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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连载第一章 这是一条不归路?

双石 · 2020-09-24 · 来源:双石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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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初,一支举着镰刀铁锤军旗的队伍渡过金沙江,从滇北进入川南。与此同时,另一支举着同样军旗的队伍也从嘉陵江流域冲向川西北高原的岷江峡谷。前者是来自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正式的称谓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们于年前在湘江遭受重挫后又纵横川滇黔,当时已跨过金沙江,行程逾万里;后者是来自川陕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他们也于一个月前西渡嘉陵江,开始了战略转移。

忆秦娥·涐江吟[1] 

  山川裂,

  雷奔石走风呜咽。

  风呜咽,

  英雄末路,

  翼王覆灭。

  荆关索道嗟锁钥,

  神惊鬼骇天易色。

  天易色,

  孤舟勇渡,

  铁索飞越。

  ——笔者咏史词 


引子 敢问路在何方?

  1935年5月初,一支举着镰刀铁锤军旗的队伍渡过金沙江,从滇北进入川南。

  与此同时,另一支举着同样军旗的队伍也从嘉陵江流域冲向川西北高原的岷江峡谷。

  这是两支都称作“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前者是来自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正式的称谓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们于年前在湘江遭受重挫后又纵横川滇黔,当时已跨过金沙江,行程逾万里;后者是来自川陕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他们也于一个月前西渡嘉陵江,开始了战略转移。

  这两支红军主力从几个月前的遥相呼应,正在走向彼此靠拢。

  这个“彼此靠拢”之势,实际上源于4个多月前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作出的第一个决议,就是“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2]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从黔北地区出发,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穿越川西平原,以实现这个战略目的。同时也指示正组织实施广昭战役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宜迅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3]。

  然而,这个计划在真正付诸实施时,却经历了诸多曲折。

  这些曲折首先是从中央红军方面开始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按预定计划从黔北地区向长江前进,但在途中遭到川军刘湘部主力的拦阻。1935年1月底,中央红军主力在川黔边境的土城地区作失利,被迫改变行动计划,一渡赤水进至川滇黔边的扎西地区。尔后,又改取在川滇黔地区机动作战,“建立川滇黔新苏区”的方针。几个月里,在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才得以摆脱被动态势,于5月初进抵金沙江畔……

  而在同一时期,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却相对顺利。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得到中共中央指示前,已有了向川陕甘边发展的计划。在得到中共中央关于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指示后,他们又策划并发起了陕南战役,在歼敌一部后回师川北。2月16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又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4]。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遂决定:继续贯彻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同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在苍溪、阆中之间强渡嘉陵江。3月初至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扫清了苍溪、仪陇之敌,夺取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嘉陵江东岸广大地域,为方面军主力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成功,遂以破竹之势向西岸发展。迄至4月5日,先后歼敌7个团,占领阆中、剑阁、南部、昭化等4座县城和战略要地剑门关,控制了近200公里的沿江地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并开始按预计划向川陕甘发展。

  但是,红四方面军在取得嘉陵江战役胜利后按预定计划向川陕甘边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先期进入甘南的强敌胡宗南部中央军拦阻了红四方面军向川甘发展的势头;张国焘未请示中央,亦未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商量,即秘而不宣地率留守川陕苏区的部队和后方人员撤出了通南巴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实行了“大搬家”,而川军刘湘部主力则乘虚而入,且步步进逼,控制了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于是,红四方面军也在嘉陵江、岷江两江之间陷入了进退两难,有可能遭到强大敌军合击的严峻局面……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不得不作出选择:继续西进,改向川西北高原岷江流域发展……

  就这样,在被动不利的处境中,两大红军主力在蜿蜒曲折的运动轨迹,也越来越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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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红一、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转战路线在蜿延曲折中彼此靠拢

  这也就是说,遵义会议上预定的两军靠拢的目标,实际上还是日趋接近了。但接近的轨迹,却是曲线而非直线——战争活动中,两点间的最短的矩离,往往不是直线而是曲线。然而,这两大主力红军的运动轨迹虽然开始靠拢了,但要真正靠在一起,还有着诸多障碍——很有可能,还不得不再走曲线。

  这些障碍和麻烦说起来有很多,不谈他们身前身后的蒋介石及其麾下诸侯的各部大军,仅说自然和人文环境的障碍,就很严峻,也很麻烦。自然障碍:遥遥在望的两大红军主力之间,横亘着江河大川,也横亘着雪山峻岭。人文环境:从未遇到的少数民族聚居而且民族隔阂很深的“化外之地”。

  这当间,最严峻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被七十二年前一片历史阴云笼罩着的大渡河。

  ——这里,曾是一支北望之师的禁行之地。

  距此七十二年前的1863年,一支已远征数万里的北望之师,就是在这里,走向覆灭。

  石达开,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在集结于金沙江畔准备北进的3万名红军战士头上。

  ——蒋公说了:“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敢问路在何方?”——这是萦绕在从朱、毛到每一个红军战士心中的一个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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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抵金沙江畔的中央红军

  注释

  [1]涐江:大渡河别名。

  [2]《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29~第2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致四方面军电(1935年1月22日)》,《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央红军改变渡长江计划、争取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致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及红二、六军团电(1935年2月16日1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第一章 这是一条不归路?

一、历史的阴影——翼王覆灭的悲剧

  当年的石达开踏上这条不归路,乃夙愿也,亦无奈也。

  石达开图川之志久矣。早在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由桂入湘之际,石达开在对天王和东王的奏折中,就有图川之议,然因当时天国领导层对进取江南的战略目标非常投入,该议遂被搁置而未予重视。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率所部在皖赣浙闽湘广诸省转战两年有余,征程数万里,大小数百战,屡战屡败,屡败屡走,人困粮乏,颠沛流离,终无立锥之地,经营之所。

  达开遂重萌图川之念。

  石达开此时图川之战略设想,与七十二年后那支戴红星、背斗笠、穿草鞋的队伍,非常相似。

  ——进入四川,袭取成都,建立根据地。

  其目的也如出一辙,结束“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生存状态。

  为达此目的,1862年1月下旬,石达开率部由湘西北的龙川进至鄂西南的咸丰、尔后又经利川转向西进,沿长江辗转征战,力图寻找清军设防空隙渡过长江,直趋成都。然因清军统帅、四川总督骆秉章对石部意图洞若观火,处处重兵设防,石部沿长江在川滇黔转战了近一年,屡经挫折,终未遂所愿,实现“击破清妖防堵,渡长江以图川”之战略目的。

  1862年9月底,石达开在川黔边境的东溪镇(今重庆市綦江区)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三路奇袭成都”的长期军事计划,即:分兵三路,由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路,分两路从贵州绕道云南,以赖部为先锋,设法抢渡金沙江;石达开自领主力为一路,仍从叙府以南地区进军,约期在金沙江以北的木川司(今四川省沐川县)会合,合力共取成都。

  1862年12月31日,石部先锋中旗赖裕新率众万余,从云南昭通米粮坝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府境(今凉山彝族自治州)。1月31日,进抵会理、德昌,3月15日进攻宁远以吸取清军主力,策应主力渡江。而后欲经越嶲彝族区趋大树堡渡口,抢渡大渡河,但途中于21日在冕山先遭重挫,24日后又在中所与越嶲之间的深沟[1]被彝族土司岭承恩所部伏击,激战中,赖裕新牺牲。余部由旗帅郑永和率领,于3月31日在大树堡击破地方团练抵抗,并以布匹连接船只充作浮桥,顺利渡过大渡河。4月5日绕过清溪(当时的汉源县城),翻越大相岭,进占荥经。9日,进占天全。15日,进入邛州高家场,再度被穷追不舍的清军猛击,又撤向大邑、崇庆、温江。尔后,又在步步紧逼的清军追击之下,被迫改变原定经峨眉、乐山,策应主力进取成都的计划,改经什邡、德阳、罗江、绵阳、平武北上以求生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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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石达开部先锋顺利渡河的大树堡渡口(占半幅)]

  这支屡遭重挫的先锋部队虽然顺利渡过了大渡河,但却在清军紧追之下被迫北走,所以并未起到牵制清军策应石部主力的作用,反而使清军了解到了石部主力的行军计划,从而加强了这个地方的戒备和防务。

  1863年4月15日,石达开率众四万余人,从赖裕新渡过金沙江的同一地点进入四川。沿途击溃地方团练和少数清军的阻挡,攻占重镇河西,驻节樟木箐。而这个时候,先锋赖裕新残部已被清军驱至川甘边,清军主力也得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石达开部主力。

