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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辉:毛泽东接见志愿军将领全景回眸

陈辉 · 2020-10-26 · 来源:红色文化网
抗美援朝70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领袖与将帅纵论抗美援朝战争

  ——毛泽东接见志愿军将领全景回眸

  陈  辉

  出兵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从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到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抗美援朝战争。

  与志愿军将帅直接面谈,是毛泽东了解朝鲜前线真实情况,调整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方针和激励前方将士的重要渠道。毛泽东先期会见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员邓华以及5位军长和1位军政委,后期又接见了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杨勇和政委王平。在与志愿军将帅的会见中,毛泽东谈笑风生,他的真知灼见和喜怒哀乐展现得淋漓尽致。

  ■会见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战略方针进行重大调整■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笔者来到北京香山脚下的一个干休所,采访了彭德怀当年的军事秘书杨凤安,请杨老谈了当年毛泽东会见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往事。

  杨老是军事科学院原副军职研究室主任,解放战争后期就跟随彭总南征北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担任彭总的军事秘书兼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杨老回忆说:“1951年2月20日,我随彭总专程回国,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朝鲜战况,请示今后的战略方针。”

  21日,在中南海,毛泽东见到彭德怀,幽默地说:“彭老总,我们的同志和朋友对你不乘胜追击很不理解!”

  彭德怀说:“根据我们对整个战局的分析,我们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削弱敌人。李奇微这个人很狡猾,他要利用我军装备落后与作战弱点,以强大的火力杀伤我有生力量,或实施侧后登陆,他的战役企图已经十分明显了。所以我们决定,把主力撤回到三八线附近,利用有利地形,实施战术反击,然后再图进攻。”

  站在一旁的周恩来说:“我们打过三八线,敌人诱我南下,会重演仁川登陆的故技。彭总没有上他的圈套。彭总提出轮番作战,斯大林称赞彭总有办法。”

  毛泽东说:“在撤退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有意见,可以不必介意。关于朝鲜战局的发展问题,按照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原则办。”

  杨老说,当时主席表了这个态,彭总十分高兴。彭总兴奋地说:“我回国要的就是主席这句话!”

  接着,杨老向我介绍了彭总回国向毛主席汇报的背景。

  杨老说:“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我们打垮了美军‘王牌’骑1师、陆战1师,南朝鲜军第3师、第6师,歼敌1.5万余人。正在志愿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彭总在作战室中突然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当时,作战室的人都愣住了,我也很纳闷。”

  彭总看出了大家的心思,说:“麦克阿瑟错误地估计了我军的出国兵力,认为我们过江的部队人数不多,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麦克阿瑟狂妄得很,他求胜心切,还会卷土重来。所以我考虑采取诱敌深入,适时地放弃阵地,诱敌进入预定战场,再合围歼灭。”

  彭总的解释为我们消除了困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都同意彭总的战法。后来,彭总又命令部队大踏步地后撤20公里,并在沿途丢掉小锹、背包等物品,造成仓皇逃跑的假象。果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了钩,大批的“联合国军”进入了彭总布设的口袋阵,第二次战役一下子消灭了“联合国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收复了平壤。毛泽东称赞说:“彭德怀同志很能打硬仗、恶仗。他这次运用得更大胆,是用两个军迂回,四个军突击,双层包围,尾追堵歼,打败了美国所谓‘王牌’骑兵师,又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杨老谈及了志愿军第三次胜利后退兵的经过。

  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占领了汉城,歼敌1.9万余人。正在向南乘胜追击时,彭总又果断地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他对几名志愿军领导说:乘胜追击容易,但我们要十分慎重。第一,敌人虽遭我三次沉痛打击,但主力没被削弱,后备力量很强,技术装备仍占极大优势。第二,敌人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有既设的坚固工事。第三,我军相当疲劳,特别是减员很大。第四,随着战线的逐次南移,后勤运输线已延长到550~700公里,在敌机封锁袭扰之下,我后方弱点暴露更多,前运后送更加困难。

  杨老表情严肃地对我说:“彭总这次命令部队停止追击是顶着三股压力的。”

  一是志愿军官兵和朝鲜人民军正在进攻的势头上,突然停止进攻,感到不好理解。二是经过三次战役,志愿军收复朝鲜首都平壤,打过了三八线,占领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国内普遍认为美国佬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一鼓作气,就能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对胜利的期望值过高。最后一股压力来自苏联驻朝鲜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他曾是二战后期苏军进入朝鲜进攻日本关东军时的集团军司令。

  杨老说,当时拉佐瓦耶夫的基本观点是朝鲜战争可以速胜,主张乘胜追击。他说苏军的战斗条令中,没有进攻胜利后停止进攻的。彭总则认为朝鲜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当前必须停止进攻,防止敌人反扑。1951年1月5日,在君子里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彭总与拉佐瓦耶夫激烈争执的场面,好像就在眼前。

  在会上,彭总说:“敌虽遭我三次战役严重打击,但主力损失不大,且保持海、陆、空优势。这次敌人有组织地节节败退,显然是别有用心。因此,我军停止追击,当前进行休整和充分准备,求得下一次战役在这一线更多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拉佐瓦耶夫则主张:“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

