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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英国催生了产业革命的贸易保护主义

左大培 · 2020-12-0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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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的制造业还落后于其它国家时,英国政府一直采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扶植本国的制造业。在18世纪及其以前的几个世纪,英国正是在这样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发展起了发达的制造业,甚至首先进行并完成了产业革命。

  

第三章 英国:催生了产业革命的贸易保护主义

 

 作者:左大培

 

 

19世纪初完成产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极力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贸易。19世纪末英国虽然失去了第一工业强国的地位,此后却仍然一直是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2018年全世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1297美元,而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为42491美元。但是英国只是在19世纪上半期才转向自由贸易政策,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制造业还落后于其它国家时,英国政府一直采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扶植本国的制造业。在18世纪及其以前的几个世纪,英国正是在这样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发展起了发达的制造业,甚至首先进行并完成了产业革命。

 

第一节 产业落后时的贸易保护主义

 

 

直到18世纪下半期,英国还以严厉的手段限制外国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当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时,说道:“英国所绝对禁止输入或在某些条件下禁止输入的货物,其种类之繁多,不很熟悉关税法的人是简直极不容易猜想出来的。”(SmithAdam,第四篇第二章,24页)这是18世纪及其之前几个世纪中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常态。英国这种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保护国内的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以贸易保护主义扶植落后的制造业

 

英国在西欧近代早期仍然是个相对落后的国家。1415世纪时,英国在经济上还落后于海峡对岸的尼德兰。当时英国生产并出口羊毛,主要供应佛兰德尔的毛织业。但这时英国也开始发展了自己的毛织业。15世纪时在毛织业中还出现了大批在包买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在农村中,农奴制已经消灭,固定的货币地租占着优势地位。进入16世纪以后,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英国的专制王权从16世纪起采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工商业发展,为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英国,16世纪中叶以后,毛织业已成为遍及城乡的“全民性”工业,集中的手工工场也逐渐增多,呢绒输出量不断增加(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第2930页)。

英国毛织业的这种发展,是在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保护下实现的。这个时期的英国政府一直限制呢绒进口,特别是限制原材料羊毛的出口以迫使其用于国内的毛纺织业生产。英国本为羊毛输出国,而16世纪中叶呢绒出口已经占英国全部出口额的80%。为了促进英国毛织业的发展,1614年英国政府完全禁止末加工的羊毛的出口。这促使17世纪初羊毛加工业在全英国普遍盛行,导致英国变为向国外供应毛织品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上册,第6页)

这仅仅是当时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之一例。16世纪下半期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英国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它许许多多工业品。1650年到1663年英国一连制定了几个航海条例,严禁外国船只参与对英国及其殖民地贸易中的许多种运输。为了迫使荷兰承认这些航海条例,英国甚至不惜在17世纪下半期与荷兰进行了3次战争(左大培,第七章第二节,334页)。英国政府还于1696年批准了航海条例,严禁用外国船只转运英国和殖民地的货物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下册,657页)。

在限制制成品进口和原材料出口、鼓励制成品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保护下,16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采矿、制盐、冶金、玻璃、造纸、啤酒等许多部门中也发展起来。在农村中出现了富裕的大租佃农场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17世纪上半期爆发了英国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更大发展(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第2930页)。

17世纪上半叶革命前英国已经有了不少拥有几百名雇佣工人并集中在一个厂房里为资本家工作的各种企业。但17世纪上半叶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最流行的形式是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富裕的呢绒商人在行会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古老城市中的企业活动碰到反抗,便到邻近的乡村地区去,那里赤贫的农民提供大量雇佣家庭工人--圈地运动和地主夺取农民土地后,各工业郡丧失土地农民多半变为分散的手工工场的工人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上册,89页)。这样的手工业发展为使用机器的产业革命准备了前提条件。

在中世纪行会组织仍旧存在的英国各城市,发生了行会内部和各行会之间的社会分化。从手工业行会会员中间分化出富裕的所谓中介师傅,他们自己不从事生产,而担负起行会与市场中间的资本主义中介人的角色,把普通会员压低到家庭工人的地位。伦敦的呢绒与制革行会中都有这种中介人。另外,通常从事于最后一道工序的各个行会,使许多在联带的手工业部门中工作的其它行会都隶属于自己,而本身却由手工业行会变成商人基尔特。同时,师傅和那些彻底变成“永久帮工”的帮工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上册,89页)。

在这样的基础上英国在17世纪下半期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海上霸权,接着在18世纪中又挤掉法国,确立了在印度、北美的殖民霸权,成为18世纪首屈一指的工业、商业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帝国。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起首先开始了工业革命(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第2930页)。

英国的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纺织业部门。那时的纺织业可以说是技术最密集、最“先进”的产业,而英国在这方面明显地不具有比较优势。直到18世纪初,印度、伊朗和中国产的棉织品在价廉、美观和牢固上都还超过英国产品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下册,657页)。但是英国绝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制造纺织品的努力,而是变本加厉地以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来加快本国纺织业的发展。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织品。1700年,英国议会禁止从印度、伊朗和中国进口棉织品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下册,657页)。这个禁令是绝对的,毫无伸缩的余地,哪怕是印度制造的一根棉线,英国人也不准动用。一直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花标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英国的产业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下发生的(左大培,第七章第二节,334页)。

 

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

 

英国的产业革命正是在棉纺织业中发生的。1733年开伊发明了飞梭之后,18世纪下半期英国人发明了各种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代。靠着首先完成使用机器生产的“产业革命”,英国才成为世界的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经济强国。到1820年,英国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到1850年仍占39%(左大培,第七章第二节,334页)。

按照通常的说法,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下半期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第二次科技革命则开始于19世纪末,以电气化和汽车化为标志,美国靠了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领先地位而成了以后一个世纪中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可惜的是,与自由贸易的辩护士们所断言的恰恰相反,这两次科技革命都并非发生于自由贸易之下,而是出现于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之下(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4页)。

根据经济史上公认的记载,“产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棉纺织业,其特点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1733年英国的钟表匠开伊发明了飞梭,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织工兼木匠哈格利夫斯发明了纺纱用的珍妮机;1769年发明了以理发师阿克莱特命名的水力纺纱机;17741779年间克伦普顿兼采珍妮机和水力机的优点,制成了“骡子”纺纱机;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了用水力推动的自动织布机;而1776年瓦特改进了前人发明的蒸汽抽水机,制成了单动式蒸汽机,10年之后蒸汽机开始应用于棉纺织业。这一系列机器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英国的棉纺织业首先完成了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它的榜样带动其它各个生产部门也采用机器生产,由此而形成了“产业革命”的浪潮。按照经济史家的看法,英国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初基本完成(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5页)

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在这个轰轰烈烈地进行产业革命的年代中,英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对最先开始产业革命的棉纺织业,英国的贸易保护尤其严厉。在18世纪初,英国完全禁止进口印度等地的价廉物美的棉布;以后直到19世纪初,英国还对进口棉布征收极高的关税。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出版了那本被视为自由贸易的福音书的《国富论》,虽然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但是英国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20年代,那时产业革命已经接近完成了。从时间上说,英国的产业革命基本上是在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进行的(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5页)

产业革命中发明的纺纱与织布的新机器最初只用于棉布制造,其原因在于:18世纪前,棉布在英国是奢侈品,主要从印度进口。而在18世纪初,呢料制造者劝说议会禁止使用“洋布”(印度棉布)以保护英国的毛纺工业。但由于人民仍大量需要棉织品,英国棉布制造商就想利用机器以增加产量,而且他们也可以自由地如此作而不受重商法规阻碍HayesMoonWayland862863页)。

一般的经济史论著在说明产业革命首先发生于棉纺织业中的原因时,都强调毛纺织业中重商主义法规的妨碍作用。它们都没有说清问题的另一方面——棉纺织品的进口壁垒与产业革命的关系。其实,对任何有经济分析头脑的人来说,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很容易发现的(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6页)

英国人民喜欢漂亮的棉布;由于政府禁止了价廉物美的亚洲棉布进口,他们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本国产的棉布。由于本国棉纺织业不发达,技术水平也低,棉布产量与居民的需求相比太少,就使国内市场上的棉布价格相当高昂,以致尽管本国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棉纺织生产还是极为有利可图。这就刺激了棉纺织业者尽力增加棉布的产量。但是,恰恰是由于英国的棉纺织业落后,它没有足够多的纺织技术工人来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纺织工人的数目太少成了妨碍增加棉布生产的最主要“瓶颈”。于是棉纺织业者们就有了强烈的欲望去发明机器,以便用现有的少数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产业革命就是这种发明冲动的产物(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6—347页)

《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弗兰克还指出了英国首先进行产业革命的另一个原因:英国工人的工资比较高,使得英国的企业主有更强的愿望去以多使用资本的机器代替昂贵的劳动。我们还可以补充他的论点说,英国的社会体制也使英国有较高的积累率,从而资本的利息率较低,有助于推动人们使用机器(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7页)

在产业革命之前,英国生产棉布的相对成本显著地高于印度等亚洲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英国应当放弃棉纺织品的生产,从印度进口棉布。而如果英国真的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免去棉布的进口关税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会被彻底冲垮。那样英国将不会生产棉纱和棉布,也不会在棉纺织业中开始产业革命。没有英国18世纪保护幼稚产业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那场伟大的产业革命!(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7页)

尽管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就极力鼓吹实行自由贸易,但是英国只是在完成了产业革命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之后才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20年代,英国与各主要国家订立了互惠关税协定,把工业品的进口税率降低到平均30%的水平,废止了所有对输出品的限制。18411846年间,英国又取消了605种商品的进口税,降低了1,035种商品的进口税,1849年废止了实行近200年的航海条例。到18531860年,英国才最后消除了保护关税的残余,成了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左大培,第七章第二节,335页)。

 

 

英国的贸易中心城镇制度和外汇管制

 

熊彼特指出,贸易中心城镇制度和外汇管制是英国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体系的两个重要方面。

熊彼特认为,重商主义时代的贸易中心城镇制度逐渐演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保护主义(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2507508页)。重商主义时代搞贸易中心城镇有多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凡是能够成为商业中心或者能够劝说其政府帮助取得这种地位的城镇,都试图运用贸易中心的权力,既强迫商人经过这些城镇,强迫他们出售货物,并强迫他们服从对这些城镇有利或被认为有利的其它限制。这种做法在13世纪及以后的年代传开来,先是遍及意大利,那里的热那亚和威尼斯是最强大的贸易中心城镇,然后遍及欧洲其它地区,包括俄国在内。这种做法也传到了英国,正如爱德华三世(13271377在位)的贸易中心城镇敕令所表明的那样。1558年失掉加来后,英国实际上就不再实行这种贸易中心城镇政策,而在其它地方例如威尼斯,这种政策却一直延续到拿破仑征服那个城市为止(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2507页)。

1558年英国开始实行重商主义时代搞贸易中心城镇的另一种做法:为了整个国家实际的或假想的利益,为了伤害外国人,迫使国际贸易纳入规定的渠道。英国的文献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种做法。英国仿效西班牙而有所改进,实际上将这种做法发展到了超过所有先例的程度。又过了整整一个世纪,1660年颁布航海条例和1663年颁布贸易中心城镇法案后,才奠定了这种政策的立法基础(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2507页)。

也如熊彼特指出的,完全管制外汇使政府部门能够阻止某些进口或出口,同时能够鼓励另一些进口或出口,从而能够强有力地影响国民生产;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改善国家出口对进口的贸易条件(Schumpeter,第2编第73509页)。

熊彼特认为,管制外汇的做法以及人们就此展开的讨论,两者都在英国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是,前者达到顶点比后者早得多。英国的外汇管制是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达到顶点的,在此期间,由于各方面的情况不断好转,也开始放松外汇管制。那时,由一名特别指派的官员即“皇帝汇兑官”管理外汇交易,辅之以禁运金银(在多次反复之后,除了禁运英国硬币外,于1663年正式取消了此项禁令)以及1390年的“使用法令”,这一法令企图强迫进口商使用他们出售货物的所得购买英国货。许多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类似这个法令的措施(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3508页)。

建立贸易中心城镇与外汇管制主要是相互补充,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相互替代:大约直到1660年,自由贸易作为一项纲领意味着发展贸易中心城镇制度,约束甚或解散商业公司。1600年以后,自由贸易意味着迫使商业公司开放门户,使每个商人都能进入商业公司。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贸易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解散托拉斯” (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3510页)。

 

贸易保护主义的标志:航海条例和谷物法

 

19世纪初英国开始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时,关于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英国的谷物法和航海条例上,以致谷物法和航海条例成了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标志。不过,谷物法和航海条例并不是英国限制进口的保护政策的全部,甚至不是英国限制进口的保护政策的主要部分。从本章的后边几节中可以看到,其实在英国的制造业还缺乏竞争力时,英国限制各种制成品进口的严厉程度和政策作用强度,并不小于谷物法对谷物进口的限制。在这里专门谈到英国的谷物法和航海条例,不过是因为它们在英国有关自由贸易的论战中受到了特别多的关注,甚至被错误地当成了英国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代表。

英国的谷物法是在谷物(主要包括小麦、大麦、黑麦和燕麦)充足和低价时期,为生产者的利益而企图控制谷物贸易的议会法规。禁止或不鼓励进口的法规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是,只是在1663年的一个法令中它才生效。而出口补贴开始于14世纪,并且依照1689年制定的一个法令而变得更有系统。只是在19世纪,这样的法规才引起人们争论。特别是1815年的谷物法,其目的在于,在国内价格没达到一定水平(对小麦是达到每夸脱80先令)时禁止进口,以此来鼓励国内生产。但该谷物法却成为代表消费者利益的激进分子和中产阶级制造商及出口商猛烈攻击的目标。实际上,没人对1815年的谷物法满意,因为它使进口不稳定。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在1828年采用了一种可调节的税率,在1842年降低了税率,并在7年后最终放弃了这种关税。虽然随着欧洲小麦供应的枯竭,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谷物法已经不再对谷物贸易造成很大的实际困难,但谷物法的废除被认为是标志着自由贸易理论在英国的最终胜利,并且迅速获得象征性的价值。而在实际上,谷物法对当时正规的政治经济学只有较小的重要性(HiltonB.)。

航海条例对英国经济的重要程度则远远超过谷物法。英国根据重商主义原则于1651年制定并随后不断修订和严加落实了它的航海法(梅俊杰,第三章,126页)。大不列颠的航海法力图通过绝对禁止或对外国航船课重税来使本国海员和船舶独占本国航运业(SmithAdam,第四篇第二章,34页)。这是一种严格限制海运服务进口的政策。

英国航海法的规定大体为(SmithAdam,第四篇第二章,3435页):

1.凡与大不列颠居留地和殖民地通商或在大不列颠沿岸经商的船舶,其船主、船长及四分之三船员,必须为英国籍臣民,违者没收船舶及其所载的货物;