  石达开驻扎樟木箐时,曾向当地人士征询进军路线。士人赖由诚献策:欲取成都,必越大渡河。而趋大渡河边之路线有二。一为大道,经越嶲、海棠,直到大渡河边的大树堡——此为赖裕新进军路线;二是小径,经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直到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大路略远但平坦,小路略近却险窄。

  石达开思忖,赖裕新所率领的中旗队伍走的是大路,沿途清军与彝兵必然有所防备,小路虽然险窄,然设防必定薄弱。

  遂决定,行小路出奇兵以趋紫打地,冲过大渡河。[3]

  这条路,大致也就是七十二年后中央红军选择的进军路线。

  清军统帅、四川总督骆秉章自称,达开此举,早在其预料之中。

  骆帅在对朝廷的请功奏折中称:

  ……此次中旗败匪,足不停趾,昼夜狂奔,预料石逆在后,必谓我军皆已追中旗一股,不暇回顾,乘势急进,使我骤不及防。臣揣度既审,自当以严扼险隘,毋使阑入。……臣急调总兵萧庆高、何胜必湘军中左中右两军兼程驰赴雅郡荥经以为后劲,以防奔逸;并札饬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夷兵,将越嶲大路各隘口扎断,迫贼使入夷地小径,即从后包抄,以绝回窜,并售赏岭承思、王应元土夷各兵银物,以昭激劝而资得力。面面张罗,层层设守,乃三月二十五日(注:公历5月12日),唐友耕、蔡步钟等驰至河边,布置甫定,而石逆果拥众三四万人,绕越冕宁,知越嶲大路有汉夷各兵扼截,遂由小路于三月二十七日(注:公历5月14日)通奔土千户王应元所辖之紫大地。[4]

  虽不无为邀功而自我打粉之嫌,但其所述,应该说大致还是属实。

  骆秉章确实作出了对付石达开趋安顺场而渡大渡河之部署: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在大渡河13个渡口设防,雅州府知府蔡步钟募乡勇驻于宰羊溪至安靖坝等处,云南提督胡中和率所部分驻化林坪至瓦斯沟一线,以为声援,副将谢国泰布防猛虎岗,以防石达开沿河而趋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市)。同时,“解银千两分赏松林地土千户及邛部土司岭承恩等”,并允诺:击败太平军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5]

  这一通打点,后来是产生了相当的效果。

  不过,在开头那段日子里,骆帅对黑彝土司们的这通打点的效果,还不大能看得出来:太平军“声势浩大”且军威赫赫,而且还基本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黑彝们也基本上保持了与“天兵”相安无事的共处状态——石达开进军之前,遣人沿途张贴文告:“满清异族,荼毒中华已极。天王拔举义师,大张挞伐。天兵纪律之师,望所到之处,约束所属百姓,切勿听信谣言,滋生事端”[6]。并以重金送达各路土司头人。而沿途土司头人一则慑于翼王大军声威,二则顾虑自身根本利益,多数听从了石达开的劝谕,与太平军相安无事。少数垂涎于太平军辎重物资而见利起意者,亦为身经百战之优势太平军所击破。

  太平军进入和通过冕宁彝族聚居区,那还是相当顺利的。

  1863年5月14日,太平军先锋占领紫打地。

  大渡河,横亘于前。

  大渡河,古名涐江,亦称铜河,发源于青海高原,汇流于大小金川,由西北而走东南,至嘉州而汇岷江。两岸雪山绵亘,峰峦重叠,每至化雪季节,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汹涌澎湃,石走雷奔。既因水势凶险,难以架桥,复以水寒彻骨,不可泅渡。两岸之间的交通只靠少数渡口与铁索桥维持,自古称为天堑。

  紫打地——也就是今天的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当时一个只有几百人口的小镇。此地原是清朝越嶲厅西北境的一个市场,归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管辖。紫打地形势险要,前亘大渡河,左濒松林河,右临老鸦漩(南桠河与大渡河汇合处的回流漩涡,今四川省石棉县城附近),东南方向峰峦重叠,山势险峻,兵力难以展开和回旋,乃易受包围伏击而难行反击之所在。

  山川险隘,河流壅塞,进退艰难,辗转失据。

  兵家视为畏途,死地也。

  置之死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

  然而,百战名将石达开令人不可思议地盘桓三日而无“疾战”,坐失了摆脱被动的一线机会。

  太平军抵达紫打地之时,骆秉章原部署于彼岸拦截之唐友耕军尚未到达(按骆之奏折,唐部已于5月12日先期到达。但笔者根据行程折算,主力尚在邛州的唐部赶到安顺场的时间不可能有那么快——估计最快能赶到安顺场的清军应该是上游驻化林坪的胡中和部,驻下游的蔡步钟部),是位于松林河索桥阻截太平军的王应元部之彝兵亦不过两百余人。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防堵一方虽有兵力优势,表面上看态势主动,但大渡河中下游数百公里长,西起泸定以南,东止峨边以北,自上至下,有咱威、海耳挖、安顺场、安靖坝、农场、八排、大冲、大树堡、万江场、临河坝、水打坝、挫贾村、杨村坝、瓦空坪等14处渡口,其余地方均阻于峻崖峭岩。对手究竟从何下手,在通常情况下,防堵一方未必就能未卜先知。而处处设防,必然兵力分散,变作处处不防也未可知。更何况,当时的唐友耕部因追击石部先锋赖裕新部后尚在邛州一带休整,而骆秉章虽对石部主力计划有所预计,但却不曾料到石部行动会有如此神速——他也是在石部主力到达紫打地后才得到报告的。而唐友耕部主力得到骆秉章传檄后再星夜兼程从几百里外的邛州赶到大渡河畔,最低限度也得有一周之迟滞。

  于是,算计很周到的骆秉章与算计不很周到的石达开之间,至少有了三天的时间差。[7]

  这相当于给了石达开一个机会。

  彼时彼刻,石达开至少有两种选择。

  一是迅速征船造筏,抢过大渡河。

  此时彼岸尚无清军主力,三天时间,石部主力渡过万余兵马当无问题,而三日后赶到的胡中和军、蔡步钟军,也不过八千余人,陆战接仗,未必是能征惯战的太平军之对手。

  二是迅速抢过松林河,溯大渡河而上,直扑泸定。或夺泸定索桥经天(全)芦(山)雅(安)而趋成都,或走康定以在广阔空间寻求新的机动。彼时松林河乃一宽不过二三十米的小河,虽然河上索桥已被拆除,但仍可徒涉。彼岸守军不过是王应元部两百余名彝兵,以石部战力倾力一击,喻以“以石击卵”,当属正常。

  然而,恰恰在这当口,老天爷帮了石达开一个大倒忙。

  石部到达紫打地的第二天,大渡河河水陡涨数丈。

  石达开向居民询及水情,当地人称,时非雨季,河水数日后将退去。

  石达开放下心来,即令将士休整筹粮,以待河水退去后渡河北上。

  三日后水势稍缓。

  然而,此时此刻,大河彼岸,清军疾驰而至;松林断桥,“汉彝兵勇云集”。

  “达开欲退出险,遣人回视隘口,则土司已断千年古木六大株,偃地塞路,上有夷兵把守,难以退出。欲觅两旁小径,又皆千仞绝壁,无从攀登。”[8]

  石达开,兵困紫打地。

  壮士犹作困兽斗!

