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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比对中镜鉴小岗村

孟广竹 · 2021-06-23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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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比对中镜鉴小岗村

  40年前,安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为了不再挨饿、不再讨饭,18位庄稼汉将家人“托孤”,把分田到组“秘密”改为分田到户,搞“大包干”。18个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获得大丰收,一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以往5年的总和。“包产到户”很快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这种做法被巧妙地称为“大包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范本。“大包干”契约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文物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大包干”带头人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

  以上是对小岗村“大包干”情况的简要概括。

  历史需要一个沉淀过程。更需要实事求是地去认真看待。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小岗村也早已是“今非夕比”,几近成为现代化新型农村。那么这个过程和成效是“大包干”的功效吗?通过认真分析,我是持不同观点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思想逻辑上占不住脚。“大包干”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我们党的理想信念,与传统道德要求,与党的宗旨都不具有内在统一性,甚至是相反的,是背道而驰的。

  二是在实践上是消极的。

  三是在价值上是极为负面的。“大包干”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价值意义,是“封建小农”思想。其典型意义是被个别利益集团话语控制下的产物,不具有一般正面普遍积极意义,更多的只是某种“政治意义”,只能是属于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需要的产物。

  在小岗村和捺红手印的十八个社员身上看不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看不到大同思想,看不见愚公移山精神,看不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看不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具欢颜”,看不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看不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把他们树立为正面典型,把他们印有红手印的“大包干”的“秘密契约”放到共和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这让那些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让铁人王进喜、让钱学森、邓稼先等毅然回国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科学家、让无数的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以及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人民子弟兵们情何以堪?

  同样的政治社会环境,同样的年代。让我们看看“红旗渠精神”,看看什么样的人才配当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者。红旗渠精神的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形成的。红旗渠动工于1960年,勤劳勇敢的30万林州人民,苦战10个春秋,仅仅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了这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

  再让我们看看“大寨精神”。大寨精神,除了个别政治集团把大寨政治标签化并作为互相攻击的工具外,其齐心协力向恶劣的自然条件进攻,奋战十余年彻底改变落后面貌的精神是可贵的,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1953年,大寨村党支部组织村民向穷山恶水宣战,制定出十年造地规划。他们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地苦干,十年的功夫,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每年上缴国家20多万斤余粮。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如下的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反观小岗村和捺“红手印”的那十八个人,他们不是积极努力,团结奋斗,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是宁可要饭也不齐心合力把生产搞好,“宁愿饿死也不愿意与他人合作把地种好”,还说什么“思想混乱没法干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社队和社员,都是怀揣家国梦想,艰苦奋斗、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的努力从来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限制和约束。捺“红手印”的十八个人他们只是一群极端自私自利之徒,在他们心中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只有小家没有集体更没有国家。他们只有封建落后的腐朽思想意识。十八个农民(有的还是村干部),有胆量和决心“冒着巨大风险”一门心思搞“大包干”,变集体生产为各家各户单干,却无毅力和决心团结全村社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改变"吃不饱"的贫穷落后面貌,这有什么好肯定的呢?凡干一件事情总能找到"带头的",农村"大包干"改革的典型有幸落到了"小岗村",是社会主义之幸?还是中华民族之幸?实践早已证明"大包干"是个败笔,没有几年便暴露出"小农思想"支撑不起现代农业的大厦,农村要发展还要依靠集体的力量,还要搞"双层经营",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大量事实和典型案例都证明凡是坚持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农村早就建设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而那些只搞"大包干"把集体分光吃净彻底放弃集体经济的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经济落后、人心涣散、村庄凋蔽,只是在后来加强了党的领导、大力推进扶贫脱贫才有了新的起色,更有一大批坚强的农村党组织重新依靠发展现代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走上了乡村振兴之路,建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从"大包干"到现代化新农村,学术地讲走过的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简单讲就是走了一段弯路嘛。

  不要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而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就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绝大多数的党员领导干部、工人、农民、科技工作者、人民解放军等,也都是充满豪情壮志,奋勇争先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与那些精精和英雄模范人物相比,小岗村的“大包干”以及搞“大包干”的那些人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只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逃兵和背叛者,是向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投降者。这样的人能有什么精神可嘉?又能有什么正能量来作引导?在他们那里他们身上还有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可找寻。是时候把他们请下神坛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检验真理的实践不是短期的一次性的,需要有一个反复实践的长期过程。正象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早已证明“大包干”的实践没有多少正面价值可言。只能是为所谓的“改革突破”树立的“一面伪旗帜”。

  “大包干”的做法,抛开各种“主义”不说,单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讲,也是落后的,占不住脚的。从当时世界发展形势看,生产力已经是社会化大生产了,联合、合作社、公司等以机械化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载体和形式了,只是我国当时的水利等农业生产自然条件还比较差,以及机械化和农业科技水平还不高,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国家也早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了,全国人民也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四个现代化”建设高潮中来了,最典型是的河南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修建的“红旗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是向着现代化联合生产形式目标前进的,由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形式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形式,目的是要建立由人民集体所有并支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联合生产形式,而不是由资本家作主并支配的农业公司的现代化生产形式。当时的生产队已经是一种“联合生产方式”了,是改变中国几千年落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最有效方式。但这种改变肯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况且当时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农业生产内生条件先天不足,外有资本主义国家封锁,一切只有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大包干”这种原始的小农思想作用下的“小生产”方式,肯定是长不了的。“大包干”改革不长时间国家便进行了及时调整,推行“双层经营体制”。后来许多地方更是走向“公司+农户”等新型农业生产合作的方式,今天更是规划了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发展目标。