2.有许多体积极大的输入品,只能由上述那种船舶或商品出产国的船舶(其船主、船长及四分之三船员为该国人民)输入大不列颠,但由后一类船舶输入,必须课加倍的外人税。若由其它船舶输入,则处以没收船舶及其所载货物的惩罚;

3.有许多体积极大的输入品,只许由出产国船舶输入,连使用英国船舶运送也在禁止之列,违者没收船舶与其所载货物。

4. 各种腌鱼、鲸须、鲸鳍、鲸油、鲸脂,非由英国船捕获及调制,在输入不列颠时,即须课以加倍的外人税。

此外航海法还规定(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二章第二节67-68页):非经英国政府许可,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欧洲货物必须用英国船只或原商品出产国的船只方准运入英国港口和殖民地;外国向英国殖民地输出条例中所列举的商品,必须先运到英国纳税后,方可转销到各殖民地去;殖民地输出“列举品”,也必须经过英国再转销到欧洲市场。航海法还规定了(梅俊杰,第三章,126页):所有输入英国的货物只能由英国的或者货源地的船只运输;船只也应在英国建造。

英国制定航海条例时,荷兰掌握着海运上的霸权。英国实行航海法,就是为了从荷兰手中夺取海洋上的霸权。1650年前,英荷贸易几乎完全是荷兰保持顺差。克伦威尔于1651年从国会获得了《航海法》,这一经济交战行为引发了英国与荷兰间的首次武装战争(16521654年)。从1665年开始,英国开打与荷兰人的第二次战争,该战争的动因完全在于经济问题(Murat,第11章,148149页)。

本书第一章中指出,英国人制定航海法保护自己的海运事业,更重要的目标是加强自己的海军实力。航海法表明了英国决心夺取海运和海军霸权。这样的航海法当然会全力保护和发展英国的造船产业。即使是在废除了航海法之后,英国也仍然保持着航海法的基本精神,为加强海军力量保持海上霸权而以政府采购支持本国造船业的发展。这使英国的造船业在3百年中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

一战前,作为技术和经济上的领先者,英国的造船厂无人可以匹敌。即使那些决心自己发展造船业来加强本国国防力量的国家,如意大利和日本,最终也放弃了这种努力,从英国购买了战船和商船。到1913年,世界上60%的轮船还是由英国生产的(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1)。

1900年前后,美国造船厂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英国的55%-70%19世纪末英国在造船业上相对美国发达得益于三个因素,其中包括:英国船只的制造者和他们的分包商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世纪后半期这种经验的积累一直在进行;英国的造船厂满足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的需求,而美国的造船业只满足较小规模的海军建设的需求;美国在铁金属方面的贸易保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造船业的高成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受保护的钢铁制造者生产的产品在国外的销售价格要低于国内的销售价格。在这种情况下,1890年到1894年英国的关税政策规定对国内造船商进口的钢铁可以抵扣相关的进口税费,使英国的造船厂比美国更有优势(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2443)。

 

 

 

第二节 在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发展中世纪晚期还相当

 

落后的经济

 

 

 

中世纪晚期,英国还是一个整个经济特别是工商业还很落后的国家。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工商业落后的状态,英国才逐步走上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道路。

 

 

中世纪晚期的落后状态

 

英国日后拥有巨大竞争优势的纺织业起步于相当落后甚至是“欠发达”的状态。实际上,岂止纺织业,整个英国经济都曾处于相当落后甚至是“欠发达”的状态(梅俊杰,第三章,93页)

英国在产业革命之前的外贸结构长期呈现经典的“欠发达”经济的特点。英国从前与活跃于1416世纪之间的汉萨同盟的关系,正同后来波兰与荷兰之间以及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英国输出的是羊毛、锡、皮革、奶油、其它矿产品和农产品,换来的是制成品。在16世纪中叶修道院体制解体前,与意大利、西班牙、低地国家、南德诸邦甚至法国相比,英国在产业上都处于落后状态。到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继位时,英国仍然几乎在所有行业中都大大落后于欧洲其它地区,只能指望通过引进技术工匠并且鼓励冒险者引进新的制造业来取得进步(梅俊杰,第三章,9495页)。

最初欧洲经济最发达的是意大利:毛纺织业虽然后来成为英国的首要产业,但佛罗伦萨在1213世纪便已达到年产呢绒八万匹的水平,更何况它还从欧洲其它国家进口大量白坯呢绒进行深加工,并拥有发达的丝织业以及金融业,其政府岁入比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与爱尔兰合计的岁入还要多(梅俊杰,第三章,95页)。

英国在1617世纪仍长期落后于荷兰。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世界经济霸权之前,17世纪还存在着荷兰这样一个世界经济霸权。当时英国仍然难以忽视荷兰人在贸易及其相关产业(诸如造船)中的领导地位。英国的人口多于荷兰,但世界贸易和金融的枢纽却是阿姆斯特丹。直至18世纪中期这种状况一直保持不变。有人认为,1780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时,荷兰人仍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到1570年,荷兰商船的运输量大约相当于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全部商船队的总和。从人均水平看,它是后者的25倍。通过航海法等严格保护措施,英国造船业已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得多的产业。但是,在17世纪里,大部分英国的捕鱼业和对外商业还是掌握在荷兰船东的手中,大批挂着英国旗帜的商船还是在造价更为低廉的荷兰船坞建造(梅俊杰,第三章,95-96页)。

那时连法国的经济都比英国强:18世纪的英国人在注视海峡对岸的法国时,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相对劣势而不是实力(梅俊杰,第三章,96页)。

意大利人曾控制英国羊毛出口乃至控制英国海关,荷兰人依靠呢绒印染等深加工环节分走大部分利润,而英国政府则对于纺织业进行了无孔不入的保护与干预(梅俊杰,第三章,96页)。

在英国,粮食贸易在13世纪时逐渐重要起来,而羊毛贸易对英国封建领地经济的影响更为巨大。在1213世纪时英国羊毛已大量输往大陆。到了1415世纪,由于佛兰德尔毛织业的繁盛和本国毛织业的兴起,羊毛贸易成了英王国库的重要收入来源。(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14页)。

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主张,英国在中世纪晚期及其后的这几百年中应当立足养羊业,满足于出口羊毛原料、最多是未作深加工的粗呢绒,借此换取意大利人和荷兰人等擅长生产和加工的制成品。但是英国的工商界人士、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却在数百年中偏偏走了一条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对贸易加以管制、对产业进行保护的道路,这种政策的内容包括:严厉限制原料出口,严格限制成品进口,积极吸引国外技术工人,悉心扶持本国工商力量,大力推动进口替代,强行提升输出品附加值,利用国家力量进行经济外交,甚至频频策动争夺市场的战争,等等。英国这些以贸易保护和国家干预为核心的举措不仅有效地扶持了本国纺织业的成长,而且引发了对人类历史有重大意义的产业革命(梅俊杰,第二章,54页)。

 

 

早期的毛纺织业发展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英国纺织业的母体是毛纺织业,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纪,当时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手工呢绒织造。然而在相当长的岁月中,英国的纺织业处于一种明显的落后状态,它首先体现在英国长期地输出羊毛,输入制成品包括羊毛制成品。自古以来,在工业活动兴起很久以前,牧场遍地的英国就饲养着许多羊群,同时经营着羊毛生意。而欧洲北部的佛兰德在11世纪时主要靠自产的羊毛来织造布匹,但很快它就日益从英国进口羊毛,而且在12世纪日渐以羊毛制成的呢绒等成品进行交换。佛兰德的手工制造业在13世纪进入全盛时代,英国从那里的制成品进口也快速增长,中高档织物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虽然在此过程中,英国以羊毛纺织为主体的手工织造业也曾发展并勉强进行竞争,但在价格和质量两方面佛兰德都拥有竞争优势。结果是大约从13世纪中期起,低地国家的产品先是控制英国的出口市场,后是汹涌进入英国国内,并在1300年时开始主导英国国内市场。这样,英国与佛兰德等低地国家总体上形成了输出羊毛并输入成品的贸易结构,这侵蚀了英国的繁荣(梅俊杰,第二章,5253页)。据估计,1421年羊毛税占整个英国关税收入的74%(梅俊杰,第二章,56页)。

为了改变英国的制造业和经济的落后面貌,英国政府实行鼓励毛纺织业发展的政策,限制外国产呢绒的进口,特别是限制原材料出口以迫使其在国内加工为制成品。对英国毛纺织业大有贡献的亨利七世在1485年加冕之前,曾在欧洲大陆流亡。其间,他对以羊毛加工为基础的低地国家的繁荣留下了深刻印象。从1489年开始,他把促进英国羊毛加工业列入计划。亨利七世采取的措施包括:派遣皇家使团选择适合羊毛加工的地点,暗地引入低地国家的熟练工人,提高羊毛出口税赋,甚至有意禁止羊毛出口(梅俊杰,第三章,123页)。

经过14世纪的苦心经营,英国的毛纺织业在进入15世纪后发生转折,从主要输出羊毛原料开始变为主要输出呢绒成品。再到16世纪,国际分工格局转变,某些种类呢绒的制造从尼德兰转向英国(梅俊杰,第二章,53页)。然而,即便如此,英国的商业压倒性地依赖于低地国家,伦敦在经济上是安特卫普的卫星,英国向欧洲主要地区的呢绒出口和几乎全部的进口都依赖安特卫普。英国经济的脆弱性可以概括为基本依赖一种商品--呢绒,一个港口――伦敦,一个贸易组织――冒险商人公司,一个商品市场――安特卫普,这种脆弱性不时酿成经济与社会危机。对安特卫普的供过于求曾导致1552年英国呢绒出口下降36%,政府关税收入减少40%,许多纺织手工业者失业或破产,1556年为缓和呢绒积压,英国甚至停航了所有开往尼德兰的船只达四个月。更严重的是,由于缺乏印染等增值环节的技术,英国绝大部分呢绒总是未经深加工便出口低地国家,直至17世纪初,较高的估算是,荷兰人的印染占到最终呢绒销售增加值中的大约75%。荷兰人因此获得了布匹贸易利润中明显不成比例的份额。与此相关,从13世纪到16世纪,英国毛纺织业的对外贸易长期被掌握在外国人手中。1314世纪之交,意大利大家族控制着英国羊毛出口,在若干年内完全垄断出口,并且整个控制了王国海关。外国商人一直操纵着英国的羊毛及毛纺织品的交易,来自海外贸易的商人资本在英国中世纪经济中一直是显著的,几百年间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梅俊杰,第二章,5354页)。

 

 

16世纪下半期的转向重商主义和“初始产业革命”

 

16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对外贸易曾经趋向自由化,有人甚至称之为一个“自由贸易”的阶段。证明这种自由的一些标志性事件有:商人冒险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一度受到限制,废止了有关高利贷的法律,放松了对非成品布匹的出口限制,攻击汉萨商人的行为基本结束,取消了向外国人征收的歧视性关税,货币不断贬值推动了出口的增长,政府干预贸易的意愿和努力明显降低,等等。然而,这样的自由化贸易在一度带来一定繁荣之后也造成了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呢绒出口额,伦敦成了安特卫普的卫星,英国经济受制于低地国家,并从16世纪中期起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除了16世纪中期由贸易萧条引发的严重经济与社会危机外,在托马斯·孟1571—1641年的70年生命中,贸易状况良好者只有36年,其余年份或者萧条或者糟糕,长短不一的严重危机就有七次(梅俊杰,第三章,9798页)。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政治与社会精英在危机中推动了一场以重商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革命。1550年代的失调揭开了英国经济史上的新篇章。经济讨论喷涌而出,虽然它们大量地从历史中借鉴思想,但讨论所使用的语言和强调的重点都有别于3040年代。英国人自己将16世纪中期之后的这一变迁称为“由紧迫的实际经济问题刺激而催生的创新性的大讨论和大转折”,类似于1820年代、187080年代、1930年代的经济思想与政策方向的大调整。正是在这场大讨论中,题为《关于英吉利王国福利的对话》的匿名小册子于1549年前后成书,该书提出了以后两个世纪的经济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重商主义命题(梅俊杰,第三章,9899页)。

于是,英国17世纪内战之前的百年中发生了一场改变英国产业落后面貌的初始工业革命,英国借此全面奠定其现代工业的基础。这次初始工业革命依赖国家对投资与产业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包括采用特许证这一垄断性手段,特别也依赖对外国先进技术的嫁接,或者干脆是引进外国技术人才。当时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特点是通过了严厉的管制措施,而该年代居然出现了工艺水平的快速提高(梅俊杰,第三章,118页)。在这一时期,英国一直坚持实行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限制外国产呢绒的进口、严格限制羊毛出口的政策。

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曾经发生的这次产业进步可以称为“初始工业革命”。英国的初始工业革命完全是一场建立在大规模引进技术与人才等外部生产要素基础之上的、“后发”和“外源”性质的产业革命。在15401640年间英国经历了与此后那次产业革命相比速度毫不逊色的一场工业化运动,当时英国依靠外部因素为自己众多行业的起步与成长奠定了现代基础(梅俊杰,第三章,115页)。

在这场初始工业革命的百年里,英国通过三种技术进步建立了大规模工业:第一是引进了宗教改革之前在英国几乎未曾立足的一系列资本主义产业;第二是把此前尤其在欧洲大陆某些地区已知、但在英国很少使用的各种技术流程应用到旧有的产业中去;第三是发现和应用了新的技术方法。英国16世纪与17世纪工商业制度结构中也出现实质性变化:行会消匿、商业公司开始更新、新的工业组织开始产生。这一初始工业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它几乎完全依赖外部因素的推动,利用所谓“人为”的手段,引入先进技术及人才和制度,实现自主的产业跨越与创新(梅俊杰,第三章,115116页)。

这场初始工业革命的上阶段是16世纪的最后60年,这大致也是重商主义经济学革命发动并由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期。当时,为了改变英国产业全面落后的局面,女王及其重臣极其渴望发展每一种类的英国产业,以便使英国不仅经济上独立,能够支付某些进口,而且或许能生产可出口外国市场的高价值产品。最后付诸实施的政策是,由王室向那些具有足够企业精神,可资移植新技艺,或者引进新制造业的人士包括外国人颁发特许证,利用该垄断性的特许证制度来撬动产业升级。伊丽莎白的目标是要引进明矾、玻璃、肥皂、油、盐、硝石、金属片的制造,这些产品此前都靠进口。新颖性是颁发特许证的标准。当时的通行做法是,以一定年限的特许专营权换取技术和产业的本土化。这样的特许证制度本质上是一项鼓励进口替代的政策(梅俊杰,第三章,116117页)。