  5月17日,太平军千余人沿大渡河发起抢渡,未果。

  5月21日,太平军五千精锐“左手握矛,右手挽盾,披发赤足,腰悬利刃”,分乘数十艘木船竹筏,轮番发起抢渡,数万名太平军将士在岸边摇旗呐喊,擂鼓助阵,“声震山谷,惊天动地”[9]。

  清军炮火猛烈,弹如雨发,且水势迅猛,浪遏飞舟,太平军木船竹筏或触礁沉没,或中弹起火。

  五千精锐,无一生还。

  抢渡亦未果。

  石达开无奈,转而抢渡松林河,以图转道北上泸定,西走康定。

  5月22日,太平军将士口衔利刃,手执竹竿,沿松林河岸数处徒涉抢渡。

  松林河虽为小河,然水急如箭,水寒刺骨,河中乱石累积,漩涡丛生,太平军将士拼力涉达彼岸,已精疲力竭,手僵足硬。而王应元部兵卒长枪结阵,以逸待劳,将太平军将士纷纷刺倒于河中。[10]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松林河抢渡又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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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要了石达开命的松林河(占半幅)]

  屋漏偏遭连夜雨。

  正当石达开殚精竭虑抢渡大渡河、松林河之际,土司岭承恩又趁火打劫,与清军都司吉庆部联手,不断偷袭太平军马鞍山大营,劫掠粮草辎重。而清军唐友耕部主力也陆续赶到大渡河,从而使太平军再度抢渡成功的概率,基本上变成了“零”。

  5月29日,清军及夷兵“从上压下,达开猝不及防,伤亡数百人,马鞍山失守,粮道遂绝”[11]。

  “达开乃缚书于箭射投王应元,许赠良马二匹,白银千两,请其让路,王应元不应。又以金请岭承恩缓攻,而承恩攻益急”。不日,太平军粮草尽失,只得以草根树皮和宰杀战马充饥,以致连鞍辔也煮食一空。[12]

  石达开“愤极而思怒斗”[13],又屡次大举抢渡,然已属强弩之末,虽倾全力而终难遂愿。

  6月9日,石达开率余众六千余人突围东走,于6月10日到达利济堡,却为陡涨的南桠河所阻。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兵临绝境,起死无望。

  太平军将士人人悲愤填膺,热泪长流。

  想当初,蹈海翻江等闲走;看如今,小河沟里翻大船。

  伤患们相拥痛泣,联袂投河。

  翼王王娘王妃五人亦携二幼子投河殉节。[14]

  6月13日,石达开为保全余众,自入清营“献死”,欲行诈降之计,以图东山再起。

  可惜翼王之想,再次就了骆帅之谋。

  诈降之计,与“诱降”之策,相互吻合,彼此接轨。

  一场悲剧,拉上了帷幕。

  1863年6月19日,清军“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伪官二百余名,悍众二千余名,同时围杀。”[15]

  1863年6月26日,石达开被骆秉章以“凌迟极刑处死”。

  史载:达开“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其枭杰之气,见诸眉宇”,“至死亦均默然无声”。

  翼王时年三十三岁。

  时人叹曰:“真奇男子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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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矗立在今石棉县南桠河口的石达开塑像(占半幅)]

  七十二年后,一支高举镰刀铁锤红色军旗的队伍,踏上了这条“翼王故径”。

  他们踏上的,又是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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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4:1863年大渡河之役要图(1863年3月底~5月底)(占1幅)]

二、现实的雾霾——蒋介石的决心和意志

  1935年5月上旬,渡过了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实际上面临着与石达开同样的选择。

  ——到哪里去?怎么去?

  他们头上不光是罩着历史的阴影,还有现实的雾霾。

  到哪里去的问题,实际上早在渡过这条大江之前就已经决定,而且是别无选择。

  ——渡江之前的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就发出过指示: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17]

  这里所言的“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指的就是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在几个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受挫之后曾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被迫予以放弃,而改取“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的方针。此后,在毛泽东等殚精竭虑地运筹指挥下,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战略大机动,终于暂时摆脱了敌军围追,形成了一种相对有利的战略态势,“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这个方针又有了再度实现的可能。

  对于这样一种有利的态势,就连对毛泽东成见很深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李德,都坦率予以了承认:“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达了北岸……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18]

  的确也是如此——虽然当时在这支队伍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相对来说认识比较清楚的,还是当年毛泽东那位老对手——手握雄兵数百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应该说,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在战略态势上并非没有预见——中央红军自土城失利后转战川滇黔的这几个月里,他就曾多次对金沙江方向拉响过警报,也曾组织策划过多次“聚歼共匪”的围追堵截行动。如,聚歼“共匪”于赤水河流域,聚歼“共匪”于乌江流域,聚歼“共匪”于北盘江流域,聚歼“共匪”于滇东地区……

  然而这一系列的围追堵截行动所得到的效果却是:“聚歼”良机每每伸手可及,又每每转瞬即失!蒋公及其麾下诸侯几乎所有的判断和部署,大都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被对手一番出乎意料的动作,顷刻瓦解。“捷报”时时传,“朱毛”天天“窜”,“窜”来“窜”去,竟然“窜过”了金沙江……

  当然,要说这位“蒋委员长”在被“朱毛”屡屡愚弄之后还对“剿共”的意图抱有的坚定意志和信心,这也的确也让人钦佩。比如4月间“朱毛”兵临贵阳虚晃一枪,却冲过龙筑公路摇头摆尾奔西而去之际,被愚弄了的委员长就仍然能一团高兴地摆酒设宴(注意,这是“破例”——蒋公推崇“新生活运动”,设宴从不摆酒),款待前来解“围”的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的旅以上官长,而且在席间仍然对部属表现出一派踌躇满志和信心满满:“这次的追剿,与国军在江西围剿时,情形大不相同。我们一定能够解决他们,你们必须有信心。目前一般人判断共军的动向,第一,窜回老巢,我看公算不大。第二,北窜四川,那里山高水急,人烟稀少,石达开就没有成功,我看也值得研究。第三,盘踞盘江八属(注: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安顺、盘江等八县),照目前情况看,也不可能。总之,共军已陷入我天罗地网之中,我们就是要穷追猛打,不使其有喘息机会”[19]。

  可没过多少天,“朱毛”却西渡北盘江,家伙冲进了滇东。

  蒋介石不是糊涂人儿,当下就明白“朱毛”这是想干什么了——这不就是几天前他预测的那个“值得研究”么?于是,他又再度向金沙江拉响警报,并驱动各路人马紧赶慢赶,又盘算着要“聚歼朱毛股匪于金沙江畔”了。然而滇军主力早在此前就被“朱毛”调出了滇境,这会儿已然掉在了“朱毛”之后,滇境内已无能阻拦“朱毛”去路的人马。而“朱毛”又在昆明故伎重施虚晃一枪,转身就直奔金沙江畔的渡口,大摇大摆从容渡江,把蒋公及其麾下诸侯一干“追剿”大军扔下了至少一个星期以上的行程。而按蒋公命令赶赴金沙江下游宜宾附近的川军杨森部主力布防甫定,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一番折腾却在顷刻之间又化作了无用功。

  蒋公心里明白:自己又一次被“朱毛”涮了!屡屡在自己穷追之下差不多就要穷途末路的“朱毛”,又一次从自己数十万大军的包围中安然脱身了!他们又一次摆脱了世人看来几无生机的生存危机,从自己手中硬抠出来了一个“时间差”——他们不仅得到了一个舔伤裹创喘息打盹的机会,而且又一次获得了走向新生的极好机遇!他们和他们的另一群伙伴,从遥遥相望中,越来越走向“靠拢”!而自己一时半会儿真还就抽不出多少兵马直接去搅和……

  然而“剿共”始终是蒋介石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就算被人涮多少次,人们也很难从他脸上读出“沮丧”二字。能从接二连三的失望中迅速解脱出来,保持乐观、恢复自信且拿定主意,这还真就不能不算作他的一个相当能够给他人励志的个人品质。

  这不,中央红军刚奔向金沙江那几天,蒋公就已经对他们的战略走向作出了判断:

  朱毛残匪,在滇东由嵩明向武定、元谋窜走,企图渡过金沙江,与徐匪合股已明。[20]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过江那天——1935年5月3日,蒋公就已经在作下一步的盘算了:该怎么着,去断了两大“赤匪”合股的念想?在这一天里,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受他的旨意给川军诸侯铺排的任务是:

  一、雅安由刘文辉负责,赶筑广大之飞机场,限月底完成,其场幅,或六百米见方,或八百米见方,均可。

  二、松、理、茂、懋,及雅、宁(西昌)各属地区,应择战略、战术上之各线、各点,如雷波、昭觉至会理,与沿大渡河雅河各线及各重要城,镇、隘路口,均须赶筑碉堡工事。

  三、对上列各地区之土番夷人,应派员分往宣传其土官土司,使其号召,为我所用,并令其派兵协助防剿及坚壁清野。

  四、松、理、茂、懋地区,归邓锡侯;雅、宁各属归刘文辉负责办理。

  五、灌县及水闸,应赶筑碉堡,派兵驻守。

  六、着别动队总队长康泽,立即派队分往上列各地区,负责指导组织民众及筑碉事宜。[21]

  看见没有,盘算得很超前啊!北拒“徐匪”,南挡“朱毛”。

  当然,还有类似于当年骆秉章大帅针对石达开的那番打点:“对上列各地区之土番夷人,应派员分往宣传其土官土司,使其号召,为我所用,并令其派兵协助防剿及坚壁清野。”

