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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连载第六章 荆关棘道能锁钥?

双石 · 2020-10-12 · 来源:双石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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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最爱在蒋公面前“表决心献忠心”的杨森,背地里却让其侄子、第五混成旅旅长杨汉忠主动给自己的滇军旧交朱德套近乎,奉上番号与“联络呼号”,要与路过荥经县城境的红一军团主力“互不侵犯,朝天鸣枪”!

第六章 荆关棘道能锁钥?

一、“化林坪战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5月30日那天,已撤逃至盐水溪的袁镛率第四旅旅部及第十一团杨开诚部残部继续撤逃,李聚奎率红一师一部则一路跟追,袁镛等带着一大堆溃兵跑起来根本就刹不住车,竟然穿过了第十团谢洪康部的化林坪、飞越岭阵地,继续往汉源方向跑,一直跑到了飞越岭东麓的三交坪才停下脚来。

  袁镛令杨团残部就地整顿,自己则率第四旅旅部去了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1]。

  红一师一部顺势占领了化林坪下的盐水溪。

  然而从盐水溪再向化林坪仰攻时,他们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化林坪这个地方,太险要!——当然,大渡河沿岸的要隘,没得哪个不险要。

  这地方是深山中的一座小城堡,著名川康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对其军事地理地位有过这样的评价:“化林坪为山腹横出之小平原,海拔2000公尺。两面倚山,两面绝壁,中间阔数百亩,土厚而腴,流泉甘美。任垦牧,宜屯戍,为从来控制西陲之要地”,“化林近在飞越岭下,东南倚山,西北绝壁,俯盐水溪,傍飞越岭,进有高屋建瓴之势,退有依山结险之利……蔚为川边第一重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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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康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已故)

  任老先生的文字花团锦簇,而出生在化林坪的倪德元老人则表达得更为通俗直白:“化林坪背靠飞越岭,东有天然屏障照壁山,西面是高耸入云的娘娘山,北面是断切悬岩,唯有东北角一处有缺口灯杆坪。化林坪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是川藏交通险要隘口,飞越岭就有飞越难渡之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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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1:茶马古镇化林坪

  笔者多次去过化林坪,除昔日古城堡已不复存在之外,在地理上的险要位置的确如任乃强先生所描绘的那样。这座茶马古重镇当关又当道,卡住这个类似于如今高速公路地位的“川康要道”的咽喉,也难怪“明、清两代皆委沈村于土司,官军戍此坪”[4]。就是到了冷兵器时代结束后的轻型热兵器为主的中国近代,那也称得上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锁钥要冲。

  红一师就在这儿吃了个亏。

  倪德元老人说,那天在“在盐水溪村头,马路拐这个地方,红军遭到川军的伏击”:

  因为从盐水溪翻过马路拐就可以仰望化林坪西边的断切面,在断面下边一块平地叫菜园子,它的下边又是一条山岗,岗上筑有碉堡。从马路拐到这条山岗,是一条濒山腰而上的斜坡路程,这是一段很难行进的独路,右上方是望不到顶的高山,左下边是悬岩深谷,红军先锋部队一到马路拐,整个队形完全暴露在敌人的伏击圈内,所以遭到敌人阻截。因此战斗一打响,红军前锋暂时退守马路拐和敌军遥相对峙,敌入凭险坚守,居高临下,碉堡上的火力点完全控制住红军前进的路线,从中午到天黑,枪声时紧时疏,晚间是滂沱大雨,不时传来迫击炮的爆炸声和机枪声,分不清是敌人还是红军打的……[5]

  那天还有两个红军战士被俘。

  家住化林坪的蔡荣森回忆:“红军来时,二十四军在化林坪住了一团人,那天我跑到后山上(因国民党造谣)。白天,红军从鹰嘴崖上来,从王家庄打化林[坪],没打上来,被捉到两个红军,二十四军要他两个投降,吊起打,两个红军一点不怕,大骂二十四军。后来被二十四军打死了,英勇得很!”[6]

  笔者在化林坪问过许多群众,也没有找到这两位英烈的埋骨之地。

  5月30日下午,朱水秋、邓飞率红六团冒雨急行军,从泸定桥赶到了龙八埠。

  因为李聚奎率红一师一部在盐水溪受阻,红六团到达后肯定会与红一师首长合计出次日攻占化林坪的办法。这个办法可以从次日战斗的实际发展进程得以印证:由当地老乡带路,兵分两路从左、右两翼迂回化林坪,与中路红一师部队配合,合击据化林坪险要地形顽抗的川军第四旅第十团谢洪康部:一路为左翼,从青灵山经四斗巴,越白虎嘴到王家庄和照壁山脚,直逼化林坪东北角缺口灯杆坪,从化林坪的右后侧断敌退路;一路为右翼,从银厂沟翻万担坪,经聂脚沟直插娘娘山脚的炮靶子、黄草坪,进逼化林坪的左后侧;红一师部队继续从盐水溪正面仰攻。

  这个大包围形成后的战斗情形,倪德元老人根据老辈们的忆述整理成了以下文字:

  一夜的山雨,敌军万万想不到,他们已在红军主力部队包围之中。天刚拂晓,中路枪声大起。左右两翼的红军战士,也相应同时攻击,骤然间,两山之间军号齐鸣,雄壮的冲锋号音,震荡在群山之间,愤怒的枪炮声在激烈地怒吼,长途跋涉的战马在长鸣嘶叫。激战开始了,左右两翼的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化林坪猛扑。左翼的红军战士在王家庄和灯杆坪展开了一场短暂的白刃血战,川军伤亡惨重。右翼红军战士直插敌人侧背,敌人四面受到猛击,不到一小时,就把川军打得落花流水,多数被俘,少数向汉源方向翻飞越岭逃跑了。一场激烈战斗,在中午以前,胜利结束了。[7]

  这段叙述过于简略,过于文学化而且很有商榷之处。

  笔者从化林坪群众中了解的情况是:为红军左翼部队带路迂回化林坪的那位老乡,不知因为心情紧张的缘故,还是怕川军回来后遭报复,他带着部队在照壁山中转来转去,拖延了很长时间而未能按到达成合围,致使谢洪康本人及谢团大部得以脱逃,退到瓦窑坪——飞越岭西麓下一片坡地。红军冲进灯杆坪时只截住了谢团一部,而且还打了一场激烈的白刃血战,双方都有不小伤亡——这在大渡河沿线的战斗中是很罕见的……

  这灯杆坪在晚清时期是驻防此间的绿营兵的演兵场,现如今已然变成了一片菜地。这片菜地靠山沟一角有一个豁口,当地群众称为“死人槽”。之所以得到这个命名的缘由,就是这场白刃战的尸体都是从这个豁口推下山沟而后掩埋的,化林坪群众还称:如今但凡有车辆从此间路过都爱熄火……

  而且,邓飞的回忆与倪老先生的文字有不小出入——战斗是晚上才结束的:

  化林坪是个不大的场填,有几十户人家,四周有土围子。我们继续向化林坪挺进,并向退至化林坪的敌人展开了攻击。此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冒着雨向镇子里摸索着打,并且把第二营的兵力也用上了。敌人搞不清我们有多少兵力,一边打一边向飞越岭败退。川军杨开诚团退守到化林坪北半山腰的瓦窑坪一带构筑工事,妄图凭险顽抗。到了半夜,我们便占领了化林坪,控制了从化林坪到飞越岭的交通要道。

  因为当时已是深夜,雨越下越大。战士们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又很疲劳,而又敌人已经败退,所以我们便在化林坪驻了下来。[8]