正是依靠这样大规模的进口替代,英国政府从欧洲大陆移植了一系列新产业,建起了首批造纸厂、黑色火药厂、火炮铸造厂、明矾和绿矾厂、食糖炼制厂、硝石厂、黄铜炼制和压延厂。此前在这些行业中,英国也不是没有一点小作坊,但它们与历史更早、生产规模更大的大陆无法相比。现在官方鼓励兴办的工厂则投资量大,投资周期长,雇佣工人多,重型机械也多,绝非小业主能够置办。随着这些工厂的兴建,英国相关产品的进口明显下降。尽管仍从法国进口一定数量的纸张,并且仍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糖,但明矾、绿矾、黄铜、紫铜的进口已大为减少,而英国产的火炮到伊丽莎白一世晚期甚至因质优价廉而在欧洲各地大有市场。特别是新厂建设过程中从国外所引进的精巧水动力机械、大型炉子及配件,以及工厂的规模本身,都具有强大的示范激励效应(梅俊杰,第三章,117页)。

与新厂建设同时,英国官方借助大陆的先进技术,着力改造采矿业和冶金业等旧有产业,并且开创了新的技术方法,从而在若干技术环节,不仅在赶上大陆各国,而且已开始呈超前态势。在那次初始工业革命期间,政府建设了数以百计的矿井排水和通风设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进而使英国后来居上。在采煤产业中,16世纪中期前,一个煤矿的年产量很少超过几百吨,而到1640年前,年产100025000吨的煤矿已经司空见惯,英国的煤产量很可能是整个欧洲大陆产量的三四倍。加之铜、锡等金属的采掘业经由技术引进也建起了大规模企业,采掘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据的显赫位置已超过其它任何一国。英国正是基于大陆先进技术所创造的条件,在这场初始产业革命中率先实现了煤对于木材或木炭的革命性替代,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产业中因燃料变革而必需的流程改造,大大促进了冶金业及其它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与这次燃料转变相关,英国人在初始工业革命中领先一步地发现并使用焦炭,大规模地烧砖和玻璃等。特别是炼铁中焦炭的使用,被认为比起日后快速的机械化和棉纺织业的增长,对于工业化甚至更具有根本意义。在冶金领域,铸铁用的大型鼓风炉在原从大陆引进的基础上又再次引进,年产量达到100500吨铁,大大超出英国原来小铁炉年产量最多20吨的水平。大型炉子以及水力机械这些关键技术的引进,让整个冶金行业脱胎换骨,从铁制品加工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到大型钢厂的建立,都是此期大陆技术引进的结果。同期,机械改良也风行于英国包括上自贵族下至最低级工匠在内的所有阶级,并令那些富有者游历海外以寻求启发(梅俊杰,第三章,117118页)。

17世纪英国内战前的一百年中,英国的政治精英在重商主义治国方略的指导下,集中财力为长远而投资,其中包括屡屡争取对外汇实行国家控制,甚至在1576年因此而引发在英意大利商人的示威抗议。作为这场初始工业革命关键期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虽然长达四五十年,但其贸易总量居然未有大的增长。然而,大量并不直接体现于贸易增长上的战略性创业活动却扎扎实实地起步了。投资于造船、远程贸易、内部殖民与沼泽排水、采矿、冶金及各种产业技术方法,虽然很可能并不总是在经济上非常有利可图,但毫无疑问带来了国家生产能力的显著增长(梅俊杰,第三章,119页)。

 

 

初始产业革命中借助外国技术人才

 

1600年之前,英国是一个从欧洲大陆进口技术的国家,它雇佣了德国的矿工、荷兰专门从事排水装置设计的工程师、法国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在1617世纪的初始工业革命中,主要是外来技术人员促成了英国技术与产业的跃进。当时发达的欧洲大陆成了英国初始工业革命的技术源泉。“皇家矿业学会”兴办的巨型铜业开采和冶炼企业,依靠来自德国的熟练技工;数家钢厂的建造则借助了荷兰的熟练技工,确知其中1565年于萨塞克斯兴建的钢厂曾雇佣30个外国工人;较大规模的商业性玻璃生产厂也是依靠外国工匠而兴建(梅俊杰,第三章,119120页)。

在欧洲的宗教改革时代,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德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大批的新教徒技工被腓力二世与路易十四分别从比利时与法国逐出以后流入英国,这一点使英国在工艺上、工业资本上获得了无可计量的增益。英国精细呢绒的制造,麻布、玻璃、纸张、帽子、绸缎、钟表等工业技术上的改进,以及一部分五金工业的建立,都是靠了这些人而获得实现的。它懂得怎样利用进口禁令与高额关税来促进这些工业迅速发展(梅俊杰,第三章,121页)。

不过,在17世纪,引进外国技术人员是欧洲国家的普遍特点。从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的主要国家中无不看到追求国家富强的重商主义潮流在活跃地涌动着。从崇尚贵金属、寻求贸易顺差、管制消费、奖励制造业,到发展捕鱼业、重视造船和海运业、拓展海外殖民、强化政权力量,甚至是鼓励海盗活动,相似的政策原则得到了新兴民族国家的普遍接受,其立场观点上的共性压过了国情方面的差异。欧洲各国曾竞相成立旨在扩张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垄断性公司。当亚洲纺织品行销欧洲时,各国的反应也是惊人地相似。1681年,苏格兰禁止穿着软棉布,甚至禁止了棉与其它纤维的混纺品;1686年,法国禁止了除转口之外的印度软棉布和中国丝绸的进口,并且严禁印度白坯软棉布在法国的印染和最后处理;威尼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普鲁士等也都实施了类似的禁令。与此同时,对印度产品的仿造,在英国、德意志、尼德兰和法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兴盛起来(梅俊杰,第三章,122123页)。

1617世纪的长时期中,英国乐于接纳或主动吸引的外来技工中,除了来自荷兰南部带来新织物技术秘密的纺织工匠外,还有来自荷兰的农民,他们引进了排水和精耕细作的农技;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他们带来了公私理财的经验;来自法国等地的胡格诺派教徒,他们贡献了工商及金融的知识,等等。尤其关键的是胡格诺派教徒的贡献,这些难民从法国带来了可作标杆的新技能和新趣味,几乎每一种产业技能都因此而得到激发。英国在模仿了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技术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梅俊杰,第三章,123124页)。

 

 

效法荷兰

 

在关键的追赶时期,英国特别重视效法荷兰。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榜样对英国和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发生了重要作用。可谓小国寡民的荷兰共和国居然依靠捕鱼、航运和工商业雄踞富强之首,这种示范效应强烈刺激了英国及法国去奋力竞争,而不是消极地接受这种从属的和较不发达的状态。在整个17世纪里被始终不停地重复念叨着的主题是:因为我们“知识薄弱”,所以我们“财富匮乏”。英国精英阶层都视荷兰为追随的经济楷模。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经济制度改革就是沿着荷兰的方向进行的。这一改革进程在1688年随着新国王的就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因为他同时也是荷兰总督(梅俊杰,第三章,124页)。

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从配第、米塞尔登,到洛克、斯图亚特,多在荷兰留学、访问、工作过,他们亲身观察荷兰的经济成就,念念于兹荷兰致富的奥秘。探讨荷兰富强的原因,如同探究西班牙何以在暴富之后跌入贫困一样,成了英国当时的一门显学。蔡尔德的书甚至列出了多达15条的具体原因来详细说明荷兰富裕的原因。当时英国人言必称荷兰。就经济政策的大方针而言,所有的英国人,不管是否保皇派,都以钦慕的态度看待荷兰这一楷模,都渴望通过师法荷兰人而超越荷兰人。英国对荷兰这一成功榜样的长期模仿几乎触及各个方面,模仿大量得自荷兰还有意大利的榜样,小到毛纺织业中的精纺和后序染整技术,大到海上力量的培育和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当中当然也包括窃取技术秘密(梅俊杰,第三章,124125页)。

英国重商主义时代旧殖民体系的核心是它的航海法。荷兰在捕鱼、航运等海上技术方面一向都远在英国之上,以后甚至还在殖民地生产者与英国的消费者之间充当牟利中间商的角色。为了夺取海上权益,英国悉心培养海上技能,刻意锤炼商船和海军力量。伊丽莎白时代,出于鼓励产业的政治动机而非宗教动机,1549年通过律令,要求人们在周五、周六、四季节、斋戒前夜、大斋节吃鱼,在这些特定日子吃肉甚至家中备肉者都曾被戴上木枷以示惩处。为了打压敌国渔业,还曾借口外国鳕鱼在桶中罐装有问题,于1563年完全禁止了进口。詹姆斯一世对于造船业与渔业的鼓励有着特别热烈的兴趣,他不断地劝告他的百姓多吃些鱼。英国政府在17世纪对航运业的支持形式还包括:为弥补商船被劫损失而在城镇征收的船金、对渔业的补贴、对纽卡斯尔与伦敦之间煤炭贸易的补贴、从事商业服务的海员的托儿所等。当然,还包括皇家海军海员的托儿所(梅俊杰,第三章,125126页)。

英国根据重商主义原则于1651年制定并随后不断修订和严加落实了它的航海法(梅俊杰,第三章,126页)。大不列颠的航海法力图通过绝对禁止或对外国航船课重税来使本国海员和船舶独占本国航运业(SmithAdam,第四篇第二章,34页)。本章的第一节对英国的航海法有更详细的说明。

 

 

现代民族国家主导的金融—财政

 

英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像当时西欧各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样,是为英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利益服务的。

欧洲1450年后进行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密切相关。整个欧洲到1660年以后对战争或和平的决断,越来越多地受“国家利益”所左右。对1618世纪的英国来说,战争,尤其是海军,向制铁业提供了永久不断的激励和周期性的市场(梅俊杰,第三章,126127页)。

英国政治发展的特点是,很早便具有国家认同和忠诚,是拥有民族主义这种新情操的第一批国家之一。有效的国家机器与有为的重商主义结合在一起,很早便产生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思想,即为了国家利益,政府有权力甚至有义务来管理经济(梅俊杰,第三章,138139页)。

16881720年,英国完成了一场“金融革命”,其核心是用一套有效的政府信用制度取代了玩于王室股掌之中的简陋制度(梅俊杰,第三章,129页)。

西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诋毁和轻视金融制度的历史为时甚久。工业化时代金融革命的初始动量首先是政治性的,是为了满足现代国家的迫切新需要而去开掘大规模的融资能力。从中世纪到19世纪,欧洲各国为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而开掘融资能力(梅俊杰,第三章,129页)。

早在中世纪,威尼斯在发展国际汇兑和信贷市场、金融和会计业务方面独领风骚,它以定期支付利息的强制性政府贷款为基础,创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公债市场。到16世纪,荷兰又是一个银行、金融和国际商业中心,相当于欧洲北部的威尼斯。而英国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设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国家还很粗糙。到17甚至18世纪,诸如英国与瑞典之间的贸易也还需通过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进行结算,在伦敦发生的交易仍然只占次要地位。17世纪初英国要建立的结算中心网络,完全是效法意大利、荷兰早已成熟运作的国家银行及其先进的信用体系(梅俊杰,第三章,130页)。

英国金融发展的真正加速点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且主要是靠外部因素推动。随着荷兰奥伦治王室入主英国,威廉国王的荷兰顾问们向英国全盘移植了荷兰发达的金融技术手段,包括作为交易中介和可议付工具的汇票、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公司可转让股票、政府发行并担保的永久年利债券等。这些金融手段在英国习惯法与成文法所提供的新的法律环境中,比在荷兰还更加有效。在荷兰经验的触动下,17世纪末英国“金融革命”的核心就是出现了政府执法机构和立法机构两者分立、在政府预算上相互制约的局面。此外,1694年特许设立了英格兰银行,1698年特许设立了伦敦证券交易所。英国的金融革命到1725年完成,其标志是开始发行广受投资者追捧的3%永久年利政府债券,英格兰银行稳固地成为英国首要的金融机构(梅俊杰,第三章,130131页)。

方便的信贷在1718世纪促进了英国出口的扩张,尤其是向殖民地和南欧的贸易扩张。出口商更能向其海外顾客和商业伙伴提供长期信贷,因为他们从供应商那里获得了同样的长期信贷。到17世纪末,毛纺织品出口销售中赊账一年已成正常做法,而到1775年,几乎所有行当都期待如此,有的获得长达两年的赊账期。随着金融的大发展,英国到18世纪上半叶已经以伦敦为中心建起了包括信贷融资网络在内的发达金融体系(梅俊杰,第三章,131132页)。

在传统包税制终于取消之后,在16881815年间,英国的税收惊人地增长了16倍;1700年税收总额仅占国民收入的9%,而到1815年已升至18%。不过,尽管英国完全可能是欧洲征税最高的社会,但大多数新增岁入来自对商品和服务课征的间接税。但是,英国的国债额从16851688年的200300万磅激增到18201830年的8.21亿磅,增加了几百倍,1816年英国累积国债已达国民总收入的2.5倍还多。这样,到18世纪末,增加的税收也只能支付已增债务的利息。在这个阶段,借款占英国战争时期总开支的比例保持在2740%之间。大多数用于偿付16891815年间战争开支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上筹措的。而英国1776年的国债总额为1.43亿磅,其中的0.59亿磅由荷兰人持有,足占四成以上(梅俊杰,第三章,132134页)。

1688年之前的两个世纪中,英国君主们所征收和花费的财富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战争年代大致接近6%,在和平岁月则一般回落到34%。而在16891815年间,战争年代该比重先是倍增至12%,随后则持续保持在1520%的高位。16891697年的战争时期,英国政府开支中军事开支占79%,民用开支占15%,利息支付则占6%;而在1698年到1713年间,无论平时战时军事开支都占政府开支的67%72%,利息支付则占政府开支的19%24%;在1714年到1815年期间,军事开支占政府开支的比率,平时在31%41%之间,战时则在61%70%之间,利息支付占政府开支的比例,平时在43%56%,战时也有22%30%1714年到1901年的汉诺威王朝从来没有将超过五分之一的国家岁入用于非军事的行政目的。从财政角度说,此时的国家可以被称为一个军事政权。这样的军事开支使英国海军的吨位数从1685年的10万吨大幅增加到1760年的32.5万吨(梅俊杰,第三章,136137页)。

不过,尽管有这样多的贸易保护和政府资助,英国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仍然耗费了很长的时间。英国的工业化其实相当缓慢。制造业对国民产出的贡献在1740年代并无明显上升;1780年代的迸发大体上限于棉纺织品;直到1820年代,新产业在数量上的分量才施加到整体经济上。英国经济大约在1820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经济一直到1820年代才达到持续年增2%的速度(梅俊杰,第一章,2728页)。

 

 

 

第三节   压制自由贸易所成就的毛纺织业

 

 

 

在许多世纪中,英国出口的几乎完全是羊毛及毛纺织品,到1700年都没有大的改变。在产业革命的新生产制度改变了一切并改换了观念以前,英国人总是认为国家繁荣的主要养料是毛纺织业。在18世纪开始时,人们依然不假思索地认为,英国繁荣的关键基础仍有赖于羊群成功地背起英国贸易扩张的主要重负。甚至有人认为,到1780年代或者更晚些时候,英国工业中的首要部门还是毛纺织业,而不是棉纺织业和炼铁业(梅俊杰,第二章,55页)。

 

限制羊毛原料出口和呢绒成品进口

 