  作完这番盘算铺排的蒋介石有理由认为,此乃聚歼“朱毛匪众”之良机。

  委员长为“剿灭朱毛股匪”策划了一个名为“大渡河会战”的蓝图,准备以十余万“追剿军”的强大兵力,辅以大渡河沿岸四万余众的川军,将这支不足三万人的饥疲之师压迫至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窄地域,予以彻底剿灭。为此,蒋公晓谕“追剿军”各部:人人洞悉七十二年前石达开率师十万尚败亡大渡河之故事,而今共匪入此汉彝杂居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状况远非石达开可比,势必蹈其覆辙,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之壮举,与友军同心协力,于大渡河两岸南北夹攻,将“朱毛匪众”予以聚歼。[22]

  这与当年骆秉章扑灭石达开之期望值,完全一致。而按双方本钱来计较,这期望、这决心似乎合情也合理,当然也无可厚非。这大概就是“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之由来——也是罩在中央红军所有红色战士头上的一片浓浓的雾霾。

  不过,纸上的东西毕竟是纸上的东西,真正要付诸实施落到实处,蒋公要面对的麻烦,一点也不比“朱毛”少。

  注释

  [1]四川省汉源县地名领导小组1983年编印的《汉源县地名录》称“深沟”为位于今汉源县河南乡的大湾村,似不确,且该地名录对这场战事的陈述与史载多有不符,故不予采信。根据崔之清主编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中关于战事的陈述称赖部遇伏地点为中所与越嶲之间的“小相岭白沙沟”,笔者详考后认为此地应为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大花乡西南的深沟。

  [2]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959~第19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3]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25~第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4]转引自苏双碧:《石达开评传》第258~第25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5]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9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6]转引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31~第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7]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962~第196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8]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2册第328页,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1版。

  [9]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10]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31~第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11]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2册第328页,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1版。

  [12]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2册第328页,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1版。

  [13]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2册第328页,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1版。

  [14]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唐庵续集》卷下。转引自苏双碧:《石达开评传》第27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15]转引自苏双碧:《石达开评传》第27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16]周询:《蜀海丛谈》卷三,《人物类·石达开》。转引自苏双碧:《石达开评传》第28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17]《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21~第3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8][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45~第14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19]李清献:《湘军第五十三师追击中央红军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81~第28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0]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6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21]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68~第36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22]晏道刚:《追堵红军长征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0~第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第一章 这是一条不归路?

三、“大渡河会战”的蓝图落不到实处

  史载:5月10日~12日,当刚刚“巧渡金沙”的中央红军主力还在围攻会理之时,已坐镇昆明的蒋公迭电麾下各路诸侯,——落实“大渡河会战”那张蓝图上需要搞定的各项部署。

  10日上午,他先是催促薛岳“率军渡江”:

  匪既渡江,我第一(吴奇伟)第二(周浑元)两纵队与李(韫珩)师,即由薛总指挥亲率渡江,兼程向会理急进,而留第三纵队搜剿南岸残匪,盼速定渡江部署。[1]

  11日晚,再电各路诸侯:

  兹为封锁朱毛股匪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计,部署如下:

  一、刘自乾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应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楼,严防匪之北窜。

  二、薛路应以吴、周、李各纵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匪夹攻,以解会理之围,即进至西昌筑碉,右与昭觉附近之郭勋祺部,左与盐边、盐源之滇军连成碉堡封锁线,严堵匪之南窜;另以孙纵队取捷径至盐边、盐源后,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并在永仁、元谋各县,金沙江右岸筑碉,严防匪之西南窜,左与刘自乾部切取联络。等因。[2]

  贺国光秉承蒋公这个旨意作出的部署,则点拨得更为具体:

  一、着杨森全部,不待部队接防(笔者注:此时杨部主力尚在金沙江下游地段设防阻挡红军),克日取捷径,赶赴大渡河筑碉布防,扼守自安庆坝(不含)以下大渡河北岸全线,主力控置富林。

  二、刘文辉部,除原驻康、巴及大渡河部队不计外,应以有力部队固守西昌、会理待援,并另派一部,担任自安庆坝(含)经擦罗、三道桥、大营盘、大桥、冕宁、凹古脚、河边、沙坝、拖琅,至集福场之线,扼要筑碉防守,并左与杨部,右与雅砻江孙渡部,切取联络。

  三、龙云应以薛岳部之吴、周、李各纵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匪夹攻,以解会理之围。另以孙渡纵队,取捷径至盐边、盐源及其以北沿雅砻江西岸,筑调防守。并在永仁、元谋各县,金沙江右岸筑碉,严防匪之西南窜;左翼与刘文辉部切取联络。

  四、着郭勋祺师,克日由昭通开至犍为策应。

  五、着陈万仞师,以主力集结宜宾附近,一部暂驻泸县,穆部开赴雷、屏,魏部驻防叙永附近,肃清六属土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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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几电内容来观摩蒋介石的意图,这位国民党军最高统帅打的主意还是在大渡河以南“聚歼”中央红军:川军在大渡河设防拦住红军北进去路;滇军渡过金沙江进至两盐地区,封锁雅砻江西岸,同时在金沙江南岸设防以绝中央红军之后路;薛岳部中央军主力则渡江穷追。这三面一起发力,就可以效仿骆秉章,绝了“朱毛”绝地求生的念想。

  至于大渡河北岸防务部署的安排,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安靖坝(今石棉县城与安顺场之间)以下至富林(今汉源县城)地段,防范重点还是“一线中通”的“宁雅正道”,尚看不出要压迫“朱毛”入“翼王故径”的意图。

  然而,这个说得头头是道的“会战”中需要发力的那三个方面,一个也没落到实处。

  首先,中央军动起来就很是勉为其难。

  多年后,薛岳将军在根据当年作战日志编撰的《剿匪纪实》中写道:

  ……遵照上电要旨,令吴(奇伟)纵队在绞平、纳平、鲁车,周(浑元)纵队在白滩、红门,李(韫珩)师在干盐井、树节各渡口征集材料,克日架桥,俾能迅速渡河,达成任务。各部遵令到达指定地点后,迭经架桥试渡,均因材料缺乏,水流湍急,无法渡河。[4]

  薛岳不得不改变渡江部署:

  吴纵队寒日(14日)转向巧家,限铣日(16日)到达,篠日(17日)渡河完毕,巧日(18日)向会理进剿。

  周纵队寒日(14日)转向巧家,限铣日(16日)到达,篠日(17日)渡河完毕,巧日(18日)向披沙、昭觉、西昌急进截剿。

  第五十三师限寒日(14日)到达巧家,删日(15日)渡河完毕,铣日(16日)向披沙、昭觉、西昌急进截剿。[5]

  然而,就是这个改变后的渡江日程,也还是没有落实。

  薛部实际上的渡江日程是: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16日在巧家渡江;吴奇伟纵队先头部队19日在元谋北渡江,主力21日渡完;22日薛岳总部及周旅(第一五七旅,旅长周启驿)续渡;同日周浑元纵队开始渡江,第五师谢溥福部、第九十六师肖致平部在巧家渡完;25日第十三师万耀煌部渡完。[6]

  ——这实际上就是“四渡赤水”战略大机动所造成的有利态势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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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将军称,蒋介石此间对尾追红军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将军曾经有一个电示,要其稳扎稳打,每至一处,先筑工事方能入营。这显然是在四渡赤水期间吃了朱毛红军的几次回马枪,尚有余悸。而薛岳部本来就在川滇黔边被红军东摇西晃过了多回,部队拖得疲惫不堪,伤病落伍甚多,每团兵员已不足千人,只得逐日强征民伕扛枪抬弹。此时得此尚方剑,自然乐得松一口气。故而虽屡奉蒋公解会理围之严令,却仍然进展迟缓,与红军保持数日之行程。[7]

  晏将军所言的这个手令,也收录在薛岳将军编撰的《剿匪纪实》中,全文如下:

  自西昌以北,经过越嶲与冕宁时,务应特别组织夷族宣传慰劳队(慰劳以布与酒最宜)及派得力人员组织,使之保护后方,为我军运输更好,但一面应严密防范,至少要使其勿为我患也。前进时,行军序列尤应特别研究,最好先挑选先锋队,有便衣别动队方法,前一二日行程,挺进当在本队百里以外之区,用广正面,分途搜索、警戒,本队进行,以一师或两师为单位,须照正式行军序列,必须派前后左右侧卫,且每一个单位,前后相隔,须用三十里之距离,但其间须派切实联络部队,及沿中连络警戒掩护哨,并须构筑工事。无论大小部队行军,前进与宿营配备,及途中连络警戒与搜索,皆照剿匪手本之原则规定进行,千万无忽,传令切戒。[8]

