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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老师方维夏的革命生涯

毛峥嵘 · 2020-05-20 ·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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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维夏,1880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南塘屋场一个小康家庭。是一个在旧社会由幻想洁身避世到热心教育救国,最后成为共产主义坚强战士的知识分子。方维夏曾当过毛泽东的老师,他写的文章,在学生和当时社会上受到敬重,有“方圣人”之称。1935年10月,在参加艰苦的湘南游击战争中被叛徒杀害,壮烈牺牲。

  “润之是我最好的学生。”

  1911年夏,方维夏从湖南优级师范毕业不久,应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之聘来到长沙,任博物、农业教员,从此,他在一师工作到1918年暑假。方维夏在校期间先后被聘为学监和学监主任。1916年后,他在一师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时任校长孔昭绶。

  方维夏在一师工作期间,政治上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袁世凯卖国和独裁统治。在对学生的管理上,他与孔昭绶思想一致,坚持民主管理的方针,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1914年春,毛泽东转入一师学习后,热心社会活动,他对毛泽东十分赞赏,多次对妻子胡呤说:“润之是我最好的学生。”

  1915年上学期,毛泽东因起草了一份反对校长张干的传单,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的学籍。方维夏和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等再三力争,才使毛泽东免被开除。在1913年孔昭绶第一次任校长时,曾为倡导学生自动与自治,特设技能会,由校长任会长,下设11个部,由教员为部长,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学术、体育活动。1915年,技能会改为学友会,增为14个部。

  1917年10月,学友会改选时,方维夏以学监主任身份代理学友会会长。他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学友会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员只从旁辅导。同时确定原由一师和附小两部教员试办的夜校,也交学友会来办,以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还拨400元作为办学经费。10月13日,新旧两届学友会开交接会时,方维夏出席讲话。他着重指出:“前次各部部长由教员任之,因事务繁多,故进行时有妨碍。此次选举、均用学生,一则练习办,一则养成自动。”最后他勖勉新的学友会说:“须知合群研究学科为人生无上幸福,此后希望部务积极进行,得到良好之成绩。”

  后来,方维夏还和孔昭绶商定,学校当局开行政会或教务会,也吸引学友代表参加。这样高度自治的学友会,在当时的湖南还是首创。

  和毛泽东等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918年秋,方维夏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农业大学。1920年4月,学成回国到达上海。这时,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上海是驱张斗争的一个重要据点。湖南人在那里组织“驱张运动”的机关,从事驱张斗争的不下数百人。方维夏一到上海,便立即投入了这一斗争,担任驱张的联络工作。这是他直接投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群众斗争的开始,标志着他对救国道路和人生意义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当时,驱张斗争的前哨阵地在衡阳。5月6日,方维夏到衡阳,向驻衡驱张代表团报告了联络情况和张敬尧新由上海慎昌洋行购到步枪3万余支的重要信息,受到高度重视。5月9日,驻衡驱张代表团特地开会向他表示慰问。

  驱张斗争胜利后,谭延闿率湘军进入长沙,再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将原省民政厅改为政务厅,除管民政外,并设实业、教育等科。早在1906年方维夏在一师学习时,谭是学校监督,对方维夏有所了解,遂请方维夏出任政务厅的教育科科长(也称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与此同时,湖南教育界人士也推举方维夏为省教育会会长。当时,湖南的教育在张敬尧摧残下,停顿已半年有余。方维夏任职后不辞辛劳,使湖南教育出现了生机。时人评曰:“大事可纪者:一为教育经费独立,一为私立学校增加,一为学校内容革新。”

  通过出国留学对新思潮的接触了解和亲自参加驱张斗争的实践,方维夏思想上有了突出的进步。1920年8月,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在长沙发起筹办文化书社,方维夏竭力支持。他是书社总社36名社员之一,曾于这年两次向书社投资,还于11月3日和同乡李六如等开办了平江文化书社园,成为文化书社在各地最先成立的一个分社。

  同年8月,方维夏和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在22日,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的会议上,确定了会务内容,指定了筹备员。方维夏在发言中除强调俄国的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外,还指出了学习研究的工具,即俄文俄语的重要性。后来,方维夏虽没有在研究会担任职务,但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在教育界的影响,一般人还是推崇他在研究会中的作用的。

