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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如何分析毛时代的工资与生活水平——“又穷又累”到底咋回事?

老田 · 2021-02-2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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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分析毛时代的工资与生活水平——“又穷又累”到底咋回事

  老田

  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抓手,反复强调前三十年的人民生活水平不高,这是出场频率最高的“学术”或者“意识形态”工作成果。应该说,毛时代农民或者工人(还包括大批小干部)的平均收入都不高,这是一个事实,而且在低工资水平下大伙儿的努力强度还很不低,这是另外一个事实;从这两个事实出发——穷和累——的解释和演绎,往往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或者新时期大腕们意识形态经营的战略支撑点。

  应该说,各路历史虚无主义的经营者,要么如同林立果“小舰队”那样要为可能的政变成功者生产合法性,要么如同主流经济学界某些大腕那样要完成制度合法性的颠覆与肯定,这些努力方向都需要与民众发自内心的接受与认可对接起来,由此,就需要对民众亲历的普遍体验和经验,进行扭曲解释和经营,才能够很好地完成与合法性相关的虚拟赋值目标。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最严肃”的历史虚无主义经营方略——结合普遍存在的事实,来进行扭曲解释,目的都是为了快速完成对政变或者制度的虚拟赋值目标。

  反过来,如果不想要被扭曲解释所裹挟,成为赞助其虚拟赋值目标的被动接受者,那就需要追本溯源地完成认识的突围——如何看待毛时代这两个主要的“共时性事实”的存在原因呢?这就需要深入历史现场,从中国过剩人口及其生产性影响——温饱缺口——出发,去宏观地观察和分析这两个现象,然后才能够得到相对靠谱的分析结论。

  一、温饱缺口的存在及其发展状况

  1780年代前后,中国总人口超过2.5亿,按照何炳棣的看法,这个数字作为中国这片土地的适度人口也偏高。此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开始大范围起作用,且劳均年产出水平也同样陷入递减趋势,也就是说,亩均产出和劳均产出都在同步下降。同时,人多地少还会带来相对价格的变动——土地比价持续走高同时劳动力价格持续走低,有相对价格决定的农业剩余分配,此后更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农业生产者,结果,农业内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日益贫困的农业生产者去耕作报酬日益递减的土地,其结果是农业总产出日益下降到总温饱需要数量之下。

  大约在晚明时期,局部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并由此带来持续性的温饱缺口问题——粮食产出不够本地人口温饱需要,等到1780年前后中国出现全局性人口过剩之时,温饱缺口就成为了全国性的现象了,清代中期著名学者洪亮吉对人多地少的种种现象生发出无穷的感慨。此后,人口进一步增加,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作用加剧,决定农业剩余分配的不利比价,也造就了更加贫困的农民群体,由此出现“温饱缺口”逐步增大的趋势,一直扩大到1949年接近于历史顶点。

  二、与温饱缺口相关的政策选择及其内在逻辑

  毛时代的集体农业与工业化进程,就是从这样一个巨大的温饱缺口出发,很多重大政策选择,都是在处置这个温饱缺口造成的种种问题和困境。1953年秋天实施的统购统销政策,就是发现在温饱缺口巨大的条件下,土改后稍稍富裕的农民增加了粮食消费,结果导致供应城市人口的收购计划无法完成,不得不采取政策强制手段去收购“余粮”。而在城市中间,居民就业扩大与平均收入提高更快于农村,低收入态势下的收入提高,会第一时间用于扩大食品消费,或者用凯恩斯的说法对食品的“有效需求”提高速度过快,远大于食品供应能力的提高。而总的农副产品收购数量以及供应水平提高,远远赶不上城市货币工资增长幅度,由此,不得不实施票证制度去加以限制。

  恩格尔定律指出:在收入水平较低时用于食品消费的比例更高。换言之,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在穷困阶段的最初收入提升,大部分都会“本能地”投入食品消费领域,这就带来一个困境:快速增长的收入大部分会变成对食品的“有效需求”,基于温饱缺口严重存在以及短期内农业增产潜能有其极限,相应地,食品市场上的有效需求就出现大于总供给的态势,如何不想放任粮食涨价去降低低收入者群体消费能力的话,那么,引入“购销”两方面的数量管制措施,就份属必然。