  这个指示得相当具体的手令,给了薛岳部中央军小心翼翼蹒跚挪步的最好理由,也与中央红军日行百里的高速机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追者和被追者之间的距离,自始至终都拉得很开:从会理城到安顺场的近五百多公里行程,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是九天完成的,而薛部前卫李韫珩第五十三师却一路蹒跚了近二十天。倒是川军被中央军搁着前头的“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还稍微积极一些——5月上旬其第十二旅刘元瑭部毛国懋团在宁南冬瓜坪,5月下旬第二旅刘元琮部白永安团在冕宁泸沽镇,都与中央红军后卫红九军团各有一次规模不大的接战驳火。[9]

  其次,滇军也并没有按蒋公部署进入盐边、盐源地区在雅砻江西岸布防。根据当时在川滇黔追击过红军的前滇军诸将们的回忆,他们连金沙江都没有过。[10]虽然在透视了双方当年的“黑匣子”后我们已经得悉:中央红军此前此后都没有过进入这片地域的考虑,滇军即或渡江进至这一片地域布防的日程也不会比薛岳部中央军更快,结果也只能跟他们一样是劳而无功,但这毕竟是一个方向上难以忽略与忽视的威胁与威慑,有与没有,那还是不一样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川军在大渡河两岸的布防,实际上也没有如蒋公那个头头是道的部署那样真正得以完成与完善。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国民党军在金沙江北岸能够调用于大渡河防堵的部队,只有刘文辉的川军第二十四军和杨森的第二十军。因杨森部此间尚在宜宾附近部署金沙江下游防务,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到大渡河边的机动,而刘文辉部在会理、西昌间的部队又未能有效阻止中央红军向大渡河边的迅速进展,所以直到5月下旬中央红军先遣队进抵大渡河之时,川军方面能够用于大渡河防线的防御兵力只有这样几支部队:

  ⒈川军第二十四军第四旅,旅长袁镛(国瑞)。

  ⒉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

  以上两旅5月中旬从雅安经荥经、凰仪堡进抵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及其附近。

  ⒊川军第二十一军刘湘部第六旅(旅长王泽浚),暂受刘文辉指挥,5月中旬进驻富林(今汉源县城)。

  另外,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二旅余如海(松琳)部驻康定,原本就有负责康定、泸定防务的责任。[11]

  这几支部队加起来不过万余人枪,而且相当分散。直到中央红军进抵大渡河畔之时,川军在泸定与富林之间的防御部署仍然没有真正落实和完成。

  这三个需要加力和发力的方面都加不起力,也发不起力,最后的结果就是给不了力:蒋公这个铺排得头头是道的“大渡河会战”,连阵势都还没来得及摆好,就被中央红军一举冲破——迅速进入也迅速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又一次摇头摆尾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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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迄至1935年5月24日晚大渡河上游川军部署情况(占1幅)]

  蒋介石在筹措“大渡河会战”的同时,红军主力正为解决粮草而围攻会理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亦借此机会,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因“四渡赤水”期间大幅度机动所产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讨论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会议决定:在会理稍事休整,而后经西昌北进。

  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当晚,中革军委断然决定:撤围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12]当晚,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开始从会理北进。

  5月15日,蒋介石任命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并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勉励”[13]。同时调刘湘第二十一军装备精良的第二师第六旅(旅长王泽浚)部归杨指挥,担任大树堡对岸富林(今汉源县城)之守备。杨森部全部六个旅又三个团共两万四千余人,担任富林至峨边段大渡河下游防务;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旅不足万人,担任富林至泸定段大渡河上游防务,其中第四旅(旅长袁国瑞)位于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附近,第五旅(旅长杨学端)位于汉源场(今九襄),准备担任安顺场至富林河段防务。[14]

  同日,中央红军主力从会理开始北进。北进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派人将一纸文书送给德昌守将、刘文辉部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希望许部不要阻拦红军北上抗日。许剑霜曾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旧部——据说还曾经是共产党员,本来就不愿意与老长官打仗,遂将信送至西昌交顶头上司刘元璋(时任川康边防军司令),建议接受刘伯承建议。

  刘元璋接信后并未回复。[15]

  16日,薛岳部中央“追剿”军开始渡江,准备追击中央红军。

  5月17日凌晨,红一军团前锋红一团进抵德昌。许剑霜部甫一接触即弃城溃走。当日午后13时30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朱德总司令报告:“我先头第一团今日三时占领德昌,敌向西昌方向溃退,拟以第三团于十四时后继续向西昌方向追击前进。”[16]

  第二天,刘伯承如法炮制,再次致书挡道于黄水塘高地的刘文辉部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大意不外是汉彝一家,红军北上抗日,要借你的道。你开枪,红军不会还手,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该怎么着,你自己看着办吧!

  邓秀廷一来几天前刚见识过被从巧家渡江而来的罗炳辉红九军团撵得如同丧家犬般的刘部毛国懋团之狼狈惨状,二来目睹红军之严整阵容、精良装备及其勇悍无畏之气概,三来慑于刘伯承昔日川军名将之声威,不敢随意造次,妄动干戈,遂严令所部不得开枪,撤至两边山头,任由红军大队通过。

  有一彝兵慌乱走火,引得一片枪声,被气急败坏的邓秀廷跳脚骂止。

  红军并不还击,高呼“汉彝一家”,从容通过。

  邓秀廷擦去一头冷汗,刚想喘口气,即炸死邓部连长邓华钦等十余人。邓秀廷手忙脚乱,又找不着联络布板放在哪个马驮子里,只好委委屈屈令手下彝兵退出高地,撤往冕宁。[17]

  一道荆关,三千彝兵,又被一纸文书赚开。

  邓秀廷这一掉转马头就不再停留,干脆也不进西昌城给刘元璋扯回票了,直接绕道邛海北山奔老家甘相营(今喜德县城)而去。一到家,他就派人扎住寨营,干脆闭门不出了。

  5月18日15时,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三团进抵西昌城下。

  西昌守将、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乃刘文辉族侄,有点二杆子气,又奉有“蒋委员长”守城严令,决心与西昌共存亡。为“扫清射界”,他竟下令将城门外民房付之一炬,致使大批百姓无家可归,露宿街头。[18]孰料红军早有主张,要河不要城。当时4时,根据前锋红三团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报告的西昌敌情,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城周围筑有相当坚固工事,杂有碉堡,重要地点设有竹钉等障碍物。城郊房屋亦拟焚毁,但未及着手,惟楼梯、绳索等已被焚毁殆尽。似此,敌有固守该城模样”,“估计攻城须费许多时日,且奏效把握极少”,建议“拟以五军团监视该城之敌,一军团继续北进”。[19]

  半个小时后,中革军委接受林、聂建议并对各部行动作出部署:“我野战军以迅速北进在野战中消灭刘敌各个部队之目的,对固守西昌之敌,在不利的条件下应坚[监]视之,掩护野战军主力通过”,主力绕城垣而过,继续北进。并要求:“一军团主力应向泸沾方向前进五六十里,其先头团应由二师派出,并带工兵及电台,限二十号赶到泸沽。军委并派刘参谋长赶往为先遣司令,罗瑞卿为政委,指挥该团,进行战略侦察,并为渡河先遣队”。[20]跟进的红五军团则看住刘元璋,掩护主力绕道马道子、小庙,经小庙、锅盖梁奔礼州而去。

  因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为此发出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利用少数民族对于刘文辉及当地汉族统治者的仇恨,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且“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最初的时期,即使个别的亦是可贵的”。[21]

  5月19日下午,红一军团主力占领礼州及其以北地区。

  前面就是泸沽——20日凌晨,红一军团前锋红一团进抵泸沽。

  泸沽是个需要作出选择的分岔口。

  路有两条:

  一条经登相营翻小相岭,经越嶲去大树堡渡口——大树堡对岸就是富林(今汉源县城),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正道,也是当年石达开部先锋赖裕新部成功渡河的地方。

  一条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之道——也就是“翼王故径”。

  中央红军实际上面临着与石达开同样的选择:走哪条道?从哪里渡河?