  会后,拉佐瓦耶夫立即给莫斯科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指责彭总:“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

  彭总把会谈情况报给了国内。毛主席同意彭总的意见,并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电告了斯大林。

  斯大林立即给拉佐瓦耶夫回电,大意说:东方有天才的军事家,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东方战场一切听彭的指挥。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不久,斯大林就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了。

  事实正如彭总预料的那样:美军企图在志愿军孤军深入后,发起第二次仁川登陆。发现志愿军没有上钩,便在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十几天,就集中了“联合国军”5个军16个师又3个旅和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地面部队共25万余人,发起了全面反攻。由于彭总及时地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后来又主动后撤,放弃汉城,采取机动防御的战略,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余人。

  杨老介绍说:“实际上一至四次战役,我们确定的作战方针都是消灭美军一两个师,南朝鲜军几个师,可是没有一次能实现,说明我们以往的作战方针胃口过大,与实际存在着差距。彭总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洞察到这一战略性的偏差,并及时向主席汇报。”

  毛泽东与彭德怀会见后,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作战方针,从“大举歼敌”调整到“打小歼灭战”,从争取“速胜”调整到“准备持久作战”,确立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今后,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两个整营,也就够了。如果这样办不到,则要求每次每军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积少成多。

  杨老说:“抗美援朝的战略方针的调整,彭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杨老最后说:“朝鲜战争是彭总指挥艺术最成熟的阶段。‘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是世界公认的二战名将,比彭总大18岁,仁川登陆又一战成名,但最终败在了彭总手下,被杜鲁门总统革职回国。毛主席当年还夸奖彭总,不像麦克阿瑟,打了点儿胜仗就忘乎所以。抗美援朝战争证明,‘联合国军’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对手,美国的世界名将也不是彭总的对手,彭总无愧于天才的军事家称号。”

  ■三次接见邓华,用乡音笑谈“零敲牛皮糖”■

  邓华曾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协助彭德怀参与组织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又接任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在北京召见邓华,了解战况,部署任务,面授机宜。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7个多月,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敌23万余人,把战线推进并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951年4月,美军上将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他发现志愿军的攻势一般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左右,因为志愿军的干粮袋仅有可以维持一个星期的口粮。通过分析,他认为这是志愿军后勤供应不足造成的,并称之为“干粮袋攻势”。于是,李奇微发明了对付志愿军的“磁性战术”。这种战术的特点是在志愿军7天进攻期,避其锋芒,主动撤离,但保持着与志愿军的接触,待7天之后志愿军干粮袋和弹药需要补给时,利用装甲机械化部队快速穿插、空降部队伞降和地面主力部队“齐头并进”的组合战法,对志愿军进行反扑。

  为了应对“磁性战术”,在1951年6月初,第五次战役正处于收尾之时,毛泽东下决心召见一线指挥员。彭德怀委派邓华率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第38、39、40、42军的主要领导赴京,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汇报战场实况。

  邓华在北京饭店刚住下,毛泽东便首先接见了他。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握着邓华的手,久久地看着他:“邓华同志,你瘦多了啊。劳师远征,辛苦辛苦!”邓华深受感动。

  入座后,邓华汇报了朝鲜的战况和对志愿军编制、装备以及军工生产等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点头,还在小本上作些记录。

  这时,毛泽东向邓华讲起应对“联合国军”的作战方针:“德怀和你都是湖南人,晓得‘零敲牛皮糖’是怎么回事吧?对美英军,目前应实行战术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的方针,敲他的牛皮糖。”他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就是要边打边谈,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

  听了毛泽东的形象比喻,邓华心里有了底。他再次建议,由军委通盘考虑分期安排全军部队和干部轮流入朝,通过实战学习与高度现代化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对此给予了肯定和赞许。

  晚上回到北京饭店后,邓华思绪联翩,夜不能寐,提笔开始撰写《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

  6月15日,邓华带着毛泽东的指示和已完稿的文章,返回朝鲜战场。后来,邓华在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的报告,受到彭德怀和其他志愿军高级干部的赞扬。

  这是毛泽东因抗美援朝战争问题第二次接见邓华,之前还有一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在选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时,毛泽东想到了时任第13兵团司令员的邓华。

  早在7月19日,正在广州的邓华突然接到中央一封急电,立即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称赞邓华:“海南岛一仗打得不错嘛!有些事情,真好像事先算计好一样,要是晚打两个月,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

  毛泽东话锋一转,转入正题:“看样子杜鲁门在朝鲜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邓华兴奋地说:“是的,抓住他的弱点,他打他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这是我们对付美军的好办法。”毛泽东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

  1952年冬,朝鲜战局处于对峙状态,停战谈判也长期中断,战争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扩大,此时正处于转折关头。毛泽东第三次召见了邓华。

  12月2日至5日,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艾森豪威尔的言行和朝鲜局势。艾森豪威尔在朝鲜前线期间,毛泽东就电令邓华回国接受任务。12月4日,邓华在北京饭店写了题为《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和工作任务》汇报稿。7日晚,毛泽东接见了邓华。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早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等候,此时的邓华已于半年前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与邓华握手后说:“闻鼙鼓而思将帅。艾森豪威尔上台,看来会有新的动作。找你来,是要研究对付艾森豪威尔的对策。你四日写的报告,我看过了,批了几句话,总的意思是,志愿军应以肯定敌人登陆,肯定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这一判断出发,来确定行动方针。登陆的时间可能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

