仅反映出近现代中国知识界科学观的转换,而且意味着世界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变化。

  结论:相对论和相对主义文化论的紧密联系

  本文关注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相对论的登场如何推动了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在五四前后,《东方杂志》积极介绍的相对论代替了以前的牛顿力学与社会进化论,触发了人们对于时空认识的变化和世界观的重构,这也意味着组成新现代性的合法性机制的登场。本文认为,相对论的传播过程不只是新科学知识的扩散,还意味着五四激进话语所主张的竞争进化的科学理论被相对主义的科学观所动摇。

  相对论不仅提供了可以否定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牛顿力学和社会进化论的依据,而且在1920年代前后的现代中国知识界,还可以否定五四知识分子以竞争进化或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话语基础,具有双重可能性。为了将这种可能性与“形成新的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这一社会脉络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可以参考汪晖关于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职能的论述,他认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逐渐地用完整的科学知识系谱取代了天理宇宙观,从而为反传统的文化实践提供了自然观的前提。”结果在五四的脉络中,“严复、梁启超所倡导的那些观念在这里转化为一种社会体制性的运动。”科学主义的普遍化是在反传统的时代脉络上存在的。36

  然而,相对论否定了常识中时间和空间的独立性,提供了自然规律领域与认识、价值领域相互接触的可能性。如果说,就像牛顿的物理法则曾位于准神学的位置一样,在现代中国知识界启蒙和发展的命题被少数知识分子视为绝对真理,而且谈论它的权力也被他们垄断,那么与此相反,相对论的原理则带来一种相对主义的世界观,一种全然不同的关于近代的想象。

  五四激进派通过近代科学体系否定传统,但相对论的个案却意味着代表了西方绝对真理的科学体系发生动摇。在现代中国知识话语体系中,相对论由于排除了真理的单一性,为怀疑近代性、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合法性机制,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反而使中国知识界的保守知识分子恢复了自己的文化自尊心,帮助他们抵抗西欧近代科学的垄断性权力。1920年代前后,围绕着相对论这一新的科学理论,《东方杂志》试图构建一个不是以少数知识分子为中心,而是成员广泛的共同体。与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基于近代世界观的反传统话语实践不同,以相对论为依据的相对主义世界观拒绝单一真理的绝对性,与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但在1920年代的文化话语版图中,相对主义世界观也为更多的思想和实践提供了资源,这些思想和实践包括超越竞争进化的互助主义,否定民族国家权力垄断的无政府主义或新村运动,对抗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关注小国的地区主义,尝试克服阶级的世界市民联合运动等。

  在相对论的传播过程中,代表西方绝对真理的近代科学体系发生动摇。相比于“五四”激进派以近代科学体系为武器反对传统的行动,相对论及相对主义世界观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同样重要的另类意义。在现代中国知识话语体系内,相对论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对西方中心主义开展批判的脉络中,被理解为排斥单一性真理、肯定多样性价值合法性的一种机制。这表明,“五四”前后中国对近代科学观的吸收并不仅仅局限于单纯追求西方的现代性,相反,相对主义科学观成为了促使中国知识界主张恢复本土文化尊严、抵制西方科学话语垄断性的理论工具。

  1    参见[韩]梁一模:《翻译西方的严复的〈天演论〉》,《中国现代文学》,2008年,第47号。

  2   同上。

  3   “作为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欧洲战争在不同领域、不同社会触发了一系列后续性事件,中国的共和危机也忝列其中。这里所说的‘重大事件’是指那些改变了历史演进的轨迹、创造了新价值和范式的事件,如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革命等等。但是,这些历史变动之所以能够构成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并不仅仅在于它们的规模浩大,而在于它们终结了此前形成的历史范式,在它们之后发生的一切不再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而是这一新事件所开创的范式的序列性展开。”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107-1109页。

  5   由“社会进化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观点,是中国和韩国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共享的认识框架。韩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也经常出现以此观点为前提的讨论。例如,宋珉镐的《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形成“科学态度”的背景》分析说,20世纪20年代韩国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始于社会进化论的影响,随后确立了唯物主义史观,该论断便是在这一认识框架的影响下形成的。参见宋珉镐:《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上“科学态度”形成的背景》,《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第29集,2009年12月。中国知识界认识上的变化也提供了类似例证。比如,王奇生在《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即提道:“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促使五四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6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1111页。

  7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1121页。

  8   李益顺:《20世纪初〈东方杂志〉的科学诉求论议》,《湘潭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9   陶贤都、邱锐:《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的科学传播》,《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10  同上。

  11  本文仅梳理、分析当时知识界对相对论的接受和阐释情况,不对这一理论本身进行阐释。

  12  “但在民国成立之后,这一知识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伴随着专门性的科学研究体制的形成和教育体制中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的严格区分,一种新型的社群或共同体出现了。这个共同体以客观的、以探求真理为唯一目的的方式将自身与其他政治和文化领域区分开来,从而在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建筑了两种文化的明确的区分。”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1122页。