  做改造湘军的工作

  1924年初,方维夏来到广州。这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广州成为人们向往的革命中心。但是,广州的局势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

  来到广州,方维夏就任老友谭延闿统率的湘军第五军的秘书长,他在特别党部(湘军中国民党的特别党部)筹备处负责。而后不久,李六如也来到第五军,李六如初来,对广东情况不太熟悉。方维夏告诉他,广东国民党中、上层右派不少,如冯自由、谢持、邹鲁等,他们反对三大政策,跟着北洋军阀说广东政府赤化,又勾结帝国主义,与商团的陈廉伯、陈禁受一起,暗中捣鬼,还有一些拿枪杆子的右派??使李六如对广东政局内幕有所了解,对以后工作也有了思想准备。

  方维夏对当时广州的局势是有清醒认识的。李六如于1921年底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广州后不久,中共组织就确定他留在湘军中做统战工作。方维夏对李六如的工作积极予以支持和配合。他多次对李六如讲:“孙中山是革命的。但国民党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的人太多,要将他们拉向左靠,看来不大容易,不向右转就是好的。”他还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农民人数多,有马列主义,革命非共产党领导不成,反帝、反封建军阀,不同共产党合作,这是屁话。”

  1924年11月,经李六如介绍,中共广东区委批准,方维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后,他根据李六如的要求,积极参加了对湘军的改造工作。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北伐,迁大本营于韶关,以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湘军全部参加,担任北伐主力。方维夏在湘军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除请孙中山向官兵作讲演外,还印发了不少有关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和北伐意义的小册子,以提高官兵的政治认识。

  谭延闿的湘军原是旧军阀雇佣兵的底子,战斗力不强。虽号称有5个军,但官多兵少,一些将领企图保存个人实力,斗志消沉。1924年11月的北伐攻城战役中,湘军先胜后败,部队退回韶关。方维夏劝说谭延闿接受方鼎英的建议,下决心对湘军进行缩编和整顿。谭延闿采纳他们的意见,将全军点验缩编。同时在广州设立湘军讲武堂(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以陈嘉祐为堂长,方维夏为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轮训在职和编余的军官。

  方维夏与李六如等共同努力,开展了对湘军军官的轮训工作。他在讲武堂除拟定周密的政治教育计划,组织严格实施,亲自向学员作报告外,还请了毛泽东等人到讲武堂作报告。同时还组织学员参加广州工农兵的示威游行等活动,用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结感染学员。经过整编和轮训,湘军战斗力得到增强,以后在参加广州近郊、小北郊及广东南略的各次战役中,立下了卓著战功。

  1925年7月初,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所属各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谭延闿所部湘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下辖四、五、六师和一个教导队,军和各师设党代表和政治部。方维夏被任命为五师党代表。改编后的第二军,由于有以李富春为首的一批优秀的中共党员参加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政治素质大为增强。

  从南京到武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五师在参加攻克南昌的战役后,1927年3月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役。经过激烈战斗,于3月24日攻下南京。当晚,美、英帝国主义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开炮轰击,满街房屋被炸,血肉横飞,其状甚惨。方维夏内心很愤怒,群众要求为亲人报仇,士兵要求向帝国主义讨还血债。正在这时,蒋介石密电说,上海南京外国人多,要他们注意关系,要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方维夏甚为惊骇,认为连帝国主义也不敢反,还叫什么革命。由于蒋介石的干扰,以致炮击南京城的外国兵舰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做了北兵的逃命船。方维夏和士兵站在下关码头望着北兵扬长而去,个个气得脸色铁青、大骂不止。

  这时,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到南京,召集方维夏和肖劲光(二军六师党代表)、李六如(二军四师党代表)、谢文锦(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军队和地方党的主要负责干部开会。会上,彭述之虽然指出了帝国主义还在联合,想从内部分化我们,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但对军队和各地的党组织怎么办,丝毫没有涉及,只是空空洞洞地说了一些党中央在上海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信心、有把握控制局势的话,第二天就匆匆离去了。方维夏感到抓不住要领,内心疑惑、彷徨,十分苦闷。

