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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毛主席:红旗下两个美国人的传奇人生

尹帅军 · 2020-09-09 · 来源:放马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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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的父母的一生是让人羡慕的一生,他们信仰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盛行的拜物教,他们崇拜的不是物质上的享受,他们追求的不是名和利,他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他们崇拜的是毛泽东,他们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虽然他们的去世是悲伤的,但是他们的一生是最幸福的、值得庆贺的一生。

  当寒春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就去世了,离开了他们一家人。可以说,她和哥哥威廉·辛顿、姐姐珍·辛顿是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

  但是她的母亲卡梅丽塔却拒绝任何属于单亲家庭的自怜自伤,她是一位强有力的富有智慧的女性。消极、悲观、绝望这些词与她格格不入。

  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卡梅丽塔就参与了刚刚萌芽的女权主义运动。那时候还是1910年代,男女平等的思想还远未成风气。

  结婚后,她又参与了一个为穷人提供服务的公益运动。然后又创办了全美第一所幼儿园。

  她为这个幼儿园花费了如此多的心力,以至于在生寒春时,她选在周五催产以便节约出时间尽快工作。这可能会令中国人匪夷所思,催产,不坐月子,生完孩子后尽快工作。

散养,而不是圈养

  在她身上有一股昂扬的乐观精神,一股勃勃生机,绝不向困难屈服。她信赖杜威的思想“通过做来学习”,还有威廉·詹姆斯的理念:

  “如果你被你所读到、所看到的事物深深触动了,就不应该让这种情绪自生自灭,而无所作为,这对你是不好的,应该干点什么!”。

  她将这种精神带入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还在寒春三岁时,她就让孩子学习滑雪。在假期,她经常带着孩子们去爬山、骑马、骑自行车、野营。

  她认为男女都一样,对他们兄妹三人的要求完全相同。在寒春(Jean)五岁,她的姐姐珍(Jean)九岁、哥哥韩丁(Bill)七岁的时候,这个做母亲就让他们自己去翻山越岭游玩。暑假的每个早晨,卡梅丽塔给他们准备好食物和水,然后让他们任选方向去翻山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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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珍最大,九岁,所以就由她负责照顾好弟弟妹妹和别的小朋友。他们在漫山遍野的野花和植物中漫游,在大自然中玩耍,追逐小动物。傍晚时分他们找到一个旅游景点,找到电话给母亲打电话,然后卡梅丽塔再开车去接他们。

  她不仅大胆,而且还很严格。不过她的严格却不是给孩子们限定僵死的条条框框,告诉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把孩子与错误、“危险”彻底隔绝。

  她不会把孩子变成自己的应声虫或者工具,不会像某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一样,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

  她的教育方法是散养,而不是圈养。

  她制造出一片自由的空气,创造出无数的“惊喜和刺激”,激发起孩子心中无限的兴趣和热情。她让孩子们自由创造发挥,在错误中不断学习和成长。

  比如,她会让小孩子练习使用刀子。当然这也会有代价,到了八十多岁,寒春的手上还留有一个小小的刀疤。这是非常严格的教育,没有溺爱,并且还不准抱怨,她要他们独立自强,只在恰当的时候才给予帮助和引导。

  在寒春小学二年级时,卡梅丽塔是班主任。她给十六个孩子布置了一个大作业,每人盖一个袖珍版的可以住人的小房子,先领着他们参观别人的房子,而后他们自己设计木房子,杂货店、邮局、住房、粮仓。再在学校工友的配合下造小木屋。

  在学期结束时,一个小小的新村出现在学校操场上,而且还划出“商业区”“居民区”、“郊区”。他们还钉桌子、装电灯,就连吃饭的碗也是自己和泥烧制而成,还要养羊、剪羊毛、再把毛捻成线、织成毛毯。

  就这样他们“好像玩耍一般非常有趣的学习了房屋建筑、纺织、畜牧、烧瓷、安电灯等一系列学科的基本常识。

  到了小学三年级,她又带着全班学生去波士顿港口实习。观察“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货轮如何停泊和卸货”,他们参观了港口的各种设施,然后回到学校,做出复制品。

  在寒春十四岁时,44岁的卡梅丽塔毅然卖掉韦斯顿的房产,在佛蒙特州的农村创办了一所高中。这是全美第一所男女混合制寄宿学校。她在这所中学继续实践她的教育理念。

  她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知识分子并不比普通群众更高明。学校原有的建筑很少,学生们亲手搭建起教室、宿舍、食堂。学校还办了农场和奶牛场,除上课和体育课外,每天要参加几个小时的农业劳动。

  她认为人必须知道自己吃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人不能离开土地。学习不是为文凭和荣誉,而是为了发现真理,增长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类的了解。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对人类有用的人,要培养出勇于开拓、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又不盲目行事;应当克服由于不同的经济、政治、种族、宗教背景所造成的偏见;每个人都应当懂得如何用脑和手去改造世界。

  这真是异常先进的办学理念。其中的一些思想,与《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中的一些思想竟然不谋而合。

  在这样的学校学习的孩子,自然不会遭遇什么题海战术,不会疲于应付作业和考试。每周有三个晚上举办各种活动:音乐、绘画、手工等课程。寒春经常和化学老师夫妇一起拉小提琴,学习化学,或者练习油画、速描。

  他们还在假期组织学生巡游美国,睡在装干草的阁楼上,和农民们一起劳动。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是生机勃勃、富有创造力,动手动脑能力都很强。所以哈佛等几个名校都愿意招收这个学校的学生。

“一个能骑马、能滑雪、能摔跤、开卡车、堆干草、在冬天野营并笑容满面的核物理学生”

  寒春长的很美,她年青时的照片透出电影明星的风范。她不仅爱绘画、爱音乐,爱这些知识分子的艺术爱好,她还酷爱爬山、滑雪、骑马、骑自行车、野外生活,爱这些富有男子汉气概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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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是1940年冬季奥运会美国队滑雪选手,只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次冬奥会被取消。