  笔者认为邓飞老人的这段回忆可能更为可靠,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林、聂首长于6月1日凌晨2时发给朱总司令的关于“化林坪已攻占”[9]的电报。如果真如倪文所称“一场激烈战斗,在中午以前,胜利结束了”,那么已进至龙八埠的林、聂首长也不会迟至次日凌晨才向中革军委首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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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2:任乃强先生绘制的化林坪古城垣复原图

  当然,倪德元老人所称的“在中午以前胜利结束”的战斗,有可能是单指红军冲进化林坪的时间,但这场战斗却不是以这个时间点来画句号的。“化林坪战斗”发生的地域从军事角度来概括,应该包括了化林坪古城堡(历朝驻军军营),以及化林坪经飞越岭西麓下的瓦窑坪,直至飞越岭上的飞越关这一条线上的川军防御阵地。红军冲进了化林坪城堡,并不意味着“化林坪战斗”的结束!当晚,这场战斗的路线随着川军溃逃的路线继续延伸至瓦窑坪,然后再从瓦窑坪延伸至飞越岭半坡形成僵持,直至陈光、黄开湘、杨成武等率生力军红四团赶上来给予飞越关守敌倾力一击……

  31日那天先后参加这场战斗除了红六团和红一师一部(实际上是没去泸定桥的红二团、红三团各一部)外,应该还有当天午后从泸定赶来的红四团,以及当天午后从大渡河下游赶来归建的红一团。这些参战部队的信息可以从几天后刊载于《战士报》上的《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得以确认:

  化林坪在险恶的飞越岭,敌人一旅分守各隘路,工事面前并满置地雷,被我“勇”、“锋”、“牲”、“胜”各部顽强仰攻,敌死伤遍地,全部溃逃,俘官兵二百余,缴枪二百余枝,手榴弹数百,子弹无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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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料称红五军团也有部队参加这场战斗,其依据可能是中革军委31日22时部署电中“一军团(缺第五团)及五军团于攻占化林坪后即战备前进至坭头[11]地域”[12],但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留下的日记却证实:31日当晚才赶到龙八埠的红五军团实际上并没有赶上参加化林坪一线的战斗。同时也间接佐证了这样一个信息:“是日,因攻击化林坪之敌的友军,弄错迂回道路,未奏效,晚准备夜袭该敌。我则停止在龙八布待命。”[13]

  说到此处笔者斗胆跟各位需要为父辈整理回忆文字或立传的“红二代”老大哥老大姐们啰嗦几句:在表述父辈亲历过见证过的历史事件时,千万甭一根儿筋儿似地只关心只张扬你爹那些过关斩将的光荣,好象这事儿就只有你爹一人儿掺和过似的。其他亲历参与和一起流血淌汗牺牲拼命的叔叔辈的同志、战友和友邻兄弟部队的那些事儿,你也多少刨一刨讲一讲,这不仅无损你爹过关斩将的光彩,而且还能增加更多的见证或佐证信息不是?

  那天晚上的战斗实际上是在飞越岭西麓的瓦窑坪一线进行的,一直打到6月1日凌晨。

  川军第四旅第十团大部虽然得以从化林坪脱逃,谢洪康目睹此景却已心灰意冷毫无战志,于是跟《红灯记》中的叛徒王连举一样,自己给自己左臂打了一枪,涎着脸皮躺上担架让人抬着翻过飞越岭。而且下了飞越岭后他连给袁旅座刘自公扯张回票的勇气都没有,而是绕过汉源城(今汉源县清溪镇)直接就去了雅安……

  刚逃进汉源城的袁镛听闻化林坪有失,又急令正在飞越岭东麓三交坪整顿的第十一团残部立即返回飞越岭与第十团残部会合,统由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指挥,驰援瓦窑坪扼守飞越岭,继续阻挡“赤匪”……[14]然而谢团败兵会合了杨团败兵仍然心有余悸,红军战士们踩着他们的脚后跟又撵了上来,就连瓦窑坪一线埋设的地雷也没折了他们追踪猎物的兴致,于是袁旅这两团败兵又硬着头皮跟“赤匪”们在瓦窑坪你来我往纠缠了大半夜,最后不堪重击还是溃上了飞越岭……

  笔者多次攀上过飞越岭垭口上的飞越关,这个海拔2830米的“西陲第一雄关”的确艰险:小路曲里拐弯又窄又陡走几步就得大喘气,到处是青藤缠绕碧树蔽天,很有些热带雨林风味,景色的确是好;“十里登山路”当年都是陡峭的石梯——如今已成了乱七八糟散乱石块,石块上间或还能瞅见一个个小圆坑和一个个草鞋踏出的脚窝,这就是千百年来背负茶包往来于此间的脚夫们拄杖歇脚留下的印记……

  这一仗,红军付出的伤亡不小——可能是整个大渡河之役中最大的一次。

二、大垭口,拿下来了! 

  大垭口是当年红军的称谓。这个川康要道重要关隘地名叫做飞越岭或飞越关。

  飞越岭战斗在红军留下的原始档案文献中很难找到踪迹,以至于有人甚至怀疑这场战斗是否存在——比如泸定红军长征纪念馆就没有关于这次战斗的陈列和介绍。其实飞越岭战斗在当年亲历和见证者中被称作“大垭口战斗”,这场战斗和“瓦窑坪战斗”一样,在红军长征时期的历史文献中都被划入了“化林坪战斗”的范畴,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刊载的《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所言的“化林坪击溃敌一旅”,指的就是在“化林坪”这顶大帽子下一系列战斗……

  《杨成武回忆录》谈到了这场战斗及战斗的亲历者和指挥员黄霖(时任红四团第二营副营长),而笔者前些年曾与黄霖将军的女儿通过电话证实:黄霖将军在世时,也将“大垭口战斗”称作他此生最难忘的三次战斗之一(另两次是湘江之战中救回负伤的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在延安任军委警卫营营长时去救援被土匪袭击的周恩来)。

  或许有人会质疑他们作为当事人的证言用作自证的有效性,但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1935年6月1日的日记,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旁证:

  行军。由龙八布经化林坪、大垭口、二道桥、头道桥、高桥到泥头,约九十里。

  是日,受命随一师追击队之后;经化林坪向泥头前进。但化林坪之敌,自被我友军夜袭击溃后,即退至化林坪东十五里之大垭口,顽强扼守。们到化林坪时,我友军正与敌人激战,至十一时尚未解决战斗。当时,林、聂准备要我走左边小路,迂回大垭口之敌,或直向荥经前进。但不久,大垭口得手,我们仍随一师之后,前进到泥头。

  当晚,风雨大作,火把不燃,路滑,至次日晨我后卫团尚未到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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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

  陈伯钧这几天的日记帮助笔者核准了两件史实:

  ㈠飞越岭上的飞越关垭口,的确发生过战斗;

  ㈡红五军团部队没有参加“化林坪战斗”——甭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真想给陈伯钧将军翘个大拇哥,给他老留下的日记翘个大拇哥!