  五师在南京住了几天,蒋介石派其嫡系何应欽的一军薛岳师进驻南京。五师渡江移驻浦口、明光、蚌埠一带。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方面来电要二军开赴武汉,代军长鲁涤平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蚌埠前线召开师以上干都会,研究部队行止。会上,方维夏和党内同志坚决主张讨蒋,鲁涤平等也因谭延闿在武汉,加以附和。最后,一致通过移师西行,待命讨蒋。

  部队西行至安徽宿松、湖北黄梅一带时,奉令休整待命。在这里,方维夏和李六如、肖劲光等一起在二军中开展了“讨蒋运动”教育,在讨蒋大会上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提出了“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大大教育了二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方维夏的心情也为之一振。

  不久,二军奉命开到武汉,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

  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上虽然批评了陈独秀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挽救危急局势,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方维夏对这次大会感到非常失望。他曾对李富春、肖劲光和李六如说:“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反共反人民的一系列活动,是陈独秀拱手献出革命领导权,不要革命武装所致。像这样一味退让、妥协,从老虎口里讨肉吃,迟早还会吃大亏。”

  5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命令国民革命军出师河南北伐,夏斗寅勾结杨森乘武汉空虚之际率部包抄武汉。二军奉命进军鄂西进击杨森,方维夏随部参加,激战旬日,击败杨部,保卫了武汉安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中央通知方维夏离开二军,在7月底以前赶去南昌参加起义。当时,张国基和他住在一起。张是方维夏在一师任教时的学生,也是毛泽东的同学,武汉政变前在中央农讲所工作。毛泽东请方维夏转告张国基也到南昌去参加起义。张认为自己不懂军事,心里发怵。第二天,张国基找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去吧,我这里有事不能去。”又说:“有方老师协助,你放心大胆地搞吧!”

  指挥部队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7月28日,方维夏和徐特立、张国基及另外两人从武汉动身前往南昌。方维夏到南昌后,在起义部队中担任贺龙所率二十军第一师的党代表。

  7月30日下午,方维夏和贺锦斋到中华圣公会礼堂参加二十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贺龙宣布国民党已经叛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号召大家跟着共产党走,并根据前敌委员会指示,传达了武装起义的计划。散会后,贺龙特地把周逸群、方维夏、徐特立等留下,商量有关起义事项。方维夏建议在二十军内撤掉不可靠的连长,让共产党员担任连指导员,周逸群、徐特立表示赞同,被贺龙采纳。因此,在起义之前,二十军中连一级指挥权都操在共产党员和可靠分子手中,对保证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8月1日凌晨,战斗打响前,方维夏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接着,他和贺锦斋带领一师向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进攻。盘踞在这里的敌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带来的精锐部队,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方维夏和贺锦斋冒着炮火,指挥部队爬上鼓楼,在第二师五团配合下,守敌无路可走,只好投降。

  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取得胜利。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了有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和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国民党党部代表40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方维夏和徐特立都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方维夏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宣传委员会委员。

  8月4日,方维夏随一师离开南昌向广东方面进军。这时,贺锦斋因代理贺龙指挥二十军,把一师的指挥权交给了方维夏和副师长欧学海。方维夏当时已年近半百,但在行军中精神抖擞,步履矫健,连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有关南昌暴动的史料中,也说他:“随叶、贺共军南征”,“虽老而不服老,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数百里,不以为苦,老当益壮??”9月20日前后,部队进入潮、汕地区。一师住揭阳西南炮台附近。在这里,方维夏应当地农民的要求,指挥部队消灭了一股力量较大、活动猖狂的反动地主武装。

  起义军占领潮、汕后,敌人从四面包围上来,英、美、日帝国主义也把军舰开进汕头港进行恫吓。起义部队分兵抗击,由于指挥系统被切断,部队损失很大。方维夏和欧学海带领一师一部分队伍突出重围后,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系,便按前敌委员会原来的命令,率领队伍向陆丰方面转移。路上,部队情绪低落,经不起考验的人纷纷逃散。方维夏找欧学海商量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根本无法谈下去。于是,方维夏把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召集起来,发动和依靠他们来开展工作。这时,欧学海却以“起义失败,总指挥部下落不明,伙食无着”为词,煽惑瓦解军心,妄图带队叛变。方维夏立即站出来批驳欧学海的谰言。他对士兵们说:“起义是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应该看清革命前途,经得起任何考验,做失败的英雄。”在方维夏的号召下,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士兵也纷纷站出来同欧学海展开斗争。欧学海离队潜逃。方维夏带领队伍继续前进。10月10日上午部队将到陆丰时,被敌东路军两个师追上。方维夏指挥士兵战斗近3小时,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维夏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脱险后到了广州,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接着,方维夏又参加了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