英国发展毛纺织业的起点是限制羊毛原料的自由出口。1258年英国颁布了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内涵的“牛津条例”,据此,英国所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1415世纪的133213371376137714641467年多次重申上述规定。当然这样的反复重申也说明商人们一再打破羊毛的出口禁令。直到16世纪的1547年,英国的王室诰令还重申,只有获得了特许证的羊毛商人协会成员才能运出羊毛,其他人必须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呢,或制成帽、带,始得出口。1549年,王室又颁布更为严厉的诰令,对于无特许证而输出羊毛的违令者处以双倍于出口羊毛价格的罚款,羊毛的所有者要被投入监狱。这期间,羊毛之外的绵羊、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法律的实施十分严厉,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梅俊杰,第二章,5556页)。

除禁令外,英国也利用关税设限。1275年英国开征羊毛出口税,此后又多次调高税率。早期的这些出口税基本上都是向外国商人征收,后来国王爱德华三世(132777年在位)于1347年扩大到向本国商人征收此税。在他统治下,不仅进一步大幅提高羊毛出口税,而且组建了掌控羊毛出口的辛迪加斯特普尔公司。到1361年,斯特普尔公司实际上占有了向北欧出口羊毛的垄断权。据估计,1421年羊毛税占整个英国关税收入的74%(梅俊杰,第二章,56页)。

严厉控制羊毛出口一直是英国的基本国策。迟至1662年官方还在重申对违者施重刑;一个多世纪之后,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为了禁运羊毛和打击走私,还颁布法令,不准在海滨5英里内剪羊毛(梅俊杰,第二章,56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自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英国羊毛出口的数量总体上呈逐渐下降趋势。而正好此时英国在为发展养羊业进行圈地运动,羊毛出口的这种减少显然不是由于羊毛产量减少,而是由于实行原料出口限制政策。英国严厉限制羊毛出口的动机,首先是相信输出成品比输出原料更有利,其次是为发展纺织业以增加国内就业,还有就是相信其它国家严重依赖英国羊毛,其需求缺乏弹性,英国可以利用最优关税增加贸易的实际收益(梅俊杰,第二章,57页)。当时英国人的这些想法,就是本书第一章所说的贸易保护的幼稚产业效应、就业效应和改善贸易条件效应。

英国羊毛原料出口的十年平均数,在12811290年间为26856包,到13011310年上升为34493包,以后到13711380年就逐渐下降到23241包,而到15311540年间则下降到3481包。而13511360年间,折算成羊毛的呢绒出口量为1276包,到14411450年就增加到11803包,而到15311540年间则上升到23424包(梅俊杰,第二章,66页)。

当时的英国统治者深知本国羊毛在欧洲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曾经将其用作政治武器。爱德华三世在1328年通令禁止将羊毛卖给佛兰德,其用意也在迫使尼德兰城市与其结盟,共同反对英国的世仇法国。15世纪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十分自信地宣称:英国羊毛“能使我们管理和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所有的王国”。这种以羊毛为武器的做法以后长期延续着,从17世纪下半期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都一直维持着羊毛出口禁令。当时限制措施的初衷,不仅是要给英国毛纺工人以优惠,而且是要通过不让产业对手获得英国羊毛而对外国竞争釜底抽薪(梅俊杰,第二章,5758页)。

英国控制羊毛原料输出必然提高海外毛纺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引发欧洲大陆各竞争国毛纺业相继衰落。据分析,佛兰德在14世纪上半叶从欧洲纺织品生产霸主地位上的跌落即与此有关。15世纪末,作为英国羊毛主要买主的呢绒城市,如尼德兰的布鲁日、伊普尔等,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都开始经历生产萎缩、行业瓦解的过程。这些城市生产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羊毛原料上受到英国政府的遏制,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梅俊杰,第二章,57页)。

英国数百年中历朝甚至一朝中反复重申羊毛出口禁令,一方面反映官方对此意志坚定,另一方面也说明政策措施时有落空。此外,走私也一向伴随着羊毛出口禁令。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存在颇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包括决策者还受到像汉萨商人这类强势外来集团的牵制。有人甚至说,除非在某些罕见情况下这些利益与政府利益相互重合,要不然哪怕做得最好的时候,实施也是不严格的,一般的时候则简直就付诸阙如(梅俊杰,第二章,89页)。

英国的统治者们在限制原料出口的同时限制成品的自由进口,以削弱竞争对手,为自己留下市场空间。130727年在位的爱德华二世企图禁止外国呢绒的输入,只有规定供贵族使用的不在此限。爱德华三世随后于1337年下令禁止羊毛呢绒布的进口,该禁令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当时的英国海关指南手册援引此令禁止布匹进口。爱德华三世还禁止臣民穿着任何外国布匹制成的服装。146183年在位的爱德华四世命令外国商人在向英国输入商品时必须输出等值的英国纺织品。1463年,他实际上禁止进口所有外国纺织品及许多其它外国产品。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时,外国商人不得不再次执行向英国输入商品必须同时等值输出英国制成品的法令(梅俊杰,第二章,58页)。

为发展本国的呢绒加工业,为提升出口品的附加值,英国政府从1487年开始,下令禁止没有加工的呢绒半成品出口。151215141536年又多次重申这项法令。法令明文规定,运出未加工的呢绒低价出卖属于犯法行为。当时英国的呢绒加工技术尚低,在国外并无声誉,成品质次价高,出口半成品比成品对商人更为有利,但是从爱德华三世时开始英国人就深知,需要的不是增加交换的价值而是提高生产的能力(梅俊杰,第二章,5859页)。

 

利用技术移民扶持产业本土化升级

 

英国扶植毛纺业过程中发挥首要作用的一项政策是,通过大力吸引外国纺织技工,引进技术与经验。早在诺曼人于1066年登陆入侵英国之初,国王威廉一世就鼓励佛兰德织工前来定居。此后英国王室屡次三番地奖励吸引佛兰德纺织工匠,力图借助于这些外国的先驱来创设民族工业。尤其是爱德华三世时吸引佛兰德等地的呢绒织工、染工、漂洗工等纷纷落户于伦敦等地,形成了英国工业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爱德华四世时也曾出现过大量的移民涌入,其中一大部分为毛纺织技工。14841603年的都铎王朝时期,亨利七世重申允许外国织工定居英国的法令;爱德华六世则建立移民点,向外国移民提供贷款和每户4英亩土地(梅俊杰,第二章,59页)。

从中世纪前期起,由于英王在财政上对于汉萨商人的依赖,汉萨商人一直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享有超国民待遇的特殊地位。迟至15世纪末,对于染色呢布、半染色呢布、未染色呢布,英国商人需缴纳的出口税分别为每匹28便士、21便士、14便士,均高于汉萨商人的24便士、18便士、12便士,呢绒出口税倒挂。但对其他外国人,英国仍然执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如每匹未染色呢布的出口税,英商是14便士,汉萨商人是12便士,且均不缴附加费,而其他外商却需缴出口税33便士和附加费12便士(梅俊杰,第二章,61页)。

不过,在积极推动工商事业的都铎王朝时期,15091547年在位的亨利八世下令驱逐了15000名外国工匠,恢复汉萨商人从前的特权,鼓励他们增加进口,这种政策极不利于英国工匠。15531558年在位的血腥玛丽女王曾把400多名外来技工移民赶出英国;还曾提高呢绒出口关税,致使出口乏力,走私大增(梅俊杰,第二章,8788页)。

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时期,法国镇压属于新教派的胡格诺教徒,尼德兰也发生宗教及政治迫害,英国便乘机把大批宗教难民作为英国经济和工业方面有价值的财产而加以吸收,向移民颁发特许证、授予专利权、给予宗教宽容、以学徒制促进技术本地化等,诸多政策并举,造就了数十万工匠的大移民,如期取得了产业效果。东英吉利新织物的扩大是基于胡格诺教徒难民的技艺传授,这些人因宗教战争而被逐出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南部。14世纪外来移民潮促进提高了一般粗呢的织造水平,而16世纪的外来移民引进了一系列新型毛织品,使英国呢绒工业向高质量和多品种的方向发展。英国从1643年开始不再受制于尼德兰人,转而在国内印染呢绒,由此掌握呢绒生产的全部工艺技术;在毛纺业之外,17世纪中英国在麻织业和丝织业中取得突破,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胜出或者摆脱对进口的依赖,这都与政策驱动下尼德兰、法国技术人才的移入直接相关(梅俊杰,第二章,5960页)。

而在英国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正当英国在培植自己的产业时,荷兰在培植产业上也相当成功。16世纪下叶,莱顿市政府与英国争夺佛兰德难民,也吸引了大量的纺织业工匠;而在17世纪与英国的斗争中,荷兰先于1614年禁止进口英国印染过的羊毛制品,后又于1643年将禁令扩大至染色的细哔叽和密绒厚呢。任何时候只要光景不好,就会继续提出进一步的保护要求。所以17世纪中期,只有六七万人的莱顿成了欧洲最大的工业聚集地,其生产的呢绒达到英国出口量的一半(梅俊杰,第二章,90页)。

这样,英国呢绒出口持续增长之后,16世纪下半叶曾严重下滑。在最低谷的15711573年间,英国呢绒平均年出口仅为7.3万匹,这比15431547年间的年均出口12.6万匹减少了四成还多(梅俊杰,第二章,90页)。

有人认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虽然英国为应对安特卫普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垮塌而让自己的国际商贸成功转型,但是这期间在安特卫普跌落与阿姆斯特丹兴起之间的独特机会却被放过而溜走了。在英国经济史的这一关键时期,它的确成功地接过了德国在矿业和工业技术方面的领导权,但却输掉了争夺商业和航运霸权地位的竞赛,输给了更有闯劲、效率更高、组织更好的荷兰人。未能从安特卫普的垮塌中获利让英国延误了至少一个世纪才迈向世界头等地位(梅俊杰,第二章,88页)。

在英国,掌握先进技艺的外国工匠之所以得到优厚待遇,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利于促进英国产业的发展。在当时民族身份认同日益强烈的大背景下,只要条件许可,英国就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借以全力扶持本国工商力量,让产业或生产力在本土扎根。14世纪末,本国商人每输出一包羊毛要缴出口税和附加费共40先令,外商则每包要缴53先令4便士。到1471年,输出一包羊毛本国商人仍只需缴40先令,外商已需缴76先令8便士。15世纪下半叶,出口呢绒时本国商人只需缴货品市场价2%的关税,而外国商人则需缴6%的关税(梅俊杰,第二章,6061页)。

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和本国工商力量的成长,英国在都铎王朝时期不断收缩在国家力量薄弱时因不得已而给予外商的优惠政策。本来,1270年代以前英国的羊毛主要由佛兰德人控制,之后主要由意大利人、再后则主要由汉萨商人控制。通过长期周旋,英国15世纪完成了对意大利商人势力的清除,之后又开始对付势力强大的汉萨商人,对他们采取遏制和怀柔相结合的方针,一般在和平时排挤和打击之,以最终维护英商利益,只有在战争爆发需要其支持时才暂时笼络和利用之。亨利七世先于1486年成立了“伦敦冒险商人协会”,以此垄断了同安特卫普的出口联系,随后又规定汉萨商人只许出口完全制成的呢布,受优惠的商品限于来自汉萨城市的特产。在1493年伦敦市民攻击汉萨商人居住区之后,国王又乘机把汉萨商人从英国与尼德兰的贸易中排挤出去,并且将其居住地置于英国关税官员的监督之下。到150309年即亨利七世统治末年,英国本国商人已占到总出口的53%,汉萨商人占24%,其它外国商人则占23%。1552年爱德华六世断然下令收回给予汉萨商人的全部特权和特惠措施,只保留那些与其他国家商人相同的普通贸易权利。此前的1534年,威尼斯商人在英国的特权地位也被最终废除。英国扶持本国工商力量、反对外国商人控制外贸的斗争由此取得决定性胜利。到1598年,经由伊丽莎白一世更加坚定地打击外商、发展民族经济,汉萨势力被彻底削平,其对英国毛纺市场的影响已无足轻重,英国的商贸开始由民族工商力量主导(梅俊杰,第二章,6162页)。

 

国家干预和保护渗透到产业链各环节

 

国家在英国毛纺业壮大过程中给予的扶持与管理也体现在产业细节上。

在毛纺织业进步迅猛的都铎王朝期间,总共约有250个法令涉及经济问题,其中有关呢绒的生产、销售、工资和价格方面的法令占有突出地位。事实上,至少在都铎王朝的君主周围,除了有一般的顾问之外,专门有一批经济计划者,从事统计收集和研究工作,目的是要制订长远的官方政策,并且具体规范和管理经济活动。这些经济计划者特别重视计算战争的成本与收益,也重视对贸易的性质、数量、流向进行分析,以便对酒类和奢侈性纺织品的进口加以限制(梅俊杰,第二章,63页)。

在呢绒的染色加工中会用到染料靛蓝,英国以往通常从法国的土鲁兹地区进口,也可以从属于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等地进口。为了摆脱这方面的对外依赖,英国于伊丽莎白一世时开始在南部四个郡中种植靛蓝作物。由于这样的进口替代,经伦敦进口的靛蓝从155960年度的33000镑下降到159394年度的3500镑,自法国进入伦敦的靛蓝也相应大减。全英国自法国进口的靛蓝则在157586年间由23000镑降到8000镑。而这样的进口替代首先是政府鼓励甚至强制的结果(梅俊杰,第二章,62页)。

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由于面临着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且面临着遭受外国攻击和民众发泄不满这些迫切得多的威胁,政府将其行政控制持续延伸到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而主导伊丽莎白时期外贸的一个强大因素就是政府干预无孔不入的影响力。这种政府干预也延伸到消费上。由于当时在伦敦雇佣了8千名制帽工人,为促进消费以保障就业和产业发展,伊丽莎白一世规定,在每个星期天和圣日,除少数例外者,凡六岁及六岁以上者,每人都应头戴一顶完全在英国织造的帽子,如有违犯,每次罚款3.4便士(梅俊杰,第二章,63页)。

美国人说:“经国大事,唯生意二字”。这早由英国实践了。这是真正的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后来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就说:“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商人开辟道路并保持畅通”。为打开并保障英国毛纺织品在海外的销售市场并削弱主要的竞争对手,英国与外国签订商业条约、向外派驻领事、建立海外同盟关系。亨利七世在15世纪末为反对汉萨同盟而与正在仇视汉萨商人贸易垄断的丹麦签订条约,从而恢复了英国商人在北欧的贸易特权;与属于汉萨同盟的城市里加签订条约,试图分裂汉萨同盟以便直接进入波罗地海;与佛罗伦萨签订条约,借以在比萨港设立英国羊毛市场、垄断羊毛运输权,并遏制威尼斯的呢绒业和贸易;还与尼德兰多次签订通商条约,重新确立一度中断的贸易关系,使英国商人获准在尼德兰大部自由出售呢绒,并逐步扩大商业特权;还分别与西班牙、德意志帝国、法国等国签订商业条约(梅俊杰,第二章,6364页)。