  毛泽东召回邓华的主要意图就是防止美军第二次仁川登陆。他对邓华说:“决不允许敌人在西海岸,尤其是在汉川至鸭绿江一线登陆。”邓华说:“西海岸指挥机构不健全,原拟由第19兵团兼任,根据当前形势,需要重新考虑。”毛泽东当即表态:“西海指应当加强和扩大。最好你亲自去,你去了,我放心!”邓华当即表态:“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现在的朝鲜战场形势,完全不同于1950年9月仁川登陆了,艾森豪威尔真要出此下策,肯定会是一场灾难!”

  邓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志愿军党委会上提出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和具体作战部署,要求坚决不让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坚决消灭之,绝对不准敌人在我侧后建立一条战线。在邓华的组织指挥下,志愿军用4个月的时间成功完成了反登陆防御作战准备。由于我军准备周密充分,美军被迫放弃登陆的企图,同我恢复停战谈判,为随后实现朝鲜停战铺平了道路。

  志愿军采用“零敲牛皮糖”战术,使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彻底失灵,志愿军重新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最终迫使“联合国军”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战争后,邓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接见志愿军第38军政委刘西元,坚定地说:一直打到那位杜鲁门总统罢手为止■

  1951年6月,毛泽东召见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第38军、39军、40军、42军领导。此时第38军军长梁兴初因病住院,为此其他3个军毛泽东接见的都是军长,唯独第38军接见的是军政委刘西元。

  志愿军4个军的领导抵达北京第一天,毛泽东即电话询问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听说有一个叫刘西元的军政治委员刚从前线回来,就是打了大胜仗的那个军,我想找他来我这里谈谈,你明天下午3点把他找来。

  刘西元回忆:“就寝前,萧华副主任电话通知了。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想到在朝鲜的38军全体指战员,为祖国,为世界和平,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了荣誉,现在我代表他们向毛主席汇报,我该如何表达全体指战员的心情呢?”

  第二天下午3时,刘西元随同萧华驱车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处。刘西元回忆:“毛主席魁伟的身躯伫立在门口等候着,我格外地震惊与不安。车未停稳,我就急忙跨出车外向毛主席立正敬礼:‘主席您好!’”

  他们边谈边走,进了主席的会客室。

  “知道呀,你们打了很好的仗,名气可大啦!胜利之军呀,打败了美国佬。你们钻进美国佬的后方,打了个大胜仗。把美国佬打痛了,是不是?”

  刘西元说:“战士们都想打仗,可我们在指挥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

  毛泽东接着说:“是呀,胜利之军容易骄傲,你们不能因为打了胜仗就轻敌了。轻敌骄傲,那是要吃亏的呢!”

  毛泽东告诫刘西元不要轻敌骄傲是有所指的。第38军入朝首战,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第38军迅速追击熙川江南逃之敌,猛插军隅里、新安州,切断敌人南撤清川江的通路,配合正面的志愿军第39、40军歼敌作战。结果第38军在熙川把美军一个营误认为是一个黑人团,等待集中兵力进攻时,错过了战机,美军跑得一干二净。第38军接受了教训,在第二次战役中,打了翻身仗。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分为东、西两个方向:西线有美第8集团军的第1军、9军,南朝鲜军的第2军、英军第29旅和土耳其旅等部队;东线有美第10军,辖美、南朝鲜军5个师。

  志愿军在西线集中了第38军等6个军,在东线集中了第9兵团3个军。

  彭德怀在布置第二次战役任务时说:“向敌人侧后,实施战役迂回,搞断敌人的退路,把南逃北援的敌人隔开,关系到这个战役的胜负。”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第38军。

  第38军没有辜负彭总厚望,首先攻占德川,歼灭南朝鲜军第7师。毛泽东为此专门发来了贺电。随后,5天5夜强行军,其中一夜跑了75公里,成功地穿插到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地区,切断了敌后路。

  西线之敌处于志愿军6个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南逃之敌为了夺回逃路,拼命地向第38军扑来;北援的敌人为了接应南逃的溃军,也疯狂地扑向第38军。第38军承受了战场上最大的压力。

  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第38军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7485名,俘敌3616名(其中美军1042名)的重大战果。此役,彭德怀在嘉奖令中呼之“万岁军”。

  取得如此重大战果,毛泽东欣慰的同时,告诫刘西元骄兵必败的道理。

  毛泽东接着问刘西元:“你们在前方直接与美国佬较量,依你们看,这美国佬到底怎么样?”

  “部队刚出国时,对打美军心中没有底,后来打了几仗慢慢有底了。美国人最怕近仗夜仗,最害怕我们同他们拼刺刀,甩手榴弹,抄他的屁股。二次战役,我们部队就是插到美军的后面,把敌人堵住了,配合兄弟部队打了胜仗的。”刘西元坦率地说。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就是军事学、战略学,我们打胜仗的办法就出在这里头。美军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他们装备好,仗着飞机大炮来欺侮我们;我们的办法就是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把敌人调开,分散开,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夜战同敌人拼刺刀,拼手榴弹,一口口地把他们吃掉!”

