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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新青年》的四大台柱,其中两个人既熟悉又陌生

张家康 · 2021-02-20 ·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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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创刊于上海的《新青年》,因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而来到北京,《新青年》也因之成为北大同人刊物。在同人轮值编辑中,如刘半农致钱玄同信中所说:“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这四大台柱,在文学革命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陈独秀: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

  陈独秀在创刊《新青年》时,通过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认识了在大洋彼岸的留学生胡适。1916年2月3日,胡适致信陈独秀:“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陈独秀回信胡适说:“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隔着浩淼的大洋,他们由此岸到彼岸的关于新文学的通信,实际上已为即将来临的文学革命做了先期的铺垫。

  北大校长蔡元培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第一件事,则是向蔡元培推荐胡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并说“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他们确是“神交颇契”,胡适在美国时,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陈独秀看了后极为赞同,“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同时盼望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这篇文章很合陈独秀意。后来胡适回忆:“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项条件还有点怀疑。……但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同我的主张。”

  岂但是赞同,简直是闻风而动,投袂而起,陈独秀立即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胡适说改良,他说革命,态度更果敢坚定。他以为文学革命和政治、宗教、伦理道德革命一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他在对中国文学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客观。”“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灿然可观者。”中国文化之所以后来“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是因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这妖魔就是“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他把他们称之为“十八妖魔”,“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

  文学革命的对象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他认为这三种文学的陈腐性,是与“阿谀、夸张、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文学革命必须“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一种文化的优势,不仅得益于政治、科学,“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他期待和呼唤中国的雨果、左拉、歌德、惠特曼、狄更斯、王尔德,“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陈独秀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倘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做此无聊之讨论也!”

  这样果断的近乎霸气的言论,至今仍被挑剔诟病。试问,如果当年任凭摇头晃脑子曰诗云,任凭不紧不慢之乎者也,我们怎能适时地跟上世界前行的步伐,更进一步,那么古奥陈腐的语言,怎能适应今天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文学革命所反映出的是社会进步的正能量,这个能量所推动的就不仅仅是文化的进步,而是整个中国融入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

  胡适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的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他甚至感叹道:“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陈独秀。”

  1918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努力下,《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编辑改为北大同人编辑。作为同人刊物的第一期,新文学的第一批婴儿即九首白话新诗,终于呱呱坠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接着,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以崭新的战斗的风姿面世。散文、文学批评和戏剧的新作品,也一一在《新青年》亮相。后《每周评论》和《新潮》作为新生力量加盟《新青年》,使文学革命军更加虎虎有生气。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席卷全国的民主潮和期刊热,把文学革命推至高潮。这一年,全国至少有四百种白话报刊面世,白话文已成时尚,更为普通民众接受和使用。1920年1月12日,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通令,从是年秋季始,全国小学一二年级教科书改用白话。不久,大中小学教材全都改用白话。算来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始,也就三年的时间,文学革命取得胜利,白话文成为主流话语和文字表述主流形式。

  胡适: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胡适还是在读私塾时,就已经依稀发现古文与日用语言的脱节和背离,这种感觉深植于心,不时地有种求新求变的冲动。1915年夏,他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宣读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提出很多大胆的言论,如“汉字乃半死之字”。“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文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死文字不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

  他的言论在中国留学生中可谓独白,遭到一致性的反对,其中尤以梅光迪为最。两人因此而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越争论越坚定了他的决心。胡适说:“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梅光迪致信胡适说:“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所谓“创造新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我们应有“自知之明”,再也“不作痴想”了。

  若之前二人几番往复只是浮于书信的口舌之争,一首任叔永《泛湖即事诗》因胡适的白话评解,则使两人的矛盾升级为一场“骂战”。这首诗记的是其数人乘船游览凯约嘉湖,船靠岸时因湖面起了波浪而翻侧了。诗为四言古体:“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制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作者自认为是首好诗,可胡适看了却泼了一瓢冷水,说:“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并且还批评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不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无一精彩。”同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之死句”。这一切偏偏为梅光迪知道了,他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了,便去了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胡适读了梅光迪的信,知道这次是通融不了,索性用白话写了一首诗,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就这样诞生了,全诗一百零六行,近千字,仅摘录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挡!