  在她身上有一股不屈不挠的劲头,一股热烈的激情,热爱挑战,认准的事情就绝不动摇。

  除了这些兴趣爱好,她还有一个更大的志愿,小学五年级她就爱上了自然科学,并立志要搞一辈子科学。

  中学时代她就对核物理产生了兴趣,但是她就读的波士顿学院却没有这门专业,所以她就利用两个假期去康奈尔大学,自愿给几个核物理学家当助手,和他们一起修理质子加速器,从此打开了她的核物理之门。

  1944年,她和其他科学家来到美国西南部的山区洛斯阿拉莫斯,被编入核物理学大师费米的小组,在离开洛萨阿罗莫斯之后又做了费米的博士研究生。他们小组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浓缩铀反应堆,代号“开水锅”。

  后来他们的研究小组还来了杨振宁,那时杨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来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李政道都是寒春的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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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参加寒春生日聚会

  寒春可谓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她的哥哥也不是庸才。1936年,17岁的威廉·辛顿被哈佛大学录取。但是他非凡的母亲却给了他一个建议,推迟一年入学,去认识世界。口袋里揣着十美元,怀着周游世界的雄心壮志,他出发了。

  “他从东海岸的佛蒙特出发,一路打工遍游美国。翌年春天,他找到一份水手工作,随船由旧金山驶向日本。在东京做了5个月记者后,经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来到苏联,后辗转欧洲,再度做水手,返回美国。”

  回到家时,他口袋里大约还有十块钱。随后他进入哈佛。

  “虽然他在哈佛学业优异,但却觉得这里离现实社会过于遥远。1939年他转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

  他们的姐姐珍·辛顿更是先知先觉。姐姐在罗斯福政府的流动临时农工部门工作,到过美国南方,看到许多农业工人的贫困生活:数万名临时农工生活非常苦,许多人居无定所。他们按季度在国内流动,葡萄熟了摘葡萄,苹果熟了摘苹果,工资非常低。

  她给弟弟和妹妹送了许多进步书籍,有美国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史,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

  当然,这里面还包含埃德加·斯诺的那本风靡世界的书《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给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户,神话般的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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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这些书的读者中,还有韩丁的大学同学欧文·恩格斯特,恩格斯特出身贫寒家庭,家中有十个兄弟姐妹,父亲是煤矿工人,后来办了个奶牛场。恩格斯特的父母都很关心社会问题,曾经组织农户进行牛奶业的罢工。

  他的童年、少年与韩丁、寒春很不一样,他小的时候总是在干活,玩耍对他来说是很奢侈的事情。他是农民的孩子。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父亲劳累过度得病去世,家里的生活因此更艰辛,他是半工半读来上大学的。

  他认识了寒春,

  “一个能骑马、能滑雪、能摔跤、开卡车、堆干草、在冬天野营并笑容满面的核物理学生”。

  这两家人心里装的都是很大的事情,他们都在家中热烈地辩论国内外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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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春和阳早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呢?

  不过那时候,寒春更多的还是听姐姐哥哥等人的讨论,她的心中更主要的还是纯科学,她要研究探索物质世界的规律。她和许多聪明绝顶的人一样,热衷于探索世界的规律。

  那时候她认为只有从事这种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她觉得没意思、太俗。她没有料到自己的后半生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社会的生产实践。

  虽然她的母亲教育他们,知识分子并不比普通群众更高明,不过要克服这种骨子里潜藏的傲气,还需要时间。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核物理基地,她和化学、数学、工程、物理、爆破等各方面的科学家、技术工人一起工作,她好像坐直升飞机一般飞上了世界尖端科学的最高峰。

  那时候她才23岁,冉冉新星一般。

  “实验室里每一次新发现都揭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自然界的奥秘正一点点地被揭开,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呢?”

  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习、工作上去。

  1945年7月16日,当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大男孩”在新墨西哥州沙漠试爆时,寒春和同事驱车避开军方的巡逻,来到距离爆炸中心25英里外的一个小山丘,“屏声息气地坐在那里紧张而又兴奋地凝视着黑暗的南方”。

  那该是多么让人兴奋激动的事情,亲眼目睹他们的研究成果原子弹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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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纯科学的幻梦很快就被打破了。三个星期后,1945年8月,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震动了她的心灵。几十万无辜的平民尸骨无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快要结束了,她和许多科学家本以为美国政府不会使用原子弹,但是它却用了,而他们却无法阻止。

  她和许多科学家联合起来,请愿要求把原子弹与军方切割,由科学家来掌握核物理的研究。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名人也是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反对核战争,呼吁世界和平。最初,他们的请愿活动似乎获得了成功,她继续做费米的博士研究生。

  但是之后一连串的事情让她认识到自己的天真。政府和军方怎么可能放弃原子弹和核物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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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科学的人是追求真理的,难道只让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许我追求社会方面的真理吗?

  她获得了私立大学芝加哥大学一笔丰厚的奖学金。姐姐让她了解奖学金背后有没有军方的背景。

  当许多人都在羡慕寒春的学业,看好她未来的锦绣前程时,她的姐姐却非要搅扰妹妹心中的安宁。

  她们讨论着世界各地的事情,红色苏联,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冷战的大幕正在徐徐掀开,还有中国革命......

  寒春发现,奖学金背后的确有军方的背景。“军队、政府和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穿一条裤子,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她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她开始关注社会。

  她和一些左翼进步人士接触。此时,正是美国的恐怖主义时期麦卡锡主义的前夜。她的言行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学校找到她,劝她注意自己的言行,说“光搞科学就行了,不要管别的”。

  她感到奇怪,

  “搞科学的人是追求真理的,难道只让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许我追求社会方面的真理吗?”