  在党内两次受到错误打击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方维夏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6月中旬,方维夏到达莫斯科。他作为代表,参加了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方维夏在这里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感到非常兴奋。他学习努力,成绩很好。在学习期间,中大支部局的王明等人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借苏联党内正在开展反托斗争之机,打击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经过调查研究后不支持这种作法,因而也受到打击。方维夏秉性耿直,对此不满,向支部局提了意见,遭到围攻。他们说方维夏受了中共代表团瞿秋白的利用,还说方维夏过去与谭延闿关系密切,社会关系复杂,政治上不能信任等等,对方维夏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开除了他的党籍。方维夏自感无愧于党,徐特立、何叔衡和他多年相处,了解甚深,对他深表同情。在徐、何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他理直气壮地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上诉,最后终于恢复了党籍。

  1930年冬,蒋介石纠集10万大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传到苏联,方维夏要求回国参加斗争。他的要求被党组织批准后,于1931年春从苏联回到上海,当即由中共中央派往苏区,担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后,他又被调任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

  当时,苏区的经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下,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方维夏对于总务工作缺乏经验,但是,他迎难而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全厅同志,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较好地保证了中央机关的供给和需要。特别是他身处“近水楼台”,粗衣粝食,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一贯作风,生活上不仅毫不特殊,而且尽量为公家节约,受到同志们的称颂。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年夏,方维夏被派往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长。他为了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全区大力开展了群众性的办学和识字运动。在他任职期间,全区办起了700余所列宁初级小学,800所工农夜校,3所女子职业学校,30余所女子半日制学校,建立了30多个业余剧团,创办了《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13种小报和刊物。为了方便群众识字,他主持编印了一册《识字课本》,内容简明,好读易懂,既能识字,又是政治教材。随着《识字课本》的发行,湘赣苏区的识字运动蓬勃开展,广阔农村一片读书声。

  方维夏在湘赣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时,还兼任司法部长。在工作中,他对“左”倾错误的惩办政策不满,曾在11月召开的第三次省党代会上提过意见。因他还曾写过一篇关于苏维埃选举的文章,其中有“豪绅地主偷取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建立新的坚强有力的苏维埃”这样一些提法,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士杰(后叛变)借此说他有“托派思想”,还说在他编写的苏区教科书中也有类似“托派”的语言;说他不同意中央以赤色恐怖对待白色恐怖,杀掉5年徒刑的罪犯等等,开会斗争他。他据理申辩,但被撤了部长的职务。但他不为个人得失而影响工作的积极性,实际上仍主持教育部工作。这是他在党内第二次受到打击。

  惨遭叛徒杀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湘赣苏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中共湘赣省委为了开辟新的游击区,派方维夏率100多人枪,到以桂东县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的湘粤赣三省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方维夏率这支小部队到达桂东后,与原掩护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留在这里的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两军会合后,频繁活动于桂东及资兴、酃县、遂川、上犹一带,多次与敌交战。因战斗失利,损失较大,退至桂东普乐东水休整。同年11月,红四团团长李宗保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带着部分人员和一个自动步枪班叛变投敌,并充当敌军向导前来围攻红四团。桃寮一战,游击队又遭损失。四团政委旷珠权逃到沙田,向敌人交枪投降。次日,团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也认为大势已去,擅自逃走。在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方维夏挺身而出,克服重重困难,重新收集和整顿红四团,保存了八九十人枪,在桂东东边山的上下庄、青铜、泥塘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活动。后与桂东游击队会合,声势复振。在方维夏等的领导下,游击队在新坊、龙溪、青石、麟潭等地连续作战后,又转回桂东东边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带领群众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政府,使这一地区迅速发展成为红色区域,游击队不断得到扩充,战斗也多次取得胜利。油箩口一战,消灭挨户团郭猛部一个排;小江一战,打垮保安团何忠汉两个连;上庄隘口一战,打死打伤挨户团近百人。