伊丽莎白一世为开辟新市场,也派遣贸易特使拜访罗马教皇及俄国、莫卧儿和波斯等国君主,并开始利用靠大规模投资确立起来的航海霸权来占领新市场,还将占领的市场殖民化、垄断化(梅俊杰,第二章,64页)。

1614年开始的著名的科凯因计划,英国商人原本期望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呢绒印染及最后处理这一利润丰厚的加工环节,岂料国内缺乏技术人才、资金投入不足,加之荷兰人以禁止进口成品相报复,以及欧洲大陆上战争爆发等原因,不仅半途而废、被迫收回成命,而且还酿成1620年代前期英国的经济萧条(梅俊杰,第二章,88页)。

17世纪初,随着意大利在国际纺织业中地位衰落,英国与荷兰的竞争趋向白热化。在1620年代遭遇贸易危机和经济萧条后,英国紧急成立1622年委员会,提出六项经济对策,包括:禁止羊毛、漂泥等的出口,尤其针对荷兰;停止英国船只与商人为荷兰提供西班牙或土耳其羊毛,以打击荷兰竞争者;发展制造业,以减少进口需要及金银流失,并通过国内种植,争取自制亚麻布;将荷兰人从捕鱼场赶出,代之以英国捕鱼公司;对于将物品运至英国而赚钱的外国商人及船长,强迫其在英国购置英国制成品;从国外进口之物品须由英国或原产地船只运送(梅俊杰,第二章,65页)。

162216301632163416391647164916501651165216601662年,英国又连下一道道禁令,不准向荷兰出口羊毛,包括于1652年专门立法禁止后院苏格兰向荷兰输出羊毛。英国还以高关税阻挡荷兰莱顿富有竞争力的新织物的输入。英国市场以每码10先令的关税实际上将莱顿的织品拒于门外,莱顿的制造商认为此关税高得无可容忍,由此而引发持久的愤怒。与此相呼应,英国往后又在1700年废除了对于羊毛制品的所有出口关税,尽管毛纺织品的出口税此前几个世纪中一直维持在不过5%。贸易战频频引发军事战,16506070年代,英国与荷兰连打多场战争,借以维护毛纺织业在内的国家商业利益(梅俊杰,第二章,65页)。

当然,英国对进口成品的高关税也未必都是主动为产业保护目的而设置的。古老的英国关税体系是为创造财政收入而设计的一个简单体系,在1690年之前大同小异。即使此后英国开始系统地利用关税来进行保护,也有观点认为最强大的动因既不是经济学家的理论,也不是大臣们长远的商业政策,而是政府用钱支付昂贵战争的需要,关税只是对这些需要的回应而已(梅俊杰,第二章,89页)。

1640年代英国革命期间,当保王党与议会党人开始打内战时,布匹的贸易与煤和盐的贸易一样受到扰乱,使纺织品制造业、采矿和制盐业遭受重大破坏。有人相信,17世纪中期的这场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推迟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梅俊杰,第二章,88页)。

为争取自己的产业优势、消除竞争对手,英国于1699年出台法令,禁止爱尔兰向英国出口毛纺制成品,爱尔兰的羊毛也只能在王国内销售,1721年进一步通过的法令禁止其出口棉花、纺织品和玻璃制品(梅俊杰,第二章,64页)。

 

 

保护下毛织业发展的历程

 

英国从最初限制羊毛原料自由出口,到不遗余力地夺取产品的海外市场,在毛纺织业的培植上用尽手段(梅俊杰,第二章,6566页)。在这样全力的保护下,英国国内的毛纺织业在几百年中逐步发展壮大。

14世纪上半叶,英国自产的毛纺织品稳步地收复此前由进口货所占据的国内市场。英国原来每年通过外商进口1.2万匹呢绒,1337年下降到仅进口0.2万匹。14世纪中叶终于发生了第一个转折点:英国开始向外出口呢绒。13511360年间,英国出口了折算成羊毛1276包的呢绒。从此以后,英国总体上羊毛原料出口持续减少,毛织呢绒出口则稳步增加。英国羊毛原料出口的十年平均数,从13511360年间的32655包,下降到15311540年间的3481包,而折算成羊毛的呢绒出口则从13511360年间的1276包,增加到15311540年间的23424包(梅俊杰,第二章,6667页)。

15世纪中叶,英国出口呢绒所耗羊毛稳超羊毛原料出口量,14411450年间英国羊毛原料出口的十年平均数为9398包,折算成羊毛的呢绒出口为11803包,14511460年间英国羊毛原料出口的十年平均数为8058包,折算成羊毛的呢绒出口为8445包,呢绒织造已成英国第一大出口产业,标志着出口结构已发生积极变化。与此相关联,15世纪之后,毛纺织品从外国的进口实际上停止了,国产毛纺织品得以独占国内市场(梅俊杰,第二章,6667页)。

进入16世纪,英国羊毛原料输出持续大幅减少,呢绒出口则逐年上升,在出口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16世纪上半叶更是英国呢绒出口的全盛期。14851509年亨利七世在位的24年间,英国呢绒出口增长61%;15091547年亨利八世在位的38年间,呢绒出口增长45%。156465年度单呢绒一项即占所有出口品总值的78%,各类的羊毛、羊毛皮和衣着加总则占到90%以上。外国商人控制贸易的局面也改变了(梅俊杰,第二章,67页)。

17世纪英国毛纺织业延续了上个世纪的发展势头,品种增多、质量提高,这支撑着大规模出口的能力,轻质精纺的新织物已在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到该世纪中叶,英国已全面掌握了呢绒生产的整套工艺,呢绒经国内印染和精加工后再行出口的比例从原约占三分之一提高到接近100%,后续处理的本土化大幅提高了出口品的附加值。同时,毛纺织业在传统领域外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主要是从事各类新织物的生产,产品并已行销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意大利(梅俊杰,第二章,6768页)。

通过至17世纪完成的毛纺织业发展的全过程,英国不仅积累了厚实的物质财富基础,更积累了许多方面的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知识涉及国家政权的政策扶持、产业管理和对外竞争,工商界的组织经营、技术应用和外贸竞争,劳动力的技艺学习和培养,经济学家们探讨产业发展和贸易保护、经济运行和社会政策制订等方面。这些经验知识为下阶段棉纺织业及其它各行业的迅速发展,乃至帝国殖民政策的形成等,都奠定了扎实基础(梅俊杰,第二章,68页)。

 

 

 

第四节 进口替代催生麻织业和丝织业

 

 

 

 

相对比较,毛纺织业可以算英国的本土产业,而棉纺织业、丝织业甚至麻纺织业都可以算英国的外来产业。本来在17世纪之前的欧洲产业格局中,英国已专业化于毛纺织业并已形成优势,欧洲大陆则在麻织业以及丝织业中也充分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已经在1617世纪赢得了英国的市场。有人估计,假如延续原来几近自由贸易的状况的话,此格局原本完全可能保持至18世纪。然而,英国执意通过关税和补贴,实际上让外国麻织品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市场上备受打压,麻织和丝织则都在18世纪的英国被拔高成大产业。这二者都是幼稚产业在保护之下经悉心哺育而走向成熟的清晰案例(梅俊杰,第二章,第6873页)。

在英国已经成为欧洲市场上首屈一指的毛纺织品供应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国内麻类等非毛制纺织品的需求仍然依靠进口来满足。在伊丽莎白一世执政初年的15591560年度的全部进口中,除了有6%为来自意大利的高档布料,如天鹅绒、丝绸、缎子、塔夫绸、麻纱、里子薄绸等,还有17%的部分为亚麻及亚麻布和粗帆布。当时英国财富所有流失中最为严重者就是亚麻和亚麻材料的进口,被视为国家财富的漏斗。麻织业具有国防意义,英国历代王朝对其发展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但英国麻织业落后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下半期。在制成品的进口中,最为重要的门类就是从荷兰与德国进口的粗麻制品,进口量在17世纪有了快速增长,因为英国没有可观的产业与其展开有效竞争,甚至都没有人出来高声呼唤保护(梅俊杰,第二章,6869页)。

 

 

从下令植麻开始培育国防关联产业

 

 

英国当时连麻类的种植都还没有。然而,在英国当政者看来,减少麻织品的进口具有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的好处,既可以节省花费减少财富的流失,又可以推动航海业和海军力量的成长,因为麻织业涉及帆布及绳索的供应。因此英国领导人就人为地刺激此前从国外进口的大量工业品的生产,在麻类等非毛纺织品问题上首先实行进口替代,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出口竞争来壮大产业优势。英国历代统治者为培植麻织业,使用各种手段争夺人才,禁止输入竞争对手的产品,还鼓励种子、原料和半成品的输入并奖励成品的输出,甚至刻意扶植附属国的相关产业以对抗主要竞争对手(梅俊杰,第二章,69页)。

英国麻织业起步首先要实行原料的进口替代。伊丽莎白一世时的麻类制品进口主要有两项:一是经低地国家从意大利进口棉亚麻混纺布,其中所含亚麻和棉花产自叙利亚和埃及或葡萄牙殖民地等地;二是进口亚麻布和帆布,主要从法国西部输入,少量来自佛兰德。对于前者,当时提出可以通过装运地中海甜酒的船只直接从克里特岛进口原料,以期在英国内部加工而替代棉亚麻混纺布的进口。而为替代亚麻布和帆布的进口,当局则计划在英国和爱尔兰鼓励甚至强迫种植麻类作物(梅俊杰,第二章,6970页)。

特别是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英国1563年再次重申1553年的法令,规定在60英亩或60英亩以上的耕地上,四分之一的土地必须种亚麻或大麻。其效果是,经伦敦进口的亚麻从女王当政初年的大约值15000镑降至159394年度的9571镑,亚麻布和帆布的进口值则从原每年10万镑以上降至15941601年间年均不超过7万镑。据对诺福克和萨福克两郡的统计,直到16世纪末,有13个教区发展了麻织业,虽然这只占到教区总数的1.1%,但麻织业终于在原料进口替代的基础上艰难起步。该两郡17世纪下半叶有占教区总数23%的262个教区发展了麻织业(梅俊杰,第二章,70页)。

此后英国引进该行业工匠。在16601685年在位的查理二世和16891702年在位的威廉三世时期,英国议会深知,假如对于邀请外国新教徒在当地定居给予适当鼓励,那么每年因购买亚麻及其制品而导致大量货币和贵金属外流的现象,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来自爱尔兰商品的供给而制止。为此,议会颁布法令,用自由经营和税收豁免等优惠措施招引外商前来发展麻织业。同时,英国驻法大使特别留心当时法国对胡格诺教徒正在加剧的迫害,在获悉有胡格诺亚麻布工场主有意携家移居英国后,即告请国务大臣抓住机会,以便将帆布生产方法引进英国。很快,英格兰的伊普斯维奇在此法国胡格诺工场主管理下,开始织造上等细麻布,并且又引来了4500名法国诺曼底麻织工匠。此外,北爱尔兰以及以后苏格兰境内麻织业的建立也直接得益于法国胡格诺工场主及其他工匠移民的移入(梅俊杰,第二章,7071页)。

对于劲敌法国,英国常施以高关税和禁运措施。在16781685年间和1689年之后的交战过程中,英国完全禁止法国的制成品输入,16931696年又再次对法国的制成品设立近乎禁运的特别关税,这些措施一直延续到1786年两国签订“艾登条约”。这样,当时在麻织业及其它行业中,英国躲在高关税的背后,借助胡格诺难民的技能,建立起大幅替代法国产品的产业。结果是,16世纪法国各种优质麻织品尚可在西班牙市场上与荷兰同类产品相匹敌,但到了17世纪竟为爱尔兰出产的麻织品所击败,而后者恰恰是由定居在贝尔法斯特的法国移民织工所织造的(梅俊杰,第二章,71页)。

英国在培植麻织业过程中更加娴熟地利用关税进行调节。在威廉三世继承英国王位之后的15年中,英国的关税结构从一个大体上低水平、以财政为目的的体系改变成一个较为高水平的体系,虽然它依然有财政目的,但在实践上已有贸易保护的功能。这体现于16901704年进口贸易关税总水平大致增长4倍,更体现于此后税收政策的保护主义性质。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鼓励国内种植麻类,满足国内麻织业加工能力扩大的需求,英国于17051707年解除了亚麻种子的进口税,并为大麻种子的进口提供补贴。接着,英国在1732年废除了亚麻的进口税,1752年降低并在1756年废除了亚麻线的进口税。同时,英国自1732年开始补贴帆布的出口,1742年开始并于1756年延续补贴输往某些外国及殖民地市场的亚麻制品(梅俊杰,第二章,7172页)。

 

宁愿扶植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麻织业

 

 

为了对抗欧陆麻织业强国,英国宁愿扶持自己附属国的相关产业。它于16971703年免除了爱尔兰麻织品的进口税,1705年又废除了爱尔兰的出口税;在1707年与苏格兰合并后则撤除了与之原有的一切关税,还于1727年成立专门机构鼓励苏格兰种植亚麻植物并培训麻织工。特别是在172030年代,英国严厉禁止印度软棉布的输入,而自产的棉纺织业尚未成长,故此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亚麻制品填补了由保护主义立法所造成的供应空缺。爱尔兰亚麻出口在171822173438年之间增加了一倍,苏格兰亚麻制品的销售很可能也以可比的速度增加着。1742年,英国也同时对经英格兰出口的苏格兰和爱尔兰麻织品提供奖励性补贴,并于1745年加大了补贴力度。于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麻织业在17207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简直在突飞猛进(梅俊杰,第二章,72页)。

英国一边扶植其附属国的麻织业,一边与之相挂钩的却是禁止爱尔兰向英格兰出口羊毛呢绒、压服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因此,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后,自由贸易使边境以北附属国的毛纺织业大受损害。这样既消除了附属国竞争性的毛纺织业,扩大了自己强势的毛纺织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对手的麻织业。到18世纪中叶,来自大陆的麻织品进口在急剧下跌,并已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供应超过颇多,再到1774年,英国及其殖民地所消费的大多数麻织品来自于不列颠岛屿内部,原从德国和荷兰的进口则已被砍去一半。凭借着长时期内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出口补贴,以及原料税的降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麻织业缓慢并艰苦地建立起来,原大量进口的供英国及其殖民地使用的外国麻织品有了大幅度的减少(梅俊杰,第二章,7273页)。

 

绵延四个世纪保护丝织业的发展

 

英国丝织业在刻意保护中成长。

丝织业一直是英国纺织业中被选定的重点支持行业,地位仅次于毛纺织业,其中原因既有抗衡法国这一长期对手的政治考虑,也有基于丝织业属劳动密集产业的就业考虑。就在英法1786年签订“艾登条约”前夕,丝织工人在伦敦掀起骚乱,迫使将丝绸从商约义务中删除,表现出丝织业的政治影响力。1820年,英国首相感叹道,也许一开始就不应当鼓励丝织业,但是,由于它雇佣着五万人,故而不应任其遭受进口竞争的打击(梅俊杰,第二章,75页)。