  ……”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

  老胡连连点头,“这话也还不差。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雨果),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首白话诗多半是青年朋友赌气争强的游戏,没曾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梅光迪读罢勃然变色,说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致函胡适,狠狠地嘲讽道:“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他甚至不顾多年的朋友情份,尖刻地讥讽胡适,“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他还颇为吓人地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这些“最后忠告”,在朋友圈中很有市场,胡适的白话诗,一时成为笑谈。

  正当胡适倍感孤立无援时,北京大学聘请他回国任教。他去意已定,北大或许是他实施文学革命的最佳的地方,那里有陈独秀,有蔡元培,有钱玄同,有许多致力于文学革命的同人。行前,他带有挑战性地写下《伊利亚特》的一句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北京大学可谓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胡适在这里将如鱼得水,得以施展开拳脚。1918年1月始,《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同人中除陈独秀外,还有钱玄同、刘半农等最早最坚决地响应着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

  继《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易卜生主义》《论短篇小说》和《谈新诗》等,主张破坏旧诗和旧戏,提倡“诗体的大解放”,大胆创造白话新文学,把在美国与朋友们讨论未了的新文学的话题,在北大在《新青年》和盘托出,尽情的畅谈。《新青年》三卷四号又发表他的白话词六首。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率先全部改用白话刊行。五四运动的爆发,加速和推进了文学革命的行程,白话文因思想解放运动而向全国城乡推进,白话文运动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胡适理直气壮地说:

  “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

  钱玄同: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知若何咒骂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兼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钱玄同在读了《文学改良刍议》后,于1917年2月1日致信陈独秀。这封信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时在《新青年》发表。他在信中说:“顷见六号(应为二卷五号,引者注)《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份也。”

  这里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与陈独秀的“十八妖孽”一样,都是他们的发明,所斥责的都是顽固守旧的古文学家。他在信中说:“至于文学革命,先生和适之先生虽也竭力提倡新文学,但是对于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似乎有和西洋文学看得平等的意思。……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文学,又渐渐成了过去的陈迹。”

  他比陈独秀还激进,连“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都要算成“过去的陈迹”。8月1日,他还要求《新青年》,“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

  在多是章太炎门生故旧的北大教授群中,能得章门高足的喝彩,着实出乎陈、胡的意料。陈独秀致信钱玄同:“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耶?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胡适后来也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浮一大白”“声势一振”,由此可见钱玄同的加盟,是多么让陈独秀、胡适喜出望外而又倍感兴奋。

  与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相对应的是,1917年5月15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三卷三号上发表致陈独秀信,最早提出应用文改革的倡议,他说:“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垂;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笔走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这种书写阅读方式不知要实用和便利多少,与右行竖迤的数千年习惯相比,它无疑也是一个革命。

  如同他在《新青年》上所说:“我本是一个研究古董的废物,受了二十多年的腐败教育,新的智识半点也没有”。这当然是自谦之说,但也确确切切地反映出他对旧文化的切肤之痛。他赞同陈独秀的“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之说,认为这“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

  由此他彻底否定中国旧文化,提出“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如此大胆放言,当即遭到不少人的责难和批评。

  作为《新青年》主将的陈独秀,自然是钱玄同的后盾,针对包括来自旧派人物的批评,虽是和钱玄同一唱一和,但也不得不承认“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同时又为之辩解说:自古以来的古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那些“汉学大家”们开口国粹,闭口古说,说穿了就是要开历史的倒车。

  在胡适表示白话文可用讨论的方式推行时,他致信胡适说:“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调论,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与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脚直,跌倒爬不起’者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

  在诋毁文学革命的人中,不仅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这恰是钱玄同最为痛心的。他说守旧的老人是“拿青年来‘倒悬’”,如此头足倒立,本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可悲哀在于,你去解救他,“他还用嘴咬我们的腿,用脚踢我们的手,大骂我们不该头向天,脚踏地,说非倒立不可呢”。他不免担忧起来,“这班暮气甚深,呻吟垂毙的青年,该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