  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给姐姐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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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事实已使我认识到:军队、政府和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穿一条裤子,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现在要转向社会。我曾经在试验室里解决过科学上的无数难题,现在试验室已经解答不了我思想上的一系列问题。我虽然热爱科学,但是我要知道核子物理以外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深切地感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过问,任人摆布,和做个傻子有什么不同。看来纯科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已下决心不愿为军方、政府、资本家服务了,仅仅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锦秀前程我决定不干了。我要退出这个让人出卖灵魂的体制,冲出这个体制的羁锁!”

  她决定不干了。但是到哪里去呢?

  一个信仰幻灭了,但是另一个信仰还没有建立。

  她在心中大声呼喊:

  “我不想用我的一生来研究如何杀人。我想了解如何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糟糕的生活。”但是怎样才能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一个在讲述中国革命、养牛、改良农具,另一个却在讲述黑洞、超新星

  她的哥哥威廉·辛顿正在中国。他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韩丁。1945年韩丁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身份再次来到中国,在重庆谈判期间见到了周恩来,并采访了毛泽东。

  1946年韩丁又以联合国救济总署人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为中国培养拖拉机手。在国统区,捐赠的几千架拖拉机被地方官员瓜分一空,工作很难进展。后来他转到冀南解放区,负责培训了七十人驾驶、维修拖拉机。

  1948年,他以观察员身份亲历了山西省长治市张庄大队的土改运动,后来他据此经历创作了《翻身》,这是关于中国土地革命最好的一本书。哥哥劝说她可以到中国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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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哥哥的同学欧文·恩格斯特,则变卖了家中的三十几头奶牛,于1936年2月以联合国救济总署畜牧专家的身份来到中国,之后他又辞掉救济总署的工作,碾转来到延安。他在延安从事农具改革和畜牧业工作。这时候他也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阳早。

  1937年初,胡宗南率二十万大军进入解放区。毛泽东亲率两万军队转战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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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军转战陕北的时候,阳早则赶着之前缴获的三十头荷尔斯坦黑白花奶牛和敌人兜圈子。他们要为人民留下这些优良的奶牛品种。奶牛可不是遵守规定的士兵,它们走起路来不紧不慢,简直急死人。有的牛生气了还要踢人。有一次一只驴子受惊了把包裹掉进河中,阳早潜入冰冷的河水中把包裹捡出来。

  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两晚的情况只有两次。几乎每天都在转移,常常一天之内还要转移好几次。敌人距离他们常常只有几里地。食物很短缺,有时他们只能生吞小米充饥,因为无法生火,生火会被敌人发现。

  艰苦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生病了,但是他的精神却很高涨。毛泽东率领着两万解放军,打败了胡宗南的二十万大军。这个胜利给了阳早极大的震撼,他决定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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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早在美国

  他把在解放区的经历写信告诉了寒春。他期盼着这位核物理学家能够到中国来看看。他的心中还埋藏了很多话没有对她说。

  寒春给他回信,她在信中讲述科学上的一系列新发现,黑洞、超新星。一个在讲述中国革命、养牛、改良农具,另一个却在讲述黑洞、超新星,讲尖端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这样的信算不算情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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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在讲述中国革命养牛,另一个却在讲述黑洞、超新星

他们在黄土地中生活,他们思考着人类的未来

  1948年2月,寒春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帮助下来到了中国,导师、朋友、同事的挽留都没有能够动摇她,她义无反顾的来到中国。她为了一个新的信仰来到中国。那时候正是中国解放战争的高潮,国民党节节败退。

  寒春后来回忆国统区的惨景,

  “上海可真是世界邪恶的中心”。“到处都可以看到讨饭的,物价膨胀,为了买把小刀子,我拿着五美元换了一大包国民党纸币,赶紧跑到商店把钱给老板,他数都数不过来,只看体积够大就把刀给我了。看到旧上海的惨景,和国民党的腐败,我更急于了解中国解放区,了解共产党。”

  那时候上海货币贬值已经超过上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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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统区败退前的通货膨胀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寒春碾转一年多,才来到延安。

  两个年青人见面了。距离他们上次见面已经三年多了。

  一个月后,两个年青人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到场祝贺,送了一幅喜幛:“爱情与真理的结合”。

  “伟大的中国革命,使这一对在生活道路上似乎相隔很远的美国青年结合了,他们的结合确实是爱情与真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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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延安从事改革修理小农具的工作,延安的氛围令人神往。

  人与人之间是全新的关系,互相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富有真正的民主气息。

  虽然生活很艰苦,实行的是供给制,“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锅饭”,但是在普通的士兵、劳动者身上,却充满一种艰苦奋斗、自尊自强、积极向上的精神。他们的身上是翻身当主人的幸福。

  “那里的人民是我见到的最幸福的人民。”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但是他们却都在学习。“他们在黄土地中生活,但是他们的思想非常先进。”“他们的世界并不是封闭的,他们思考着人类的未来,而这与博士学位没有任何关联。他们的视野和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根本看不到。”

  人与人之间是如此平等,大家互相批评,互相帮助。就连一个卡车司机,也给寒春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当了一回老师。

  有一次,她坐解放军的卡车过黄河,一个衣着讲究的人上了车,他一个劲地拉她说英文。寒春认为这人是在故意显摆自己的破口语,感到讨厌,不理他。他下车后,她对司机说,“那人真讨厌”。

  司机说,“讨厌是讨厌。可他也是参加革命的,他也想给人民做些事,我们对他态度不好,能帮助他改进吗?”

