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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他的得力助手李克农

水新营 · 2021-01-12 · 来源: 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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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农作为中共和人民军队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曾经很长时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李克农的才能和品德,为周恩来所深知,一直备受周恩来器重。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央特科时,他就得到周恩来的赏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工作中,他长期担任周恩来的助手。两人在漫长的交往中也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秘密工作的好部下

  周恩来曾把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并称为我党情报工作的“前三杰”,又称“龙潭三杰”。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批准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后任电务股长。同年,国民党秘密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即调查科主任。遵照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指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敌特内部并组成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

  入职之初,李克农表现得既精明又干练,很快就获取了徐恩曾的信任。那时只要徐恩曾到上海公出或个人玩乐,大都由李克农安排,使得国民党的许多机密也落入李克农小组手中。李克农还同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设下计谋,最终使徐的密码本被钱壮飞掌握。

  李克农小组取得的情报,有效地配合了当时红军作战的需要。中央苏区红军之所以以寡敌众,以弱胜强,能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次“围剿”,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而李克农小组及时发出的有关国民党军队部署的情报也起了重要作用。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钱壮飞把顾顺章叛变的这个特急情报迅速通过李克农和陈赓转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立即把警报分送中央各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对外称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此时,党中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随后,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周恩来担任主任,李克农担任周恩来的助手。他协助周恩来举办训练班,着重做了被俘的张学良亲信之一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工作,使高觉悟提高很快,并表示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后来,在高福源等的劝诫之下,张学良同意和中共进行会谈。1936年2月,中央决定,李克农作为代表和张学良在洛川进行谈判。

  临行前,李克农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给了详细的指示。他说:“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和东北军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一定的困难和危险,你们要有精神准备。”周恩来强调,“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谈和。要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谈,同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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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周恩来与红一方面军部分领导人在建宁合影。(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和张学良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后,3月7日,李克农一行离开洛川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了谈判情况及张学良提出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的要求。3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同李克农前往延安与张学良再度谈判。

  谈判前,李克农进一步向周恩来汇报了上次洛川会谈中同张学良讨论“反蒋抗日”问题的详情,并估计张学良在这次谈判中还会提出此问题。会谈中,周恩来就此问题坦率地和张学良交换意见。周恩来、李克农返回瓦窑堡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谈判情况时,专门谈到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建议。中共中央十分关注,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决定从“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工作。当时西安市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群众思想混乱,国民党特务伺机活动,挑拨破坏。李克农积极收集国内外的情况反映,提供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参考,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表达了想访问陕北的意愿。中共中央联络局转达了斯诺的要求,并向毛泽东、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他的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很快批准邀请斯诺来访。李克农陪同周恩来在安塞县白家坪村口迎接斯诺的到来。周恩来对斯诺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接待工作由中央联络局具体负责,作为局长的李克农,对斯诺在根据地的活动安排得十分周到,受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

  统战工作的好助手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克农历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等职,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克农陪同周恩来、叶剑英等经常会见国民党上层人士和高级将领,有时还与外国友好人士进行接触,影响不断扩大。

  李克农时刻注意保护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全。一次,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邀请周恩来吃饭,还有几位黄埔军校师生作陪,李克农也陪同参加。席间,康泽等对周恩来一再敬酒,表示对老师的敬重,周恩来不好拒绝,便多喝了几杯,稍有醉态。李克农看到康泽仍在频频劝酒,可能不怀好意,便起来举杯说:“我替胡公喝!”接连几杯,面不改色,并说:“再来,再来!”康泽说:“好酒量,好酒量!”便不好继续对周恩来专门劝酒。饭后,康泽又提议请大家合影留念。