  注释

  [1]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2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2]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2~第6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3]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65~第36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4]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5]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6]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4~第65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7]]晏道刚:《追堵红军长征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1~第2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8]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5~第6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9]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7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第24页。

  [10]参见孙渡、安恩溥、刘国举、萧本元、卢浚泉、余建勋、常绍群、王伯勤等人的回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86~第31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1]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0~第3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2]《朱德关于尽力扼阻敌军西渡金沙江致罗炳辉、何长工电(1935年5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7~第3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3]《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勖勉的新闻报道(四川日报)》,《红军长征·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14]杨汉域等:《川军追堵中央红军概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25~第3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5]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6]《林彪、聂荣臻关于一军团已占领德昌致朱德电(节录)(1935年5月17日13时30分)》,《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7]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6~第33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8]]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8~第3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9]《林彪、聂荣臻关于西昌城敌人兵力及工事配置情况致朱德等电(1935年5月19日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0~第3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0]《朱德关于我军迅速北进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19日4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2~第3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1]《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1935年5月19日5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4~第3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第一章 这是一条不归路?

四、中央红军向大渡河畔前进

  蒋介石在筹措“大渡河会战”的同时,红军主力正为解决粮草而围攻会理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亦借此机会,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因“四渡赤水”期间大幅度机动所产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讨论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会议决定:在会理稍事休整,而后经西昌北进。

  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当晚,中革军委断然决定:撤围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1]当晚,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开始从会理北进。

  5月15日,蒋介石任命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并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勉励”[2]。同时调刘湘第二十一军装备精良的第二师第六旅(旅长王泽浚)部归杨指挥,担任大树堡对岸富林(今汉源县城)之守备。杨森部全部六个旅又三个团共两万四千余人,担任富林至峨边段大渡河下游防务;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旅不足万人,担任富林至泸定段大渡河上游防务,其中第四旅(旅长袁国瑞)位于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附近,第五旅(旅长杨学端)位于汉源场(今九襄),准备担任安顺场至富林河段防务。[3]

  同日,中央红军主力从会理开始北进。北进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派人将一纸文书送给德昌守将、刘文辉部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希望许部不要阻拦红军北上抗日。许剑霜曾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旧部——据说还曾经是共产党员,本来就不愿意与老长官打仗,遂将刘伯承来信送至西昌交顶头上司刘元璋(时任川康边防军司令),建议接受刘伯承建议。

  刘元璋接信后并未回复。[4]

  16日,薛岳部中央“追剿”军开始渡江,准备追击中央红军。

  5月17日凌晨,红一军团前锋红一团进抵德昌。许剑霜部甫一接触即弃城溃走。当日午后13时30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朱德总司令报告:“我先头第一团今日三时占领德昌,敌向西昌方向溃退,拟以第三团于十四时后继续向西昌方向追击前进。”[5]

  第二天,刘伯承如法炮制,再次致书挡道于黄水塘高地的刘文辉部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大意不外是汉彝一家,红军北上抗日,要借你的道。你开枪,红军不会还手,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该怎么着,你自己看着办吧!

  邓秀廷一来几天前刚见识过被从巧家渡江而来的罗炳辉红九军团撵得如同丧家犬般的刘部毛国懋团之狼狈惨状,二来目睹红军之严整阵容、精良装备及其勇悍无畏之气概,三来慑于刘伯承昔日川军名将之声威,不敢随意造次,妄动干戈,遂严令所部不得开枪,撤至两边山头,任由红军大队通过。

  有一彝兵慌乱走火,引得一片枪声,被气急败坏的邓秀廷跳脚骂止。

  红军并不还击,高呼“汉彝一家”,从容通过。

  邓秀廷擦去一头冷汗,刚想喘口气,即炸死邓部连长邓华钦等十余人。邓秀廷手忙脚乱,又找不着联络布板放在哪个马驮子里,只好委委屈屈令手下彝兵退出高地,撤往冕宁。[6]

  一道荆关,三千彝兵,又被一纸文书赚开。

  邓秀廷这一掉转马头就不再停留,干脆也不进西昌城给刘元璋扯回票了,直接绕道邛海北山奔老家甘相营(今喜德县城)而去。一到家,他就派人扎住寨营,干脆闭门不出了。

  5月18日15时,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三团进抵西昌城下。

  西昌守将、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乃刘文辉族侄,有点二杆子气,又奉有“蒋委员长”守城严令,决心与西昌共存亡。为“扫清射界”,他竟下令将城门外民房付之一炬,致使大批百姓无家可归,露宿街头。[7]孰料红军早有主张,要河不要城。当时4时,根据前锋红三团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报告的西昌敌情,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城周围筑有相当坚固工事,杂有碉堡,重要地点设有竹钉等障碍物。城郊房屋亦拟焚毁,但未及着手,惟楼梯、绳索等已被焚毁殆尽。似此,敌有固守该城模样”,“估计攻城须费许多时日,且奏效把握极少”,建议“拟以五军团监视该城之敌,一军团继续北进”。[8]

  半个小时后,中革军委接受林、聂建议并对各部行动作出部署:“我野战军以迅速北进在野战中消灭刘敌各个部队之目的,对固守西昌之敌,在不利的条件下应坚[监]视之,掩护野战军主力通过”,主力绕城垣而过,继续北进。并要求:“一军团主力应向泸沾方向前进五六十里,其先头团应由二师派出,并带工兵及电台,限二十号赶到泸沽。军委并派刘参谋长赶往为先遣司令,罗瑞卿为政委,指挥该团,进行战略侦察,并为渡河先遣队”。[9]跟进的红五军团则看住刘元璋,掩护主力绕道马道子、小庙,经小庙、锅盖梁奔礼州而去。

  因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为此发出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利用少数民族对于刘文辉及当地汉族统治者的仇恨,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且“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最初的时期,即使个别的亦是可贵的”。[10]

  5月19日下午,红一军团主力占领礼州及其以北地区。

  前面就是泸沽——20日凌晨,红一军团前锋红一团进抵泸沽。

  泸沽是个需要作出选择的分岔口。

  路有两条:

  一条经登相营翻小相岭,经越嶲去大树堡渡口——大树堡对岸就是富林(今汉源县城),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正道,也是当年石达开部先锋赖裕新部成功渡河的地方。

  一条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之道——也就是“翼王故径”。

  中央红军实际上面临着与石达开同样的选择:走哪条道?从哪里渡河?

五、宁雅正道,还是“翼王故径”?

  中革军委首长的第一选择是直出大树堡——也是翼王先锋赖裕新部成功渡河之路。

  5月20日9时30分,朱德总司令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我野战军以迅速北进取得大渡河可渡河点,以便早日渡江消灭敌人,创立川西北苏区之任务”,并根据“罗瑞卿尚在病中”的情况,对日前“渡河先遣队”的指挥员人选和相应部署作出调整,“一军团(缺两个团)今晚续进至泸沽地域,向冕宁侦察。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罗病聂代)明日向登相营、越前进”,“除九军团外,各军团二十一日休息一天,准备二十一日夜半后行动”。[11]

  看见没有?登相营、越嶲!——这就是去大树堡的那条道。

  同日,中革军委还致电各部首长,宣布了中央红军“目前战略方针与任务”:

  各军团、纵队首长:

  甲、我野战军渡过金沙江,取得了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有实现可能。因此,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但由于我军渡过金沙江的胜利及经会理北上,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现时敌人的布置,在利用大渡河的天险,大小桐[相]岭及梁[凉]山等的阻隔,夷民与红军的隔阂,企图以刘、蒋两部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所部在北岸层层扼阻,破我渡河计划。

  乙、依此情况,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欲实现此方针,必须:

  A.各兵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敌如固守工事据点,则绕过之。对追我之蒋敌中央军应尽力迟阻之,如逼我过紧,使我不便过河或迂回,则应坚决回击,以消灭其一部。

  B.被派出之各先头团,要以最大速度完成渡河的及迂回道路的战略侦察,火速的占领和控制选定的渡河点,并有保证的架好浮桥。

  C.各兵团在选定渡河点后,要以最高度的急行军到达河边迅速循序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刘、杨两敌进行必要的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势。

  D.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扩大红军,进行破坏白军宣传,特别是追我的中央军。

  争取夷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夷民游击队,反对刘、蒋等敌。

  E.在渡河一时不可能时,应进行较远道的迂回,并应决心的留在右岸,进行一时期的作战机动,以便以后再渡过大渡河。在这里夷民中的关系及其工作,更含决定的意义。

  丙、各兵团应向指战员解释目前战略方针及其战斗任务的重要性与严重性,要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为协同动作,要发动他们最高政治热情,紧张的战斗情绪,不疲倦的工作精神与最大的机动和机断专行。

  丁、要发动各连队举行收集架桥材料、扩红、破坏白军特别是中央军的宣传及组织夷民四大竞赛。收集资财依军委电令执行,扩红依总政治部号召,完成后应仍继续。破坏白军宣传,要深入到各家群众中,普通的写贴标语,并号召他们坚壁清野,炸路扰敌。对夷民要发动每人送他们一件礼物,毛瑟枪弹要尽量发给他们,并应携带其中积极分子,以便更易于号召和组织他们。