  无数革命先烈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献出生命,也要创建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小岗村的十几个人却甘愿冒着巨大风险捺下红手印把集体土地分到各家和各户搞“大包干”,为什么不把这种决心和勇气用在改善生产条件发展集体农业提高粮食产量上来呢?后来事实也证明他们的那种“个人私欲”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并没能坚持多久,更高的粮食产量也是小农经济不可能实现的,而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打井、办电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依靠改良品种、机械化、科学种田等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实现的。

  我也在生产队从事过农业生产劳动,应该说绝大多数农村劳动者是有生产积极性的,无论是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还是从事从种到收的全程农业生产,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是高涨的,只有极为个别的人偷奸耍滑,少极数人的不积极作为是形不成“集体惰性”的,没有那样的大环境。像小岗村捺红手印的十八个人描述的“那时生产队农民出勤不出力,干活猫着,遇上大旱,要想救活大家,只有分田到户搞单干。”且不说这种瞎话编得有多么荒唐荒谬(抗旱是集体力量大还是个人力量大?),这样的出勤不出力还猫着的村,也只有他小岗村的农民(当时应该叫社员)好意思干得出来吧?在全国近七十万农村中还能找出几个?这样的典型出自小岗村也就不足为怪了。那里各个生产小队也是比着争先创优发展生产的,只有赶上重大自然灾害年分,出现像小岗村“吃粮靠返销”的生产队也是极少数,而且也不是经常性和普遍性的。我印象中所在的生产大队共有十个生产小队,而我所在的生产小队是最落后的,但也只有那么一两年因霜冻来得早造成几乎绝收而“吃了”“返销粮”。另外从上世纪六七年代开始,很多社(人民公社)队(生产大队、小队)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发展起了工商企业,开始走上工农商业互促的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

  我不是很情愿的改革主张者,我更倾向于社会主义建设主张者。更不赞成所谓的“系统性改革”,因为系统性改革从逻辑上讲无疑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乃至中国共产党前五十多年艰苦革命奋斗历程的自我彻底否定。相对改革我更主张“调整、修正、提高”,既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建设和发展实践及时总结,找出差距和不足甚至错误,及时进行修正、调整,确保我们的思想路线始终沿着比较正确的轨道前进。

  新中国发展到今天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依靠改革取得的(当然资本利益集团的形成绝对是改革的成果),而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奋发努力创造出来的,主要的不是改革取得的成果而是开放的结果。开放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生产等迅速集中地进入到他们渴望已久的中国大市场中来,使中国的巨大资源资本化并得以与世界经济交流,进而有了我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个人与国家财富的高速巨额积累。相反很多改革不但没有成功成效,甚至还造成了几乎是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性的危害。

  我们现在也讲社会主义的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优势是什么?可以集中的力量又是什么?这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马克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等制度。可以集中的力量主要的是社会主义国有和集体经济实力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尚有家国情怀的民营经济管理者。

  我们的改革是一场伟大社会实践,更是在实践中的积极探索。虽然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不代表是每项具体的改革都是正确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不仅在四十多年改革时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都是这样,都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修正错误中不断前进的,如此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理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彻底否定推翻重新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说计划经济时期效率低可以设计更好的激励机制,说领导干部素质低可以加强教育培训加以提升。说农村领导班子弱,可以像现在这样选派机关干部到村任职。我们知道“大包干”后的小岗村,一直没有出现自己的核心村干部,而是由上级(省委组织部)选派得力党员领导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从2004年的沈浩开始一直由省财政厅选派副县级领导干部到小岗村任第一书记。财政厅是什么单位?想必上级领导在小岗村上的用心读者心里都清楚明白,

  我们的改革者在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睁的那只眼看到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生产力先进,物质财富如何发达,科技教育如何先进,各方面超过我们多少多少年等等。闭着的那只眼就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犯下的各种罪恶装着看不见。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世界各国进行的疯狂侵略掠夺只字不提,对世界殖民地国家的瓜分再瓜分视而不见。只看资本主义国家光鲜靓丽的一面,不看他们原始资本积累中“血和肮脏”的一面;只看他们各项经济数字多么耀眼,不看他们数字背后隐藏着的垄断、霸权、割世界人民韭菜的具体结构性污垢。

  社会主义有少数英雄人物努力奋斗,是为人类带出了积极向善利人的好头;资本主义有少数人积累巨额财产,是带出了极端利己向恶的坏头。

  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不是坏人,坏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根源,是私有制度把人的欲望“最大化”,进而永不满足,到处扩张、掠夺、侵略,建立殖民地,实行资本统治,通过瓜分再瓜分世界,通过资本、科技等垄断剥削世界人民,通过思想文化控制各国政治思想,通过金融霸权割世界人民的羊毛,通过建立军事基地和军事入侵控制他国政权,达到永远控制世界的目的。

  人各有志。小岗村举动“大包干”的十八人,放弃集体选择个人,逃离集体之公而选择为己拼命。选也选了,但把他们举上圣坛未免太过牵强,即使政治需要也要慎重考虑一下吧?讲政治也要讲得合情、合理、合法,讲得聪明睿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民心向度测试。毕竟江山是人民的江山,而不是少数话语控制者的江山。(2021年6月11日)

  作者:孟广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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