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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20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

汪晖 · 2020-10-26 · 来源:文化纵横
抗美援朝70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一场国防战争,更是一场国际主义战争。它在政治意义上,是正义战争,是“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的时代的最后一个案例;是“人”在战场上的斗争,各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内部的反战斗争,还有外交领域的斗争,这综合广泛的政治进程将美国的战争逼进了死胡同,导致这个霸权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战线上的同时失败。然而在这之后,世界进入了去政治化的进程。不再有人民战争,也不再有正义的战争。

  【文化纵横导读】抗美援朝70周年之际,一部名为《金刚川》的电影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理解这场战争,如何讲述这一段历史,是关系到中国人理解国家、民族、社会主义乃至世界的一面镜子。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认为: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正确看待它,也是正确看待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创新。

  他指出,冷战后的国内朝鲜战争研究,存在着一种普遍共性——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即摆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对立范畴,转而以国家间关系及国家利益为中心,探讨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这样的探讨放弃了对其政治意义的探索,不能正确认识其价值。

  他整理了大量朝鲜战争前后的国际、国内史料,总结指出:美国的朝鲜政策,是其遏制中国、平衡亚太、冷战对抗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在当年,联合国也仅是为其提供行动正当性的“代理机构”。而中国是通过一场持久的、充满了苦难而最终获得胜利的革命才摆脱被奴役命运的亚洲国家,标志着对一个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的承诺,对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诺。朝鲜战争的胜利,不仅是证明“人民的力量”高于技术的战争,也让美国重新认识了一个站起来的中国,更为所有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榜样,还戳破了国际组织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具,开启了联合国内的政治斗争进程。也因此,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一场国防战争,更是一场国际主义战争。它在政治意义上,是正义战争,是“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的时代的最后一个案例;是“人”在战场上的斗争,各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内部的反战斗争,还有外交领域的斗争,这综合广泛的政治进程将美国的战争逼进了死胡同,导致这个霸权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战线上的同时失败。

  然而在这之后,世界进入了去政治化的进程。不再有人民战争,也不再有正义的战争。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毋宁说是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政治未来?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原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原文篇幅较长,为阅读方便,注释请参见原刊,史料部分有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在朝鲜停战六十周年的今天,即所谓全球化和后冷战的时代,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台湾海峡的分隔状态仍然在持续。这种分隔状态也体现在历史记忆的领域:韩国、朝鲜、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有着各不相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阐释。对比首尔的战争纪念馆与平壤的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参照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叙述,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近于刻意的遗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事件的不同面影。

  在过去二十年中,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结合苏联档案、美国档案和部分中国档案及当事人回忆的出版和公布,学者们按照当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的新规范研究朝鲜战争、尤其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历史,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名义下,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冷战史研究框架下,形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趋势。在观点各不相同的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一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其特征是朝鲜战争研究渐渐摆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对立范畴,转而以国家间关系及国家利益为中心,探讨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对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持支持意见的作者强调这场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战争,而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除了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外,也加速和巩固了中苏结盟、中美对抗的冷战格局,并使中国大陆丧失了收复台湾的机会。

  冷战格局是由各种利益关系构成的,其中民族和国家的尺度占据着重要位置,但这并不等同于说这一时代的热战和冷战的动因和动机可以化约为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尺度。

  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一、“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条件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新中国的意义

  根据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朝鲜战争爆发时,中美双方均无全面介入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偶发事件。也不等于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中国毫无关系。

  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方面说,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朝鲜半岛的抵抗力量早已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密切相关。1949年5月,毛泽东同意将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原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朝鲜师移交朝鲜。这是中国革命与周边关系的一个历史延伸,也是中国革命者对朝鲜半岛南北对峙格局的实质回应。从美国的亚洲战略角度看,朝鲜战争与台湾海峡问题从一开始就关联在一起。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两天,杜鲁门在声明中明确针对中国说:“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执行合法而必要 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

  1950年10月初,毛泽东决定参战,这个决定不是从战争由谁挑起这一问题出发,而是从对战争进程及其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的判断出发的。他给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发电,指出采取参战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参战“对中国,对朝鲜”极为有利的方面。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北进,威胁中国东北,朝鲜方面面临军事崩溃的局面。中国出兵对于朝鲜方面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推断中国出兵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担心联合国军会入侵东北、破坏水丰水电站和鸭绿江沿岸的发电设施。

  如果美国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而中国出兵朝鲜,“保家卫国”的意义何在?这里暂且提出两点解释:  

  第一,帝国主义战争总是超出他们的“计划”。从历史上看,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或者“七七事变”也不是天皇或者日本内阁直接下令,而是由前线的军事将领决定的,至今有人以此为日本的战争政策辩护。布鲁斯·柯明思指出: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和美国外交政策决定常常产生于一个“决策矩阵”(matrix),而不是个别人的指示。

  第二,中国的底线不是要求美军不要直接进攻中国,而是不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英美,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朝鲜,但美国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的底线。10月7日,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绕过可能遭到苏联否决的安理会而直接召开大会,通过了由美国主导占领北方、进而统一朝鲜的决议,次日美军就通过了“三八线”。毛泽东强调:不出兵,首先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的电力将被控制。在这个判断背后,是一个决断,即决不允许新中国受到军事威慑。