  寒春惊讶了,她根本没想到自己还有帮助对方的责任。在革命队伍里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而她却做得远远不够。

他们俩决定留下来

  很快他们和其他同志被调到陕甘宁的交界处。“北上内蒙,翻越长城,从延安陡峻的黄土高原慢慢进入平坦而多沙土的蒙古平原”。

  那是蒙古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创建一个新的牧场,三边牧场,帮助改良当地的牛和羊。要获取蒙族人民的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地既有土匪、反革命分子、旧势力,还有一个比利时神父,他欺骗不识字的蒙族老百姓,说共产党要搞共产运动,把蒙族人的牛羊全部充公,还说什么牛羊的死活都是上天的旨意,改良牛羊品种、为牛羊看病都是藐视上帝的罪行。

  为了防范土匪,他们在夜里轮流放哨守卫寨子。寒春本来是连兔子也不打的人,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这个经历却让她一下子认识到正义的战争的必要性。

  “从来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敌人要侵犯,人民只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不过农场的力量毕竟还是太小了,只有二十几个,所以边区政府决定让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这时候寒春却发起了高烧,人们把她抬在担架上转移。当地几乎没有什么药品,大夫的医术也不高。

  有个狠心的外国神父断言她是瘟疫。他们把她隔离在一个废弃的满是蜘蛛网的屋子,她经历了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但是她的心里却还是平静的。“现在我已经是革命队伍的一员,那么我就要做好时刻牺牲的准备,而我也确实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最后一个蒙古大夫告诉他们,他听说有一种治疗高烧的特效新药青霉素。农场派出四个骑手去四面八方寻找青霉素。终于,她的高烧退去了。而那帮土匪,则获得了假情报。一个蒙古人欺骗土匪,撤退的农场人员是解放军的骑兵队伍。这样土匪向反方向逃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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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蒙族人民做好事,他们还要克服更多困难和障碍。他们想把良种公牛借给牧民,他们想给牛羊接种疫苗,但是似乎没有人愿意接受他们的服务。后来好不容易才来了一个比较开通的人,他认同新政府,给农场提了很多建议。农场雇佣的一个蒙族人也慢慢信任了他们,他将公牛牵回自己的牛群,并且给自己的牛群接种了疫苗。

  他们高兴的发现,这头公牛开始在别的人家的牛群中出现。等到来年春天,好多家的黄牛都生了黄白花、黑白花的小牛。阳早、寒春和农场的工人运用有限的医学知识,救治被狼咬伤的羊群,救活了难产的母马,给一头极其虚弱的刚生产过的母牛注射葡萄糖酸钙,让它重新站立起来。他们甚至救活了一个快要死掉的人。他们的言行感动了牧民,但是牧民对他们的态度却时好时坏。当他们要给牛群打防疫针时,牧民们却借口说牛群都出去了,不能打。

  等到肃反运动之后,这一情况才得到根本改善。比利时神父被驱逐出境,在教堂里搜出了几支枪,有的牧民揭发他妄图利用被蒙蔽的群众给边区干部投毒。从此以后,中国教会不再接受外国教会委派神职人员。一些隐藏的反革命也被抓了起来。

  等到第三年的配种季节,牧民们争着要他们的种牛。她们和牧民们打成了一片。她向牧民学习用土办法把牛奶制成黄油和奶酪,防止了大批牛奶的变质。她和一个蒙族妇女比赛摔跤,在草原上骑马、唱歌。蒙族人喜欢她豪爽的性格,他们成了朋友。

  新政府获得了人民由衷的热爱。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在支援抗美援朝的捐赠活动中,寒春和阳早看着蒙族人民踊跃捐献出来的牛羊,心中说不出的感动和赞叹。区政府劝牧民少捐一些,不要影响群众的生活,但是牧民还是源源不断送来自己的牛羊。

  “在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是在二十多天后才知道的闭塞的边区,牧民却是如此无私地给予千里外受到美帝侵略的异国人民以援助,多么令人感动!”

  在他们身上焕发出一种主人翁的精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里有多么好的人民,这里有多么好的国家,这里有多么好的事业!他们俩决定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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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有味的牛粪

  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他们心中的幸福和快乐却是无可比拟。寒春给母亲写信讲述在中国的生活:

  “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自来水,也没有见过电话机和电灯,除了上次去边区政府办公室时见过几只刚刚安上去的一明一暗的15瓦电灯泡。如果我是突然从芝加哥被抛入三边牧场,我想我会怀疑自己是否能生存下去,因为满脑子想的都是需要有医生在附近、需要清洁卫生等等,但是,如今这儿的生活反倒成为正常。”

  她津津有味的叙述了对牛粪的看法。

  她第一次看见一位农妇若无其事地用手把牛粪送进灶膛,然后又动手切菜、端菜时,她感到翻肠倒胃般的难受。

  但是在屋子里烧了一阵子灌木枝之后,她对牛粪的看法已经大变。牛粪是当地最好的燃料,一块干粪饼在这里简直是奢侈品。灌木枝不经烧,人一离身就会熄灭,但是牛粪却不会。

  当他们在草原上捡到一块干牛粪时,她有说不出的高兴。阳早拾了许多湿牛粪,把它们摊在屋子背后晾干。有时候她或阳早若无其事地捧着牛粪穿屋而过时,对方都免不了要放声大笑一阵,调侃地说:

  “但愿你母亲现在能看见你这样脏兮兮的!”

  他们还试着在屋子里搭建了一个烟道,想把火炕和地板烧热,这项工程以失败而告终。为了使得屋子温度上升五六度,他们需要用所有空闲时间来拾牛粪。而且很多时候,冷风却从烟囱里直接灌进来。她津津有味的叙述了在冰冷的屋子里的生活:

  “除了因为冷而降低工作效率外,室内不生火只有一点不尽人意,缝补东西不方便。珍陪我在匹兹堡买的贴身内衣早已面目全非,上面的补丁比原来的布料还要多。然而,即便我尽快地补,我还是赶不上它分崩离析的速度。天气越来越冷,终于冻得我的手再也握不住补丁和针线了,它们怎么说也不愿意连在一起,无奈我只好放弃,等到明年春天再来补吧。况且,中国妇女从来没想过要穿内衣,我现在身上已穿着臃肿的棉衣,穿不穿内衣也无所谓!”