  回到办事处,李克农喝了一杯浓茶,脑子清醒了些,觉得这顿饭不大对劲儿,特务头子康泽还请周恩来与他们集体照相,会不会是个阴谋,必要时拿出合影照片做文章?他越想越不放心。第二天,便带人找到那家照相馆,对老板说要看昨天相片照得怎么样?老板立即高兴地把底版取出来。那时照相底版都是玻璃的,李克农故意把底版拿到门口有光的地方,双手举得高高的,看了好一阵,然后转身进门,忽然“失手”把玻璃底版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而后连连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可惜了,再重照吧。”事后,康泽知道了也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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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李克农(左一)与叶剑英、张云逸等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4月的一天,李克农正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办公,通信员突然跑进来说,周副主席要他赶快去。随即,李克农便收拾好文件,赶去周恩来办公室。不等李克农坐定,周恩来就交代任务说:“克农,张国焘私自跑到这里来了,你去火车站把他接来,可不能空手而归哟!” 当时,张国焘受中共中央指派,到黄帝陵祭陵后,即乘坐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轿车到西安,后又直奔战时首都武汉,寻机叛党。

  中共中央立即电令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要他们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头。4月8日晨,周恩来接到任务,立即派李克农带人到火车站寻找张国焘。11日,李克农等人想尽办法,终于在火车上找到了张国焘,抢在国民党前面,把张国焘“抢”了出来。由此开始,国共两党围绕张国焘展开了一番角力。17日上午,李克农陪同王明、周恩来、博古一起到太平洋饭店同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尽最大努力挽救他。最终,张国焘还是叛离了自己亲手参与创建的这个党。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桂林成为同华南、华东、西南乃至香港、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李克农奉周恩来指示去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在此期间,他积极开展对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工作,团结各方人士,使桂林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南方局十分关心李克农及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的安危,周恩来连发数电,向李克农通报了形势,指示他在紧急疏散民主文化人士后,迅速撤回重庆。

  不久,李克农一行安全抵达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的欢迎。李克农绘声绘色地向周恩来、董必武等讲述了他们路上的惊险场面,周恩来道:“三国时有个关公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传为美谈。今天有克公李克农,也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单骑’走重庆。真是奇迹。”

  因为在重庆地区国民党的特务很多,活动猖獗,所以周恩来非常担忧李克农的安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一行在重庆休息了约两个星期,便赶赴延安。

  情报工作的好干将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担任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对外主持交涉和新闻发布活动,对内则统管代表团各项工作。同时,作为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的副部长,他根据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形势,对华北、东北、华东等地的情报组织布置工作。

  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的精干班子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率领党中央与中央军委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中央后委,到晋西北地区统筹安排各项工作。李克农住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指挥各地情报系统,通过电台将重要情报及时报告给留在陕北的中央前委。周恩来后来深情地说:“在陕北战场上,天天有用得着的情报,使我们对敌情了解得很清楚。”

  当时,我军的军事情报往往是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的。比如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情报来源,既有来自被誉为中共情报战线“龙潭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提供的,又有来自西安情报处提供的。西安情报处直属李克农领导的中央情报部。从获取的情报数量和质量来看,西安情报处在解放战争中贡献最为突出,先后向党中央发送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多达2400多份,计30余万字。特别是在宜瓦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等战役中,西安情报处向中央及时提供了大量胡宗南部队的政治军事重要情报。

  1947年10月,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电台被敌人侦破,致西安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等人被捕,波及西安、兰州、沈阳、承德等一些地下党组织连遭破坏。好几位重要情报关系,如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处长谢士炎等均被蒋介石下令杀害。这是我党情报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损失。当时,李克农在河北平山县东黄泥村,非常痛心,十多天寝食不安,心脏病也犯了。他一面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对策;一面向党中央写出检讨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对李克农慰勉地说:“有这样的检查总结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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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李克农率中共中央社会部部分工作人员赴河北平山西柏坡,途经晋绥根据地临县时,与当地公安保卫干部合影。