  说到这里,毛泽东走到挂在墙壁上的地图前,说:“朝鲜山沟沟多,是我们屯兵打仗的好地方。我们在井冈山、在延安都是靠在山沟子打败敌人的。那时,蒋委员长在南京、北平占了洋楼,我们在乡下钻山沟沟。现在看,还是我们共产党钻山沟有出息。不到四年我们不是把委员长从洋楼上赶下来了嘛。”

  晚上,毛泽东设晚宴招待萧华和刘西元。饭桌上,他又仔细询问了志愿军在朝鲜的生活情况。

  刘西元说:“由于敌机封锁,战士们有时饿着肚子打仗,有的长时间不能洗澡更衣,身上还长了虱子……”

  毛泽东放下碗筷,仔细听着。

  刘西元继续说:“现在,前方的困难情况已经好转了。战士们在前线坚定乐观。他们为保卫祖国,支援朝鲜,同敌人拼刺刀,打完了子弹,就用牙咬,用手抓,拳打脚踢。有的抱着炸药包,身上燃着火,与敌人同归于尽……”

  毛泽东听到这里,很有感触地对刘西元说:“我们的战士是不怕困难的,我们的人民是不怕困难的,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不怕困难的。战争不是我们想打不想打的事。杜鲁门把战争搞到我们头上来了嘛!你不打也得打。为了支援朝鲜,保卫我们的建设,我们硬是要把这场反侵略战争打赢,一直打到那位杜鲁门总统罢手为止。”

  毛泽东的这次接见,长达4个多小时。不久,刘西元重返朝鲜前线,向部队详细传达了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

  ■接见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形象地说:纸老虎毕竟是纸老虎嘛!■

  “实践证明,美军不可怕,纸老虎毕竟是纸老虎嘛!”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6月接见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时,以他特有的幽默对美军作出的评价。

  吴信泉率领第39军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连创五个“第一”:

  第一个“第一”:打败美军“开国元勋师”。在第一次战役中,他指挥部队激战云山,重创美国“王牌”部队——骑兵第1师。这支部队是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精锐部队,号称自美国独立战争组建以来160多年从无败绩,是美军的头号“王牌”。此役,第39军歼敌2046名,其中美军1840名,缴获飞机4架,击落敌机1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缴获汽车116辆,各种炮190门,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

  1950年11月13日,彭德怀在第一次战役总结会上感慨地说:“39军在云山打美军骑兵第一师打得很好……起初我们还担心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和美军作战,我们要吃亏。现在看来,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有近战、夜战的法宝。没有飞机,缺少大炮、坦克,一样可以打仗,打胜仗!美国军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只打了伪军,也打了美国的‘王牌’军,是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美国骑兵第一师嘛!”

  第二个“第一”:第39军第116师率先收复平壤。在第二次战役中,吴信泉组织部队在给“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后,指挥第116师率先攻入平壤,成为第一支进入平壤的志愿军部队。

  第三个“第一”: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迫使美军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集体投降。此后,美军建制对白人、黑人进行混编,改变了自独立战争以来对有色人种按肤色编队的传统。

  第四个“第一”:第三次战役中,第39军率先攻入南朝鲜首都汉城,先头部队占领南朝鲜总统府。

  第五个“第一”:第四次战役中,吴信泉指挥第39军激战于东线,第117师歼敌3300余人,俘美军800余人,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生擒美军人数最多的纪录。

  吴信泉带领第39军创造的五个“第一”,印证了毛泽东1946年8月6日在延安向美国记者斯特朗发表谈话时指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因此,毛泽东接见吴信泉时,心情格外爽朗,妙语连珠。

  抗美援朝战争后,吴信泉任沈阳军区参谋长、军委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接见志愿军第40军军长温玉成,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让领袖落泪■

  1951年6月,志愿军第40军军长温玉成从朝鲜战场归来,进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50年10月,温玉成率第40军辖第118师、第119师、第120师,从安东(今丹东)出发,首批跨过鸭绿江。

  温玉成指挥第40军118师在志愿军总部朝鲜温井大榆洞附近,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此战,歼灭南朝鲜军1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中队,毙伤俘485人(含俘美军顾问1人),缴获各种枪163支、火炮12门、汽车38辆。当夜,118师与120师一起,乘胜攻占了温井。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当即表态:10月25日,定为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此后,温玉成率第40军参加了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直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回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全程参战的军长。其间,第40军毙伤俘敌4.33万余人,威震朝鲜战场。

  汇报完抗美援朝第一仗的经过,温玉成向毛泽东讲述了40军120师358团1营3连副班长王学风的英雄事迹。

  王学风,1926年出生,1948年参军,因骁勇善战先后荣立大功两次。1951年4月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后,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