  1953年秋天开始执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所针对的现实就是“温饱缺口”存在的前提下,土改后农民收入提升及其粮食消费量的小幅度提高,就使得城市和工业供应受到威胁,不言而喻的是:统购统销政策执行的力度是与农民的口粮需要(或者温饱水平)有矛盾的。1954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两湖地区大面积绝收(因灾转移人口即高达1900万),从前的余粮输出地,改而成为完全依赖政府救济的粮食净输入地区,而绝收和完全依赖政府供应(或者救济)的人口近3000万人。1954年洪水消退之后,灾区民众的生活就完全依赖政府救济,当时主要搞“以工代赈”在政府组织下搞灾后重建,开始了有组织的集体劳动,两湖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快速推进,最初是与灾后重建直接相关的。

  因救济灾区的需要,全国的粮食统销人口短期内暴增30%左右,对非灾区的粮食统购压力则暴增40%以上,借助1953年秋后筹建的统购统销渠道,在非灾区的统购力度大幅度上升,江浙农民哇哇叫,这个状况在1955年春荒时节达到了顶点,出现了“户户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的高度。不管是平时,还是特殊的救灾时期,统购的压力大小,取决于统销方面的“刚需”,在温饱缺口最后被填平之前,政府统购方面的“刚需”数量,长期是大于农民的真正余粮数字的,也是与农民口粮需要存在着部分冲突。

  三、扭曲解释的学术需要与政治需要

  针对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以及1955年春天的强烈反响,各路历史虚无主义“大腕”随心所欲的扭曲解释这个现象。吴敬琏有时候为了宣传市场经济的好处,就把这个现象扭曲解释为政府强硬介入粮食市场的“恶果”,所以,这就是一个“违背市场规律的惩罚”;杜润生学派主要着眼于给分田找论据,所以他喜欢把这个解释为合作化带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下降,由此导致粮食生产下降,所以合作化坏得很。无需过多的学术修养,就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一类扭曲解释显属于“需要什么来什么”“怎么方便怎么来”,其共同特点是甩开与温饱缺口相关的重大历史背景和长期趋势,虚构各种扭曲的解释,去吻合先行的主题。

  在林立果“小舰队”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他们就设计过政变成功后的策略——应该如何开展有效的宣传去提升政变团伙合法性,其中刻意提到“青工工资长期不涨,等于变相受剥削;”“农民缺吃少穿”的宣传口径。看到没有,不需要读书多的教授,也不需要杜门那些省部级、厅局级研究员的高水平,一个认真敬业的政变策划小团伙,就能够从“普遍存在的非完美现象”中间,过滤出有颠覆力量的宣传口径出来。

  很显然,统购统销政策及其在城市配套的票证制度,只要粮食生产方面的温饱缺口一日不消失,这两项政策就一日无法取消,说白了,这两项政策都是对食品消费领域“有效需求”的强硬管制——目的当然是以人为的政策选择去逆转“恩格尔定律”自发起作用的条件。显然,走出温饱缺口的时间和速度,最终取决于农业产能提升及其最后填补温饱缺口的进度。所以,毛时代的工资和消费水平,因其在低收入阶段直接与食品消费优先增长的“恩格尔定律”之间,存在着相互锁定关系,故要解释统购统销与票证制度等方面的种种现象,就需要具体地分析填平温饱缺口的农业增产进程。

  四、填平温饱缺口的努力方向和速度问题

  毛时代的集体农业期间,早期的努力是透过集体耕作进行过密化,去逆转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主要的努力就是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等方面,也就是以越来越多的密集投入,去换取更高水平的单产,其中陈永贵的努力方向特别具有代表性。

  在集体农业前期,增产幅度不够大,主要依靠耕作程序过密,去提升光合作用效率和增产;到了中期之后,增产遭遇到的瓶颈是土壤营养赤字问题,而大多数地区,依靠农村自身的在地努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需要等待化肥投入逆转营养赤字之后,才会大幅度增产。【参阅老田旧文:《从人大刘院长的“亩产十万元”说起》】