  中革军委

  五月廿日[12]

  值得注意的是,中革军委这两天的两个电报,都明确提出了“取得大渡河可渡河点……创立川西北苏区之任务”及“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而中革军委之所以将大树堡作为渡河点的第一选择,恐怕多多少少也跟当年那个“翼王覆灭”的阴影,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然而,中革军委的这个“第一选择”,在第二天,就被刘伯承、聂荣臻更换了。

  5月19日晚,跟在红一团后边的刘伯承、聂荣臻到达了冕宁县境内的松林。20日晨赶往泸沽。同日9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致电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令其详查从泸沽分岔的两条通往大渡河渡口的路线,并告以刘、聂首长正赶往泸沽随先遣团行动[13]。当日午后,刘、聂首长到达泸沽。当天,冕宁地下党党员陈荣檀、廖志高等人已派李祥云等地下党员前来跟先遣队联系和汇报情况。这位李祥云是个教书匠,曾经在大渡河边的美罗场教过一年书,熟悉沿岸的大小路径和民情,从往来军政官员中得到过很多信息,这对先遣队首长了解当地情况和选择行军路线有很大的帮助。

  当晚,刘、聂首长根据红一团从泸沽向两条路线上派出的侦察组侦悉的里程、敌情、居民、给养等情况和李祥云等的汇报作了分析,认为:敌军判断中央红军主力的渡河地点是经过大树堡渡口的“宁雅正道”,已将该路线作为防范重点。红军主力要按原计划从这条路线渡河,有可能与敌重兵相遇,渡河难有成功机会。两人遂决定:立即电告军委,建议改变“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罗病聂代)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的行军路线,主力走冕宁至安顺场的小路,“让左权刘亚楼率第五团经越嶲方向佯动,迷惑敌人”[14]。因当晚军委纵队正在行军中,电台联系不上。刘、聂首长遂先斩后奏,令红一团次日开冕宁、红五团则马上去越嶲。21日凌晨,刘、聂首长率红一团进抵冕宁后,终于与中革军委的电台沟通联系并发回了日前拟定的报告。

  中革军委同意了刘、聂的建议并于当日18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调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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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署调整的基本内容为:“决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

  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耳坝[16]、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嶲北进,吸引、迷惑并箝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追敌,其前进路按日规定”,红五团“如查明越嶲无敌或少敌,应迅速占越嶲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嶲及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嶲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同时也通报了两路先遣队的进展情况:“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沾经冕宁开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即到江边之纳耳坝。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嶲、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17]

  由此可以看出,中革军委虽然同意了刘、聂的原渡河路线的“更换”——从宁雅正道换作了“翼王故径”,但仍未将安顺场渡口作为渡河点的“第一”或“唯一”选择。中革军委向各部通报的红五团前进路线的目的地是“纳耳坝”,作出的部署是“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

  看见没有?纳耳坝列在前头,还是“第一选择”。

  七十二年前的紫打地,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还是一个阴影啊!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刘、聂首长的这个临机处置,对于争得抢渡的时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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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中央红军从金江江畔进抵大渡河南岸行军路线略图(1935年5月3日~5月29日)(占1幅)]

六、介石把“大渡河会战”的口袋松了一扣?

  同一天,蒋公也作出判断:朱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徐匪”会合。

  基于这个判断,他于21日8时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了一个手令:

  贺主任:

  一、此时我军主要战略,第一在防止朱、徐两匪会合,第二在防止残匪向西康逃窜。故现不必防徐匪东回,而在防徐匪南下。应急令第五与第三路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压止徐匪南窜,并希在此地带聚歼徐、朱两匪也,以此两匪必谋在雅安附近会合。故吾人既知其目标与方向所在,应即照此预备,不必另[零]星分防,随匪转移,而须急谋立于主动地位也。

  二、残匪最后不能北窜必向西窜。故泸定、康定、雅江之防备尤为紧要。如杨部到达大渡河防地,则现驻清溪第五路之一旅最好仍守清溪,而使刘、杨两部有余力可以对康定布防。并切告自乾属[嘱]其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也。

  三、请电胡宗南切属[嘱]其在后方各部,移至松潘、平武、江油、彰明一带,及平武至文县与南坪一带。而南坪与平武间尤应密切联系,控置总预备之主力在此地区。至于其后方天水、广、昭,则已派第六、第七、第十二各师来接防务,但不必待接防部队到达。而其后方各部除留极少数部队接防外,其余可即刻向前方移动布置。如果松潘、南坪、平武各置五团预备队,以备出击兜剿,而将其余十个团分布于此带筑碉设防,则匪不能北窜,必可被我聚歼也。但北川重要,如攻克后亦应置重兵设防为据点也。望以此意转告甫澄兄,并分示自乾宗南照办为要。中刻飞筑,约明后日即可回渝相见也。请先照此意速即令行为要

  中正

  五月廿一日八时[18]

  手令的第一项是个整体判断和相应措置:基于“朱毛”和“徐匪”“必谋在雅安附近会合”的基本判断,认为“故吾人既知其目标与方向所在,应即照此预备,不必另[零]星分防,随匪转移,而须急谋立于主动地位也”,因而确定了在川康地区“围剿”两大红军主力的“战略方针”:一是“防止朱、徐两匪会合”,二是“防止残匪向西康逃窜”。所以,“现不必防徐匪东回,而在防徐匪南下”,应令川军第五路军唐式遵部和第三路军李家珏部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压止徐匪南窜,并希在此地带聚歼徐、朱两匪也”。

  手令第二项是针对“朱毛”的部署:让川军杨森赶紧到大渡河接防,以把刘文辉部挪出来去康定、泸定设防——连“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都想到了,连还隔着天远地远的雅江都提到了,看来蒋公智商并不输人啊。

  第三项是针对“徐匪”的部署:让川军刘湘部在北、东、南三面筑碉设防压迫“徐匪”。

  应该说,蒋公判断从战略方向上来说大体准确,而且也看到了用于“大渡河会战”的各部兵力分散而且机动速度上很不给力的状况,所以这次谋划的地域很广,防范的圈子拉得也很大,很具“未雨绸缪”的前瞻性,似乎是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周密得紧啊!

  可问题也来了:这些本就很有限的兵马在如此广大的空间摆布得如此分散,那么“大渡河会战”该咋办哩?究竟是照那个“大渡河会战”的蓝图,根本就不让“朱毛”抢过大渡河而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哩,还是让他们过了大渡河,而在“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地带与“徐匪”一起打包,从而“聚歼徐、朱两匪”哩?如果是后者,那么蒋公的信心又从何而来哩?“朱毛”、“徐匪”,这两盏灯里头哪一盏都不省油,“各个击破”都恁麻烦,那么蒋公又凭什么就认为两者一起“打包处理”,就更好操作哩?

  至于对刘文辉“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的“切告”,看似“未雨绸缪”的“英明预见”,实际上却是基于“残匪最后不能北窜必向西窜”的判断作出的,对中央红军渡河地点和北进路线的判断,显然也是放在“一线中通”的“宁雅正道”上的大树堡—富林—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大相岭—荥经—雅安这条道上的!要刘文辉、杨森两部“有余力可以对康定布防”,显然是为“朱毛”渡河不果,或渡河北进后沿“宁雅正道”北进不果,或在“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被“聚歼”漏网后“西窜康定”准备的部署——是向东防范,而不是向西防范!这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基本上是相反的!

  而且,这当间还暗含着让刘文辉让出雅安而屈居康、泸一隅的小算计。

  就这么着,蒋公自己把一个多星期前整出来的“大渡河会战”蓝图,给松了一扣。按理,这个口袋阵本应越收越紧,如今却被蒋公自已给越扯越松——那个“大渡河会战”的蓝图,可是要将朱毛红军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啊!“根本歼灭”的决战战场,是在大渡河以南!这会儿哩?却将大渡河以北数百里外的“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划成了另一个“根本歼灭”的决战战场,虽然这或许可以解读为蒋公做的是“万一”或“万一”之后的两手或多手准备,可这“面面俱到”的部署,如何又能稳稳当当地避开“面面俱不到”的结果哩?