  文如其人,这文与这人,笔者都只有一个字的评价: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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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1:从化林坪远眺飞越关垭口(占半幅)]

  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也提供了一个有些“瑕疵”的旁证:

  五月三十一日拂晓,我们把因夜战而打散的战士们集合起来,后勤人员及时跟了上来并做好了早饭,战士们便在化林坪的山沟里吃饭、休息。这时我们看到,红五团经过化林坪向飞越岭前进,开始担任前卫任务了。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随五团一道前进。我和朱水秋团长见到他们。两位师首长简要询问了头一天的战斗情况后,便说:“你们昨天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把敌人击溃了!很好。战士们辛苦了,现在休息一会儿,等五团打上飞越岭山垭口后,你们团再前进。”[16]

  邓飞间接佐证了一个史实:飞越岭上发生过决定其归属的战斗。

  但邓飞这段口述在时间和战斗主角的问题上存在着记忆上的“瑕疵”:一、这段口述中的“五月三十一日”,应为“六月一日”——这个时间在很多史料中都误作“五月三十一日”,而这个错误是能够很容易通过这几天的文电核准的;二、左权、刘亚楼和红五团,这个时候正在赶赴泸定桥的路上(朱总司令30日22时部署电为红五团次日行军指定的到达位置是磨西面),邓飞当然也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的化林坪看到他们了——邓飞能看到的师首长,只能是师长陈光。[17]

  而大垭口战斗的主角,只能是红四团。

  战斗是否存在的问题解决了,战斗主角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战斗的情况。

  先看飞越岭地势:飞越岭如今是泸定、汉源两县的界山,山上垭口名叫飞越关,垭口北侧为桌子山,海拔3001米。飞越关的南侧为马鞍腰,海拔3600米。这两座左右耸立的双峰夹峙之中,就是天然的隘口飞越关。

  6月1日一大早,陈光带着红四团首长到飞越岭山脚下交代任务,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

  红四团团长黄开湘说:这样的地形,大股兵力展不开,山上有雾,对敌人有利也有弊,我们摸不清他们,他也摸不清我们,小股部队随机应变,可以出奇制胜。陈光师长和杨成武都同意他的意见,遂决定:夺取飞越关的任务交给二营六连,并增配一个机枪排。办法还是老得掉牙但是很管用且屡试不爽的套路:以正合,以奇胜。

  黄开湘对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说:“上面垭口两边是悬崖,连猴子都难爬上去,敌人就守在上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上去,还被埋了地雷,昨夜一师部队冲了多次都没有成功。现在只有从侧翼选道而上……”

  六连战士们饱餐了一顿全团同志凑来的干粮后,一个个跳起来,消失在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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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越岭战斗突击队指挥员、时任红四团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的黄霖(建国后授衔少将)

  他们后来的战斗情形,《杨成武回忆录》中以“神兵天降”为小节标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叙述。囿于本书容量,笔者只能将杨成武目击他们攀援到海拔3001米的桌子山山顶的过程作一引述:

  我们的望远镜,一直追踪着这支队伍。

  他们从乱麻一样盘根错节的野藤、荆棘丛中爬了过去:

  他们被一面笔直的石壁挡住了去路。他们又搭起人梯,踩着同志的肩膀翻上石壁。

  有的战士从苔藓上滑下来,虽然那一下滑得很远,但又倔强地站起来,重新往上登。

  他们越往上走,行动越是困难。但是,他们终于到达了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的底下。他们稍事停留,先由一个战士爬上了一棵大树,从树梢荡上了一个立脚点,接着又爬上另一棵大树……一连地利用大树做梯子,这个战士居然到了顶端,从那里放下连接起来的长长的绑腿。后面的战士,抓住了垂直的“索道”。四个排,一百几十个同志,一个挨着一个地攀援上去。我掏出怀表看了看:十二点整。

  我们舒了一口气,好像看到我们的战士,剐破了衣服,露着斑斑血迹,全身其他地方几乎都是泥,只有眼睛闪烁着战斗的光芒。

  我们焦急地等待者,等待着,等待着报喜的枪声。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毫无动静。

  突然,枪声大作。我们兴奋极了。为什么战斗打响之前,那么长时间没有声息呢?后来,从黄霖的汇报中我才知道:他们在一千多米艰苦的攀援中,几乎耗去了浑身的能和热。当爬上山顶时,一个个就像要从大地母亲身上吸取力量似的,一动不动地仰躺在湿漉漉的山顶上。细雨,洗去了他们脸上的污泥;山风,吹干了他们身上的汗水。[18]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没啥悬念了:六连凭敌人阵地升起的炊烟认准了飞越关垭口侧翼敌人警戒阵地的方位,然后以七挺轻机枪掩护,大家连滚带滑地冲向敌人,一瞬间就把百把个正在围火取暖的败兵们吓得四散奔逃,六连紧赶慢赶抓了七十多个俘虏,其余的都不知道散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就是杨开诚指挥杨、谢两团败兵疯狂反扑,红六连则如同钉子扎在地里一样纹丝不动,几度与敌人进入肉搏,也几度击退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前后有三十多名红军战士付出了伤亡的代价,六连三个排长中一个阵亡一个重伤。杨、谢两团败兵当然更是损失惨重:一营营长陈子春重伤,孙治文等几名连长阵亡,两团人马加起来都已不足战前的一半,再也经不起任何磕碰了……

  万般无奈的杨开诚只好再次弃阵而逃。[19]

  至此,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打开了!

  而当晚的蒋公对“朱毛”夺取泸定后的动向判断却仍然是一派游疑:“匪将由泸定向懋功乎?抑留泸定以观形势乎?”[20]

  笔者后来到过化林坪、飞越岭多次,一直想到黄霖他们“从侧翼选道而上”的地点和路线“实地踏勘”一番,但面对一山林海满目苍翠却不知道从何下脚:这山太高,太大,太陡,太悬,瞅哪儿哪儿都好像能攀援两步,可攀上几步很快就被断崖所阻。到化林坪群众中询问有没有谁带红军抄小路上过飞越岭,竟然无人知晓——甚至有人还一脸惊诧:飞越岭打过仗么?……

  这也难怪,化林坪打仗那会儿,一村的人都跑了个精光,剩下的全是些老弱妇幼。

  飞越岭这一拿下,就意味着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彻底打开了!

  这也是中央红军在整个大渡河之役中打得最为激烈、牺牲也最大的战斗。[21]

  笔者一直有个愿望:在飞越关垭口刊个石碑,把这次战斗记录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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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2:化林坪-飞越岭战斗示意图(1935年5月30日~6月1日)(占1幅)]

  ——数十年后,成都驴友、军史爱好者乔振德、张钦华,泸定县原旅游局局长邓明前和笔者等,多次对1935年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红军两岸行军路线进行了徒步踏勘,基本弄清了这些行军路线的里程和战斗发生情况。并首次提供了详尽的考察报告,2020年第5期《军事史林》杂志予以刊发。

  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主力化林坪-飞越岭进攻战斗要图(1935年5月30~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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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39~第4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3]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8页。

  [4]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39~第4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5]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7页。

  [6]1972年8月30日蔡荣森口述(时年74岁,兴隆公社化林大队社员),泸定红军纪念馆存档。

  [7]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8页。

  [8]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8页。

  [9]《林彪、聂荣臻关于已占领化林坪致朱德电(1935年6月1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1935年6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勇部:红四团代号;锋部:红六团代号;牲部:红一团代号;胜部:红三团代号。

  [11]坭头,即今汉源县宜东镇。

  [12]《朱德关于攻占化林坪致各军团、军委纵队及干部团首长电(节录)(1935年5月31日22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坭头,今名宜东。

  [13]陈伯钧1935年5月30~6月2日日记,《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19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4]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第34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5]陈伯钧1935年6月1日日记,《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19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6]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8~第59页。

  [17]这类记忆错讹在《杨成武回忆录》、陈昌奉口述回忆中也同样存在——《杨成武回忆录》中大段陈述了陈、刘首长向他交代任务的情景(《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69~第1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陈昌奉回忆过毛泽东5月30日到泸定时聂荣臻、罗荣恒、左权、罗瑞卿等在沙坝相迎的情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8月29日访问陈昌奉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实际上,左权、刘亚楼率领红五团在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后的6月9日前,一直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在行军序列中处于最后位置,6月9日后才相继回到红一军团(参见《朱德关于中央红军六月九日的行动部署(1935年6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4~第4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8]《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75~第1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19]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第34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0]《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87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21]蒋介石是6月4日才得悉中央红军夺占飞越岭打开“川康要道”的消息的:“匪于冬日(6月2日以一部由大渡河左岸泥头驿向富庄(在汉源西卅里)进攻,与我杨森部之两旅对峙中。其主力于本晨向荥经西方卅里之新庙场亦与我杨部对战中。据此,匪之目标必由泸定向雅安窜扰可以判定……”(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70~第17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第六章 荆关棘道能锁钥?