1455年,英国即已禁止丝织品进口以保护本国的织造业,当时禁止的对象当然是欧洲大陆的产品。此后英国对法国的丝绸长期征收进口价上再加三分之二的关税,而对于中国和印度的丝绸则实行历来禁入东方丝绸的政策。然而,丝绸的特有品质优势使其依然在英国较富有的消费者中大有市场,故此,英国的国策是加大禁入的力度并同时大力发展进口替代。英国于1678年禁止进口法国的丝绸和亚麻织物,而一个不期而来的结果是使印度棉织品的销路扩大(梅俊杰,第二章,7374页)。

英国丝织业的关键性发展也依赖法国胡格诺工匠的移入。这种技术移民使英国丝织工业逐步专业化和多样化,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到18世纪初,丝织业已经成为英国纺织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在1685年以前,英国每年需要进口价值20万英镑的光亮绸,而到1698年,英国政府已经可以完全禁止这种丝绸的进口了(梅俊杰,第二章,74页)。

在印度棉纺织品持续涌入的态势下,羊毛和丝织产业开始寻求议会支持,它们于1696年发起了首次寻求保护的运动,到1701年,它们已经遏制了亚洲纺织成品向英国市场的侵入。此后保护措施变本加厉。1722年,英国以进口原料和加捻丝线已被征过进口税为由,向丝绸制品的输出提供出口奖励;1765年,废除了生丝进口税;176376年间出台一系列保护性立法,有关禁止输入的商品中包括了丝绸手套、长筒袜子、天鹅绒及其它丝织品;其间1766年制订有一项临时法令,完全禁止进口外国丝绸品。这样,丝织业在针对法国进口所设的特别税收的壁垒背后确立起来,它同样是在18世纪得到了一系列对其有利的关税措施的进一步支持(梅俊杰,第二章,7475页)。

丝织业在英国的机器化大生产实际上直接源自对意大利技术机密的窃取。英国气候不适于植桑养蚕,17世纪末英国不得不向国外购买生丝,但仍坚持在本国把蚕茧细丝合股捻成丝线。然而贸易限制措施导致大量走私捻丝进入英国市场,而且其价格明显要低得多。闻知低价产品由意大利的捻丝机器生产之后,英国人在18世纪初也试图制造捻丝机,可并未成功,廉价捻丝继续走私输入。在此情况下英国人约翰·隆贝于1716年冒险前往意大利打探。经一当地教士纵容,隆贝进入机器所在建筑,秘密画下机器图样,将之藏于丝绸布匹中寄回英国,随即上船逃跑。意大利人觉察后派船追击未及,但据传终在数年后赶至英国将其毒死。但隆贝一回到英国即与兄弟于1717年安装根据图样制造的机器,还于1718年得到为期14年的专利权,并不久建起了一家大型捻丝厂。该厂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英国丝绸纺织业的发展,而且标志着英国工厂制度的真正开始(梅俊杰,第二章,75页)。

 

 

 

第五节 市场封闭下棉纺织业异军突起

 

 

实际上最得益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是英国的棉纺织业。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由棉纺织品的进口大国进展到实行产业革命的突破(梅俊杰,第二章,76页)。。

按通行说法,英国的棉纺织业是在1585年安特卫普沦陷之后随着许多难民工匠移居前来才起步的。大约到1640年,曼彻斯特开始兴起棉纺织业,只是产品的品质在中等以下,数量也微不足道。在东方的棉纺织品不期而至地涌入英国市场之后棉纺织业才真正走上历史舞台(梅俊杰,第二章,76页)。

 

无力与东方竞争只得诉诸进口禁令

 

 

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棉布和棉纱已有销往英国,不过,此后数十年中,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印度软棉布”数量一向不多,到1660年代,其总价值才超过中国丝绸,并在世纪末时占到英国全部进口纺织品的大约四分之一。据估计,亚洲纺织品在英国的销售于1687年达到顶峰(梅俊杰,第二章,76页)。

一直到17世纪末,亚洲棉纺织品及丝织品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输入英国和欧洲市场,据认为已妨碍到英国毛纺织品在国内市场、在欧洲已有出口市场及在其殖民地市场上的销售。当时英国有评论称:“突然间,我们发现我国所有的妇女,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上了印花棉布”,而且“窗帘、坐垫、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它纺织品外几乎没有别的织品”。1700年,虽然英国是纺织品的净出口国,但国内纺织品消费按价值算的37.5%还是要靠进口麻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来满足,这让毛纺和丝织行业大为惊恐。其原因在于,与羊毛呢绒相比,棉布轻薄舒适、多彩时尚,尤其是印度的棉纺织品更是色泽、设计、质地俱佳,且在物轻质优之外明显价廉。即使在英国使用机器生产之后的1813年,英国议会中还有人作证说: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还能以比英国制造品低56%的售价在英国市场上赚钱(梅俊杰,第二章,7677页)。

英国人深知在东方棉织品的大举涌入下纯粹靠市场力量英国本土的毛纺等行业将无法招架。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英国实行的是议会控制下的君主立宪制,此时议会成为制订贸易和产业政策的主体。议会对进口棉纺织品的限制最迟在1666年已拉开序幕,是年通过的安葬法规定,无论谁在安葬死者时用毛料以外的纺织品裹尸都要受罚,违者处罚款五镑。其实1622年詹姆斯一世曾发布过类似的诰令,不过现在特别予以重申。在16781680年,此项消费禁令再又得到重申与更新。而1688年英国的人均收入不过7英镑18先令,上述罚款相当于8个多月的人均收入(梅俊杰,第二章,77页)。1675年,议会讨论了英国纺织业界已感受到的印度输英纺织品的竞争压力并对棉布征收了关税。此后,1695年前对于软棉布设了每件39便士的从量税(梅俊杰,第二章,78页)。

随着进口棉纺织品压力的增大,主要代表毛纺织和丝织业利益的小册子、请愿书、呈交议会的报告等,开始掀起日益强大的保护主义声浪。它们声称,进口亚洲纺织品导致货币储备向东方流失,造成破坏性通货膨胀,也造成毛纺等部门的雇佣工人失业或骚乱,其贫困还会促使向爱尔兰和法国移民,而这些地方较低的劳动成本原已对英国的毛纺织业构成威胁,此外,工资如果向印度水平靠拢则会减少需求并降低土地租金,等等。而从事棉纺织品进口的东印度公司则有其一流的辩护士,如蔡尔德、马丁、达维南特等,他们为这方面的自由贸易辩护,认为亚洲进口品创造了商业财富,荷兰并未因为软棉布和丝绸的自由输入而失去其亚麻业的竞争力,遏制进口会导致消费者转向法国丝绸等替代品,对英国国家利益更加有害,此外,限制进口会招来关税报复及走私,等等(梅俊杰,第二章,78页)。

经过1790年代的经济危机,英国决策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选择了务实的保护主义政策。该政策的内容是:为照顾国内毛纺和丝绸等行业的利益,以高关税限制乃至一律禁止亚洲成品软棉布的输入,甚至禁止其在英国的穿用消费;但考虑到英国国内印染等加工业的利益,又允许白坯软棉布的进口,不过须对之征收重税。在此前对棉布征收的进口税和从量税的基础上,从价税也节节攀升。1685年,议会追加了10%的从价税,1690年再增加20%,1697年又增加5%,最后一个5%是在170405年加上的。对于1700年后仍允许进口的白坯软棉布,英国议会于170117041708年等数次调高关税,到1712年,此项从价税已达68.3%(梅俊杰,第二章,7879页)。

鉴于印度软棉布竞争力超强,英国制订了禁止其输入和消费的法律。1700年,英国议会上下院通过了“鼓励本王国制造业以更加有效雇佣穷人之法”,其中规定,从1701年起,“由波斯、中国,或者东印度制造的所有经加工的丝品、罗缎及其织品、与丝或草本物混纺品,所有上述地区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已经或者将要进口至本王国,均不得穿着。”1704年,鉴于有报告说被禁止输入英国的软棉布涌入殖民地,排挤了英国毛纺织品在当地的销售,议会一委员会投票,把软棉布的消费禁令又从英国扩大到爱尔兰和殖民地。171920年,还有大量请愿涌向议会,称亚洲成品纺织品在从欧洲走私进入,同时1700年禁令尚许可进口白坯软棉布在英国印染后可在英国销售,这些导致英国毛纺和丝绸业失业严重。于是1721年议会又作收紧,除了禁止进口白布在英国印染后就地销售,只许其在殖民地及外国销售,更立法规定,从次年圣诞节后,不管任何人,在不论任何衣着或服饰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在英国均属违法行为,违法的私人会被课以五镑罚金,而违法的商人会被课以20镑罚金。特别是为了限制外来棉织品,官方鼓励私下举报,对于成品软棉布的进口、穿戴、使用乃至展示,任何人均可检举揭发并因此获得多达五镑的奖励。这样,1721年的法律有效地关闭了本国市场,阻挡了亚洲纺织品的进一步渗透,使英国市场最终对印度软棉布关上了大门(梅俊杰,第二章,79页)。

在如此严厉的禁止措施下,刚进入18世纪,英国合法进口的亚洲纺织品便骤然减少;哪怕是白坯软棉布的份额有了增长,总体进口量在1701年后也陡然下跌。当然,阻止亚洲棉纺织品的初衷并非为发展英国的棉纺织业,首先还是要保护英国的毛纺织业和丝织业。这方面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170070年间,英格兰毛纺织品的实际产量增加了2.5倍;在前40年里,每十年的增长率达85%,174170年间,每十年的增长率为1314%。棉织品的进口限制也与同一时期内苏格兰和爱尔兰麻织业的快速发展有因果关系(梅俊杰,第二章,7980页)。

英国因限制棉织品进口而出现了一轮进口替代的发明创新。1700年和1720年禁止进口的立法,导致了保护性的高额关税。在高额关税的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双手展开了竞争;那些进行议院游说反对进口印度棉织品而且达到了目的的人们,实际上促成了以国货取代进口货为根本目的的第一次起飞。该过程为后人所效法。据统计,在170060年间有关纺织业的发明中,“流程创新”即一般不可能包含进口替代成份的“要素节约”型发明占32.1%,而明确等于进口替代的“材料节约”和“产品开发”型发明占到28.6%,况且剩下的“产品开发”型发明中也包含有进口替代内容,只是没有再细列明;在后继的176090年时期,明确等于进口替代的发明也还占到16.3%(梅俊杰,第二章,80页)。

 

棉纺织取代毛纺织成为新首要产业

 

 

享有严密保护的棉纺织业迅速在生产量及出口量上取得跃进。到1750年,英国经济已经比印度之外的其它任何一个经济体生产着数量大得多的、完全或部分由棉花纤维制造的纱、布、纺织成品。及至18世纪末,棉纺织业已取代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的首要产业,这是英国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梅俊杰,第二章,81页)。

棉纺织业的异军突起尤其推动了英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英国(不含苏格兰)的出口年均增长率在16971800年间仅为1.5%,但是,在其中的17801800年间却高达5.1%,在此阶段,外贸首次成为国民收入强有力的增长引擎。出口占英国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801年占到18%,自1783年以来翻了一倍还多,而这一增长主要由棉纺织品的出口推动。178486年和181416年间出口总值的增长中,约53%由棉纺织品所贡献。至180406年,棉纺织品占出口总值的42%,180507年,棉纺织业产值中足有三分之二为外销出口值。178090年代的出口市场是大约四分之三销往欧洲和美国。英国在18世纪中首次拥有了一个在主要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梅俊杰,第二章,81页)。

在整个18世纪中,英国工业的出口生产增长了将近450%,而供国内消费的产品生产仅增长52%,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为英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的动力(梅俊杰,第二章,81页)。

17001800年英国出口部门与国内部门增长对比

 

    年份

   出口工业

 国内市场工业

   农业生产

   国民收入

    1700

    100

    100

     100

    100

    1760

    222

    114

     115

    147

    1780

    246

    123

     126

    167

    1800

    544

    152

     143

    251

 

(梅俊杰,第二章,82页)

 

 

17001800年英国制成品出口商品门类构成

单位:%

 

   16991701

    175254

     1800

     毛纺织品

     85.0

      61.9

      22.1

     麻织品

       -

       3.3

       2.9

     丝织品

     2.2

       2.5

       2.0

     棉纺织品

     0.6

       1.3

      35.4

     金属制品

     3.2

       9.2

      15.2

     其它

     9.0

      21.7

      22.5

 

(梅俊杰,第二章,82页)

 

英国棉布的成功,即印度织物代用品的成功,是从1700年的禁令开始的。以保护毛纺织业等部门为根本动因的英国保护主义立法最终却收获了一个强大的棉纺织业。不过,在出台针对进口棉织品的保护措施时,英国决策者还是相当注意尽可能照顾各集团利益,不象法国那样一刀切地彻底禁止。最初议会为安抚羊毛和丝绸商利益而提高关税时,也还是照顾了东印度公司游说团维持开放市场的要求,只是在关税未能真正阻挡消费者购买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印度纺织品之后,才转而提升关税税率的。同样,在设置进入障碍时,东印度公司方面的反面声音也还是得到一定的倾听,在1700年的禁令中,白坯软棉布还是被允许进入英国本土,此外,麦斯林布也不在禁运名单里(梅俊杰,第二章,8283页)。

1721年的禁令中,一方面再次收紧,另一方面却又意味深长地网开一面,除允许向殖民地和外国转口输出在英国印染的进口白坯软棉布外,还特别规定:“本法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延伸适用于……诸如染成完全蓝色的软棉布,……或麦斯林布、男装领饰和棉亚麻混纺布。”据分析,对蓝色软棉布的宽容也许就是要照顾当时正在威马斯郡刚刚起步的棉纺织业,对棉亚麻混纺布的容许则打开了与羊毛和丝绸业认真竞争的大门。更典型的是1736年的曼彻斯特法,此法在经过一个世纪的黄灯限制后,给兰开夏以绿灯,允许它纺、织、染、印包含各种亚麻和棉花纤维的棉亚麻混纺制品,供在英国市场销售。很快,混纺布中棉的成份上升至三分之二,亚麻的成份只占三分之一,兰开夏郡等地几乎替代印度软棉布,成为轻薄印染呢绒和丝绸的最大威胁。就这样终于迎来了纯棉布在英国印染和销售的时代。1774年,议会正式宣布:“在大不列颠王国,任何人使用或穿着任何由英国纺棉织成的新制衣饰,不管是衣服、家什、家具或其它东西,也不管是以何单色或多色上色与印染,一律合法。”从此清除干净了棉纺织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梅俊杰,第二章,83页)。

 

产业革命实由保护主义引发

 

史家认为,英国毛纺织业争取到的棉纺织品进口禁令在不经意间成功地把国内市场的某种自由主宰权给予了此后的国内棉纺织制造商。在当时的英国,印花棉织品的输入,不管来源如何,都被禁止。难以想象比这更彻底的保护,因为它已经保证了生产者对国内市场的真正独占(梅俊杰,第二章,84页)。