  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底线是不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而不仅仅是保护中国水丰发电厂及沿江设施这么简单。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包含两个动机:第一,动摇英美的决心。在第四次战役后,美军再次突破了“三八线”,并策划从侧后登陆。从军事上讲,如果不能越过“三八线”,就难以挫败联合国军、尤其是美军的战斗意志,并给他们的进攻找到喘息的机会,也难以通过重击敌人以赢得自身的休整时间。第二,在联合国军败退的情境中,美国利用联合国发布决议,要求双方在“三八线”停止下来。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联合国不过是美国操控的、作为战争之一方的“国际机器”,中国没有义务接受它的决议或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打过“三八线”不仅是拒绝承认美国霸权的边界,而且也是以军事方式对其政治攻势的还击。1951年4月,当麦克阿瑟在军事失败的背景下建议轰炸中国本土、武装国民党军介入朝鲜战争后,很快被杜鲁门以可能招致与中国的全面战争而撤换。杜鲁门的这个决定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痛击了美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是通过一场持久的、充满了苦难而最终获得胜利的革命才摆脱被奴役命运的亚洲国家,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强国,却标志着对一个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的承诺,对一个与历史上既往的国家或王朝的不同态势的承诺,对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诺。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朝鲜战局与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明确地将中国革命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他说:“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革命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

  1951年10月,也就是入朝作战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专门提到朝鲜战争,他指出:第一,这场战争是保家卫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第二,既然美国侵略者向我们进攻,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大旗,这是以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第三,朝鲜问题应予和平解决,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在上述第一条中,他特别提及如果没有台湾问题,没有美国侵略朝鲜问题,没有美军威胁中国边界问题,中国不会直接加入这场战争。曾有历史学家提出:如果中国在釜山战役全面展开之前出兵朝鲜,美国就会失去仁川登陆的机会,这个观点与1950年10月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与杜鲁门讨论中苏会否出兵时的观点完全一致,即中国错过了最佳出兵机会从而不会出兵。从军事的角度说,这一判断有一定的根据,但这种从纯粹的军事观点判断战争进程的方式与毛泽东对战争的把握大异其趣。

  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了前面提及的“反侵略”这一点之外,我们也要从美国的战争进程角度加以分析。美国在战争初期以朝鲜方面发起南侵为由将自己的军事干预解视为一种执行国际法的警察行动。尽管联合国的授权是单方面的,但美国以此将干预在联合国框架下合法化。在战争初期,这一合法框架也限制了美国的军事行动,例如在国会参议院辩论时,参议员与代表政府的发言人均一致同意将总统权限限制在38º线以内,即不允许美军越过此临时分界追击朝鲜军队。但是,在仁川登陆之后,这一框架随即被突破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宣称不能容忍“侵略者的军队”受一条“想象中的界线的保护”。

  美国对进军朝鲜半岛的自我合法化在此受到双重的颠覆:第一,将朝鲜南进和国内统一战争视为“侵略”本身已经十分勉强,艾奇逊在战争初期否定战争目标为统一朝鲜,似乎暗示干预类似于国内执法中的“制止犯罪和恢复原状”;其次,越过38º线不仅打破了早先美国方面所说的有限战争的框架,而将“美国的目标变成了武力统一朝鲜并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政府”,即“武力征服整个国家”。如果美国将朝鲜北方的南进都视为“侵略”,美国如何界定自己突破“恢复原状”(status quo ante)的战争目标的行动?从美军突破38º线的那一刻起,美国的朝鲜战争已经以政体改变和最终胜利作为战争目标。尽管美国突破“有限战争”承诺的行动再次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但这除了再次证明联合国已经是单方面操纵的机构外,并不能增加战争的合法性。因此,在美军突破38º线之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不仅具有反侵略的理由,而且也获得了国际法的依据。

  毛泽东并不像一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对国际秩序一无所知,恰恰相反,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已经深入地研究过西方的战争理论和国际法规,并以自己独到的方式加以运用。毛泽东选择战争介入的时机与新中国在战争期间及结束后的灵活的外交斗争,都清晰地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于战争的政治性的理解,以及他们对于战争与国际法知识的娴熟运用。事实上,1953年年底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出的,它表明中国领导人比美国领导人更善于运用国际法的原则,以确立战争和外交的正义原则。

  新中国的巩固本身包含着突破冷战格局的契机。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诞生,但未能阻止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外国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其次,二十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格局、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而在亚洲,一个由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被带动和鼓舞的反殖民主义进程正在逐渐展开。这个进程的目标是通过抵抗帝国主义而实现和平,从而实现和平的方法包括了战争手段,即毛泽东所说“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中延伸而来的战略。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是“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得以凝聚的前提,是抗美援朝战争与此前所有中国革命中的战争之间的分界点。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的宣示就不能得到证明。

  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问题  

  过去十年中,中国大陆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发生了一个转向,除了彻底抛弃了国际主义的视野,转而用较为单纯的民族主义视野解释这场战争之外,另一个趋势是将研究的中心从中国与美国的较量转向中苏关系。比较有影响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与金日成联手背着毛泽东策划朝鲜战争,联手诱导中国参战;二、苏联放手朝鲜发起统一战争,是因为对控制中国东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国出兵朝鲜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苏联以美国压境为理由加强在东北的驻军而受苏联控制;或者,苏联支持朝鲜进攻是因为避免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三、苏联是在朝鲜战争中受损最大者之一,因为它不仅失去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且为中国援助建设了156项重大工程,从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四、朝鲜战争加速了中苏同盟的进程,也破坏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契机。因此,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中苏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出兵朝鲜?