  1951年4月3日,“联合国军”开始进攻华岳山前沿阵地。王学风率领一个由20人组成的战斗小组坚守在1号山头。战斗中,他左手负伤不下火线。第二天,王学风率战斗小组移防至3号山头,敌众我寡,战斗异常艰苦。在打退敌人第二次进攻时,王学风的脸颊被子弹贯穿,血流满面,他只简单包扎一下又继续投入战斗。

  不到一小时,敌人就在5挺重机枪掩护下开始反扑。王学风带领战斗小组英勇奋战,战友邓兴祥身负重伤被抬下阵地;王学风的冲锋枪打坏了,手榴弹也扔光了,他向侧翼的战友董万玉要来7枚手榴弹,端起邓兴祥留下的步枪继续战斗。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头部,他顿时昏迷过去。

  不久,苏醒过来的王学风听到敌人的枪声愈来愈近,已不能说话的他用凌厉的目光命令战友董万玉赶快撤离。董万玉撤离后,敌人分多路合围过来,步步逼近。王学风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扔出去,拼尽全力摔断手中的步枪后爬出战壕,欲作最后抗争。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他的双腿顷刻被密集的子弹打断。为了不当俘虏,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滚下山崖。

  听了温玉成介绍王学风的战斗事迹后,毛泽东流下了眼泪,连手中的香烟灰也忘记了弹掉。

  这次接见,毛泽东对第40军首批入朝参战坚持7个多月,给予了高度评价。

  抗美援朝战争后,温玉成曾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接见志愿军第42军军长吴瑞林,满意地说:符合我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方针■

  1951年6月初的一天,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况的吴瑞林,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吴瑞林一下车就看到毛泽东站在门口迎候,赶紧上前两步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握住吴瑞林的手说:“我听说你在战场上累得吐了血,是怎么回事呀?”

  吴瑞林说:“那是内伤,过去的伤口破裂而出血。经治疗现在已经好了。”毛泽东又问:“你是突破三八线时伤口破裂的吧?能坚持吗?”

  吴瑞林说:“是的。当时我虽然吐了血,但采取保密,下面干部都不知道。当时彭总把他的药送给我了,以后军委和东北军区专门送药给我。突破三八线时,我坐着担架,指挥战斗。”毛泽东说:“有了你们这些同志坚持指挥战斗,我们什么也不怕了。”

  进屋以后,毛泽东亲手给吴瑞林摘下军帽挂到衣架上,让他脱掉上衣,并给他和聂荣臻各递上一把蒲扇。

  “吃梨,吃梨。”毛泽东挑一个大梨给吴瑞林。聂荣臻拿起一个梨给毛泽东,自己也拿一个,大家吃着梨谈笑起来。

  毛泽东对聂荣臻和吴瑞林说:“你们都是四川人。‘天府之国’人多出人才。朱老总、伯承同志说,川军能吃苦。诸葛亮就看好四川,未出茅庐‘隆中对’,给刘玄德出主意:取西蜀做根据地,有个‘家’,很有战略眼光啊!”

  吴瑞林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认识,接着就讲起了入朝作战在军事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他谈了对付敌人空中优势,志愿军采取夜战、近战、不良气候条件下作战;对付敌人坦克、装甲车,采取依靠地形地势,利用爆破箱、小包炸药等解放军传统战法。当谈到对付敌整体装备优势的炮兵,采取集中火力重点使用,将劣势变成优势时,毛泽东说:“好呀!你们抓住了要害,解决问题具体,方法对头,这是我们的优势嘛!”

  当吴瑞林说到在国外作战,首先要教育部队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尊重朝鲜的领导,团结朝鲜人民军队,才能取得胜利时,毛泽东说:“这又是你们抓住了更重要的要害呀!只要坚决地坚持下去,就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呀!”

  吴瑞林谈到对付敌人的毒气战的办法:每人准备一块手巾大的纱布或白布,用水浸湿捂在口鼻和眼睛上;在山上如无水可取,则可用尿代替,亦可预防。当讲起在抗日战争中,遇到这种情况就曾用尿当水来防毒气时,毛泽东称赞说:“我们的老同志有经验嘛,这种办法要及时往下传达,这很好嘛。土办法对付洋东西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嘛!”

  毛泽东问吴瑞林:“过鸭绿江,你们军在一夜之间,3个步兵师、l个炮兵师和运输车辆都过去了,远的过江后还前进了六七十里,近的也走了30里,你们是怎么这样快过桥的呢?”

  吴瑞林说:“过江前,我和副军长看了3天地形,了解到步兵从火车道上走障碍多,步伐很慢。我们就设法把木板搭在枕木上,与铁轨镶平,用爪钉钉住,火车通过没有问题,步兵4路纵队通过也没有问题,一个团40分钟就过完了。另外,我们还在江水浅的地段用石条铺水下桥,桥头两面修急造公路,修一段伪装一段,车辆马匹从水下桥通过。万一铁桥被炸,部队就从水下桥上通过,做了两手准备。”

  毛泽东听后大笑:“好呀!好呀!北朝鲜江河多,均可采用。这个办法现在可用,将来也可以用,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嘛!”接着,他很有兴趣地说:“我从电讯上看到吴瑞林在公路上炸石头,炸毁、炸伤敌人的坦克车10余辆,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吴瑞林说:“第一次往黄草岭作战,敌人出动坦克沿着山边的公路向我们进攻。我想起在抗日战争期间,看见过日本鬼子修公路炸石头。我就采用了这个办法,叫工兵在山缝中塞上小包炸药,扩大口子,再装上200公斤炸药,电发火,用电话机起爆,飞起的石头一下子炸毁敌人坦克车5辆,炸伤8辆。敌人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战术和新式武器,地面部队五六天不敢行动。第四次战役在龙头里、元宝山、中元山三个不同的方向都使用这种方法,炸坏了敌人大批坦克。”

  听完黄草岭阻击战的汇报,毛泽东笑着说:“美帝国主义有飞机、大炮、坦克的优势,我们有山头、有石头嘛!”