  大约到了1980年前后,全国性的温饱缺口趋于填平。此后农业生产提升,才有机会用更多的耕地转产经济作物,实现农产品结构升级;同时,全国民众不缺口粮之后,才有余力去扩张各种基于粮食转化的养殖业生产,总体的食品数量和结构改进,才会呈现出支持生活水平提升和升级。换言之,在温饱缺口填平之前,不仅到处都有吃不饱,而且想要吃得好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基于毛时代食物获取权的平均分配机制,温饱缺口对于农业生产的数量和结构提升,会呈现出“绝对局限”的硬瓶颈影响。在那个情况下,想要如同解放前那样,率先实现少部分上等人的食物丰富多样,是不现实的,相关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不可能提前完成的。由此,与这个硬瓶颈相关的,总体工资水平和消费能力大幅度上升,也是不具备现实条件的。

  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工资的宏观要求是农业突破温饱缺口,然后才可以实现转化粮食的养殖业和加工业扩张;而食品生产领域的总供给水平上升,是工资水平向上浮动的基础。这个先后顺序,是不可能倒过来实现的。

  换言之,为了克服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农业增产现在需要以“过密化”——以越来越多的投入去争取一份产出——路径来实现;而且,从传统农业时代走出来的工农业扩张早期,机械能的帮助严重不足,对体力劳动的高度依赖是难于超越的,过密化的努力方向最终要落实到“活劳动密集投入”方面。因此,毛时代工农业的成长,比今天更加依赖于活劳动的密集投入——这是一个“前工业化时代的最大现实”。

  与各路历史虚无主义的扭曲解释相反,从农业时代走向工业化目标,在中国那个无法超越的“温饱缺口”的制约之下,低工资具有必然性,同时,在低工资条件下的活劳动密集投入,也是实现快速的工农业成长所难于超越的路径。换言之,毛时代的穷和累,恰好是机械能不足条件下,快速发展工业的唯一路径,也是抵消农地报酬递减的唯一路径,这两者恰好说明了低起点和高增长的辩证统一。把这两者突出出来的扭曲解释,不管是为了合法化政变团伙,还是为西化制度张目,他们所强调的事实,都恰好“内在地”彰显了毛时代民众万众一心地、以“活劳动密集投入”方式去支撑高速工农业成长的“制度激励”奥秘。

  五、温饱缺口对于总工资水平的限制

  在温饱缺口对于城市工资提级的影响方面,1950年代早期还相对隐晦,早期就业的工人往往有机会提级几次。彼时城市和工业中间,工资提级机会较多,往往与制度规定的考核标准相关。但是,到了1958年之后,工厂内工资提级机会近乎冻结了。此后,机关事业单位还出现了高薪“调减”和低薪不动的状况。

  这中间没有任何奥秘,1958年那一次过度扩张,新招收职工人数超过2000万,此后虽然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清退,城市就业总规模依然偏大。在农副产品收购数量难于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这个决定了总的供应水平,过大的城市就业规模意味着平均供应水平无法提高,换言之,与平均的城市供应水平相关的工资水平也就处于长期冻结状态。这样一来,在城市老工厂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工资级别上的两极分化:越早进厂的老工人工资越高,1958年之后进厂的新工人则处于“一拉平”的低水平。这中间没有任何奥秘,1958年的那一次大幅度就业扩张,触摸到了农业总供应水平的上限,此后城市职工工资水平就只能够在“天花板”之下跳舞,一直要等到温饱缺口彻底填平之后,才会有大的改观。

  因此,要温饱缺口与总体农业产能提升的关系,而总体农业产能提升与全国性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提升的关系,才是从“学术”出发去分析毛时代“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的关键因子。而各路历史虚无主义大腕们,甩开温饱缺口这个最关键的解释因子,想要得出务实的分析结果,那是不可能的。林立果“小舰队”想要从现象出发,方便地生产出其篡权合法性来,而各路虚无主义大腕们想要就“人们的具体体验和记忆”进行策略性的“学术投机”——目的无非是想要借此建立起虚假解释的话语权而已。