  13  对于上述分科学问的分化及确立过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anuelwallerstin)在19世纪西方国家寻找其起源,他认为:“19世纪以来,各种不同的分科学问像扇子一样扩散开来,这是一系列认识论上的立场。一端是非经验学问的数学,之后是实验性自然科学,连它们也按照决定论的向下次序占据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式的序列。另一端是人文学——或文科学和文学——以哲学为先导,然后是文学,绘画,雕塑和音乐学等对形式艺术技法的研究。但后者有时在实习中更接近于历史,尤其是艺术史。而且,在这样定义下的人文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极端之间,已经有研究社会现实的学问……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牛顿科学战胜推理哲学而获得胜利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在知识的世界里体现了社会的威信。”《开放社会科学》,李洙勋译,韩国当代出版社,1996年,第24-25页。

  14  胡大年:《日本对于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影响》,《科学》,2005年第6期。

  15  周昌寿编辑了1922年《少年中国》杂志的“相对论号”,郑贞文撰写了1922年《东方杂志》“爱因斯坦号”的第3篇文章,参见胡大年:《日本对于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16  郑贞文1929年发表的《爱之光》即以戏剧的形式简单而生动地介绍了相对论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参见胡大年:《日本对于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17  “在一定的意义上‘两种文化’的概念正是对科学文化的合法性论证,这一区分使得科学家的活动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去,却同时保持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所谓‘科学话语共同体’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使用与人们的日常语言不同的科学语言,并相互交流,进而形成了一种话语共同体。这个话语共同体起初以科学社团和科学刊物为中心,而其外延却不断扩大,最终通过印刷文化、教育体制和其他传播网络,把自己的影响伸展至全社会,以至科学话语与日常话语的边界重新变得模糊。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科学家群体的科学思想包含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内含,他们对一系列问题——如科学与道德、科学与社会政治、科学与人生观、科学思想中的进化论,以及科学的知识分类等——的阐释是对当时的文化论战的直接参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不属于这个共同体的人也开始使用科学家的语言,并将这些语言用于描述与科学无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后果。”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1123页。

  18  转引自白秀英:《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1917-1949)》,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19  同上。

  20  同上。

  21  详参白秀英:《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第98-99页。

  22  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第26页。

  23  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第16页。

  24  同上,第16-17页。

  25  [日]石原纯:《时间及空间底相对性——牛顿万有引力底否认》,镜湖译,《东方杂志》第18卷第10号,1921年5月25日。

  26  [日]石原纯:《时间及空间底相对性——牛顿万有引力底否认》。引文中的恩斯登即爱因斯坦。

  27  “恩斯登教给我们,若是我们所能说的都是相对运动,在一个行星上费一分钟的事在他行星看去不是一分钟。设想两个在空间的物体——例如金星和地球——金星上有一观测者B,地球上有一观测者A。自B送一光线至M,二人各观测此光线,自B至M所要的时间。若B得一分,A得时计纪录的不止一分,比一分稍大。纵令二人所用的时计完全一样,实验开始的时候,两时计所记的时刻都是同时,仍得这个结果。这是甚么缘故呢?假若恩斯登假定‘光的速率与光源的速率无关’这句话不错,两人测得时间的差,即是因为金星对于地球上的观测者运动而起的。因为金星对于地球运动,地球上的观测者A所测的光路,其实不是BM和MB,是BMM’B’。BB’代表金星自己运动的距离。但是在金星上的观测者B所测的光路,恰和上相反。简单言之,在空间一物体上所测的时间,和在他物体上所测的时间不能一致。”文元模:《自牛顿时代至恩斯登时代宇宙观念之变迁(续)》,《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1年9月10日。

  28  [日]石原纯:《时间及空间底相对性——牛顿万有引力底否认》。

  29  [日]石原纯:《时间及空间底相对性——牛顿万有引力底否认》。

  30  “恩斯登假定宇宙间决无绝对运动,我们所能考察的运动,无一不是相对的。这个假定是从迈克尔生的实验得来的当然的推论。先就牛顿的规模说,牛顿测一切物体的速率,都假定空间中有绝对的位置标准。只要用物体运动经过的时间除物体对于这个绝对标准通过的距离,即可得他的速率,空间是个一定的实在,时间也是个一定的实在。牛顿说:‘时间平静的流去,和其他的事物无关。’在他的眼中,时间和空间全是独立的,不能相混。”文元模:《自牛顿时代至恩斯登时代宇宙观念之变迁(续)》。

  31  文元模:《自牛顿时代至恩斯登时代宇宙观念之变迁(续)》。

  32  潘正文:《“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82页。

  33  李石曾:《互助论(克洛包得金著)》,《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1919年5月15日。

  34  陈敬:《虚无主义的研究》,《东方杂志》第17卷第24号,1920年12月25日。

  35  陈敬:《虚无主义的研究》。

  36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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