  在这期间、方维夏还部署和指挥了惩罚青铜钨矿公司的战斗。当他得知青铜钨矿公司的资本家和把头对工人剥削、克扣严重的情况后,决定给予警告。一天深夜,他布置游击队先头部队两人一组,首先收拾了公司守备队的3个步哨,然后在守备队的中心驻地碉堡门上点燃炸药包,碉堡被炸开后游击队乘势冲进公司,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战斗结束后,方维夏召集工人开会,号召工人联合起来打倒克扣工人工资的资本家和把头。会后,又在公司清理了一些财物分给矿工。青铜钨矿公司遭到这次惩罚后,再也不敢任意克扣工人工资了。

  1935年4月,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赣南游击队约300人枪,由油山经崇义、大余边境来到东边山,与方维夏召集、整顿的红四团余部和桂东游击队会师。不久,项英、陈毅又命游世雄率100余人到湘南与蔡会文会合,正式组建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又称湘南红军游击队)。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游世雄任副政委。同时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蔡会文任书记(后为陈山),方维夏任宣传部部长,特委和支队总部均设在赤水仙。

  在湘粤赣特委和蔡会文、方维夏等的正确领导下,湘南游击战争迅速打开了局面,游击队发展到1000多人,游击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在桂东的东、西两边山为中心,纵横数百里,包括湘南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郴县,赣南的上犹、崇义、大余、遂川,粤北的始兴、南雄等县的边界,都成了游击队的活动区域。

  当时环境十分艰苦,敌人经常对游击队“拉网”“清剿”,并强迫群众移民并村,还组织“脚队”、“看火队”,发现脚印和烟火就包围搜山。游击队常常三五天吃不上饭,只好用竹笋、蕨根、鸡冠花、丝毛根、毛鲜菜、黄金叶、酸桐杆等野菜填肚子。有时敌人紧逼不能生火,就用手将野菜搓成团吞下充饥。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方维夏与部队同甘苦共患难,并经常给党员上课,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教育部队。周里回忆说:“我是1935年秋天在东边山第一次见到方维夏的,那时,他已经是56岁的老人了。他为人耿介刚直,刻苦耐劳,到过苏联学习,满肚子学问。虽然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干劲很大,部队行军刚坐下来休息,他就忙着宣传,一打仗,他就带着左轮手枪参战,部队在一个大山整训时,他主办了几期干部训练班。有次东边山开特委会,他还要我派二三十人去学习。他给干部上课,讲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讲党和红军的铁的纪律,特别是用苏联红军的英雄事迹,鼓舞大家的斗志。”

  湘南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湘粤赣三省敌人不断增兵“进剿”,并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叫嚷“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困死。”1935年夏季以来,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每一二十人编成一队坚持斗争。10月初,方维夏在桂东上下庄一带被敌人封锁。他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隐蔽在仙背山上,给养一天一天困难。这时,曾给方维夏送过生活物资的游击队员黄猷斌、郭先古、黄光古被国民党沙田乡乡长郭英汾抓走叛变,并一起商定了杀害方维夏的毒计。

  1935年10月的一天,黄猷斌等3人又以送粮为名,来到方维夏的住地,假装关心地说:“这里住久了不安全,要到别的地方打厂(搭棚)才行。”方维夏信以为真,即要警卫员与通讯员随黄等一起下山找地方“打厂”。当晚,黄猷斌等就在山下,将方的警卫员、通讯员杀害。第二天清晨,黄猷斌等3人再次上山。方维夏正在煮饭。黄等走进厂棚,拿起挂在壁上的枪,郭先古一枪就把方维夏杀害了,并惨无人道地把方维夏的头颅切下,与郭英汾一起拿到国民党桂东县县长张文晶处报功领赏。张文晶将烈士的头颅挂在县城下黄桥“示众”。几天后,又送往长沙,交给何键,领取赏金。

  方维夏的学生方暨南等知道死讯后,1948年在平江方维夏的家乡建了一座衣冠墓,并刻碑纪念。杀害他的凶手之一黄猷斌,全国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决,得到应有的惩罚。

  原载:《中华魂》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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