  正是因为与温饱缺口相关的农业总供给水平提升不足,而与收入增长的食品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又上升过快,相关差额不仅决定了食品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状况,还部分地决定了毛时代投资与扩张的决策权力的“部分集中要求”。三年困难时期刘邓陈云主持搞的“退够”(1961年开始清退了2600万城市人口),以及1971年周总理出面处理“三个突破”问题(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城市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都说明了过高的就业规模以及工资总额膨胀,会对整体性的城乡工农关系产生威胁,相关平衡再造的努力,需要国务院层次的管理权力去主动介入,并完成再调节。当然,这并不是说地方和企业就不能够保持一点点决策权,过度集权于中央肯定是不合适的,但这并不能反驳:温饱缺口存在的条件下,对农产品购销方面的紧张关系保持一份政策自觉是必要的,其调节层次多集中于国务院,这方面需要最高决策层的主动调节则是确凿无疑的。

  换言之,温饱缺口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具体政策(“统购统销”“票证制度”等),还会影响到较为抽象的决策权分层配置方面——需要保留最宏观层次上的平衡再造调节机制,与较为充分的对下放权要求有不兼容之处。

  六、小结:历史虚无主义的“最严肃表现”

  如果凭空捏造事实生产虚假解释,显然,由于事实的非真性,就很难与民众的具体生存体验切合起来,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宣传,其效果就很有限了。所以,认真的、严肃的历史虚无主义宣传,一定要切合民众的普遍体验,然后构造虚假解释,目的是以扭曲解释去强化民众心理上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这样,其意识形态经营目标或者制度合法性方面的肯定或否定推广,才比较容易达到目的。

  显然,各路历史虚无主义的扭曲解释,其目的要么是服务于“政变需要”——如林立果“小舰队”那样给政变团伙完成虚拟合法性赋值,要么是与制度颠覆性有关——如吴敬琏那样想要以扭曲解释给“市场经济”搞虚拟赋值,或者如同杜润生及其门下想要给分田到户搞虚拟赋值。总之,想要简便地给制度或者执政者完成虚拟赋值的“刚需”,是一切历史虚无主义经营者的初心。而各种虚拟赋值的目标,是要完成制度或者其他事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推销工作,因此,为了更好地契合民众的体验和感受,实现虚拟赋值目标的最大化,结合普遍历史事实的虚无主义经营方略,才能够更好地达成其努力目标。所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最严肃努力,也往往需要契合民众的普遍体验和感受去经营的,这个也是部分兼容“实践检验真理”的努力方向的,当然,基于虚拟赋值的努力方向,进行扭曲解释的必然性是他们绝对不可能超越的。

  作为历史虚无主义普遍笼罩下的受众,对此保留一份自觉很有必要,真要走出“小舰队”的宣传策略或者各路大腕的扭曲解释,就需要超越“凭感觉下判断”的头脑短路方案,因这很容易被各种扭曲解释所裹挟。如果要对“毛时代的穷和累”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分析,就需要在这样一个自觉认识的基础上来开展——毛时代以30年时间填平了温饱缺口,这个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那时的个体投入与收益如何进行合理核算?

  很显然,偏大的城市就业规模决定了平均低工资,但这也反过来决定了工业化速度,建立在年均数量更大的活劳动投入基础上,长期去看是加快了工业化进程。而农业内部的高征购数量,短期内是剥夺农民口粮需要降低了温饱水平,去支持了城市就业规模和供应所需,长期地看,这也缩短了农业获得化肥去逆转土壤营养赤字的时间,助推了填平温饱缺口的总进程。这个看问题的方式,只是“定性”的相关分析,还达不到定量分析水平,因此也就回答不了——实际上是否存在着更好的选择——例如是否存在着更合理的资源配置策略和更高的速度选项,这两方面目前都还没有看到有人做出过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初稿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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