  首先,在谈论出兵朝鲜问题时,毛泽东除了谈及对中国、朝鲜有利外,特别提及对东方、对世界有利的问题。这是两个新的,也是在一般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框架内不能解释的范畴。东方是指东西两个战线中的东方,尤其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中苏同盟正是“东方”范畴的核心内容之一;世界指正试图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从建国伊始,到抗美援朝,再到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结盟。这不是突发的转变,而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已经确定的同盟关系的延续。

  毛泽东反对美国及其仆从势力军事介入朝鲜半岛,而同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诺。他的修辞包括两方面,即一方面对中国、朝鲜有利,这是最能够说服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理由;另一方面对东方和世界有利,这涉及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这个世界格局的新特点是出现了东西两大阵营,而中国正是东方阵营的一员。

  由于苏联在东方集团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区别其行为中的国家霸权与冷战政治格局下的政治领导权,仍然有待深入分析。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承担着巨大的国际主义责任,又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乃至不同性质的霸权主义;在中苏关系方面,两党从相互合作,到内部分歧,再发展为公开辩论;两国从政治合作,到政治冲突,再发展到军事对抗,苏联在1950年代的表现与1960年代以后有重要区别。这是一个复杂的、需要置于具体脉络中进行研究的进程。二战之后苏联在东北有巨大的影响,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一再出现苏联将完全吞并中国东北的说法,从1949年后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务院一再叙述这个问题。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这些说法—如同英国报纸在毛泽东访俄期间散布毛泽东已经在苏联被软禁一样—怎么可能作为“事实”来叙述?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当代学者的发现,不如说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发明,是美国政府从其战争霸权政策和对中苏关系进行分化的策略出发蓄意制造的说法。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苏之间围绕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包括中长铁路、旅顺港等问题)有一系列的谈判。朝鲜战争对中国加速全面接管东北有其影响,但这绝不是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就会被并入苏联。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都是普通的、由于毛泽东的明确表述而广为人知的例子,但足以说明问题。

  1950年1月20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专门发表谈话驳斥这种说法。就在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评论《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反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演讲。毛泽东驳斥了其中的两个观点。第一个是美国跟亚洲各国的关系问题。艾奇逊的说法是,“我们的利益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自从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时起,经过9国公约签订,以至联合国大会的最近的决议都是这一个原则,并且我们对它始终不渝”。艾奇逊的第二个说法是:“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 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反驳说:美国的基本国策是利用一切办法渗透中国,将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他的根据不仅是美国在1945-1949年中国内战时期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而且是美国对台湾海峡的介入。1月14日,也就是艾奇逊演讲的第二天,塔斯社在华盛顿报道说:1949年10月24日在中国被逮捕、11月1日被审判、12月中旬被驱逐的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瓦尔德返美以后,曾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话。此次谈话后,在会见记者时,他说:苏联在中国东北行使共管铁路的条约权力,但“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也“未看见苏联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在回答满洲共产党的政权是否受北京的监督时,瓦尔德称“所有共产党的政权都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据他所知,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毛泽东讽刺道:“人们可以看到,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的官员。”

  苏联希望相对长地在东北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此推断中国会因此丧失东北是缺乏根据的。中苏关系是二次大战后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但这一大国关系不同于以往的大国关系。这是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刚刚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这不是说它们已经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说这一时代的国际政治关系具有不同以往也不同于此后的国际关系的内含和性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包含着国际主义的面向,中苏关系不仅是中苏关系,也是东方集团内部的关系。一般来说,中苏分裂肇始于苏共二十大,到1960年伴随着论战的公开化而为世界所知。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即便在中苏论战的语境中,美国情报机构仍然认为中苏同盟并未真正破裂。归根结底,美国的判断是从朝鲜战争等经验中得来的,它明白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主权国家关系。这个关系的内核是党与党的关系,从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于国家间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参战的条件之一是苏联的支持,但这一条件并不是决定中国是否参战的最终决定因素。在1950年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文里面,毛泽东提及对第三、第四点没有把握。所谓第三点针对的是1950年5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中共发的联名电报,电报许诺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需要的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毛泽东问:是用租借的办法还是用钱购买苏联武器?他希望用租借的办法,而不是购买的方式,原因是新中国刚刚建立,亟需资金从事经济、文化等项目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如果将已经十分紧缺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不仅中国的经济恢复势必放缓,而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会反对,从而无法“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关于“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这一点,还可以举出1950年12月2日毛泽东给天津市工商联的电文为例。这与他对国内团结的担忧有关,即如果战争延长,战争负担过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表示不满,进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电报中的第四条要求苏联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中国在朝鲜作战,并掩护中国的北方地区。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周恩来在苏联多留一些日子,以便获得苏联方面更明确的承诺;但另一方面,即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参战的决心也已确定。就在发出上述电报的次日,10月14日,毛泽东开始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部署。10月23日,他给彭德怀和高岗写信,说要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冷战体制的确立与去冷战的契机  

  早在战争爆发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世界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去管、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管,这个看法几年后也体现在万隆会议的原则之中。这是他将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视为必要的和正义的战争的政治前提。