  他们为庆贺新年还做了一点冰激凌,请牧场的同志吃。“我们让每个人至少都尝一口,当别人吃的时候,阳早显得毫不动情,他只吃了一碗,然后把空碗放一边,仿佛已经吃够了不必再要。但是不知怎么的,他没有再离开房间,只剩下我们俩人时,他说:‘请吧,寒春,想吃就吃一碗。’仿佛他不想吃似的。可是没过一会儿,他就憋不住劲儿了。他也端起碗盛得满满的……‘我们再尝一尝!’于是我们再尝一尝,再尝一尝,尝个没完。接着我们去开庆祝会,然后我回来工作。好吧,再来一点,我们俩人在冷如冰箱的屋子里吃冰淇淋,冻得抖个不停……确切地说,我比他馋,我想让他多吃,因为他已经三年没吃过冰激凌了。”

  艰苦的生活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内心的幸福和快乐!他们的面前是一份壮丽美好的事业,大家齐心协力,一起为这份事业而奋斗,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人生更幸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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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追究责任

  一九五二年底至一九五三年春,她和阳早陆续被调到西安市郊的渭河滩,建设一个新农场。那里是一片荒地,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阳早是副场长,寒春是牛奶质量的负责人。他们在一块10公里长、3公里宽的碱性河床地上盖房子,圈栅栏,种树、种草。阳早指挥着给每头牛建立起档案,“每一头公牛、母牛的父母种系,出生年月、编号、毛色、胎数、产奶量等等”。每一头牛他都如数家珍。人们开玩笑的说,每一头牛的档案比人的档案还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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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早很幽默,寒春却仍旧像一个“坦克车”一样充满力量。坦克,是阳早给她起的外号,指的是不屈不挠。但是坦克也是有杀伤力的。她负责的是牛奶的质量问题,但是在炎热的夏季,牛奶的质量却出现了几次问题。她怀疑一个老工人没有按照程序办事,她要追究责任。

  但是在开会的时候,工人却对她提出批评。她只考虑牛奶,却没有考虑人。“奶房总共就两个人,全场每天一吨多奶的消毒,几十只奶桶的洗刷,都靠这四只手,劳动强度相当大”,可她光强调工作质量,对他们的具体困难却不闻不问。他们批评她把人当机器看待。

  一位老工人还说:“下雨天,你在瓦房里睡的舒舒服服,我全家在草房里打着伞坐在床上不能睡,第二天的工作怎能不受影响?”最后场长发言:“你的责任心很强,一心想搞好工作,可要知道不止你一个人想把工作搞好,如果你能改变工作方法,和大家一起解决困难,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工作才会真正搞好。”

  她的心中很惊讶,自己那么尽心尽力工作,却被人批评把人当机器。这或许也是西方人的一个工作方式吧,直来直去,不考虑对方。她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缺点。她决心改掉自己身上的缺点。

  农场建立的头几年,没有电,一切都靠手工操作。没有汽车,靠骡子每晚把奶拉到河对岸的城里。因为是河床地,所以他们还要应付河水泛滥的危险。1958年正是大跃进时期,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口号,“全年不坏一斤奶”。

  但是八月上旬,雨却下个没完,河水泛滥了。场前的堤坝快要挡不住上涨的河水。他们拿着铁锹沙袋迅速将堤坝加高。很快他们又发现小木桥也快扛不住了,河水已经超过木桥。工人摸着齐腰深的水将骡车从桥上赶到对岸。

  如果不赶到对岸,奶就运不到城里。他们和工人站在齐腰深的水中,站在木桥上,将奶桶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传到河对岸的骡车上。这一天的运输问题解决了,但是当天晚上,木桥就被冲垮了。

  “没有桥,奶怎么运呢?修桥?不可能。绕道走?到处是沼泽,不行。”

  有人提议用空汽油桶和大木板制作木筏。但是大木板找不到,工人又拿出自家的床板。一个小伙子在身上拴了根绳子,游过对岸,把绳子绑在河的两岸。后来的几天,他们就顺着这跟绳子,将木筏和奶桶划到河对岸。

  一个工人发出感叹,解放前家乡发大水,没有人组织任何应对措施,老婆和三个孩子全都被洪水卷走,只剩下他一人。新旧社会的对比是如此巨大,人们的内心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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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1958年他们实现了全年“不坏一斤奶”的目标。寒春还和几个工人一起,将一种苏式铡草机的主要部件进行大胆改进,将其效率从每小时8000斤一下子提高到每小时15000斤。

核子物理,这是自然科学的尖端;人民革命,中国是榜样。

  寒春感叹,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她以前所学的物理学知识,不是大材小用,而是不够用。她开始对农机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制作了许多新产品,甚至成功地造出了以前没有见过的大型青贮联合收割机。

  她是干一行,爱一行。她喜欢核物理,她还喜欢绘画、拉小提琴、谈钢琴,到中国后她又学会了吹笛子,她还爱爬山、滑雪、骑马、骑自行车、野外生活,如今她又爱上了设计制作农具、牛奶制冷器、铡草机、大型青贮联合收割机等等。

  她还主持饲养过上万只鸡鸭。那是在大跃进期间,一个领导拍脑门决定养鸡鸭。她非常不愿意养鸡养鸭,她觉得让自己去干这个实在是大材小用。但是等到她真的开始养鸭子时,她的失望情绪却一扫而空。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无论你做的是什么,只要你下定决心投入去做,那一定会变得有意思,并成为你的专业......很多中国人对我说:‘你到中国来是放弃了你的专业’。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专业,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我的专业。”

  后来她又带头搞起胚胎移植,用自己节省下来的外汇从国外买回优良品种的公牛精液和优质胚胎。她和阳早直接推动了中国奶牛业、乳业的发展,实现了奶牛场的自动化,帮助中国把奶牛年产奶量从一两吨提高到了七八吨。他们自己试验站的产奶量则达到九吨,个别牛产奶量超过十三吨,堪称中国奶牛业的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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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和她的核物理专业没有关系。在一个信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环境中,在一个“不为资本和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大环境”中,“她可以把一个科学家的好奇心带到她所干的行行业业上去,她可以把个人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

  她热爱探索自然界的真理,喜欢研究实际问题。人民需求什么,她就解决什么问题。她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

  草滩农场的十年给寒春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们喜欢那样的生活,吃穿是配给制,自己不用操心。我们只需要一心一意工作。”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一体的,不是为了薪水而工作,不是为了谋生而工作,而是为信仰而工作。

  “核子物理,这是自然科学的尖端;人民革命,中国是榜样。我从自然科学的尖端跨到社会科学的尖端,有什么不好呢?”