1700年禁令所开启的严厉保护主义措施刺激了伦敦新兴的印染业的扩展,它也让关注棉布加工与销售的生产者和商人看到了一种可能,即国内市场将不会开放给印度进口成品,甚至是白坯,因而扩大国内棉花纺织的能力可以有利可图。英国此后不仅继续把国内市场留给自己的棉纺织业,而且通过奖励措施从正面来帮助它夺取海外市场,对于输出的每匹白棉布或细棉布都发奖金给它们。据乔治三世17811783年的法令,补贴额按照织品的品质在每码半便士至一便士之间(梅俊杰,第二章,84页)。

英国的这一情况如与荷兰作比较便可看得更加清楚。在荷兰内部,由于商船运输等部门的强大利益,加之联邦制的国家政体,所以虽有莱顿的羊毛业和哈勒姆麻织业势力的反对,荷兰还是在16501730年间对亚洲纺织品保持了自由输入的贸易政策。尽管荷兰的衰落原因众多,但就纺织品领域而言,自由贸易政策让荷兰的市场没能为本国生产的布匹保留下来,最后是英国而非荷兰赢得了世界棉纺生产的超大份额。荷兰人甚至丧失了在棉纺等轻型纺织品领域漂洗和印染的比较优势,输给了其在伦敦、兰开夏、苏格兰和爱尔兰享有精心呵护的竞争对手(梅俊杰,第二章,84页)。

英国的产业突破是由涉及纺织业的保护主义造就的。1700年的法律禁止棉布或棉纺织品的输入,但它并未禁止棉布的生产,这为当地产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富有创业精神的中间商很快就用足了这一政策。那时的问题是如何足够地加快纺纱与织布的速度,以便满足受保护的庞大国内市场的需求。1721年的法律则又刺激了基于进口原棉的国内棉纺织业,这最终成为所谓产业革命的摇篮(梅俊杰,第二章,85页)。

在这些手段的催化下,1733年兰开夏的钟表匠约翰·开伊发明了飞梭,提高织布效率一倍。这反过来造成了“纱荒”,要求加快纱的生产。为此政府曾大量兴办纺纱学校,发动在监狱、孤儿院中纺纱,对乡村纺纱生产进行奖励。1764年织工兼木匠哈格里夫斯发明多锭纺纱的珍妮机,使手工工具变为机器;1769年以理发师阿克莱特发明的名义出现了水利纺纱机;17741779年间克隆普敦制成了混合型的大型纺纱机;1785年牧师卡德莱特发明了水力推动的动力织布机,使劳动生产率比手工劳动提高10倍。机器纺织要求有一种在任何地方都能运行的动力机,瓦特在1776年和1782年改进了早由纽康门制成的蒸汽机,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二章第373-74页)。

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等人所著的《世界史》简练地说明了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产业革命的直接的因果关系(HayesMoonWaylandWorld History1946p.587-588):

在克伦普顿发明“骡子”纺纱机和卡特赖特发明自动织布机之后,“纺纱和织布的新机器最初几乎只由棉布制造者所采用。其原因是有趣的。18世纪以前,棉布在英国被认为是奢侈品,主要是从印度进口的。但是在18世纪初,呢料制造者劝说议会禁止使用‘洋布’(印度棉布之称),以保护那时英国最引以自豪的毛纺工业。结果并不全象议会所期望的那样。由于人民仍大量需要棉织品,英国的棉织工们能够从事一项兴旺的行业。不但英国棉布制造商渴求利用机器来增加产量,而且他们也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不受重商法规的阻碍,这些法规确实曾经阻碍了较古老的、更为重要的毛纺工业。

“哈格里沃斯的珍妮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克伦普顿的‘缪尔’机和卡特赖特的自动织布机使棉布贸易大为扩展,而毛纺织工们仍墨守陈旧的手工方法。可是后来,毛纺业也使用了新机器——麻和丝也同样——但是棉纺业比起其它还是领先了。”

新的棉纺织机器和蒸汽机的制造和使用又对铁、钢、煤提出了更大的需求。几乎在与纺织业机器和蒸汽机发明的同一时期,英国冶铁业也发生了技术革命,而正是纺织业机器和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冶铁业新技术的普遍推广和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冶铁业的发展和普遍使用蒸汽机又增加了煤炭需求,加上英国煤炭储量丰富,就使英国煤产量迅速增加,到1835年英国已成为欧洲第一产煤国(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二章第37677页)。

从技术上讲,之所以由相对后起的棉纺织业而不是由已很强大的毛纺织业作出了连环的机械化发明,主要是因为棉花纤维比亚麻或羊毛更容易由机器捻拉成连续不断的纱。16781738年间,曾注册了数项纺线机器的专利,涉及各类亚麻、各类羊毛和丝绸,怀亚特和保尔早在17381741年就试验过羊毛的滚筒纺纱,但只有棉花在其机器上过关了。亚麻和羊毛隔了几十年方才重复棉花机纺的商业成功。是贸易保护引发了对人类历史影响深远的英国产业革命(梅俊杰,第二章,8586页)。

当然,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也存在阻碍技术进步的因素。毛纺织业在受到官方大力保护的同时也受到行会制度的严格约束,产业革命最后在棉纺织业中首先突破一定程度上也与此相关。此外,许多机械发明的应用遭遇强大阻力,甚至发明者被施加暴力。1598年发明织袜机的威廉·李,发明飞梭的约翰·开伊,发明多锭纺纱机的哈格里夫斯都被迫远走他乡,前两人还逃往法国避难。约翰·开伊,1733年发明并改良了纺纱机的约翰·怀亚特和刘易斯·保尔,发明动力织布机的卡德莱特都负债破产,发明走锭纺纱机的克隆普敦也陷于贫困(梅俊杰,第二章,8990页)。

即使在凭借保护主义和机械化而获得强大竞争力之后,英国也没有放弃其保护主义政策。在禁令之外,17971819年间英国对东印度布匹的进口税共提高了12次之多。从17871813年,白棉布的从价税从16.5%提高到85%,细棉布的从价税从18%提高到44%。在此过程中,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英国人借助于不对称的市场开放战略轻而易举地瓦解了印度的产业。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毛织品仅征2%的关税,棉织品、丝织品仅征3.5%的关税。相反,英国对从印度进口的原棉征的税很轻微,但对印度的棉织品征的税则高达7080%。结果,在18141844年的30年里,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000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百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梅俊杰,第二章,86页)。

英国在赢得技术优势之后,把保护的重点也放到限制棉纺织业关键生产要素的流出上。早在1719年,英国便立法制止印染工人移居亚洲和欧洲大陆;1764年重申禁止英国技工受雇于外国,除威胁对招工者处以监禁和罚款外,还专门规定,在外技工如接通知后半年内不回国,即失去英国臣民资格,其在英国的财产便被没收;1774年强化了原1750年的立法,进一步禁止输出制造棉织品或棉麻织品的工具和用具,对违者的惩处可加重到罚金1千镑和监禁5年;1781年把这项禁令推广到图样、模型和说明书。然而,英国通过立法禁止技术出口,在1780年代至1824年间最为突出。依靠如此关税与非关税的严厉管制,英国棉纺织业从此长期独步天下,直到1880年,其棉纱和棉布产量依然超过欧洲其它国家的总和,到1913年时,英国棉布和棉纱产量依然占到欧洲总产的三分之一,还比紧随其后的竞争者多出两倍以上(梅俊杰,第二章,8687页)。

就是在产业革命接近完成之时,1825年之前,虽然英国的棉毛纺织业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英国仍对棉纺织品、毛纺织品、普通瓷器征收高达5075%的关税(Lexis1911S.364-383)。。比起普鲁士当时对这些商品征收的10%的关税,这是高得可怕的保护关税。

梅俊杰总结得好:英国纺织业发展的历程充分昭示,英国之所以几乎从零开始培育起具有竞争优势的纺织业,借此率先取得工业化的突破,并不是因为仰仗天然要素禀赋优势、固守既成国际分工格局、国家对经济发展放任自流、一切交给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产业竞争优势纯由自发长成、坚定地恪守自由贸易原则等等。历史的真相是,英国至少在产业革命之前的几百年里,实际上屡屡违背着此后构想出来并向世界推销的那些自由贸易原则。从毛纺织业、麻织业、丝织业,到棉纺织业,英国一直依赖政府的干预和保护,长期不懈地通过非经济的和经济的、非市场的和市场的各种手段,采用贸易双重标准和不对称竞争手段,致力于培植自己的产业优势,提升自己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位置,甚至产业革命本身都是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和经济政策管制而催生出的一个结果(梅俊杰,第二章,91页)。

正如梅俊杰所说:强调比较优势绝非一成不变、绝非只可被动拘守而不能主动创造,远比单纯强调被动接受国际分工格局、只静态地重视眼前的交易利益,更能说明一个产业的成长或者一国经济的进步,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历程正可放到这一框架中来加以恰当解读。从毛纺织业到麻织、丝织和棉纺织业,天然禀赋的作用空间相对于综合要素的积累、相对于政策干预的意愿和能力,是越来越小。英国经济史学家特别就棉纺织业的成长评论道:这一新产业是人为培植的,它依赖从海外进口的原料,而且为了战胜各种攻击、克服技术困难,被迫灵活调整,随时采用新的方法。显然,在英国的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的成长过程中,看不到什么自由贸易原则。由于毛纺织业是英国经济发展得以启动的第一笔重要资本,而棉纺织业一家就占到英国工业在17801860年间所赢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大约六成,故此,再高地评价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与产业政策对于英国崛起的促进作用,都不为过(梅俊杰,第二章,9192页)。

 

 

 

 

第六节  转向自由贸易及其后的相对衰落

 

 

 

产业革命前制造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尽管实行了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英国的工业化仍然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英国制造业对国民产出的贡献在1740年代并无显著上升;1780年代的迸发大体上限于棉纺织品;直到1820年代,新产业在数量上的份量才施加到整体经济上。大约在1820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经济一直到1820年代才达到持续年增2%的速度(梅俊杰,第一章,2728页)。

英国在确立了制造业中的世界霸权地位之后,开始转向推行自由贸易政策。1800-1815年间英国迅速确立了工业竞争优势。1815年以后,英国人已确信自己的霸权,开始废除原先本着重商主义精神而实行的一些限制,这些限制有规定禁止出口机器和禁止工匠外出,以及某些重大关税壁垒和航海法。与此同时,他们以无可指责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互惠的理由,力图说服别的国家也照样做(梅俊杰,第一章,3638页)。

英国在确立了制造业上的领先地位之后转向积极鼓吹自由贸易,首先是为了给自己大量生产的制造业产品扩大国外市场。英国产业革命时加速质变的关键动力还是来自海外市场。在1700——1750年,内需行业的产量增长了7%,出口行业则增长了76%;在1750-1770年间,增长的幅度又分别为7%80%。大量攫取出口市场使后来的产业革命不仅可能而且最终完成。英国的棉纺织业当时固然在世上最为卓越,但它取得如此的结果是靠了对殖民地和欠发达市场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由大英帝国、英国海军和英国商业优势给予的(梅俊杰,第三章,140141页)。

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转向自由贸易的大背景是:1800年,英国的人口仅占欧洲总人口的810%,却生产着欧洲全部生铁的29%,该比重在1830年增至45%1700年,荷兰曾占到世界海运能力的四分之一强,英国则为五分之一,可是到1820年,英国的份额已超出40%,荷兰的份额只剩2%稍多。而大陆欧洲的工业在1815年还几乎完全处于手工阶段。1820年时,英国的工业拥有世界垄断的地位,实际上其它国家无一拥有任何可观的大规模工业或者富裕的制成品可供出口(梅俊杰,第四章,151152页)。

 

英国的转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在经过了多个世纪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后,英国大致在19世纪上半叶较为全面地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当时自由贸易派成功地促使英国政府根本改变了重商主义政策。其中包括:1813年终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1807年禁止奴隶贸易;1833年禁止英国属地的奴隶制度;1835年取消了向外国出口机器的禁令;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梅俊杰,第四章,147页)。

英国贸易委员会在18231827年间开始降低关税,进口禁令和过高关税被废止,对于制成品进口限定了从价税30%这一最高税率(梅俊杰,第四章,147148页)。英国1825年的关税法大大降低了大多数的保护性关税,将棉纺织品的关税从占其价值的5075%降至10%,毛纺织品的关税从50%降到15%,普通瓷器的关税则从75%降到15%(Lexis1911S.364-383)。

指向自由贸易的关键步骤是在1840年代迈出的。在1842年预算中,罗伯特·皮尔废除了尚存的英国制成品出口关税,并且降低了海关清单中至少75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当时制成品进口税减让至20%,原材料进口税限定于5%以下。此后,1845年,皮尔又扫除了520项海关税收,还废止了剩余的原材料出口税。另一口径的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在1841—1846年间,共废除了605项关税,并降低了其它1035种关税的税率(梅俊杰,第四章,147148页)。

1853年,制成品进口税被限定在10%以内,半制成品的大部分进口税被废止,进口水果、奶制品、茶叶、可可的关税获降低。到1860年,英国只对48种商品课征进口税,这些税是为财政收入目的而征收的。虽然如木材、玉米、糖等不多商品的关税尚延续了各不相同的一些年份,但从实际情况看,正是1860年的预算标志着英国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国家出现于国际经济中(梅俊杰,第四章,148页)。

英国自由贸易运动的急先锋、反谷物法联盟的领导科布登曾说:“如果你老老实实地废除‘谷物法’,干干脆脆地采用自由贸易,在榜样的带动下,欧洲就不会有哪种关税不能在五年之内改变。”他在1846年踏上欧洲大陆,访问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德国、俄国等地,到处宣讲鼓吹自由贸易(梅俊杰,第四章,158159页)。

英国国内对于单方面的贸易自由化一直多有批评,而贸易自由化的效益也未必总能如原先承诺的那样大、那样快,最终1852年当政的少数派德比政府中的保护主义者向1846年的单方面自由贸易模式发起了首次全面的挑战。在此情况下,英国又重拾它历来擅长的双边谈判签订商约的妙法,以此继续推进其自由贸易运动。此前很久,英国就曾通过若干商约成功地扩大自己的工业品销售,而把对方拖入原料或农产品供应国的轨道。英国与葡萄牙之间在164216541661年就已订立过商务条约,这样开展自由贸易之后,葡萄牙就陷入了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境地(梅俊杰,第四章,163164页)。

18世纪中,英国对外订立的最典型的此类商约就是1703年再与葡萄牙订立的“梅休因条约”和1786年与法国订立的“艾登条约”。这两个条约非常相似,都规定英国允许对方酒类按优惠税率进口,作为交换,对方则允许英国毛纺织品也按优惠税率输入。这本质上是一种促进初级产品与制成品贸易的制度安排,其执行的结果是:梅休因条约扼杀了尚从摇篮中蹒跚起步的纺织工业,葡萄牙被认为已明确地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艾登条约则导致英国棉布及其它制成品洪水般大量涌入法国,有人甚至认为,正是这次制造业部门的可怕危机与谷物及面包价格暴涨并发,引起了法国大革命。而对英国制造商来说,由于艾登条约开放了法国市场,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英国能够降低在美国及其它地方的产品售价,并因此明显遏制了费城棉纺织厂的进步。既然效果极好,英国人对于签订商约自然乐此不疲。英国人所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是倾向于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予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梅俊杰,第四章,164页)。