三、口碑——刘伯承与周氏兄弟的故事 

  6月1日,毛泽东等军委首长来到化林坪。次日,军委纵队全部到达化林坪。

  他们眼前的化林坪已经衰败破落,全无当年茶马古道川藏重镇的热闹景象。想当初这里是联接川康(藏)的要道,也是从古雅州(今雅安)到打箭炉(今康定)的必经之路,还是一个互市贸易的集镇。回溯一番,清康熙二年即在此设“守备一员,标兵一营”——名曰“化林营”,雍正七年(1729年)为化林都司所在(相当于后来的州府)——又称“化林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时任理藩院主事的果亲王(康熙十七子允礼)主持七世达赖返藏事宜:雍正七年(1729年),西藏噶厦阿尔布巴和颇罗鼐内讧,蒙古准噶尔部也准备插手,清廷为保护七世达赖,特在今甘孜州道孚县协德乡境内择得环境气候与七世达赖出生地理塘、居住地拉萨相近之风水宝地,为七世达赖兴建避难居所,御赐寺名“惠远寺”(藏名“嗄达强巴林”意即“解脱”),俗称“泰宁城”或“乾宁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清军入藏后阿尔布巴和颇罗鼐内讧被搞定,准噶尔部向清廷乞和,藏区威胁解除,雍正又派果亲王与蒙古高僧呼图克图到惠远寺主持七世达赖由此返藏事宜。果亲王返京途经化林坪时,曾赋诗一首并刊碑:

  泰宁城到化林坪,

  峻岭临江鸟道行。

  天限华羌开此地,

  塞垣宜建最高坪。[1]

  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化林城原建时,有六街大道及城垣,环城筑有营房,城内有商肆、都司署、关帝庙、城隍庙、安抚使署、千总署、土地祠、川主宫、金花庙、青山排闼坊、果亲王诗碑等建筑,百业兴盛,很有一番繁华气度。

  后来就走下坡路了,民国元年,还是化林县城,次年化林、泸定合并,又变县佐(分县)。

  据化林坪的老人们说,红军从此过路时,化林坪还是分县县治所在,还有点“化林城”的模样,城垣城堡尚存,都司衙门亦在。要按现如今的说法,这里的居民,那会儿还都勉强算得上是“城镇户口”。据当地群众说,毛泽东在此住过两三天,但当年见过红军的老人如今都已去世,毛泽东究竟住的是哪家,现在谁也没法说道明白——那时节天天过红军,讲话的官长很多他们也不知道这中间谁是“朱毛”。而据泸定县文化馆原馆长赵玉林先生考证,认为毛泽东是住在村南头一个叫作“新康合作社化林坪客栈”的石砌房屋中——就是赵玉林先生家隔壁。有传说称:毛泽东早上起来兴致所至还亲自在原都市衙门的墙上刷了一条标语:“川军弟兄们回家种地不要给军阀卖命”,可惜这刷了标语的围墙在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时已经拆除,都司衙门什么的,干脆也成了断垣残壁甚至猪圈,否则这条标语要能留到如今那一定是化林坪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倪德元老人曾听母亲回忆:

  红军打仗很得行,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娃娃子,他们打了仗回来身上挂满了机柄(保险)在首长那里报功,那些机柄都是从川军手里缴来的。他们人小,缴的枪身太重,背不动那么多枪,所以扔掉枪身,只要枪栓。红军煮饭时,是大家都把各自米袋内装的米,向锅内倒些,煮熟后各自打吃,我要做饭时请他们腾锅,他们总是叫我不要再做饭,同他们一起吃。煮饭烧用的柴,他们也要付钱。他们每一批在走之前都要来问我,有没有损坏和遗失的东西,我说没有的,他们才愉快地走了,红军真好,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军队。[2]

  老太太还是没整明白,只抽枪栓不要枪,不是怕背不动,而是瞅不上——枪太孬。

  红军在化林坪留下了口碑,多次去过化林坪的笔者也感受很深。

  其中一个口碑,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留下的。

  2004年笔者第一次去化林坪时,遇上了一位姓周名振良的村长。这位村长祖上曾是村中大户,文化水平不低,据说从前当过赤脚医生,当时从事的副业就是开了个小诊所,为乡亲们解决些吃药打针输液之类的问题。周村长也是位有心人,对化林坪的脱贫和开发很是上心,关于化林坪历史渊源的文字资料也有不少,跟笔者谈起来也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周振良说他有两位叔伯爷爷,一位叫周奕朝,一位叫周奕廷,他们兄弟俩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是川军中的“军中袍泽”。刘伯承领导顺泸起义时,周奕廷是他手下的团长而周奕朝是军需官。化林坪原本就是由兵丁世袭的兵营演变而来的,居民中好多人就是一代代绿营兵的后裔,青壮年们可能遗传基因中就有不少尚武的传统,所以辛亥后正在雅安上中学的周奕廷就邀约了十来位青年,远涉千里到成都考取了四川督军熊克武办的讲武堂,毕业后又分配到川军第一旅第一团当排长。而这个团的团长就是川军中以善战闻名的刘伯承。讨袁护法之役中刘伯承负重伤摘取了右眼球,当时侍奉左右的就是这位周奕廷。

  后来刘伯承成了共产党,周氏兄弟当然也就跟着他举旗造反跟军阀们打起了死仗。

  跟当时共产党人的大多数起义一样,顺泸起义坚持了半年最后也陷于失败。队伍被打散、被收编,刘伯承也离队出走,周奕廷因与共产党联系密切后被杀害于成都,周奕朝则避过追捕辗转回到了化林坪。听说“赤匪”打来了要“杀人放火共产还公妻”,化林坪的老百姓大都逃之夭夭。而周奕朝却心中有数,知道老长官刘伯承就在“朱毛”的队伍中,他叫全家留下来都别害怕:“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很讲规矩,我也要等着见见我这位老长官……”

  在化林坪周家算是大户门面很是整齐,又有人在外当过团长,这算是化林坪近几十年出过的大官,所以陈光带着红二师进村时就把周家当作土豪打了一把,取了粮食拿走东西还让周奕廷弟媳作向导向汉源出发——当时满村都找不着老百姓。

  这时候刘伯承正从后面赶到化林坪,他听过红二师的汇报后心中就有些明白:烈士周奕廷的家就在化林坪,莫非陈光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见到在路边相迎的周奕朝,他一眼就认出了当年自己手下的军需官。刘伯承说,奕廷牺牲的事情我早已知道,顺泸暴动虽然失败但革命并没有失败,现如今革命形势已是今非昔比,红军北上远征党也变得更加成熟坚强,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攻雅安,我看你赶紧把家中的事情安排一下,三天后到雅安跟我们一起北上……。

  周奕朝见到老长官泪流满面,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刘伯承又问:“奕廷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在家境如何?有没有什么困难?”