他们做着心爱的事业,同时亲身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社会运动和重大事件。

  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接着又是反右扩大化,一些人被错误批判打倒;1958年大跃进运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但是一些官员偏离方向,导致了“粮食亩产上万斤”的浮夸风,瞎指挥、“放卫星”“放高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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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第一个发现浮夸风,并迅速召开多次会议,纠正浮夸风、共产风。面对一些人的极左政策作风,他在会议上讲:

  “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他甚至写了封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信,讲了六大问题,

  “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

  在信的开头他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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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23章  纠“左的努力”

  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一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一些地方由于浮夸风中征粮过多,导致群众饭不够吃,这也是饿死人的原因之一。还有中苏论战,然后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人类历史正在经历一个几千年未有的大变革,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和上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正在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毛泽东所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但是因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和上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响,“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官僚主义的思想在很多人心中还是存在的。

  党员干部并不是个个都是先进分子。

  很多老百姓还乐于当奴隶、当顺民,而不是“主人翁”。

  在历次运动中,也存在各级干部借机打击报复给党提意见的群众的事情。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

  在草滩农场,寒春和阳早经历了多次运动。大跃进期间也经历过一连串“瞎指挥”。

  一位农业厅厅长指示他们要在温带地区的草滩农场养殖高寒地区的青藏牦牛,幸亏被农业部部长制止。

  周围的农场都在搞浮夸风、虚报产量,而他们的负责人则顶住压力,甘当落后分子,如实申报数据。

  虽然经历了一系列错误和痛苦,他们却不会像一些天真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一点挫折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

  要将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和上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

周围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资产阶级老太太

  正当她开始融入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正当她经历着一次次社会运动,她却接到一个莫斯科的电话,她的母亲卡梅丽塔转道莫斯科要来中国。母亲要来看她,她却感到十分为难,她不知道如何接待母亲。不仅仅因为在物质生活上如何接待母亲,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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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努力和人民相结合,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可这时候,我妈妈竟然出现了!我的天哪,我该怎么做啊?我想和以前的自己决裂,因为这些年我生长的环境都是要帮助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

  她想抛弃自己的过去。她真是太认真了。虽然母亲的教育方法还是好的,“对于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很有效的,但她对社会缺乏阶级分析,这种思考能力为谁来用呢?教育目的不清楚。”

  虽然母亲强调要做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但是帕特尼中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中上阶层,没有钱是上不起帕特尼的。学生们毕业后不是在政府工作,在维和部队工作,便是在私人公司工作,还是在为一小撮统治精英工作,他们跳不出这个体制。

  寒春感到为难,她不知道周围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资产阶级老太太?

  但是让她吃惊的是,周围的人都很欢迎她,她甚至被邀请参与了北京的国庆庆典。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72岁高龄的卡梅丽塔有两个孩子参与了中国革命,并且自己不顾美国政府的禁令来到中国,不禁站在国家的高度对她表示赞赏。”

  这时候她才发现自己错了,她的母亲卡梅丽塔一生都在追求进步。当她在中国游历了一圈之后,她成为一名毛泽东的追随者。

  他们的三个孩子在草滩农场度过童年和少年。他们要求孩子们和中国孩子完全一样,同样的学校、同样的食堂,他们和中国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游戏。

  他们认为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孩子才会有出息,不搞特殊化,不沾公家的便宜。他们对孩子的要求很严格,但是孩子们在家中很幸福。

  他们在家中举办小型的音乐会、生日晚会,邀请农场的孩子们到家里玩。阳早、韩春是孩子们最尊敬的长辈,他们把美国人的幽默氛围带到了中国,孩子们也可以和长辈开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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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心中坚信平等的理念。

  在凭证供给的年代,按照规定,他们本应该受到优待,但是他们却坚持要求和别人一样的定量供应。实行工资制后,作为外国专家,他们的工资提高了,但是他们却反复要求又把工资降下来。作为外国专家,他们在草滩农场时就已经有一张商品供应卡,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可以买到一些紧俏的商品。但是他们却从来不用。

  这种平等的精神贯彻他们生活的始终,所以当文革开始时,他们写出那张大字报,便毫不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怎么了?”

  在文革开始的前夕,他们被调到北京。阳早在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任英文译校,寒春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图片特稿社任英文译校。他们不想住在饭店。他们拒绝了友谊宾馆,但是又被安排住在新侨饭店。上班有专车接送,而孩子们则被安排进入贵族子弟学校。

  他们感到北京和延安的区别,北京有着严重的等级制,“你不能批评地位比你高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好比是下地狱,这是黄金打造的精神贫民窟。

  他们自嘲:

“离开牛粪就受不了”。

  出出进进看得见工人、农民,听得见机器响,他们心里才踏实。但是现在,他们心里不踏实。他们和劳动人民隔绝了。他们多次打报告,要求调到农场工作。

  不仅他们自己感觉不踏实,九岁的小女儿及平也因此精神失常。及平从小生长在农场,突然掉进这样一个满是外国人的环境,她的精神崩溃了。

  她从新侨饭店离家出走,想要沿着铁路走回草滩农场。她认为父母犯了很大的错误,她怀疑他们是帝国主义间谍,因此才被塞进这样一个地方。她对父母充满了怨恨。

  她莫名其妙的发火,毁坏阳早和寒春的东西,但是却不破坏宾馆的东西,她把个人财产和国家财产分的很清。

  她整夜整夜不睡觉;她在大街上向妈妈吐口水;她当着别人的面,把鼻涕抹在寒春嘴上。寒春含着眼泪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怎么了?”