  他知道这是因为青年的成长环境已被污染,当时有本杂志甚为流行,内容多是描写嫖赌、纳妾以及杀人不眨眼的侠客,而反对妇女剪发、生育限制和自由恋爱,专“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他撰文批评这本杂志,反对青年读这样的杂志。事后,他在解释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时说:“我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或者没有能力,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我们是一定能做的。”

  刘半农: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

  1917年5月,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在《新青年》发表。这篇文章作为《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补充,文字清新活泼,内容颇有见地。他的文学改良观是:划定文字与文学的区别,以诗歌、戏曲及小说、杂文为纯文学;主张采用外国的新名词,要“以漂亮雅洁为主”,不杂入累赘之新名词;散文“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既不可做古人的奴隶,也不可模仿同时代的他人,做今人的奴隶;主张韵文“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及“增多诗体”;主张文章分段落,采行标点符号;主张“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

  1917年7月,他在《新青年》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算是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响应。他认为“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极好”。说到小说的革新,他反对小说为“迎合社会心理”,或者仅为“孔方兄速来”而写作。换句话说,小说不能低俗,不能仅为稿酬而写作。这是因为“小说为社会教育之利器,有转移世界人心之能力”。

  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都十分欣赏刘半农,而这欣赏多半来自于他的文学革命理念。正是因为这一点,蔡、陈二人聘请刘半农来北大任教。1917年9月,刘半农来北大预科任教授时,正是《新青年》的低迷期。为走出低迷,《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编辑转入北大同人编辑,这之中他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如鲁迅后来所说:“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10月16日,他即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对文学改良寄望甚深,也多了一些推陈出新的好法子。

  他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

  于是,一场双簧戏出场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有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言论;刘半农则作为应战者,对“王敬轩”文章的观点逐一批驳。《复王敬轩书》公开点明“双簧戏”的策略手段:“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这一正一反的表演,颇似引蛇出洞,关于文学革命的辩论,一下子就激荡起来了。

  这种做法除胡适一人外,同人中大多持支持的态度。当然,今天再讨论此种偏颇的做法,也不是没有欠妥和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就文学革命的进程而言,就推行白话文的迫切性而言,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1951年5月27日,周作人发表文章说:

  “《新青年》四卷三号上有一封王敬轩的信,当时大大有名,……我见过玄同的原稿,说不定还贡献过些意见,因为这本是编辑部的计划(那一期是刘半农主编)要把反动的意见聚集起来,加以驳斥,结果找了一个王敬轩来做阿Q,将可能有的荒谬意见都堆在他身上,结结实实的被打了一顿。……打击敌人是目的,凡能达此目的的都可作手段,在平时有人不大赞成,但在战争或革命中我想是可以有的。”

  1918年6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刘半农接教育部通知,将赴欧洲留学。据钱玄同1919年1月24日日记:“午后三时半农来说,已与《新青年》脱离关系。”即便如此,他与《新青年》的联系仍然未了,就是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还给陈独秀寄来他创作的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啊!

  微风吹动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啊!

  西风还有些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出现了他创造的汉字“她”。不仅如此,这首白话情诗在体例和内容上均具有独创性,它的音节、韵脚自然流畅,并有着和谐的美的节奏。后来,赵元任谱上曲,立即传唱开了。令无数华侨和爱国者喜欢,本是一首情诗,竟又成为脍炙人口,流传不衰的思乡曲,诗中“她”又成为家乡和祖国。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被排挤出北大来到上海,在上海又如胡适所说,陈独秀又遇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他们又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雷厉风行的陈独秀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刊物。尽管陈独秀作出了姿态,一再邀请北大同人为《新青年》撰稿,可已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了。《新青年》四大台柱之刘半农早已淡出江湖,胡适和钱玄同不赞成《新青年》的政治色彩,钱玄同甚至说出“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所谓“流水落花春去也”,《新青年》四大台柱终于走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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