  当毛泽东讲到如何理解和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今后的战场上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方针,进行杀伤战、消耗战时,吴瑞林说:“抗美援朝战争往战略上看,我们是防御的,战役、战术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我们在出国作战集结准备时,就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贯彻执行杀伤敌人的战术。第一次战役就采取正面守侧面攻,以后的战役运用得更多些。在第四次战役中,致使敌人的进攻每天只能前进0.75公里。再就是打反击杀伤敌人,大的反击,如反击横城、平里、原州,小的反击,在我军近35公里的正面防线中,差不多天天有。我们吃掉敌人一口就走,一夜之间,就在好几个地方袭击敌人,这是我们杀伤敌人的战术。采取积极防御杀伤战术,我军伤亡一人,敌人就要付出三至四人的代价。”

  毛泽东说:“好呀!我想的就是杀伤、消耗敌人的战术嘛!”

  当吴瑞林讲“这也是被敌人逼出来的”时,毛泽东说:“逼出来的也好嘛,我们敢与蒋介石作战,敢与日本人作战,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的所有对策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干革命也是逼出来的,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压顶,因为压迫得没有办法生存,就得闹革命,逼迫人民闹翻身,逼迫人民起来推倒三座大山。我去重庆,不是被逼迫的吗?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人逼出来的哟!”

  毛泽东与吴瑞林谈兵论战,畅所欲言。毛泽东后来曾说:“我与吴瑞林谈了三个多小时,他讲得实在、具体、生动,符合我军历来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方针。”

  长谈中,毛泽东几次表扬了第42军。3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聂荣臻和吴瑞林吃了顿家常饭。

  抗美援朝战争后,吴瑞林先后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常务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接见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称赞说:上甘岭防线没有被攻破,这还是奇迹■

  1953年6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了上甘岭前线指挥员、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美军发起对上甘岭的进攻。11月16日,美联社悲哀地宣布:“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甘岭)是打败了。”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甘失败,又组织了无数次的反扑,都以失败告终。志愿军在大反击阶段共杀伤敌人2900余人。25日,“联合国军”已无力再进攻,其“金化攻势”被志愿军彻底粉碎。

  11月26日,志愿军第15军司令部发布上甘岭战役战绩公报:“在43天的战斗中,我打退敌排以上进攻900余次,与敌进行大规模争夺战29次,以11529人的伤亡代价,毙伤俘敌25498人,击落击伤敌机300架,击毁敌坦克40辆,大口径炮61门,使敌所谓‘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沸腾了。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的讲话,高度评价上甘岭战役。

  在菊香书屋,毛泽东与秦基伟握手后,请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你在太行当过司令?”毛泽东亲切地询问秦基伟。秦基伟回答了主席的提问。

  毛泽东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盒烟,抽出一支给秦基伟。

  “主席,我不抽烟。”

  “当军长的还不会抽烟啊!”毛泽东觉得很奇怪。其实,秦基伟在上甘岭战役最关键的时刻,每天没有两包烟下不来。他初见主席有点拘束,不好意思当着主席的面抽烟。

  “你们在上甘岭打得不错呀!”毛泽东自己点上一支烟,微笑着对秦基伟说。“主席领导得好。”秦基伟谦虚地说。

  “美国佬好对付吗?你在朝鲜待了3年,有什么经验教训呀?”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询问。

  “刚入朝时,对他的活动规律摸不着,有点生疏,后来交了几次手,就感到美国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美国佬有三个长处:一是机动快,二有制空权,三是后勤及时充足。但他也有三条缺点:一怕夜战,二怕近战,三怕死。”

  毛泽东笑着说:“张牙舞爪到处要吃人的大老虎也被志愿军战胜了,可见确实是一个纸老虎。”

  秦基伟说:“通过和美帝作战,更证实了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美国佬死要面子,老怕人说它是纸老虎。他们说,共产党将从三八线停战中获得宣传的胜利,这个停战将使他们能够把美国说成是一个纸老虎。”

  毛泽东说:“你们打的也是一个铁老虎、钢老虎。他们貌似强大,凭着钢铁多,凭武器装备精良,钢铁多,气不足。我们凭指战员的智慧和勇敢,凭正义,凭一股气,一鼓作气打败他们。战争规律,从来如此,劣势装备可以战胜优势装备。美国南北战争时候,北美的装备比南美差,也是北美打败南美嘛!”