19世纪中期英国签订双边商约推行自由贸易的新一轮条约的突破口是1860年签署的英法“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之所以从法国入手,是因为英国与该主要贸易伙伴“发生着最高的贸易赤字”,另外,虽然法国经济界大多数人反对自由贸易,但1848年后的当政者是曾长期居留英国并从此信仰自由贸易的拿破仑三世。这份在法国被称为“经济政变”的商约规定,英国废除所有制成品关税,大幅削减丝绸、葡萄酒和其它酒类的进口关税,并且撤销煤炭出口限制。这些优惠提供给所有国家,但实际上最有利于法国。法国则只给英国优惠,包括同意在五年内以最高不超过25%的税率进口英国货物,并废除禁止性关税,另外立即降低煤、铁、机器等进口货的关税。该条约如同1786年英法商约,照例列有最惠国条款。在1860年代,单单不列颠就缔结了八项这种形式的条约。在欧洲各国之间则更多,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条约网。在英国议会审议艾登条约时首相皮特就说:“制造业国家与拥有特殊产品的国家之间条约的性质和本质就在于:利益最终会属于前者”(梅俊杰,第四章,164165页)。

 

 

实行自由贸易后最初的好处

 

 

 

随着自由贸易体系在1860年代的确立,欧洲经贸易自由化阶段而进入了一个自由贸易时代。1870年前自由贸易的账面记录对于遥遥领先的工业强国英国而言十分有利。在1846年前贸易自由化的1015年中,英国的出口曾以每年大约5%这一极快的速度增长,1843/471857/61年间,英国的出口年增幅又超过6%。自从1697年该领域有数据可考以来,如此时间跨度中的这种增长最令人叹为观止。18431861年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也达2.2%,就这么长时段而言,肯定是1800-1945年间,也很可能是工业革命至1945年间所记录到的最高增幅了。英国铁产量占欧洲的比重从1838/42年的54.2%又提高到1851/62年的58.5%,棉织品占海外销售额的比重则一改1846年前开始缩小的势头而重新扩大。在18501870年间,英国棉品出口的价值和数量均增长了大约150%,贸易条件持续地而且最终地开始陡然改善,而此前的18201850年间,棉品出口增加了五倍,但价值只增加50%(梅俊杰,第四章,165166页)。

这期间英国也对别国发生了积极影响。地理上接近英国的比利时在欧洲大陆最早工业化。1720年英国使用首台蒸汽机之后仅8年,比利时便在自己的煤矿安装了同样的机器。到1844年该国有1606台蒸汽机,其中只有7%为外国制造。而在1830年代比利时出口的机器价值已是其进口机器价值的七倍。而比利时的首批重大工程项目包括纺织企业以及铁路网在内都是由英国企业家建造或参建的,从炼铁工艺到企业的合股形式也无不借鉴了英国。当时在比利时的英国企业家夸口说,所有的发明在英国一出现,十天后他们便可获知(梅俊杰,第四章,167168页)。

1842/44——1868/70年间,整个欧洲的出口由于英国的拉动,年均增幅达到5%,明显超过了1829/31——1842/44年间3.5%的增幅。

不过,另一方面,工业的年增幅同期却从2.5%下降到2.3%(梅俊杰,第四章,166167页)。

此外,1839/41——1859/61年间,英国向欧洲的出口值每年增加4.5%,同期向世界其它地区的出口值则每年增加5.1%。帝国贸易的扩张降低了欧洲的重要性,英国1830年向欧洲的出口占其总销售额的大约48%,在1860年则不过34%。欧洲之外大量更易突破的未工业化地区的存在,客观上缓解了英国对欧洲大陆自由贸易本会造成的更严重的打压后果(梅俊杰,第四章,170页)。

 

 

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造成的形势逆转

 

 

1842/44——1868/70年间,整个欧洲的出口由于英国的拉动,年均增幅达到5%,明显超过了1829/31——1842/44年间3.5%的增幅。

然而,另一方面,工业的年增幅同期却从2.5%下降到2.3%。而且,就在欧洲贸易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只有1962年之后方可一比的自由化时期,19世纪70年代初欧洲开始了一场十分严重的大萧条,它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持久。在这个自由贸易盛行不久的时代国际贸易量反而减少了。18701890年间,欧洲出口量的增长年均不足3%,而18301860年间还曾维持在4.5%的水平。在总体经济的表现上,1867/601889/91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只增长0.2%,而此前25年中增幅为1.1%,此后25年中增幅为1.5%。而19291939年二战前大萧条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尚且年增1.2%。总之,欧洲范围内较为普遍的自由贸易在实施后远未带来前期期待或承诺的效果,科布登式的国际自由贸易与和平前景在18701880年这十年中快速消退(梅俊杰,第四章,166167页)。

表明自由贸易与欧洲1870年代初以后较长期的经济萧条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的线索有:第一,在18701890年间,英国的经济萧条程度远轻于欧洲大陆。与此前20年相比,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仅下挫30%,即年均增幅从1.6%下挫至1.1%,而欧洲大陆却下挫80%,即年均增幅从1.1%下挫至0.2%。而在随后的保护主义阶段,欧洲大陆增幅上升至1.5%,英国的增幅却下降到只有0.7%。两个阶段的对比显示自由贸易明显对欧洲大陆不利。第二,在自由贸易下美国农产品大举涌入,导致欧洲农业萎缩及相应的工业品消费需求乏力。18701880年代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粮食供应者,但同时欧洲的工业品未能对等地向美国销售,以致大陆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日益扩大。这样,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欧洲大陆受到工业发达的英国和农业发达的美国的两面夹攻而陷入困境。第三,美国并未参与到欧洲的自由贸易运动中,相反,它在同期还加高了原已可观的保护主义壁垒,结果是美国收获了最快速的长期经济增长。第四,欧洲大陆重新开始有力的经济增长,恰恰是在重拾保护主义政策之后始得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多年中,回归保护主义才使欧洲大陆走出困境并在工业化道路上迎头赶上,也才使之终比英国呈现良好得多的经济发展绩效(梅俊杰,第四章,167168页)。

自由贸易实施后欧洲的萧条在18731879年形成了首波世界所经历的为时最长、影响最深的贸易呆滞。在长期的贸易萧条下,欧洲大陆(荷兰和丹麦除外)走回保护主义道路。民族主义和工业化的落伍使得保护不可避免。1879年,俾斯麦执政的德国首先对农业和工业提供了“适度的关税保护”,188518881902年又显著调高。意大利在1870年代初、18781887年,瑞士在188418911906年,俄国在18911893等年份,法国在18921910年都纷纷提高关税,重点是保护已遭冲击的工业和农业,对于原材料则一般给予免税(梅俊杰,第四章,172页)。

下表显示的是这期间欧美主要国家的平均关税率。

 

18751913年欧洲主要国家与美国平均关税率         

单位:%

 

 

       1875

       1913

        英国

        0.0

         0.0

        荷兰

        4.0

         4.0

        德国

        5.0

        13.0

      意大利

        9.0

        18.0

      比利时

        9.5

         9.0

        法国

       13.5

        20.0

      奥地利

       17.5

        18.0

        美国

       42.3

        28.3

 

资料来源:Rothgeb: US Trade Policy: Balancing Economic Dream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P.23.

(梅俊杰,第五章,248页)

继英国之后长期占据世界工业生产首位的美国,在达到这一地位之前一直对自己的工业实行保护关税。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就采用了政治家汉密尔顿用关税壁垒来促进新兴工业发展的主张,开始实行高度的保护关税制度。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对进口的这种高额保护关税政策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改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在工业总产量上占世界第一位,但它仍然是进口关税率最高的工业强国。百年前得出的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12年,英国仍然实行进口关税接近于零的自由贸易政策,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 (RoepkeS. 279-297)

虽然实施了贸易保护政策,世界贸易在18701914年间稳步增长,该周期中增幅达到年均3.4%,比同期世界总产值年均2.1%的增幅还要快。而且保护程度最高的欧洲国家经历了最为快速的贸易扩张。整个欧洲在回归保护主义政策后的20年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上升了一倍还多,除意大利外,所有国家都呈现了经济增长显著加速的势头,特别是总体经济增速还明显超出贸易的增速(梅俊杰,第四章,172页)。

此轮中的输家正是英国。英国向欧洲大陆的贸易商品结构反而不断退化。海外的保护政策给英国的出口商造成了比他们在18601870年代一直享受过的要差得多的处境。很多情况下,出口贸易不得不转向不那么赢利、未来不那么能够拓展的产品,某些行业从出口成品变为出口半成品,此外,越来越多地向意大利这样在关税背后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出口煤炭。包括煤、纱线、铁板及转口的殖民地出产品的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在英国出口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18641873年间,将近三分之二的英国贸易是以制成品换取原料和食品,而到18741903年间,该比重已降低到不过三分之一。同时,英国的出口随同工业生产一起,大约从1870年开始便不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地扩大。而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进口却从18701875年间占进口总额的18.4%升高到18901895年间的24%(梅俊杰,第四章,173页)。

与进出口结构退化相关,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赤字持续走高。英国对欧洲的年均赤字额,18701874年间为2250万磅,18801884年翻番为5500万磅,18901894年再升至8150万磅,19001904年升至10260万磅。1880年代初,英国主要与法国发生严重的贸易逆差,此后20年又增加了德国和北欧国家。而在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在欧洲国家里,英国与之持续保持可观顺差的贸易伙伴只剩下一个意大利。在这些年里,英国发生了与德国和美国之类国家的贸易赤字,德美正在高关税的庇护下发展着自己的制造业。与此同时,只有在与帝国领地和南半球其它国家的贸易中,英国才出现更多的贸易顺差,因为这些地方的关税问题远没有那么棘手。印度弥补了英国全部赤字的五分之二还多(梅俊杰,第四章,173174页)。

19世纪下半期,恰恰是这种在英帝国领地及其它边缘地区的暂时有出口退路,加上自满、保守和方法过时,导致英国与竞争对手相比,未能进行足够的工业技术创新和深度的市场开拓。英国不断依靠向低收入市场出口只包含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的那些大宗产品,同时英国的出口就增长较慢。结果是,到19世纪末,英国已失去世界产业领先者的地位,占世界制成品生产的份额从1870年的31.8%陡然跌至18961900年的19.5%,而同期美国的份额从23.3%增至30.1%,德国的份额从13.2%增至16.6%。世界制成品贸易中英国的份额从1883年的37.1%降为1913年的25.4%,同时期德国的份额从17.2%升至23%,美国的则从3.4%升至11%(梅俊杰,第四章,174175页)。

 

 

19世纪末贸易保护主义在英国重新抬头

 

 

 

1870年代的萧条在英国打碎了经济进步势所必然的幻想。要求改革的呼声便成为此后40年里英国政治生活中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当英法商约未能续签时,“全国公平贸易联盟”即于1881年在英国宣告成立,该联盟发起了“公平贸易”运动,明确要求取消单方面自由贸易,或者至少应设置报复性关税(梅俊杰,第四章,176页)。主张“公平贸易”者并未获得强大的公众支持,到1890年代便呈败退之势。但1903年约瑟夫·张伯伦又发起了惹人注目的关税改革运动(梅俊杰,第四章,179页)。

英国“公平贸易”运动之后保护主义的进展是:从1890年代末起,英国开始接受后来则是积极推动帝国内部的特惠贸易措施。最早采取的优惠形式是,殖民地单方面降低对英国出口的关税,到一次大战时,迫于殖民地的压力,英国开始给予互惠安排。1915年通过的“马克科纳关税”和战后颁布的“产业保护关税”都歧视帝国外的贸易。1932年英国回归保护主义,采纳了一套完整的帝国特惠制度。英国此时除对大多数原材料进口不设限制外,对几乎所有其它进口均计征关税,最终结果是,约25%的进口免税进入(不过其中有些受到其它形式的限制),50%支付1020%的税率,全部进口中有8%支付超过20%的税率,剩下17%的进口则或者缴纳旧有的“马克科纳关税”,或者缴纳“产业保护关税”。当然,许多类商品的有效保护关税率比起名义保护关税率往往高出一倍左右。此后,整个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商业政策继续朝着保护主义方向转变,即不断提高帝国内部的统一性,并且保护那些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或者符合国家利益的产业(梅俊杰,第四章,179180页)。

英联邦1932年的“渥太华协定”正式确立了“帝国特惠制”。在解释英国受30年代大萧条打击较轻而带来的1930年代的繁荣时,它于1932年做出的回归保护主义的历史性决定是个重要的因素(梅俊杰,第四章,181页)。

不过,英国同时却仍然不准其殖民地实行保护本土产业的贸易政策。英国的殖民事务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联合王国的利益必须排在第一位,自治领的贸易利益排第二位,殖民地的贸易利益则排在最后”。根据这一自利原则,当所有其它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已放弃自由贸易原则之时,殖民事务部却在向殖民地倡导严格的自由贸易。他们向殖民地宣称:躲在关税保护之后建立的产业长远看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幼稚产业决不会成长起来,殖民地应当永远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者。当1937年英国殖民地的乌干达政府为发展一点纺织业而申请关税保护时,英国殖民事务部一位助理部长居然认为,东非人的食指和大拇指太大、太笨拙,无法操作棉纺织机器。在英国政府眼里,殖民地的任何工业化都是“不公平竞争”,从鞋类到啤酒的英国生产商也向政府写去愤怒的信函,要求获得针对殖民地“不公平”竞争的保护。因此,虽然英国工商业者在海外经营中惯于让政府提供道路基础设施、贸易限制措施、优惠融资便利,乃至政治军事干预等经济和超经济的扶持,但在一体化的帝国范围内,英国政府绝不允许殖民地援用任何关税保护措施,而且也不准备支持任何形式的产业促进,包括培训设施和工业用地的安排、信贷与银行体系的改善、选择性补贴等等。他们只接受没有政府干预下成长起来的新产业,禁止对于工业化的人为扶持,并且他们显然是按照宽泛的方式来解释“人为扶持”(梅俊杰,第四章,181182页)。

 

※                                         

 

 

20世纪30年代为止的一百多年中,英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就转了一个完整的轮回:从几个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转变到系统的自由贸易,最后又回归到新型的保护关税。在工商业落后于别国时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并由此首先完成产业革命;在这样争得制造业世界霸主地位后变为推行自由贸易以摧垮别国保护本国产业的贸易壁垒;再在工业开始落后于其它国家时又重新回归保护关税——这就是英国走过的历史道路。这似乎是曾经的世界工业霸主都会遵守的共同规律。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美国好像又在重走英国的这条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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