  从开罗会议开始,美国已在预谋怎样联合亚洲地区其他的势力,包括战后的日本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来遏制苏联。欧洲战场临近结束之时,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相继召开,如何在战后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已经是美苏博弈的现实课题。

  在朝鲜半岛,分治的格局最初是在雅尔塔会议框架下、以国际托管的形式产生的,但朝鲜并非战争策源地和战败国,其人民却无缘参与这一决定自身命运的事件;作为朝鲜的近邻,中国也没有参与这一“国际决定”。伴随柏林的陷落,美苏两国将战争重心转向远东,波茨坦会议的主题之一,已经是对日作战问题,占领朝鲜由此进入两国的战争方案,雅尔塔的托管计划也就被突破了。1945年5月杜鲁门特使面见斯大林,斯大林仍然坚持雅尔塔协定确定的四国托管朝鲜的方案,但波茨坦会议后,苏军对日宣战并进入朝鲜,美国提出了分隔朝鲜的“三八线”方案。这是新中国建立前夕、朝鲜半岛局势变迁的重要事件。

  伴随新中国的建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新任务就是遏制新中国,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经确立了与苏联结盟并加入东方阵营的方针。这一格局很可能正是促使斯大林从反对朝鲜北方南进到支持其南进的态度转变的枢纽。根据现有档案,1950年1月,斯大林并未向毛泽东通报支持朝鲜南进的态度,但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支持了斯大林的态度转变,却是可以推断的。因此,战争并不是1950年的产物,而是上述过程的延伸。所谓世界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去管、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管,针对的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以降、尤其是波茨坦会议之后霸权国家主宰弱小国家命运并将其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格局。

  在苏军已经大举进入朝鲜、逼近汉城之时,美军为防范苏联控制朝鲜全境而做出了以北纬38º线作为美苏各自对日受降的军事分界线的决定。从这个角度说,朝鲜战争类似于中国的内战,其中包含着民族统一的诉求,而不能等同于其他的入侵事件。既然是内战,任何外来军事干预――尤其是以霸权性的战略利益为基础的军事干预――都缺乏正当理由。美方对韩国临时政府合法性的执意取缔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不情愿让中国在战后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希望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亚洲获得最大权益、霸权独揽。

  无论是否偶然,朝鲜战争是二次大战的后续发展、是美苏双方战略平衡及失衡的产物,应该是清楚的。因此,引发战争的动因并不只能以某一势力在某一时刻的动向作为根据,而只能从博弈双方的战略变动过程加以判断。是谁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分隔局面?是谁破坏了南北双方可能的统一进程?是谁在造成了对峙格局后又根据自己的需求打破了战略均势?在追问战争起因时,这些问题比谁打第一枪或许更为重要。

  如果说“对东方有利”有中苏同盟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为物质的和理念的前提,那么,“对世界有利”则需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中估价。

  1951年,在朝鲜战场受挫的状况下,美国试图重新武装日本,并于夏季与日本拟定美日协定,确定9月在旧金山签约。关于日本参与朝鲜战争的细节,美日方面始终拒绝承认,这很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联合国宪章》中的53、77、107条中都有针对二战中的轴心国的条款,将这些国家称为“敌国”,日本如果参加朝鲜战争,可能会使国际情况复杂化。第二,美日单独媾和并让日本介入朝鲜战争的动议甫一提出,便遭到印度、菲律宾、缅甸、印尼等国的反对,引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吉田政府由于顾虑违反宪法第9条,命令大久保秘密行动;在签订和约前的敏感时期,日本政府不得不对重新武装日本表示疑虑。1951年9月8日美日安保条约继旧金山和约于同日签订,苏联等国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1953年,在朝鲜战场的战争与谈判处于胶着状态之时,艾森豪威尔试图通过介入东南亚战争,从东南沿海对中国施加压力,以牵制朝鲜战场上中国的兵力。但鉴于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教训,慑于中国对不允许越过“三八线”的警告,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º线—这正是中国政府向美方明确表达的底线--对北越目标进行有效军事攻击。这是朝鲜军事失败对美国的长期约束。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并以失败告终,与其在朝鲜的挫折有关。由此可见,军事与政治是相互转化的,战争与和平也是相互转化的,但争取和平的条件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和妥协。朝鲜战争结束后,1953年12月底,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以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为主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苏联及朝鲜方面提出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主张,但为美国拒绝,南朝鲜代表则提出必然遭到中苏方面否定的所谓按照大韩民国宪法进行选举的主张。日内瓦会议有关朝鲜问题的国际谈判因美国毫无谈判诚意而没有成功,但第二阶段有关印度支那的谈判却取得了进展。正是通过这一谈判进程,美国与英国及其它盟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局部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政治前提。一年后,1955年4月,以推动亚非国家民族独立为中心议题的万隆会议召开,参与会议的各国不但在广阔的范围内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问题,推动了亚非等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而且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对周恩来在1953年底提出的五项原则的深化和扩展。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与上述政治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清楚地说明了反抗帝国主义战争的军事斗争同时伴随着一个广阔和复杂的政治进程。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帝国主义霸权的松动和退却成为一个趋势,至1960-1970年代,不但解殖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遍及亚非拉各大区域,而且美国和西方世界内部的反战运动和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运动也风起云涌。