  毛泽东继续说:“自美国1776年独立以后,打了8次大的战争,其中有3次发生在20世纪。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几次战争中,都是自己占便宜,朝鲜战争是美军在世界上第一次打败仗、吃了亏。”

  秦基伟说:“我们开始没想到,敌人会在上甘岭投入这么大的兵力,敌人也没想到投入这么大的兵力也没能拿下上甘岭。范佛里特开始计划使用两个营的兵力,用5天时间伤亡200人就可以拿下上甘岭。”

  毛泽东说:“牛好吹,戏难唱呦!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时,不是吹要在圣诞节前饮马鸭绿江,让美国士兵回国吗?南朝鲜李承晚他们也说:‘战争一旦爆发,便立即占领平壤,在短时间内统一北方全境。’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吹嘘3个月可以灭亡中华民族,结果呢?蒋介石打内战,陈诚也吹过牛,说什么‘在军事上对付中共,三至五个月便能解决问题’,结果还是打输了。”

  最后,毛泽东得出结论:“战争是吹不得牛的。历史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嘛!”

  毛泽东意犹未尽,接着说:“现在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能打得赢已解决了,能守得住也解决了。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上甘岭防线没有被攻破,这还是奇迹。”

  秦基伟还向毛泽东介绍了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的事迹。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秦基伟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接见志愿军第50军军长曾泽生,说:你们在朝鲜战场打得还是蛮漂亮嘛■

  1951年3月15日,曾泽生带领志愿军第50军回国休整。不久,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1955年第50军从朝鲜回国,毛泽东又单独接见曾泽生一次。

  曾泽生是志愿军第50军军长、国民党军起义将领。第50军的前身是起义的国民党军第60军。

  1950年10月25日,第50军首批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进行大小战斗95次,毙伤敌军14052人。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国皇家重型坦克营,这是“联合国军”的“王牌”坦克部队,也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消灭的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坦克部队。特别是在第四次战役中,第50军在汉江50昼夜阻击战中,美军装甲集团几次打到师、团一级指挥部所在地,志愿军整个防御体系始终稳如泰山。第50军用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在战争史上写下了以劣势装备战胜号称“世界头号强国军队”的光辉战例。第50军还与兄弟部队率先攻入南朝鲜首都汉城。

  由于志愿军第50军特殊的背景、贡献,毛泽东给予了曾泽生特殊的礼遇。

  1951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率部回国休整的曾泽生。曾泽生回忆,那天他心情格外激动,毛主席平易近人,使他不再拘束。毛主席和他谈话内容广泛,国际国内古今中外。当毛主席把话题转到朝鲜战场时,详细询问了汉江南北50昼夜战斗情况,曾泽生一一向主席作了汇报,但事后他又感叹地对朋友说:“前沿阵地我很清楚,纵深一些地名不好记,一些分队驻地我忽略了,所以回答得不详细,我当时感到愧疚。毛主席日理万机,不仅掌握着大兵团作战,而且对小分队也了如指掌。”

  当时,毛泽东从战役最初阶段第50军坚守的前沿阵地修理山、帽落山、白云山、文衡山,问到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的第二道防御地带;从美军1月15日发起的“磁性战术”作战,问到1月25日发起的“闪击作战”攻势、3月7日发起的“撕裂者行动”攻势;从军、师的作战部署,一直问到团的布防、营的作战经过。

  曾泽生惊叹: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数百万大军的统帅,日理万机,竟然连我们50军作战分队的情况也要细细过问,了如指掌!越问我越紧张,再这样问下去,我这个一军之长要是被问住了,答不上来,那多丢脸!

  果然,当毛泽东问到第二线部队某营驻地时,曾泽生被问住了。若仅仅是一问,还好受些,偏偏他老人家记忆力超群,突然想起了一个地点,问曾泽生是不是。曾泽生顿时无言以对,羞愧难当。毛泽东见状,不再发问,急忙宽慰曾泽生:“我只是随便问问,你不要紧张嘛!”

  这次会见,曾泽生最难忘毛泽东鼓励50军的一句话:“你们在朝鲜战场打得还是蛮漂亮嘛!”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51年7月,曾泽生率领第50军二赴朝鲜,担任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任务。10月,第50军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先后攻占了南朝鲜军盘踞的椴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

  抗美援朝期间,曾泽生率领第50军创立了五个“最先”:最先整营歼灭英国皇家重型坦克营;最先指挥部队攻入汉城;最先把美军追击到水原以南乌山;最先在汉江以南顶住了美军强大攻势,经受了严峻考验;最先陆空协同收复大小和岛等诸岛屿。

  1955年4月12日,志愿军第50军奉命回国。5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接见了曾泽生,说:“你们打得不错啊!”曾泽生谦虚地说:“比起兄弟部队,我们还有差距。”

  毛泽东说:“志愿军回国,周总理有声明嘛,我们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是侵略者,在完成这一特定使命后,就要回来嘛。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出国作战时,党内外都有想不通的,当时我们共和国刚成立一年,太弱,打不过人家,怕引狼入室,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事实证明,这些看法是不对的。过去我们‘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用美国飞机、大炮、坦克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这次,我们又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援助了朝鲜,保卫了祖国,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没打起来,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