  笔者斗胆作一揣测:这实际上反映出了这位国民党军最高统帅人格中游疑不定七上八下的一面:“朱毛”和“徐匪”,他拿不住;麾下诸侯,他拿不稳。

  事实的确也是如此——委员长是委员长,土地爷是土地爷。

  土地爷就是在这片地域当家的第二十四军中将军长刘文辉。中央红军要闯进他家的菜园子,那他这个已然成了川军诸侯的“破落大户”将来日子也一定更不会好过:“朱毛”闯进来了,蒋公也会跟进来,其他川军诸侯更要跟进来。他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朱毛”轻易放过大渡河来的!而且按刘自公这个“多宝道人”的心机,他不可能揣度不出蒋公那“自乾属[嘱]其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也”的“切告”中所暗藏那般心计。

  这样的局面,是刘文辉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至于贺国光是如何向刘文辉传达这个“切告”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随即发生的事实——刘文辉并没有按这个“切告”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而是在这个“切告”的第二天,就将一干“后方事宜”委托给了川康军第四师师长唐英,宣布自己“准二十六日躬赴前方督剿”[19]。同时还饬令所部长官看好家业:“此次残匪窜康,友我各军攻之于前,中央部队,追击于后,聚歼之势已成。惟中央追剿军,远道勤劳,人地较生,务望前线各部队,推诚接待,遇事予以便利,尤其对于地形方面,尽量担任引导协助之责,庶几精神团结,各方皆益显其兜剿之威,以期迅荡赤炽,而出民水火,希即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为要”。[20]

  瞅见没有?自家的菜园子,还是自家看着更牢靠。

  实际上,蒋公当时还有一个判断:中央红军有可能不渡大渡河而直接沿大渡河西岸西出康定,经西康(当时的西康区域不包括宁属——后来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向青海玉树方向“流窜”,于是又于5月23日急电刘文辉:“此时康定、泸定最为重要,务望尽量抽调驻雅安部队四、五团,前往布防。以康定万不可失守,而匪以不经大渡河而直窜泸定、康定之公算为多也。未知雅安至康定里程几何,能否如期移动,皆望详告。”[21]

  然而从未来过这边厢的蒋公对此间的地理、道路情况,乃至刘自公究竟有多少本钱,那是基本上没有认知和感知的。刘文辉部兵力单薄,“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已被扔在了中央红军的屁股后头,能够用于拦截他们的兵马除驻康定的一个旅(三个团并一个特务大队)外,也只有两个旅(六个团)兵力能够用于大渡河河防。除此之外,已无多余兵力派往康、泸。而从雅安到康定的行程一般为9天,最快也得一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向康、泸的机动和布防……

  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在杨森部队没有赶到之前就让刘自公这两个旅抬脚就奔康定,那么大渡河的河防又该咋办?

  所以蒋公的这个部署实际上根本无法落实,刘文辉也根本无法去搭蒋公的这个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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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7日晨,刘文辉与二十四军参谋长张巽中(伯言)带着第二十四军部及警卫旅离开雅安赶赴汉源,直接部署大渡河河防,排定的日程是“第一步驻汉源,第二步驻越”[22]。而刘湘部的王泽浚旅,也早已在几天前接手了富林的防务。[23]——就是川军最大富户刘湘,他也不愿意让“朱毛”“窜入”川中腹地啊!

  那么川军方面是如何撑起蒋公这个越扯越松的口袋的哩?

  事隔多年后,我们从双方统帅部相对透明的“黑匣子”中,洞悉了蒋公这个“战略方针”下川军诸侯的相应部署,当然也可从中窥得他们手中的本钱和部署的要旨——据原川军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等人的回忆所述以及川军方面的档案文献记载,迄至5月24日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进至安顺场渡口的当晚,川军方面的部署为:

  ⒈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以下简称杨旅)主力(第七团余味儒部、第二十八团唐灼元部)在安顺场至大冲间布防,旅部位于南岸纳耳坝(亦称大堡,今石棉县永和乡)对岸的八牌。安顺场守军为“彝务总指挥部”赖执中部不足两连兵力,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余味儒团韩槐瑎部一营守军,余团主力驻安靖坝(今石棉县城与安顺场之间,大渡河东岸)。

  该旅主力原在富林(今汉源县城,与南岸大树堡渡口隔河相对)布防,后富林防务由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接替。

  该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以下简称肖团)则在挖角坝—王岗坪一线布防,并负责与上游的第四旅袁镛部的联系。安顺场与挖角坝之间约40公里,当时均为山岭隔绝,只有人行小道,交通困难,故该团与旅主力之间的联系并不畅通。

  ⒉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以下简称王旅)负责大冲—富林间防务。据张伯言等人回忆,该旅装备精良,兵员充实,并拟与负责富林—金口河段防务的杨森部主力切取联络,但杨部主力当时因在彝区被阻,尚在绕道前进,所以富林—金口河段的防务实际上呈空白状。但中央红军由此间渡河路途遥远崎岖,要耗费许多时日,实际可行性并不大。

  ⒊第二十四军第四旅袁镛部驻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附近(以下简称袁旅)。第二十四军军部及第五师师部也先后进驻汉源县城。

  ⒋第二十四军第二旅余如海部驻康定,而该旅配置于大渡河西岸河段上的兵力不足两营,分别布防于菩萨岗和猛虎岗两个要隘上(以下简称余旅)。[24]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川军方面对中央红军渡河方向的基本判断是:中央红军将循西昌→泸沽→越西→海棠→大树堡这条“宁雅正道”(这也是当年从西昌进至雅安的最主要通道),从富林附近渡河,经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翻越大相岭,以图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基于上述判断,川军方面在这条“宁雅正道”大渡河北岸路线上,部署了两个旅,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在前,第二十四军第四旅袁镛在后。袁旅当时所在的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是个比较机动的枢纽位置,向南可为王旅后援,向西南可为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后援,向西则可翻越飞越岭扼守大渡河泸定至得妥河段,保护沈村—龙八埠—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清溪这条“川康要道”的安全——这是当年川康地区的主要通道。

  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主力(两个团)位于富林与安顺场之间,在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一营守军,安顺场仅有“彝务总指挥部”不足两连的兵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迄至5月25日,川军方面的防御兵力主要集中在安顺场—富林间的河段上,上游挖角坝至泸定之间河段防务基本上是空白;挖角坝至安顺场之间亦有30公里左右的防务空隙;泸定县城除民团性质的“自卫大队”外,并无正规军驻扎;安顺场位于杨旅部署中右翼最边缘。由此可见,刘、聂首长建议弃大树堡而奔“翼王故径”,那的的确确是个好建议,应该得一个高分——否则就正好撞上川军这堵防御墙中最厚的那一部分了。

  还可以看出的是:无论是蒋公还是刘自公,对安顺场至泸定间的河防,基本上没有在意。

  这也难怪,当年的石达开,不是压根儿还没蹚到这一步,在安顺场就被扑灭了么?

  而朱毛红军,却踏上了“翼王故径”。

  兵行险道,剑走偏锋。

  循其途,能不蹈其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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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蒋介石五心不定的大渡河会战计划(1935年5月)(占1幅)]

  注释

  [1]《朱德关于尽力扼阻敌军西渡金沙江致罗炳辉、何长工电(1935年5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7~第3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勖勉的新闻报道(四川日报)》,《红军长征·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3]杨汉域等:《川军追堵中央红军概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25~第3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4]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5]《林彪、聂荣臻关于一军团已占领德昌致朱德电(节录)(1935年5月17日13时30分)》,《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6]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6~第33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7]]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8~第3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8]《林彪、聂荣臻关于西昌城敌人兵力及工事配置情况致朱德等电(1935年5月19日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0~第3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朱德关于我军迅速北进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19日4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2~第3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1935年5月19日5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4~第3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朱德关于取得大渡河可渡河点致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电(概要)(1935年5月20日9时30分)》,《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6~第4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2]《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目前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7~第3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3]中央档案馆12卷[37]号,转引自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9~第10页。

  [14]《刘伯承、聂荣臻致中革军委侦察报告电(大意)(1935年5月21日)》,转引自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1页。

  [15]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0~第11页;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75~第8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6]纳耳坝位于今四川省石棉县境内的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渡口以东约25公里),亦称大堡,现名永和乡。位于安顺场与大树堡之间。

  [17]《朱德关于我军主力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的部署(1935年5月21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0~第3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8]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2~第4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19]《雅安专电(1935年5月22日)》,胡羽高:《共匪西窜记(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6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出版。

  [20]《康军刘总指挥文辉养电(1935年5月22日)》,胡羽高:《共匪西窜记(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6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出版。

  [21]《蒋介石关于康定、泸定最为重要致刘文辉电(1935年5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卷》([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40~第141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22]《雅安二十七日专电》,胡羽高:《共匪西窜记(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69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出版。

  [23]]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4]]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0~第3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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