  这话问在了周奕朝的伤心处:“奕廷牺牲后他老婆也在雅安郁郁而终,留下丕焜丕炯两个孤儿,大的四五岁,小的还在吃奶,因身边无人照顾,人都死了几天了这孩子还在妈妈身边要奶吃。家里得知情况后才去把孩子们接回老家,现在是我和三弟分别在抚养……”

  刘伯承闻听此讯不胜唏嘘:“你赶紧把孩子们带到都司衙门来让我看看。”

  都司衙门是刘伯承临时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周奕朝回到家中,把因怕到处乱跑被子弹打伤而藏匿在地窖中的两个孩子叫了出来,一起捧着周奕廷的遗像去见“刘伯伯”。两个孩子见着“刘伯伯”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刘伯承眼含泪光揽过两位烈士遗孤,面对烈士遗像默然良久……

  刘伯承告诉两个孩子:“现在好好读书,要听大人的话,长大了来找我。”

  这时外面还有零星枪声,部队还在继续前进,刘伯承不能久留,便留下了几百两烟土和一些现大洋,让周奕朝安排好烈士遗孤就到雅安来找他。同时还修书一封让周家三弟火速送给前面红二师政治部:

  二师政治部:

  据调查,你们新兵连在化林坪打了一家姓周的土豪,并将其家中一个女人带去了。

  查,周奕廷在泸州暴动时曾充暴动军的团长,近为刘文辉捕杀,该女是其弟妇,周奕廷是革命家属,不应没收,该女亦不应捉,除我们已给的抚恤外,你们就应即将该女释放,交给来人带回,并予以相当抚慰(如你们到清溪可给以相当物品),来人亦希接洽招待。

  总政治部

  六·二于化林坪

  周家大门也被贴上了布告:

  周首臣、周群臣二家均是革命家属,各友军经过,不得扰动,并予以保护为要。

  红军总政治部一九三五年六月

  实际上周氏媳妇把红二师带到了要去的地方,刘伯承修书时她已经被放回而且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周家三弟去红二师的半道上碰见了已经安全返回的她,也就一同打道回府而没有再去红二师送信,这件珍贵的文物也就因此而得以保存至今……

  红军走后周家兄弟被国民党军吊打逼问了一番,然而这周家兄弟藏起了刘伯承的书信布告,敌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周奕朝被放回后马上就到雅安去追刘伯承,行至半道上却听说红军没有进雅安而是直接去宝兴翻了雪山……

  周奕朝怏怏归来一病不起,很快就与世长辞,几年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周奕朝去世前将藏匿刘伯承的书信和布告的地方告诉了烈士遗孤,嘱咐他们“长大了一定要去找你们的刘伯伯”。于是烈士遗孤周丕炯将这两件珍贵的文物保存在周宅屋檐的瓦弄里,躲过了十多年血雨腥风。15年后刘邓率队伍解放了四川,这书信和布告也就成了重要的证物,周氏后人也因此得到了烈士家属的优抚。

  周丕炯入学深造后还在甘肃做了干部。[3]

四、一个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利好消息” 

  军委纵队到达化林坪的当天,毛泽东等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根据6月2日那天他们获知的一个既意外其实又并不意外的“利好消息”作出的。这个“利好消息”是他们呼唤和遥望已久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传递过来的一份电报: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向大渡河畔北进那些日子里,红四方面军也经北川进入了川西北高原的岷江峡谷,先取茂县,而后又北攻松潘,南掠威州、汶川,沿岷江两岸发展。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夹河而上奔袭泸定那几天里,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已率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各一部组成先遣队,先后占领理番(今薛城镇)、杂谷垴(今理县县城),准备翻越虹桥雪山,向懋功方向前进以接应中央红军。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化林坪的第二天,已进驻茂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通过李先念向中共中央发来了这份极其振奋人心的电报:

  中央:

  红军西路军先头部队指挥员望转呈朱德、毛泽东、恩来诸同志:

  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联络。你方先头部队确取[联]络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带情况,都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确是兵心分颊把握的。

  三、一切详情以后再说,特先数语,略过大概。

  国焘、昌浩、向前

  二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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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见,刚刚打通了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通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得悉这个信息时的喜悦与振奋:这是期盼已久的会师在望,期盼已久的会师在即啊!当晚22时,中革军委立即下达部署,改变了日前“迅速攻占清溪,并迂回荥经,各个消灭刘敌部队和控制富林渡口,扼阻南岸追敌”的意图,决定立即转道北进,突破川军尚未布防就绪的天(全)、芦(山)、宝(兴)防线,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去!——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彭雪枫、左、刘、邓、蔡:

  A.据林、聂电,清溪有刘敌第五旅和第四旅残部及刘湘一混成旅,冷饭沟有其一部。另杨森一旅在汉源场、富林。估计川敌有集中上述四个旅大部固守清溪,相机出击,同时在荥经及荥经通化林坪的新路上并以一部扼守的可能。

  B.我野战军以放弃攻取清溪、荥经,迅速夺取天全、芦山之战略要点的目的,定明三号起行动部署如下:

  ⒈一军团(缺第五团)及五军团为右纵队,仍归林、聂指挥,取道胡庄街、凉风顶、牛屎坡、石坪、小河子及其以西平行路,向芦山或天全前进。明三号应以佯攻清溪姿势,留五军团佯攻和监视清溪及冷饭沟之敌,并接应五军团之一营和一连及一师侦察队和一步兵连归队。一军团则进至碗厂、石坪之线,派先遣队抢占小河子、花滩两渡口,并准备如遇清[溪]敌出击,应即协同五军团击退之。明日行动具体部署应由林、聂规定,并准备在石坪、小河子继续掩护中央纵队前进。

  ⒉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第五团为中央纵队,以战备姿势取道化林坪、大桥头、水于地向天全前进。明三日雪枫率十二、十三两团经泥头、泥巴山开新庙子,向清溪、荥经警戒。三军团主力(缺两个团)起至水子地、宝兴厂之线。军委前梯队至大桥头,后梯队干部团主力及第五团在化林坪、盐水市之线,并补充粮米。

  ⒊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向天全前进。明三日起罗先率两个营轻装以两天半行程赶占天全,何率其余部队暂留泸定。

  C.一、五军团及雪枫部队沿途须收集电线,以便架桥。

  朱

  二日廿二时[5]

  这个部署下达之时,红一军团已兵临汉源城下。

  日前,挟飞越岭战斗胜利之势,林、聂首长率领红一军团各部一路追歼杨、谢两团溃兵,董振堂、李卓然率红五军团及彭雪枫所率红十二团、红十三团紧随其后,当天下午就直下三交坪,进占宜东场。尔后又按中革军委当日19时“攻占清溪迂回荥经”之部署,兵分三路:一路从三交坪翻龙华山去荥经县的大桥头;一路从宜东翻打马岗去荥经新庙;一路穷追败敌袁镛旅至富庄。到富庄再分两路:红一军团主力经西溪抵九根树,翻泥巴山到荥经新庙;红一军团一部和红五军团则顺塔子山进攻猛虎岗(汉源),直抵三牙关,逼近汉源城(今汉源县清溪镇)。[6]

  这一来真就把汉源城中的刘文辉急得团团乱转:他手中只有一个实际兵力不足一团的“警卫旅”段绶章部,还有一个由“编余军官”组成的“将校连”。前几天安顺场渡口失守,刘湘部第六旅王泽浚部打这儿经过去荥经、天全设防,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助自己一把的意思。如此,他当然首先想到的还是如何自保,而不是出来惹是非挡谁的路。于是,杨、谢两团残部被留在猛虎岗(汉源)一带,与段绶章部共守城池,并在距城五里的三牙关北侧制高点大丘坪放上了一个营,居高临下,筑工设防。

  6月2日,红军在猛虎岗、三牙关一带与段绶章部激战,威逼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

  当晚,蒋公的判断仍在游疑中:“匪由泸定直趋天全、雅安,而不攻康定乎?”[7]