  幸好一位同事给寒春提供建议,去中阿公社住一段时间。“一家人的手又接触到了泥土,脚又踩到了大地”。渐渐的,及平康复了。

  两个月后他们从新侨饭店搬了出来,住进使馆区三里屯的一个大院。那个大院住的也都是外交部的高干,并不是他们理想的居住环境,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人类历史上未有先例的重大事变正在他们眼前发生。文革,寒春和阳早正在努力认识这场变革。

  他们的女儿也被卷入这个重大事变,不过她还没有能力搞清楚自己为何崩溃。

  寒春、阳早经常去看大字报,后来他们和安·汤珊、史克合写了一张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一、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样的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

  对于今天的青年们来说,这张大字报的思想真可谓是石破天惊!其中的每一条都在冲击着现时代的思想观念,其中的每一条都在与今天占据主流的舆论作斗争。

  我们的社会舆论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工农,不屑于所谓的思想改造,更不希望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喜欢生产斗争,工作不过是谋生的手段而已。生活是为了享受,工作也是为了享受。

  不过我们的社会舆论倒是很希望“二有”,要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要有各方面的特殊化,要有钱、有权、有势、有各种各样的享受。享受总是好的,不管是美色还是奢侈品。为了这样的享受,腐化堕落也就成了潜规则。

  到底是谁的看法正确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哪种思想能够使最大多数的人民获得幸福呢?

  毛泽东批转了这张大字报,他说: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

  “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他们在文革期间的工作很少。除了到处看大字报,就带着孩子去中阿公社义务劳动。阳早还帮人修理中式古董家具。他们离不开劳动。文革大串联的时候,北京许多单位要招待全国的红卫兵。食堂的人手不够,大儿子阳和平便去食堂帮忙揉馒头。“揉了几个月馒头之后,阳和平找到了更有意思的事。

  他的表姐卡玛(韩丁的女儿),还有几十个北大、清华学生,想践行一个宏伟的计划:从北京走到延安,再走到井冈山,然后走回北京。不过,他们走到山西阳泉以后,就在一座煤矿停下来‘参加革命’。

  阳和平听到表姐的壮举,也跟着去了阳泉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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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6岁的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后来阳建平、阳及平也开始了上山下乡,去安微十字铺茶场锻炼。这一年,阳早和寒春也来到了北京小王庄农场。他们认为,年青人不下乡,不可能懂事,不可能认识社会。

  在十字铺茶场,阳建平因为喝生水得了菌痢(当地人都喝生水,因为柴禾不够,不能烧开水),菌痢又引发心肌炎。19岁半的阳建平不得不病退回家。不过做父母一点也不后悔:

  “我们不是让他去享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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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早、寒春和寒春的母亲卡梅丽塔

我不知道怎样来感受82岁

  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夕,她的哥哥韩丁一家又一次来到中国,他将创作一本中国变革的新书《深翻》。

  周恩来总理先后五次接见他,向他讲述对于新社会新制度的理解。在总理的安排下,他们的母亲卡梅丽塔也带着一个20人的美国青年劳动团访问中国。

  这一年卡梅丽塔已经82岁了。72岁时她滑雪摔断过腿,78岁时反对越南战争游行又摔伤过胯骨,但是82岁时老太太还是来到了中国。她说:

  “我不知道怎样来感受82岁。我自己从未经历过82岁,我也没法体会别人到82岁是怎样一种感觉。”

  这位了不起的女性最终活到了92岁。

  这一次他们要在公社劳动一个月,在工厂劳动一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再用一个月时间走遍中国。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青年劳动团进入中国后,陪同官员却不停的向他们灌输杭州西湖美景,要将劳动团变为旅游团。

  等他们到了“大寨公社”,这位官员又接受命令,必须想法设法让这个劳动团从大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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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大寨正是全国的典范。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大寨本是个“鸟不拉屎”的穷疙瘩,干旱、贫瘠的山坡地,稀少的植被,下雨的时候还会有泥石流。但是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他们改天换地,将干旱、贫瘠的山坡地修成了高产的梯田。

  陈永贵本是个文盲,但是凭借顽强的精神,他成为了一个高水平的领导者。

  寒春、阳早坦言,在“劳动者”当中他们最欣赏陈永贵。陈永贵是“毛泽东的农民”。“做报告不带材料,一下子能谈上几个小时,并且条理清楚,一、二、三、四,头头是道”。陈后来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当上总理之后,他还是不脱离劳动。

  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但是却有人不愿意美国人民认识中国、认识大寨。这个官员采用了卑鄙的手法,挑动种族歧视。他对四个黑人青年说中国人不欢迎这个青年团呆在大寨,只是白人想呆在这里。青年劳动团分裂了.....然后经历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青年团又团结在一起,他们决定继续留在大寨劳动。

对着总理发火

  很快,总理又一次会见他们,韩丁一家、寒春一家、还有他们的母亲卡梅丽塔。他们从凌晨一点半一直谈到早晨七点半。周总理和毛主席一样,都是以彻夜工作而闻名。

  总理向他们谈起中国革命的十次路线斗争,中苏之间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分歧,谈到中国落后的一面,谈到正在身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工农联盟中的无产阶级思想还很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很多。

  有一次在谈到青年劳动团,总理讲出他所听到的事情。显然,那位官员谎报了关于青年团的情况,他告诉总理,青年团中一部分人不想呆在大寨。

  韩丁、寒春、阳早、卡梅丽塔的情绪一起爆发出来,他们把在大寨发生的事情都讲给他。寒春对总理的办事方法很吃惊:

  “哎呀,我们只是在发火,我们彻底愤怒了。这是周恩来寻找事情真相的办法,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听到了什么,然后仔细看我们的反应。我们在那儿坐着本来是听伟大的周恩来总理说话的,突然之间,我们完全忘记了他是总理。”

  周总理的谦逊、耐心、细致、坦荡无私给了寒春极为深刻的感受。她清楚的记得上一次总理接见他们时的印象:

  “大家交谈着,每个人既听别人的话又发表意见,有人会打断总理,而总理实际上并不太打断别人。”