  1950年代,联合国沦为支持美国战争政策的政治机器,但仍然维持着国际组织的运作形态,也只是在朝鲜战争中,它的帝国主义霸权傀儡的性质才得到充分的揭示,从而为此后联合国内的政治斗争铺垫了道路。

  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及由此引发的系列后果,亚洲地区在60年代渐趋高潮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形成是很困难的。若将抗美援朝的军事斗争、日内瓦会谈中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分歧,中越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万隆会议所表达的民族解放的新氛围,以及此后越南战争中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博弈联系起来,我们有理由断言抗美援朝以热战促和平的方式推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促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新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的建立,世界人民的团结,东方集团的出现,以及在此背景下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打破了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格局。反帝的战争逻辑已经把抗美援朝战争与此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的解殖民运动联系起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才能造成的格局。我们只有从这个历史进程出发,才能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的含义,而这个含义正是被当代的许多历史学家刻意地遮盖起来的,他们用苏联取代了整个东方和世界,从而将二十世纪中期的确存在的“东方阵营”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及其关系替换为单纯的中苏间的国家关系,将抗美援朝战争包含的国际主义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抗帝国主义入侵和称霸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必然包含的国际意义,彻底抹杀了。用美国人的韩战概念替换抗美援朝战争这个概念也一样,这一历史研究中的修辞变化改变的是战争的政治内含。从“对世界有利”这一判断出发,从上述广阔的历史进程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证明:中国入朝参战的短期效果是中苏同盟的巩固,而长期效果却包含了对冷战的霸权格局的解构。

  因此,志愿军入朝包含着多重的意义:对朝鲜的支持,对东北的保护,对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的反击,对联合国拒绝中国的抗议,对霸权主导世界这一格局的拒绝。所有这些内涵都凝聚在毛泽东于1950年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提出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口号之中。在欧洲,1948年是冷战体制确立的一个界标,而在亚洲,这一年也是朝鲜半岛从尚存统一希望的南北分治转向南北抵抗的战争体制的转折点。在朝鲜战争中,为了保障美军的军火供应,美国准许日本恢复军事工业,并将原来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军工企业交还日本政府,以为朝鲜战场提供军备。日本利用朝鲜战争恢复经济,成为美国在远东的最大冷战盟友,而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冲绳也在这场战争中正式投入使用。由于中美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武装、保护和对台湾海峡的封锁。1953年朝鲜停战,朝鲜半岛的分断-停战体制成为亚洲冷战格局的一个界标。朝鲜战争就发生在上述世界格局形成的关键时刻。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此后的冷战格局有重大影响,但新中国地位的确立、日内瓦会谈和万隆会议的成果、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等后续事件也提供了动摇冷战体制的某些契机。  

  二、人民战争转向国际主义联盟战争的政治意义

  ▍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与以往国内的人民战争有所区别,它的两个最主要的特点是:第一,这是一场境外战争;第二,这是一场核威慑之下的热战,即所谓全球冷战条件下的热战。境外作战是否具有“革命”的性质,还是只具有民族的性质?在核威慑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原则还有意义吗?或者说,朝鲜战争与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对人民战争做出理论解释。首先,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根本地转化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边区政府、政党、农会和工会等等)的产生或转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主要由一些被马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跟工农的关系深厚。

  [注:党史专家杨奎松在《以论带史的尴尬》(《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2月29日)一文中蓄意将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扩大成从1921至江西时期,并“说这一时期的中共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所构成,不是无知,就是瞎说。”关于中共创建初期的党员构成,参看马林:《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1页。此外,孙应帅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一文中提供的中共创建初期党员数据如下:一大53人,二大195人,三大420人。中国共产党重视工人身份,但1922年二大的工人比例只有10.7%,1923年三大的工人比例也只有37.9%。至于其后工农比例特别是工人比例的提高,则恰恰是国共合作条件下的国民革命推动工农运动的结果。]

  1925、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

  [注:杨奎松在前引文中质疑我只提毛泽东担任所长时期的农讲所,并指出在我所突出的1925/1926年之前和之后,国共均有工农运动。这里简述我的理由:农讲所开办了六届,这里仅提及毛泽东担任所长的时期,是因为只有毛泽东与此后的人民战争有直接联系。在1925年之前,国民党有过工人运动,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也有声有色。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更是党史课本中的重要内容。这里提及1925、1926年而不及其他,是因为这两年的工农运动最具声势,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相对稳定(发生过问题但不足以破裂)。1925年,著名的五卅运动爆发,广东全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5月份在广州召开;1926年,《中国农民》出刊,4月份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也正是在1925年冬季,湖南有组织之农民运动才开始,至1926年11月份各县农民协会会员总计已有1367727人。(参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57-262页)当然,1927年的运动声势也很旺,但此时国共之间的政治危机已经无法弥合,两者间的彻底破裂正在此年。]

  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主要政治创新集中于两点,其一是摆脱旧军阀、建立党军;其二是与共产党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用群众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最初阶段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国民党的创新。但在1927年之后,国民党逐步放弃了社会运动,伴随其党国一体,军队的政治性也随之大幅衰落。从共产党方面说,离开北伐战争失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战争,政党的转型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在成员构成上,还是在社会基础方面,也无论在工作形式上,还是在革命政治的内涵上,1921年诞生的、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的政党与江西苏区时期的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大革命失败后,由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