  6月3日,在接到中革军委日前22时部署后,红一军团即转道北进,威逼荥经;红五军团则接手红一军团原来任务,但已不再以“攻取清溪”为目的而改取麻雀战术。部队分成多批在三牙关和县城近郊,不分昼夜,多处出击,虚张声势,制造假象,以掩护主力转道北进。

  6月4日,蒋公在游疑之后的基本判断仍然没有脱开“一团乱麻”:“匪急攻荥经被阻,其将窜天全、芦山处?据降匪供称,匪到泸定后,见给养困难,乃不窜丹巴、懋功改窜雅安、理番乎?”[8]“匪之目标必由泸定向雅安窜扰可以判定。”[9]

  6月5日,红五军团也悄然离去,经牛市坡,翻甘竹山(泥巴山)进至荥经新庙场。

  刘文辉擦去一头冷汗,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然而其治下史官们却不甘寂寞,数年后在修《汉源县志·武备志》时,仍然没有忘记为这位已得到“西康省政府主席”宝座的“刘自公”狂拍了一马屁:“是时幸得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驻节县城,地方治安赖以坐镇,红军转窜天、芦。”[10]

  这都啥马屁啊,尽往马蹄上拍!

  那是“赤匪”顾不上搭理你刘自公这个“破落大户”,知道不?

  6月4日,毛泽东等离开化林坪,经“新路”奔天全而去。从这条“新路”去天全的,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还有彭德怀、杨尚昆所率红三军团主力和左权、刘亚楼所率红一军团第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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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所谓的“新路”,是指在化林坪分岔去荥经小河场的一条茶马古道,这条道不需翻越“川康要道”上的飞越岭、大相岭两座高山,而只需翻越一座山王冈,从行程上来说比较节省时间。刘文辉接手川边建立“西康政务委员会”后,一度“派员修筑”,拟将此路改作公路,但最后结果还是劳而无功。

  个中缘由,任乃强老先生在《泸定考察记》中写道:

  自龙巴铺经化林坪逾山王冈入大黄沟合荥经小河场路,先行动工,将化林坪至小河场一路开凿。路宽七八尺,不设阶级,仿马路式而实非马路,初欲缩减康雅行程而已,称为新路。新路所逾之山王冈,高度仍在二千八百公尺左右,附近数十里内,冬令结冰,厚达尺余,土内含水,经结冰后,容积涨缩甚大,致将筑土完全抬松。春雨发后,土随水去,路面复坏,积年欲甚。加以夏季山洪,破坏尤烈。而修路之后来招店肆,力夫往来食宿不便。行人既少,保路益难。今殆已不复可行矣。[11]

  笔者2006年7月曾经徒步走过这条道,翻过了山王冈垭口,测得海拔高度为2882米,比飞越关垭口还要高出几十米。确如任乃强先生所言,那个“路宽七八尺”的“路”,根本就看不见瞅不着,一路上都是些只容得一人通过的泥泞夹杂嶙峋卵石的小道,甚至根本就没有路,得在灌木丛和刺笆笼中钻来钻去,笔者上得山王岗时的裤脚已然被挂成了扫帚……

  笔者一路走一路嘀咕:当年军委纵队中如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这样的老者和蔡畅、邓颖超这样的“大姐”们,是如何蹚过这条道的哩?笔者穿着登山鞋常常还觉得站不稳当,当年那些穿草鞋的脚,又是如何以日行百里的速度疾速通过此间奔天全去的哩?……

  还得补充一句,这条道上马是骑不成的,担架也是坐不成的。

  ——太陡,太窄,灌木荆棘太多,骑马比走路还要危险。

  山王冈也是泸定和荥经的界山。毛泽东等翻过山王冈下坡时,在荥经那头遭到了敌机轰炸,警卫班长胡长保被炸成重伤,被背着抬着到了荥经三合乡的水子地后,还是因伤重不治而牺牲——那几天里,天天都有飞机沿途轰炸,伤亡者也远不止胡长保一人。据时任军委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的日记记载:6月4日,军委三局“五时由化林坪出发,经大桥头、宝兴场(保新厂)至水子地宿营(约一百○五里)。途遇敌机轰炸,局伤三人一马。”[12]

  山王冈的山脊上有几个大坑,据说就是当年敌机投弹的弹坑,现在当然已经是荒草丛生。坑好像也并不深,估计当时扔下的炸弹也就是几十百把磅的小炸弹。不过就是这种小号的东西,也给基本上没有防空能力的红军造成了不小麻烦,在长征中被敌机炸死炸伤的红军官兵不在少数,许多开国元勋的身上恐怕都有这种小炸弹的碎片。

  走“新路”的军委纵队、红三军团主力在这几天里,基本上天天都遭到了轰炸。

  下得山王冈的这条“新路”,景色很幽雅,但路烂得不成样子——笔者自驾摩托走过。

  军委纵队、红三军团主力行至三合乡时,即离开这条“新路”,从水子地,翻抱桐岗,再经青山垭、思经坝,于6月5日左右进抵与天全县城隔河相望的天全河南岸;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主力经新庙、泗坪,进至孟家坝,而后兵分两路,一路经荥河、花滩向荥经的川军杨森第六混成旅杨汉忠部佯动,一路则经陈家坝、铜厂,于6月6日进抵与芦山始阳镇隔河相望的天全河南岸。

  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完全脱离了大渡河上游峡谷,进抵天全河南岸。

  只有何长工所率红九军团一部,还在泸定城看着那座铁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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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4:山王岗——毛泽东在此遭遇轰炸,警卫员胡长保牺牲(占半幅)]

  注释

  [1]果亲王这块诗碑如今已根据拓片复原,立在化林村村头。

  [2]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8页。

  [3]周丕炯:《回忆敬谒刘伯伯情景》,《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5~第22页。

  [4]《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关于派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红军取联络致中共中央电(1935年6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确是兵心分颊把握的”系原电内容,疑为译电错讹,笔者引用时未作改动。

  [5]《朱德关于我军夺取天全、芦山的行动部署(1935年6月2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4~第3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51~第5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7]《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88~第189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8]《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239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9]《蒋介石关于匪之目标必由泸定向雅安窜扰可判定致薛岳、李韫珩等电(1935年6月4日)》,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70~第171页(手令影印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10]转引自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52页,1986年9月第1版。

  [11]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11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12]《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日记》第196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第六章 荆关棘道能锁钥?

五、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

  6月5日凌晨2时30分,中革军委开始部署突破天全、芦山、雅安防线的行动: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彭雪枫、邓、蔡:

  甲、石坪、小河子为杨森十三团,昨四号与我第二团接触,即向荥经退去。荥经有其第五旅一部讯。五军团离开放羊坪,敌未尾追。估计杨放在雅州、芦山、天全有其三个旅可能。

  乙、我野战军须以坚决迅速的行动,抢得天全河上下游的铁索桥,以突破杨敌在雅州、芦山、天全的防线,而便我与红四方面军配合,寻求作战机动。

  丙、我野战军今五号行动:

  ⒈一军团有夺取伏龙桥、罗羊坝及始阳三个铁索桥,并消灭该处守兵的任务。一军团之教导营应先开花滩向荥经佯动,并掩护一军团主力由小河子北进。第五军团由宝兴厂开小河子以东策应教导营。林率第二团经陈家坝开三角庄,夺取始阳铁索桥。聂率二师主力及军团直属队,经伏龙桥夺取罗羊坝铁索桥。一师主力则经小河子跟进,夺桥不成,则应在始阳上游进行架桥。一切具体部署责成林、聂依实况自定。

  ⒉五军团应开至新庙子、石坪之线。

  ⒊三军团有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的任务。雪枫率先头两个团由现驻地经思金坝,以一部夺取沙坝头,主力夺取龙衣。成功则相机袭占天全,不成则进行下游架桥。三军团主力应跟进至思金坝。

  ⒋军委纵队留水子地。

  ⒌九军团任务仍旧。罗率所部应向紫石关吸引杨敌夏旅向西,何率所部应在泸定桥西岸两方严密警戒康定之敌。

  丁、为迅速夺取铁索桥,一、三军团先头部队如白日不及赶到,当晚应赶路抢到。

  朱

  6.5.二时半[1]

  迄至此时,天(全)、芦(山)、雅(安)这个蒋公扯松了的“大渡河会战”口袋的底部,已有川军刘湘所属之第六旅王泽浚部(负责芦山防务)、川军杨森所属之第四混成旅高德周部(负责天全防务)、第五混成旅杨汉忠部和第六混成旅罗润德部(负责荥经防务)陆续赶到并开始布防。所以,如果仅从需要面对的敌军番号和数量质量来看,中央红军的处境甚至比在大渡河上游峡谷中还要恶劣。

  可这一冲出了大渡河上游峡谷,天地也豁然开朗了呀!