  在解放战争的大决战中,情报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克农理解中央的意图,早就致电各个地区的情报部门注意收集有关的情报,并及时把情况报告毛泽东与周恩来。当时与王石坚情报系统并列的,还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这些情报系统收集到了大量国民党军的机密情报,对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9年春,国共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方面代表团团长是张治中,共产党方面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4月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我方只派北平军管会秘书长齐燕铭等到机场迎接。国民党方面代表团住在六国饭店,住下不一会儿,周恩来到饭店拜访,见面就质问张治中:“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去机场迎接。我请问你,既然是为和平解决两党问题,为什么你还要在事前亲自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问得张治中表情尴尬,从而对周恩来的冷淡态度恍然大悟。

  原来,3月中下旬,我方情报系统获悉,张治中去奉化溪口与蒋介石会晤,劝蒋和谈。张治中的这些活动,我方情报组织获悉后,李克农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中共中央决定对张警告一下,故意采取了冷淡态度。张自知理亏,急忙向周恩来诉说苦衷。4月上旬开始,双方代表团在北京饭店进行谈判。特别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与处理战犯两个问题上,谈得比较艰苦。谈判期间,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系统,及时掌握国民党代表团内情,使中共代表团一直处于主动。

  外交工作的好帮手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在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时,他在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直接领导下,全力完成了外交部的组建工作。

  1951年7月7日,李克农身负重任,抱病出征到达朝鲜开城,进行停战谈判。当时的很多谈判活动,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电报指导下进行。电报内容不仅谈到原则问题的准备,甚至谈判方式方法问题也给予具体指导,最终取得了停战谈判的胜利。

  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同意,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代表团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以外长身份率团参加会议。周恩来批示就组团人选与有关事项由李克农提出方案,工作人员也由李克农决定。

  周恩来提出的方案很快经中央批准后,李克农就不顾身体欠佳,全力以赴投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与多个部门联系,集合了多方面的精英人才,编写了1700多万字的资料,组成了160多人的队伍。李克农积极协助周恩来,为会议达成协议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在没有西方大国参与的情况下,29个亚非国家的政府首脑齐集一堂,讨论亚非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几个会议发起国来电,邀请新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接受邀请,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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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周恩来、邓颖超探望李克农及家人。

  西方大国的某些领导人,对这次会议心怀反感,对新中国参加会议更为敌视。他们一面散布说万隆会议将要失败,一面玩弄外交伎俩,施加影响,给会议制造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求李克农准确及时地掌握有关情报,使新中国代表团顺利出席会议并取得成功。

  3月,中国代表团正在紧张地进行会议准备工作。李克农获得情报,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对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十分恐慌,“蒋特已布置人对我代表团进行破坏”,核心是暗杀周恩来。这项活动,由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全权负责。为此,李克农密切关注敌方的动向。4月11日,载着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工作人员、记者及机组人员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在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爆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特务的暗杀目标周恩来总理因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临时秘密改变行程,而幸免于难。

  由于长期的隐蔽战线斗争和艰苦的战争环境,李克农身体状况一直不好。1957年10月,他不幸摔倒造成脑溢血而住院治疗。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对李克农的病情很关心。周恩来几次到医院研究治疗方案,他数次对医生们说:“治病就是打仗,有决心比没决心强。你们大胆治疗,出了事我负责。”手术后不久,李克农慢慢恢复了知觉,后逐渐康复。

  1958年初,李克农大病初愈,组织上安排他和夫人赵瑛去广东从化疗养。恰巧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在那儿休养,两对老战友不时见面。见面时,他们经常畅叙往事,充满乐趣,十分开心。1960年,李克农的妻子赵瑛不幸患癌症。周恩来、邓颖超专程到李克农位于北京米粮库胡同的家中看望慰问。

  1962年2月7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这时,坚持参加会议的李克农身体已经很糟糕,2月9日下午病情发展。周恩来获悉后,安排邓颖超赶到李克农家中,连劝说带强迫,硬将李克农送往协和医院。孰料几小时后,李克农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闻此噩耗,周恩来悲痛不已。他立即来到医院病房,向李克农遗体默哀告别,又和工作人员安排后事,研究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2月13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堂举行公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为主祭人向李克农遗像敬献花圈。接着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致悼词。悼词中有周恩来亲笔加写的一段话:“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李克农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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