  曾泽生将毛泽东的一席话记在了笔记本上,备受鼓舞。此时,曾泽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久藏心中的愿望:“主席,我想向您提出一个要求。”

  “哦,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吧。”毛泽东诚挚地说。

  “我请求您能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泽生恳切地说。

  毛泽东微笑着说:“这些年来你进步很快,觉悟不低呀。其实,你不需要我来批准,就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停一会儿又说:“你还是不加入共产党好。”

  曾泽生有些不理解,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心思,说:“现在,蒋介石在拼命攻击我们新中国,世界上敌视我们的帝国主义国家大肆诽谤我们。如果你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向台湾、全世界宣传介绍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面貌,可以使台湾故旧了解我们,促使他们站到祖国统一方面来,你暂时不入党作用更大。为了祖国的利益,你再等一段时间,怎么样?”

  曾泽生对此表示理解,毛泽东不是不准他加入共产党,而是祖国统一大业、统战政策的需要。

  曾泽生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

  曾泽生于1953年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一级解放勋章。

  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接见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委王平,告诫说:志愿军同志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

  10月28日,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杨勇和政委王平,带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凯旋。29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志愿军将领。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中朝两国政府和军队为维护停战协定,进一步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的1年多时间内,先后分3批主动从朝鲜撤出19个师的部队。此后,中朝两国政府和军队又多次发表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声明,但均未得到“联合国军”的响应,美军赖在南朝鲜不走。

  杨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点的将。1951年6月12日,杨得志率志愿军第19兵团入朝参战。出国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在中南海接见杨得志等人,为他们饯行。周恩来说:“要把你们‘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都拿出去,叫作‘三阳(杨)开泰’!”事后,杨得志、杨成武先期赴朝,而杨勇未能如愿。

  至1951年6月,中朝部队已歼灭“联合国军”部队23万余人,其中美军10万人,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想通过谈判方式结束朝鲜战争。但是,谈判并不顺利,边打边谈,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两年之久。1953年初,谈判有了重大进展,正当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南朝鲜李承晚竟公然破坏协议,扣留朝鲜人民军大批被俘人员,并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严罚李承晚集团成为结束朝鲜战争的关键环节。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开始点将。

  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在办公室踱步沉思,由谁去朝鲜唱“末台戏”呢?周恩来当初的建议浮现在他脑海中:“要把‘三杨’拿出去,让‘三杨’开泰。”想到这里,毛泽东签署了一项新任命:“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

  5月11日,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和政委王平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杨勇到朝鲜时,志愿军小股部队还在“零敲牛皮糖”。他一上任,便冒着敌人炮火和空袭,深入前沿了解地形、敌情,并对我方力量进行了科学评估,认为敌我力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次又是李承晚不顾美军意见公开挑战,尽管美军不会不管,但不会很积极,完全可以集中大兵团打歼灭战。杨勇决心打大仗,派上3个军,后在时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的支持下,增加到5个军。在志愿军总部的指导下,杨勇精心制订了金城战役的作战计划,得到彭德怀的同意和毛泽东的批准。

  面对金城以南地区敌军的3个军9个师(其中李承晚军7个师),杨勇指挥20兵团和志司给加强的21军、54军,组成了东、西、中3个突击集团。志愿军的兵力、火力占有优势。在战役发起前,杨勇组织部队在非进攻方向进行了小规模进攻,以迷惑敌人。

  1953年7月13日,杨勇下达进攻命令。当日21时,1000多门火炮齐发,“三把钢刀”直插敌军心脏。3个突击集团全部突破敌防线。经过21个小时激战,志愿军突入敌纵深阵地,南朝鲜军“首都师”和第3师、6师、8师遭受沉重打击,1.4万余人被歼。

  李承晚坐不住了,亲自赴前线督战,下令部队每天组织3个团,以400余架飞机、30多辆坦克进行反扑,志愿军阵地岿然不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从东京飞往金城前线,组织美第8军配合李承晚部队全力反扑,结果无济于事。

  志愿军第20兵团前线指挥部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杨勇拿起电话,传来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的声音:“老杨,别打了。解方同志从板门店传话来,说敌人哇哇叫,要签字了。”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无可奈何地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金城战役,杨勇指挥20兵团和兄弟部队共歼敌5.2万余人,超过预定歼敌人数的5倍。这次战役向金城方向推进的169平方公里,在谈判中得到了承认。金城战役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1955年4月29日,杨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958年10月28日,随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军的杨勇等一行到达首都北京,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接着,杨勇等乘敞篷汽车,受到天安门广场上20多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在怀仁堂后花园的草坪上,接见志愿军回国代表。

  接见活动最后,毛泽东对杨勇和王平告诫说:“志愿军同志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争取更上一层楼。”

  杨勇回国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周恩来设宴招待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时曾对他说:杨勇,把你派到毛主席身边,一定要把志愿军的好作风带回国内,把北京军区建设好。后来,杨勇在“文革”中备受磨难,平反后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同时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志愿军政委王平,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朝鲜回国后先后任军事学院政委、军委炮兵政委、武汉军区政委、总后勤部政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原载《党史博览》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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