  在那次会见结束后,她甚至还写了张字条批评总理。

  人民日报在报道韩丁来访时,将乔安妮称为韩丁夫人,将寒春称为阳早夫人。寒春不满这种把女性当做丈夫的行李的做法,她对负责韩丁来访的人提出抗议。总理在会见他们时解释了这一做法,中国是如何谨慎对待其他民族的习俗,在西方国家女性嫁人后改随夫姓。

  寒春不满意总理的解释,在会见结束后又写了张字条批评总理,她说妇女运动已经改变了潮流,我们应该带头支持正确的事情。

  在下一次会见时,总理说:

  “谢谢你的批评,我还会犯错误,你还要给我提,什么时候都要给我提的。”

  她的心中感到如此温暖。“这是一位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没有其它目的,没有个人利益。他们的利益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专家,才受到如此待遇。那个年代,很多普通人去北京上访,后来被邀请住进中南海招待所。很多人给中央写信,都可以收到回信,当然,许多时候中央回信也会被一些部门扣押,也会被一些人打击报复。有一些人是不喜欢群众的批评和意见的。

  他们和孩子也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学校也曾排斥这几个外国孩子,不让他们加入少先队、戴红领巾;不让他们参加集体活动,用大喇叭喊着让他们离开会场;有的还被请去过公安局;大儿子阳和平在单位也受到如此待遇,不让他参加政治学习。一些外国专家也曾被关起来。

  但是在那个受迫害的的年代,他们却从未想过离开中国。

  1960年代后期是激荡人心的岁月,包括欧美日的整个世界都掀起了规模巨大的社会运动。在动荡、混乱的形势中,他们睁大眼睛,努力去认识这个时代。他们时刻保持着对世界的敏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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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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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我在美国长大,深深了解美国,资本主义是癌,我们是怕癌才来找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们并不拒绝让孩子们去美国看看。“我们是世界公民。”

我们是世界公民!

  他们自己亲身体会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以他们也要让孩子们亲身体会一下,要让他们自己思考、自己判断。

  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

  人们开始积极追求起个人的价值,追求物质,追求金钱。但是他们却还是依旧。他们已经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高级干部,农机部的顾问。但是他们对物质生活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敏感”,认为:

  “奢侈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一张床,两个旧式沙发,三个书橱,是她的全部家具;家电除了工作用的电脑,就是一台老式电视机。”本来还有一个砖头垒起来的办公桌,后来被迫改善换成了电脑桌。国家给了一套两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她坚决不要,说离牛远了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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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并不是舍不得花钱,出国考察,他们住宿吃饭总是花费最低的标准,但是却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国家购买大量的美国、荷兰优质种牛精液和胚胎。在美国一个胚胎1400美元,一头公牛精液100美元。他们到底花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

  他们拒绝养老。活到老,工作到老。有部门邀请他们去福建休假疗养。他们到达福建后,却去考察当地的奶牛场。在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时候,他们还和农机院一道向国家申请了17个课题,建成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研制的机械化奶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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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85岁,寒春还不服老。她看到年青人用电脑软件设计奶牛场 ,而她自己一辈子是用纸张来设计的,她又产生兴趣。每天参照书本学习两个小时,一天一天的学,但是总也进展不大。她已经85岁,曾犯过几次脑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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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阳和平劝她,得服老了。可是她偏不,她要活到老,学到老。“人要活得有意思”,这是她的信条。

  “赚钱本身并没有意思,搞科研,搞真正创新的东西才有意思。”有人祝愿她长命百岁,她却回答:“能干事多活几岁可以,不能干事,活那么大岁数干啥。”

  八十多岁,他们每天还到牛场。每天清晨5点她都要去牛场,“牛场里一共700多头牛,每一头牛都是她的好朋友,她拥抱亲吻它们,用英文与它们交谈,她把手伸入小牛的嘴里,任由可爱的小家伙们吮吸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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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们有时候也困惑,也不满。金钱似乎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标准。人们都在为人民币服务。在一次部委的宴会上,她问一位领导

  “谁有钱就给谁服务是不是,那农民没有钱怎么办?”“你们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她也问延安359旅的旅长,后来的上将王震:“为什么现在不能用你南泥湾的精神搞建设呢?”

  她批评很多弄虚作假的事情,许多奶牛场将清洗管道的水加入牛奶中,而她所领导的奶牛场绝不会这么干,更不会有三氯氰胺。

  他们过着朴素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内心还是无边的广阔。他们抗议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抗议北约轰炸肢解南联盟,他们关注着中东的局势,关注整个世界的局势。

  当别人说他们这么多年你们在中国吃苦了。阳早却说:

  “没有吃苦。我们没有感到吃苦。我们在中国感到很幸福!”

  当别人说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寒春却说:“不,不,不,你讲中国,我不同意。不完全是为了中国,我们是为了全世界,包括美国、非洲、拉丁美洲,是为全人类的解放。”

  “我们是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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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力却亘古长青!他们度过了多么丰富、多么幸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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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春与儿子阳和平

  “我认为我的父母的一生是让人羡慕的一生,他们信仰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盛行的拜物教,他们崇拜的不是物质上的享受,他们追求的不是名和利,他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他们崇拜的是毛泽东,他们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虽然他们的去世是悲伤的,但是他们的一生是最幸福的、值得庆贺的一生。”

  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的人生当然不会和他们相同。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将度过怎样的一生?幸福的、值得庆贺的一生?

  2013年完稿

  2020年9月修订

  致谢:这篇文章的完成,需要特别感谢周道远著作《两位美国人在现代中国的生活和斗争》,特别感谢阳早和寒春的儿子阳和平,他提供了许多资料。本文参考了寒春书信选、阳早书信选,寒春《幸福何在——与青年朋友谈心》,克里斯托弗·华莱士《韩丁母亲欣顿夫人的传奇人生——从帕特尼到北京》,另外还有其他大量新闻报道和文章。没有这些资料,这篇文章是不可能编写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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