  [注:杨奎松在前引文章中论证王明没有主导过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是没有根据的。作为米夫的高足,王明一直鼓吹城市中心和工人武装暴动,这在他为《武装暴动》写的序言(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武装群众工作中,必须对于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加以最大的注意,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看成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简单响应或补充。谁不懂得只有工业城市是暴动的组织中心,谁不懂只有无产阶级是暴动的领导力量,谁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动策略丝毫也不懂。”(参看余子道等编选:《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立三路线失败以后,中共领导人中很少再有人提议倾苏区之力以攻打中心城市了,但王明从未放弃过城市中的工人斗争,即使在立三路线被抛弃以后,他的主张仍然很激进(他指责李立三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事实上,直到1931年5月,王明还要求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以掀起各种工人斗争,并一直视其为与苏区政权建设并重的要务。(参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73、289-290页)因此,说王明没有主导过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是不确的。]

  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我将这一政党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

  其次,人民战争也创造了战争的独特形式。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基本方式。井冈山斗争的中心问题由此变成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党在民众工作中展开的文化运动,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也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上述在战争中展开的政治进程赋予人民战争以与其他战争形式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命题就包含了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一个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

  第三,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

  [注:杨奎松在前引文章中批评说:“大家熟悉的‘边区政府’这一概念是用来指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和晋察冀的,没有谁会拿它来指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色政权。不错,作者关于‘边区’的概念是读《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得来的,毛泽东在此文中确实使用了‘边区’这一概念。但作者未免太过粗心,他没有注意到,无论在此文中,还是在《毛选》其他文章中,毛泽东都不曾把‘边区’和‘政府’合在一起用过,只是在抗战期间的文章中才频频用到‘边区政府’一词。换句话来说,毛泽东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写的文章中固然使用了‘边区’两个字,但此‘边区’非彼‘边区’。”这里略做辨析:首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并未使用“边区”一词。其次,我使用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的概念是从历史脉络中做出的有根据的概括,并不限于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48页)这里所谓“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不就是边区吗?这个边区的红色政权不就是边区政权吗?毛泽东还用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的说法,而“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同上,第49页)第三,毛泽东所说的“红色政权”就是指这些夹杂在白色政权统治地区之间的小块的红色边界地区。在论述“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时,他提及了“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在稍后的段落中,又提及了红军、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发展,其使命是在“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同上,第52页)这里所谓“边界”与“边区”并没有文义上的区别,因为“边区”就是“边界区域”的简称,从而“边界政权”也就是边区政权。难道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边界政权、边区政权等概念的历史根据吗?在写于1928年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不但提到了“割据地区”、“红色政权区域”、“边界”等语词,还规定了这些地区的地方工作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等方面。他还提及:“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同上,第58,62页)这里的“边界政府”,以及各县政府,不可以放在“边区政府”的范畴内加以论述吗?]

  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从而也要借鉴中外历史上的国家经验,但这一政权形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持续的政治和战争动员中,它是获得自觉的阶级的政治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及其政权得到巨大的发展,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成为了胜利的保障。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游击战争转化为大规模的运动战,伴随着夺取中心城市,运动战与阵地战取代游击战成为了战争的主导形式。

  第四,在人民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政府处理的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日常生活的组织问题。这就产生了政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问题,其主要内涵是:一,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二,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用尽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良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因此,人民战争不仅是采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有效消灭敌人的方式,而且也要处理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校、集市贸易甚至货币金融等等构成了人民生活内容的主要问题。军事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

  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它是政党的政策,也是重构政党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结构。在广阔的、尚未工业化的乡村,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在运动中获得了政治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及其群众路线创造了阶级的自我表达,从而也创造了政治性的阶级。先前的政党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民战争而自我重构了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相对于政党、政党政治、苏维埃政府等源自十九世纪欧洲和二十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中更具原创性的发明。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人民战争,就不能理解中国的革命的独特性,就无法理解这场革命中的“党的建设”与此前的政党政治的深刻区别,就不能理解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在二十世纪中国产生的独特政治范畴的历史内涵。

  国防战争与国际主义战争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中,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但已不同于传统的人民战争。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红军时期的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序列中进行观察,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场战争的若干特点。

  首先,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境外战争,与红军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相比,后者的战争主体是白色区域当中的红色政权或抗日的敌后根据地,而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前提的。战争形态由此发生了从传统的人民战争转向了以国防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形式。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不是在境外建立根据地,或者通过人民战争创造出新的政治性阶级,而是以保卫新中国为目标的。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建立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过去是革命军队,是参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的播种机、宣传队,是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的暴力机器,但现在则是以保家卫国为首要责任的正规部队。

  其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队和国防建设与工业化过程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关系。正是在高涨的战争动员中,新中国的第一个以城市工业化为中心的五年计划顺利进行。保家卫国的口号激励了全社会的政治热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这是战后恢复的主要动力;在战争中,通过结盟关系,中国获得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朝鲜战争也是加速中国成为核国家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国防的要求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政治底线,即不允许美军威胁中国,不允许朝鲜被击溃,从而中朝军队不能从“三八线”退却。1952年10月,在谈判进程中,美军宣布休会,六天后发起了上甘岭战役。这场攻防战对双方而言都是政治性的:新任美军总司令克拉克要为美国民主党助选,而中国军队的阵地战是以不能从“三八线”退却这一政治原则为底线的。由于在境外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形态不得不是依托祖国后方、以运动进攻与运动防御为中心的战争。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并尽力得到朝鲜民众的支持,偶尔也采用骚扰和游击战术,但战争的基本形式是运动战加阵地战。