  而且,上面所言那几支相对而言比较精锐的川军部队,状态都很成问题。

  老谋深算的“大渡河守备总指挥”杨森在川北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多少也积攒了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来这共产党的确“不好打整”,自己这两万人这个把月来“转进”千里却跟人家主力照不着面儿就是明证(其实他私下里也认为不照面比照面还是要好些);二来真要跟共产党死缠烂打,摊子打烂了是自己的,“委座”不光是不会“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而且还要打量打整你剩下的烂摊子!——瞅见那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了么?他是干啥子来的?一“剿共”,二“裁军”!“剿共”自然是剿“朱毛”和“徐匪”,“裁军”呢,那不就是要朝老子这样的杂牌队伍裁?还美其名曰:整理川政?啊呸!裁哪个不裁哪个,哪个多裁哪个少裁,“委座”他不还得看谁谁谁在这次“剿共”中的“政治觉悟”和表演水平么?

  于是这位最爱在蒋公面前“表决心献忠心”的杨森,背地里却让其侄子、第五混成旅旅长杨汉忠主动给自己的滇军旧交朱德套近乎,奉上番号与“联络呼号”,要与路过荥经县城境的红一军团主力“互不侵犯,朝天鸣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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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千万甭以为杨子惠这是“义薄云天”真跟朱玉阶讲交情,那是知道“汉忠贤侄”这会儿跟“玉阶兄”较劲儿肯定是两头都捞不着个好!后来中央红军经宝兴出夹金山,杨森瞅见踩着人家脚后跟可能会有便宜讨,就不讲“袍泽交情”了,在蒋公面前自告奋勇尾追红军甚急不说,还指使部下屠杀红军伤病及掉队人员,然后去向蒋公谎报那个“俘获二千余人,压迫入溪流溺毙者众”的“灵关大捷”。

  能糊弄就糊弄,糊弄不了“朱毛”,就糊弄蒋公。

  对于这种送上门儿来套磁的主儿,“朱毛”当然是很喜闻与乐见的。朱总司令收到“子惠吾兄”释放的这悉“善意”后也修书一封给“汉忠贤侄”:“汉忠师长吾侄勋鉴:来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堪嘉许,已按来意饬敝部先头部队与贵军切取联系,专复并颂勋绥!朱德顿首”。[2]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革军委首长真的对杨森阻挡红军的消极态度就非常放心,而是恰恰相反!朱总司令不可能不了解自己这位“拜把子兄弟”反覆无常投机取巧的脾性:杨子惠释放的这番“善意”是有时限的!中央红军要在此间挪不动步,这番“善意”也是要见天往下打折扣的。这几天春雨暴下,天全河也在暴涨,几座铁索桥都被破坏,中央红军如果不迅速渡河,南岸人烟稀少,部队就粮困难,刚刚冲出大渡河上游峡谷的中央红军主力会仍然可能会面对严重危局……

  因此,中革军委首长在对自己部队作部署下命令的时候,使用的完全是非常严峻的语气!而与这种“严峻语气”相呼应的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去向的判断——从这天起,这位国民党军最高统帅的思维也从此前的游疑不定和一团乱麻,渐向“正确”靠拢:“残匪渐向天全、懋功进窜模样”[3]。

  6月7日凌晨2时,朱德总司令电令已率红九军团翻越马鞍山进抵天全以西紫石关的罗炳辉:“你得电后须立即集全力乘夜坚决袭占天全,并在城附近上游之铁索桥接应三军团渡河,协同向东横扫敌人。此项任务,必须不惜一切牺牲于今七日上午完成,以挽危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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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总司令

  “以挽危局”?这可是个空前严重的字眼儿。

  罗炳辉当时正在病中。

  这病其实在过泸定桥之前就有了。九年后的1944年9月28日,罗炳辉在日记中写到了他当时的病情:“辉未过大渡河之泸定桥时,即大病不食,几呼(乎)死去,经医治有好转,沿途人民逃走,找夫(伕)不着,选自己战士抬,因体重,遇障碍和上下陡峭山坡时,又下马,用几个人前拉后扶的通过。到紫石关这晚任(仍)不能饮食,腹鼓胀,呼息(吸)困难,体弱到相当程度。”[5]

  本来,根据中革军委6月2日22时部署,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应于6月3日“率两个营轻装以两天半行程赶占天全”,但红九军团完成这个行程却用了四天——他们6月3日从泸定出发,当天翻越马鞍山进至长河坝;4日进至距天全只有30里的紫石关时却多盘桓了一天;6日凌晨则收到朱总司令的急电。这个中缘由,一种可能是与罗炳辉的病情有关,另外可能也与红九军团一些干部因大半年以来长途转战所滋生和蔓延的悲观懈怠情绪有关。

  后一种情况,罗炳辉在9年后的日记中曾经言及:

  (我)将电交参谋,(参谋)看完说,我早说完了,还有什么出路,叹口气睡着不动。请找向导,调查天全西北之小河上游,找徒沙(涉)场,以便越过敌守桥之碍路,便利进攻县城,也不作声。又叫黄奎参谋起来找向导调查路线,通知各部马上做饭吃,部队集合开干部会,黄又不让,只得自己带病起来生气的说,共产党员,只有我一个人才是,这是我个人的事?当即找住房六十余岁的老头来调查,并叫通讯员通知各部做饭吃、集合、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电令,说明共产党员最伟大的牺牲时间(存疑,似应为“精神”),只要救党中央,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者,救出红军主力,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虽死犹生。同时我们能很好走在河的北岸,敌人不知我的力量,我们迂回西面、南面主力逼近,敌人必恐慌撤退,即是死守不难夺取更有利的歼敌,还有大的缴获补充,很光荣的与中央主力会合。随即出发前进,徒涉过小河,前面稍有与掩护部队接触,因头天被击溃之敌已清楚我由河北岸猛进,不知虚实,恐慌撤退。我军即冲入城中,找船接渡一、三军团先头部队,敌机六架轰炸我军,令一部追击逃敌,其余找位置隐蔽。

  我当时一股勇气,随队行动,忘了有病,不料大病体弱,过度紧张,忽然眼发黑晕倒,约三小时才转清醒。[6]