  即便存在上述差别,抗美援朝战争仍然继承了人民战争的若干特点。

  首先,尽管战争在境外展开,但它是以中国战争史上少见的全国性动员为前提的。在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次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战争,一次是抗日战争,即在国民党主导正面战场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以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契机,促成了全面的抗战动员。第二次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经过漫长的革命与战争,中国实现了除台湾地区外的全国性统一,从而为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经济动员、文化动员和军事动员奠定了前提。从1950年到1953年前后,毛泽东的顾虑和最后的决心,都与这场战争能否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支持有关。

  其次,在境外战争的条件下,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很难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那种军队与根据地人民的鱼水关系,但志愿军入朝后试图在跨国条件下重建这一关系。1950年10月8日,在由毛泽东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特别提及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障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基础。”这一命令一方面显示出中共对于境外作战的特殊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表明志愿军将在境外环境中灵活运用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的经验。

  第三,抗美援朝的国内前提是新中国的建立,而它的国际前提则是一个以人民民主国家为主体的东方体系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团结。战争不再是过去的人民战争,而是人民战争传统在跨国战争条件下的一个延伸,其中同样包含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等要素,但由于基本环境发生了变化,其含义也势必发生变化。在战争条件下,全世界人民民主国家(包括苏联)和在亚非拉地区出现的的民族解放运动,共同构成了国际的统一战线。如果考虑入朝参战对东方、对世界的意义,这场战争的深刻的政治性恰恰体现在它与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续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发生在两个阵营的对峙条件下,从而战争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家间战争的意义。如果不能解释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一政治含义,而仅仅将战争解释为民族战争或国家战争,历史解释就不是透彻的。因此,抗美援朝战争具有双重的性质,既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又是一场抗击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战争。就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人民战争的逻辑在国际领域的拓展而言,抗美援朝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

  境外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性质,即是基于国际主义原则的援助战争,还是基于单纯国家利益的民族战争。那种全盘的、不加区分地否定民族战争的论调无法确定民族战争的政治内涵:就民族主义而言,存在着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区分,存在着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区分,存在着旧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新中国及其它民族的反帝反殖民族主义的区分。就中国而言,抗美援朝战争与抗美援越战争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战争,从而具有国际主义的特点。

  核威慑条件下的第一场战争: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还是物?  

  朝鲜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核武器之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

  为什么是“冷战”?因为出现了核武器和核威慑。在核威慑的战略平衡下,战争以冷战的形式出现。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与第一个有能力实施核打击的超级帝国主义大国,发生了军事上极其不平衡的战争。在二次大战之前,谁都不知道美国正在研制并且可能生产出核武器;但中国入朝参战,展开一场与拥有核武器的霸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怎么可能不考虑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在武器装备上极不平衡的战争是否根本改变了人民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经有过两次动用核武器的具体计划,而这两次计划又都与重新武装日本、让台湾参战的设想联系在一起。

  在1945年美国使用核武器之后,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直接讨论了核武器,指出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是无法终结战争的。1946年8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提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命题。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他相信最终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所谓“原子弹是纸老虎”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决断。在核威慑条件下,如果中国不站出来跟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较量的话,所谓中国人民被欺侮的历史一去不复返的宣示,所谓东方由于十月革命,由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帝国主义霸权可以为所欲为称霸的格局一去不复返的宣示,就不过是阿Q式的豪言壮语了。如果中国不能有效抵抗美国的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整个历史含义都会被改写,甚至由于出现了东方世界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也会被改写。毛泽东的宣示具有不可后退的政治的性质。

  是人决定战争的胜负还是武器决定战争的胜负,是人民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相互区别的关键命题之一。不可否认:这是毛泽东根据他对全球政治和军事格局的分析而做出的正确的军事判断,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这一人民战争逻辑对于以核威慑为杠杆的冷战逻辑的胜利。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依托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动员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强韧的战斗意志战胜对手。重视人的力量绝非否定武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战争初期要求苏联的空军支援、武器装备支援和技术支援,高度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但这一切没有改变他对战争进程及其政治性质的判断。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境外作战、人类历史上在核条件下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国防战争,这三个独特性提出一个问题,即在这三个条件之后产生的战争,到底是人民战争还是非人民战争?

  毛泽东出兵朝鲜,表明他相信核武器并没有改变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这一人民战争的逻辑。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由于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从而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作战双方的能力、意志、战略和战术等主观因素,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环节。能动的主观的政治是中国革命政治的一个特征。抗美援朝将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转化为在新中国条件下的全面社会动员,就显示出了政治的能动性。天津的民族资本家支持这场战争,;通过国际结盟与跨境战争,新中国将国内革命的统一战线逻辑有效地用于国际战争了。1951年开城谈判破裂后,美军利用空军优势展开所谓“绞杀战术”,但依托新中国的全民支持和中国军队的全面动员,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形成了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后勤补给线。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人民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政治的战争,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战争。战争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战争的特点。武装斗争必须与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等政治过程相互配合,就是战争的政治性的体现。由于战争是有政治性的,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从而存在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是没有正义性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及其瓜分被压迫民族的战争是带有正义性的,这个判断就是正义战争的概念的基础。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形态不同,但都是对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称霸世界的态势抵抗。以武装的革命打退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以跨国抵抗战争的形式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保卫和平而采用的军事性的政治手段(或政治性的军事手段)之一。

  抗美援朝是一场区别于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正义战争。正义战争的范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判断,即一方面以和平为目标,另一方面必须超越一般所谓和平主义,即以战争促和平。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重申《论持久战》所探索的和平与战争的辩证法,指出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并不能导致和平。正义战争的概念是与必须终止帝国主义战争逻辑的诉求密切相关的。革命战争、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永久和平,但既然是战争,和平的目标就必须与有效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相关联。正是在军事失败中,美国的军事将领才不得不对中国军队视死如归的勇气和精明高超的战术表示敬意: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二战之后,美国的全部中国认识正是由朝鲜战争的失败重新奠定的,那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学术态度必须用较为审慎的方式加以调整。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与“越战”都是双重失败,即军事失败与政治失败。“越战”的政治失败在美国是更为清晰的,但其基础也与朝鲜战争的失败有关。

  战争与和平能够相互转化,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辨证关系,主要是由战争的政治性决定的。战争的政治性还体现在敌我关系的确立与转变之上。战争以敌我之间的清晰界定为前提,从而战争总是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展开的。但正因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形式,而政治范畴的敌我关系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从而即便是战场上的敌我关系也可以在其他条件下转化为非敌我关系,即敌人可以转化为非敌人,可以转化为盟友;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非敌我矛盾,转化为又斗争又团结的关系。敌我矛盾的转化不是敌我矛盾的取消,不能用矛盾转化的结果去衡量矛盾转化前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伴随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逐渐转化为又斗争又团结的次要矛盾,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这个矛盾转化中成立的。这一矛盾及其转化的逻辑同样存在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国内国际关系之中。战争既是政治的形式,也为新政治的展开开辟道路;没有对于矛盾及其转化的理解,就不能理解新政治得以展开的前提。

  三、并非结论:停战体制与去政治化条件下的战争

  朝鲜停战六十年后,停战体制仍在半岛延续。朝鲜处于被孤立状态,核威慑导致了半岛的有核化进程――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是从美国介入朝鲜半岛时代开始的,这一点任何时刻都不应该忘记。伴随着美国实施所谓“重返亚洲”(何曾离开过?)的政策,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紧张,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朝鲜与韩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示出激化的趋势。就矛盾和冲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难说现在比过去更为危险。

  但是,在今天,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清晰区分日益含混,促进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团结的万隆会议已成历史的遗迹,能够冲击霸权体制的解放运动和反抗运动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霸权和压迫的结构,却难以发现改变这一结构的能动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政治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正义的尺度?从哪里寻找超越了冷战格局的新的国际主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促使我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经论证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命题;但伴随二十世纪的终结,这一命题似乎正在被修订:在当代条件下,战争与其说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宁说是政治失败或消失的后果。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一命题仍然正确,但由战争促发革命不再是现实。我们时代盛产的是去政治化的战争形式,它既不能体现人的决定作用,也无法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从而难以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运动中产生类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反战运动与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那种相互激荡和有力支持。这正是我们重温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所在:即便在核威慑成为现实后,抗美援朝战争和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也并没有像奥威尔设想地那样陷入冷战,而是以热战的形式展开了为争取和平而战的政治进程。

  相较于早期的人民战争,技术在朝鲜战争中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战争中的意志、战争目标、指挥员的战略战术和应变能力、战斗员的士气、理念和技战术水平,仍然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负。这里所说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战场上的斗争,而且也指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和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反战运动,以及联合国内外丰富的外交斗争——正是这一广阔的政治进程将美国的战争逼进了死胡同,导致这个霸权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战线上的同时失败。

  在今天重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如马岛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及箭在弦上的叙利亚战争,但战争并未催生类似于二十世纪的人民战争的抵抗运动和社会革命。今天的战争性质显然发生了改变:没有先进的武器,就不可能赢得战争;除了大国围绕各自利益而进行的霸权博弈,那种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及文化政治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深刻而宽广的政治进程不复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战争的政治性质逐渐被取消了?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是政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人民战争的逻辑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战争中的人的作用,不仅是在人与武器的对比关系中呈现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区分中展开的。说到底,战争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战争的政治性。

  在军事领域,对人民战争的否定、对人的决定性因素的否定与对军事技术的崇拜共同构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论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所讨论的,去政治化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战争和军事的范畴;“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等等复杂现象正是这一过程的表征。为了改变这一格局,人们试图从二十世纪的历史遗产中吸取经验。在政治领域和理论领域,重提群众路线便是尝试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语境中,重提作为人民战争的产物的群众路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群众的诞生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重提群众路线,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一个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探寻,它不可避免地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政治未来?

  上述讨论已经脱离了朝鲜战争的语境,但对于理解围绕这场战争而展开的当代辩论却是有意义的。让我重述一个命题: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范畴,是一个能够产生政治能量的过程。对于苏联的解体、东方集团的垮掉,很多人幸灾乐祸,但这一过程的另一面是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整个美国霸权无所顾忌的时代的到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许多人弃之如敝屣,但当代中国是否像1949年那样代表着一个朝向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政治进程早已不是自明的问题。现在非但没有人民战争,也没有正义战争,从而战争意味着政治的终止,而不是政治的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终结了,重新政治化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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