  朱总司令把情况说得很严重,除了对杨森不放心外,也是对这个把月来大负荷行军机动在中央红军内部所产生的消极懈怠情绪非常担忧,严峻语气是出于“激将”之动因——“挽救危局”这类字眼儿,并不只是针对红九军团的!在朱总司令同一天同一时刻签发给红一、红三军团首长部署渡河的电报中,也同样出现了:“我三军团得电后,须不顾—切牺牲,立即开至天全、太子地之线南岸,与九军团配合行动,于今七日上午抢渡过河,得手后立即向东横扫,以接应一军团”,“一军团今七日在始阳上游进行强渡,得手即依昨二时电令执行,不得手应加紧在始阳上下游的佯动,以抑留夏、王两敌,而便我三、九军团在天全上游配合行动,以挽目前危局”。[7]

  实际上,日前已进至天全河南岸的红三军团、红一军团虽然因涨水和索桥被破坏未能于当天渡河,但7日行动起来的动作并不慢:罗炳辉抱病率红九军团赶到天全县城之前,红三军团已有“先头部队泅水过河,在老船头登岸,并用沙坝高布客家的土布拧成绳索,再借部分门板、木方搭好浮桥”,天全守军第四混成旅高德周部一个营已经弃阵向梅子坡方向逃逸。红九军团进入天全城后不久,红三军团“大部队即开始过桥入城”[8]。高德周部这个先头营其实也是日前刚从洪雅赶到天全的,营长胡全到了天全一瞅对岸就知道苗头不对,“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进”当然也就成了他抬脚走人的最好理由。

  几乎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也开始从始阳过河。

  日前,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已在始阳对岸的秧田坝、落坝等地与杨森部队和当地民团隔河对射了一天。当日晚上,已然掂出这边分量的守军全都不见了踪影。次日9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电告朱总司令:红一团已在过河;红四团正在修复两座索桥,13时前可修复;红十团在龙衣架桥,12时即可完成。同时提出建议:“现以第一团向芦山急进,由陈光率第四团附二十分队向灵关急进。以第—师之一个团向飞仙关佯攻,军团主力在第一团后跟进。日来林、聂身体均不适,不能随先头部队急进,否则及[会]迟滞先头部队之行动。”[9]

  当日晚,红一、红三军团全部渡过天全河。

  当日晚,蒋公致电龙云、薛岳、李韫珩:“朱毛残股连日进攻汉源、荥经皆被击溃,迄到昨日天全被陷,匪部现完全到达天全,据飞侦详报,泸定已无匪踪,是恢复泸定,当无问题,惟匪未离川北以前,我军对于泸康与丹巴仍须十分注意。派队堵防其向西面窜也。”[10]

  6月8日7时,中革军委再次下达部署,指明中央红军主力渡过天全河后的前进方向:“我野战军应迅速渡河,经宝兴北占懋功(新街子),以便能取道内线理[番]与四方面军求德[得]会合”,并督令军委纵队、红五军团尽快渡河,“九军团应即由天全开向飞仙关,接替一军团一个团向飞仙关、雅州佯动的任务,切实警戒雅州之敌”。[11]

  这个时候,何长工所率红九军团留守泸定桥的部队已经快赶到天全了。

  他们是两天前离开泸定的——离开之前,对泸定桥实施了“部分破坏”。

  关于“部分破坏”泸定桥的情况,何长工有过这样的口头陈述:

  ……九军团还有一个任务是守住泸定桥,而对岸敌人的炮火用炮向我们轰击,军委来电指示一定要把桥守住,不能让敌人过桥。我曾经给军委建议:把泸定桥的铁索锯断几根,我们开了紧急会议,由罗炳辉带主力迂回天全,我带一队锯桥,我们把铁索锯得要断不断的,让敌人大部队走上桥让铁索一断,把敌人连桥一起掉在河里,这样我们便配合一、三军团渡过了飞仙关,到了天全,周总理等人还请我吃炖鸡面,说我为军委出了个好主意。[12]

  何长工这段话所言的“敌人”,是驻康定的余松琳旅一部,他们是瞅着红军主力离开泸定后,才战战兢兢来到泸定桥西岸的。不过这时敌对双方攻守态势已然互换,地势上和兵力上的对比也已然互换,何长工守桥的压力实际上也很大。

  泸定桥,实际上并不好守——虽然川军断然不敢像红军一样攀铁索来抢桥。

  红九军团“部分破坏”泸定桥的办法是这样的:九根底索隔一根锯断一根,共锯断四根(实际上只锯断了三根),这样一来桥板也铺不稳当,一天只能过一个营。等过来的人差不多了,红九军团守桥部队也走远了追不上了。

  红九军团守桥部队是经二郎山那条猎道[13]去天全的,之所以选择这条道,是因为泸定桥上游烹坝有渡口,红九军团守桥部队如果沿东岸上行经四湾、五里沟走马鞍山小道,有可能与余松琳部从烹坝渡河的部队遭遇。

  至此,中央红军全部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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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星期后,“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和中央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经大渡河两岸先后到达泸定:“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经冕宁、察罗、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经海耳洼、磨西面、咱威,于6月13日进抵泸定;中央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随刘元璋部到达察罗后,改向大树堡前进,6月11日从大树堡渡过大渡河到达富林,再经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宜东、飞越岭、化林坪、龙八埠,尔后沿大渡河东岸经冷碛、甘露寺,于6月16日到达泸定。[14]李师到到达泸定后,即征召民伕从马鞍山东麓的天全采集竹子编成篾索,把泸定桥剩下的底索铁索编织在一起,弄成了个“篾索桥”,算是暂时恢复了两岸交通。[15]当年8月,在刘文辉主持下,泸定桥开始动工修复,次年5月竣工。修复工程历时九个月,计耗费大洋33200元。[16]

  万里长征中的大渡河之役,在中央红军最后一支部队离开泸定那天,被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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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5:中央红军大渡河两岸行军路线详图(1935年5月24日~6月4日)(占1幅)]

  注释

  [1]《朱德关于我军突破敌雅州、芦山、天全防线的行动部署(1935年6月5日2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9~第3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转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1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3]《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241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4]《朱德关于攻击天全之敌致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电(节录)(1935年6月6日2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3~第5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5]《罗炳辉将军回忆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上旬奉命攻打天全的日记(全文)》,《天全文史资料·第1期》第3页。

  [6]《罗炳辉将军回忆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上旬奉命攻打天全的日记(全文)》,《天全文史资料·第1期》第3页。

  [7]《朱德关于红一、三军团配合红九军团袭占天全的部署(1935年6月7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于无声处听惊雷——红军长征第一次经过天全》,《天全文史资料·第1期》第1页。

  [9]《林彪、聂荣臻关于红一军团向芦山急进的部署致朱德电(1935年6月7日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294~第295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11]《朱德关于我野战军北上懋功,会合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6月8日7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76~第3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2年10月23日访问何长工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13]高上佺:《二郎山公路选线的由来》(《天全文史资料·第3期》第19页)记载:1922年川军师长蓝绍侣(又名文斌),率领部队进军打箭炉(即康定),刚到县属的两路口(今名新沟,位于马鞍山东麓山脚),听说前方马鞍山有川边军踞险扼守,以逸待劳,不敢前进,蓝乃至征询当地团正柯玉华,除马鞍山外还有其他道路通泸定么?柯思索后:“我以往打猎时,曾踩出过一条由这里到泸定的荒山毛路,而且比翻越马鞍山捷得多,只是险峻”,蓝听了很高兴,立命柯作向导,率大部队由荒山毛路华露寺进迫泸定,另外又派一部分部队向马鞍山守军佯攻。此时川军队腹背受敌,全部溃散。同时蓝部占领泸定城,委派柯玉华为泸定知事。稍后,长驱直入,占领打箭炉等地。

  [14]《追达泸康》,薛岳编:《剿匪纪实•西康追堵》第3~第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15]李清献:《湘军第五十三师追击中央红军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8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6]孙前、周文前、王永模:《泸定桥三百年大事记》第21页,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甘孜字第2005-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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